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

张謇jiǎn（1853年7月1日-1926年8月24日），字季直，号啬庵，又号处默、宜宦，晚年自号啬翁，小名长泰，江苏南通人，清末状元、近代实业家、教育家、改革家，立宪派首脑人物。^[1][4]

清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五日（1853年7月1日），张謇出生于江苏省海门常乐镇，张謇自幼聪慧，先后受教于邱畏之、宋效祁等人。同治七年（1868年），张謇“冒籍”考中秀才后得到通州（今南通）知州孙云锦的赏识，后经孙云锦推荐而担任淮军将领吴长庆的幕僚。吴长庆病故后，张謇回乡准备应试并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高中状元，被授为翰林院编修。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张謇受张之洞委派开始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甲午战败之后决心投身兴办实业和教育。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起，张謇又兴办各种文教事业，他创办的重要企业包括大生第二、第三、第八纱厂和广生榨油公司，复兴面粉公司，资生铁治公司，大达轮船公司，以及通海大有晋、大豫、大赉lài、大丰、华成等盐垦公司、淮海实业银行。宣统元年（1909年）张謇出任江苏咨议局议长，成为国内立宪派领袖。辛亥革命后，张謇被南京临时政府任为实业总长，不久后辞职；与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章太炎等人成立统一党，拥护袁世凯。民国二年（1913年）张謇应袁世凯邀请担任北洋政府农林工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此间他兴办实业的抱负得以施展。民国四年（1915年）袁世凯密谋推行帝制，张謇愤然辞职，回乡继续文教、实业建设，晚年张謇一直周旋于各路军阀之间，出任扬州运河督办等闲职。民国十五年（1926年）8月24日，张謇在南通病逝，享年73岁，著有《张季子九录》《柳西草堂日记》和《啬翁自订年谱》等。^[1][2][3]

张謇是中国历史上状元下海的第一人，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乃至中国近代史的影响较为深远，一系列实业、教育、社会公益和市政设施的兴办推动了社会大众的现代化意识发展。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评价：“张季直先生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多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5][6][7][8]

清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五日（1853年7月1日）卯时，张謇出生于江苏省海门常乐镇敦裕堂内的一个富农兼商人家庭，小名长泰，他家中有兄弟五人而他位居第四，因此后来海门民间称他为“四先生”。四岁时，张謇的父亲张彭年开始教他《千字文》，已经做到熟读背诵。咸丰七年（1857年），张彭年等人将张謇及伯仲叔三兄送进海门邱畏之先生的书塾，接受儒家正统的蒙学教育，邱畏之为张謇起名吴起元。自十一岁至十五岁，张謇已经熟读《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尔雅》《礼记》等传统儒家典籍。光绪二十年（1864年），张謇父亲请西亭宋郊祁（秀才）先生来家教授，宋郊祁根据张謇的读书学习情况而为其制定专门的学习计划。同治五年（1866年），张謇已经可以作八韵诗，制艺方面可以成篇。同年，宋郊祁去世后，张謇被送至西亭宋家的宋琳处读书，至同治九年（1870年）冬天止，张謇在西亭宋家学习内容为《礼》《春秋左传》《仪礼》《周礼》《纲鉴易知录》等。^{[9][10][11][12]}

按照当时的科举制度，凡三代内未有人考取秀才以上功名的人家即为“冷籍”，“冷籍”子弟不容易被录取。两宋先生建议张謇冒如皋籍人士参加考试，张謇父亲表示同意。同治七年（1868年），张謇冒用如皋籍张姓人士（张駉[jiōng]，不务正业之人）的姓名，张駉逼迫张謇改名张育才，认张駉作祖宗，之后张謇在院试中被取中第26名附学生员并获得秀才称号，但被如皋张家以“不泄之功”敲诈勒索。如皋张家反复敲诈多年，张謇原本殷实的家庭日渐困苦。如皋张家见无利可图，将张謇冒籍的事情告到衙门。通州（今南通）知州孙云锦、江苏学政彭久余欣赏张謇的才华且同情他的遭遇，在他们的帮助下直到同治十二年（1873年）张謇才经礼部核准“改籍归宗”，如皋控案得以销除。^[12][13]

同治十三年（1874年），孙云锦调任江宁发审局，因挂念张謇家贫而邀请张謇任江宁发审局书记，期间张謇随孙云锦到淮安查勘渔滨河积压讼案，同时他在江宁结交当地的名师益友。光绪元年（1875年）二月，张謇仍回江宁发审局，但他为躲避官场同僚间的排挤而借住惜阴书院读书。次年闰五月，张謇经孙云锦推荐和淮军“庆字营”统领吴长庆邀请，前往浦口入庆军幕任文书，与后来投奔吴长庆的袁世凯共同参与庆军的军事机要决策，期间张謇曾多次参加乡试均遭失败。光绪六年（1880年）春，吴长庆升授浙江提督并带领张謇等人奉命入京觐[jìn]见，之后吴长庆奉命帮办山东防务，张謇随庆军移驻登州黄县以防备日本。光绪八年（1882年）夏，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乘机派遣军舰进抵仁川，吴长庆奉命督师支援朝鲜平定叛乱，以阻止日本势力扩张。张謇随庆军从海上奔赴汉城，为吴长庆起草《代某公条陈朝鲜事宜疏》《朝鲜善后六策》《壬午东征事略》等政论文章，主张强硬政策，受到“清流”南派首领潘祖荫、翁同龢[wēng tóng hé]等的赏识，而北洋大臣李鸿章和两广总督张之洞先后礼聘张謇入幕但被其婉拒。光绪十年（1884年），张謇随吴长庆奉调回国驻防金州，吴长庆病故后张謇离开庆军回乡读书，准备应试。^[14][15][16]

光绪十一年（1885年），张謇参加顺天乡试中举人，此后十年间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他四次赴京会试均遭失败，备考期间主要在家乡兴蚕桑，并掌教于江苏赣榆选青书院和崇明瀛[yíng]州书院。光绪二十年（1894年），张謇再度赴京参加会试，高中状元，被光绪帝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官职。同年甲午战争爆发，清军战败，张謇上书《推原祸始防患未来请去北洋折》痛劾李鸿章“主和误国”“战不备”“败和局”。不久张謇因父亲去世，循例离京回籍丁忧。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两江总督张之洞命张謇办理通海团练。张謇在此后的五个月时间里为江防工作付出大量精力，亲自负责起草《海防团防营制》《民团续议》，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主张和办法。但是由于清政府在中日战争中落败并签订了《马关条约》，通海团练半途而废。闰五月十四日，张謇正式收到张之洞的撤防命令，随即陆续遣散各营练丁，半个月以后结束了全部的团防事务。同年底，张謇加入康有为组织的上海强学会。^[15][17]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冬，两江总督张之洞根据光绪帝“官为设局，一切仍听商办”的谕令，委派通州籍翰林院编修张謇总理通海一带商务，筹办大生纱厂。大生纱厂筹办之初，计划在通州、上海两地招募商股规银60万两。但近一年过去，无论是通州还是上海，响应入股者均寥寥无几，整个招股工作进展艰难。此时张之洞原先为湖北南纱局从国外订购的40800枚纱锭的“官机”（估价为97万余两白银）转到南洋商务局之后，一直堆放在黄浦江江边码头整整3年而有待出售。经过努力，张謇争取到将此“官机”作价50万两入股大生纱厂，大生纱厂另招商股50万两，合计100万两，官商合办大生纱厂。然而，50万两商股招募仍然难以为继。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经多次协商，50万两的“官机”以张謇自称为“绅领商办”的形式，由盛宣怀和张謇“合领分办”，两人各自领用价银25万两的20400纱锭，在通州和上海各设一纱厂。大生纱厂另募商股25万两，合计50万两，开办大生纱厂。大生纱厂刚投产时，有原始资本44.51万两，纱锭2.04万枚。投产后为了尽快增加利润，张謇充分利用了通州地区具有产棉高、销纱多、运费低、工资廉等有利条件，很快将产量、质量提高，不仅增强了大生纱厂在同业中的竞争能力，而且经受住了洋商的挑战和洋货的竞争。由于张謇兴办实业有功，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廷发布上谕，加赏张謇三品衔作为商部头等顾问官；同年，张謇利用大生纱厂的盈余和续招新股，增加资本63万两，增加纱锭2.04万枚。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张謇在崇明久隆镇（今启东县）办了大生二厂，资本100万两，纱锭2.6万枚。^[18][19]

光绪二十七年二月（1901年3月），即清廷新政谕旨出台后数十天，他立即写出2万余字的《变法平议》上奏朝廷，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教育等多方面提出了改革中国政治的设想。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到二十九年（1903年），张謇的大部分精力除了用以巩固和发展大生纱厂以外，主要是投人通海垦牧公司和通州师范学校的创建工作。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张謇先后总共正式创立了十九个企业单位，除上述通海垦牧公司以外，还有广生油厂、大兴面厂、阜生蚕桑公司、翰墨林印书局、资生铁厂、资生治厂、颐生罐诘[jié]（头）公司、颐生酿造公司、大达内河小轮公司、通州（天生港）大达轮步公司、外江三轮公司、泽生水利公司、大隆皂厂、懋mào生房地产公司、染织考工所、大中通运公行、船闸公司等。这些企业大多是以大生纱厂为轴，直接或间接为大生纱厂服务，或者凭借大生纱厂以获取利润。宣统三年（1911年）以前，张謇在外地参加投资创办的企业单位也为数不少，如上海大生轮船公司、镇江大照电灯厂、镇江开成笔铅厂、吴淞江浙渔业公司、海州海赣垦牧公司、海州赣丰饼油公司、徐州耀徐玻璃厂、景德镇江西瓷业公司、苏省铁路公司等等，活动范围相当广泛。^[20][21]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四月到六月，张謇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访问考察日本，亲眼目睹了君主立宪政治给日本带来的好处，确立了“万事法为上”的观念。由此张謇正式形成君主立宪思想并投身立宪运动。次年三、四月间，张謇特地前往南京，与魏光焘[wèi guāng tāo]、张之洞、蒯光典[kuǎi guāng diǎn]等多位地方要人商量立宪事宜。五月，张謇在蒯kuǎi光典、赵凤昌等人的帮助下，刊刻《宪法义解》《日本宪法》《日本议会史》等有关君主立宪的著作。之后张謇还通过私人关系，将刻印的有关立宪的著作分送朝廷和大臣，同时到处鼓动游说立宪。清政府由于受日俄战争（1904年—1905年）和朝廷立宪派的影响开始施行预备立宪，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初一（1906年12月16日），中国国内最大的立宪团体——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愚园召开了成立大会，张謇当选为副会长。预备立宪公会在张謇的领导下成为江苏以至东南地区立宪运动的核心，对全国的立宪运动起着主导作用。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江苏咨议局正式开会，张謇当选为江苏咨议局议长，成为国内立宪派领袖。立宪派迅速发起了全国范围的国会请愿运动。^[21][22][23]

在倡导请愿运动的同时，张謇还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和参与收回并自办江苏省铁路。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张謇陆续设立全国渔业公司并拟订南洋渔业公司办法，创建学校公共植物园、通州五属学务处、新育婴堂、翰墨林书局、南通博物苑、吴淞商船学校等机构，并筹议创办淮属师范学校。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出使俄国大臣胡惟德等先后奏请颁行地方自治制度，张謇的积极性更为增强。在这一年中，他设立了南通五属学校、铁路学校、法政讲习所、中国图书公司，协助创办复旦书院并被推为宁属学务会长和苏省铁路公司协理，同年张謇还主持筹备参加意大利秘拉诺赛会有关事宜^[注1]。宣统元年（1909年），张謇改良地方监狱，筹议设立导淮水利公司，并且被推举为江宁商业商等（学校监督和江苏教育总会会长）。次年，张謇积极参与筹办江宁南洋劝业（博览）会，并设立劝业研究会等等。张謇不仅着眼于江苏全省的规划，而且还想把这种地方治的模式推广扩大到全国，张謇发起成立全国农业联合会。宣统三年（1911年），张謇北上觐见时被派充中央教育会会长，之后他逐渐成为清末全国“商学两界”以至慈善界（义赈会之类）公认的代表人物。^[24][25]

宣统三年（1911年）10月10日深夜，张謇于汉口参加大生纱厂湖北分公司开工仪式。在武昌革命爆发当晚登船离开武昌，亲见城中燃起的大火。10月14日张謇到南京后，立刻去会见铁良（时任江宁将军），请求其出兵援鄂，并速定宪法。铁良让他去和两江总督张人骏商量。张謇次日往见张人骏商议援鄂事宜，张人骏断然拒绝。清王朝在武昌事发后迅速土崩瓦解，张謇对革命的反应很快从试图挽救转到参与新机构的筹设。宣统三年（1911年）11月8日，武昌事起不足一月，张謇已赴上海参与临时议会的筹组。武昌起义后袁世凯组阁，任命张謇为农工商大臣。但张謇以为“理无可受”，发电辞职。（在正式发出的电文中，张謇基本是站在清廷以外的“第三者”立场上讲道理，不复以人臣的身份说话）民国元年（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张謇受邀担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总长，不久后因反对孙中山、黄兴与日本合资汉冶萍公司，愤而辞职。1月30日，张謇与章太炎等成立统一党，拥护袁世凯。2月12日，清帝退位，张謇则负责起草退位诏书。^{[26][27][28][29]}

民国二年（1913年）10月16日，年逾60岁的张謇接受袁世凯的邀请，出任北洋政府的农工商总长并兼任全国水利总裁。张謇上任工商总长后，很想有一番大的作为。他首先发表了《实业政见宣言书》及其他一系列文告的法令，想要凭借政府的权威，来振兴中国实业。在袁世凯的支持及进步党人才内阁的良好政治环境下，张謇"举世界所有实业之名，一时并举"的宏大抱负得以施展。张謇在任职农商总长期间制定的一系列经济政策与法规，大大促进了民初经济的发展，为稍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奠定了基础。民国四年（1915年），袁世凯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第一至四条号要求，张謇愤然辞职，回乡继续文教、实业建设。张謇回乡之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列强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此时是张謇实业兴办最辉煌的时期。大生发展成四个规模可观的纺织厂，纱锭达15.5万枚，资金达900万两，又创办大有晋、大豫、大赉、大丰、华成等20个盐垦公司，用地达413.5万亩。^[30][31]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列强卷土重来，特别是日、美、英等国加紧向中国倾销商品和输入资本，再次使民族工商业陷于凋敞。同时由于大生资本集团历年盈余分配过巨，影响了扩大再生产资金的提留，陈旧的机器长期得不到更新；而且大生的投资面过广，一战过后汇率变动，造成大生买入机器的成本大增；加上大股东挪用巨额资金和无度开支，几大因素造成了大生纱厂负债累累，资金枯竭，原料缺乏，生产几陷于停顿。民国八年（1919年）后，张謇先后担任过皖系政府的扬州运河督办，直系政府的吴淞商埠督办、扬子江水道委员会副委员长之类无足轻重的闲职，在直系、奉系和皖系军阀之间艰难生存。^[2][3]

民国十一年（1922年）起，大生各纺织厂开始连年亏蚀，债务不断增加。到民国十四年（1925年）7月，张謇被迫把将近30年苦心经营的全部企业交给债权人江浙财团（中国、交通、金城、上海四家银行和永丰、永聚钱庄组成的债权人）接办。民国十五年七月十七日（1926年8月24日）处暑，张謇在南通病逝，享年73岁。国民政府发布悼扬命令，称赞“张謇耆[qí]年硕德，体国忠诚，位望崇隆，邦人所重”，之后赵尔巽[zhào ěr xùn]、梁启超、陈三立、张作霖、黎元洪、王宠惠、章炳麟、蔡元培、黄炎培等民国政要名流送来挽联，同年十二月五日，张謇身着用大生纱厂所织的南通大布做的殓衣出葬，南通万余人前来送葬，最后张謇葬于故乡南通。^[2][3]

甲午战争后，张謇弃政从商，鲜明地提出了“实业救国”的主张，他从筹办南通大生纱厂始，陆续兴办了数十个企业，从封建社会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近代中国，法律制度、行业制度极不健全。张謇在担任农商总长时，为了将其经济思想付诸实践，他对清末和民国已颁布的相关法律进行梳理、修改和完善，先后制定了《公司条例》《商会法》《劝业银行条例》等40多个法规条例，使各产业发展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并将这些制度运用于经济实践活动中，产生了一定的效应。^[20][31]

首先，通过奖励措施提倡多种经营，丰富农业内部产业结构，采取奖励措施大规模发展植棉、种蔗、种甜菜、牧羊业和林木业。1915年他主持制定《造林奖励条例》，具体地规定了提倡和奖励造林的办法；其次，采取科学方法改良农产品、改进农业技术；1914年2月28日的《关于征集稻麦种给直奉吉黑鲁豫粤鄂湘苏赣川甘黔滇桂新浙皖闵陕民政长训令》中可见其产业技术改革思想；第三，通过鼓励垦荒而增加农产品产量，张謇促使民国政府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较完整的垦荒条例——1914年3月颁布的《国有荒地承垦条例》、同年7月颁布的《国有荒地承垦条例施行细则》、同年11月颁布的《边荒承垦条例》。这些条例比较系统地规定了鼓励垦荒的政策和办法，较之于以前的垦荒政策和管理办法有很大进步，并体现出一定的科学性。^[30][31]

1895年，张謇主张仿效各国成例，通过举借外债来发展中国实业。1911年，张謇结合宪政改革，提出要“慎举国债”，强调“经国会之议决”后，可借外债用于振兴实业推广铁路。民国肇建之后，张謇利用外资来发展中国实业的思想更加清晰，也更为系统，在给袁世凯的呈文中，明确提出"利用外资，为振兴实业之计”的方针。在如何利用外资上，张謇也曾提出过一些具体主张，并代表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张謇认为，应采取多种形式来引进外资，包括独资经营、合资经营、借款和代办等方式。张謇还注意到在利用外资过程中如何维护主权的问题，强调“借外资不可丧主权”，使用外资一定要“使条约正当，权限分明”，尽可能防止对民族资本企业的冲击。^[20][32]

张謇认为发展实业核心在于工业化，他从眼前外国工业品特别是棉、铁产品充斥中国的实际出发，提出优先发展棉、铁二业的工业化，进而逐步带动整体经济的工业化，使中国在世界市场竞争中由劣势转变为优势。在1910年于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上，张謇首次将其经济主张概括为“棉铁政策”。张謇也认识到在落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不同产业之间工业化应该有先有后，“以棉铁为主要，以类于棉之稻、麦，类与铁之煤为从要，其他如水利、如电、如铁路、如汽车为次从要。”棉铁主义是张謇对中国工业化发展路径进行的有益探索，是静态的思想，也是国人在试错中不断探索工业化路径这一动态历史进程的重要一环，既对郑观应等人商战、洋务派工业化思想有所继承和发展，对后人继续探索中国工业化路径也提供了借鉴。^[30][33]

张謇基于“棉铁主义”思想，提出了一系列保护和扶植重点产业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主张是对重点产业实行奖励和保息政策，即政府应该对“民业”实行必要的奖励和补助，尤其是重要产业的民营大企业。在张謇的推动下，北洋政府先后颁布了涉及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的一系列法律文件，包括《植棉制糖牧羊奖励条例》《植棉制糖牧羊奖励条例施行细则》《渔轮护洋缉盗奖励条例》《公海渔业奖励条例》《森林法》《造林奖励条例》等。为推广相关产业，农商部还通过向地区发布训令的方式，对当地实施行政奖励提出具体要求。例如，就奖励糖业给江西民政长发布训令，“查中国产糖之区，除闽、川、粤等省外，应推江西。长斯土者，提倡振兴，责无旁贷..….励糖商，劝诱出口，庶可收畅销之效。”^[30][34]

从光绪二十五年到宣统三年（1899年—1911年），以通州为基地，以棉纺业为中心，张謇兴办了一系列辅助企业，共34个，总投资900多万元。张謇的实业，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经济体系，具有强烈的民族性，中国的面粉、玻璃等产业从此开始起步。在苏北沿海各县，张謇先后创办了20个盐垦公司，资本估计达到1600多万元，围地413万多亩，已垦地98万亩，年产棉11.6万余担。工农业加在一起，形成一个庞大的大生民族资本集团，资产总额大约3300多万元。^[24][35]

张謇于20世纪初开始以实业政治家的身份投身于改造中国政治，并试图以君主立宪来重构中国的政治制度。第一，张謇主张“东南互保”，并劝说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乃至李鸿章等人不要和外国人开战，力劝其为东南大局和国家将来到上海签订了“东南互保”协议。第二，张謇在全国性政治运动（立宪运动）中从事立宪考察研究和宣传鼓动、成立上海立宪公会和江苏咨议局、组织国会请愿活动。第三，武昌起义后约一个月，张謇为追求资产阶级民主政治、顺应历史潮流和维护资本家利益由坚持立宪到转向共和，并利用自己的特殊社会地位促成南北议和和辛亥革命获胜。^{[24][25][28][29]}

张謇看出清政府仓促兴办高等学堂收效甚微的弊端，1909年在考查欧美日本的海运状况后创办上海高等学堂船政科，辛亥革命后更名为吴淞商船学校^[36][37]（即后来的上海海事大学、大连海事大学前身之一^[38][39]）。1912年3月，张謇与张詧[chá]借南通城南庙宇籍仙观创办私立南通医学专门学校，设西医科。^[40]4月，张謇等人在大生纱厂创办“纺织染传习所”，次年提升为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开辟中国纺织高等教育的先河。^[36][37]私立南通医学专门学校和南通纺织专门学校是南通大学前身，^[41]另外私立南通医学专门学校也是苏州大学苏州医学院前身之一。^[42]1915年张謇投资创办中国第一所水利高等学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以培养治水专门人才，学科分设特科与正科，正科招收高中毕业生，学习三年毕业，有力地推动中国近现代水利事业的发展。张謇创办的通州师范学校和通海农学堂（张謇改为私立南通农科大学）是扬州大学的前身之一，之后张謇又在江苏省内其他地方或上海等地办学，和朋友联合创办上海复旦学院、苏州吴县铁路学校、南京两江高等师范等。^[36][37]

张謇认为基础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于是他于1902年之后出资组织创办南通延寿阁小学、通州师范附属小学以及女子师范学校附小，1905年张謇及地方乡绅陈启谦、冯熙宇等人共同集资捐助创办公立女子学校（1906年末，学校更名为“通州公立女子师范学校”），并设初、高两等附属小学，同时张謇也认为小学基础教育应与师范教育相结合，因此之后他利用大生纱厂五年来的酬劳两万多银元以及亲友及乡绅捐助的资金近一万银元创办“通州民立师范学校”（民立南通师范学校）。在创办师范学校后不久，就着手兴办面向大众的普通教育，直到1912年，张謇共建设初级小学135所，高等小学2所，师范附属小学2所，中学1所，师范学校2所。张謇对书法教育特别重视和用心，在其所创办的很多学校中都开设书法课，依据学校的等级、层次、专业不同，对学生习书提出不同的要求。^[36][43][44]

张謇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创办职业学校，1902年张謇在南通创办的通州师范学校是他创办的第一个职业学校，为近代中国农垦事业培养出大量的人才，对当地社会的治理及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之后他于1915年在南通创办农业、纺织、商业、银行、会记、交通运输等20多所职业学校，并首创多层次和多学科并举的职业教育模式。同时他还创办南通女工传习所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刺绣学校，为中国刺绣艺术的发展培养出大批人才。张謇创办的伶工学社将戏剧课与文化课正式分开，专业训练与艺术修养并重开创了中国戏剧学校的先河，为中国近代戏剧改革奠基，此外还鼓励县级以上学校每年开设一场大规模的运动会，加强体育教育以培养其“尚武”精神，组织农科学生举办棉作物展览会，推广优良棉种及播种技术还组织土木工科学生对淮河和通州水道进行测量等，以此表示对职业教育社会实践的重视。^[45][46]

张謇在1903年东行日本期间，特意参观筑地活版制造所和大阪朝日新闻社印刷所，了解造版和铅字印刷技术，并详细考察和询问日本师范学校教科书的使用和出版情况，发现日本及西方国家高度重视出版行业，于是他在《平法决议》中强调发挥出版事业对教育的辅助作用。1902 年，张謇创办南通翰墨林印书局，大规模编译新式教科书，1905年张謇还聘请韩国友人金泽荣出任书局编校，金泽荣在南通的22年间先后编印和出版大量韩文书籍，之后张謇于1906年投资入股中国图书公司并出任董事长。南通翰墨林印书局先后编印出版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生物、化学、物理、音乐、美术等各科教科书，其出版的教科书涵盖师范学校、小学、中学、大学以及农、工、商等各类专科学校。^[47]

张誊认为教育不仅仅在于创办学校，还需要设立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于是他于1905年在家乡南通创办中国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南通博物苑实际上是集自然博物馆、博物馆、植物园、图书馆等诸多功能的博览馆，七年以后他又在南通城南东岳庙遗址创办南通图书馆，邀请毕业于通州师范的中国近代著名建筑师孙支夏设计图书馆。南通图书馆计有图书楼两幢二十间、曝书台五间、厢楼上下十二间、阅览楼上下八间等，图书十三万千百卷，1918年张謇之子张孝若访美归来后，张謇根据张孝若的所见所闻扩建图书馆，增加三百三十个阅读书架，花费银二万六千二百四十三元。^[48]

在张謇一生从事的事业中，文化传媒事业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他创办、支持创办、参与创办、呼吁创办的报刊甚多，张謇在辛亥革命前十多年间竭力创办或提倡、支持、帮助、参与各种报刊如《预备立宪公报》《申报》等的创办和运作，充分利用报刊这一新媒体宣传其立宪等思想主张。张謇亲手创办或参与创办或倡导创办了多个地方报刊，这些报刊在社会转型期为开启民智、传递信息、答疑解惑、地方自治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星报》《新通报》等。张謇创办报刊图书印刷出版发行机构、图书藏阅机构，形成地方文化传播及文化服务链。^[49][50]

从清朝末年至民国九年（1920年），张謇在故乡江苏省南通市开创近代慈善事业，改造并建设育婴堂、义园、栖流所（1916年）、旅殡所等社会公益机构，为地方士绅和普通民众提供便利，他还借鉴同期国内外的相关经验，创建第一和第三养老院（1912年和1922年）、贫民工场（1914年8月）、济良所、残废院（1916年）、盲哑学校（1907年）、游民习艺所和野犬栏等近代化的慈善机构。除此之外，张謇是近代中国以科学方法规划治水的先驱，他建议使用疏堵并举、分流入海的系统治理方案治理黄河；1911年，他便自费组建了30多人的测绘队测绘淮河水系，并于1919年提出“七分入江，三分入海”的主张以治理淮河，留下了大量的以导淮为主的设想、规划、方案等文字，以及测绘图纸等档案。^{[24][51][52][53][54]}

张謇通过引进国外专家，得以吸收和利用国外现代科学技术，并积极聘用国外教师（英国工程师汤姆斯设计大生纱厂机器安装）以培养本地人才，了解西方的商埠建设理论和实践。张謇的市政建设和城市规划思想主要体现在“成聚，成邑，成都”的思想上，即以通海地区为起点，试图在苏北一带建立独立于江宁以外的新的政治经济中心，以谋求更大范围内推行地方自治（“徐州建省计划”）。因此张謇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创办工厂、垦牧公司、带动市廛chán的兴建、重视树艺绿化；规划修筑全县马路、通公共汽车；疏浚[jùn]淮河河道、开办小轮公司、修筑堤坝闸等水利工程；带领乡人要求减免厘捐。此外张謇还以私人身份聘请荷兰奈格、比利时贝龙猛、瑞典海德生、美国葛雷夫等各国水利专家，商讨南通治水策略，科技治水，他还长期聘用奈格的儿子特里克、在南通和农垦区进行水利设施的规划建设。张謇在城市总体规划设计上考虑到生产、生活、生态的合理布局，因而除了主城区以外，他将唐闸设定为工业和港口区，狼山设定为风景旅游区，形成了科学合理的“一城三镇、城乡相间”的现代城市格局，推动南通成为“中国近代第一城”。^[55][56]

作品类型作品名称整理编撰具体介绍诗文《张季子九录》^[57]张謇著；张孝若整理编撰这是自张謇去世后，第一部比较系统、详细的资料汇编。全书共分为政文录19卷、实业录8卷、教育录6卷、慈善录1卷、自治录4卷、文录19卷、诗录10卷、专录10卷、外录3卷，并后附《张南通先生荣哀录》10卷。诗录中补充了民国以后的诗歌，总数达1300余首。《张謇诗集》^[57]徐乃编辑点校这一部诗集是收录张謇诗歌最全面的一部诗集，其中共收诗歌约2000余首，按照时间线索进行编排，同时对照《张謇日记》中的记载，对诗歌中的一些字句问题进行了纠正。《柳西草堂日记》^[57]文海出版社《张謇日记》早时名为《柳西草堂日记》，之后张謇自署为《啬庵日记》或《啬翁日记》，共二十八册。《雪宧yí绣谱》^[58]沈寿口授，张謇执笔中国第一本刺绣技法论著《啬翁自订年谱》^[59]张謇著《啬翁自订年谱》是张謇一生的总结，虽然写入年谱的未必全是大事和重要思想，但张謇一生的大事都写进了年谱。《啬翁自订年谱》实际上是了解张謇一生的大纲。书法张謇一生先后临写过褚遂良、颜真卿、钟繇[yáo]、孙过庭、怀素、柳公权、欧阳询等大家的多种碑帖，擅楷书、行书，结体方正稳健，柔中带刚，含蓄高雅，翁同龢称赞其“字亦雅，非常手也。”更有史料称其为“同光间书法第一”。书法著有《墨竹赋》《张季直书千字文》《张謇日记》《狼山观音岩观音造像》《张啬翁书千龄观记》《张母八十寿辞》等等。上海商务印书馆、上海有正书局、上海中国图书公司、南通翰墨林书局先后有《张季直先生书千字文》《张季直先生书四时读书乐》《张季直先生书墨竹赋》《张季直书说文解字部目》《张謇临〈伊阙佛龛kān碑〉》《四时读书乐》《张季直狼山观音造像记》《文峰塔院东原新阡石阙铭》《千字文》《墨竹赋》《千龄观记》等20余种张謇所书碑刻、字帖书法。^{[60][61][62][63]}

简介张謇共有兄弟四人，一子一女，一妻二妾，两个养子，两个孙子和四个孙女祖父张朝彦（早年贫困，入赘于吴圣揆kuí家，除租种几亩田以外，也兼事瓷器贩运）父亲张彭年（以经商为业）姨母葛氏（张彭年的大夫人，张誉和张警之母）母亲金氏（张彭年的二夫人，张謩mó、张詧和张謇之母）大哥张誉（不详）二哥张謩（不详）三哥张詧弟弟张警（不详）正妻徐端妾室吴道愔[wú dào yīn]、梁氏女儿张淑（过早夭折）儿子张孝若（张謇独子，先后在美国和日本留学考察，之后担任淮海实业银行总经理、驻智利国全权公使、南通大学校长等职）儿媳陈开成（出身于安徽石埭dài官宦名门世家，毕业于上海教会学校启明女中，知书达礼，思想进步）养子张佑祖、张襄祖长孙张融武（寓居香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受聘于香港电台，之后被聘为香港大学国文和国语教授）次孙张绪武（早年从事地下工作，毕业于南通纺织学院，先后担任江苏省副省长、全国工商联常务副主席等职，之后建立“张謇教育基金”）长孙女张非武（自发组织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抗战胜利后侨居美国，并与丈夫和朋友在美国创建人人企业公司，经营电器产品）二孙女张柔武（参演抗日救亡宣传的文艺节目，先后担任南通师范任音乐教师、南通市政协副主席等职）三孙女张粲càn武（不详）四孙女张聪武（参加抗日救亡宣传并参演进步话剧，1938年参加苏北抗日宣传队，同年被日军杀害，后其骨灰被安葬于南通烈士陵园）曾孙张慎欣（任联华影艺发展公司董事长、上海思宝贸易公司董事、北京长泰大生商贸公司总经理、中国爱国工程学会张謇基金会负责人）以上参考资料来源：^[12][64][65]

张謇之子、私立南通大学校长张孝若评价：“他总是握紧了两个拳头，抱定了一个主意，认准了一个方向，直视往前走，总想打通了这条路，去造一个新世界。”^[66]

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评价：“张季直先生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多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6]

民国时期新闻记者黄远庸评价：“张謇是新旧过渡时代之一天桥，彼若稍偏一隅，则桥折矣，其本身价值亦必全失。”^[67]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黄兴评价：“负国人之重望，往时缔造共和，殚尽心力。”^[59]

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创办人章开沅[zhāng kāi yuán]评价：“他既非理论的巨人，又非行动的勇士；既不会大言欺世，也难以冲刺在前。他在没有思考清楚以前决不采取行动，但一经采取行动就决心进行到底。他起步虽然稍嫌迟缓，但每一步都踏在实处，并且有足够的后劲，因此往往得以后来居上。”^[68]

张謇的同僚、清末官员刘厚生评价：“他是一个促成革命成功的有力者，也似乎是一个结束两千年封建思想、最最殿后、而值得注意的一个大人物；同时也是走向新社会、热心为社会服务的一个先驱者。”^[59][69]

上海交通大学讲席凯原法学院教授高全喜评价：“张謇等士绅立宪派在这场大变革中所扮演的角色不仅不是补充性的，而是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与孙文、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党人和袁世凯北洋系势力融汇一起，共同参与了现代中国的国家构建，都可谓现代中国的立国者。”^[70]

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理事长耿云志评价：“张謇始终是一位脚踏实地的实干家，办实业、办教育是如此，参加立宪运动、领导江苏咨议局也是如此。张謇也是一位稳健的改革家，他抱定和平改革的宗旨，秉持“尽其在我”，“得尺则尺，得寸则寸”的方针，不激不随，努力做去。”^[71]

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南通博物苑，指出张謇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72]

张謇从小就十分聪明，5岁开始跟私塾的邱老师学习，11岁时文章己经写得不错。一次邱老师出对“月沉水底”，张謇随即说出“日悬天上”。邱老师仔细观察张謇之后，对张謇的父亲说希望可以帮他找一个更好的老师，小张謇聪颖过人而自己的水平有限。邱老师应张謇父亲的要求推荐学识渊博的西亭秀才宋莲山做张謇的老师，在宋老师的教育下张謇进步很快。有一天，有位武士骑普高头大马在门前经过，宋老师说出上联“人骑白马门前过”，张謇立即对出下联 “我踏金鳌áo海上来”。宋老师大吃一惊，心想张謇的口气真大，这是以状元自比，因为科举时代，朝廷发榜时状元是站在宫殿前石阶的鳌鱼雕石上接榜的。所以宋老师连连夸奖张謇有志气。^[73]

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张謇在淮军统领吴长庆府中供职，由于文字功底深厚和办事利落、作风严谨受到吴长庆的信任和器重。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四月，吴长庆结拜兄弟之子袁世凯前来投奔，吴长庆令他拜张謇为师学习诗文八股，以待日后在科举中榜。不过袁世凯不是块读书的料，张謇以八股命题课，袁世凯答得牛头不对马嘴，但张謇还是尽职尽责地认真施教，一段时间下来，袁世凯虽长进不大，诗文虽没有本事作，但毛笔字和一般的书信还能凑合。此外张謇还发现袁世凯协助处理军中事务有条不紊，于是张謇向吴长庆推荐袁世凯这方面的才能，吴长庆听从张謇建议让袁世凯担任军中小官。^[74]

作品名称作者出版时间《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75]张孝若1930《张謇传记》^[76]刘厚生1985《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77]章开沅1986-12

作品名称类型上映时间《沉浮：回望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78]纪录片2009-03-09《张謇》^[79]话剧2016-06-12《张謇》^[80]纪录片2018-07-19

张謇墓又被称为“啬公墓”，^[81]位于江苏省南通市啬园内，总面积达175亩。憩厅于1956年落成时，郭沐若曾题赠“张季直先生纪念馆”匾额。啬园内古树参天，有池杉、龙柏、珙桐[gǒng tóng]等珍稀树种200多种，总数8600余株，为南通规模最大的植物观赏园。园内的张謇生平事迹陈列馆、扇亭、映山楼、观鱼廊、松鹤轩等游览景点。^[82][83]2001年张謇墓被选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啬园被评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江苏省环境教育基地、江苏省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南通市义务植树基地。^[83][84]

张謇的故居濠háo南别业和濠阳小筑位于今江苏省南通市，濠南别业修建于1914年，地点在张謇于1905年修建的南通博物苑北侧，濠南别业是一座四层英式青砖洋楼，坐北朝南的主楼由南通籍著名建筑师孙支夏设计，楼房极具西洋建筑风貌。^[85]张謇故居一层是被称作“地炕”的储藏室，二层是张謇居家办公待客的议事大厅（张謇曾接待过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军阀孙传芳等中外名流），议事大厅东西两侧的房间是议事室、书记室、会客室及宴会厅。三层中央大厅为大餐厅，大餐厅东侧为张謇书房，西侧为家人娱乐休闲的琴书房，北侧自东向西，分别为张謇夫妇及其独子张孝若夫妇卧室，现如今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通博物苑的重要组成部分。^[86][87][88]濠阳小筑位于市区环城南路21号，该建筑由一幢二层楼主体建筑和多座小庭院组成，建于1917年，占地面积约1860平方米，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2006年被公布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89][90][91]

张謇纪念馆坐落于江苏省海门市常乐镇状元街。纪念馆距张謇先生的出生地仅500米，是一所江南园林式建筑，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1986年张謇故里祠堂旧址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年底，常乐镇地方政府规划扩建张謇纪念馆。2010年11月，扩建后的张謇纪念馆开馆。2013年纪念馆被江苏省委宣传部命名为“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陈列内容分为出生成长、实业救国、教育兴国、社会事业、纪念研究5个部分，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地向世人展示了张謇艰苦创业，致力于实业救国的一生。^[92]

张謇的《家诫碑》现藏于南通博物苑，由张謇于民国十年（1921）亲自题写，并请当时著名刻工黄怀觉和王桂轩镌刻而成。碑有正反两面，正面是《倚锦楼石屏铭》，背面是《家诫》。《倚锦楼石屏铭》通过对石屏风的来历和品性的描绘，展露出张謇纯净、正直、高洁的性情。而背面的《家诫》则是对铭文“家诫可书，子听亦便”的生发与演绎。^[93]

“张謇”号是国内第一艘专为海洋深渊（深度从6500米至1.1万米）科考设计的船舶，也是第一艘完全由民营企业出资建造的科考船，船长97米、宽17.8米，设计排水量4800吨，续航力1.5万海里。除用于科考外，还具备深海救援打捞、水下考古和电影拍摄、深海探险与观光等多种功能。此次共载运11名科考人员和20名船员，在公海执行海洋地质科学考察任务。^[94]

2021年1月6日，张謇企业家学院在中共南通市委党校正式揭牌。^[95]

2013年7月18日，纪念张謇160周年诞辰系列活动——沈启鹏捐赠“风物聿新”画作展开幕式在南通博物苑举行。展览是因沈启鹏向南通博物苑捐赠其画作《风物聿新——张謇创办中国第一个博物馆》而特地办的专题展，该画从构思、拟稿、修改到制作完成，前后用时七个月，展现了张謇先生创办博物苑的那段历史。^[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