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树铮

徐树铮（1880年11月11日—1925年12月30日），江苏萧县醴lǐ泉村人（今属安徽），字又铮，幼号铁珊，又曾自号则林，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军事人物，北洋政府皖系将领。^[2][1]

徐树铮出身书香门第，12岁即得中秀才。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前往济南，结识段祺瑞成为其书记官，开启军旅生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前往日本留学。回国后，继续追随段祺瑞，先后任第六镇军事参议，第一军总参谋。随后在辛亥革命、洪宪帝制、张勋复辟时辅佐段祺瑞三造共和，历任陆军部军学处处长、陆军次长等职务。徐树铮在段祺瑞主政期间，两次引发府院之争，策动北洋军阀讨伐西南军阀以及护法军政府，同时创建安福国会，操纵选举，镇压学生运动，以巩固皖系军阀的政权。随着南北议和的破裂，徐树铮将重心转向西北，于民国八年（1919年）任西北筹边使，并将外蒙收回中央治理。^[2][4]

民国九年（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徐树铮指挥东路军在杨村与直军大战，最终战败，随后逃亡日本。直皖战争失败后，徐树铮并未放弃。回国后，策划浙闽独立，联结孙中山占领福建，并建立“建国军政制置府”。但因各方势力角逐最终全部失败。此后，徐树铮依然促使粤、皖、奉同盟倒直活动。江浙战争爆发后，徐树铮借此机会企图东山再起，但因英美干涉没能成功。随后被派往国外进行考察。^[2][4]民国十四年（1925年），考察归来的徐树铮打算联合孙传芳再次协助段祺瑞崛起。因反对冯玉祥又曾杀害其舅舅陆建章，民国十四年（1925年）12月30日被冯玉祥刺杀，年仅45岁。^[2][4]

学者王彦民评价徐树铮：“徐树铮一生毁誉交加，毁者谓其罪大恶极，以致杀之而快；誉者倍称其爱国之至，恐继起者无匹。亦有爱国之心之行，亦有误国之处。”^[2][4]

清光绪六年十月初九（1880年11月11日），徐树铮出生于江苏萧县醴泉村。其父亲徐世道是同治年间的秀才，主要以教书为业；徐母为岳氏，其母亲家族自称岳飞后裔。徐树铮有两个哥哥，四个姐姐，其年龄最小，最受父母喜爱。^[5][6]

在徐树铮很小时父母便教他识字，到了七岁便能作诗，并被乡人夸为神童。十三岁时成为秀才，十七岁中岁试一等第一名。在随后一年南京乡试中没有中举，此后便不再走科举之路。^[5][6]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廷在与日本的甲午战争中失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此后中国社会重武轻文的思想开始弥漫。年少的徐树铮也不例外，他认为读书要以致用为宗旨，随即便将当兵的想法告诉了父母。但父母因其年小，拒绝其当兵的想法。^[6][7]

徐树铮并没有因为父母反对而放弃当兵。光绪二十六年七月（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清政府又被迫签订了《辛丑条约》，徐树铮当兵的愿望更加强烈。在得知京师有募兵的消息后，趁半夜父母熟睡偷偷跑去参军，但被其父母追回未能如愿。随后，徐树铮的父亲为了按住徐树铮当兵的心思，强行为他娶亲。同年八月，徐树铮与夏宣成婚。新婚后的徐树铮并没有放弃当兵的愿望，并将此事告知夏宣。夏宣不但不反对，反而拿出自己的私房钱支持他。徐父徐母无奈，最终同意徐树铮前去参军。^[6][7]

夏宣的二哥夏仲陶当时在济南武备学堂，徐树铮当即前往济南投奔妻兄。但夏仲陶对徐树铮入伍之事无能为力。此时袁世凯为山东巡抚，并且与徐世道的亲家^[注1]为世交，徐树铮便草拟军国家大计，上书袁世凯。^[5][7]袁世凯看后点头赞许，深以为是。因正服母丧，就让山东观察使朱钟琪接见徐树铮。但二人话不投机，徐树铮愤然离去，投奔袁世凯的想法随即落空，便流落济南，整日借酒消愁。恰在此时，徐树铮遇见了随袁世凯驻防济南的段祺瑞，两人一见如故。徐树铮随即被段祺瑞作为记室^[注2]，从此开启了军旅生涯。^[7][6]

由于徐树铮在部队表现优异，并且积极为段祺瑞出谋划策，深受段祺瑞赏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徐树铮申请赴日留学得到了段祺瑞的支持，同年前往日本振武学校学习基础知识。三年后，徐树铮振武学校毕业，经过联队训练于 12 月进入日本士官学校，编入清国陆军留学生队第七期，主攻步兵科。到宣统二年（1910年），徐树铮以优异成绩结束留日生涯，欣然回国。^[7][6]

回国后的徐树铮被分配到段祺瑞统治的第六镇，继续在其幕府工作并任第六镇军事参议，在此期间还在河北彰德面见了赋闲在家的袁世凯。宣统二年（1910年）底，清廷任命段祺瑞为江北提督，驻师江苏清江浦，徐树铮也随即前往，被派位江北军事参议。^[8][9]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廷派遣陆军大臣荫昌率领第一军南下剿灭义军。但军队中多为袁世凯旧部，不听荫昌调遣。清廷无奈，只得重新启用袁世凯。袁世凯为了获取更大的军权，向清廷提出的条件清廷也都一一答应。就这样袁世凯被任命为湖广总督，接替荫昌；冯国璋统帅第一军，负责前方作战；段祺瑞统帅第二军，负责后方接应。并且所有南下的北洋海陆军队全部由袁世凯节制。在此期间，新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计划起义攻入北京，徐树铮为段祺瑞出谋划策将其暗杀，使得段祺瑞对徐树铮更加信任。^[8][9]

次月，清廷又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随即派段祺瑞为湖广总督，统治一、二军；冯国璋回北京任禁卫军军统。同时，徐树铮也被段祺瑞任命为总参谋，驻扎孝感。^[8][9]

段祺瑞到达汉口后，袁世凯暗中授意其支持共和，逼清帝退位。段祺瑞遂命徐树铮草拟“主张共和”的通电，徐树铮则以总参谋官的身份位列署名的49名将领之中。民国元年（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段祺瑞为陆军部总长,又派徐树铮任陆军部军学处处长，9月又调任军马司司长兼管总务厅事。同年11月，创办被人称为“陆军部机关报”的《平报》吹捧段祺瑞并宣扬其政治观点。^[1][8]

到民国三年（1914年），当时段祺瑞所在的陆军部势力膨胀太快引起了袁世凯的警惕。同年，袁世凯撤销了总统府军事处，另外成立一个“海陆军大元帅统帅办事处”，一切军事要政由袁世凯定夺。这样陆军部就成为名存实亡的机关了，段祺瑞由此与袁世凯产生裂痕，经常不去上班。此时的徐树铮为陆军次长，因此陆军部的主要事务都由徐树铮负责。^[8][9]

袁世凯在当上大总统后，通过一系列措施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并企图恢复帝制。此举遭到段祺瑞和徐树铮的坚决抵制。民国四年（1915年），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段祺瑞因此被迫辞职，去西山养病。段祺瑞离职后，袁世凯又指使肃政厅弹劾徐树铮，并免去其陆军次长。赋闲期间，徐树铮利用购买美国军火的回扣在北京创办正志中学。^[8][9]

民国五年（1916年）2月，徐树铮给袁世凯去信，剖析外交局势，陈明利害是非，要袁世凯取消帝制。袁世凯见信后并没听从，并将信件退了回去。同时，由于护国战争的爆发和北洋内部诸多将领对袁世凯称帝的反对。在多方压力下，袁世凯最终于同年3月22日撤销帝制。为了挽回人心，袁世凯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段祺瑞则想用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但在袁世凯的阻挠下只得被任命为副秘书长。^[8][9]

民国五年（1916年）六月，袁世凯去世，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通电表示拥护，仍任国务院总理。徐树铮则升为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做事喜欢独断专行，有时令人难以忍耐。起初黎元洪对其出任国务院秘书长非常反感，认为其非常跋扈，后经徐世昌劝说才勉强同意。^[10][11]

徐树铮刚刚上任就为段祺瑞搞出了《国务院权限节略》，此节略，徐树铮打着实行责任内阁制精神的旗号将总统府、国务院之间的权责关系详细化、具体化，强调一切政务均由段祺瑞所控制的国务院负责包办，总统府不应插手行政事务。这对希望在总统任上有所作为的黎元洪来说打击非常大。同时，徐树铮作为国务院秘书长应将国务院所决定之重大事件或命令的根据和理由，书呈总统，取得同意。但徐树铮从来不向黎元洪汇报，每次进府只是催促黎元洪赶紧盖印。因此黎元洪很是不满。^[10][11]

同年8月1日，由于徐树铮的专横使得总统府秘书长张国淦因此辞职。继任的丁世峄对徐树铮采取不让步态度，并提出《府院办事手续草案》，使得府院之争明朗化。后经徐世昌调节，段祺瑞作出让步才缓和双方冲突。^[10][11][12]

徐树铮除了和总统府秘书长对立，在国务院会议中与内务总长孙洪伊同样剑拔弩张，两人在内阁会议中几乎拍桌争吵，一度闹得不可开交。最后徐世昌再次出面调停，11月20日，黎元洪下令，将二人职务免除。府院之争本就是总统和总理权力之争，因此并没结束。此后，黎元洪对国家大事过问更多使得段祺瑞无法容忍，二人关系形同水火。^[10][11][12]

民国六年（1917年）春，在对德宣战的问题上段祺瑞与黎元洪再次发生分歧。段祺瑞主张对德宣战，但黎元洪反对其主张。段祺瑞周围的人都拥护和附和参战，唯独徐树铮坚决反对。此事段祺瑞没有听从徐树铮建议，而是顶住各方压力，3月14日宣布与德国断交，5月1日操纵国会通过对德宣战案。黎元洪拒绝盖印，并以美国为后盾于5月18日利用《京报》披露段祺瑞向日本借款1亿日元而引起民愤之事罢免了段祺瑞总理之职。段祺瑞被迫离京赴津，府院之争告一段落。^[11][12]

段祺瑞被罢免后，徐树铮为其四处奔走为其东山再起做准备。此时北洋将领张勋一直在谋划复辟。并在民国六年（1917年）5月召开第四次会议，此次会议徐树铮作为段祺瑞的代表参加，并支持张勋复辟。段祺瑞和徐树铮是想借张勋复辟之事驱除黎元洪，待其打出复辟旗号后再举共和大旗起兵讨伐张勋，恢复段祺瑞为首的政府。^[12][11]

同年6月，张勋带兵进京，7月1日率300多名官员拥立溥仪为帝。7月2日，黎元洪无奈之下于次日恢复段祺瑞职务，并请冯国璋代行总统职务。此后两天，冯国璋连续通电反对复辟，同时全国各地对复辟之事反对强烈。7月3日，段祺瑞在马厂组成讨逆军，自任总司令，徐树铮为参赞。次日便兵分三路进攻北京。张勋抵挡不住逃至荷兰使馆，溥仪也被迫宣告退位。7月14日，段祺瑞入京重掌中央政府大权。^[11][12]

当时西南的桂系陆荣廷、滇系唐继尧等军阀公开反对段祺瑞，孙中山也发起护法运动。段祺瑞力主武力统一，而冯国璋则主张“和平混一”，使府院之争再起。由于湖南地理位置对南北非常重要，段祺瑞派当时的陆军次长傅良佐去湖南督军。这样徐树铮就于民国六年（1917年）8月再次出任陆军次长。同年11月，由于傅良佐在湖南战场失利，段祺瑞和徐树铮相继辞职。^[13][14]

徐树铮辞职后，继续为武力统一四处活动。他分析局势，主动拉拢直系的曹锟。在徐树铮的利诱运作之下，很快成为主战派盟主。同时，徐树铮北到奉天（今辽宁沈阳），南到蚌埠，积极与张作霖、倪嗣冲联络在天津召开会议。于是武力统一的呼声再次高涨。在徐树铮等人的压力下，冯国璋被迫赞同武力统一。^[13][14]

徐树铮在向冯国璋施压的同时，又利诱奉天督军张作霖率兵入关。他的目的一是为了消除主和分子，督促中央主战；二是为了截获陆军总长段芝贵向日本订购的武器，四分之三给张作霖，四分之一给自己，三是让冯国璋亲信王士珍下台，皖系领袖段祺瑞重新出任总理。民国七年（1918年）2月23日，张作霖派奉军参谋长杨宇廷和第五十三旅旅长张景惠前往秦皇岛截获此批军械，此批军械约有快枪三万支，子弹六十万发，机关枪五十挺，还有其他大炮、小枪。冯国璋和段祺瑞得知此事后都大为震惊。随后，徐树铮以奉军副司令的身份代行总司令张作霖的职权，指挥数万奉军南下应援作战。徐树铮统帅奉军入关，对主和派形成前所未有的强大压力。冯国璋极为恐慌，同年3月7日向各省区督军、省长等通电辞职。同时，徐树铮等人再次拥段组阁，段祺瑞第三次成为国务院总理。^[13][14]为了方便控制选举，段祺瑞上台后采纳研究系梁启超、汤化龙等任建议，主张成立临时参议院以改造国会。3月8日，以王揖唐为首，徐树铮幕后操控的安福俱乐部成立。安抚俱乐部并非政党，没有宗旨和党纲，其目的在于只为追求段祺瑞的个人利益。^[15][16][17]

民国七年（1918年），经徐树铮运作，对南作战的北军总人数约十万人以上，而南军不足两万。北军虽然在人数上占优，但内部并不团结。直系的曹锟并非真心主战，只是想借对南作战的名义从皖系手中获得更多地盘、军费、物资等。在攻克衡山、衡阳后又听闻徐树铮、张作霖上任直隶总督的传闻，害怕后院起火的曹锟kūn随即称病返回；直系大将吴佩孚也产生厌战情绪，与南方暗通款曲。^[17][18]

同时，奉系张作霖与徐树铮也产生矛盾。张作霖与徐树铮本就是互相利用，徐树铮在任奉军副司令期间诱杀了段祺瑞的政敌陆建章。此事虽然段祺瑞为徐树铮承担了责任将事件合法化，但引起了各路军阀的不满。尤其是奉系首领张作霖认为徐树铮此举败坏奉军名声，并且徐树铮代领奉军军费500多万，奉军只收到不到200万。徐树铮将这些钱用于国会选举和编练参战军。因此张作霖不愿再于皖系合作。^[16][17][18]

由于直系曹锟手握重兵，不愿南下，而其前线主将吴佩孚又罢战言和，曹吴不愿打，入关的奉军不肯牺牲力量为皖系统一作战，皖系又没有可征战之兵，因此段祺瑞和徐树铮苦心经营的武力统一政策再也进行不下去。8 月31日段祺瑞不得不命令暂停对南方用兵 ，宣告了武力统一政策的破产。^[17][18]

民国七年（1918年）9月初，段祺瑞任命徐树铮为作战处参谋长后，基本不再参与奉军事务。在主张武力统一，利用直奉对南作战期间，因各地军阀不断索要军费物资，加之各方势力并不真心助皖，段祺瑞为得到日本的支持，此前已与日本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注3]。9月6日，徐树铮又与日本在北京签署《关于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实施上必要之详细协定》。这些协定使得日本可以以防敌为借口任意进入中国领土领海和占用中国各项设施为日本帝国主义出兵侵占东三省北部及中东铁路路权提供了合法的条约依据。^[19][20]

同时段祺瑞和徐树铮为建立自己的嫡系部队不断向日本借款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段祺瑞和徐树铮等皖系军阀将这些借款的70%用于军费开支和操控选举。其中包括民国七年（1918年）9月28日，以山东铁路和参战借款合计4000万日元，山东铁路借款也为日后巴黎和会失败埋下隐患；参战借款则用于购买日本武器，聘请教官编练参战军^[注4]，参战军作为皖系的嫡系部队日后多用于内战。^[1][19][20]

由于冯国璋代理大总统于同年10月到期，需要选出新总统。在安福国会^[注5]的操控下北洋元老徐世昌当选中华民国第二任大总统。^[15][16][17]徐世昌上台后主张和平统一南北，而徐树铮和皖系依然坚持主战。为避免徐树铮阻碍议和，民国七年（1918年）11 月，徐树铮被授陆军上将衔，前往日本观操。徐树铮在东京与日本秘密谈判，企图用东三省的利益换取日本对皖系的更多支持，但没能得逞。^[1]同年12月16日徐树铮观操归来，此时南北议和已经开始，徐树铮随即于年底请假离京以示不满。^[22]

民国八年（1919年），南北议和依然准备进行中。2月5日，徐树铮又与日本陆军代表东彦在北京签订延长军事协定的协约。到同月20日南北议和开始时，双方就撤销参战军和停止参战借款问题矛头直指段祺瑞和徐树铮。因此徐树铮千方百计阻挠和会进行。^[1][22]

此时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巴黎和会，中方代表表示要求直接收回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力。但此前段祺瑞与日本签有密约，致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力让予日本，随即一场规模空前的爱国运动就此爆发。五四运动爆发后，徐树铮极力主张镇压学生运动和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到5月13日，由于南北之间不能达成有效共识，同时南方各军阀间不合，北方个派系也不团结谈判最终破裂。^[1][23][22]

在南北议和期间，徐树铮于4月17日针对外蒙问题提出《西北筹边办法大纲》。徐树铮很早就注意到了蒙古问题，并认为西北地方辽阔，无人竞争，经营西北可以作为皖系根据地。徐树铮将与奉军分家时划归督办参战事务处的4个旅改编为西北边防军第一、第二混成旅，同时在河南、安徽等地招募新兵，编成第三、第四混成旅，四个旅共计二万余人。民国八年（1919年）6月13日，北京政府特任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随后大总统正式令派徐树铮兼任西北边防军总司令。^[24][25]

此后，徐树铮又利用俄国十月革命的契机于民国八年(1919年）11月17日成功取消外蒙自治，将外蒙收归中央，同时加强对蒙古的治理。外蒙的收复使得皖系势力大增，西北边防军发展到三个师四个混成旅。^[24][25]

由于徐树铮的实力大增，使得奉系张作霖，直系的曹锟、吴佩孚等人的不安。各地军阀虽然各自称雄，但在反对皖系的事情上非常一致，逐渐形成八省同盟。同时，大总统徐世昌不愿做皖系和安福国会的傀儡，也对徐树铮早有不满。在张作霖和曹锟的支持下，与徐树铮势不两立的靳云鹏成为总理，用以抵制徐树铮。民国九年（1920年），张作霖、曹锟以各种名义邀集联盟各省开会。首要目标就是打倒徐树铮，解散安福系。在八省联合的情况下，直系势力超过皖系，矛盾日益尖锐。同年5月，吴佩孚从衡阳撤军北归，将部队布置在保定至高碑店的平汉铁路沿线，为与皖系作战做准备。7月3日，曹锟、张作霖、李纯联名通电徐树铮六大罪状，联合声讨徐树铮。次日，徐世昌下令免去徐树铮西北筹边使职务，裁撤边防总司令，所辖军队由陆军部接管。^[26][27]

此后，段祺瑞以边防总督名义下令边防军紧急动员，并包围总统府，逼迫徐世昌在惩办曹锟、吴佩孚等人的呈文上盖章。此时直系联军和皖系都在加紧备战，双方兵力数量相当，但皖军编练时间较短，战斗力不如直军。同时，徐树铮曾邀请张作霖参加在段府的讨直会议，想借此机会除掉他但没能成功。张作霖逃离北京后，即决心助直讨皖。^[26][27]

皖军将部队分成东西两线，西路皖军由段芝贵担任总指挥，东路军由徐树铮担任总指挥。同年7月14日，段祺瑞下令发动总攻，战争前三天，东西皖军有所进展，直军连连败退。到17日情况突转直下，吴佩孚率一部直击西路皖军前敌指挥部，俘获皖军主将曲同丰等高级将领；同时奉军也入关参战，夺回了东路军占领的杨村，徐树铮和段芝贵见事不妙纷纷于当晚逃回北京。段祺瑞连续接到战败消息后得知大势已去，7月19日通电引咎辞职，解除定国军名义，直奉战争结束。经此一役，徐树铮苦心经营的皖系政治、军事势力遭到毁灭性打击，安福系被解散，西北边防军也灰飞烟灭。此役也击碎了徐树铮坚持的武力统一，其政治生涯也基本结束。^[26][27][28]

直奉战争后，徐树铮被下令通缉，随即跑到日本使馆躲避。在日本使馆躲避一百余天后，藏在柳条箱子里逃至天津。民国九年（1920年）年底前往日本躲避。^[29]

民国十年（1921年）2月到4月，徐树铮回到中国，积极劝说福建督军李厚基与浙江督军卢永祥一起推翻直系军阀，均未能成功。策划浙闽失败后，徐树铮闭门读书，不问世事，并结合自己二十余年从政经历，于同年8月21日至9月19日撰写成《建国铨quán真》一书 。在此期间，孙中山在广东当选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并积极与徐树铮接洽。^[30][31][32]

早在直皖战争前，孙中山和段祺瑞方面就有联系。随着皖系在直皖战争中失败，孙中山分析局势认为，皖系残余势力必然与其联合，依然决定联皖倒直。民国十年（1921年）12月底徐树铮秘密抵达广州，试图会晤孙中山，孙中山因公务缠身，派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等代为接见。次年1月18日，徐树铮又前往桂林与孙中山会晤商讨国事与讨直计划。同年2月，由于直奉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也使得张作霖需要外力共同应对直系。由此粤、皖、奉反直联盟成立。随着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战败，直系独霸中央，粤、皖、奉三方加紧合作。^[30][31][32]

此时，李厚基见直系权势益大，为保全自己地位，投向了直系。同时，孙中山因陈炯明的叛变失去了广州。粤、皖随即联合，决定驱逐李厚基，夺取福建。此举即有利于孙中山建立根据地，同时剪除福建对皖系在浙江的威胁。8月21日，徐树铮和孙中山在上海会晤，为夺取福建商定行动方案。9月27日，原徐树铮部将王永泉在徐树铮的说服下，在延平宣布独立。29日，粤军许崇智也通电讨李，向福建进兵。10月2日，徐树铮在福建延平成立“建国军政制置府”，并组织起建国军。此后，徐树铮便根据自己撰写的《建国铨真》设置官职，但其建立的制置府无人认同。随后徐树铮又在11月初发表通电，主张段祺瑞与孙中山在上海会面，召开联系会议，解决组织政府和各省共同出兵讨伐直系的问题，几乎无人响应。经段祺瑞劝说，徐树铮于11月2日离开福州。^{[30][31][32][33]}

民国十二年（1923年）2月，由于孙中山进入讨伐叛军时期，而段祺瑞远在天津对福建、广东方面千变万化的情况缺乏了解，双方的合作逐渐走向疏远。与此同时，北京政局也十分动荡。曹锟和吴佩孚对粤、皖、奉三角同盟都十分紧张，开始进行“和皖行动”，以瓦解三角同盟。此时身在上海的徐树铮认为段祺瑞决不能与曹锟、吴佩孚和好，应坚决主张继续联合孙中山，并在6月24日致函段祺瑞，不厌其烦的向段进言。次月初，再次写了一封长信，进一步阐述联合孙中山的必要性。在徐树铮的再三劝说之下，段祺瑞与孙中山又走向共同倒直的联合。^[30][32]

民国十三年（1924年）6月，直系孙传芳等人赶走王永泉占领了福建地盘后，皖系在福建的余部无法再福建立足。被迫投靠皖系浙江督军卢永祥。此举使得苏、皖、赣、闽四省的直系军阀的不安，认为其有意四省地盘。8月26日徐树铮就由天津来到上海，为卢永祥幕后策划，整顿军队 。9月3日曹锟、吴佩孚令江苏齐燮元、福建孙传芳夹攻浙沪，江浙战争爆发。同时，孙中山和张作霖也相应采取军事行动。由于卢永祥三面受敌，又孤立无援，加上浙军叛将的内应，卢永祥只好放弃浙江，把军队集中淞江、上海一线。10月9日，浙江省长夏超临阵倒戈，淞江失守。在此情形下，徐树铮决定取代卢永祥，自己指挥战斗。在徐树铮的活动下，10月12日卢永祥召开的龙华紧急军事会议上，浙沪联军第二军总司令兼第四师师长陈乐山、第二军副总司令杨化昭拒不听令，并逼迫其下野。卢永祥见大势已去，随即通电下野，逃往日本。随后徐树铮决定于16日出任“浙沪联军总司令”，准备再战。但在10月15日，徐树铮到司令部开完会乘车返回住所途中，即被偏袒直系的上海英国租界工部局以其在租界从事军事活动，违反租界章程为借口加以拘捕，徐树铮起兵再战的计划也随之破产。10月21日，徐树铮被迫登上英国货船出游欧洲。与此同时，北方第二次直奉激战之时，直系大将冯玉祥联合张作霖，突然倒戈回京，囚禁曹锟，致使直军全线溃败，曹锟、吴佩孚控制的中央政府的局面随之瓦解。11月24日段祺瑞到北京正式就任临时执政。^{[30][34][35][36]}

民国十四年（1925年）1月4日，段祺瑞任命在巴黎的徐树铮为考察欧美日本各国政治专使，组成一个15人的考察团，考察团先后访问了法国、英国、瑞士、意大利、德国、苏联、波兰、捷克、比利时、荷兰、美国、日本共十二个国家。徐树铮每到一国首先考察政治体制。会见了这些国家的元首，包括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斯大林、荷兰女王，美国总统柯立芝、日本天皇裕仁等，并与法国交涉金佛郎案，为此案的解决起到重要作用。同年12月10日，徐树铮率考察团回到上海。^[35][36]

徐树铮从日本回到上海后，再次发表希望恢复约法拥护段祺瑞为总统的主张，并号召奉直皖三系联合起来，推段祺瑞为唯一领袖。此时广东革命政府已经成立，冯玉样倾向革命。故徐树铮决定首先组织奉直皖三系联合阵线以对付冯玉祥。因此决定以在法国考察时购买到的一批军械为诱饵，联络孙传芳，打击冯玉祥。同时，和孙传芳一起拜访对时局有一定影响力且力主反赤的张謇，此举引起了冯玉祥的极度不安，并且，徐树铮还曾杀死冯玉祥的舅舅陆建章。因此，冯玉祥决定除掉徐树铮。^[37][38]

民国十四年，（1925年）12月19日徐树铮自上海乘轮船进京，12月23日在天津上岸当天乘汽车抵达北京，宋子扬以轿车来迎接，徐树铮蹬车后直驰北京，其余随员乘火车赴北京。徐树铮抵达北京后，下榻无量大人胡同王宅，随员则分寓旅馆。^[39]12月28日，徐树铮身着挂满勋章的大礼服觐见段祺瑞，表示使命完成。^[40]

12月29日下午，徐树铮乘火车离京赴津。冯玉祥指使心腹鹿钟麟将徐树铮逮捕枪毙，鹿钟麟转达给国民军第五师师长张之江执行。12月30日凌晨2时，徐树铮所乘列车在廊坊被截，徐树铮出列车后被挟入张营，随即遭枪杀，终年45岁。^[37][38]

徐树铮死后，段祺瑞悲痛欲绝，为徐树铮购置了上等棺木，并妥当地将其安葬。^[37][38]1945年，徐树铮之子徐道邻以杀人罪起诉冯玉祥和张之江，但有关部门以逾期为由拒绝受理。^[41][42]

清朝将蒙古分为内蒙、外蒙、青海蒙古三大主要部分和若干小部分。清政府濒临倒台时，沙俄怂恿yǒng外蒙独立未能成功。民国后，袁世凯与孙中山都不承认外蒙独立，反对沙俄干涉。当时中国大局未定，无暇顾及。袁世凯在俄国压力下签订《中俄声明文件》和《中俄蒙协约》，使外蒙拥有自治权，中国仅保留宗主权。^[24][43]

民国六年（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推翻沙俄政府，外蒙缺少依靠，经济濒临崩溃，出现取消自治，回归中央的动向。此前撤治已有库伦办事大员陈毅与外蒙进行交涉，但因撤治程序偏向外蒙王公，加上日本想趁虚而入取代沙俄，最终以失败告终。徐树铮认为，应趁俄国内乱，尚无统一政府，以武力取消外蒙自治再行开发，以固中国对外蒙统治。^[43][24]

此时，徐树铮面对的局势是，外有日本想趁虚而入代替沙俄；内有外蒙上层分裂。外蒙王公主张有条件撤治，而喇嘛对此态度消极。由于外蒙王公对撤治不构成威胁，徐树铮采用恩威并施的方式对活佛周围重点人物进行利诱。同时，将几千装备优良，训练有素的西北边防军带至库伦进行威慑。民国八年(1919年）11月17日，外蒙自治官府宣布取消自治，归顺中央。同月22日，正式签署大总统令，随即，外交部又废除了1915年袁世凯与俄国签订的《中俄蒙协约》，并于次年元旦为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举行了册封典礼，撤治算是正式完成。^[43][24]

徐树铮治蒙，非常重视教化，由于外蒙特殊的政教合一体制，宗教是外蒙古人民的精神支柱，在外蒙古政治与民众生活中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同时喇嘛的政治倾向往往对广大外蒙古人民所持有的政治态度产生很大影响因此，民国九年（1920年）元旦，徐树铮以册封专使身份在库伦举行册封活佛的大典，加封活佛为“外蒙翊yì善辅化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汉”，加封女活佛为“外蒙古昭敏净觉额尔德尼车臣敦都布刺木”，以示中央对其特加优礼。并决定蒙人的信仰完全自由，中央不加干涉，全蒙人民崇信活佛，仍可照旧称尊。^[24][25]

为加强对外蒙的管理和开发，徐树铮接收了外蒙官府和驻库大员公署，拟将外蒙官署改设八厅:总务厅、财记厅、商运厅、邮传厅、垦牧厅、林矿厅、礼教厅、兵卫厅。并拟定《外蒙设治暂行制》九条，并经院议通过，准备在外蒙古设置总制一员，统辖所部军队，总持境内一切政务纲制，设公署于库伦，设行署于乌里雅苏台。将外蒙全境设六郡，每郡设置都管一人，都管秉总制之命与各该境内王公、札萨克随时商洽办理政商、垦牧、交通、实业各事。都管以下设置佐尹，由总制核定呈办。^[25]

鉴于外蒙统治集团内部王公派与喇嘛派两派矛盾尖锐斗争激烈的现状，徐树铮向大总统和国务院条呈平弭政教之争的建议，徐树铮认为:考政教之所争，在喇嘛封爵，侵夺王公封邑；喇嘛素日清苦，其所以恋政权者，因为得钱。所以，让王公出钱，名为宗教经费或捐款交给政府，再由政府按时发给喇嘛，喇嘛有钱生活就不会跟王公争权了。^[25]

徐树铮认为，清室逊政时有优遇满蒙条文，民国元年，临时参议院又议决通过《待遇蒙古条例》。徐树铮建议中央选择适当时机予以明令重申,以安蒙心。^[25]

原外蒙官府于民国八年（1919年）11月17日，向徐树铮递交取消“自治”的照会内曾经声明，另派代表进京商订善后条件。于是徐树铮在库伦召集全体王公喇嘛等开会，商讨选派代表问题，最终议决，选定外蒙王公一十二人、喇嘛四人，唐努乌梁海喇嘛一人，共十七名代表入京，磋商善后条件。^[25]

当时库伦只有 民国七年（1918年）设立的中国银行，系属支店，规模较小，难以适应当地的经济发展。于是，徐树铮向中央提出设立边业银行，以便发展边疆实业的建议。经国务会议同意后，他立即派人联络富商，开始筹集资本，并拟定股本总额一千万元，分为十万股，每股银元百元。作为首倡者，徐树铮以筹边使署名义投入边业银行七十五万元股本，并制定二十一条银行章程，而该行一切设备都归筹边使署所有。徐树铮为了便于管理，将边业银行的总行设在北京，在库伦设置分行，银行股本筹集二百五十五点九万元(其中“官股九十七万元，商股一百五十八点九万元”)后筹备开业，至此，边业银行成立。该行享有代理国库、发行钞票的特权。总经理是李祖法，发行的钞票以有蒙古特色的骆驼队为图案。^[25]

开办以来“办理尚称妥善， 集资较厚，信用渐著，发行钞票，边民亦甚欢迎。塞外金融，日形活动，此银行之力居多” ，可见其对外蒙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徐树铮听说湖南有铸铜元机器，准备购买，由外蒙地方政府自办。^[25]

外蒙当时交通不便，库伦城内权势土路。徐树铮向美商美丰洋行购得道济牌压路车，对道路进行整修，同时提出修建张家口至满洲里、归绥至恰克图、赛尔乌苏至绥定、乌里雅苏台至唐努乌梁海等四条铁路线，总长六千余里。中以张恰铁路为急务，为此，徐树铮四处奔走，进行修路准备，自己于民国九年（1920年）2月14日，亲自兼任张恰铁路督办。^[24][25]

外蒙僻处西北，电信迟滞。此前俄国人虽然在库伦等地经营过电讯，但由于设备陈旧经常发布出去。徐树铮先后咨商交通部于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地设无线电机。并将民国七年（1919年）8月，马可尼公司赠陆军部弧光式电机两部，附有天线铁架转移于交通部，以备筹建蒙区无线电之用。^[24][25]

徐树铮聘请德国籍专家巴尔台博士和梅约翰随同入蒙，到外蒙采集标本，实地考察，提出开发方案，拟帮助外蒙开发丰富的地下资源。^[25]

帮助外蒙古注销所欠前清户部债务。并且，大力提倡诚信经营，保护蒙人利益。^[25]

徐树铮刚到库伦时，市场上没有一点蔬菜。徐命令驻库伦士兵引种天津的大白菜，并获得成功。从此，大白菜成为外蒙的家常菜。^[25]

徐树铮十分重视外蒙文化教育事业,民国九年（1920年）6 月1日在外蒙创办了蒙文版《朔方日报》亲自审稿，创刊号的头版头条刊登了册封女佛的新闻和徐树铮自己在册封大典的贺词。^[25]

徐还组织了“王公喇嘛联会社”，除了发表一些施政演说外，也推行汉化教育，讲一些诸如《孟子》《十三经释义》等等的汉学，并开展演戏等寓教于乐的文化娱乐活动。并且在库伦开辟网球场，与部将同嬉。^[25]

同时为改善外蒙的医疗水平，徐树铮还在库伦创办第一家医院，由边防军军医处医官王懋mào义主事，尽力帮助解决外蒙人民缺医少药、看病难的问题。^[25]

民国九年（1920年）1月，俄国白匪和红军两党经常发生激烈战争，白匪常常逃入外蒙古，红军在追击时入境开战。徐树铮派垣为正司令、高在田为副司令率兵三营驻扎在中俄边境。同时，声明维持地方秩序，对俄国新旧两党持中立主义不许两党在中国军队驻扎处行开战。同时，还亲赴边境巡视防务。^[25]

为避免蒙人猜疑，徐树铮三次入蒙所带兵力共计不过一万。徐树铮认为，增兵不如早日兴办工商垦矿各业，等各业稍具规模，然后再陆续增兵，以资保护。为内镇人心，外阻边患，徐树铮计划在外蒙主要战略要地驻军七旅，同时为适应外蒙地区的情况各旅部队必须增加骑兵，减少步兵。兵士除战备训练外，还可在宜垦地区实行屯田。他还计划分给士兵每人一份土地，并由内地选择二十岁左右的女子，送至外蒙古与土兵结婚，使每营的土兵都成为当地的居民。^[25]

在反袁称帝的过程中，徐树铮被免去陆军部次长后不久，就以购买美国军械军火的回扣钱创办了正志中学。徐树铮自任校长，并亲自选定教学人员，规划教学内容。以姚永概任教务长，选定一批学者为教学人员，如：林纤、姚永朴、马其昶、梁上栋、王肯堂等；选定一些军事人才为军事教官，如：宋子扬、于珍等；还聘请外国专家授课，如德国的巴尔台博士等。其中学的学制是4年，采用军事教育形式。每年招生两个班，后来男女兼收。现为北京市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2][44][45]

徐树铮文武兼长，精于书法，擅诗词古文。在词的创作方面，因树铮擅拍曲，精通音律，音韵文辞，无不细密推敲。故其词作，大多宫商谐协，音韵宛然，曲高调雅而自然流畅。^[46]留下来的诗大约200首，词60首。有《建国铨真》《视昔轩文稿》《兜香阁诗集》等著作传世。^[47]1989年，其女徐樱推出《徐树铮先生文集年谱合刊》增刊。^[48][49]

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军事人物，北洋军阀首脑袁世凯：又铮其人，亦有小才，如循正轨，可期远到。但傲岸自是，开罪于人特多。^[50]

中国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康有为评价徐树铮：称其雄略足以横一世，其霸气足以溢九州，其才兼乎文武，其识通乎新旧；既营内而拓外，翳yì杜断而房谋；又扬历乎域外，增学识于四洲；其暗鸣废千人，其洞视无全牛；其飞动高歌擅昆曲，其妩媚清词追柳周。大盗竟杀猛士兮，天人起邦家殄瘁cuì之愁！假生百年之前，为人龙而寡俦。哀世乱而内争兮，碎明月于九幽。^[2]

徐树铮的部下孙仲尧评价徐树铮：徐树铮才华横溢，文武兼资，而又勇于负责，是中国不可多得之人才。徐树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主张中国参加协约国一方，以及关于西北边防的筹划等，都具有远见卓识。他兵不血刃而能使当时的外蒙取消独立，尤可以显示他的应变才能。只是由于皖系失败，徐氏平时任事太勇，锋芒太锐，遂成为奉、直两系和官场中一般滑官老吏的众矢之的。否则段祺瑞和徐树铮在历史上都将会另有一番记载。^[51]

民国国民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经委会委员长李思浩：段派之中，徐又铮最为芝老所重用，他也最为跋扈，当时敌派对他无不侧目，即段派之中，大多也对他不满。……又铮这个人，有才气，在我看来，也不能算是坏人，但喜欢用权术，而又心地偏狭，目空一切；凡是才力和他差不多的，或妨碍他独揽一切的，他都不能相容。^[52]

学者王彦民评价徐树铮：徐树铮一生毁誉交加。毁者谓其罪大恶极，以致杀之而后快，誉者倍称其爱国之至，恐继起者无匹。^[2]

徐树铮的母亲怀着徐树铮就要临产的时候，做梦听到门外有木鱼声，打开门看是前几年就已经被狼吃掉已经去世的皇藏峪瑞云寺的主持性空法师。只见性空双手合十，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并说岳氏即将有大喜临门，徐门将有贵人出世，特来祝贺，还送了一支灵芝当做贺礼。梦醒后，就生下了徐树铮。^[53]

徐树铮幼时极为聪颖，乡里面的都传他七岁就能作诗，还被夸为神童，有位老先生不信，就去当面试试他，就以“推窗望月”命他答对，徐树铮以“拔山超海”相对，那位老先生吃惊而去。^[2]

徐树铮在收复外蒙成功后就对外蒙进行治理，不仅开银行、修公路、垦牧种大白菜，还十分注重外蒙的文化教育事业，他推行汉化教育，讲一些诸如《孟子》《十三经释义》等的汉学，而且徐树铮在库伦开辟网球场，与部将一同嬉戏，自称“绝域蹴鞠”。^[54]

徐树铮酷爱昆曲，水平达到了专业程度。他能自辑曲谱，能上台演出，并曾与徐凌云、项馨吾、俞振飞等名角同台。他擅长花脸和贴旦两种角色的曲目，声如洪钟。张容曾赠诗云：“将军高唱大江东，势与梅郎角两雄。”1925年5月，他以专使身份访英，应邀在英国皇家学院演讲，题目竟然是《中国古今音乐沿革》，让古典的英国绅士淑女对中国军人刮目相看。^[55]

陆建章死于1918年6月14日。杀人者徐树铮，是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陆军上将。在枪杀陆建章之前，他与张作霖的奉军合作，截获陆军总长段芝贵向日本订购的武器，他本人因此出任奉军副总司令。他一直跟随的段祺瑞，则再度成为国务总理。^[56]

徐树铮同晚清民国的实业大亨张謇肝胆相照。徐树铮年轻的时候曾致函张謇，表达自己对他的景仰之情。诸多后生晚辈之中，张謇最欣赏和器重的就是徐树铮。一日深夜，张謇已经睡着了，忽然间却做了一个诡异噩梦，梦见徐树铮面色凄苦，走至自已的床头前，口占了一首诗：“与公生别几何时？明暗分途悔已迟。戎马书生终误我，江声澎湃有谁知！”然后徐树铮的身影倏然消失不见。张謇大惊失色，从梦中惊醒，全身已经冷汗直出。他感到不妙，披衣而起，坐等天亮，同时拿出纸笔，把梦中徐树铮口占的那首诗记了下来。没过一个时辰，徐树铮在廊坊惨遭枪杀的噩耗即已传来。^[57]

1925年，徐树铮考察各国政治，在伦敦大学东方研究系、英国皇家学院发表演讲，其女徐樱《徐树铮将军生平概略及其电稿所揭示的史实》提到徐树铮在伦敦应英国皇家学院之邀，作《中国古今音乐沿革》的专题报告，对于中国音乐与文学的内在互动关系，多有深刻的阐述，故第二天英国《泰晤士报》赞称徐树铮以军人而有此文艺修养，深表敬佩。^[46][47]

徐树铮墓在安徽省宿州市萧县官桥镇醴泉村，徐树铮1880年生于萧县醴泉村，1925年归葬故里。徐树铮墓位于皇藏峪东麓，醴泉村南面一片开阔的农田中，坐西朝东，冢侧栽有一棵如今已长成非常高大的松树，如今已成为其地标。墓碑正面刻：“前远威上将军徐公树铮夫人夏宣之墓”，“一九八八年十月重修。”墓碑背面刻徐树铮简介：树铮将军，字又铮，萧县醴泉村人，一八八〇年十月九日生。一八九二年补县庠xiáng生。一九〇一年从军。一九一四年任陆军部次长，曾反对袁世凯帝制。一九一九年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曾收复外蒙，受孙中山先生赞许。一九二五年任考察欧、美、日本政治专使；十二月回国述职；于三十日殁于廊坊。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归葬醴泉村。夫人夏宣，字红筠，铜山县人，一八七八年七月十六日生，一九五六年八月十七日殁。徐树铮墓为宿州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58]

影视名称类型出品时间饰演者《建党伟业》电影2011徐峥^[59]《中国1921》电视剧2011陆鹏^[60]《护国大将军》2011刘乃艺^[61]《少帅》2015葛四^[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