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军

淮军是晚清时期李鸿章麾下的一支私人军队，因其将领、士兵主要来自安徽江淮一带而得名“淮军”，又被称为淮勇，主要将领有张树声、刘秉璋、刘铭传、吴长庆、叶志超、聂士成、丁汝昌等。^[1][2]

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为镇压起义，清政府在各地兴办团练，曾国藩在湖南编练的湘军，是镇压太平军的主要力量之一。由于湘军具有军匪一家的缺陷，曾国藩令李鸿章招募两淮兵士，以两淮特长弥补湘军不足。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攻陷江浙、进军上海，李鸿章正式受命招募淮勇。^[5][6][3]同治元年（1862年），李鸿章招募淮勇组成淮军，以支援上海，建立之初共13个营，约6500人。^[2][3][1][7]同治元年至同治三年（1862年至1864年）间，淮军在上海、苏南地区协助湘军、参与镇压太平天国的反革命战争。在此期间淮军不断扩张至约6~7万人，并接受外国军官的西式训练，战斗力和装备水平提升，逐渐成为承担清廷重要军事任务的军队。^[4][8]同治四年至同治五年（1865年至1866年）期间淮军先后在曾国藩、李鸿章的率领下剿捻，平复捻军后淮军兵力增至八万。^[4][1]

同治九年（1870年）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以李鸿章为中心的淮军将领逐渐形成淮系政治集团。但此时淮军陷入被裁撤的困境，直到光绪元年（1875年）中日关系陷入危机，李鸿章趁机将淮军转型为常规性国防军，淮军也由此成为清政府重要的国防力量。^[9][4]此后淮军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都参与作战。^[10][11]甲午战争后淮军日渐衰落，淮军旧将大量转投至袁世凯麾下，成为北洋系雏形。^[12][1][13]

淮军的军队营制、训练方式在建立之初承袭自湘军，如招募、营伍、长夫、服装、统领、薪粮、行军、营务处等制度。^{[14][15][16][17][18][19]}后因时制宜、效法西洋军制进行了改进，增设了洋枪队、炮队、马队等，并进行西式训练。^{[20][21][22][23]}淮军具有私人化、西化的特点。在其诞生之初挽救了清王朝的统治，但也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在中法战争中，淮军在刘铭传领导下取得基隆大捷、淡水大捷，巩固了清政府对台湾地区的统治；^[11][10]中日甲午战争中，淮军也在陆面战场配合北洋水师进行战斗。^[12][1][13]淮军采用新式武器装备和西法训练影响了近代军队改良，也是中国军事近代化的体现。^[8]

淮军是在曾国藩指示下由李鸿章招募淮勇编练的一支汉人军队。李鸿章于同治元年（1862年2月4日）在合肥、安庆等地以原有的团练为基础集合定立了营制，正式建立团练军队。因其将领、士兵，如主要将领张树声、刘秉璋、刘铭传、周盛波、潘鼎新等都出身江淮一带，故称为“淮军”或“淮勇”。^[1][2][3][7]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公元1851年1月），太平军在广西起义，清朝派军队镇压。八旗和绿营军节节败退，起义军乘胜进军两湖，定都天京（今南京）。至清咸丰十年（1860年）春，以绿营组织成的驻在浦口的江北大营和驻在天京城东的江南大营以及未经征调留在本省的绿营都被起义军先后打垮，作为清朝权力主要军事力量的绿营历经数年战事已无力继续维护其统治。太平天国战事之初，清政府不得不更多地利用地方士绅所办团练来与太平军抗争，以缓解兵饷两缺的窘境。^[24]

咸丰二年十一月（公元1852年），太平天国进攻武昌。咸丰二年十二月十三日（1853年1月21日），曾国藩负责湖南团练事宜。^[25][26]曾国潘在衡州建军，效仿明将戚继光的“戚家军”，以原来罗泽南的“湘乡练勇”千余人为基础，加上江忠源的“楚勇”扩编成湘军对抗太平军。^[27]太平军进军安徽后，李鸿章、李文安（李鸿章之父）于咸丰二年（1853年）、咸丰三年（1854年）分别在同乡吕贤基、王茂荫的奏保下回乡办练。李氏父子皆进士出身，“乡望素孚”。经过李文安的招抚编练，“合肥等处团练整齐皆可用”。李文安于咸丰五年（1855年）病死军营，李鸿章在咸丰八年（1858年）三河失守后因祖宅被毁无处藏身而投奔曾国藩军营并成为主要谋士，但父子两人在办练期间与庐州地区的士绅形成了另一种基于门生、部属、乡邻、亲族、世谊基础上的地方势力关系，这种盘根错节、错综复杂的关系网，构成了日后李鸿章招募淮勇、组建淮军的组织基础。^[28]

咸丰九年（1859年）曾国藩致胡林冀的信函中，曾国藩表示想以两淮的特长来弥补湘军的缺点。当时计划为先招五百人进行试练，如果可用便再续招三千人；曾国藩请胡林翼预备马匹，并举荐李鸿章，李鸿章以初到曾国藩营中为由辞谢。此后李鸿章在颍yǐng、毫一带招募了五百人，因受到地方阻挠而未果。^[29]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攻陷江浙一带，上海的防守问题引起了中外绅民的关注。当时上海的防守官军构成复杂，包括江苏巡抚以下所属的标兵、团练、英法军、洋枪队等。因防兵屡遭溃败，沪绅以钱鼎铭、厉学潮二人为代表向安庆请兵支援。曾国藩得到消息后，与其当时身边的主要谋士李鸿章连日商议援沪办法，并开始了积极的考虑与筹划。曾李二人决议由曾国荃在湘募勇六千，于第二年正月赴皖，再皖援沪。11月下旬又计划招募淮勇以增援曾国荃，增加了李鸿章和黄翼升二人并五千淮阳水师援沪，淮军援沪契机初现。12月初曾国荃去信表示不愿援沪之行，故李鸿章成为援沪主将。^[5][6][3]

咸丰十一年（1861年），湘军占领安庆后，曾国荃沿江而进，左宗棠进攻浙江，李鸿章支援上海，兵分三路对抗太平军。正为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而殚精竭虑的曾国藩，为了解决兵力不足问题，同时也为了减轻清廷对他的猜疑。心怀“裁湘建淮”打算的曾国藩， 便命得意门生李鸿章在安庆招募淮勇。^[30][31]

咸丰十一年（1861年）10月下旬李鸿章开始招募淮勇，组建援沪之师，李考虑到仓促招募编练困难重重；而庐州一带旧有团练较为强悍；加之自己对当地人情也较为熟悉，所以决定罗致并改编庐州一带旧有团练，组建新军。通过门生、部属、乡邻 、亲族、世谊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封建关系网，李鸿章凭着自己的声望历时两月便组成数营，并于同治元年（1862年）2月4日在安庆集合定立了营制，至此淮军正式建立。^[32]淮军建立之初的13营为其基本骨干，约6500人，包括李鸿章一手招募的5个营；湘军统帅、两江总督曾国藩的标亲兵2个营，由韩正国统带；借自湘军曾国荃的开字营，由程学启统带；滕嗣林、滕嗣武统带的林字营2营；陈飞熊统带的熊字营；马先槐统带的垣字营。^[2][3][1][7]

同治元年（1862年）4月之6月间上海官绅雇佣的英国商船分批次地将淮军运送至上海，淮军加入了镇压太平天国的反革命战争。在此期间，淮军在李鸿章回皖招募、改变前江苏巡抚薛焕所布防军、借将带兵、收编团练与太平军归降部众等方式下扩充了营伍，新增了三十余个营头。6月，淮军在上海的虹桥、徐家汇等地与太平军多次激战获胜，共捕杀太平军三千余人，淮军的战斗能力受到了上海洋人的叹服。此后李鸿章与英法干涉军、常胜军联手，采用了“用沪平吴”战略，加强上海地区的防御太平军难以进入淞沪地区只能攻击周围地区，以配合湘军在上海附近对太平军进行镇压。在此期间李鸿章还购入大量洋枪洋炮对淮军进行武装，还聘请外国军官对淮军进行训练，淮军的战斗力和装备水平得到很大提升。^[4]

同治元年（1862年）11月常熟的太平军守将骆国忠投降，李鸿章率领淮军发起了收复苏、常的战役，并最终攻克了常熟、太仓、昆山等地。苏州外围的太平军被初步扫清后，李鸿章又定下淮军分三路进军的计划：中路由程学启统率从昆山直抵苏州；北路从常熟进攻江阴、无锡，由李鹤章、刘铭传带领；南路进攻吴江、平望，以切断太平军从浙江赶来增援的道路。^[1][4]

至同治三年（1864年）7月，淮军先后收复了被太平军占领的南汇、江阴、无锡、苏州、宜兴、溧阳、嘉兴、常州等二十余个苏南地区的府州县，诱降、杀死了大量太平军将士，削弱了太平军的力量，为湘军贡献天京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治三年（1864年），淮军攻克了常州，捕杀了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肃清了苏南地区的太平军。至天京陷落时（1864年），淮军已发展到有一百二十营，6至7万人的强大武装力量。此后由于湘军被裁撤，淮军乘机扩大势力，成为承担清廷重要军事任务的军队。^[4][8]

太平天国覆灭后，捻军成为当时中国最活跃、力量最强的抗清武装势力。同治四年（1865年）10月，清军剿捻统帅僧格林沁在山东菏泽全军覆没；曾国藩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北上督军剿捻；李鸿章署理为两江总督，以负责筹集粮饷和调兵等后勤事务。由于此时湘军大部被裁撤，故曾国藩率领北上的八万“剿捻”部队中约有六万为装备精良的淮军。但由于淮军长期听命于李鸿章，曾国藩难以指挥调动淮军进行剿捻，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曾国藩都督师无功。同治五年（1866年）秋，捻军分为东西两支：在山东和中原一带作战的，是由赖文光、任化帮率领东捻军；在张宗禹率领下一支捻军与回民军联合，在陕、甘一带呈犄角之势，即西捻军。^[4][1]

同治五年（1866年）11月，清廷任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接办剿捻事务。李鸿章上任后，妥善处理了淮军的粮饷供应问题，又借鉴了曾国藩的剿捻经验，实行“划河圈地”“以静制动”的作战方针，于同治七年（1868年）赖文光被害后，淮军彻底镇压了东捻军。此后李鸿章率淮军与张宗禹率领的西捻军对抗，因李鸿章与左宗棠的战略分歧，淮军进攻受阻。到了5月中旬，黄河暴涨形成了天然防线，淮军取得战场主动权；8月西捻军全军覆灭，张宗禹投水而亡。至此淮军在李鸿章的带领下平复了捻军，淮军兵力达到八万，淮军发展进入鼎盛时期。^[4][1]

同治九年（1870年）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其部下的淮军成为拱卫京师的绝对主力，暂时化解了淮军的去留问题。但淮军始终未有正式的名分和目标，仍然面临被裁撤的危机。如盛军在天津参与城市工程建设；西征的淮军部分继续随征，部分撤回徐州、两江、湖北等地驻扎而不再属于国防体系等。同治十一年（1872年）曾国藩去世后，兵制改革难以启动，淮军经费困难等情况使淮军的裁减逐渐成为大势所趋。^[9]

光绪元年（1875年）中日关系陷入危机，很快形势急转直下，沈葆桢受命至台湾布防。沈葆桢zhēn巡查台湾后向李鸿章提出增调福建精兵至台湾。李鸿章虽未提出出兵帮助，但他由此得到了一个令淮军转型的机会：派唐定奎十三营赴台助阵，以此为转机重新布置淮军。至当年6月，在江苏承运下唐定奎十三营赴台助阵，由此淮军从内部平叛和闲置状态，转向抵御外部冲击的国防一线，淮军地位提升，并与驻扎在直隶的淮军形成了南北相互策应的布局。淮军从临时性勇营转型为常规性国防军，李鸿章也由此成为清廷新海防体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9]

随着李鸿章的权势显赫，淮军逐渐从军事武装演变为实力强大的政治集团。李鸿章重用亲属、提拔乡里以巩固淮系集团的政治地位：李鸿章兄长李瀚章曾官至湖广总督，协助李鸿章筹建海防；部下张树声曾为两广总督，在李鸿章丁忧期间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刘铭传为第一任台湾巡抚；刘秉璋为四川总督；潘鼎新为云南、广西巡抚；丁汝昌为北洋海军统帅等。淮系集团在宗族、姻亲、师生等关系的加持下愈发紧密，并不断扩展其政治、社会影响，渗透到了晚清的外交、工业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4]

19世纪80年代中法关系紧张，法国舆论界常有占领台湾为质的叫嚣，故自光绪九年（1883年）底清廷开始征调部队对台湾进行布防。光绪十年（1884年）4至5月，淮军章高元二营与湘军、擢zhuó胜军、潮勇等军队被抽调至台湾。光绪十年（1884年）6月，淮军将领刘铭传被任命为督办台湾防务大臣，带亲兵一百余名至台湾。6月9日，法国军舰炮轰基隆，刘铭传以防军势弱屡次上书申请抽调淮军援台；此后清廷抽调刘朝枯淮军四营、聂士成部淮军二营，台湾淮军兵力上升为八营，驻扎于台北。^[10]

光绪十年（1884年）8月4日，法国海军副司令利士比率领一支舰队进犯台湾，称要摧毁基隆的炮台并占据附近的煤矿工厂；5日，法国舰队强行登陆台湾占领了海港；6日，利士比带领法军试图抢占基隆，途中刚翻过一座山头，便被四面八方突然出现的淮军包围。在刘铭传的带领下淮军奋勇作战使法军被迫撤退回海上，粉碎了法军“据地为质，占领基隆”的幻想。后在淡水海战中，刘铭传又综合兵力不足等原因决定放弃基隆、坚守淡水，使法军试图两路合击台北计划告吹，据地为质的企图也无法达到目的。^[11]

北洋海军与淮军一样，是由李鸿章创立的具有西式装备的军队。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淮军在卫汝贵的带领下，配合北洋海军进行陆面作战。但在甲午战争中，淮军节节败退，暴露了旧军的缺点，北洋海军也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至此，以李鸿章为中心的淮系集团没落，淮军势力也逐渐衰落。^[13][12]

此后由李鸿章引进的袁世凯及其政治集团逐渐取代了李鸿章的地位。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11月19日，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命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定武军”10营。大量淮军旧将士也投入到袁世凯招募的“新建陆军”中，^[12][1]李鸿章所创“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的学生皆被袁世凯收纳，领官、管带、统带^[注1]等职多由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李纯、张怀芝、雷震春、何宗莲等在内的武备学生担任。这股兵力后来成为清末陆军主力，也是北洋军阀的雏形。袁世凯以德军为蓝本，制订一整套近代陆军的招募制度、组织编制制度、军官任用和培养制度、训练和教育制度，以及粮饷制度等内容的建军方案，基本上摒弃了八旗、绿营和湘军、淮军的旧制。在军事装备上，袁世凯注重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和标准化，采用西方的先进技术，强调实施新法训练的严格性。小站练兵培养了一大批近代新军事人才，加快了旧军队的淘汰，促进了清军的近代化。在袁世凯的新式陆军诞生后，淮军从此失去了国防军的地位，变为次要巡防队。光绪、宣统之交，革命军图谋在长江起义，清廷调北洋准军巡防队一部移防长江，后来张勋曾指挥这支部队在南京与革命军作战。淮军巡防队迄清亡而尚存。^{[30][33][34][35]}

淮军的初定制是曾国藩仿照湘军营制定制。^[14][36][15]

招募制度

淮军的招募制度最初仿照湘军之制：所招必为乡土农夫；统将亲自招集勇营成军。虽然后来有所变革，但其浓烈的乡土本色在淮军中得到了长期保持。^[14]

营伍制度

淮军建军初期的营伍规制完全仿照湘军。营是淮军最重要的单位，设营官一员。每营分前后左右四哨，每哨设哨官一员，管理全哨，设哨长一员作为副哨官。每哨正勇，分为三类共八队：抬枪队（第一、五队），刀矛队（第二、四、六、八队），小枪队（第三、七队）。刀矛、小枪每队正勇十名，抬枪每队正勇十二名。八队每队设置什长、伙勇各一名。四哨每哨官有护勇五名、伙勇一名。每哨包括哨官、哨长、什长、护勇、正勇、伙勇，共计一百零八人，四哨即四百三十二人。营官有亲兵六队，但不置哨官哨长。其配置为：劈山炮队（第一、三队），刀矛队（第二、四、六队），小枪队（第五队）。各队设置什长一名，亲兵十名，伙勇一名，六队共计七十二名。每营官统带四哨与亲兵合计五百零四名，故一营包括了劈山炮两队，抬枪八队，小枪九队，刀矛十九队，共三十八队。^[14][15]

长夫制度

淮军承袭了湘军的长夫之制，即和营伍有连带关系的人员配置制度，这是湘军的最大特色，也是曾国藩最为卓越的创制。其制每营用长夫一百八十人，具体分配为：营官及帮办人员四十八名、搬运子药火绳及一切军装等项三十名、每哨哨官哨长及护勇四名（长夫）、每一劈山炮队三名、每一抬枪队三名、每一刀矛队二名、每一小枪队二名。故全营正额，自营官至长夫共计六百八十五人。淮军的长夫之制一直无所改变，直到承平时期李鸿章才受命进行了部分裁减。长夫的职务与现代的工兵类似，虽仍有欠缺，但也是中国兵制的一次重大进步。^[37]

服装制度

淮军的服制为曾国藩所定：以帕裹首，身着勇字短上衣，长裤扎绑腿，穿草鞋。^[16][38][15]

统领制度

淮军以营为单位，营以上无固定编制。但两营以上至数十营设有统领，该制系为源自湘军并逐渐演变而成。淮军在统领的性质与职权上没有严格规定，习惯上为招募与统带的首领，也是战场上的指挥官。统领所统率的部众数量不等，少者可为作战时的一支小队，多者则为一方面的统帅。如张树珊的树字营仅六营，张树珊阵亡后由其弟张树屏统带的仅有三营；刘铭传的铭字军常有二十营以上。^[16][17]

薪粮制度

淮军的薪粮制度仿照湘军，但与其相比有很大的克扣。^[17]

统领薪粮除自带一营薪水公费夫价外：统至三千人以上者，每月加公费银一百两，加夫十名；统至五千人以上者，每月加公费银二百两，加夫二十名；统至万人以上者，每月加公费银三百两，加夫三十名。^[17]

而新立营头、奉札招勇时，尚未经过大营点名的勇夫勇丁，都有小口粮。大营宪委员点名后起支大口粮。勇丁勇夫每名小口粮为日给制钱一百文。^[39]

恤赏制度

淮军承袭湘军的恤赏制度，作战阵亡、受伤者均有恤赏：阵亡恤银为五十两；受伤者头等赏十五两，二等赏十两，三等赏五两；残废者另加。^[39]

濠háo垒制度

淮军承袭湘军的濠垒之制，军至一处必先扎营垒，常用于平吴之役。淮军的扎营方法为一营一垒，偶有一营两垒。淮军将营垒称为墙子，高八尺、厚一丈，由草坯土块筑成，正墙顶厚一尺五寸，上有枪炮眼；子墙顶厚二尺，可供人站立。营濠一般为内外两层，也有掘三层：外层一般宽八尺，深一丈五尺；内层减半，上宽下窄。营濠外不设通道，内里每隔二丈则留一条横路，方便进出。每一营垒设有两门，前门正大并在其外设湾墙，后门则相对隐蔽。垒中留有甬道，四哨的兵勇分别驻扎于前后左右四厢，亲兵驻扎在甬道两侧。^[39]

行军制度

淮军拔营行军沿用湘军规制：行军期间以七成队伍预备打仗，三成队伍为押夫。敌人在前方时，七成队伍走前，锅帐担子走中间，三成队伍在后押运；敌人在后方时，则三成队伍押锅帐担子走前，七成队伍殿后。十营八营同日拔行时，各营遵守其制分班前进，不允许掺杂混乱。行军过程中每营派一弁在后押尾以稽查落后和滋事者。拔营之前要派好手先行在大队前十里或二十里处查看地势、敌情。行军行程约为每日三十里，长日四十里。^[18]

营务处制度

淮军营务处可是一个参谋本部，也可说为指挥总部。淮军的营务处与其他军队相较而言效用较大。因其为随统帅行动的机构，故其主其事者为统帅本人。下设办理营务处或称营务处，一至三人不等，其职务为作战、训练的参谋。营务处受统帅之命，要对全军各项调度进行统筹；还要带领兵勇进行实际作战。营务处以下有时特设有左右翼长，分统大帅的亲军。此外还有构成一个统帅部的组织，包括文巡捕、武巡捕、银钱所、军械所、发审所、公牍dú师营启文案等。营务处在统帅部外的各大支部队中都有设置，以便其调度全军，如铭军、武毅军、盛军、勋军、庆军等，均设有独立的营务处。^[19]

粮台制度

淮军有完密而有效率后勤组织，包括筹饷筹械的厘捐局、报销局、转运局、支应局、炮局、火药局、船厂等，粮台则是其营制方面的重要后勤组织，相当于一个随军的后勤补给站。^[40][15]

淮军的营制大部分出自湘军，后因时制宜进行了大量改动，其中以效法西洋军制为关键。^[20]

洋枪队

为增强火力，淮军改换军械，于同治元年（1862年）8月就已有近千人的洋枪队参加了作战。李鸿章在此期间还改编了若干重要部队：韩正国所统带的一支淮军以亲兵营使用劈山炮队掩护洋枪队作战；郭松林部也组织了洋枪小队参与作战。淮军在湘军编伍的定制基础上，参考并结合了西洋洋枪的运用法，组制了一种新的队伍，即洋枪队。初期李鸿章仅在各军中编组洋枪小队，而未改动营制；同治元年（1862年）9月开始将改各营的小枪队改为洋枪队，每哨添劈山炮两队。这种形式，是就旧勇改立特种武器的新营，一营可抵两营之用，作战时仍与旧营配合。后来李鸿章部下的各营水陆共计七万人，大部改用洋枪，每营可达到三百至四百余杆。此时淮军中每营四哨连亲兵共五百人，除伙勇外基本都使用洋枪，劈山炮逐渐减少，小枪、抬枪、刀矛等皆被革去。^[21]

炮队

李鸿章至上海后就曾感慨洋人炸炮之利，并有心效仿。但由于炸炮难以寻得，故其借重常胜军统领华尔代为物色外国造炮工匠并代购洋炮。至同治二年（1863年）初，李鸿章的亲兵护卫营，即张遇春的春字营内已有两百名淮军组成的炮队参与到战阵中。这是淮军以专门营伍成立的正式炮队，也是中国炮兵制度的起始点。同年6月淮军进攻苏州时，淮军刘铭传部、程学启部内都已设有炸炮队，其炸炮多使用十二磅重弹子，刘铭传部还有两尊三十二磅重弹子的炸炮。不到一年，淮军使用的炸炮已为一百零八磅重的弹子。同治三年（1864年）苏常战事结束时，淮军已有六营开花炮队：刘秉璋、刘铭传、罗荣光、刘玉龙、余在榜、袁九皋部各一营。^[41]

同治十年（1871年）至光绪三年（1877年），淮军还添置了最新式的德国克鹿卜后膛钢炮一百一十四尊；仿德国炮营制度成立了新式炮队十九营，每营钢炮六尊，每尊正副车二辆，每车配马六匹，炮目另骑一匹，共十三匹，每炮什长与兵丁共二十四名，全营正勇共一百四十四名，连同营官、哨官、号手、鼓手、医生、炮目共骑马三十二匹；铁工车、木工车、伙食车、行李车七辆，总计车十九辆，马共一百五十匹。此时的淮军炮营已经完全独立，配属铭、盛各军，使得淮军成为当时中国的一支劲旅。1884年后，淮军已拥有三百七十余尊后膛钢炮。^[42]

马队

淮军平吴之时只有少数张士芳、苗顺清在徐州招募的马勇骑从，尚未有骑兵营伍组织。平捻时期，淮军因需设置骑兵营，其营制在湘军形式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革。同治四年（1865年）在铭、盛两军才有马队营制，最初只有战马五百匹。^[22]

平捻时期淮军的马队营制较有效率：一营设营官一员，帮办一员，字识一名；每营分中前左右后五哨；前后左右四哨，每哨设正副哨官各一员，中哨营官自统，另设副哨官二员；每哨马勇五十名；五哨共二百五十名，各哨又有散勇五棚，每棚十名，内一名为什长；合五哨，共计散勇二百五十名。另营官、帮办、字识等，共用伙夫二名；四哨之正副哨官共用伙夫四名；每棚马勇，用伙夫一名，总共用伙夫二十五名；又全营公用长夫五十名。淮军马队一营合计五百九十二人。淮军平捻期间陆续成立了三十余营马队；平定西捻平后，遣散大部遣撤仅留下三营亲兵马队和四营铭军马队。^[22]

公费制度

淮军在马、步、炮各营的薪粮公费方面大致承袭了湘军的成法，但因兵种、战区形势的不同而有所更改。平捻期间，各营增加薪柴费一项，步营月支银一百六十两，马队营月支银八十两，此后沿为定制；各营的灯火油烛配给改为折价计算，步营月支银三十两，马营月支银二十两。马队五哨需要配雇大车五辆，故每辆月给车价银一十两，共计每营百两；开花炮队每营月支车价二百两。^[22]

李鸿章建立淮军之初承袭湘军的训练成法，，在其组成营制后由统帅自行训练，训练期限大致为一个多月。训练内容与湘军大体一致：练纵步、跳步；练手抛火球；练脚系沙袋；每十人一队，练习戚氏鸳鸯阵、三才阵；练马枪抬枪。^[43]

淮军还沿用了湘军站墙子之法的特长战阵，是李鸿章在追随曾国藩作战后用以教练淮军的。湘军定制的站墙子为每营筑一垒，即所谓的壁或土城，湘淮军中称其为墙子；兵勇持兵器站立在子墙之上以备来敌。^[43]

李鸿章率淮军抵沪后还学习了英法的军备和战阵。同治元年（1862年）8至9月期间李鸿章就已经开始在淮军之中采用西法进行操演和编伍，并雇佣洋将领教演习洋枪。同治二年（1863年），淮军在常胜军统领戈登的协助下进行西式训练，淮军各营广泛聘请洋将进行教习。^[23]

淮军是伴随着经制军队衰败而诞生、壮大的，具有私人化、西化特点的军队。淮军作为清廷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机器的主要组成部分，^[8]在其建立初期在上海、苏南地区平定太平军，^[4]挽救了清王朝的统治，但也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加深。在中法战争，淮军在刘铭传领导下取得基隆大捷、淡水大捷，巩固了清政府对台湾地区的统治；^[11][10]中日甲午战争中，淮军也在陆面战场配合北洋水师进行战斗，是清末国防重要的战斗力量。^[12][1][13]而作为近代中国首先西化的军队，其采用新式武器装备、西法训练，影响了近代军队的改良，在中国军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淮军内出现的独立炮兵队伍、近似工程兵的长夫、分兵种训练等，都是中国军事近代化的体现。^[8]

淮军公所位于保定市环城西路220号，全称为“淮军昭忠祠暨公所”。淮军公所是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在光绪十四年至光绪十七年（1888年至1891年）专折奏准后，奉诏修建的“淮军昭忠祠”及“公所”（淮军办公驻地）合一的建筑群。淮军公所南北长164米，东西宽128米，呈不规则的矩形，占地面积25亩；建筑分为祠堂区、淮军公所区、西区、荷塘区及办公区五个区域。祠堂建成后设总理一名，正副值年各两名，每年春秋两季举行祭祀活动，还制定了相关规章条例刻在墙上。但祠堂仅使用了10年，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李鸿章去世后奉诏改为李文忠公祠；至民国年间逐渐荒废。淮军公所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沉淀了大量淮军史料；其建筑本身也是保定古城风貌的重要组成部分。^[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