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

中华帝国（1915年12月12日—1916年3月22日），又称洪宪帝制，是袁世凯在多重因素影响下变更中华民国的共和国体，计划建立的君主立宪制度的政权名称，年号“洪宪”，仅持续102天。^[1][2]

1915年12月11日，袁世凯授意所谓的国民大会代表投票，由参政院以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的名义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大皇帝”。12日，袁世凯承认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此后，袁世凯又大量封官授爵，并下令改元，废除民国纪元，改民国五年（1916年）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并且准备于元旦举行登基典礼，正式称帝。^[2][1]然而，袁世凯的帝制复辟活动遭到全国各族人民、各方势力的坚决反对。1915年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在云南宣布独立，讨伐袁世凯，护国战争爆发。贵州、广西相继响应。袁世凯的北洋集团也逐渐分化，分崩离析。在外交方面，日、英、俄等国，也撤回了对袁世凯的支持。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翌日宣布废除“洪宪”年号。^[1][2]

学者程红娥认为中华帝国因为袁世凯的失败，一来就是胎死腹中，这是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民主共和的必然性。^[3]

袁世凯计划建立的君主立宪制政权的国号为“中华帝国”。根据梁士诒炮制的“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民代表大会”有表决国体之权力，，于是各省区的“国民代表大会”一致发出推戴袁世凯为皇帝书，写道：“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不仅推戴袁世凯称帝，也直接确立了中华帝国的国号。^[4][5]

袁世凯出身官宦家庭，早年投身清军，曾率军平定朝鲜甲申政变，后被清廷重用，授权组建北洋新军，官至内阁总理大臣。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后，袁世凯在西方列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获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袁世凯在1912年3月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规定，提出前此奉袁世凯之命加入同盟会的唐绍仪为内阁总理。唐绍仪于3月25日到南京组织内阁。主要阁员或是由袁世凯的亲信充任，如内务（赵秉钧）、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等部，或是实际上受袁世凯的控制，如外交（陆徵祥）、财政（熊希龄）、交通（施肇基）等部。同盟会只分到了教育（蔡元培）、司法（王宠惠）、农林（宋教仁）、工商（陈其美）等在当时视为闲散的四个部门。4月初，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于是袁世凯以北洋六镇新军为基础，以冯国璋、段祺瑞等将领为骨干，增募军队，扩大势力，在长江以北各省严行戒备。袁世凯任用粤系官僚梁士诒和北洋系官僚周学熙，，掌握京汉、津浦等主要铁路和交通银行以及北方重要的厂矿企业。袁世凯基本上保存了清朝官僚机构，接受了以清大臣徐世昌为首的封建官僚集团，并以赵秉钧、陆建章等人组织特务警察系统。这样，围绕着袁世凯构成一个拥有大量封建、专制色彩的北京政府。^[6]

1912年底第一届国会选举举行。由于选举法偏向有资产的男性，全国大多数的工农下层群众和占人口半数的妇女都被剥夺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成立了以上层资产阶级和地主士绅为主的国会。国民党在宋教仁主持下极力从事竞选活动。结果国民党取得了在国会参、众两院中压倒多数议席。宋教仁希望以国会多数党领袖的地位组织责任内阁、掌握实权。但是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车站遇刺，两天后因伤重去世。^[7]

从查获的宋案凶手与北京来往文电中，这件事情与国务总理赵秉钧有关，虽无明确线索指向袁世凯，但社会氛围却倾向于怀疑袁世凯。孙中山立即主张兴师讨袁，表示“非去袁不可”的决心。但是国民党在南方几省掌有兵权的都督们多数认为起义时扩编的军队已经大量裁撤，兵力不足。黄兴也对讨袁军事缺乏信心，主张“法律解决”，听候法院审判。黄兴仍然幻想依靠国民党议员在国会占多数的地位，通过国会合法斗争来控制或是推翻袁世凯。国民党多数领导人不能下决心讨袁，袁世凯却已经打定主意武力消灭国民党在南方几省的势力。帝国主义也在这时大力支持袁世凯。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在1913年4月和袁世凯签订善后大借款合同，借款2500万英镑（约合2.8亿银元），以盐税收入为抵押。帝国主义开始直接控制了中国的盐务机构。美国也在这时（1913年4月）抢先承认了袁世凯政府。袁世凯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内则唆使共和党、民主党等在1913年5月合并改组为进步党，来对付国民党。同时，北洋军队已经陆续南下。1913年6月，袁世凯下令撤免国民党在江西、安徽、广东三省的都督李烈钧、柏文蔚、胡汉民。到这时候，国民党才被迫应战，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江西、江苏、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四川等省先后宣布独立。但是，国民党在军力对比和军事形势上都处于不利地位，国民党内领导人和独立各省都督中不少人对讨袁军事徘徊犹豫。一年多以来的无原则妥协已使国民党力量涣散，失去广大人民的拥护。“二次革命”在不到两个月的短时间就完全失败。长江各省被袁世凯控制。孙中山、黄兴被加以“乱党”罪名，严令通缉。孙中山等人被迫再一次逃亡日本。^[8]

孙中山是坚决反对袁世凯的。孙中山认为过去因为国民党妥协涣散，以致有“二次革命”的悲惨失败。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规定入党的都要按指印、立誓约，绝对服从孙中山，要求把这个团体变成严密的组织。但是由于国民党已经失去在人民群众中的声望，中华革命党在这时只成为一个少数人狭隘的秘密团体。中华革命党主要在沿海各省进行了一些零散的军事冒险活动，而没有深入民间，不能在全国反袁、反复辟斗争中起到组织和领导的作用。国民党中的一部分人如李烈钧、柏文蔚、陈炯明等，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他们这时虽然也在广东、云南、四川等省和进步党及地方军阀合作反袁，但在群众中影响不大。^[9]

袁世凯在南方镇压了国民党人的“二次革命”，另一面在北京还暂时保留着国民党议员占多数的国会，以便由这个国会选举他做正式大总统。这批国民党议员不愿失去议员地位（年俸5000元），依然留在北京，和进步党合作议订宪法，有的声称可以运用国会和法律来倒袁，但更有不少人为袁世凯所收买。^[10]

1913年7月，袁世凯提出由进步党的熊希龄组织内阁。进步党人多数就是原来的立宪派分子，他们多年来希望在立宪政体下组阁执政。但是袁世凯只是要利用自居为中间派的进步党作为政治工具，为袁世凯铺设走向进一步专制独裁的道路。所以当此内阁在1913年9月组成时，只有司法、教育、农商等少数几个闲散次要的部长职位由梁启超、汪大燮、张謇等进步党人来点缀，内阁的实权仍然掌握在袁世凯派别的官僚手中。^[10]

国会为了适应袁世凯早日做上正式总统的要求，在宪法订出之前便仓促通过总统选举法，于10月6日进行选举。袁世凯在这一天派了自称“公民团”的便衣军警和流氓数万人包围众议院，叫嚷威胁议员们非选出袁世凯不可，否则不准走出会场。议员们忍饥终日，从早八时至晚十时，投票三次才选出袁世凯为大总统。第二天又选出黎元洪为副总统。英、法、俄、日、德等国同时宣布承认袁世凯政府，表示对袁世凯的支持。^[10]

袁世凯刚刚由国会选举为正式总统，就立即下手破坏国会。1913年11月，袁世凯借口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在几月前与“二次革命”有关系，下令解散国民党，派军警搜缴国民党议员438人的议员证书、证章。又由军警把住国会大门检查议员证书、证章，使国会因无法凑足一半以上的出席人数而不能开会。残余的议员提出质问，熊希龄还出面为袁世凯辩护，说“大总统于危急存亡之秋，为拯溺救焚之计，……事关国家治乱，何能执常例以相绳？”接着，袁世凯就连残余议员也下令遣散，宣告国会完全解散。这个国会自1913年4月召集到1913年12月被解散，只存在了九个月。^[11]

袁世凯又召集了一个“约法会议”，按照袁世凯的要求在1914年5月订出《中华民国约法》，完全废除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袁世凯的约法把总统的权力扩大到了专制皇帝的程度：废除责任内阁制和国务院，由一个类似皇帝时代宰相的“国务卿”“赞襄”总统（其下还有“左丞”，“右丞”），在总统府内设立政事堂；由总统任命一些“参政”，组成提供咨询的“参政院”，并代行立法机关的权力。辛亥革命后所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包括《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国会等等，至此已全部被袁世凯摧毁。军阀、买办、大地主的专制独裁统治则被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12]

袁世凯要通过称皇称帝来最高度地集中独裁专制的权力，帝国主义者也希望袁世凯能够加强对国内的控制，以便于通过袁世凯来扩大他们的侵略势力。德、英、美、日等国都曾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鼓励和怂恿yǒng袁世凯称帝。^[12][13]

德国

最早怂恿袁世凯称帝的是德国。朱启钤回忆：“项城（袁世凯）自1913年以后，深感国会政党政治之不可行于中国，浸寻而思求帝制。帝制之兴，盖造端于德国。”1913年底，袁世凯秘密派员与德国驻华公使及驻青岛总督瓦尔代克有所接洽。1914年德国与俄国、法国宣战前，德国驻青岛总督瓦尔代克为了维护德国在山东所占的各项权益，曾通过秘密文件表示赞成袁世凯称帝。此项文件，在日本占领青岛后，为其所获。由此，日本始知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决心，并视为奇货可居。^[13][14]

日本

日本从中国辛亥革命爆发时起，就反对中国建立共和政体。日本驻华使伊集院曾多次向袁世凯转达日本政府希望中国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的意愿，并断言“共和无益于中国”。1911年11月28日，日本外务大臣电驻英日使，令就中国问题照会英国政府，提出由日本、英国两国出面，会同有关各国，促使南北双方妥协，接受君主立宪政体。同年12月18日，日本驻华盛顿代办致美国国务卿的信中又说：“中国今日正当选择帝制或共和之歧路。日本政府之意见，如中国之国家采用共和制度，实极困难，即使实行，亦难相信中国人民能实际运用此种制度......不仅建立共和为不合实际，且此种计划将危及全中国之生存及中国人民己身之福利。”即至南北议和，英国邀日本“参加调停和议”，日本为此发表宣言，声明“日本政府自始即认为君主政体最适宜于中国政府。日本政府主张非照采取君主立宪之条件，不能担任调停”，于是拒绝参加。^[15]

在日本占领山东青岛，从德国手中获得德国秘密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文件后，便积极开展了支持袁世凯称帝的系列活动，有贺长雄数次对袁世凯表示，中国应当实行君主立宪，劝袁登上皇帝之位。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也表态：“袁氏，面对中国今日之难局，绰绰有余地显示其统治能力，不失为中国现代一大伟人，其皇帝自为，任何人亦不至引以为怪。”^[14]

1914年8月，帝国主义列强为重新瓜分殖民地而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欧战，日本便企图趁机独占中国。日本宣布参加了英、法、俄等国组织的协约国集团，借口对德宣战，派遣军队占据青岛和胶济铁路，夺取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地位。1915年1月，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目的在于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内容包括五大项：第一、承认日本占有德国在山东全部特权，并加以扩大；第二、承认日本在“南满”和“东部内蒙古”的“优越地位”及特殊权利，并延长旅顺、大连的租借期及南满、安奉铁路租借期限至99年；第三、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第四、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不得让与或租与他国；第五、“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中国的警察机关和兵工厂由中日合办，日本有在武昌与九江、南昌间及南昌与杭州间，南昌与潮州间铁路的建造权，在福建筑铁路、开矿、筑海港船厂的优先权等等。这些条款暴露出日本军国主义企图独吞中国。因此，当二十一条内容传出后，全国人民不约而同立即发动了大规模的爱国抗日运动。各地学生和留日学生首先罢课演讲、发布传单宣言，工人罢工，各城市普遍展开了抵制日货运动。然而袁世凯下令严禁抵制日货，镇压各地爱国抗日运动。在日本提出最后通牒后，袁世凯在1915年5月9日承认了除第五项（“容日后协商”）之外的全部要求，以保证日本继续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16]

英国

英国为与日本争夺对袁世凯政府的控制权，也支持袁世凯称帝。1915年12月，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与袁世凯的一次密谈中，对袁世凯称帝一事做过表白：“共和政体，华人未尝研究，君主政体，或稍知之。当辛亥革命之日，华民醉心共和，以此口号，推翻满清。是时大总统以为君主立宪近于中国人民理想。尔典亦曾主张君主立宪。南北讨论之时，唐绍仪因一时之感动，未察国家万年之计，主持共和，不可谓非失策矣。”朱尔典作为英国驻华公使，代表了英国政府对袁世凯帝制运动的看法。首先，朱尔典与袁世凯都是主张君主立宪，这一点达成了一致。然后，朱尔典认为实行君主立宪是中国的“万年之计”。并且，朱尔典认为中国建立共和政体是“失策”。朱尔典在密谈中，还向袁世凯保证：“若国中无内乱，则随时可以实行，此系中国内政，他人不能干涉。”^[17][14]

美国

在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以前的两任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和嘉乐恒，都多次表示希望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美国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在《亚洲的解体》一书中写道：“在1911年的中国革命时期，多数美国的专家（欧洲的自然也是如此）都坚定认为，民主政体是绝对不适合于中国人的。只有皇帝是中国人民所能够懂得的东西。中国人对自治的政府并不感兴趣。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父系家长制式的稳定政府——法律秩序和合理的租税。”美国政府申明：“决定我们态度的诸因素中应该包括这个改变是否为人民所接受，以及由此产生的维持秩序的能力，这个见解得到了国务院的赞同。”^[17]

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交涉结束后，就更加紧进行帝制复辟活动。1915年7月，袁世凯授意美国顾问古德诺写出一篇《共和与君主论》。古德诺原为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校长、法学博士，1915年初来到中国，被聘为总统府“国是顾问”。古德诺的《共和君主论》在1915年8月发表于《亚细亚日报》，其文称：“中国数千年来，狃niǔ于君主独裁之政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绝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以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之结果也。……中国百姓，习于君主，鲜知有大总统者。”古德诺由此而断言：“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18][4]

就在当月23日，袁世凯手下的政客杨度等就以古德诺的言论为依据，发起“筹安会”鼓吹帝制，其核心人物有杨度、严复、孙毓筠、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当时号称“六君子”。这些人对于帝制的拥护大多是出于政治上的信念，并且侧重于学理式的探讨。筹安会六君子出身背景各不相同，比如杨度是清末官僚立宪派的核心人物，严复以学贯中西被人推崇，而刘师培则以国学渊博闻名，其他几人则是以革命元老资格背叛革命党的人物，但是，他们在反对民主共和的态度上表现出了相当的一致性。^[4]

在帝制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下，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将是恢复帝制最大的“受益者”。因此，袁克定对复辟帝制比较积极。在袁克定身边聚集了像朱启钤、杨度、顾鳌、夏寿田、段芝贵、汤芗铭、陈宧等相当一批文武两班帝制中坚人物，他们利用袁世凯晚年深居简出的机会，制造了大量的帝制舆论。1915年由袁克定一手策划的假《顺天时报》，他们用专门特制的假版《顺天时报》送给袁世凯阅读，给袁世凯造成全国都拥戴其称帝的舆论导向，以促使袁世凯下定复辟决心。^[4]

虽然袁世凯及其周围的帝制分子下定了决心要复辟帝制，但是北洋政府内部仍然存在不同意见。徐世昌曾是袁世凯的重要支持者，从小站练兵时就为袁的谋士，两人结为盟友，互为同道。但是，徐世昌明确反对帝制，曾多次劝阻袁世凯称帝，劝阻无效后辞职引退。临行前，徐世昌致书袁世凯：“称帝一事，暂不论其是非。就其利害而言，观察时局，确难料定会成功，而若半途而废，将何以回旋？”徐世昌同时向袁世凯发出警告：“人各有志，志为仙佛之人多则国弱，志为圣贤之人多则国治，志为帝王之人多则国乱。”^[19]

有北洋之龙之称的王士珍也因为不热心于帝制遭到了袁克定的忌愤，袁克定甚至想用毒酒毒死王士珍，此事为他人所泄，王士珍于是向袁世凯乞假，后居于西山之麓。同时退隐西山的还有北洋之虎段祺瑞。自1915年5月帝制显露端倪后，段祺瑞就称病退居北京西山，此后不问政事，不久便被正式免职。北洋之犬冯国璋也是有影响的北洋地方实力派代表，其离合向背直接关系着袁世凯帝制成败。但帝制一公开，冯国璋即表示了对袁世凯的不满。^[20]

1915年9月19日，在交通系梁士诒组织下，“全国在京请愿联合会”成立，该会公开声明以鼓吹拥护帝制的“民意”为己任，拥袁称帝。大量的“劝进”电报像潮水一样涌向北京，“请求”袁世凯赶快出来做皇帝，以“挽救人心不古之世风，挽救国家内忧外患之局面”。1915年8月至9月26日，北洋政府参政院接受全国各界、各团体的请愿书，并将一个月间的第一次、第二次帝制请愿人数汇总至总统府秘书处，计有83件，签名人数达3530人。^[4]

1915年10月7日，参政院梁士诒炮制《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其文称：“国家者，国民全体之国家也。民心向背，为国体取舍之根本，……以国民会议选出国民代表，决定国体。”接着于11月，袁世凯政府特设“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作为全国决定国体、选举皇帝事务的总机关。该局的实际职责是：“奉大总统命令，办理一切决定国体和选举事务。”该局成立后，即组织了全国范围内各省区选举“国民代表”，“以征正确之民意”议决国体，从而使这场帝制复辟的丑剧进入了高潮。袁世凯为了更快地登上帝位，甚至等不及让圈定的各省代表到北京开会，就统一指挥各省代表就地投票。11月底，根据新颁的《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进行的全国范围内的国民代表选举和投票工作告一段落。其中当选代表1993人以全票通过决议变更国体，实行君主立宪，并附有同一内容的推戴书，“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4]

在当时几乎举国一致拥护帝制的声音中，仍然有人对恢复帝制提出了抗议。筹安会一成立，曾经愿牺牲一切以谋辅翼袁世凯的梁启超即撰有《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对于当时国内的帝制舆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且公开声明，他对于变更国体“敢发正论……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但这些反对帝制的意见并未占得上风。^[4]

继国民代表大会投票通过变更国体之后，12月11日，北洋政府参政院以“国民总代表”的名义向袁世凯发出了第一次推戴书，“一致推戴今大总统为帝”，遭袁“劝还”。15分钟之后，另一封长达两千余字的第二次推戴书再次呈交政事堂，其中列举袁世凯“经武”、“匡国”、“开化”（新政）、“靖乱”、“定乱”、“交邻”等六大“功勋”，要求袁“亟颁明诏，宣示天下，正位登基，以慰薄海臣民喁喁之渴望”。推戴书还强调“时代两更，星霜四易”，而“兴废各有其运”，吁请：“我皇帝睿智神武，为亿万百姓归心之元首，伏愿仰承帝眷，俯顺舆情，登大宝而司牧群生，履至尊而经纶六合。”这时的袁世凯终于觉得帝制时成熟，遂于次日正式发表接受帝位申令，声称将接受“民意”，变更国体，并特别强调，将对反对帝制势力予以惩治。12月12日，经过参政院根据“民意”劝进，袁世凯宣布接受推戴，并预定自翌年（民国五年）起改元“洪宪”，准备进行登基大典。^[18][21]

大量参与帝制运动的得力分子以及北洋实力派人物都得到了封爵，其中龙济光等共128人被封为一等公、二等公，一等侯，一等伯，一等子、二等子，一等男、二等男、三等男，共计九级五等爵位。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四人则以“德行勋猷yóu，久负重望”被封为“嵩山四友”，作为国是咨询顾问；前直隶总督、民国二年（1913）宋教仁被刺案的直接凶手赵秉钧亦被追封为“一等忠襄公”。^[22]

虽然有许多帝制分子乐于得到袁世凯的封爵，但是北洋政府中也有不愿意接受袁世凯帝制封爵的人。黎元洪是北洋政府内另一位具有影响的人物。“二次革命”时期，黎元洪曾以中华民国副总统的资格，屡次通电，拥护袁世凯，并积极在湖北一带搜捕革命党人，配合北洋方面的军事行动。“二次革命”结束后，黎元洪应袁世凯之邀入京，成为袁世凯政治集团的重要支持力量，并出任《中华民国约法》时期参政院院长。但帝制公开后，黎元洪却坚决地表示了与袁世凯决裂的态度。1915年12月15日，袁世凯公布帝制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以“艰苦卓绝，力保大局，百折不回，厥功甚伟”之评语，特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以示尊崇。册封消息传出后，黎元洪当即表示：“我志已定，决不接受，即牺牲个人，亦所不惜。”黎元洪、袁世凯本为儿女姻亲，1915年终，袁世凯送黎元洪的礼物，用红帖书有“赏武义亲王”字样，叫差官四人披红带骑马，送至东厂胡同“武义亲王府”。黎元洪大怒拒收，直至两天后，袁世凯改用“姻愚弟袁世凯”字样，黎元洪才接收了这位亲家的贺年礼物。对于黎元洪倔强的抵制帝制的态度，袁世凯也无可奈何。^[20]

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凯身着大元帅服，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正式登上了皇帝的宝座。随后，袁世凯一面下令设立帝制大典筹备处，雕玉座，织龙袍，铸开国银币，重开紫禁城，一面加强军警执法处职权，禁止反对派活动，搜捕反对帝制人物。并正式诏告天下，从1916年（民国五年）1月1日起，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年号“洪宪”，并定于是年元旦正式举行加冕登基大典。^[21]

袁世凯决意称帝后，中国各地渐次爆发了反对袁世凯的运动，首先便是在云南爆发的反袁运动，也就是所谓的“护国运动”，是由一些受过革命民主思想熏陶的中下层军官策动起来的。地方军阀唐继尧实际上是被迫参加这个运动却又一变而成为运动的领导者。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本来曾经拥袁，但后来被袁世凯抛弃。他们就想利用人民的力量和声势来倒袁。梁启超的弟子蔡锷（辛亥革命时曾任云南都督），在梁启超的策动下秘密离开北京进入云南，联络唐继尧和国民党军人李烈钧等。蔡锷è的抵滇使酝酿已久的云南反袁运动得到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也使护国运动由此从秘密状态转向了公开。在“讨袁救国”的旗帜下，国内各种反袁政治势力纷纷聚拢云南。^[23][24]

1915年12月23日，蔡锷抵达云南的五天后，一封经集体讨论形成的《致袁世凯请其撤销帝制电》，以云南都督唐继尧、云南巡按使任可澄的名义正式发表。该电指责袁世凯“食言背誓”，破坏民主共和的专制行径，明确要求：“立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段芝贵、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等帝制首恶分子即日明正典刑，以谢天下”，并要求袁世凯本人“浼měi发明誓，拥护共和”。这封通电被称为“漾电”。这封“漾”电是西南实力派向袁世凯及其领导下的北洋政府发出的一封最后通牒。这封通电要求袁世凯政府于次日即12月24日上午10时给予答复，并且称“云南一隅，已谨率三军，翘企待命”，而且表示：“此间军民痛愤久积，非得中央有除帝制之实据，万难镇劝。”^[24]

12月23日的“漾电”在北洋政府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该电发出后，袁世凯一面请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致电英国驻云南领事葛夫，求其以私人名义劝说唐继尧、任可澄二人收回“漾电”；一面紧张部署军事，调动军队，以张子贞为云南将军、刘祖武为云南巡按使，企图使其取代唐继尧、任可澄。为了实现对西南反袁集团的离间，袁世凯甚至密嘱唐继尧，如果能杀死蔡锷，袁世凯将封其为亲王，并由汇丰银行兑款3万元以为犒赏。^[25]

袁世凯对云南反袁集团的分化瓦解手段并没有动摇西南各方反袁的立场。12月25日，唐继尧、任可澄“漾电”所规定的期限已到，而袁世凯政府并没有作出任何令人满意的答复。于是在当天，唐继尧、任可澄、李烈钧、蔡锷、戴戡等五人联名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组成“护国军”，向四川、贵州、广西三路出兵，揭开武力讨袁的序幕。^[23][25]

1916年元旦发表的《护国出师讨袁檄文》中，西南反袁集团方面历数袁世凯自辛亥掌权以来，“鸩杀国会”、“毁弃约法”、“诬报党狱”、“丧失主权”、“叛国称帝”、“欺世盗名”等十几大罪状，同时向全国各界公开宣布了护国军的基本纲领和政治原则：与全国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划定中央与地方权限，图各省民力之自由发展；建立名实相副之立宪政体，以适应世界大势；以诚意巩固邦交，增进国际团体上之资格。在同期的另一封通电中，护国军宣布了对于北洋政府中军政官员的政策：“凡内外官吏......受事公朝，皆为同德，义师所指，戮在一人。元恶既除，勿有所问。其有党恶朋奸，甘为逆羽，杀无赦；抗颜行，杀无赦；为间谍，杀无赦；故违军法，杀无赦。”这个通电将矛头直指以袁世凯为首的帝制分子。^[25]

云南通电独立后，组建了护国军政府，立即制定了三路出兵计划：第一军以蔡锷为总司令，由云南出兵四川；第二军以李烈钧为总司令，出兵两广，进至湖南、江西；第三军以唐继尧为总司令，留守云南，任务是补给前线，策应一、二军作战。按照梁启超、蔡锷等人既定的战略计划，护国军以主力进军四川叙府（今宜宾）、泸州一带，夺取四川；同时，谋求贵州、广西独立，使西南联成一片；然后会师湖北，抵定中原；并以武汉方向的主力大举北伐，直往北京。面对护国军的攻势，袁世凯一方面立即命令伍祥桢zhēn为川南镇守使，以加强西南方面的防务，谋求阻止护国军；另一方面，袁世凯政府紧急拟定了三路讨伐云南的计划。^[26]

袁世凯在新华宫丰泽园组织“征滇临时军务处”，亲自主持“征滇”军事，并于1916年1月4日举行的紧急会议上，北洋军正式确立了对西南用兵方案和策略。会议决定，自当日起，由统率办事处划定戒烟区域，由百色、泗城经兴义、威宁及泸州、宁远为紧急区；由桂林经贵阳及重庆为临时区；由雷琼经星源、荆襄及汉中为预备区。北洋军决定采取清康熙年间评定吴三桂的策略，川一路，湘一路，桂边一路，三面进兵。川、湘两军暂由北洋第三师全部和第六、七师各一部编成。以马继增为第一路司令，根据地在常德，分驻星源、宝庆间，伺机由湖北经贵州进兵云南；张敬尧为第二路司令，根据地在重庆，由四川向云南挺进；粤、桂两军合组之桂边一路军，以龙济光为总司令，根据地在南宁，由广西百色向云南攻击。^[26]

1916年1月5日，袁世凯正式下令讨伐蔡锷、唐继尧等人，并派虎威将军曹锟待命。同日，曹锟kūn正式受命为川、湘两路军总司令，开赴川南组织作战。袁世凯同时下令马继增部进入黔边，张敬尧部向重庆进发。2月中旬，曹锟率北洋第三师、第七师集中于重庆。2月下旬，在泸州附近集结的北洋军有张敬尧第七师，吴佩孚一旅，伍祥桢、冯玉祥、李炳之三旅，另有周骏一师，计4.2万人。^[27]

护国军本身的力量虽然不大，但一旦举起讨伐袁世凯的旗帜，配合上全国人民和各派力量集成的反袁潮流，对袁世凯便成为重大的威胁。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四川、湖南等省在数月内相继宣告独立，通电促袁退位。反袁的势力迅速增长。^[23]

1916年3月、4月间，随着西南护国运动向好的方向发展，支援袁世凯帝制的各种势力的基础都在发生动摇。在广西独立的同时，蔡锷所率的滇、黔护国军在经过一段休整后，向川南各地北洋军发动了全面反攻。广西独立，鼓舞了护国军官兵的士气，更加坚定了胜利在望的信心，也使护国军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后方和后勤给养供应。此后，川南地区护国军向北洋各军发起全线反攻，激战七昼夜，北洋军全线崩溃。护国军占领纳溪、江安、南川、彭水、綦江等要地。北洋军两支主力，张敬尧部和吴佩孚部伤亡惨重，靠第八师王汝贤部的掩护才得以率残部退回泸州。护国战争形势的发展与国内反帝制运动的高潮也促进了北洋内部的分化，并且影响了列强对袁世凯帝制的态度和应对。^[28][29]

直到袁世凯登基之前，尚没有一个列强能够把握袁世凯变更国体的后果及其外交倾向。袁世凯称帝后，列强在尚未见到好处之时，却见到了中国因帝制而引发的内战，他们担心中国混乱将会使之失去在远东的既得利益，于是，便开始改变态度，从开始的部分支持帝制转向了一致反对袁世凯当皇帝，他们要求袁“顾念大局，保持现状，将改变中国国体计划，从缓实行”。例如，日本在袁世凯筹备帝制时，已发觉袁世凯的地位并不稳固。1915年10月，日本联合英、俄两国警告袁世凯应该暂缓称帝。12月，日本又联合英、俄、法、意四国再度对袁世凯提出警告，声称“以后对中国决定执行监视之态度”。同时，日本暗中支持进步党、中华革命党和其他各派反袁势力的倒袁活动，准备在混乱局面中乘机取利。^[23][30]

1916年1月1日，袁世凯举行登基仪式时，列强各国公开声明，仅承认中华民国政府，而对于袁世凯所制造的以皇帝为元首的中华帝国，不予承认。同时，列强各国拒绝接受以“洪宪元年”纪日和印有皇帝印玺的任何公文。至此，袁世凯才真正发现外交方面遇到了大麻烦，以至袁世凯不得不下令，中华帝国对外仍称“民国”，只有对内才称“洪宪”二字，且暂时不加“帝国”字样。^[30]

列强之中，对中国最具影响的是日本。当时欧战方酣，各国无暇东顾，日本是中国唯一必须应付的国家。环顾当时的列强，也只有日本曾经通过官方的途径正式向袁世凯公开表示过支持帝制。为此，1916年1月4日，北洋政府特委上卿衔农商总长周自齐为赴日赠勋特使，以大总统同等大勋章一座，颁赠日本天皇，一方面与日本洽商借款，希望能借此解决北京政府的财政困难，另一方面，谋求日本对于中国镇压反帝制力量的支持，助其扭转中国国内日益恶化的形势。^[30]

但是，日本基于一贯的损害中国的立场，其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日本天皇对于中国“皇帝”所给予的这个大勋章并不感兴趣，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将孙中山向其表露的乘机再举的反袁计划密告了袁世凯，旨在为袁世凯称帝制造阻力。^[30]

帝制既成之后，英国唯恐日本和其他列强利用中国政局的变动和欧战时期的空隙，在中国掠夺更多的利益，也转而开始反对中国的帝制。袁世凯在外交上已失去了列强的支持和声援。^[19]

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此时来自北洋内部的反帝制力量对于帝制的终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自广西独立后，袁世凯因内外交迫，即与部属讨论研究应付西南反帝制势力的方略。当袁世凯提出以撤销帝制换取西南方面的休兵时，朱启钤、梁士诒等均表示反对，他们认为一旦帝制撤销，中央威信俱失，总统地位亦难望保留，袁世凯遂中止了关于撤销帝制的动议。^[31]

1916年3月21日，江苏都督冯国璋、江西将军李纯、长江巡抚使张勋、山东将军靳云鹏、浙江将军朱瑞联名密电袁世凯，要求“撤销帝制，以平滇、黔之气”。这封著名的“五将军通电”引起了袁世凯的高度重视，收到电文后“世凯遂召集国务卿、各部总长等开会，正式讨论决定撤销帝制”。与此同时，袁世凯又接到徐世昌的密函：“及今尚可转圜，失此将无余地。”劝其取消帝制。于是，“由张一麐起草撤销帝制申令，袁世凯略为修正”。袁世凯于文内自称：“本大总统，公布全国。”其具体内容五项：撤销承认帝制案，取消洪宪年号；召开参政院会议，撤销帝制决议案；以徐世昌为国务卿，解除陆征祥国务卿之职，回任外交总长；任命段祺瑞为参谋总长；由徐世昌、冯国璋、黎元洪主持南北和谈。^[31][32]

在3月21日的“五将军通电”之后，袁世凯再次召集帝制派讨论这一问题时，几乎就听不到什么反对意见了。1916年3月22日，政事堂奉袁世凯命令通告全国，称：“现在承认帝制一案业已撤销，（帝制）筹备亦经停办，所有洪宪年号应即行废止，仍以本年为中华民国五年。”自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接受帝制，至3月22日宣布撤销帝制，“洪宪帝制”共维持了102天。^[31]

帝制撤销后，北洋政府方面所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是如何让西南方面在接受袁世凯继续为国家元首的条件下实现停火。1916年3月25日，袁世凯假借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的名义，发出致护国军总部请求停战议和的通电，北洋政府把停战罢兵作为南北谈判的先决条件。这个通电表明北洋政府仍然没有对其已经失败的事实有清醒的认识。在随后以又一位北洋骨干人物徐世昌的名义发出的致滇、黔、桂三省的求和信中，北洋政府提出了关于南北和平的条件，其核心内容是西南三省取消独立，解散募兵，退出战地，并严禁与“官军”交战，各省派代表一人入京筹商善策等。^[33]

此时，川、湘前线张敬尧、冯玉祥、吴佩孚诸部已与护国军达成了一致；川南北洋军主力陈宧yí部已正式派代表与蔡锷洽商了一致倒袁的计划；四川前线北洋各军事实上已处于罢战状态；广东将军龙济光独立在即。自3月中旬反攻以来，护国军已在各个战场牢牢地控制了主动权，护国军的直接目标就是迫使袁世凯彻底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在4月初由西南方面提出的6条议案和条件中，对北洋政府的议和条件进行了还击。西南方面公开宣称：“袁世凯一日不退位，和议一日难以就范。”这6条议案和条件主要内容是：“袁世凯须在一定时限内退位，可以贷其一死，但须驱逐至国外；诛杀杨度、段芝贵等十三人；关于帝制筹备及护国军此次军费，约六千万两，应抄没袁世凯、杨度等人家产赔偿；剥夺袁世凯子孙三代公民权；袁世凯退位后，即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黎元洪继任总统；文武官吏，除国务院外，一律仍旧供职，但军队驻扎地点，须听护国军都督的命令。”^[34]

帝制的撤销并没有能够平息西南方面以及全国各地的反袁运动。袁世凯眷念权位更是激起了全国范围内进一步的反袁独立运动。自4月上旬，广东龙济光独立；4月12日，浙江军民赶走了袁世凯政府任命的浙江将军朱瑞，宣布独立；4月底，程潜在湖南就任护国军总司令，宣布湖南独立。与此同时，江苏、安徽、奉天各地纷纷独立。4月18日，滇、黔、桂、粤四省军政府发表宣言，声称：“袁世凯因犯谋叛大罪......所有民国大总统资格，当然消灭”，应由副总统黎元洪接任总统。护国军拒绝了与袁世凯北洋政府的和谈。海外华侨各界也于同时期通过华侨联合会致电袁世凯，称海外华侨均不承认袁世凯“仍为代表国家元首，请速退位，以免辱国殃民”。^[35]

1916年6月6日晨，袁世凯因帝制风波而心力衰竭，加之肾功能衰竭，尿毒症并发，于中南海居仁堂去世。护国运动随着袁世凯的去世而在事实上归于结束。然而，北洋政府内部派系也因为失去了袁世凯的统合而迅速四分五裂，北京政府作为中央政府实际上名存实亡，中国进入北洋军阀割据分裂阶段。^[36]

中国位于亚洲大陆东部，太平洋西岸，其版图在前清康、雍、乾时期大体奠定，但经过晚清以后东西方列强的鲸吞蚕食之后，大片国土沦丧，金瓯不全。进入民国之后，中国的领土只剩下1116.65万平方公里。其疆域东到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汇流处，西到帕米尔高原，南起南沙群岛的曾母暗沙，北至漠河以北的黑龙江江心。东邻朝鲜，南接越南、老挝、缅甸，西和南部与印度、不丹、锡金、尼泊尔、阿富汗接壤，北部与俄国接界。形状略呈秋海棠叶子状。隔海与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及文莱等国家和地区相望。中华帝国的疆域及其制度基本完全继承中华民国。^[37][38][39]

中华帝国的人口完全承袭中华民国。根据民国建立后，政府即通令调查户口所得人口数据。调查表式所列项目分为：现住户数、人口、性别、年龄、职业、婚姻状况、国籍、外侨、以及出生、死亡人数等项，较为详细，颇为各界关注。这次调查统计结果，除广东、广西、安徽三省及蒙古、西藏没有查报外，全国20个行省人口总数为357430879人，补上粤桂皖1910年原有人口数，全国总人口为404736191人，因此广为流传的“四万万”即源于此。^[43]

这一时期的人口分布状况随自然环境而异。中国东部濒临太平洋，瑷ài珲腾冲线上距海最远的一点（甘肃省文县横丹镇）不超过1300公里；全国人口60%集中在距海500公里的范围内；中国西部除青藏高原的东南部距孟加拉湾有5000-10000公里（但都是高山高原地形），其余距海都在1000公里以上，最西端甚至距海2500公里以上。中国东部临海、地势低平、气候湿润，三方面的有利因素使人口集中分布在东部地区。总的来看，这一时期全国人口分布特点上有三点：东密西疏、沿海向内地递减、垂直差异（全国地势可以垂直分为三个台阶：东部以丘陵和平原为主，海拔在500米以下，包括东北、河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长江中下游平原、黄河下游、浙闽两广，这一台阶人口最为密集；中部海拔在1000-2000米之间，面积最广，包括内蒙、新疆、晋陕甘宁的黄土高原、川滇地区，这一台阶有高原、盆地和沙漠，只有南部是地势稍低的平原坝子；第三台阶是青藏高原，一般在3000-4000米以上）。^[45]

袁世凯即位后，拟定《新皇室规范》：“至亲王以下至于宗室，犯法治罪与庶民一律；亲王、郡王可以为海陆军官，但不得组织政党并担任重要政治官员；永废太监制度；永废宫女采选制度；永废各方进呈贡品制度；凡皇室亲属不得经营商业，与庶民争利”。^[47][48]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接受“推戴”。袁世凯接受帝制后的功臣册封中，大量袁世凯的亲朋好友、帝制分子等人被袁世凯策勋封爵。^[22][49]

1915年12月18日，袁世凯申令旧侣、耆硕、故人，均勿称臣。（政事堂开列名单：旧侣：黎元洪、奕劻、载沣、世续、那桐、锡良、周馥；故人：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20日，此为“嵩山四友”）；耆硕：王闿运、马相伯）^[49]

中华帝国在原来中华民国的总统府官署和直属各级机构建制、职能和官制的基础上进行了改变。^[51][52]

按照《文官官秩令》，施行三等九级文官制度，分别是上卿、中卿、下卿，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52][51][53]

太和殿改为承运殿；中和殿改为体元殿；保和殿改为建极殿；总统府改为新华宫；总统府公文收发处改为奏事处；公府指挥处改为大内总指挥处^[51][52][53]

制定公布《觐见条例》，恢复封建皇帝的“陛见制度”；政事堂国务卿由“承大总统之命监督政事堂事务”改为“监督行政，向大总统负责”；原来的由大总统发布命令、国务卿副署改为“大总统发布命令由政事堂奉行钤qián印，国务卿副署”，并规定此后“凡用大总统命令，钤用大总统印者，均改为政事堂奉策令或申令”；恢复封建时代官制，将辛亥以来各省都督改为将军，在北京设立将军府，各省民政长改为巡按使，各地观察使改为道尹等。^[51][52]

任命施愚、杨度等人起草帝制宪法，在法律形式上进一步巩固君主立宪政体。^[52]

关于服饰制度，洪宪帝制时期仍沿用自1912 年 10 月 4 日以来，北洋政府颁发的《服制》：男子礼服有大礼服和常礼服两种。大礼服即西方的礼服，料用本国丝织品，色用黑，有昼大礼服、晚大礼服之分。昼用大礼服，长与膝齐，袖与手脉平，前对襟，后下端开衩，用黑色长过膝的靴；晚礼服似西式的燕尾服，而后摆呈圆形。裤，用西式长裤。戴高而平顶的有檐帽子时穿大礼服，着晚礼服时穿矮筒靴。常礼服有甲乙两种之分，甲种分为昼常礼服、晚常礼服，料用本国丝织品或棉织品或麻织品，色黑，其款式与大礼服相似，戴圆顶帽，有檐且低。乙种为传统的长袍马褂，褂式，对襟，用领，袖与手脉齐，左右及后下端开；袍，在左右下端开衩，袖子与褂袖齐，用领。长袍马褂面料用丝、毛、棉、麻织品，为黑色。女子礼服为长衫，与膝齐，对襟，在周身加锦绣，在左右、后下端开衩，有领。裙，左右打裥jiǎn，在上缘两端用带，前后中幅平。大礼服、常礼服面料，本国有相当的毛织品，得适用之。此次服制条例，礼服形制和面料采用中西折中方式。男子大礼服和甲常礼服用西式礼服，乙常礼服用长袍马褂，西式礼服地位扶摇直上。女子礼服着传统衫裙，无大变化。^[54]

为了适应帝制的地位变化，袁世凯的衣冠进行了进一步的修饰，衣服是绣团龙的黄色缎子袍，宽袍大袖。冠是采用平天冠式，前面有冠旒liú（下垂珍珠串），帽章系大块钻石，所用珠钻系由总统府庶务丞郭葆昌（后因监烧洪宪瓷派充江西九江关监督）去故宫洽索来的。后来这份衣冠，在袁世凯死时由袁克定主持做了殓服。^[55]

学者唐启华认为袁世凯称帝的意愿和称帝过程与袁世凯政府外交关系两者相互影响、密不可分，贯穿袁世凯洪宪帝制始终。同时，洪宪帝制的外交并不独立，很大程度上是对列强在中国角逐斗争的反应。^[56]

袁世凯早有称帝之心，在一战前后便一直试列强对帝制的态度。1915年7月袁世凯派顾维钧出使墨西哥（旋改使美国），可视为帝制外交的端绪。1915年8月到10月中旬，帝制运动在国内外皆顺利推动，在华列强马首之英国，虽然愿意支持袁世凯，但质疑帝制的时机；迨dài日本首相大隈重信9月间对中国帝制表达善意，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遂于10月初也附和赞成。其他列强无论是协约国、同盟国还是中立国，都表示欢迎或不干涉，于是袁世凯政府于10月6日正式启动变更国体之法律解决程序。^[56]

但是袁世凯帝制运动期间，在中国国内遭到了激烈的反对，影响了日本、英国等列强对袁世凯帝制运动效果的评估。于是日本朝野的反袁意见在10月上旬不断增强，10月14日日本内阁决定干涉袁世凯帝制运动，以缓和国内各方政治压力，并宣示东亚领导地位，乃积极联络列强，且不待各国都回复同意、取得英国政府谅解就断然快速行动，10月28日在日本的主导下，提出了第一次对袁世凯称帝劝告。协约列强不得不追随，但对欧洲列强对日本建立东亚霸权存有戒心。此时袁世凯及帝制派骑虎难下，国民代表选举及国体投票正顺利展开，若接受列强劝告而中止，必大伤颜面威信，且有引起动乱之虞，因而不愿示弱。中日双方都认为帝制是否延缓，与国家体面密切相关，不能让步。袁世凯稍做妥协，暗示本年内不改制，日本对中国答复不能满意，准备联系列强再提出第二次劝告。^[56]

袁世凯及帝制派于11月初提出中国参战建议，主要动机在于：联好英、俄、法三国，得其支持袁氏帝制，牵制日本主导之帝制延期劝告。协约列强之支持中国参战，希望能驱逐德国在华势力，去除阴谋根源，打击德国，并可取得中国军火与兵工厂，还可增强对华影响，防止日本独霸。日本为确立其在华主导地位，坚决反对中国参战。英国主导之中国参战与日本主导之劝告延缓帝制正面冲撞，为东亚外交主导权激烈交锋。然而此时协约国在巴尔干战场遭到重挫，日本又发动强烈反英新闻战，11月底英国政府决心对日妥协，日本确立东亚代言人地位，中国参战案严重受挫。袁世凯之“联英制日”失去全球大局的支撑，弄巧成拙，反而使日本朝野除去袁世凯的决心更加坚定。但就帝制运动而言，参战案将第二次劝告拖延半个月，争取到顺利完成国体投票的时间。^[56]

11月中旬日本东京阁议决定联络协约国进行第二次劝告，在参战问题告一段落后，继续与列强协商。12月12日袁世凯接受推戴，15日日本领导协约列强提出第二次劝告。袁世凯对日妥协，表示愿意“亲善提携”，日本乃与列强商议袁氏登基日期。然而在此关键时刻，陆宗舆听错石井意思，北京自行与各国商议2月初登基事宜，日本政府感到受愚，严厉谴责，中日外交事实上已然破裂，日本军方决定自行其是。12月25日不只是护国军起事之日，也是中日外交决裂之日。^[56]

学者唐启华认为洪宪帝制与全球及东亚外交密切相关。欧战前的东亚外交，由英日同盟维持列强在华均势，英国支持袁世凯，认为他有实力、能力维持中国之统一与秩序，维护各国条约权益，促进贸易，又可抵制日本。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对袁氏有强烈好感，极力助之。欧战爆发后，列强集中全力于欧陆战场，远东遂由日本独擅胜场，俨然东亚宪兵。因此，洪宪帝制时期的外交正是其中利害关系变化的反应与载体。^[56]

年号是中国封建皇帝纪年的名称。袁世凯恢复帝制，是中华帝国的开国皇帝，也想和历朝历代有作为的皇帝相媲美。于是，袁世凯及其谋臣经过商议与思考，提出了几种方案：其一，效法历代开国皇帝之年号，如汉光武帝的年号为建武，明太祖朱元璋的年号为洪武，主张以武字开头，此种说法起初赞成者最多；其二，袁克定太子派中阿谀奉承者，主张用“武定”，冠“武”于“定”，以与前代定武相区别；其三，认为袁世凯称帝，并非专由武力定天下，其俯顺舆情，遵从民意，宜建号文功。文武两说争持不休，直到1915年12月31日，即帝制实行之前夕，年号尚未确定。最后袁世凯采纳了图谶之说，这种说法曰：“洪范五行之义，为帝王建号之基。天数五，地数五，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大明洪武开国以来，至于今日，适合五百年之数。此五百年中，为外族与汉裔消长之运，前有洪武驱胡元，后有洪秀全抗满清。辛亥武昌黎元洪，一举义旗，清代禅位，大功实集于项城一身。”“故帝业纪元，洪字先行决定，再拟他字。”学者张华腾推测这种说法应该是揣摩了袁世凯的心理，借用五行说表示出来，神乎其神，天意、命运相合，袁世凯的皇帝地位名正言顺，神圣不可侵犯。^[57]

学者张华腾以现代汉语解释洪宪年号，认为“洪”字取意于朱元璋的洪武，有汉族民族主义的意义，朱明王朝取代蒙古族的元朝，和袁世凯取代满洲的清朝有着同样的意义。至于“宪”字虽然暂无文献根据，但它肯定赋有君主立宪的意义。所以单从字面上来看，“洪宪”年号，既继承了传统，又有现代性，是传统与现代、中与西的结合。^[58]

袁世凯政治追求，即效法中外有作为的帝王，做出一番事业以名垂青史。袁世凯死后，有人在新华宫发现了洪宪元年的月份牌。月份牌上除了书有新旧历对照表外，还有袁世凯的巨幅照片。照片两旁有一副对联，左联曰：“听四百兆人巷祝衢qú歌，恍亲见汉高光、唐贞观、明洪武。”右联曰：“数二十世纪武功文治，将继美俄彼得、日明治、德威廉。”学者张华腾认为袁世凯这里实际上在炫耀功绩，与以上人物相等同，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说明他对这些人物非常崇拜。^[58]

洪宪年号虽然含义颇多，但实行起来却很不顺利，中外均不买账。由于洪宪年号于中华民国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才决议颁行，而北京各报的新年年刊均已上版，大典筹备处临时通知，要各报采用新朝纪元。第二天各报之新朝纪元，五花八门，有书“中华民国洪宪元年”者，有仅书“洪宪元年”者，“有将洪字的水旁略呈墨痕，视之共宪元年也，意谓“洪宪”为水洗去，仍存共和宪政也。”只有《亚细亚报》大书“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因为该报是北洋政府的官报。日本人的报纸《顺天时报》则不理会，径书“中华民国五年元月元日”，洪宪朝廷莫可如何。北京如此，上海天高皇帝远，各报更不理会。据上海军政官员发给北京的电报称：“上海新年华字各报除《亚细亚报》外，均书民国五年。”列强对洪宪新朝拒不承认，公使团甚至拒收印有洪宪元年和皇帝玉玺的公文。袁世凯只好对外仍称中华民国五年，对内称中华帝国洪宪元年。^[58]

至于洪宪年号仅仅问世83天，就被迫宣布撤销。1916年3月23日，在护国讨袁运动的极大压力下，袁世凯不得不告令全国：“洪宪年号应即废止，仍以本年为中华民国五年。”^[58]

袁世凯开创中华帝国洪宪王朝，自然需要制定中华帝国国旗。在议定国旗时，形成了几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仍用五色国旗，但颜色位置调换一下，原来五色中红色在上，依次是黄、蓝、白、黑，现在改行帝制，应将黄色置上，其他不变；第二种意见认为，仍用五色旗，加黄龙于旗左角；第三种意见认为，沿用黄龙旗，复中国历代旧制，龙伸五爪，爪用黄、红、蓝、白、黑五色。几种意见争持不下。^[59]

海军总长刘冠雄的意见后来居上，得到袁世凯的赞赏。以上几种国旗样式，均是在中国原有国旗的基础上改造的，没有脱离中国的传统，而刘冠雄设计的国旗样式，则既结合了中国原来的国旗样式，又吸收了英国国旗的一些特点，中西结合，新旧兼容。刘冠雄曾留学英国，非常羡慕英国的国旗，他将英国国旗的双十字加斜叠双五色于原五色旗之上，构成一面新国旗。刘冠雄解释说，日之所出，日之所人，洪宪领土，与英国齐寿，这面新国旗，就是大英帝国的姊妹国国旗。刘冠雄的解释，深得袁世凯的心意。而反对者则认为，五色旗横列五色，皆成条段，本可代表五族。但如今斜叠五色条于原有五色之上却是四分五裂之象，有分割五族之意。^[60]

中国帝国国徽沿用设计者为鲁迅、钱稻孙和许寿裳所设计的中华民国国徽，也就是十二章国徽（亦称嘉禾国徽）国徽中心分别是嘉禾、干、黼fǔ、粉米、山、日、黻fú的图案。嘉禾是一种双穗禾，为古代吉祥的象征 ；干为嘉禾之后的黑色盾形 ；黼类似斧形的图案，象征决断 ；粉米是斧形表面点缀有白色的米粒，象征农业的供养 ；山表现为斧形下方的曲线，象征稳重、镇定；日在中心的上方，是红白相间的图案；黻是位于下方黄色丝带间的红色图案，象征辨别、明察、背恶向善。国徽左侧分别是华虫、藻、星辰、宗彝的图案。华虫是雉鸡，象征有文彩 ；华虫嘴中衔有藻，象征洁净 ；华虫头上戴有星辰 ；宗彝为华虫所持的古代祭祀用的酒器，象征供奉、孝养。国徽右侧分别是龙、月、火、宗彝的图案。龙是传统的神兽，象征神异、变幻 ；月在龙角的背后 ；龙身有火焰，象征明亮 ；所持的古代祭祀用的酒器，象征供奉、孝养。^[61]

1915年5月23日，袁世凯的北京政府政事堂决定将由萌昌作词、王露作曲的《中华雄立宇宙间》作为国歌 ，歌词为：“中华雄立宇宙间，廓八埏，华胄来从昆仑巅，江河浩荡山绵连，共和五族开尧天，亿万年。”1916年初袁世凯复辟帝制时，将最后两句改为“勋华揖让开尧天，亿万年”。^[62]

学者赵艳认为中华帝国的成立原因也就是袁世凯能够获得最高权力的原因。随着民国的建立，除旧布新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并且，洪宪帝制并非传统观点所认为的纯粹的封建君主制，首先，帝制是通过“国体投票”实现的，袁世凯的皇帝之位也是通过推戴得来的。其次，帝制时期虽然在实际上行政、立法、司法三权都在皇帝控制下，但立法机关表面上还是存在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发挥着作用，这使袁世凯的一切帝制活动至少在表面上不得不严格依据法律程序来进行，这些都是与封建君主专制不同的。因此，我们说袁世凯的洪宪帝制是二元君主制，它属于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体系。^[63]

学者程红娥认为中华帝国因为袁世凯的失败而失败，这是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民主共和的必然性。袁世凯称帝的失败，表明在历史大浪潮的推动下，某个历史人物或团体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并不能阻挡整个历史浪潮前行的大趋势。^[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