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

北洋军，又称北洋新军及北洋政府军，是指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形成的新建陆军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支军队，在民国初期成为北洋政府的主要军事力量。^[1]

由于清政府后期军备废弛、军制陈旧，致使清政府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遭遇惨败。战后，清政府开始编练新军。因前淮军官僚胡燏棻已在天津小站训练过名为“定武军”的小规模部队，便于1895年11月将袁世凯调任天津小站训练新兵。袁世凯到任后，仿照德、日陆军建制和操典条令，对定武军进行训练和改编，后将军队扩编为7000人，并改名为“新建陆军”。^[2]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新建陆军因随袁世凯前往山东，故未受到损失，反而兵力有所增长。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病死，袁世凯继任。同年，清政府决定实行“清末新兵”，在军务上设立练兵处，专练新兵，计划在全国编练三十六个镇(师)，分驻各省，由各省督抚负责编练。京畿jī的练兵事宜交由时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主持。袁世凯以小站所练的新建陆军为基础，扩充成北洋六镇，北洋军系由此形成。^[2][1]

1912年，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形成北洋政府，北洋军成为北洋政府的主要军事力量，参与镇压革命党人。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分裂成皖系、直系、奉系三个主要的派系，三个派系为争夺北洋政府的最高统治权，接连爆发了直皖之战、直奉之战，最终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掌握了北京的最高统治权。1926年，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采用逐个击破的战术，依次击溃直系吴佩孚、孙传芳，奉系张作霖等军阀。1928年，张作霖在退出关外时在“皇姑屯事件”中被炸死，其子张学良随后与国民政府谈判，于同年12月宣布奉军改旗易帜，接受国民政府的改编。至此，北洋军随着北洋军阀政府统治的结束而覆灭。^[2][3]

北洋军先后成为晚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的重要军事力量，在这期间，北洋军的存在对中国的军制改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得中国的军制摆脱落后的旧军制，步入近代化军事建设。但在民国时期，北洋军作为北洋军阀的主要军事力量，在各个派系的纷争中，互相倾轧、互相征伐、互相削弱，其对中国社会的破坏，对人民生活所造成的灾难，都阻碍了中国的历史发展，使其成为全国所声讨的对象，并最终在国民革命军的讨伐中覆灭。^[4]

清朝早期军队主要依靠八旗兵和绿营，至清朝末期八旗兵和绿营均已腐败不堪。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形成的湘军、淮军打破了清朝的八旗制度，清政府开始出现私人军队。但湘军和淮军虽然购置了西式枪械，但在制度上仍是勇营兵制的旧式武装。^[5][1]

中日甲午战争，清军全师败绩，暴露出了旧式军队的不足，给清政府以巨大刺激。清政府在当时社会变法图强的呼声下，决定尚武图强，改练新军。李鸿章先是以淮军为主在天津编练“定武军”，由长芦盐运使胡燏棻负责；张之洞亦于武昌（后移吴淞）编练“自强军”。这两支新军是中国最早仿照德国军队编练的新式军队，但仍未全按西制编练，在编制上，仍是旧制。^[1][6]

胡燏yù棻fēn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年11月19日卸任，因袁世凯驻朝鲜期间，曾替朝鲜国王编练过一支亲军，名为“镇抚军”，具有练兵经验，朝廷决定改派袁世凯编练新军。^[1][6]

袁世凯接任前，向清政府呈《为练新建陆军上督办禀》的报告，提出“必须参用泰西军制，始可照西法操练”的建议，并获朝廷批准。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12月8日，袁世凯在天津小站正式开练新军，遂又将其更名“新建陆军”。至此，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不同于旧式军队的新军。起初袁世凯编练新军人数不足，仅7000余人，小于西式军制的一个军。^[1]

“新建陆军”初建时，设步队五营、炮兵一营、骑兵一营、工程兵二营，此外，设有粮饷局、军械局、转运局、洋务局。武器有旧曼利夏步枪一千余支、炮若干尊，新曼利夏步枪五千四百支、曼利夏马枪七百支、六响手枪一千支、五十七厘米格鲁森快炮四十尊、步官挂刀各五百柄。^[1][7]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清政府决定将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聂士成的武毅军、董福祥的甘军合并，由北洋大臣荣禄任统帅，故称“北洋三军”。^[2]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清政府决定建立武卫军，以荣禄为总统领，以聂士成武毅军为武卫前军，董福祥甘军为武卫后军，马玉昆毅军为武卫左军，袁世凯新建陆军为武卫右军，每军各一万人。武卫右军随后跟随袁世凯前往山东镇压义和团，其他几支军队则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损失惨重，只有袁世凯的武卫右军盘踞山东期间，未参与抵抗八国联军的战斗，军队反而得到了发展。^[2][1]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病死，袁世凯继任。同年，清政府决定在战后开始实行“清末新兵”，在军务上设立练兵处，专练新兵，计划在全国编练三十六个镇(师)，分驻各省，由各省督抚负责贵编练。京畿的练兵事宜交由时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主持。袁世凯以小站所练的新建陆军为基础，扩充成北洋六镇，北洋军系由此形成。^[2][1]

与此同时，袁世凯借口“庶务殷繁，难并力一心专顾军事”，建议创设一个专门机构专同其事，“军政司”由此在保定建立，“军政司”作为袁世凯北洋军政的大本营，负责统一管理其北洋军下的各方军队。^[8]

袁世凯编练新军的同时，也成立了专门的军事教育机构，最先成立的是位于保定的北洋武备学堂，隶属于军政司教练处，由冯国璋以教练处总办兼任该学堂总办，此后参谋学堂、测绘学堂、军医、马医、经理、军械等学校接连开办。但这些学堂大多是短训班或临时轮训的教育机构，并不是十分正规的军事学堂。为此，袁世凯制订了《北洋陆军武备学堂拟定章程》，建立了中国近代化军事教育制度体系。^[8]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将兵部和练兵处合并改为陆军部。由于袁世凯权势大增，出现了“朝有大政，每由军机处问诸北洋”的局面，引发清朝权贵猜疑。袁世凯不得不交出第一、第三、第五、第六四个镇，归陆军部管辖，自已统领第二、第四两镇。清宣统元年（1909年），清廷发布上谕，撤销袁世凯一切职务，命其回老家养病。随后，清廷改为重用留日士官生，以制衡北洋系。^[2]

虽然袁世凯被罢免职务，但北洋一系的实力却在扩张。全国已练成的新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分均由袁世凯的北洋班底组成。袁世凯的亲信徐世昌被任命为东三省总督、唐绍仪、朱家宝、段芝贵分别出任奉天(今辽宁)、吉林、黑龙江巡抚，东三省均被袁世凯系统控制。此外直隶、北京、察哈尔、热河、山东、河南等省也在北洋势力范围之内。^[2]

清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除北洋军及禁卫军外,其他各镇新军皆脱离清廷独立。清政府派第六镇前往湖北镇压。由于北洋军为袁世凯一手练成，第六镇将领不听陆军大臣荫昌的指挥。清政府被迫启用在在河南彰德“养病”的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又以冯国璋督第一军，段祺瑞督第二军，攻克汉口，兵逼武昌。^[2][9]

1912年1月26日，袁世凯利用革命形势，一面威胁南京临时政府，夺取总统职位，一面指使以段祺瑞为首的四十七名北洋军将领通电要求清廷“立定共和政体”。2月12日，清帝下诏退位。接着孙中山在同盟会右翼和立宪派压力下，于2月13日辞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被选举为临时大总统。^[2][9]

国民党人的最初算盘是请袁世凯到南京就职，实行责任内阁制，以便监督袁世凯按临时约法行事。袁世凯指使亲信曹锟在北京发动兵变，并手以此为借口，拒绝南下就职。国民党人在只得同意袁世凯于3月10日在北京宣誓就职。^[2][9]

之后，袁世凯积极扩编北洋军，扩编为新式陆军十二个师另十六个混成旅，约计二十二万人，加上清政府旧巡防营军和张作霖的绿林军共计约三十余万人。袁世凯及其北洋军的势力范围也扩大到了长江流域，如李纯率第六师、第二师之一部驻江西，冯国璋率雷震春、刘询等部攻占南京、驻扎上海，又派一部分军力奔赴福建。王占元率部占领武汉，曹锟驻扎岳阳，靳云鹏驻扎山东。至此，北洋一派占据中国半壁江山。^[2][9]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元老之一宋教仁遇刺后身亡，引发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袁世凯派出北洋军进行镇压。由于北洋军纷纷南下，袁世凯决定募兵扩编，是北洋军扩编规模最大的一次。^[10]

镇压“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加强了南方的军事力量。袁世凯派北洋军卢永祥第十师驻上海；杨善德第四师驻松江以扼制浙江；李纯第六师驻江西；王占元第二师驻湖北；另以曹锟率北洋劲旅第三师驻岳阳，配合湖南的汤芝铭扼制两广。另外，刘冠雄率北洋海军和陆军一个旅进驻福建，广东则驻有坚决与革命为敌的龙济光巡防营旧军。^[11]

北洋政府建立后，袁世凯进行复辟帝制，引发孙中山、与云南都督蔡锷等人的护国战争。护国战争爆发后，袁世凯派出三路大军前往镇压。护国军声势浩大，接连控制滇、黔、桂、粤及川、湘一部分土地，引发浙江吕公望、童葆暄,陕西陈树藩,湖南程潜、谭延闿，广东陈炯明、朱执信，山东居正、吴大洲等各据一省或割据一部分地区宣布独立。^[11]

袁世凯的讨伐军前方各军纷纷来电要求增派援军，袁世凯虽欲调兵，但其北洋军旧部张勋、靳云鹏、倪嗣冲等均拒绝派兵；甚至其小站练兵时的得力助手段祺瑞、冯国璋亦均托病不见；其最亲信的党羽陈宧、汤芗铭和以马弁升旅长的唐天喜也都发出脱离关系的电报。袁世凯至此始发觉众叛亲离，大势已去，于1916年3月25日宣布取消帝制，至6月6日病逝。^[11]

1916年6月袁死后，北洋军阀内部各派乘机发展自己的势力，北洋军阀分裂演变为三大派系：日本支持的以时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集团，主要控制皖、陕、鲁、浙、甘、闽等省；英、美支持的以时任副总统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集团，主要控制苏、鄂、湘、直、赣等省；日本支持的以时任奉天督军兼署省长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集团，主要控制东三省。^[12][11][13]

除三大派系外，还有山西阎锡山的晋系、河南刘镇华镇嵩军、西北五马回军、安徽倪嗣冲安武军、河南米振标毅军、广东龙济光济军等小规模的军阀，依附于各派系之中。^[11]

1917年，段祺瑞破坏约法，引发南方革命党人的护法运动，在对南方用兵问题上，皖系主张“武力统一”，直系在坚持以北洋为中心统一全国，双方陷入长期的矛盾冲突。1918年10月，直系军阀冯国璋去世，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新直系军阀崛起。与此同时，皖系不断扩张势力范围，将自己的地盘延申之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威胁到了奉系军阀张作霖。^[3]

随着直系、奉系、皖系三个派系的矛盾日益突出，直系与奉系结成联盟，此后开始加紧倒皖活动。1920年5月，曹锟令吴佩孚自衡阳率军北上保定，双方进入战争态势。^[3]

1920年7月14日，段祺瑞颁发总攻击令，直皖战争正式打响，双方各投入二十多万兵力。^[3]这场战争有东西两路战场，西路为主战场，初期由于日军的支持，皖军胜多败少。16日，直军在奉军的配合下攻占松林店、三家店及涿州等城镇，随后皖军第十五师归顺直军。次日，直军包围了边防军第一师，曲同丰投降。由于皖军在西路失利，又有奉军助直作战，东路战场形势也急转直下，徐树铮无心作战，17日便返回北京，其余皖军见势也纷纷投降。7月19日，段祺瑞眼见大势已去，于是向曹锟、张作霖等人发出电报，引咎辞去本兼各职，并解除定国军名义，直皖战争告终。^{[14][15][14][16]}战后，段祺瑞被免职，西北边防军遭裁撤，“安福俱乐部”被解散。直奉军队进驻北京办理近畿军事善后事宜，随后直奉两系共同掌控北京政权。^[14][17]

此后，北洋又开始以直、奉两系军阀之间的势力争斗为主要焦点。曹锟、吴佩孚战胜段祺瑞后，即将徐树铮的边防军及战败军队番号号撤销，将直系主要混成旅扩编成师。另外又将冯国璋旧直系各军，收归已有，并在苏、赣、鄂各省编组了不少省防军。奉系则在战后乘机占领绥远（今并入内蒙古）和京山铁路（北京—山海关）沿线地区，兵力发展到5个师、23个混成旅、3个骑兵旅，20余万人。战后，皖系损失惨重，所余唯卢永祥、郑士琦、王永泉、张文生等院系军阀部队，仍控制的淞沪、浙江、山东、福建、安徽广大地区，而且积极扩充势力,谋俟机与直军再战。^[18]

直皖战争结束后，直奉之间由于在地盘和权力的上的分配不均，矛盾日益尖锐。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英、美等西方势力深入远东。作为直皖战争中的获胜方，吴佩孚得到了英美帝国主义更热烈的拥护，其势力很快扩张到长江以南。而日本为了抵制英、美等西方列强的扩张，加快了对中国的侵略，转而扶持势力渐盛的奉系作为其侵略蒙满的工具。张作霖背靠日本，在积极向蒙疆扩张的同时，也把手伸向了长江流域。直奉双方为了抢夺地盘，争斗不休，在内阁问题上更是分歧不断。^[19][20]

由于靳云鹏亲直疏奉，引起了奉系的不满。1921年12月，张作霖在日本的支持下，推翻了靳云鹏，并策划组成了梁士诒内阁。然而梁士诒内阁亲日，上台后就与日本谈判，同意向日本借款“赎回”胶济铁路，并允许将该路改为中日合办。这种出卖民族主权的行径遭到了国人的反对。对奉系不满已久的吴佩孚以此为柄，联合直系军政向梁内阁发起猛烈抨击，最终逼迫梁士诒下台。双方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也导致了第一次直奉战争的爆发。^[19][20]

1922年4月10日起，张作霖率奉军入关，将镇威军司令部设于军粮城，前锋直抵德州。25日，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通电宣布张作霖十大罪状；28日，以张作相为首的奉系军阀也通电宣布吴佩孚的罪状。29日，张作霖下总攻击令。战争开始后，东路直军在奉军骑兵冲击下，退任丘、河间；西路直军受奉军猛烈炮火压制，也无进展。奉军西线上的邹芬第十六师(原系冯国璋直军，被奉军收编)突然倒戈，遂使奉军战线土崩瓦解。张作霖虽经半年多积极备战，但仅仅打了六天就以失败结束，退回关外。早就和张作霖有勾结的河南督军赵倜，根据奉军捏造的战胜直军的情报，于5月5日命其弟赵杰攻击驻郑州、驻马店等地的靳云鹗军，亦被冯玉祥率军出陕将其消灭。^[18]

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直系战胜了奉系，并将北京中央政府控制在手，形成了“直系即中央”的政治格局。^[21]皖系操纵推举出来的总统徐世昌为迎合直系的心理，下达了大批任免命以削去张作霖在东北的势力其中包括，免去张作霖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之职，任吴俊升为奉天督军；免去察哈尔都统张景惠之职，以张锡元继任，谭庆林为军务帮办；免去热河都统汲金纯之职，以王怀庆为热，察，绥巡阅使兼热河都统，米振标帮办军务。^[20]

奉军败回关外后，张作霖认识到由巡防营和收编土匪成军的奉军难以与受正规训练的北洋军相比。因此，他下决心整顿奉军，从关内各地招聘日本土官学校、陆大、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军官，加强指挥系统，而以东北讲武堂毕业生充任下级军官。直皖战争时，张作霖曾将段祺瑞的南宛航空学校和日本训练的边防军炮兵，据为己有；遂以此为基础，凭借其东北雄厚财力，从国外购入大量火炮和飞机，加强这些兵种。张作霖奉军遂成为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18]

张作霖被曹、吴战败后，练兵准备再战，而吴佩孚则想把东三省一口吞掉。吴为了避免两面作战，首先指使齐燮元、孙传芳对皖系最后一块地盘淞沪、浙江于9月初发动了进攻，先搞垮皖系军事力量，然后集中兵力，消灭奉军，江浙战争由此爆发。张作霖则利用吴佩孚发动江浙战争之际，于9月15日分两路向热河直军及其附庸毅军发动了进攻。

直系为了对付奉军的进攻，也于18日下动员令，将直系第一线部队编组为三个军，由吴佩孚任讨逆军总司令，指挥二十万直军，对奉军作战。奉直开战后，直军开始即处于不利形势。在热河方面，9月18日，奉军向直军阵地发起攻击。由于直军调置于该方面的王怀庆所属第十三师和朱振标毅军力量薄弱，奉军第二军和骑兵的攻击十分顺利。9月15日至22日，奉军第二军先后占领了开鲁、朝阳，继续向凌源进攻，自15日彰武所率骑兵出动后，连克阜新、建平，10月7日又占领赤峰。^[22]在山海关方面，奉军的第一军与第三两军率先发起进攻，但是由于直军占领了有利地形，进展缓慢。待到热河方面的奉军行进至山海关、九门口一线齐平时，10月7日，奉军发起了总攻，面对直军坚固的防御系统，原驻在绥中、兴城一带山地的孙旭昌团在在九门口以北约3000米的黄土岭找到了突破，率先攻破九门口，进而攻下战略要地石门寨。由于山海关前线形势危急，吴佩孚急调后援部队迅速开赴前方，并于10月12日前往山海关督战。13日至24日，直奉两军大战于九门口、石门寨、三道关等地，双方伤亡逾万。^[22][23]

直奉鏖áo战之际，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致使直军直接惨败。张作霖的奉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在第二次战争中联合打败直系后，又因为权力分配问陷入新的冲突，于是共同推荐皖系的段祺瑞出山，于1924年11月24日在北京就任临时执政。而奉系张作霖则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很快勾结段祺瑞，排挤冯玉祥，从而操纵了北京政权，奉系的实力一度达到巅峰，成为各派系中实力最强盛的一支。^{[24][25][26][27]}

张作霖奉军其所占地盘，从东北延至江南地区，据有奉、吉、黑、热、翼、鲁、皖、苏、沪广大地区；总兵力曾达到三十五万人，共计28个师又8个旅。这支部队，除李景林、张宗昌等旁系部队人关后曾收编大量直军败兵和土匪外，其他多为张氏父子在关外亲手编练面成，内部比较巩固团结，又有富庶的奉、吉、黑三省作根据地，再加上外交上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特殊关系，张作霖的奉军成为北洋军后期中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28]

1926年，国民革命军在总司令蒋介石的率领下开始北伐时，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盘踞在两湖和东南沿海五省，是北伐军出师首先要打倒的势力。为了分化北洋军，国民革命军在出师时就确定了“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的斗争策略，先集中优势兵力，对盘踞两湖的吴佩孚军展开了进攻，同时派何成溶等与北洋军阀有历史关系的军人政客，去笼络孙传芳，使之在北伐军攻吴时，保持中立。及至吴佩孚在两湖被打垮后，孙传芳集结主力于江西，准备与北伐军决战时，已形成孤军作战之势，因而很快被革命军打败，退往江北投靠张作霖。^[28]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攻占醴陵、长沙，使湖南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标志着北伐第一期作战计划基本完成。北伐的顺利进军提高了国民革命军的声望，削弱了北洋军阀的势力和影响。一些动摇游移于广州国民政府与北洋政府之间的西南地方势力，对广州国民革命政府的态度发生变化，开始与广州国民政府联络，一起反抗北洋军阀。^[29]

1926年9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对江西的孙传芳军发动攻势。国民革命军在江西战场的作战方针是：分三路入赣，以第二军为一路，进攻赣州、吉安；以第三军为一路出萍乡，进攻宜春、樟树，进取南昌；以第六军为一路出修水、武宁，截断南浔路；作战目标是南昌、九江。^[30][31][32]

由于北伐胜利大势的影响，孙传芳在福建的部队纷纷倒戈。北伐军于12月不战而获福州。至此孙传芳的势力遭到重大打击。国民革命军在江西、福建战场取得胜利后，北洋军阀的部队又在长江两岸继续与国民革命军对抗。1927年1月1日至7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兵分三路进攻长江下游各省，在南京会师。北伐军首先开辟浙江战场，于1927年2月进入杭州，同月平定浙江全省。与此同时，国民革命军程潜、李宗仁部分别从江西向安徽进军，开辟苏、皖、沪战场，于3月下旬先后占领安庆、南京等地。1927年3月，在北伐军到达上海附近时，周恩来领导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经过三十多小时的战斗，起义取得了成功，依靠工人阶级自己的力量解放了上海。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部开进上海。至此，长江以南地区完全为北伐军占领。^[30][31][32]

面对北伐军的进攻，奉系张作霖与直系组成直鲁练军，在鲁晋察绥战场阻击北伐军。在山东战场先后发动济宁战役、金乡战役、鱼台战役、台儿庄滕县战役、郯城临沂战济南。^[33]因日军出兵山东，并制造了“济南惨案”，国民革命军绕道北上。

在晋察绥方面，阎锡山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在晋东、晋北向奉军发起进攻，1928年5月9日，北伐军攻克石家庄，19日，攻克绥远。随后，第三集团军继续向察哈尔进军，先后攻占张家口、新保安、多伦等地，奉军在进行了一定抵抗后退向东北。^[34]5月中旬，奉军企图保住北京、天津，于是以重兵 40 万，驻守南口、保定、沧州之线。5月底，国民革命军开始进攻京津一带的奉军防线，于6月初攻克保定、沧州等地，进逼京津。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5月30日，张作霖命部队撤出北京，6月3日，张作霖发出出关通电，离开北京返回东北。^[35][36]

日本帝国主义一面支持张作霖，出兵山东对抗北伐;一面向张作霖施加压力，提出解决“满蒙悬案”，并威逼张作霖退回东北，承诺把东北从中国本土肢解出去置于日本势力之下的要求。张作霖在全国人民反帝浪潮的冲击下，未能满足日本的全部要求，并有所抵制，这引起了日本的不满，日本决定抛弃张作霖，6月4日，张作霖在前往沈阳途中被日本帝国主义炸死于皇姑屯车站。8日，北伐军进入北京，15日，国民政府宣布二次北伐成功结束。^[36][35]

张作霖死后，奉系交到了其子张学良手中。7月初，张学良通电停止战争，并与南京国民政府和谈。1928年12月29日，奉系首领张学良、张作相等人联名通电全国，宣告服从三民主义与国民政府，东北易帜。东北易帜标志着北洋军的覆灭，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36]

民初北洋政府颁布的陆军师番号约三十余个，其中中央师番号有二十余个，地方陆军师番号有十余个。这些陆军师中，除在清末袁世凯编练的陆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十九(原第十三混成协)，第二十等师外，新编练有复第七、第八、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等师。上面所列的十四个陆军师，及受袁世凯控制一些地方陆军师(如湖北、滋断江、江苏)，成为北洋军阀的主要军事力量。各陆军中的兵种主要包括步兵、马兵、炮兵、工兵、辎zī重兵五个主要兵种。^[37]

由奉天巡防营编成的第二十七、第二十八两陆军师，当时不属于北洋系。但袁世凯死后，张作霖乘机发展势力，参治了东北三省，形成奉系军阀，成为北洋军阀主要派系之一。^[37]

清末北洋海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覆灭后，清政府于1898年决定重建海军，到辛亥革命前夕，清海军已组建了巡洋和长江两个舰队，拥有各型舰艇32艘,总吨位达到32513吨。1910年12月4日，海军衙门改编为海军部，清末海军的编制趋向正规化，辛亥革命期间，清海军奉命参与镇压，后大多加入起义军，转变为对抗清政府的力量。^[38]

1912年，北洋政府成立后，袁世凯任命刘冠雄为海军总司令，编成第1、第2两个舰队，后又增设练习舰队，共编有各型舰艇46艘。此后，北洋海军奉命参与镇压“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成为袁世凯北洋政府的重要力量之一。1917年，孙中山在广东领导“护法运动”，驻沪海军第1舰队在海军总司令程璧光率军起义，追随孙中山，北洋政府的海军势力极大的削弱。^[38]

此后，北洋海军经数年整理，并由上海江南造船所、马尾造船所、厦门造船所和大站造船所建造和修复了一些舰船,从国外购买了一些舰船，很快恢复了元气，并成为由北洋军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海军主力舰队，故又称“中央海军”。下辖第1、第2舰队和练习舰队。^[38]

北洋军所属海军除“中央海军”外，还有奉系军阀所控制的东北海军，分为江防和海防两部分，分别担任内河航护任务和近海作战任务。江防舰队由北洋政府于1917年7月组建，称吉黑江防舰队，直隶北洋政府海军部管辖，担任松在老江、黑龙江、乌苏里江的内河巡防任务。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张作霖因到直系海军舰炮远距离轰击，认识到海军在战争中有着其他军兵种无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于同年8月将吉黑江防舰队纳入奉军体系，更名为东北江防舰队。不久，由背叛孙中山护法舰队的温树德又率领其北洋军渤海舰队投归奉系军阀，张作霖即将东北海防舰队与渤海舰队合并，统称东北海军第2舰队。^[38]

北洋政府时期，政府拨专款27万元于1913年6月在北京南苑建立航空学校和飞机场，并向法国定购了12架飞机，聘请法国人担任飞行教馆与机械师。这是北洋军政府开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袁世凯死后，皖系军阀段祺瑞执政时，向英国签定了一个贷款180.32万英磅的协定，用以发展中国的航空事业，其中主要用于购买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剩余的飞机和作战物资。为了造成新的航空发展趋势，在国务院下成立了航空事务所，专司航空事务。^[39]

直系军阀曹锟当政时，以从皖系军阀手中夺得的20多架飞 机为基础，组建了直系军阀的航空队和航空署。1922年2月,直系军阀效用皖系军阀之举，又向英国贷款30万英镑，从英国购买了一批飞机。另用8.6万银元从美国购买了14架飞机，还在保定新建了一个航空教练所，培养飞行人员。直系空军在皖系空军基础上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直系军阀曹锟和吴佩存在致力于巩固其控制的中央空军发展的同时，亦支持一些省的地方军阀发展小航空队。江苏的齐燮元、福建的孙传芳，都是在曹锟支持下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小航空队的，这两支小航空队在江浙战争中为打败浙江军阀卢永祥起了重要作用。^[39]

1924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奉系军阀张作霖趁机将张作霖却将南苑机场上停放的12架各型飞机抢运到沈阳，还接收了一批航空人员，组建了奉系军的航空队。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张作霖把扩建空军的工作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增加空军编制，提高空军经费，从苏联定购8架新式飞机，广泛招聘航空人员。并任命其子张学良为东三省航空处总办。^[39]

张学良在任职期间，奉军广揽人材，引进先进的飞行装备使奉系空军发展十分红火，成为各军阀系统中空军实力最强者。张学良还亲自参加飞行训练，学会了飞机驾驶技术，使自己成为航空内行。到1925年秋，奉军就已经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由英、法、日三国制造的飞机103架。1926年，奉系军除在河南郑州接收了直系军阀从英国购买的一批飞机外，又从意大利、德国、日本、英国和美国购买了41架大马力的各型飞机。其中最大功率的飞机已达1100马力。^[39]

1912年5月袁世凯谕陆军总长再定军服，并明确指出要“详考西法”，并于1912年10月25日公布陆军礼服制与陆军服制。陆军礼服制包括大礼服与常礼服，而陆军服制则指陆军常服。着大礼服时需要佩戴礼帽，帽上缀帽章，帽章之上缀樱柱，配有领章、肩章、袖章、裤章。常礼服与大礼服的区别在于，礼帽前端不缀樱柱，其余与大礼服相同。穿礼服时一律穿短靴。尉官及以上的官佐才配有礼服，士兵只有常服。^[40]

《陆军服制》中规定官佐、士兵、陆军预备学校学生的军常服形制，包括军帽、帽章、领章、肩章、军衣、军裤与外套。军官常服、官佐冬季外套、士兵外套及军帽的冬装、夏装颜预色均为茶青色。军帽帽章、预备学校学生的徽章均采用铜制作，官佐冬季外套与士兵外套的暗扣皆用骨制作，但官佐冬季外套为黑色。^[40]

奉系军阀控制北京政权以后，1927年9月9日，军事总长何丰林就修正陆军服制一事呈国务院，称原是于1912年的陆军服制稍显简略，尤其是仅分礼服与常服二种，且军官、军佐礼服颜色不予区分，仅以礼帽不用樱柱作为常礼服，难以识别。故提出更新陆军服制。此次服制规定，军服类目有大礼服、常礼服、军常服，适用人员有军官、军佐、军用文官、随从兵。在等级辨别上，以用色区分军官、军佐，以辫数区别等级。^[40]

1913年，北洋政府规定了海军官佐服制和海军士兵服制。海军官佐服制包括大礼服、礼服、公服、常服、夏服，此外还配有外套和雨衣。海军士兵服制则包括礼服、常服、夏服，另配有外套和雨衣。1918年10月，又颁布了《修正海军服装规则》。将海军服装分四种：大礼服、礼服、公服、常服，就穿着场合作了详细补充。^[40]

由于北洋空军起步较晚，故空军的服饰仅有空军大礼服、空军常服、空军操作服三种。^[40]

北洋军从中日甲午战争后兴起，经过20世纪开头十年的经营而得到发展，形成了北洋军阀集团，又逐步攫取了足以左右中国政治局面的权柄，完备了成为重要军事力量的条件。北洋军阀乘辛亥革命之机获取取了对中国的统治权，形成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全面掌握实际政权的军事集团。^[4]

北洋军先后成为晚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的重要军事力量，在这期间，北洋军及其各派系的军阀对中国的军制改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得中国的军制摆脱落后的旧军制，步入近现代的军事建设。但在民国时期，北洋军作为北洋军阀主要的军事力量，在各个派系的纷争中，互相倾轧、互相征伐、互相削弱，其中国社会的破坏，对人民生活所造成的灾难，都阻碍了中国的历史发展，使其成为全国所声讨的对象，并最终在国民革命军的讨伐中覆灭。^[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