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运

王闿kǎi运（1833-1916），字壬秋，又字壬父，号湘绮，湖南湘潭人。晚清经学家、文学家。^[1]

1852年（咸丰二年），王闿运中秀才。^[2]咸丰七年（1857年），中举人。咸丰九年（1859年）四月，王闿运入京会试，未入第，但考试中作《萍始生赋》，在京城的士林圈子中声名鹊起。^[3][4][2]后任肃顺家庭教师，又入曾国藩幕府。^[4][5][6][7]不久，王闿运返回湖南省衡阳市石门县，致力于学术研究和著作，在同治三年至光绪二年（即1864—1876）的归隐期间内，创作了《湘军志》一书。^[8][4]光绪五年（1879年），入川担任尊经书院山长。出川后先后主讲于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9][10]、南昌高等学堂，后授徒于湘绮楼中。^[11]晚年清政府授命其翰林院检讨和翰林院侍讲衔，^[12]辛亥革命后他任清史馆馆长。^[13]民国三年（1914年）王闿运受袁世凯聘请担任国史馆的馆长，从事国史编修工作，并兼任参议院的参政。然而，随着辛亥革命后的复辟浪潮越来越强烈，王闿运辞职。^[14]民国五年（1916年），83岁高龄的王闿运在家乡无疾而终。^[15]

王闿运在经学、文学等多个领域卓有建树，著有《湘绮楼诗集、文集、日记》等，^{[16][1][6][7]}在同治、光绪、宣统及民国时代，他被视为湖湘派的领军人物。他对民族情感的关注，对独立人格的崇尚，对民主意识的追求，以及经世致用的学风等，这些湖湘文化的核心精神在他的学生和后继者中得以弘扬。他的影响不仅在湖南、四川、江西等地产生直接作用，而且还间接地影响了全国。此外，王闿运所倡导的湖湘文化精神，对后世也产生深远的影响。^[17]清代长沙宿儒熊少牧和湖南督学张金镛对王闿运都对其有极高评价，熊少牧认为王闿运才气甚高，连作为宿儒的自己都要避让三舍；张金镛yōng在审阅王闿运的试卷时更认为，王闿运是奇才，他日必能以文雄天下。^[18][19]

清道光十二年（1833年）1月19日，王闿运出生于长沙府善化县学宫巷（今长沙市天心区化龙池一带），初名开运。其先祖于明代自自山西太原至江西赣州，明中叶又迁居湖南衡阳，居数世后，徙居湖南湘潭城。王闿运三岁时，在母亲蔡氏的教导下开始学习识字，并熟悉古代的歌谣和唐代的五言诗。王闿运六岁时丧父，体弱多病。^[1]七岁时，王闿运遵祖母之命进入私塾读书，接触《论语》和《孟子》等经典的启蒙读物。两年后，王闾[lǘ]运已能背诵五经并且能撰写文章。然而，由于家境的贫困，他十岁时不得不从私塾退学。转而，他在叔父王麟的指导下学习，专攻八股文和文章写作的技巧。^[2]

王闿运十二岁那年，由于祖母去世并为其安葬，王家不得不出售学宫巷的几处房产，并租住在别处，家境变得更加困难。同年，他的叔父王麟应聘成为宜章县的学官，王闿运随叔父开始游学生涯。然而，由于王麟历年应州县书记之聘，来往无常，1846年（清朝道光二十六年），年仅十五岁时决定留在家中照顾母亲，不再随叔父外出。^[2]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王闿运成为长沙学者刘焕藻的学生，并在浣月山房攻读。在此期间，他结识了罗熙赞、刘采九等文学造诣深厚的人士，与他们广泛交流。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王闿运开始在营盘街的戴祠学习。同年，他参加童子试，因写下“月落梦无痕”一句，诗词爱好者邓辅纶和邓绎兄弟专程拜访他并与其建立友谊。次年，王闿运离开戴祠，从长沙北门搬到城南，并在城南书院旁听。^[2]咸丰元年（1851年），王闿运参与贡生李寿蓉等人组织“兰林词社”，举人龙汝霖、秀才邓绎、贡生邓辅纶也参与其中，他们五人被称为“湘中五子”。^[20]1852年（咸丰二年），王闿运在县试中名列第一，中秀才。同年，他应邓辅纶兄弟的邀请，前往江西南昌。在那里，他结识了年长他四十岁的长洲人孙月坡，从他那里接受词作启蒙。^[2]此时，太平军围困长沙，清廷命湖南在籍吏部侍郎曾国藩帮办本省团练，王闿运多次向他献计，未被采纳。^[21]次年，王闿运又前往乐平，常与好友李仁元研论诗作。咸丰四年（1854年），李仁元与太平军的交战中身亡，王闿运写下《梦伯元》一诗悼念他。^[2]

咸丰七年（1857年），王闿运参加乡试，中第五名举人。咸丰九年（1859年）四月，王闿运入京会试，在考试中，作《萍始生赋》，其出色的文笔使他在京城的士林圈子中声名鹊起，但并未入第。^[3][4]

考试结束后，王闿运深受京城的人文气息所吸引，决定暂时驻留于此。他在法源寺定居，并于十月离开京城前往济南。^[3][4]期间，他结识了众多时贤，甚至得到权重一时的肃顺的赏识，受肃顺聘，在其家中任教。^[4][5]不久后，他辞去职务。咸丰十一年（1861年），发生了“祺祥政变”，肃顺等八位大臣被斩首。王闿运写了《祺祥故事》，为肃顺被杀辩解。^[4][7]

同治元年（1862年），王闿运曾入曾国藩幕府，但是由于意见不合，不久之后就离去了。他开始四处旅游，专门从事讲学活动。^[6][7]不久后，王闿运因游幕和仕宦失意，选择返回湖南省衡阳市石门县，致力于学术研究和著作，在同治三年至光绪二年（即1864—1876）的归隐期间内，创作了《湘军志》一书。^[8][4]同治十年（1871年），经过友人的劝说，王闿运再次前往京城参加会试。此行名义上是为了参加考试，但同时也借机寻访知交。^[22][4]在京城期间，他游览圆明园、故宫等地，作《圆明园词》，令他在京城名声鹊起。^[23][4]此外，他还参加了潘祖荫和张之洞在龙树寺举办的聚会，扩大了他的交友范围。^[4]不久之后，王闿运作诗明志，决定永远不再参加科举考试。^[24][4]

光绪五年（1879年），王闿运应四川总督丁宝桢之邀来到成都，担任尊经书院的山长。不久后，王闿运离开成都回到湖南，先后主持长沙思贤讲舍和衡州船山书院。^[9][10]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王闿运主办了南昌高等学堂，但不久之后便辞去了这份工作，回到湘南的绮楼讲学教授后学。^[11]

王闿运虽然在四十岁以后远离科场，但晚年却得到清政府赏赐的翰林院检讨和翰林院侍讲衔。^[12]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湖南巡抚岑春蓂[cén chūn míng]奏荐耆[qí]儒，向清帝推荐王闿运，称他学识深邃suì，通晓经典和文学。清帝任命王闾运为翰林院检讨。^[25][26][12]宣统三年（1911年）正月，湖南巡抚杨文鼎传达清廷的旨意，因王闿运在乡试中举、年事已高，特别增加授予他翰林院侍讲的职衔。^[12][27]民国三年（1914年）王闿运受袁世凯聘请担任国史馆的馆长，从事国史编修工作，并兼任参议院的参政。然而，随着辛亥革命后的复辟浪潮越来越强烈，王闿运最终选择了辞职。^[14]民国五年（1916年），83岁高龄的王闿运在家乡无疾而终。^[15]

王闿运以深入研究《春秋公羊传》而闻名。在他的学术生涯初期，他专注于研究《礼》，深入探讨了三代的制度，并在20多岁时完成了《仪礼演》的13篇。随后，他转向对《公羊春秋》中的细节和深刻含义的探究，并弘扬了东汉时期学者何休的学说。王闿运对清代乾嘉时期学者的学术方法持批评态度。他认为i这些学者过于专注于经书的注释和解释，而忽视了学术辩论和文学价值。他遗憾地指出，由于过分重视经书的考证，这些学者的作品往往缺乏吸引力，以至于读者在阅读不到十行时就感到困倦。他强调，文学是智慧和礼仪的载体，是历史的真实记录，并且对人类语言具有重要价值。他警告说，如果忽视文学的修养，意义和艺术将会丧失。因此，在撰写经书注解时，王闿运摒弃了宋代儒学的过度解释和乾嘉学者对古注的过分依赖，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简洁的阐述。对于那些他自己也难以理解的古籍文字，他不强行解释。王闿运明确表示，他从事经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探索其深远的内涵，以支持治理之道，寄托于国于民的忧患意识，保存古代的典籍，阐明古代的教导，并增强文学的力量。他致力于使读者在阅读经典时有所领悟和心灵的愉悦。^[33][34][35]

王闿运是一位多产的诗人和文学家，他的作品丰富多样，涵盖了诗歌和散文的各个领域。在诗歌方面，王阎运一生共创作了近千首诗，其内容可归纳为四个主要方面：对亲友的赠诗、寄诗、送别、悼念等，如《送陈景雍应举》。对自然景观和名胜的描绘与抒情，例如《晚登南天门宿上封寺》、《祝融峰》和《朱陵洞瀑》等。对战争和社会动乱的记录与描绘，如《马将军歌》中对湘军阵亡将士的悼念。记叙历史事件，如《铜官行寄章寿麟题感旧图》详细记述了太平军在湘东南的起义及其后被湘军镇压的过程。而在词的创作上，王阎运的《湘绮楼词钞》收录了近六十首词，其内容与诗不同，或抒发内心感情，或感慨时间流逝，描述或日常生活，或是与朋友间的诗词唱和。在散文创作上，王阎运的作品可分为奏疏、书信、注释、序文、颂歌、哀歌、铭文、传记等类型。虽然其内容主要是对权贵的吹捧和对封建道德的赞美，但在艺术上具有一定的特点。王闿运的散文用词典雅，行文简洁，人物描绘生动形象。此外，王闿运主张模拟汉魏六朝诗文，临摹名篇，力求变化和创新；强调作家在作品中袒露自我的真性情，并艺术地控制和驾驭情感地表达；重视诗文的艺术形式，追求典雅的风格，反对枯淡。^[16]

从文学领域来看，湖湘派的诗人群体中，王闿运的影响力和对文化的贡献是最为显著的。在同治、光绪、宣统及民国时代，他被视为湖湘派的领军人物。他对民族情感的关注，对独立人格的崇尚，对民主意识的追求，以及经世致用的学风等，这些湖湘文化的核心精神在他的学生和后继者中得以弘扬。他的影响不仅在湖南、四川、江西等地产生直接作用，而且还间接地影响了全国。此外，王闿运所倡导的湖湘文化精神，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代代相传，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17]

王闿运他主编和定稿的地方志包括《桂阳州志》《东安县志》《衡阳县志》《湘潭县志》等。其中，王闿运的成名之作是《湘军志》，其史学思想在作此书时得以成熟。^[36]王闿运耗时七年，经过反复修改，最终在光绪七年底编写完成了《湘军志》一书。该书在记录湘军的战功、歌颂将领曾国藩、罗泽南和彭玉麟等方面，也以客观的态度记述了太平天国军队攻击湘军的情形，还记录了湘军初期多次战败的情况。此外，王闿运也讲述了曾国荃率领湘军攻占天京后，部队烧杀掳掠、侵吞财物的违法行为。然而，该书一经印制，就引发了一些湘军将领的反对和攻击，他们认为这本书是“谤书”，指责王闿运记述了一些不应该公开的历史事件。这种舆论压力甚至导致王闿运不得不毁掉原版，以避免更大的争议和负面影响。^[37]王闿运的史学实践还表现在传记、碑铭、墓志、《王氏交友传》等一系列作品和著述中。王闿运的史学思想不是消极地、被动地反映着当时政治和文化， 成为政治、经济的附庸， 而是积极地、主动地运用历史研究为救亡服务， 以增强民族的自信心和必胜心。在当代史的研究中， 王闿运贯彻着封建正统史学思想， 面对社会危机， 似乎难以割舍君臣之义以及名节观念。他的史学思想具有浓厚的阶级色彩， 试图寻找一种官民互动的平衡点。^[38]

王闿运长期从事教育，先后执教成都尊经书院、长沙思贤讲舍、衡阳船山书院和南昌江西大学堂，加上家中私授的弟子，学生达数千人，其中名弟子杨锐、刘光弟、廖平、宋育仁、杨度、杨锐、齐白石等都卓有成就。^[39][40]王闿运的书院教育范围相当广泛，跨越了川湘两省。他最初被四川总督丁宝桢邀请，前往四川成都尊经书院担任客主，后来返回湖南，代郭嵩焘[guō sōng tāo]主讲长沙思贤讲舍，并应彭玉麟之聘担任衡阳船山书院的教授。在湖南主教书院期间，王闾运也经常兼任浏阳、桂阳等地书院的考官。从主掌书院的时间看，王闿运掌教书院时间比较长，其中尊经书院八年，思贤讲舍近两年，船山书院则长达二十开年。他的教学时间跨越了光绪初年到民国初年。^[41]从书院教育的影响看，王闿运将书院教育与学术活动紧密结合，他对近代蜀、湘两省学风变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光绪初年，蜀中学风虚浮，只注重科举之业，士林风气沉湎于讼案之中，与时事不符。王闿运入主尊经书院后，将通经致用作为主要的教育宗旨，教授经、史、词章等实用学问，并用礼义规范学生，使蜀中风气明显改变，形成了一种崇尚实学，重视应用的务实学风，也引领了四川书院改制之先声。王闿运返湘后，担任衡阳船山书院教授，积极倡导船山之学，培养了许多出色的学生。^[41]

袁世凯为表现礼贤下士，对王闿运施以高规格接待，不仅陪王闿运游览中南海、北海，还集合京城达官贵人，为王闿运设宴接风，宴会后用汽车送王闿运回去休息。袁世凯的秘书说：“这是新华门。”王闿运当即点头说：我年纪大，老眼昏花，把这几个字错认成是“新莽门”了。其弦外之音，暗示袁世凯若蓄意称帝，其下场可能和篡汉后建立新朝的王莽一样短命。^[59]

王闿运丧偶后，并未选择再婚或纳妾。然而，在年逾古稀之际，他仍坚持每晚由女性陪伴入睡，以助其安眠。由于对外界的女性并无兴趣，这一任务便由他的老仆人承担。其中，最为人知的是名叫周妈的仆人。在周妈出现之前，王闿运曾有其他仆人，但自周妈的到来，她便在王闿运的府邸里担任了主要角色。王闿运对周妈极为依赖，不仅在睡眠和饮食上，而且周妈还负责打理他的头发，梳理并用红色头绳系扎。袁世凯成为大总统后，并邀请王闿运担任国史馆馆长。在前往北京的过程中，王闿运与周妈一同出行。他们在武汉停留时，湖北督军王占元设宴款待，周妈也被邀请参加，令其他出席的官员感到尴尬。在北京，袁世凯举行的宴会上，周妈也被安排坐在王闿运旁边，并且王闿运对她倍加照顾。^[60][61][62]

然而，周妈开始在国史馆的人员安排上插手，推荐自己的亲戚。她利用与王闿运的亲近关系，成为很多人通过她与王闿运接洽的渠道。开始的时候，据说周妈只把持馆里的杂役，扫地打更等职责。 后来，只要是进馆某职位的都要经过周妈门路，包括招募馆员。一次，王闿运事先预定了进馆人员，但是周妈另有人选，结果周妈的人顶替了王闿运安排的人员进馆工作。尽管如此，王闿运也依然对周妈及其亲近，家里家外和周妈如影随形。^[60][61][62]

与此同时，帝制运动开始兴起，王闿运害怕袁世凯帝制失败自己成为短命朝廷臣子，但是又害怕帝制成功，到时新皇不能容纳自己，于是就要像个天衣无缝的办法辞去参政、国史馆长的职位。而当时袁世凯正筹议帝制，想先以官眷越礼开刀来整饬纲纪。于是王闿运就借助这个机会大肆宣扬周妈贪婪无度，一边又表示自己年老体衰须臾离不开周妈，自己只能辞职谢罪，于是向袁世凯提交辞呈，辞去国史馆馆长职务，并迅速离开北京。周妈因此失去了在京城的影响力和权势，跟随王闿运返回家乡。^[60][62]

清代长沙宿儒熊少牧称赞王闿运的才华：“吾生平未见此才，不独吾当让出一头地，即古来作者，恐亦当退避三舍矣！”^[18]

清咸丰七年(1857)湖南督学张金镛审阅王闿运的试卷时称：“此奇才也！他日必以文雄天下。”^[19]

《湘绮府君年谱》中记载王闿运外貌：“广额修眉，方颐后耳，有异常儿。”^[63]

《清史稿》：“幼好学，质鲁，日诵不能及百言。”^[64]

王闿运自评：“余少小钝弱，既冠涉学。”^[65]

王闿运的学生杨钧：“王湘绮先生谓曾重伯为神童……重伯少而多知，湘绮为计时日，读辈书若干，无论如何神速，亦不能到，故曰神童。”^[66]

王继平教授认为 “以文为本 ,是王闿运学术思想的宗旨 。”^[33]

著名楚辞学家姜亮夫先生在其《楚辞书目五种》一书中说：“清人《楚辞》之作，以戴东原之平允，王闿运之奇邃，独步当时，突过前人，为不可多得云。”姜先生认为王闿运与戴震是清代最有代表性的两位楚辞学家，王闿运所撰之《楚辞释》与戴震所撰之《屈原赋注》是清代最有代表性的两部《楚辞》研究著作，由此可见，王闿运及其所撰《楚辞释》在清代乃至整个中国楚辞学史上的地位。 ^[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