布依族

布依族是主要位于中国西南部的古老民族之一，古时称为“俚”“僚”“谢蛮”“仲家”“仲苗”“水户”等称谓，自称“布越”“布依”，1953年起，统称为“布依族”。中国境内布依族人口有3576752人（2021年）^[1]，主要分布于中国的黔、川、桂等省区，其中以贵州省的布依族人口最多，占全国布依族人口的97%。主要聚居在黔南和黔西南两个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以及安顺市、贵阳市、六盘水市，其余各市、州、地均有散居。布依族语言为布依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与壮语有密切的亲属关系，通用文字为汉文。^[2][3][4][5]

布依族是古代土著越人的后代，其文化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先秦时曾是百越中骆越的一支，在战国至西汉时期，布依族隶属于奴隶制政权夜郎国，汉代以后处于大一统王朝统治之下。^[6]唐代时，布依族地区由郡县制改为当地土著首领代理的羁縻州制，是为封建领主制的开端。元承唐制，在羁縻mí州制基础上发展了土司制度，并在明代得到长足发展。清初，在改土归流的推行下，封建地主经济代替了领主经济。^[3][7][8]清末，随着西方国家的侵入，布依族地区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中国成立后，布依族地区才迎来民族自治。辛亥革命后，布依族地区军阀割据、盗匪横行，社会秩序混乱，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国民党统治时期，在布依族地区实行“以夷治夷”的政策，同时，以“清剿”代替羁縻，以“同化”辅助“清剿”，造成布依族地区愈加贫穷落后。经过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1951年5月，布依族地区迎来全面解放。^[9][10]

长期生活在云贵高原的布依族是以传统农业为主业的民族，善种植、精于织锦、蜡染、雕刻，擅歌舞，有丰富的口头文学作品，也有着包括傩戏、八音坐唱、铜鼓十二调在内的艺术成就。^[2][11]布依族仍保留着传统宗族制度，同一宗族的人聚集生活在一起，宗族成员会是宗族里最高权力机关，决策及处理宗族内大小事务。除此之外，布依族并存着议榔、寨老会等社会组织机构。布依族传承着父系家长制的家庭结构，男性家庭成员在家庭中拥有绝对的主导权和支配地位。^[12]布依族信仰万物有灵论和灵魂不灭论，摩教是布依族民间发展较为成熟的宗教。^[4][13][14]布依族还有自己独特的历法系统，没有表示季节的词语，“月”包含了季节和月份的含义。布依族常见的节日有二月二、三月三、四月八、六月六、查白歌节等。^[2]

新中国成立后，布依族聚居区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在一系列促进布依族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下，经济、交通、教育、医疗等各项事业均取得进步和发展，也兴办起了工业及新兴产业。布依族是中国18个具有传统民族文字的民族之一，但布依族的文字多用于书写宗教经文，并没有得到全民普及。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发扬布依族文化，于1958年制订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布依文。^[15][16]教育的普及使得世代相传的口头文学变成了书面文学，得以世代保存。民族特色文化也得到更好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布依族“三月三”、查白歌节、刺绣、盘歌、铜鼓十二调、八音坐唱、傩戏、布依戏等民俗、艺术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3][10]

关于布依族的族源，学术界历来有土著说、越人说、濮pú人说^[注1]、西来说、南来说、古夜郎人说等几种观点。分布于两广、贵州一带的西瓯、骆越等族是古代越人的组成部分。从民族语言、古称、自称及地理分布考察，布依族与同为古越人后代的壮族具有同源的关系，现代壮语、布依语与史书记载的骆越语（或称萎语）相同或近似，这是壮族、布依族同骆越人渊源关系的有力证据。因此近年来，多数学者认为布依族源于古越人^[注2]，并在发展过程中融入濮、汉等多民族的成分。^[8][17]也有学者从布依族的分布地着手，认为布依族是先秦两汉居住在南盘江两岸的土著濮人发展来的。^[8][18]

布依族在秦汉以前称为“濮越”或“濮夷”，两汉六朝时称“僚”^[注3]。在魏晋南北朝至唐代以前，大姓统治时期的布依族称为“俚僚”“蛮僚”或“夷僚”等。唐宋时，出现“谢蛮”“都匀蛮”“白水蛮”等称谓。元、明、清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称为“八蕃”“仲家”“侬家”“布笼”“笼人”“土人”“夷族”等。布依族自称“濮越”“濮夷”或“布依”。在布依族语言里，“布”是“族”或“人”的意思，故旧方志中，将布依族记为“夷族”“夷家”“夷人”者。1953年，在布依族代表人士协商统一民族名称的代表会议上，根据本民族意愿并经国务院批准，统一以“布依族”作为本民族名称。^[8][4]

有史记载以来，布依族长期生活在云贵高原一带。^[4][19]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布依族先民以采集业主，并辅以狩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布依族先民学会了驯养动物及农业种植。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中，布依族先民均是以氏族为单位，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20]先秦时期，布依族先民曾是奴隶制国家牂牁国的主要居民之一，秦统一六国后，布依族又先后成为古且兰、夜郎及毋敛的主要居民。汉灭夜郎国，布依族地区被纳入中央王朝的郡县制中，奴隶制逐渐被封建农奴制所取代。秦、汉时代的布依族地区，已经产生世袭的王或侯，王侯居住的地方形成了“邑聚”，并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不少土著民族上层积极与迁入的汉族融合，逐步演变出“夷人”大姓，大姓们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并垄断了文化，广大劳动群众则沦为农奴，布依族逐步进入了阶级社会。^[21][6]蜀汉时，诸葛亮改四郡为七郡，将牂牁（今北盘江一带）、兴古二郡作为布依族聚居地区。^[8][21]晋灭蜀，设置南夷府，统管布依族及当地其他民族。唐宋时期实行以“蛮夷治蛮夷”的羁縻政策，由郡县制改为当地土著首领代理的羁縻州制。^{[8][21][22][20]}

受郡县制及汉人的影响，两汉时期的布依族聚居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较快，出现了“耕田邑聚”的景象。生产力的发展和城镇的兴起，造就了商业的繁荣，北通巴蜀、南通南越、交趾，经济贸易往来得以发展。唐代以后，布依族地区的社会生产已经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封建领主经济确定，农业、手工业、养殖业兴盛。再加上布依族占据了南北贸易的枢纽位置，政治、文化都受到极大的影响。^[8][6]

受中央封建王朝的管辖，租赋和徭役剥削加重，布依族人民多次发动反抗战争。唐元和七年（812年），布依族聚居的黔、滇等地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起义军打开官府武库，组建武装、与官兵进行了长期斗争。宋庆历四年（1044年）正月，荔波（今荔波县）布依族配合广西环州起义，攻破环州，建立了“大阴国“政权。^[23]

元承唐制，在沿袭羁縻政策时，又在布依族地区设置了宣尉司、安抚司和长官司及土府、土州、土县，史称土司制度。明朝时，土司制度更臻完备，各个土司拥有一定权限的自主权。土司制度下，领主经济发展更为典型，土司们世袭官职及领地上的一切，土官与土民之间形成了更加鲜明的阶段界限，矛盾日益尖锐。明末清初，清王朝废除土司制度，实行以流官代替土官统治的“改土归流”政策，土官的势力被削弱，领主经济逐步走向衰落。但土官改变经营方式，变成了地主，原先的农奴则变成了农民，封建领主经济逐渐被封建地主经济所代替。^{[8][21][7][20]}

明末清初，由于西南地区交通的开发，“夷”汉接触频繁，随着大量汉民进入布依族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促进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由于剩余农产口的增多，农村初级市场逐步扩大，市场交易日益繁荣，出现了贵阳、都匀、独山、南笼（今安龙）、安顺等重要商业中心。与此同时，布依族的人口中也开始快速增长，从嘉靖年间，到同治七年（1868年），布依族人口增长近几十倍。^[21][7][20]

随着领主经济的崩溃，土官对土民的剥削压榨加剧；改土归流后，流官与当地土官勾结，共同压迫布依族人民，布依族人民不得不同其他兄弟民族一起，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武装暴动。大德五年 （1301年）六月，八番顺元路（今贵州省中南部地区）各族人民发起反抗元军暴行的起义，战争持续两年，以失败告终。洪武十一年（1378年）七月，罗斛hú（今贵州罗甸）布依族领袖王乃组织农民起义，起义军坚持战斗6年，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景泰二年（1451年），布依族、苗族人民在布依族女首领乜富架的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起义一直持续到明弘治七年 （1494年）。嘉庆二年（1797年），南笼府（今贵州黔西南一带）的布依族农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抗官府和地主的武装起义。半年后，起义惨遭失败。之后，布依族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一起，还曾发动上司起义、扁担山起义、上江起义、贵定起义。^[23][7]

鸦片战争前夕，布依族地区土地集中程度加深，大量土地集中在地主手里，手工业仍以自给自足为主，生产规模狭小，生产技术落后。同时，鸦片种子被引入布依族地区，成为农业种植的一部分，也成为商业输出的重要产品。19世纪中叶，布依族地区爆发了历时23年之久的民族起义，起义的队伍达三十多支，包括布依、苗、侗、水、彝、回等多个少数民族，遍及贵州高原。其中，以布依族为主体的起义有独山杨元保起义、镇宁布依族起义、安顺马阿双起事、归化农民起义等。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后，英法两国相继控制了西南各省的政治和经济，布依族地区开始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殖民国家以传道为借口，进行着侵略活动，试图将布依族地区变成殖民地，使得当地官民反对法国天主教的斗争迭起不断。^[9]

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期，英、法、日等国通过战争和外交手段取得了在布依族地区倾销商品的特权，外国纺织品的倾销使当地手工业纷纷破产。外国资本家疯狂掠夺布依族地区的原材料，烟叶、桐油、艾粉等土特产。布依族地区虽出现过一些民族工业，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打击下，很快就夭折了。这一时期，清王朝媚外投降，国内封建统治阶级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凶残压榨，布依族地区的人民群众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布依族发起了多次反封建起义，如罗光明起义、潘新简起义、罗贵先领导的武装斗争，韦仁兴起义等。^[8][9]

辛亥革命后，布依族地区半殖民地半封建程度继续加深，军阀割据、盗匪横行，社会秩序混乱。当地地主阶级以民族歧视来制造民族纠纷，横征暴敛愈发加剧，布依族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生产力水平低下，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在军阀统治到国民党执政时期，布依族的现代工业生产基础薄弱，技术落后，设备简陋；手工业仍未脱离农业而独立存在，仍以满足自给自主为首要目的。这一时期的商业较之前有所发展，输出品仍以鸦片和当地土特产为主。^[9]国民党执政时期，为加强对布依族地区的控制，各县设立了国民党的“县党部”，抗战开始后，又增设三青团、联合办事处等组织，派军队驻守，采取“以夷治夷”的政策，极尽敲诈勒索。同时，国民党还实现民族歧视和民族同化政策，不允许布依族妇女穿民族服饰、不准留长辫、不准讲本民族语言等等，如有反抗，一律暴力镇压。1922年，陆瑞光以“打富济贫”为口号，率众起义，在起义的七年里，进行了若干次的斗争。^[9]

抗日战争时期，布依族人民也纷纷投入到抗日民族民主运动中，结成抗日民主联军，在黔桂地区进行了一场又一场的战斗。解放战争时期，布依族人民先后发动了六马武装起义、兴义游击团武装斗争、郎岱“三三”暴动、龙广暴动等，以反抗国民党的统治，争取民族解放。1951年5月，布依族地区迎来全面解放。^[8][9]

布依族的人口数量因为民族交融和战乱有过显著的变化。战国时，庄蹻西征，自封滇王，部分官兵及家眷留于此地繁衍生息；公元前 223 年，秦为开发和治理岭南地区，将五十万士兵留戍南越之地，后又不断从中原地区强迫大量华夏族民众迁徙岭南地区；公元前 218 年，秦王朝又从中原调遣一万五千多名未婚青年妇女，前往岭南越人之地作为士卒的妻子，使驻守的士兵能够定居下来。秦平定百越的过程中，遭到了百越人旷日持久的强烈反抗，战争中伴随着疫病，导致死丧者众多，造成了人口的大量锐减。汉王朝统一后，布依族先民所在的南夷之地地广人稀，生产凋敝，一些权势人物伺机招募农民或奴隶进入西南夷地区，屯垦耕地，造成了布依族人口的增加。五胡十六国时期，成汉政权先后两次从南中、牂牁等地“引僚入蜀”，以充实因战争而荒芜的城镇。据统计，两次入蜀的僚人约十余万户、五十八万多人。正是“引僚入蜀”的结果，才形成今天四川省境内布依族的聚集区。明朝时，布依族聚居地区的地主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布依族人口也随之增长。^[19]

同时，历代统治者的征伐和布依族地区多次农民起义与反抗斗争，造成布依族局部人口的大起大落。如元代时持续两年的八蕃起义、明朝时持续六年的王乃起义、持续将近40年的乜富架起义，及清朝的南笼起义、上司起义、扁担山起义、贵定起义等，布依族因失败而遭到灾难性的屠杀。^[2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布依族人口缺乏确切的数据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先后进行的六次全中国人口普查中，布依族人口数量基本呈上升趋势。截至2021年，布依族人口达3676752人。^[1][24]

中国的布依族主要分布在贵州、云南、四川省，其中以贵州的布依族人口最多，占全中国布依族总人口的97%。贵州的布依族主要聚居在乌蒙山南麓、苗岭山脉南部与西部的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安顺市的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及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其余散居在贵阳市、六盘水市及全省各地。布依族地区风光秀丽、景色宜人。这里有被誉为“高原明珠”的花溪、驰名中外的黄果树大瀑布、安顺“龙宫”、兴义“马岭峡谷”、关岭“花江大峡谷”、荔波“小七孔、樟江大峡谷”、镇宁的“犀牛洞”、平塘“藏字石”、贞丰“三岔河、双乳峰”、清镇的“红枫湖、百花湖”、普定的“夜郎湖”、长顺“杜鹃湖”、安龙的“招提”等等。除中国境内，越南莱州省封土县至高谅省保绿县的中越边境一带及其附近地区，也有少量的布依族聚居。^[25][17][26]

布依族多为聚族而居，几个甚至几十个布依族村寨连成一片，每个村寨一般由几十户甚至几百户组成，多是一个家族或互为亲戚的几个姓氏。布依族是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业民族，其村寨大都坐落在溪流旁、河谷边、山脚下、田坝间，聚居地区大部分位于东经104°10'—108°10'和北纬24°10'— 26°，位于温带，海拔低，亚热带气候，四季分明，雨水充沛，无霜期长，河流环伺，储藏丰富的矿产资源，有利于农、林、牧副业的生产。布依族地区的粮食作物主要有水稻、玉米、小麦，其次为旱稻、小米、高梁、红稗bài、荞麦、薯类、豆类等。经济作物有棉花、油菜、苎麻、烤烟、甘蔗、茶叶、土靛diàn、黄果（橙）、柚子、芭蕉、香蕉、木耳、板栗等等。南、北盘江及红水河流域有大面积森林，江边盛产大楠竹。林木有松、杉、青杠、白杨等等。都匀、兴义一带出产梦花树，是制造蜡纸和过滤纸的优质原料。深山密林中栖息着虎、豹、熊、麝、獐子、金鸡、水獭等多种珍禽异兽，并出产杜仲、天麻、五倍子、黄草、麝香等贵重药材。水产中鱼类很多，都匀、贵定、平塘、龙里、花溪出产的娃娃鱼（大鲵）是稀有的国家保护动物。布依族地区各县市均有丰富的煤矿储藏量，故有“西南煤海”之美称。金矿集中分布在黔西南州和安顺市的镇宁、关岭、紫云等县，藏量丰富。锑矿分布在黔南州的独山、三都、惠水及黔西南州的晴隆、册亨、兴仁等县。磷矿分布在黔南州的瓮安、福泉两县市，“瓮福磷矿区”的磷矿蕴藏量居全国第一。^[2][17][26]

布依族使用的语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布依语主要由语音、词汇、语法三部分构成。^[5][27][28]

语音：布依语是一种有声调的以单音节为主的语言，每个音节的语音可以分为声母、韵母、声调三个部分。^[5][27][28]

词汇：布依语词的结构可分单纯词和合成词，单纯词由一个词素构成，合成词由两个以上词素构成。布依族词汇中除固有语词外，还有汉语借词。早期的汉语借词，是布依族先民从古汉语中借入，保留古代汉语的语音特点，服从布依语固有的语音系统和构词规律，许多已成为布依语的基本词汇和构词词素。现代汉语借词，则是从现代汉语中借入，语音特点及构词规律服从当地现代汉语（西南官话）。现代汉语借词以新词术语和多音节词较多，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军事、交通运输，以及各行业的专门术语单音节词和实词。^[5][27][28]

语法：布依语以词序和虚词为表示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句子的基本语序是主语在谓语之前、宾语在谓语之后、定语一般在被修饰语之后；但数量词结构做定语时，修饰语通常在中心语之前；状语在被修饰语之前，少数在被修饰语之后；补语在它补充的词语之后，如果同时有宾语，一般在宾语之后。布依语中也借用了部分汉语语法手段，如“修饰成分＋中心词”的词序、汉语结构助词“的”的使用。^[5][27][28]

根据各地语音的差异和部分词汇的不同，布依土语可划分为黔南、黔中、黔西三个土语（或称第一、第二、第三土语）。^[5]

黔南土语：也称第一土语。主要分布在贵州省南部和西南部等县（市）的部分地区，以及云南省罗平县一带布依族地区。黔南土语没有送气音声母和塞擦音声母ts，六个主要元音在韵尾前有长短音对立。^[5]

黔中土语：也称第二土语。主要分布在贵州省中部县（市）和惠水、长顺、都匀等县（市）的大部分，以及平塘县的小部分布依族地区。黔中土语没有送气音声母，多数地区没有腭化音声母pj、mj，韵尾前的长元音e、o分别复音化成ia、ua。^[5]

黔西土语：也称第三土语。主要分布在贵州省西部县（特区）和镇宁、关岭两县的大部分，紫云、兴仁两县的小部分布依族地区，以及四川省宁南县布依族地区。黔西土语有送气音声母，多出现在第三调，部分地区有边擦音声母。元音韵母有单音化和复音化现象，辅音韵尾和声调有合并现象，清声母只出现在单数调（阴词），浊声母只出现在双数调（阳调）。^[5]

方块“布依字”是布依族民间利用汉字和仿照汉字造出来的汉体方块字，通称“布依字”或“土俗字”。布依字出现于明清时期，流行于布依族聚居地区，主要为掌握汉文的布摩（祭师）书写宗教经文所用，也有用于民间记事和记录民间文学的。 布依字可分借汉字和自造字两类。一种借汉字是借用与布依语同音或近音的汉字用于记录，另一种是借用与布依语同义的汉字记录，读布依语音。自造字是仿照汉字“六书“造字法新造的字，主要有形声和会意两种结构，但以形声为主。^[15][29][30]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专家、学者以龙里县羊场布依语为参考音点，创制了新的布依族文字。新创的布依族文字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属拼音文字类型。1957年，新创布依文开始试验推行，后经过两次修订，重新确定以布依语中的黔南土语（第一土语）为基础，以望谟县复兴镇话的语音为标准音，制定了新的《布依文方案》（修订案）。^[31][16]

新创的拉丁布依文共有26个字母、32个声母、87个韵母、8个声调（其中舒声调6个，促声调2个），另有4个专拼现代汉语借词的声调。^[31]

a、e、i、o、u为元音字母，作韵母用；其余21个为辅音字母，作声母用。m、n、h、d、g兼作韵尾用； l、z、c、 x、s、h、t兼作固有语词声调符号；y、f、j、q兼作现代汉语借词声调符号。^[31]

带星号的声母一般只拼写现代汉语借词，sl和hr只供部分地区拼写方音词用。^[31]

布依族先民信仰万物有灵，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由“布杰”创造或是其身体的一部分变成的，因而都具有灵性、有意识。在万物有灵的思想下，布依族流行自然崇拜，视自然万物为神灵，对奇山、怪石、大树、深潭等都加以崇拜。作为农耕民族，布依族对土地、水神有天然的崇拜之情，许多布依族村寨还设有土地庙，庙里放置两块石头，视作“地神”，每年也会举行祭河神、水神的活动。除对自然的崇拜外，布依族同样崇拜类似于器官的自然物，如类似于女阴的自然物，布依族称为“仙井”，认为喝了仙井的水，就能添子添丁。^[13][32][33]

布依族先民同样信奉灵魂不灭，认为人死后，灵魂离开躯体，成为鬼，鬼像人一样具有喜怒哀乐，可以保佑子孙、惩治恶人，逢年过节还要回到家中享受祭祀。在布依族的宗教思想中，天界与人间是分开的，天仙可以下凡，人死后却不能升天，只能进入下界；而下界是另一个“人间世界”，鬼在下界继续着在阳间的工作。^[13][32]

布依族的图腾崇拜体现在对龙、鱼和竹的崇拜上。布依族把龙视为本民族的图腾，认为布依族的先祖与龙女结婚，才生育出布依族的后代。在民间，铜铸的龙宝视为神物，用来祈求生育男孩，布依族的服饰上也常常有龙的图案。《招魂经》中记载的故事，使布依族人认为其祖先与鱼有血缘关系，因此他们忌食鱼，也以鱼图案的面点做为祭祀的供品。布依族崇拜竹，认为竹有旺盛的生命力，能保护家人健康、无灾无难。^[33]

布依族同样崇拜祖先，逢年过节或婚丧嫁娶的重要日子，都会祭祀祖先。他们认为只有在祖先的保佑下，才能人畜安康、五谷丰登。现在，布依族地区普通流行祭祀“报勒夺”等男性始祖的习俗。^[33]

摩教是布依族民间宗教信仰中比较成熟的宗教信仰形式，宗教职业者分别为“布摩”和“摩雅”。布摩在师父的带领下，学习一系列的经文和仪式的程序，既能够继承师父的衣钵。摩教的最高神祗zhī为“报勒夺”（一作报陆陀），报勒夺是摩教的创造神，也是一位智慧神和预言家，具有非凡的才能。在举行各种祭祖活动中，首要的仪式是恭请“报勒夺”莅临，以示整个祭祀活动的权威性。摩经的基本思想是人间万物是由始祖神“报勒夺”创造的，万物皆有灵，灵魂具有神秘力量，需要祭祀和崇拜，经过特定仪式和条件万物可以相互转变，达到禳ráng灾祈福的目的；人患疾病是由某种鬼魂作祟，通过举行某种仪式可以驱逐疾病；人死后，灵魂不灭，通过仪式的超度，使灵魂进入仙境。摩教宗教经典统称为摩经，包括丧葬仪式上吟诵的《殡凡经》、招魂仪式上吟诵的《招魂经》（又称《罕王经》）、请龙仪式上吟诵的《请龙经》，以及宗教节日和平时祈福攘灾仪式上使用的各种经典。摩教已形成比较固定和规范的宗教礼仪，并辅以对经典的诵吟，布摩认为，代代必须遵循沿袭的仪式程序、规范和禁忌，否则就达不到预期的目的。摩教信仰自然万物及化身为英雄的神，如铜桥、十二神母、雷神等。坡峨罕是摩教信仰的圣地，传说远古时候洪水淹没人间时，布依族祖先在坡峨罕避难才得以逃生，因此坡峨罕被视为人类再生繁衍的圣地    部分地区的布依族还把坡峨罕作为祖居之地。^[32][14]

受汉族宗教信仰的影响，道教及佛教很早就已传入了布依族地区。在布依族的宗教观念和礼仪中，道教的影响随处可见，如灵魂不灭、彭祖、太上老君、张天师、八仙等道教元素，甚至在部分布依族地区，本民族宗教和传统文化礼仪已经被道教的礼仪所代替。布依族人同样也接受佛教，并自动与布依族的民间宗教摩教、传统文化礼仪进行了融合，布依族宗教经典摩经中的“婆娑世界” “南赡部洲”等概念就是佛教的舶来品。19世纪50年代，外国传教士先后到达布依族地区传教，部分布依族群众接受并皈依了基督教。^[32][14]

宗族是由同一个男性祖先的人们结合起来的集团 ，在传统的布依族社会中，同一血缘关系的人们都有自己的宗族组织。宗族又根据血源的亲疏，分为成大宗、小宗。宗族的族长由全宗族成员选举产生。宗族成员会是宗族的最高权力机关，一年中至少召开一次会议。宗族成员大会下设若干宗族议事会，宗族议事会由小宗族的族长组成，他们负责仲裁族内家庭纠纷和族中子女的财产继承权等。宗族议事会成员中的男性长者被称为“报老”，女性长者被称为“雅老”，议事会成员人数从几人至十几人不等。按照布依族的传统习俗，宗族内如果发生纠纷，必须先提请宗族议事会仲裁。宗族议事会只负责宗族内部的事务，依照习惯法辨明是非曲直。^[32][22][34]

又称“议各习”。议榔是以地域为基础、数姓相邻的自然村组成的议事会。主持议榔的长者为男性，被称为“榔首”或“榔头”，榔头是由议榔成员选举产生，没有特殊的福利待遇，也没有专门的办事机构和办事地点，更没有世袭继承的权力和地位，他们只负责组织会议，制定“榔规”，并监督执行。榔规是管理本村或自然村组的规范的内容，以维护本地的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保护全寨的公共利益­为首。榔规的制定一般要有隆重的具有宗教含义的仪式，来增添榔规的神圣力、权威性与神秘感，以使村民在心理上有极强的畏惧心理。^[32][22][35]

布依族地区每个村寨都有寨老会，布依语称为“卜板”。寨老是布依族村寨的自然领袖，由群众推举产生。每个村寨的寨老人数从二三人至五六人不等。寨老的职责是行使乡规民约，调解民事纠纷。如两个村寨发生重大冲突时，可由两寨寨老共同协商解决。除此之外，寨老还要负责主持村寨内的红白喜事、祭寨神仪式和各种集会。^[32][22]

布依族学校教育起步晚，大约在14世纪末期，布依族地区才开始兴办汉文学校。因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布依族主要是依靠口耳相传、言传身教的传统教育方式来传承本民族文化。^[36]

布依族的传统教育主要分为家庭教育、社区生活教育和职业性的师徒传授教育。家庭教育以劳动教育和伦理教育为中心，父亲主要负责传授农业生产的相关知识，母亲则主要传授家务纺织、蜡染、刺绣、缝纫等方面的知识。社区生活教育由寨老、族长、自然领袖主导，教授内容包括“议榔”、乡规民约、祭祀、宴飨xiǎng、社区庆典、迎来送往等关系到布依族社会中的婚姻规则以及各种禁忌。职业性的师徒传授教育主要针对布依族内的专业技术领域，如歌师、工匠、药医等，此类教育一般为同性相传。^[36][37]

明洪武年间，为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教化，明政府饬令包括布依族在内的贵州各少数民族土司子弟到京城入太学，同时，在贵州布依族地区兴办各级各类儒学、书院约60余所。清承明制，鼓励布依族子弟入学，并增设各类儒学、书院达200余所。学习的内容以汉字、孔孟经书为主。^[36][37]

除儒学、书院外，自明朝起，布依族地区还开设了针对农家子弟、用于启蒙教育的社学。清康熙年间，清廷饬令各府州县卫广设义学，以此替代社学。^[36][37]

光绪年间，科举废除，新式学堂兴起，布依族地区的府、州、县也纷纷将原来的书院、义学改为官立或私立高、初两等小学堂。同时，布依族地区各州县还开设临时性的师范传习所（或称师范养成所），招收布依族和其他民族的知识青年入学，以解决新式教育的师资问题。与此同时，私塾兴起，形成学校与私塾并存的情况。清未民初，布依族的学校教育主要是小学教育，中学教育仅存在较为发达的城镇中，大学教育直到民国中后期仍是空白。^[36][37]

辛亥革命后，布依族教育事业发展缓慢。直到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布依族教育在当地群众的努力下，才稍有起色。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国民党集团取代旧军阀，在布依族地区开设了一些学校，以初级小学为主。民国三十年（1941年），国民党推行“新县制”，要求每乡设立中心国民学校一所。日本投降后，布依族地区的国民学校再次停办。抗日战争爆发后，布依族地区陆续设立了县立初中，各县基本上有一所中学。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布依族地区开设了第一所国立高等学校。^[37]

早在4000年前，布依族先民就已经掌握了种植水稻的技术。唐代以后，布依族地区普遍以水田农业为主，种植稻、粟等农作物，一年两熟。但是此时布依族的耕作方法比较粗放，耕而不耘，不施粪土，少有人工灌溉，经常易土而耕。明清时期，中原的农业生产技术开始在布依族地区得到普遍推广，多数地区已经实行牛耕，并采用多种灌溉方法。与此同时，玉米、小麦等农作物相继传入布依族地区。但受社会因素素的影响，布依族农业发展缓慢，生产过程中主要依靠经验及较落后的生产工具。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农产品逐渐商品化，布依族地区开始栽种油桐、甘蔗、烟叶、青麻、油菜等经济作物，大批土特产品远销国内外。近代，随着耕地面积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布依族地区的农业有所发展。^[38]

布依族的手工业突出表现为纺织业。远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布依族就掌握了纺织技术，西晋时期，布依族先民就能以麻线织成五色彩衣。宋朝时，布依族地区盛产白餬hú等优质布匹。明清以后，仲锦、铁笛布、定番布等布依族地区的优质纺织品声名远扬。但布依族的手工业为家庭作坊制，多为自纺自用，生产规模小，技术进步缓慢。近代个体纺织业仍以自种、自纺、自织、自染、自用为主，城镇纺织业则集中在中心地区，规模大小不一，“仲家布”、蜡染、织锦等优质纺织品曾大批销往沿海地区和国外。^[38]

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布依族先民就掌握了驯养动物的方法。汉代以后，布依族地区的畜牧业有所发展，但仍以野牧为主。宋代时，布依族地区的畜牧业得到长足的发展，是当时著名的贡马、战马产地。明代以后，家畜、家禽及昆虫饲养已遍及布依族地区。^[38]

受历史和地理等原因的影响，布依族地区的商业发展十分缓慢，最早的商业贸易出现于西汉，由当时的蜀地商人首次带来商品的流通。布依族地区与巴蜀的贸易由来已久，布依族人主要从巴蜀输入绢、铁、盐等物品，输出金、银、马匹等物品。东汉至唐代，布依族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经济往来主要是通过进贡和赏赐的方式。布依族首领向中原进贡朱砂、马匹、药材、茶等物品，朝廷则赏赐布帛、工艺品等物品。南宋时，布依族地区用战马换取铁、盐等物品。明代以后，驿道畅通，布依族地区的贸易得以迅速发展，交易的种类包括粮盐、木材及马匹。清代时，集市贸易开始深入到布依族的边远，并逐步形成一些重要的商业中心城市。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布依族聚居区的商业城镇日益增多，并出现了安顺、都匀、兴义、惠水等商业中心；外国商品大量进入，当地土特产品如桐油、烟叶、木材、茶叶等成为重要的出口商品。^[38]

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前，布依族地区出现了最初的近代工业，主要集中在贵阳、安顺等中心城市，但整体规模小、技术落后。抗日战争时期，为抗战需要，官僚资本家曾在布依族地区兴办了一批以印刷、造纸、纺织、采矿、电力、机修等门类的工业企业，客观上促进了当地工业经济的发展，但仍受地理位置及生产技术的限制，再加上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的双重压迫，布依族工业发展十分艰难。^[38]

原始社会时，布依族先民以生肉、生果为主，进入耕作时代后，粮食成为主食，鱼、肉成为菜肴。^[39]

现在的布依族以大米为主食，辅以玉米、荞麦、高粱、白薯、土豆等。布依族人尤其喜依糯米，并有多种制作方法，如制成糍粑、圆糖粑、耳块粑、枕头粽和三角粽等。逢年过节，必食糯米饭，并以糯米粑赠送亲友。节日里还喜食用花汁和树叶汁染制的各色“糯饭”。副食主要有各种蔬菜、豆类和肉类，还能进行各种加工，制作成“独山盐酸”、“酸辣椒”、腌腊肉、香肠等。布依族的菜肴以酸食为其主要特色，包括酸汤、酸菜、酸辣椒、酸萝卜等。布依族人喜欢吃狗肉，较著名的有“花江狗肉”、“都匀黄焖狗肉”、“册亨狗肉全席”等。布依族人喜爱饮酒，并善于酿酒，以各种原料进行酿造，如糯米、大米、玉米、野生果子等。布依族的刺藜lí酒酿造技术，已有数百年历史，如今已发展成大宗商品，畅销全国。^{[11][32][40][41]}

布依族的建筑聚落选址一般背山面阳或安置于河边，建筑往往顺应山势，沿等高线分布。布依族民居有楼房、半楼房和平房数种。半楼房一般采取后半部是平房，前半部是楼房，或左（右）半部是平房，右（左）半部是楼房的建筑格局。半楼房和楼房由古代的“干栏”建筑演变而成，多为木质结构或石质结构，绝大多数都是一字形单体建筑，并保持着布依族传统住屋上人下畜的干栏式特征。在房间布局中，堂屋后壁设神龛kān供奉祖先，左右两侧分隔成灶房、寝室、客房。室内设有火堂，供一家人取暖炊薪。^[42][32]

布依族建筑普遍为穿斗式结构，但在构架上又有不同程度的简化，五柱和七柱是最常见的样式，柱子不全落地，隔柱做瓜；枋子也并不完全贯通，短仅一步架，长则数跨，使民居的柱网灵活，开间与进深的尺度调整更为容易，也能富余出更大的空间利用面积。黔中一带，由于地产石头，从基础到墙体都用石头垒砌，屋顶也盖石板，称为石板房；加上石砌的寨墙和山顶的石砌古堡，形成典型的石头建筑群。^[42][40][43]

布依族女子的服装具有显著的民族特色。唐代布依族女子普遍穿筒裙，明代时变为了细褶青裙，清朝初期，布依族女子以穿百褶裙为主，清朝中后期，多数地区的布依族女子由裙子改为裤子。近现代，布依族女子的服饰以大领衣、百褶裙或长裤为主，头上以头帕包裹，衣服的颜色多以藏青色或蓝色为主。^{[32][11][40][44]}

贵州省西北地区的布依族妇女，上装多为青布的大领衣，盘肩、襟沿、领沿、袖口、衣摆都镶有花边，下身配以蓝布蜡染百褶裙，系长腰带；已婚妇女要戴一种叫作“更考”的头饰。 贵州省西南地区的布依族妇女则是大领衣搭配长裤脚，裤脚镶一截青布和花边。已婚妇女多以花格、白色或青色长帕包头，胸颈挂彩珠项圈，手戴玉石或骨制手镯。贵州省中部地区的布依族妇女大部分穿青蓝色衣裤，节日和喜庆场合戴银凤簪、银项圈、大银碗、长银簪等首饰。贵州省东部地区大部分在布依族妇女已改穿汉装。老年妇女的头发一般绾wǎn成拱桥髻。^[11][40][44]

节日等庄重场合，贞丰地区的布依族女性必须穿一种或深蓝或浅蓝或青色的正规服装，盘肩和袖口位置缝青布，并佩戴蓝格布头帕。镇宁地区的女性则穿大领镶边蜡花短袄，系织锦镶边围腰，下着蜡花百褶长裙，裙子由红蓝粉三色边绣成，裙边印各色刺绣小花，裙面以太阳花为主。丧葬活动中，中年妇女的孝服为青色衣，白头帕，吊孝统鞋。^[44]

布依族男子在服饰各地差异不大。唐代布依族男子左衽rèn、露发，明代束发、青色短衣，清朝初期以帕包头，清朝中叶后与汉族趋同，仅保留以青布包头的民族特点。民国时，布依族青年男子普遍留短发，穿学生服，中年男子穿大襟或对襟短衣，老年男子则穿大襟衣或长袍、包头帕、束腰带。现在，布依族男子服饰主要为长衫和对襟衣，多为蓝、黑、白3种颜色，宽襟右侧开扣，裤子均为大裤脚、大吊档。部分地区的布依族中老年男子仍保留包头帕的习俗。^[11][40][44]

布依族一岁以内的男婴头戴象征“长命富贵”的银佛式花帽，颈上戴“长命百岁”或“长命富贵”的银项圈；女婴同戴象征“吉祥如意”的绣花带须花帽。二至六岁的孩童身后挂蜡染图片，身前挂绣花肚包，侧面系蜡染鼻涕巾。七至十五岁的布依少女身穿滚边柿花短袄，梳发辫，腰间系绸带或布长带。男少年则包头帕。^[44]

布依族婚姻一般要经过择偶、提亲、定亲、结婚、坐家5个步骤。^[11][40]

朗绍朗冒是布依族青年男女择偶的主要方式。朗绍是指男青年找女朋友，朗冒指女青年找男朋友，一般在逢年过节或赶场时进行。男女青年在固定的地点交谈、对歌，选择自己的理想伴侣。朗绍朗冒要避开女方的父母和兄弟，互相尊重对方，不能有任何失礼的行为。交谈时，双方相距约1米，侧面或背面交谈。男女青年通过交谈和对歌，对对方有一定的了解后，相约下一次会面的地点和时间。如果两人相爱，男方就会请媒人前去提亲。^[32][11][40]

提亲时，由男方选定媒人去到女方家中，媒人初次上门，一般要带两块红糖作为礼物。提亲成功后，男方选定吉日，派家族父老、媒人、歌手等20余人，抬着红纸封好的大酒坛、公鸡、红糖、糍粑等到女方家吃定亲酒。女方家设“转转酒”招待客人，男方家设“发脚酒”答谢客人。定亲结束后，男方依照风俗，选择吉日，并由媒人陪同族中德高望重的老人，带着一只公鸡、一块猪肉、一篮红糯米饭，前往女方家“报期”，并商议迎亲细节。布依族­婚期一般为两天，第一天为女方家正客日，次日一早，新娘头戴四角系有古铜钱的红纱巾，打伞步行或骑马乘轿前往男方家，临近男方家时，布摩举行“退马车”仪式，以示辟邪。随后，新娘跨过“七星灯”，与新郎同拜祖宗，然后进入洞房。布依族的新婚夫妇不同宿，新娘由伴娘陪同食宿，3天后“回门”。^{[32][11][40][12]}

旧时布依族新娘有“不落夫家”的习俗，即婚后不长住夫家，只是在农忙季节或夫家有红白喜事时，才会到夫家与丈夫同宿。新娘进入育龄期或怀孕后，方能到夫家长住。^[11]旧时布依族的婚姻基本上是民族内婚和就近联姻，盛行“亲上加亲”，同时严守同宗不通婚、不同辈分不通婚等原则，但舅父的女儿有嫁姑妈儿子的优先权，舅父的儿子有娶姑妈女儿的优先权，舅家不嫁、不娶才能许配给别人。^{[11][40][12][45][46]}

布依族实行一夫一妻制，新中和国成立前有少数权贵纳妾的现象。旧时布依族的婚姻通常为自由选择和凭媒说合两种方式，近代则基本上是自主婚姻、半自主婚姻、包办婚姻。新中国成立后，布依族地区的自主婚姻逐渐增多，包办婚姻已少见。^{[11][40][12][47]}

布依族家庭组织包括一对夫妻及他们的子女，这些成员是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生活单元。布依族家庭实行父系家长制，男性地位高于女性，男性家长有支配家中经济和指挥成员的权力。布依族的家庭结构普遍为小家庭制，也有三四代同堂的大家庭。一般情况下，儿子成年后即会分家。分家时，家中的财产须先留足父母的“养老田”和未嫁姑娘的“姑娘田”，其余田地、房产按子女数量平分。若遇绝嗣人家，财产则由其亲属继承。分家后，父母大多同幼子一起生少居住。如父母没有“养老田”，则由儿子们共同承担赡养和送终的职责。^[32][12]

布依族将亲属关系划分为血亲、姻亲和挂角亲三类。血亲是以一个男性始祖为中心、繁衍下来的人。直系血亲是以自我起，上溯五代、下延五代的关系，除直系血亲外，为旁系血亲。姻亲是以婚姻关系建立起来的亲属关系，包括配偶、配偶的血亲、配偶血亲的配偶、血亲的配偶、血亲的配偶的血亲。挂角亲是关系较为疏远的亲属。^[12]

布依族素有勤劳俭朴、文明礼貌、热情好客、闭结互助的优良传统。布依族讲究言行举止文明，晚辈对长辈要用敬语称呼、自己则用谦称；让长者先行；不能贸然从客人或长者的面前经过，如不得不从他们面前经过，一要先道歉。布依族人民以客为重，无论本族外族，只要走到家门口，都会以礼相待。布依族同样讲究互帮互助，每个布依族村寨，凡有婚丧嫁娶、起房建屋，或是农忙季节抢收抢种，或是遭遇天灾人祸，都是团结互助、共渡难关。布依族人重信义，说谎话被认为是最讨厌的行为之一。^[11][48]

布依族的节日文化是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布依族特色的文化，主要节日有春节、二月二、三月三、四月八、六月六等，其中以春节、六月六最为隆重。^[49][40][50]

平塘、荔波一带至今仍在十一月三十日“过小年”，但大多数地区已将年节并入春节。秋收一过，布依族人就开始为年节做准备，阴历腊月底，家家户户开始准备丰盛的食物和新衣新手帕。腊月二十三日晚上，布依族人用糯米制成的麦芽糖等果品在家里“送灶神”，大年三十晚上，全家老小围火而坐，先用酒肉等物祭祀祖宗天地，然后全家人互相祝福，燃放爆竹，阖家守岁到鸡鸣。正月初一，有姑娘争挑第一担水回家（名曰“聪明水”）、男孩到土地庙旁用绳子套取小石头放入畜圈（意为“六畜兴旺”）的习俗。过了大年初一，人们开始串门拜年，青年们相邀外出“朗绍朗冒”。大年期间，有的地方还举行舞狮、赛马、掷石、铜鼓、唢呐、歌舞、篮球等娱乐活动，一般到正月十五元宵节后，才开始下地干活。^{[32][49][51][40][50]}

二月二是以祭“老人房”为中心的全民性的祭献活动，整个节日持续三天。解放前，布依族的每个村寨都建有专供祭祖的“老人房”，里面供有神牌、香位或挂有皮鼓、铜鼓，平时不许人进出，并有专人守候。每年二月二前，由村寨轮流承担祭献的承头户，挨家收集祭献物品，天黑前送至“老人房”内，然后由承头户负责祭献。祭毕，由祭献者在老人房共享祭品。在祭献或进食的过程中，不能发出任何声音，否则会招来野兽袭击村寨里的家禽、牲畜。祭老人房的后两天，不许干农活，但青年男女可邀约到寨外山野僻静处唱歌对调玩耍。^{[32][49][51][40]}

三月三主要是祭山神或扫寨赶鬼，预祝丰收。分布不同地区的布依族，在三月三的活动内容不尽相同。在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地区的布依族，将每年的农历三月三称为“地蚕会”节。三月初三，当地布依族会将炒好的包谷花带到坡上去祭地蚕。有的布依族将这一天作为祭社神、山神的日子。社神是一村或邻近几个村共建社们，临时集资买猪、牛宰杀供祭，供祭之日，禁止外人入村。关岭地区的布依族则是做清明粑。^{[32][49][51][40][50]}

望谟布依族的“三月三”是当地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节日前夕，布依族家家户户会准备红、黄、黑、紫、白五色花米饭，当地人民相信，吃了五色花米饭会人丁兴旺，身体强健。少女们还会准备绣球。绣球是由十二片花瓣连接成一个圆球形，每一片花瓣代表一年中的某个月份，上面绣有当月的花卉，象征着纯洁的爱情。节日当天，人们一大早就会带着酒肉、糯饭去到山中祭祀山神和祖宗，下午则宴请亲友。酒饭后，男女对歌，歌词皆即兴发挥，脱口而出，贴情贴景。如女方认可对方，则会趁旁人不注意时，悄悄将怀中的绣球赠与意中人，男方则报之以手帕、毛巾之类的物品。2011年，布依族的“三月三”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52]　

布依族传说里，这一天是牛王的生日，所以也称“牛王节”“牧童节”，黔西地区则称为“秧节”“开秧门”。每逢四月八，用黑糯米饭敬“牛王”；一些布依族则要吃四色糯米饭；一些地区的布依族不但要做糯米饭，还要杀鸡备酒祭祖，并用鲜草包糯米饭喂牛，用枫树叶泡水给牛洗澡，以表示人们对耕牛的爱护和酬谢。个别地区还会举行斗牛、赛马等娱乐活动。^{[32][49][40][51][50]}

六月六是布依族人十分重视的节日，有过“小年”之称。由于居住地区不同，布依族六月六过节的日期也不统一，有的地区将六月初六称为六月六，有的地区则将六月十六日或农历六月二十六日，称为称为六月六。节日来临，各村寨都要杀鸡宰猪，用白纸做成三角形的小旗，沾上鸡血或猪血，插在庄稼地里。节日的早晨，由本村寨几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率领青壮年举行传统的祭盘古、扫寨赶“鬼”的活动。除参加祭祀的人外，男女老少都要穿上民族服装，带着糯米饭、鸡鸭鱼肉和水酒，到寨外山坡上“躲山”。祭祀后，由主祭人带领大家到各家扫寨驱“鬼”，“躲山”群众则在寨外说古唱今，进行各种娱乐活动。傍晚时，“躲山”的群众席地而坐，互相邀请作客，祭完山神后，由四组壮年男子到祭山神处抬回四只牛腿，分派到众人家中。许多地方在这一天还会举行规模盛大的玩山活动。^{[32][49][51][40][50]}

又叫尝新节。因各地的谷米成熟有先有后，过节日期不尽相同。一般在稻谷将成熟时，由家中男子到田中摘来少量谷穗，放在甑zèng中与糯米一同蒸熟后敬祖。望谟、册亨等地，把新糯谷取来后，先煮熟晾干，舂chōng去谷壳，再用开水泡胀蒸成糯饭，布依语称为“根金毫模”。^[32][40]

查白歌节为每年农历六月二十一日在贵州顶效镇查白村举行，源于布依族口传的民间故事《查郎与白妹》。相传古时候，查白场（原名虎场坝）的查郎救了白妹的命，两人结成了情深意长的伴侣。白岩寨头人野山猫为抢夺白妹，害死了查郎。白妹放火烧死野山猫，自己也投入火海殉情，与查郎一同变成白仙鹤比翼双飞，成为了紫云歌仙。人们为了纪念这对忠贞的夫妇，就将六月二十一日定为“查白歌节”。查白歌节时，男女老少汇集于查白场，同吃狗肉汤锅、五色糯米饭，并到查白井取水净心，到查白庙敬香，这一天，查姓的村民还要参与祭祀活动，用布依古歌唱查白。布依青年男女则穿着节日盛装到查白的风物景点吹木叶、打花包、浪哨交友。夜晚，各农户家坐满亲友，通宵喝酒、唱歌。2006年，布依族查白歌节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53]

布依族地区“尚老”习俗特别突出，不仅表现在行动上，也表现在称呼上。长辈非常忌讳晚辈叫他们的名字，若有人直呼长辈名字，即被视为没有教养，就会遭致世人的训斥。称呼长者用尊称，称呼晚辈也不能直呼其名，结婚前多叫小名或乳名，婚后用尊称。布依族夫妻双方也不能相互称名道姓，而是以人称代词 “他 ”“她 ”“那个人 ”指代。坐次在布依族也有严格的规定：父母坐上排，儿女坐下排；客人光临时，上排为年长者、长辈或贵客。敬烟、酒、茶时，也要按照从老到少或来宾的轻重顺序逐一进行，忌不分顺序或顺序颠倒。同桌进餐时，要按照 “凡饮食，须要敛身离案，毋令太近。从容举箸，以次箸于盘中，毋致急剧，将肴拔乱。咀嚼毋使有声，亦不得恣所嗜好，贪求多食。安放碗箸，俱当加意照顾，毋使失误堕地 ”的规矩。旧时布依族地区大年初一不扫地，不泼水出门，不借东西，妇女不在家里做针线，不在房屋周围睬晒衣物。新年首次春雷，忌动土3天。民族节日“扫寨”、祭社神、祭山神期间，禁止外人进寨。老人去世后，孝子孝女忌吃荤，直至安葬为止。三年守孝期内，不贴红对联，不办红喜事。孕妇、产妇不能随便串门，不能接亲，不能去看新娘。如果妇女因难产而死，要先烧化尸体，再埋葬，以避邪驱鬼。婴儿未满月，产妇不能出门，不能从堂屋神龛前走过，不能在老人面前行走，不能打骂孩子，不能吃生冷食品，只能吃糯米、蛋、肉等营养丰富的食物等。男人不随便进入产房。公公不随便进入儿媳房间。外来夫妇不在主家同房住宿。平时忌坐门槛，忌踩火塘、三脚架，忌在神台点桐油灯和乱挂东西，忌在过道晾裤子。^{[11][47][54][55]}

明清时期，布依族盛行火葬及二次葬，即先浅葬，以伞盖墓，一年后，再火化尸体，用陶罐装骨灰，埋入土中。清代中叶以后，布依族地区开始实行土葬。布依族的丧葬方式在各个历史时期不尽相同，但丧葬程序大体相同，均为停丧、入殁、祭奠、出殡、安葬。^[32][11][40]

家中老人去世后，全家人穿上孝服哭丧，并为死者剃头洗身、穿寿衣，将尸体停放在堂屋中的“柳床”上，以白纱盖脸、白布盖身，等待亲友瞻仰，放炮仗，并在门前立起挂有白纸祭幡的长竹竿，门上贴着“当大事”的白纸，停丧时间一般为三天。布摩择定吉日后，家属先用熟石灰、草木灰及碎炭等垫铺在棺底，再铺上厚厚一层草纸、白纸和白布，然后将死者入殓，由族中长者揭开面纱，让亲友再次瞻仰。随即鸣锣放炮，钉上棺盖，将灵柩横放在堂屋中央，点上长明灯，设坛祭祀。祭奠时，家属在布摩的主持下，向死者三拜五叩；亲友祭奠时，由死者的女婿抬来猪、羊、果品和纸扎的金童玉女，其他亲友则送布赠米，表示哀悼。祭奠期一般为三天。三天后，由道士举行开路仪式，寨里青年将灵柩抬上山，孝子手执哭丧棒在前引路，其他亲友在后扶柩，将灵柩送到墓地。下葬前，先在墓穴里撒上米和酒，并用鸡血洒在墓穴四周， 棺材放进墓穴后，孝子先撮第一铲土，然后众人铲土垒坟，布摩诵《殡亡经》，意为为亡灵指引通往“仙境”“佛界”的道路。离开前，孝子再次跪拜，众人洗手后，跨过簧火，意喻与死者隔离除邪。丧事结束后，孝子仍需守孝三年。^{[32][11][40][56]}

布依族剪纸艺术已有数百年历史，黔南州惠水、罗甸一带的妇女还以出售剪纸花为业。剪纸题材多为花鸟虫鱼、飞禽走兽等富含吉祥寓意的图案，剪纸的底样可用做各种绣花，也用于红白喜事和欢度年节等场合。1987年8月，贵州民间剪纸艺术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展出，其中布依族姑娘的剪纸艺术备受赞誉。^[57]

布依族地区的刺绣具有悠久的历史，明朝弘治年间出版的《贵州图经新志》中就有布依族妇女刺绣的记载。布依族刺绣方法多种多样，有平绣、绉绣、缠绣、挑绣、编绣、骑绣、剪贴绣等，刺绣花纹有人物、飞禽走兽、花草虫鱼等。2021年，布依族刺绣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58][57]

布依族传统印染工艺传统印染工艺，古称“蜡缬xié”。传统的蜡染工艺一般分为蜡花、染、脱蜡三道工序。将蜂蜡加热成蜡汁，用铜片制成的蜡刀醮上蜡汁，在白布上绘制各种图案。点绘完成后，将布放置在染缸中反复浸染，取出染好的布放入沸水中煮沸并刮掉蜡质，即呈现出白色花纹图案。蜡染所用的染料一般为青靛或蓝靛，防染涂料一般为蜂蜡、石蜡或野漆树脂加牛油、草灰熬制而成的涂料。布依族常见的蜡染图案有蕨菜花、团花、铜鼓纹、漩涡纹、水波纹、连锁纹、银鸯、喜鹊、龙飞风舞、双喜双寿等，蜡染布可制作各种布质物件，如衣、裙、头帕、门帘、被面、床单、背包、背带等。^[57][59][60]

布依族传统印染工艺，取蓝靛草的枝叶浸泡出来的浆汁，配以适量的石灰，搅拌过滤后凝结而成。经过技术处理后，将蓝靛浆放在染缸中漂白，再把白色或花格土布放入染缸中浸泡，经过一定工序和时间，最后染成青、蓝、灰、月白等颜色深浅不同的染色布，经过洗浆烫平晒干后，即可用来缝制各种衣物。靛染的衣物色泽光亮、经洗耐用、久不褪色，深为群众所喜爱。^[57]

布依族枫香染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结合了蜡染和靛染工艺，又别具一格。枫香染的染料枫香油是取百年以上老枫香树脂，掺入牛油，用文火煎熬过滤过成。用毛笔蘸上枫香油，在白布上描绘出各种图案，再浸入以蓝色为主的靛缸中浸泡染靛，取出后水煮脱脂，即呈现白色花纹，清水漂洗、晾干后即可做出各种物件。^[57]

织锦，亦称“纳锦”，布依语称“读桂”。布依族妇女在织布机上，用染好的青线、蓝线做经，其余五颜六色的花线做纬，以竹片拨数纱线，穿梭精挑细插而成。织锦的图案丰富，以菱形、三角形、四方形等几何图形为基础，构成各种人物或动物。1984年，布依族的锦缎在国家旅游产品评选中获得了“精品”称号。^[32][57][59]

布依族善雕刻，有石雕、木雕两种。石、木雕刻技艺复杂、花式繁多。石雕品有牌坊、玉镶墓碑、石柱、石缸等，雕刻的花纹以动物、人物及植物为主，雕刻方法有浮雕，有空花。安顺市的安顺府文庙既是以石料为主要构件，配以精雕细刻的石门、石柱、石栏、石桥 、石室等，文庙大门两侧深雕龙柱和大成殿的透雕云龙柱是布依族石雕艺术最具代表性的展现。木雕除常见的门楣、窗棂líng、屋檐、家具等外，还主要用于傩戏、地戏的面具制作。^[57][59][61]

布依族民间口头文学内容丰富，数量浩繁，包括有古歌、传说、叙事诗、民间故事、歌谣、摩经等，这些民间口头文学大都以诗歌的形式来记。^{[62][32][63][64]}

布依族民歌内容丰富多彩，题材繁多，包括劳动歌、习俗歌、苦歌、反抗歌、情歌、儿歌、盘歌、红军歌、新民歌等。布依族民歌形式多种多样，有单独存在的“散花调”，也有两首合成的“双曲歌”、3首以上或不分段落的“长篇歌”，也有五言歌、七言歌或字数不等、长短句相间的“杂言歌”。布依族民歌讲究合辙押韵，但押韵格式不同，特别是布依语表演的民歌，有一套独特的押韵规则。布依族民歌里还多运用比兴、夸张、对偶、复沓等表现手法。民歌的代表作有《劳动歌》《习俗歌》《祝寿歌》等。盘歌是布依族最具特色的民歌形式之一，采取互问互答形式，亦称猜歌或谜歌，其内容涵盖劳作、时政、仪式、爱情、生活环境、历史传说等诸多方面，可在室内演唱，也可在野外演唱，演唱曲调分为情歌调、礼教调、婚庆调、丧葬调等。2008年，布依族盘歌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62][32][65][63][66][64]}

摩经是布依族宗教职业者布摩（祭司），在主持祭祀仪式或庆典活动时念诵的经文，是一种以五言句式为主的长篇诗歌形式，摩经文学始于唐末宋初，原为口耳相传，至明清时期才演变为手抄本，传承于世，形成一种介乎于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之间的特殊文学类型。摩经文学以丧葬经文较为盛行，反映布依族灵魂不灭及祖宗崇拜的宗教观念。^[62][32][63]

古歌也称为“史诗”，是在神话故事的基础上，产生的韵文体创作，篇幅较长，情节较完整，叙事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内容丰富，有反应开天辟地、日月形成的、人类起源、氏族斗争的；也有反映布依族先民创世立业、历史来游的。古歌中多古语古词，讲究合辙押韵，具有重叠、复沓等特色。古歌代表有《辟地撑天》《十二个太阳》《十二层天，十二层海》《造万物歌》《赛胡细妹造人烟》《兄妹成亲》《安王和祖王》。^{[62][32][63][64]}

叙事歌是布依族人民口头流传的以叙事为主的长篇韵文作品，往往与传说故事有密切联系。构思巧妙，结构完整，规模宏大，主要内容以反映了布依族人民与大自然和反动统治阶级做斗争的事迹、青年男女爱情、民族习俗米源等。叙事歌的代表作有《王仙姑》《月亮歌》《六月六》等。^{[62][32][63][64]}

传说除神话外，大部分传说扎根于社会现实，如关于农民起义的《王乃的传说》《王岗的传说》，关于风景名胜的《花溪的传说》《都匀龙潭的传说》，关于民间乐器的《姊妹箫的来历》《吹木叶的来历》，关于民族习俗的《六月六的传说》《丢花包的传说》，关于动植物的《狗为什么见不得猫》《牛为什么没有上牙》，关于谷种来源的《茫耶寻谷种》《王芒寻种》《狗为什么吃屎》等。^{[62][32][63][64]}

布依族民间故事以布依族日常生活为题材，既富有幻想色彩又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布依族民间故事情节完整、层次分明：《阿三挖井种庄稼》《太阳瓜》《甜橘和酸橘》等，反映布依族人民与自然灾害做斗争、获得丰收的过程；《甲金的故事》《曾候的故事》等，反映劳动人民用智慧战胜邪恶；《贪心的老大》《狗犁田》《两兄弟》《两个朋友》等，则是鞭恶扬善。^{[62][32][63][64]}

大歌、小歌是布依族多声部歌唱形式。大歌多在公共场合演唱，歌曲结构较长，四句或六句为一首，内容严肃，多用于酒歌、叙事歌或迎送宾客祝福喜庆等场合。小歌则是布依族青年男女的对唱歌谣，歌曲结构简单，一般只有四句，只有歌尾而没有歌头。大歌、小歌都是3度和2度音程连续重叠使用。^[67][59]

惠水山歌调也称“好花红调”，曲调为四声羽调式，活动音域为8度，迂回曲折，悠缓自如。歌词一般为七言八句。近年来，音乐家将惠水山歌调作为素材，改编或创作成为合唱、舞蹈音乐、杂技、影视等音乐，已成为布依族代表性的乐曲。1998年，贵州省布依学会确定《好花红》为会歌。^[67][59]

布依族的民间乐器品类丰富，勒尤、勒朗、笔管、双箫、月琴、唢呐、铜鼓、皮鼓、四弦胡、牛骨胡、葫芦琴、姊妹笛等。其中，又以铜鼓历史最为悠久，早在晋朝时，就有关于布依族先民使用铜鼓的记录，此后，历代文献均有布依族使用铜鼓的记载。布依族所使用的铜鼓属于“麻江型”（以贵州省麻江县出土的铜鼓为典型而得名），以青铜铸成，体态小巧，鼓身分胸、足两段，鼓腰有一道突棱，鼓面中心为12芒的太阳纹饰，芒外有各种纹饰晕图，侧面有4只板耳，呈编纹，底空。铜鼓音色响亮、浑厚，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铜鼓是布依族娱乐、祭祀、丧礼的乐器，布依族的祖先们曾按一年十二个月，分别创编了十二段铜鼓口诀，供整个布依族在每年春节进行娱乐使用。如今，在布依族众多的民间艺术中，铜鼓“十二调”是布依族独有、以节奏见长、具有较完整的十二段鼓乐，是布依族民间艺术中最具神秘性和传奇色彩的传统音乐文化之一，并于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32][67][68][69][59][70]}

八音坐唱是布依族最古老的一种曲艺形态，最开始是单纯的器乐组合，没有人声演唱的，演奏者全凭记忆来演奏音乐。乐队中乐器的编制约 18 种，最初以吹打为主，明代以后，逐步增加了弦乐编制，而乐器编制最多曾发展至 24 种，包括箫筒 ( 或竹笛) 、牛骨胡( 或二 胡) 、月琴、葫芦琴、刺鼓、镲、包包锣、小马锣等 8 种乐器组合。传统乐队的乐器编制为 8 人，随着时代发展的需要，“八音班”已演化发展为人数更多，但仍以吉利数字 8 为倍数的不同表演乐队。演奏时，八音乐师端坐在主家特地安排的 “上方 ”，以说唱结合的表演形式演出。演员没有装扮，坐在板凳上进行吹拉弹唱，乐队中一人扮一个角色，有时由一人担任多个角色。每个角色在演唱中，以“第一人称”进行转换，现场“说唱”运用“第三人称”的口吻展开。《胡喜与南祥》《贺喜堂》是八音坐唱经典传统曲目。2006年，“八音坐唱”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71][68]

作为能歌善舞的民族，布依族流行于民间的舞蹈很多，有展现布依族女子传统织布技能的织布舞，展现群体劳动场面的铜鼓刷把舞、撒麻舞，结合武术的红灯舞、砍刀舞、刺锤舞。^[72]

在布依族传统丧事的绕棺仪式中，表演的哑剧性质的仪式性傩戏“哑面舞”，是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颇具代表性的布依族民间舞蹈之一。布依族傩nuó戏的起源可追溯到原始社会的“傩祭”、“傩舞”，先民们戴着神和猛兽的面具舞蹈，旨在驱邪酬神、消灾祈神。布依族傩戏的面具一般使用木质轻且不易开裂，且具有辟邪之意的梧桐木、白杨木或柳木制成，角色有正神、凶神、世俗人物之分，正面人物的面具造型多慈眉大眼，面带微笑，色彩柔和协调。反面人物的面具造型或凶悍勇猛或细眉小眼、呲牙咧齿。绕棺过程中的傩戏“哑面”共有四个表演角色，分别为绕棺引导者、死者兄长、死者妹妹及神仙阿鲁。绕棺引导者搓钹bó在前引导，兄、妹、阿鲁依序绕棺而行。绕棺引导者不停地搓钹发出响声，心中默念给死者的经文，三人跟随其后，并在绕棺时表演。整个表演过程中，绕棺引导者的钹声一停，三人就要对着棺材磕头作揖，并做出伤心的样子。整个表演持续15分钟左右。傩戏“哑面舞”以其独特的民间地方风格和诙谐风趣，2011年，布依族傩戏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73][74][72][75][76]}

布依戏：在广西壮戏的影响下产生的，布依族人发展出了布依戏。布依戏有根据布依族民间故事改编、反映布依族人民的反抗斗争、风俗习惯和男女爱情的剧目，如《三月三》《六月六》《穷姑爷》《人财两空》《金竹情》《罗细杏》《红康金》《四接亲》《借亲记》等，其中《罗细杏》曾获1984年全中国少数民族戏剧会演优秀奖。表演时，演员身着布依族传统服饰，用布依语演唱。另一种是根据汉族故事或说唱改编的，主要剧目有《红灯记》《蟒蛇记》《百合记》《朱砂记》《鹦哥记》《摇钱记》《玉堂春》《秦香莲》《祝英台》等。此类戏曲在服装和道具上，与汉族戏剧基本相同，用汉语道白，布依语演唱。2006年，布依戏已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77][68][32][78]}

花灯戏：在汉族民间小调的基础上，吸收壮族的彩调艺术发展出了布依族的花灯戏。花灯戏流行于布依族部分地区，尤以黔南独山花灯最为著名。花灯戏一般在节日或喜庆场合演出，或汉语或布依语演唱的。和京戏类似，花灯戏也有生、旦、净、丑角的彩绘脸谱，饰文巾彩装，以锣、鼓，二胡、笛子伴奏。花灯戏的曲调丰富，题材多取自汉族民间传说故事，以反映忠君爱民、妻贤子孝、国泰民安、惩恶扬善为主旨，传统剧目有《七妹与蛇郎》《苏三姐》《三访亲》《借罗衣》《天仙配》《三换亲》《借亲配》《金铃记》《玉堂春》《八仙过海》《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也有根据布依族传说故事编写成的新花灯戏，如安顺花灯剧闭的大型布依族花灯剧《黄果树传说》曾获贵州省剧本创作二等奖。^[77]

花灯彩调戏：由花灯歌舞融合彩调发展而成，多以载歌载舞的形式，类似于歌舞剧。唱腔有“走路调”“哭板”"镑蟹歌”等20余谱，也吸收当地一些布依族民歌反映某些特定情节，多为一句反复和上下句反复式。^[77]

民间说唱：由民间艺人演唱，用月琴或四弦胡琴伴奏，说唱的题材有来自本民族的民间故事，也有经过民族化处理的汉族的故事。整个说唱有人物、有故事、有曲折的情节，演唱者常辅以生动的表情和手势，生动活泼，优美动人，深受群众欢迎-目前整理出来的剧目有《桄巴沙》《南荷班》《王玉莲》《螺蛔姑娘》《英台姑娘与山伯相公》等。^[77]

布依弹唱：清乾隆年间传入，最初为单人演唱，至嘉庆年间，演变成为男女相伴的多人演唱，伴奏乐器增加了箫、笛和二胡，演唱者不论男女均为偶数，演唱时有坐有站，结合演唱内容辅以相应的舞蹈动作，多用本民族语演唱、夹用少量汉语。民国时期弹唱剧本增较，多取材于布依族神话传说和民歌，如《开天辟地》《十二个太阳》《洪水潮天》《治风歌》《种棉歌》《生产劳动歌》等。^[77]

布依族的民间体育项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基本上都与本民族的生产劳动、社会斗争和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富有民族特色。如，斗牛、扭扁担、纺花赛、织布技巧、拍线球等项目，来源于农业生产中的耕织劳动；登山、爬山寻踪、骞马、射驽、射箭等项目，来源于狩猎活动；游泳、划龙舟、划竹排、划三板船、打水枪、水上飘石、游水追鸭等项目，来源于渔业劳动；打石仗、抱花腰(摔跤)、武术、铁链器械、投标杆等项目，来源于古代布依族先民为保卫自己的安全和劳动果实而进行的农民起义、抗暴斗争、防卫需要等活动；丢花包、扔绣球、踢花毽、打陀螺、荡秋千、耍龙灯、舞狮子、踩高跷、跳独脚等项目，来源于男女社交、婚丧礼仪、节日喜庆等民族风情娱乐活动。^[79]

布依族地区以射土墙、草人或食物为主，以准确度和射程远近判决胜负。射土墙是以箭头落点最集中者为胜，射草人是以箭头射在草人躯干以上最多者为胜，射食物是以箭头射中悬挂在树枝上的食物多者为胜）此外，也有平射，以箭头落点最远者为胜，这种方法主要检验武器的射程和射手射击的准确度\..凡获胜者，由寨老戴上大红花，以示祝贺。^[80]

主要流行于黔西南布依族地区，是布依族武术师根据鞭术的特点结合头帕的特点而创立的。武术师们根据鞭术而利用之，使头帕具有装饰和防身两种功能。武打时，如能把头帕浸湿更好，舞动起来，如同飞龙腾空，具有“飞蟒夺刀”“长蛇缠棍”等功能，使舞单刀双刀枪棍的人极为畏惧。头帕术在布依族武术中不断发展创新，并运用到歌剧中，作为一种武技，供人欣赏。^[80]

主要流行于黔西南布依族地区。飞石术起源较早，南、北盘江畔布依族地区多鹅卵石，古人常作为武斗武器，经过严格训练，可以百发百中，具有和飞刀、箭等相似的功能，能远距离击中对方，使单刀、双刀、枪、棍等短武器难以抵挡。^[80]

主要流行于贵州省贵阳市花溪一带。“铁连枷”是一种武术器械名称，由两根短木棍用绳索连接起来，并在木棍两头包上铁皮而成。它是由一种拍打谷物使之脱粒的农具“连枷”演变而来。表演时不受场地的限制，任何地方均可表演，人数不限，单人、双人多人均可。表演时时配以锣鼓，表演者随蓿xu鼓点变化，招式繁多，变化无穷，有“礼拜四方”“二郎担山”“枯牛抬头”“猛虎獗jué尾”“黄莺展翅”“黄龙缠腰”“鹊子翻身”等，击法则有抡、劈、摇、挑、扫等。^[80]

秦汉时期，布依族先民已经掌握了较先进的耕作技术，经过长期的实践发展，又积累了水利灌溉、精选良种、耕种收获、施肥等一整套农耕技术，并世代相传。布依族人根据江河、溪流的走向和地形的特点，修建水渠和水车引水灌溉。布依族人重视因地制宜耕种不同农作物，田坝上多种粘稻，坡田多种糯米，山坡陡峭之地则种玉米、燕麦等物。布依族人还能根据土壤的状况，施放不同性能的肥料，还掌握了火芽法、捂芽法和哑芽法三种浸种方法。^[81]布依族尤为善种水稻。随着西汉以前，犁耕锄褥的出现，布依族继承和发展了先民“火耕水褥” 的生产技术，即在备耕阶段，先翻犁好土，将草或杂物撒在翻犁的土上晒干并烧成灰烬，然后才挖窝下种，以达到提高土温、抑草、肥田土、防治病虫害之目的。在中耕阶段，耕田时先把水放干，用褥锄除草， 然后使被锄断的杂草漂浮水面，被锄伤的杂草淹于水底，沤成肥料。布依族还在生产实践中创新出聚田水养鱼除草之法，利用稻田里的杂草和各种害虫为鱼的饲料，既保了禾，又肥了鱼。^[82][83][84]

布依族先民很早就掌握了纺织技术。据《魏书·僚史》记载：僚人能为细布，色至鲜净。布依族加工棉花和纺织用的工具主要有轧花机、松花棍、皮棉弹花弓、木梩、搓花棍、纺花机、回线架、绕线架、引线架、滚线筒、套线锄 竹年釭gāng梭子、织布机以及各种细小的附件。布依族的纺织技术分为3道工序：制棉—纺纱—编织。在纺纱时，从锭上脱下的线圈要先用清水浸泡，再放入臼米浆中煮两个小时，才能够达到编织的要求。在编织时，不同的棉布需要不同的编织技术，平板布要用单梭、双帘、双踏板，其他各种花布要用4把梭子、8匹经线、8个踏板。在明清时代起，布依族地区的每一户家庭，基本能做到服被的自给自足。^[82][85]

布依族历法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图象历法的原始历法阶段，如古代岩画中的“物候历法”；第二阶段是以类似天干词语纪年、纪月、纪日、纪时，出现“以十一月为岁首”的历法；第三阶段则吸取了中国传统农历历法，发展为“一年12个月”，并由原来的农历十一月过“年节”逐步改为农历十二月“过大年”。^[86][87]

布依族语言中没有春、夏、秋、冬的专用名词， 而“月” 含有“季节”和“月份”之意。^[86][87]

布依族称呼日历时，只数其数，如“初一、初二 、十一、十二” 。若遇小月的末日，就称为“熄小” ；若遇大月的末日， 称为“满黑或熄满”。^[87]

布依族记时主要为“方位记时”和“物候记时”。方位记时即是用天干记时，如辰时、午时；物候记时主要以鸡叫为标志， 鸡叫一轮为一昼夜。^[87]

布依族的民间医疗，融汇在信仰民俗中，主要通过摩经来表现，故又称为民俗医疗。布依族的民间医疗中，至今仍然遗存着古时曾经盛行的巫术医疗。巫术医疗主要运用信仰疗法，将基础的医学观念植入患者心中，以起到预防并治疗疾病的效果。布依族民间医师主要依据患者的自觉症状和疾病的外在表现来诊断病情，具体的诊断方法即望、问、触。布依族治疗中，除了常用的内服、外包、涂抹的药物外，还有按摩、拔罐、药浴、针挑、刮划、捏筋、药火烧及药烟熏等疗法。此外，布依族医学还有一些独特的治疗方法，如放血法佩香法、竹管疗法等，简便易行，疗效显著，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及乡土气息。^[88][89]布依族医药体系中，最著名的当属接骨和治疗外伤。民间医师在治疗骨伤时，首先把骨折部位复合好，然后用调配好的草药进行包扎，并用泡桐树皮当夹板捆好固定，定期更换。1个月后，骨伤就会痊愈，肌肉复生，可参加各种劳动。对树尖或竹尖扎进并断在肌肉内、弹片或弹头打进肌肉内等外伤，布依族民间医师不用开刀，只需用草药包扎，就可以退出异物。^[88][37][90]

布依族民间药源广泛，以野生植物居多，包括乔木、灌木、藤木等。植物中可入药的部分有根茎、叶、花、果、籽等，贵重的药材有天麻、杜仲、黄草、艾粉、五倍子等。^[88][37]

但布依族医学知识全靠言传身教，世代相传，而且有“传男不传女”的规定，阻碍了医学的交流和推广，同时也阻碍了疗效突出的医药的推广，造成了部分药物的失传。^[91][37]

清代布依族农民起义首领，贵州南笼（今安龙）人。韦朝元出身贫寒，自幼习术，因仁心义胆，被当地人尊称为“韦大先生”。清初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以来，流官与当地土官勾结，横征暴敛，大量田地荒芜，饿殍piǎo遍野，民众苦不勘言。嘉庆元年 (1796年)，湘、黔交界的苗民大起义，清廷派兵围剿，南笼府奉命征派布依族青年入伍，遭到布依族人民的强烈反抗，20多人被捕入狱。在韦朝云、王囊仙的领导下，南笼府的布依族人民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其他各地布依族、苗族纷纷响应。短时间内，起义军先后攻下四川、云南、广西的大片地区，并建立起农民政权，王囊仙为皇仙娘娘，韦朝元为天王玉帝仙官，下设有丞相、大王公、大元帅、仙达、仙姑、大将军、总管事等文武官职，以仙大、元顺为年号，以当丈寨为仙城，洞洒寨为京城。清廷急派云贵、两广总督率四省兵力围攻镇压。由于缺乏斗争经验，加上寡不敌众，嘉庆二年 (1797年)八月，起义军驻地被攻破，韦朝元王囊仙等人不幸被俘，后英勇就义，起义惨遭失败。  ^[23] 

清代布依族农民起义军领袖。清咸半年间，马阿双的父亲因缴不起租，惨被土司杀害，此举激起了当地各族人民的愤慨，旋即，马阿双提出“抗粮、抗捐、抗贡”的口号，在镇宁扁担山组织布依族农民武装队伍。起义军以攻击土司衙门为首要目标，深得当地群众拥护，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数百人，并多次击退清兵的围剿。咸丰四年（1854年），马阿双联合养马寨的卢阿代，分别在扁担山、猛董山建立据点，攻打地方官府，但均失败。咸丰五年（1855年），贵州巡抚联合云南盐法道、贵西道，集结4000余兵力进攻扁担山、黄果树、弄马寨、蜜蜂寨等地的起义军，均被击溃。清军不得不又派出2000余兵力进行支援，焚毁弄马寨、蜜蜂寨、盔林甲等村寨，起义军寡不敌众，最终失败。马阿双被俘，同年七月，在安顺英勇就义。^[23]

清代布依族农民起义军首领。罗发先自小受祖父参加农民起义的影响，也曾目睹法国天主教徒及传教士欺压人民、侮辱妇女的罪行，身受清王朝的残酷压迫，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九月，罗发先与罗光远等提出“覆清灭洋的口号，领导当地布依族农民举行武装起义。起义军先后攻下平伐、龙山，捣毁教堂，围歼地主武装。贵定知县胡瀛涛表面与起义军谈判，背后却派兵包围起义军营地，导致起义军援军无法及时赶到。罗发先带领起义军孤军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而在突围时被炮火击毙，起义同样惨遭失败。^[23][92]

清代布依族教育家，汉学家。字犹人、杰夫、寿民。贵州独山人。嘉庆四年（1799年）进士，后任四川盐源知县。父亲去世后，莫与俦辞官回到家中奉养母亲，并开设书院教授乡邻子弟，后在独山紫泉书院任主讲长达12年之久，开创黔南文教之先河。道光二年（1822年），莫与俦复职，担任遵义府学教授计19年。从教中，莫与俦主张教育不分贫富，广收贫苦子弟入学；主张品德教育，因材施教；反对追求名利、华而不实的学术之风；提倡广授知识，学以致用。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莫与俦去世后，众弟子私谥为其为“贞定先生”, 《中国少数民族人物志》将其誉为“清代后期西南地区的文化大师”。其著作有《二南近说》《示诸生教》《仁事本韵》等，诗文集《贞定先生遗集》。其子莫友芝、莫庭芝也是晚清布依族的著名学者。^[92]

新中国成立后，在布依族聚居地区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先后建立起两个联合自治州、七个自治县，还与其他兄弟民族共同建立了51个联合乡，整个布依族地区的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10]

尽管布依族仍然保持着以生产水稻为主的传统农业，但在生产方式、技术水平及生产条件上得以提升。其他农副产品也开始脱离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逐步转变为外向型、规模化的专业加工生产，初步形成了一批龙头企业，特色优质农产品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明显提高。^[10]

西部大开发以来，布依族地区形成和发展了一批新兴工业。在工业的促进下，布依族的交通建设发展迅速，黔桂、湘黔、贵昆、南昆等铁路纵贯全境，贵黄、贵新、盘北等高等级公路穿过布依族聚居的城镇，成千上万的布依族村寨通过乡间大道串连起来。通讯方面，布依族自治地方的所有县市全部开通程控电话和移动电话，广播、有线电视覆盖了大部分地区。^[10]

21世纪初，布依族地区已形成了幼儿教育、基础教育、民族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相配套的教育体系，民族教育网络覆盖从城镇到农村，义务教育基本实现“普九”目标，越来越多的布依族子弟进入高等院校深造。^[10]

布依族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书面文学并不多，新中国成立后，布依族有了一批自己的文学家，整理、创作、编撰了一批形式多样、题材各异的文学作品，如长篇小说、诗集、布依族研究专著等等。^[10]

经过50多年的努力，布依族地区形成了州、县、乡（镇）、村医疗卫生网络，先后消灭了天花、鼠疫、回归热和丝虫病，基本消灭了疟疾。麻疹、白喉、百日咳、脊灰、结核、破伤风等传染病。贵州省三所医学院校及黔南民族医学专科学校，每年源源不断地为布依族地区输送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才，并在一些学术项目上获得了省部级科研优秀成果奖。^[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