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战争

江浙战争从1924年9月3日开始，到1924年10月13日结束，历时40天，又称齐卢战争、甲子兵灾，是中华民国江苏督军齐燮xiè^[注1]元与浙江督军卢永祥之间发生的军阀混战。^[1][2]

袁世凯逝世后，北洋军阀分裂为多个派系，直系、皖系之间为争夺中央权力而发生冲突，随着皖系在直皖战争中的失败，直系开始独大，继而遭受各方反对，淞沪地区作为重要的税源地和对外交往的中心遭到各方抢夺。而直皖两系围绕着上海的管辖权发生了多次冲突。直至“臧杨入浙”事件的发生，导致了江浙战争的爆发。9月2日，齐军抢占安亭车站，并继续向浙方防地黄渡推进，之后至10日期间，齐、卢双方先后战于黄渡、昆山、宜兴、浏河和安亭等地。16日，直系孙传芳部猛攻浙闽交界的仙霞岭，又进占江山。此后，孙传芳部长驱直入，直驱杭州。齐军攻占嘉兴后，曹锟派齐燮元暂兼松沪护军使。卢永祥则令所部全数退入苏境，集中于上海附近，并改任王宾为第三军总司令，主持松江方面防务；又偕同何丰林、陈乐山、或致平等亲临南翔等前沿阵地，谋求作战计划，拟分左右两翼分袭马陆。月底，齐、卢两军在黄渡、嘉兴间、展开激战。10月1日，齐卢双方展开马陆之战，卢军战死3000余人。但此战并未能使卢军扭转局面，孙、齐两军前后夹击，对上海形成合围之势。10月5日，齐燮元下达最后的总攻击令，卢军纷纷溃退。12日夜，卢永祥在龙华司令部召集部将密议后，鉴于大势已去，决定通电下野。战争历时一个多月，卢永祥在孙传芳和齐燮元的南北夹击下，于10月13日乘邮船逃往日本，江浙战争以齐胜卢败宣告结束。^[2][3][4][5]

江浙战争发生后，第二次直奉战争随之爆发，由于皖系卢永祥早与奉系张作霖有联合反直的协议、因此江浙战争又视为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前哨战。卢永祥、何丰林的皖系势力退出了上海、浙江地区，转而成为直系齐燮元、孙传芳的势力范围。^[2][5]

1916年6月，袁世凯去世后，北洋军分裂为皖、直、奉三大主要派系，各自割据一方，形成军阀。之后，皖系迅速崛起，并执掌了北京政权。1918年7月，段祺瑞借对德宣战之机，命其心腹徐树铮筹建参战军，后以欧战结束改为边防军，用来对付直系等异已势力。次年6月，北京政府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后又兼任督办外蒙善后事宜，皖系势力进入西北乃至外蒙，徐树铮的权势可与东北奉系张作霖分庭抗礼，引起张的强烈不满。之后，便组成了以曹琨、张作霖为首的七省反皖同盟。^[6][7]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直系军阀曹琨、吴佩孚联合奉系军阀与皖系段祺瑞作战。在直皖战争结束后，皖系因失败而基本退出北京政治舞台，直系在直皖战争中胜利。然而日本帝国主义在皖系日益遭到中国人民唾弃的时候，另外物色奉系作为自己在华的主要工具，并与直系共同进行反皖倒段，所以直、奉军阀共同把持了北京政府，英、美和日本暂时达成妥协。直、奉军阀在直皖战争结束就展开争夺中央权力和地盘的斗争。1922年4月至6月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果以奉系失败而告终，奉军退居关外，北京政府完全被直系所控制。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曹吴等演了“法统重光”的丑剧，先赶徐世昌总统，迎黎元洪复总统位，后又以逼宫方式逐走黎元洪，用贿选方法，把曹琨推上总统位置。吴佩孚又利用中央名义，借口统一军权，大肆推行其“武力统一”、排斥异己的政策，大大扩大了直系的势力范围、结果招致了全国人民和各派军阀的反对。1922年下半年，孙、张、段派代表在上海法租界古拔路组织各省代表联络处，各方代表聚集上海，商讨推翻曹吴办法。1923年10月，当曹吴贿选总统时，孙、张、段的代表和各省代表在上海举行联席会议，联名通电反对曹吴贿选。^[1][8][9]

淞沪地区一般指上海及其外围县域，是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和对外交往最重要的中心，也是重要的税源地，被各方军阀所垂涎。就地理和行政管辖关系而言，淞沪地区归属于直系控制的江苏，但是，淞沪地区的实际主政者——淞沪护军使，却从袁世凯死后即为皖系军人^[注2]把持，他们自然听命于皖系中央，而对直系控制的苏省当局则不以为然，淞沪地区从而成为皖直在地方争夺的焦点之一。1919年8月，原淞沪护军使卢永祥接任浙江督军，直系本想让第六师师长齐燮元接任卢永祥，但皖系却坚持由本系的第四师第八旅旅长何丰林接任淞沪护军使。因此，双方一直冲突不断，并在1920年的直皖战争期间几至兵戎相见。只因上海为中外观瞻所系，外国公使团对在上海打仗屡有警告，直、皖双方才被迫收手，达成和平协议，维持了淞沪地区的现状。直皖战后，卢永祥在浙江提倡“自治”，与孙中山和奉系联手，成立“三角同盟”，力图继续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而齐燮元在江苏实力渐增，势力坐大，想要将淞沪地盘据为己有，与卢永祥形成矛盾冲突关系。反直“三角同盟”形成后，上海在卢永祥的荫庇下，成为反直活动的重要基地，各方势力都在此活动，更招致直系的不满。1923年8月20日，江浙两省军民长官齐燮元，韩国钩、卢永祥、张载阳和淞沪护军使何丰林等签署《江浙和平公约》^[注3]。随后，江浙当局又在10月8日和12月6日与安徽、江西省当局签署了同样内容的公约。^[1][8][9]

起初，直系内部对于讨伐卢永祥的态度并不一致。极力主张攻浙主要是齐燮元，目的是夺得淞沪乃至江浙地盘，壮大自己的实力，成为东南各省的盟主，并可进而觊觎中央副总统位置。当时，吴佩孚和卢永祥都有出任副总统的传言，而齐燮元对人表示，则副选一事为卢为吴，皆认为不宜。而吴佩孚对此则不以为然，反倒担心齐燮元的力量坐大后，成为自己的对手，因此，吴则联卢，使齐攻浙的计划不得逞。而曹锟未征得吴佩孚的同意，也并敢同意齐燮元讨浙。因为直系内部意见不一，齐燮元不敢贸然行事，而且他对战争的准备也不周全，在各方斡旋下，遂与卢永祥达成妥协。^[1][8][9]

直至1923年11月10日，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遇刺身亡，由谁接任再起纷争，齐燮元和何丰林都认为这是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各自委派了接任者。为了解决淞沪之争，齐燮元还密电北京政府，要求调动何丰林的职务，并保举陈调元为淞沪护军使。但曹琨和吴佩孚都不主张此时对浙用兵，认为现大局趋势，收束西南各省为关键，对浙以和平解决的态度。齐燮元几次谋浙都未成，转而在直系内部勾连保派，向曹琨陈词攻浙如何有利，既可得浙江大笔钱款，并且表示吴佩孚不同意其计划，实未悉真相，此时正可乘势解决浙江问题，以防其与奉粤结合。1924年1月，齐燮元请曹琨下令讨卢，曹琨致电吴佩孚征求意见，吴复电不主用兵。3月，洛派^[注4]坚持江浙不能开战，齐燮元力主中央下令讨浙，吴不能决定。在齐燮元说服下，保派极力向曹琨陈情，还向吴佩孚疏通，以攻浙成功后浙督及省长保荐洛派人物作为吴佩孚支持攻浙的交换条件；考虑到和曹琨、齐燮元及直系内部的关系，吴佩孚的态度已有松动，并且自己和皖的主张未得皖系回应，遂对攻浙事不再反对，直系内部的对浙方针渐趋一致。^[1][8][9]

1924年8月下旬，驻沪领事团通过决议：一、请驻京外交团照会外交部，设防保护苏浙及上海一带外人生命财产；二、如决裂后，各国将自行派舰保护；三、沪宁路运兵设防阻止；四、临时维持上海治安，并召集商团外舰人员，为万一之设备。8月29日，驻京英、美、法、日公使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今得知江浙间即将发生战事，恐危及各本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故特郑重声明，如外人的生命财产因此战争而有受伤害及损失情事，应由中国政府负完全责任。30日，四国使节又访问外交部，主张上海周围30英里内划为“中立区域”。自8月下旬起，英、美、法、日等国以“护侨”为由，纷纷调遣军舰至黄浦江及吴淞口海面游弋。9月2日，上海领事团举行会议决定：一通告江浙当局，不得将军队调入租界或作军事行动；二则严防败兵入界内；三则请万国义勇团下令，准备随时出防；四则请各国驻沪军舰编练、戒备。同日，各国海军组成联合舰队，推举英国人安特生为领袖总司令。各国还议定派出海军陆战队登陆，会同租界外侨组成的万国义勇团，共同担负租界防卫。4日，驻京公使团训电驻沪领事团：“吴淞附近，如有战事，各国舰队务实力制止。”由于列强的态度和干预，江浙战争终于没有发展到上海市内。^[9]

“臧杨入浙”事件的发生，给江浙战争提供了战机。1923年4月，孙传芳出任福建军务督理，但闽省军队派系混杂，互不相属，直系的闽北护军使周荫人据延平，皖系的兴泉永护军使王永泉据泉州，王永泉以福建军务帮办的身份握有闽省实权。孙传芳虽为闽督，然其身在福州一隅，发展空间有限，想要谋取另外的出路。孙传芳注意到浙江，一则其为皖系控制，便于在直系内部动员力量，一致对外；二则浙江为富庶之地，孙传芳想要夺取占为己有。为此，孙传芳致电曹琨，提出浙省早就有反抗中央的动向，并主动请缨率其所部，自闽北进讨，以四省之兵力，共同迫卢。曹琨令吴佩孚酌核盼复，而吴态度谨慎，并回以应先肃清厦门为好，突然攻浙，也并非易事，且先挑起战争将会引起全国震动。不过，吴佩孚向视福建为进攻广东之跳板，此时他仍然企图实现“武力统—”之谋，便暗中支持孙传芳、周荫人合力驱逐王永泉，统一福建，使福建成为直系稳固的南进基地。在得到吴佩孚的支持后，孙传芳着手准备在福建生事。^[9]

1924年2月27日，孙传芳忽然将其督理职交王永泉代理，自己离开福州去延平，并令驻福州的部下卢香亭、李生春旅同时开动。孙传芳离开福州，王永泉以为孙是图谋向外发展，不料留守福州的周荫人却突然发难，并于3月5日派兵将王永泉新购的枪械扣留，并将护械的王部官兵缴械。孙军卢、李两旅也于行军途中得令回师福州。在直军的突然攻击下，王永泉措手不及，于3月7日逃往泉州。12日，王永泉将所部交第二十四混成旅旅长杨化昭统领，其本人离开泉州转道厦门前往上海。随后，曹琨在3月17日下令免去王永泉本兼各职，并于4月8日任命周荫人为福建军务帮办。王永泉下野后，与其关系密切的臧致平、杨化昭部还有实力，因此被为孙传芳，周荫人所嫉，成为他们的下一个攻击目标。4月中旬，臧、杨部队与孙、周部队在同安等地交战十余日，因实力不济，接连败退，弃守厦门、漳州等地；5月间经闽西退入江西。福建的其他派系部队在孙传芳、周荫人的军事压力下，也基本就范，闽局初定。^[2][9]

臧致平、杨化昭部退入江西后，因江西为直系控制，不能久留，遂与同属皖系的浙督卢永祥互通声气，继续向浙江进军。直系担心臧、杨所部与卢永祥结合，壮大皖系力量，吴佩孚也令赣督蔡成勋调兵对臧、杨所部围追堵截，但蔡成勋虽不愿臧、杨所部扰乱江西，也不愿闽军借此入境，有碍自己的地位，因此并未阻截对臧、杨所部，却以防止臧、杨所部回窜为由，要求闽军和赣军分在闽赣边界布防，各守其境，却被孙传芳指为似有疏敌防我之意，意在阻止我军出境。由于蔡成勋对臧、杨所部未穷追猛打，臧、杨所部突破赣军围堵，在6月初进入浙江境内，被卢永祥改编为边防军，臧致平任总参议，杨化昭任司令，驻防闽浙边界。于是齐燮元以卢违反和平公约相诘，并借此联络闽赣皖三省以武力威胁。吴佩孚也认为卢永祥收容臧、杨，有将来窥伺苏、赣、闽三省的目的，便劝卢永祥自动解散臧、杨军队，遭到卢永祥拒绝后，决定实施四省伐浙。卢永祥改编臧、杨军队后，得知大战在即，于是以督办的名义咨行省署，宣布了边防军条例。^{[2][10][11][4][9]}

1924年8月中下旬，江浙双方各自召开军事会议，进行战争动员。江苏方面，齐燮元联合了江苏、安徽、福建、江西等省与直系有关军队，协同攻浙，共分四路进军。第一路攻上海，由中央第十九师师长宫邦铎、江苏第三师师长马玉仁等担任，第二路守宜兴，由江苏第五混成旅旅长陈调元等担任，第三路攻广德，由安徽第三旅旅长王普等担任，第四路攻仙霞岭，由闽军及赣军各一部担任。前三路由齐燮元任总司令，后一路由孙传芳任总司令。驻厦门海军也由杨树庄率领，驶向浙海及淞、沪助战。四路兵力总计达八万余人。而浙江方面，卢永祥则联合浙江、上海及由闽入浙的军队，组成浙沪联军，并分南北两路应敌，由卢永祥任总司令。总方针是：北攻齐燮元，南防孙传芳。北路由卢永祥任总司令，下辖三个军。淞沪方面，由中央第六混成旅旅长何丰林、福建陆军第一师师长臧致平、中央第二十四混成旅旅长杨化昭任指挥，长兴、合溪一带，由中央陆军第四师师长陈乐山任指挥，泗安一线，由松江镇守使王宾任指挥。卢永祥本人则率补充团、卫队等“居吴兴为接应”。南路由浙江第二师师长张载阳任总司令，浙江第一师师长潘国纲任副司令，防守省城杭州。另以浙江第一师第一旅旅长郝国玺为衢qú防司令，以防孙传芳自闽攻浙。^[2][9][12]

1924年8月15日，齐燮元在南京召开有全省师旅长、镇守使参加的军事会议，即下动员令，集中军队4万余人于沪宁路沿线及太湖附近。卢永祥也将第四、第十两师集中于沪杭间，“暗中布防”。吴佩孚以调解无望，电令齐燮元：“计划已定，仰即进攻”，并电令江西督军蔡成勋出兵一师^[注5]，归孙传芳指挥。孙传芳于25日编组闽浙联军，下辖六个支队，拟分兵三路，大举向浙边进攻；不久，令左翼第三支队司令卢香亭为前敌指挥。26日，齐燮元令所部向宜兴、昆山集中，并亲自坐镇苏州指挥。过了二日，齐燮元又调派陈调元，专任对新军事，他还屡向曹琨、吴佩孚催派外省援苏军队。曹馄、吴佩孚则派来湖北，河南和山东部分军队供其调配。同时，直系控制下的北京政府也对英、美、日、意等国公使作出保证一旦开战，将全力维护在沪外侨民的安全。直到最后关头，卢永祥还有些拿不定主意，在杭州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上，他还表示：为避免战争，宁愿“下野让贤”，并派密使去南京向齐燮元求和。但东北的奉系极力撺掇卢永祥开战，8月下旬，张作霖特地派人到杭州，给卢打气。在奉天会见卢永祥之子卢小嘉时，他表示：只要卢向直系发出宣战的通电，愿提供巨额军费援助。卢小嘉回杭州后，极力劝说卢永祥开战，而卢仍在犹豫不决。不久后，江浙双方军队在前线对峙，沟通江浙及东南沿海地区的铁路交通动脉—沪宁、沪杭铁路运输中断，战争一触即发。^[2][10][9]

战争之初，为了将战争的责任推之于对方，双方循例在战争爆发前大打电报战。9月1日，孙传芳发表通电，称其亲自率兵，为民除暴。9月2日，齐军强占安亭车站，并续向浙方防地黄渡迫进。9月3日，江浙战争正式启幕。初期战斗以沪宁路为主，尤其黄渡、浏河为苏浙两军争夺之中心，但战事断断续续，阵地几度易手。卢永祥发表通电回应，声称齐燮元已挑明战争，和平已没希望，只有保护境内治安；同时又发表讨曹通电，历数曹琨贿选卖国等罪名是“假共和政府之名，行武力专政之实”，宣传其乱国之罪。^[1][5][8][9]

3日上午十时，黄渡苏军一大队，先放排枪向浙军示威，浙军不理。十一时许，苏军一营开始向浙军冲击，并开大炮，浙军死伤十余人。浙军三十九团团长林兰亭，因被包围，于是下令抵抗，先用机关枪，继放大炮三发，击毙苏军四、五百人，余部溃退，浙军向安亭方面追击；下午三时、追过安亭镇；接着，苏军大队退却。4日，齐燮元通电指责卢永祥反抗中央，招聚乱党，浙军先施攻击，企图掩袭不备，肆其凶残，并声称：苏省防御疆土，一向守护和平，如今逆寇相逼而来，自应尽力捍御。6日，吴佩孚、齐燮元又联名发表通电称：卢永祥包藏祸心，名为自主，其实是割据，不可饶恕，是全国公敌，要求政府下令讨伐。陆军检阅使冯玉祥、热察绥巡阅使王怀庆、赣督蔡成勋、鄂督萧耀南、豫督张福来、皖督马联甲等直系高级将领也同声相应，先后发表讨卢通电，表示直系一致对外。当天晚上九时后，两军在安亭大战，互用炮轰，半夜仍在血战中，苏军退至陆家浜附近。浙军从俘虏中探得青阳港方面苏军电网地点，因派工程队密将电网割断，敢死队数十人，即乘隙泅水渡河。浙军飞机每日飞至安亭、黄渡间侦探敌情，回沪报告。^[1][5][8][9]

4日下午，太仓苏军马玉仁、吴恒瓒zàn二部一万余人，先后向浙军冲锋，浙军连发开炮抵御。该役攻军超过守军两倍，浙军略向后退，力取守势。前线离罗店近三里，下午五时，浙军失利退罗店。当晚八时许，苏军又猛攻浙军，浙军臧致平亲临前敌，仍取守势。计历七小时，浙军后方杨化昭部生力军已到。5日晨，苏军复以敢死队三百名冲锋时浙军已有预备，待其冲入后，四面围击，一面由臧致平亲率前线士兵，追击苏军。至此，苏军见敢死队全军覆没，向后退避，浙军追击，复占浏河。苏军第四旅第二团团长冀汝桐，因黑夜退避，误认追击的浙军为苏军、被浙军擒获。5日上午，浙军已占领浏河五里以外。苏军因太仓方面，后援已到，于是再次还击，午后双方激战更烈，互以大炮机关枪轰击。直至下午四时，苏军又退。5日夜间，苏军又向浏河反攻数次，均经浙军击退，苏军伤亡甚多。6日晨，浙军下总攻击令，臧致平亲自督战，与苏军肉搏，激战颇烈。上午9时，苏军向太仓溃退，浙军追击十余里，俘军官四人，兵士二连，获缴大量机械。至晚上七八时，浏河南北二十里内，苏军已肃清。^[8]

3日晚间，苏军进攻嘉定西门，4日浙军杨化昭部六营赶到，5日遂有剧战；6日苏军继续猛攻，终被浙军击退，但苏军尚在娄塘，仍在剧战。而青浦方面：5日苏军十九师由安亭分两路南下，正面进攻离安亭六里外的泗港口，侧面进攻泗港口西南的白鹤港。6日下午三时许，两军交战于青浦北十余里的孔宅，鏖áo战甚剧。^[8]

苏浙两军对峙，在宜兴、长兴间者，于3日上午十时同时作战。系由苏军方面先下动员令，攻击浙军，浙军较胜。因浙军系驻扎在附近山内，距宜兴仅三十里，浙军之炮，能直射至宜兴。苏军攻浙，因有山障碍，事实上较困难。5日两军激战甚烈，浙军进攻，距宜兴仅十余里。陈调元部有三营兵变，一营降浙军，二营哗散。总合前线各路战情，苏军虽尽力猛攻，而浙军抵抗亦殊不弱，臧、杨军队颇能以寡敌众，以少胜多。6日以后，浙军反守为攻，节节前进。^[8]

9月7日，曹琨以卢永祥、何丰林等人破坏治安，违背全国人民爱护和平宗旨的理由下讨伐令，并夺其官勋，免去本兼各职，由齐燮元督率部队，相机剿办。9月10日，安徽分两路出兵，助齐燮元守宜兴一线。福建方面，孙传芳率所部六旅分三路向浙边进发。江西蔡成勋则委杨以来为赣东司令兼前敌总指挥，集结兵力于广丰、玉山，贵溪等地，配合闽军进攻浙军。16日，孙传芳部猛攻浙闽交界的仙霞岭，又进占江山，卢永祥的炮兵团长张国威向其投诚；并于16日占领常山，18日又克衢县、开化。孙传芳声言拟于21日率部经严州，直入杭州。在孙军的凌厉攻势下，卢军难于招架，向遂安等地退却，兰溪又告失守。22日，湖州复为孙军占领，卢军纷向嘉兴一带“分窜”。^[10][2][8]

与此同时，卢军拟绕道太湖以西占领宜兴，进取常州，以侧击齐军后背的计划，又告失败。在本月18日时，卢永祥怀疑内部不稳，有人与孙传芳妥协，在浙江难于立足，乃决定将政权还于浙人(卢系山东人)，军政交于浙江军官周凤岐，以代第二师师长，民政交于浙江全省警务处长夏超，以代浙江省长，并委周承爇ruò^[注6]代理浙江督办，然后偕同省长张载阳等离杭入沪，并发表“移沪督师”通电，将浙沪联军总司令部移驻龙华。此时，夏超以浙中空虚，暗中与孙传芳勾结，迎之入浙，杭州落入孙军之手。同时，卢永祥以情势恶化，令陈乐山放弃宜兴，退驻嘉兴，驻广德的部队也退守吴兴，收缩战线，向上海靠拢。20日前后，卢军一部在淞沪，一部在长兴。但防守宜兴的卢军，受到重创后，难于在嘉兴、湖州立足，于是向淞沪转进，战斗重心更全偏于沪宁路上。接着齐燮元令陈调元、杨春普部赴昆山，以厚兵力，又令白宝山率部经嘉兴、湖州向淞沪迅速跟进，并整顿主力，组织反攻。^[10][2][8]

卢永祥离杭赴沪后，本图在松江取守势，在上海谋发展。此时，齐军已明显占据优势。9月25日，曹琨令齐军攻占嘉兴后，令派齐燮元暂兼松沪护军使。卢永祥则令所部全数退入苏境，集中于上海附近，并改任王宾为第三军总司令，主持松江方面防务；又偕同何丰林、陈乐山、臧致平等亲临南翔等前沿阵地，谋求作战计划，拟分左右两翼分袭马陆。29日，齐、卢两军在黄渡、嘉兴之间，展开激战。10月1日，齐卢双方展开马陆之战，据称为开战以来最剧烈之战斗，仅卢军战死的就有3000余人。但此战并未能使卢军扭转局面，孙、齐两军前后夹击，对上海形成合围之势。马陆战后，卢永祥在龙华召集高级将领会议，商讨对策。会上，何丰林以战局不利，主张“静待时宜”，不可急于再战，而臧致平对此表示不满，气氛紧张，后经卢从中排解，无果而散。10月4日，曹琨以“全浙渐已底定”，齐卢之战已近尾声，下令嘉奖有功文武官员，并责江浙军民两长，妥为“一切善后事宜”。是时黄浦江以南，已无卢军，孙传芳前赴曹家渡，分师进攻松江。齐燮元随即于5日下最后总攻击令。6日，孙部第四旅已全部渡过黄浦江，直迫松江城。8日，松江守将王宾逃至上海，苏、闽军入城，松江车站及铁路桥卢军分途绕道退回龙华总司令部，而松江完全为苏闽军所有。此后，卢军急令何丰林改任第三军总司令，偕同臧致平抽调全军精锐，率赴新桥应战，并谋划收复松江，但为时已晚，无济于事。^[2][10][8]

孙传芳军既迫至莘庄，沪宁铁路线方面，齐燮元虽自10月2日后，按兵不战，静待松江两军决战后的胜负消息。但青浦因卢军的撤退，于10月9日被苏军占领；嘉定因驻军调赴莘庄，于本月12日被苏军攻下。黄渡、浏河虽然因苏军未进攻而无事，但受松江战败的影响，形势颇为严峻。前敌军事紧急，何丰林在莘庄督战，卢永祥想要调黄渡方面的陈乐山部前往应援，但该军渐有不服调遣的表示。于是卢永祥于12日夜间召集全军重要军官，在龙华总司令部开军事会议，席上杨化昭及第四师师长陈乐山与该部旅长夏兆麟、第十师旅长朱声广都有不愿再战的表示，臧致平力主坚持到底，但也不能挽回各人的态度。卢永祥知事无可为，便召回何丰林，卢、何、臧三人于13日晨商定赴日。卢永祥临行一面通电：“放弃淞沪，洁身下野，……解除兵柄，对国民引咎自劾”；一面令所部将领，各自收束军队，并以原任上海防守司令刘永胜暂代护军使及第六混成旅长，负责维持地方秩序。^[2][4][8]

13日晨，孙传芳据上海宪兵司令马葆珩^[注7]报告，一面指定地点收容溃兵，一面令所部于距沪地十里处驻扎待命，孙本人自带卫队进驻龙华，维持地方秩序。此时，由南翔退至真如的卢军仍在臧致平、杨化昭手中，而黄渡、嘉定、浏河等地卢军均表示投诚，齐燮元遂令前线齐军“办理缴械给资遣散事宜”。鄂军援苏总指挥张允明也率所部于13日进占石岗门、马陆镇之线，并次日进入上海报告北京国务院称：“所有秩序及上海治安，由职暂行维持”。^[2][4][8]

卢永祥、何丰林逃往日本后，浙沪联军残部推皖系干将徐树铮为总司令，继续抵抗齐军。因臧致平、杨化昭仍率部于真如一带作战，不肯放下武器，曹琨则令齐燮元设法严缉，勿任漏网。孙传芳于进驻龙华附近华泾镇后，电请齐燮元即日来沪主持一切，并暂派白宝山为上海防守司令，负责办理善后一切事宜。此时，外国列强害怕战火在上海附近蔓延，波及租界，决定直接插手其间。15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借口维护治安，派若干巡捕将住公共租界南洋路的徐树铮软禁在家中，并于20日将其送往英国。因此，群龙无首的江浙联军残部就彻底被瓦解，直系改编了其中一部分，余下的就地遣散。10月17日，曹琨正式下令通缉卢永祥及其部下何丰林、臧致平、杨化昭等人。鄂军援苏司令张允明^[注8]入驻上海，北政府特任孙传芳为浙江督理，夏超为省长，齐燮元暂兼淞沪护军使。至此，江浙战争以卢永祥及其代表的皖系军阀的失败宣告结束。^[2][10]

苏军有维克司教练机两架，装有抛掷炸弹机括，随时可以飞行；又有维克司教练机六架，也装有炸弹机括，可于24小时内飞行，另有安维洛机两架可用。维克司教练机可攻击吴淞炮台，但缺乏战斗机，以防御敌方飞机攻击其维克司教练机。^[8]

所属部队指挥官人数总兵力第四师陈乐山7900人全省共6.91万人第十师卢永祥1.05万人浙江第一师潘国纲8000人浙江第二师张载阳6000人第一混成旅钱江2000人第二混成旅陈秉云2000人警备队/1.08万人游缉队/2100人炮台守卫/200人后备队/900人边防军王永泉（杨化昭部）7500人边防军臧致平8000人第六混成旅何丰林3200人注：来源于参考资料^[5][8]

总指挥官指挥官总舰数林建章沪海舰队：司令：周兆瑞共6舰，1个巡洋舰，1个炮舰，1个运送舰，1个驱逐舰，2个鱼雷舰注：来源于参考资料^[5]

浙军有新式飞机一大队，其中有三十一架可立即飞行，内有英国机和法国机。在江浙战争期间，浙军有十数名中国驾驶员，并从奉天聘用了多名俄国驾驶员。^[8]

中共中央在1924年9月19日发表了《第三次对时局宣言》，指出江浙战争实质是：“此次齐燮元兴师攻浙，当然不是一般人所说简单的齐卢个人战争，或江浙战争，其战争之实际性质，是直与反直的军阀间全部大战争之开始；同时，也是英美和日法两派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争斗之开始。”^[13]

江浙和平公约化为泡影后，两省绅商失望至极。战争给民众生命财产带来了巨额损失，也对他们的心理有较深的影响。苏浙人士均将弭兵之失败、战事之爆发视为极大之耻辱，甚至有人提议以9月3日为两省省耻之纪念。张一磨是江浙和平运动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和平绝望后，他的负疚感甚深。在与友人的信中，张写道：“和平和平，世界万般之罪恶假汝以行。”痛定思痛，不少人开始反思这次战争的成因，或者考虑避免战祸再起及减轻损害的方法。由于上海地位之争实为引起江浙战争爆发之核心问题。淞沪护军使一职的安排、上海兵工厂等均为其主要利益矛盾所在。故军事甫结束，各界纷纷请愿，发起撤使移厂及上海永不驻兵之运动。上海总商会等沪埠六重要公团及黄以霖、盛炳纪、沈恩孚等人连电北京国务院及齐燮元等人，再三提出此项要求。上海商绅为达到此目的曾作了许多努力，并刺激了自治运动的发展。国民自决浪潮在20世纪20年代初便开始流行，战乱的发生则加固了此种观念。上海总商会等公团在此次战事后，积极运动淞沪特别自治市的成立。1925年1月15日，孙传芳、齐燮元通电撤退上海地域内所有两省驻军，废除护军使一职，兵工厂也择地迁移。段祺瑞下处置上海命令，裁撤淞沪护军使一职；上海兵工厂委托上海总商会暂时接收；上海嗣后永不驻军。同年5月30日，执政府公布淞沪市自治制和淞沪市区督办署官制，明确规定淞沪市为自治区域，市督办由临时执政特任。^[4]

战争给江浙两省带来的政治变化更为明显。浙省持续了近8年的亲皖军政当局塌台，反直基地也归于消失，由卢永祥支持的省自治运动也转入低谷。地方势力与北洋军人的合作共生也进入了另一个阶段。1924年9月20日，夏超，周凤歧致电吴佩孚表示已扫清浙境以待后命，吴氏复电“望即欢迎孙督，共铲卢逆；倘东南大局得以早安，则国家地方勋名共戴，浙右屏藩，实惟公等是赖。”同日，北京政府又发出命令，裁撤闽粤边防督办及以浙江督军缺，特任孙传芳督理浙江军务善后事宜，兼闽浙巡阅使。22日，免张载阳职，特任夏超继任。26日，孙传芳通电浙省各界宣布就任浙江军务督理兼闽浙巡阅使之职。孙传芳的军事占领带来了舆论管制的加强，言论自由度的降低。^[2][4]

此役之后，苏省也起大变化，陷入了连年战乱之中。9月25日，曹琨政府令齐燮元暂兼淞沪护军使，后齐又被任命为苏皖宣抚使。北京政变后，卢永祥由日本到奉天，12月11日被段祺瑞内阁任命为苏皖宣抚使，同时江苏督军一职被裁撤；1925年1月，卢依仗奉系军队的护卫南下，于是齐燮元率部驱上海张允明部鄂军，和孙传芳联合拒奉。但齐燮元不久即败，孙传芳与奉订二次江浙和平公约，然其反奉之立场并未改变。待五卅sà事件爆发后，卢永祥辞职，杨宇霆督苏后，奉系有图浙计划，于是孙传芳自任五省联帅，发起驱奉战争，江苏落入孙传芳之手。^[4]

卢永祥之所以敢置四省攻浙之态势不顾，积极应战，主要是有早已成立的“三角同盟"在作依靠。由于齐燮元属直系，而卢永祥属皖系，齐以直系各省为援，卢则倚三角同盟为靠，故江浙战争实"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了此后整个中国的政治格局。卢永祥在积极备战阶段，请奉张援助，张作霖先派杨毓yù琦到杭州，表示一定派兵入关，并汇来300万元接济浙沪联军的军饷。9月1日，卢小嘉^[注9]抵奉天向张作霖请求援助，张一一承诺。9月4日，张又发电响应卢永祥讨曹通电，15日，正式出兵分六路入关。而吴佩孚于9月12日由洛阳赶回北京，曹琨以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以王承斌为副司令，彭寿年、王怀庆，冯玉祥为第一、二、三军总司令。^[4][14]

18日，下达讨奉命令。第二次直奉战争正式开始。22日，冯玉祥等人发动北京政变，整个北方局势遂发生重大变化。同时卢永祥恳请粤省克期出师以作响应。孙中山9月4日在大本营召集第五次军事会议，议决即将大本营移至韶关，立即组织北伐军克日集结，并发表为北伐训诰gào国民文，表示“浙江上海实为广东之藩篱，……救浙江上海亦即以存粤。”13日，孙中山偕行谭延闽往韶关督兵，准备攻赣。20日，孙中山在韶关举行北伐誓师典礼，但孙当时所依仗的军事力量还只能是湘滇豫等各系军队，而这些部队对北伐并无多大兴趣，虽然欲借“北伐”达到各自目的。不过孙中山的北伐却与随后而起的东江陈炯明所部粤军的进攻及广州“商团事变"有着密切关系。援浙存粤虽始终未见诸实现，但广东内部却已发生巨大变化。^[4][14]

江浙战争之后，上海自治运动虽然取得表面的进步，但是战后地方秩序的失宁却成为五卅事件爆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背景。五卅前夕，上海正处于江浙战争及后续战事结束之际的“三不管"状态。淞沪警察厅及沪海道尹、上海县知事署、江苏交涉公署等官方机构对民众之集会，游行及学生演讲等活动多持放任态度。1925年2月及5月，日本纱厂工潮先后爆发并得以扩散，5月30日学生进入公共租界演讲，以致最后南京路因巡捕开枪而发生流血惨案。事后，执政府及各种势力复对群众运动加以有意运用，上海的中共及国民党党团组织得以从容发动罢市，罢工、罢课运动，五卅运动勃然兴起。因此，北京公使团认为沪案发生的关键在于上海地方无负责之高级长官，以致“毫无毅然处置之法”，要求执政府派重要官员前往弹压，或派兵前往上海。此后，奉系军队及重要官员陆续南下，1925年6月11日，张作霖派张学良率奉军赶赴上海，打破了淞沪永不驻军的命令，战后江浙一带的均势和平趋于瓦解。浙江孙传芳便以此为借口，指斥奉张“以江南为私有，拥政柄以自恣”，在10月中旬发动驱奉战争。^[4]

江浙战争给江浙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战事而对地方金融与交通、工农业生产造成了不利影响。孙传芳入浙后，闽车携带烂板银元10余万元以军令在市场流通，商民更大受损失。其他如沪宁路、沪杭路先后被切断，北洋航路及上海附近内河航线多数停驶。致使商货梗阻，影响人民生计。两省工矿业损失亦不贷，如浙江长兴煤矿公司损失银洋高达588万元，各类工厂相继停工。^[4]

在江苏的嘉定、金山、松江、奉贤、青浦、上海、太仓、昆山、宜兴等14县，市村损失4000多万元，农田损失2000多万元。嘉定、太仓、青浦各城乡，焚掠极惨；上海、无锡、苏州各埠百业停顿；直接间接之损失，不可计数。而江北一带，因部队调动之征发及军费之摊筹，民众所受的痛苦，无殊于江南。齐燮元在战争前夕，即“通令各县知事向各地方商贾筹饷，大县20万，中县10万，小县6万元”，共筹集了800万元军费。除经济损失外，人民群众还直接饱受战乱之苦。江浙战起，苏州即受到军队大批拉夫的痛苦，发生工人因逃避而投河者日多。昆山军队见人就拉夫，城内外均十室九空。无锡曾在3小时内被遭拉夫者达300多，太仓人民因不愿充当夫役被苏军齐燮元部枪毙者已有数百人。远离战区的江北也未能幸免，宿迁以下运河一带，军队骗民人军，违者即遭鞭打，或投诸运河。人民为躲避战争，到9月22日，逃难到沪者竟达50万人，公共租界也有10万人之多。^[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