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姑屯事件

皇姑屯事件发生于1928年6月4日，是日本关东军谋杀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事件。因发生于奉天城西的皇姑屯车站，故被称为“皇姑屯事件”。^[1]

奉系军阀张作霖拒绝出卖东北主权给日本，拒绝了日本延长吉敦铁路的要求以及日本人在满洲和内蒙的土地占有权及司法权等“密约”，且张作霖与英美帝国主义的密切关系引起了日本方面的不满。同时，东北地区反日情绪高涨，日方的满蒙政策^[注1]难以实施。^[2][5]张作霖率领的奉系军阀被国民党北伐军打败后，决定撤回东北。^[6]在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的策划下，关东军在皇姑屯一带布置了严密的爆炸计划。1928年6月4日清晨5点23分，张作霖乘坐的专列经过京奉、南满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时，火车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炸药炸毁，张作霖被炸成重伤，送回沈阳后于当日死去，^[3]随行的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当场身亡。^[7]皇姑屯事件发生后，日本军方对此进行调查，但其隐瞒了河本大作作为此事件主谋的真相，仅对其进行行政处分；^[8][9]1952年7月26日，河本大作在太原战犯管理所受到审判，并承认皇姑屯事件是其所为；此后河本大作被关押于太原监狱直到1955年因病身亡。^{[10][11][4][12]}

皇姑屯事件直接推动了张学良进行东北易帜，促成了国民政府统治下形式上的南北统一，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肢解中国的政策。^{[13][14][15][16]}皇姑屯事件也是日本“陆军干预政治的开端”，其对华政策和“满蒙政策”大纲变为以武力解决东北问题，最终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正式发动侵华战争。^[7]

1916年4月，张作霖被北洋军阀任命为威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奉天巡按使。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张作霖统一东三省，掌握了东三省的大权。1926年末，打着“反共讨赤”的旗号，张作霖当上了安国军总司令。1927年6日18日，张作霖成为安国军政府大元帅，即北洋军阀最后一个统治者。^[2][17]

1926年国共合作组成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第一阶段主要战场位于长江流域和中原地区；1927年蒋介石发动政变，国共合作做破裂，北伐战争被迫中止。1928年4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联合组成南京国民党政府北伐军，此阶段北伐战争义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为主，战场包括山东、河北、京津等地区。5月1日，国民革命军攻克济南；6月初攻至直隶沧州，10日攻占天津，后又连克石家庄、保定、张家口等。张作霖见大势已去，便决定退回东北。^[6]

张作霖与英美帝国主义关系密切，聘请了美国斯因哈特做军事顾问，向摩根财团借款，在英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下，修筑了大通（大虎山到通辽）铁路和葫芦岛港等。但张作霖拒绝了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延长吉敦铁路的要求，以及日本臣民在满洲和内蒙的土地占有权和司法权等“密约”。张作霖种种联美拒日的行为，引起日本方面的不满。与此同时中国“各地都成立反日会，抵制日货”，东北人民反日运动也此起彼伏。^[2]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率兵五万来守卫奉天城；奉军也分批从山海关内撤出，至5月下旬已有3至4万奉军退回东北。^[5]

田中义一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兼外交大臣时，于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期间在外相官邸主持召开了5次“东方会议”。田中在会上认为关于满洲尤其是东三省，对日本而言在国防及国民生存问题上有重大利害关系，如果动乱波及满蒙，日本必须采取适当措施。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在会上强调以武力解决东北问题，田中对此表示同意，并确立了以武力解决为主的基本方针。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以幕僚身份出席了会议，他认为北伐后奉军必会退回关外，故提出当张作霖的三十万军队败退时，应要求其在山海关全部解除武装，才能迅速解决有关中国权益问题。河本大作的这些看法和建议为会议所接受，并形成了东方会议的决议。^[4][2]

东方会议后，田中训令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向张作霖施压以解决铁路问题，8月4日吉田茂与奉天省长莫德惠进行谈判，但他关于“满铁并行线问题”的蛮横要求激起了中国各地的反日高潮，在奉天省内就有10万余人进行游行示威抗议。8月24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在北京与张作霖展开直接交涉，要求解决所谓的满蒙“悬案”，但这又在奉天、吉林、齐齐哈尔等地激起了反日游行示威，芳泽的的交涉陷入停顿。至此，日本关东军认为必须尽快除掉不再与之合作的张作霖。^[4]故张作霖退出北京之前，日本帝国主义早已策划好了对付他的各种方案。日本军部，特别是日本关东军，坚决主张“为伸张日本的在满权益，必须使用武力，并认为与张作霖谈判也无济于事的”。日军河本大作认为张作霖垮台，其他奉系将领将树倒猢hú狲散，故主张直接杀死张作霖，以直接解决满洲问题。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村岗长太郎中将也赞同其看法。^[5]

日本方面见张作霖不听摆布，于是对张作霖继续施加压力，让其返回东北。1928年5月30日，张作霖召集张作相、孙传芳、杨宇霆、张学良举行会议，决定下总退却令。6月1日下午，张作霖在怀仁堂与各国外交团告别。6月2日，张作霖发表了“出关通电”，即“退出京师”。^[2]

谋杀张作霖的计划一直在关东军内部秘密进行。在张作霖战败准备撤回关外时，时任关东军司令官的村冈长太郎就曾秘密派遣其心腹竹下义晴少佐至华北组织刺客实行刺杀。但刺杀活动被河本大作得知后，认为这会使日本遭到指责，故立刻阻止了刺杀活动。此后几人商议，由竹下至北京详细侦察张作霖的行动，再将其具体返回关外的时间密报给河本，由河本进行具体谋划。不久后竹下便传回张作霖返奉的乘车计划，河本立即在山海关、锦州、新民以及京奉线沿线重要地点布置侦查人员，对列车通过情况进行监视。最初河本选择了满铁上行线与京奉下行线皇姑屯立交桥（即老道口）处为爆破点，并考虑到如果爆破计划失败，便使列车脱轨颠覆，趁乱让“拔刀队”闯入刺杀张作霖。^[4][5]

1928年2月东清铁路东部和西部铁路桥爆炸试验后，在中、日、苏三国报纸在对这次爆炸事件的报道中，都没有对日军产生怀疑，这让河本认为张作霖遭到多方反对，并预计将谋杀事件伪装成是中国人所为。河本安排伊藤谦三郎找几个中国人做替罪羊，伊藤便找到了曾被张作霖免去职务的流氓刘戴明，以两万元为报酬要求他去找三个游民。刘戴明便找到了三名旧部下，6月3日清晨三人被带往伊藤处，其一人逃走，伊藤便对余下两人布置了投掷炸弹爆炸列车的任务，并交给他们三封信件，其中两封是由刘戴明伪造的中华民国国民军下达的爆炸命令，一封为印有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招抚使凌印清名字的信纸写的私人密信。随后二人被送至沈阳领事馆，再由河本送至肇事地点，由独立守备负责人东宫铁男下令将二人刺死，并伪造了他们抱着炸弹的假现场。^[4]

6月3日晚河本亲自率领来自朝鲜工兵第20大队的以一工兵中尉为主的技术人员，耗费三四个小时，在满铁线与京奉线交叉的皇姑屯附近的三洞桥处埋置了30麻袋黄色炸药，并在500米远的瞭望台上设置电动引爆装置；在交叉点以北装置了脱轨机，又在附近埋伏了冲锋队。^[5][4]埋伏好后，日本哨兵严格把守不许任何人通过和接近三洞桥，至拂晓时分，日本哨兵全部躲进兵营里去了。^[2]

1928年6月3日，张作霖由靳云鹏、潘复、刘哲、莫德惠、周大文及日本顾问盯野武马、仪我诚也等20多名要员的陪同下，登上由2节车厢组成的专列。车至天津，靳云鹏、潘复、叮野武马下车，常荫槐上车陪行；至山海关，吴俊升上车陪行。6月4日凌晨5点23分，专列途经奉天城西皇姑屯车站东、南满铁路与京奉路交叉处的三洞旱桥时，由东宫铁男按动电钮引发了爆炸。据随行人员周大文的《张作霖皇姑屯被炸事件亲历记》记载，张作霖那辆包车全部车箱塌陷，已不成车形；南满路铁桥东面桥栏矮铁墙炸得向天竖立起来，洋灰桥墩东面上半截炸去三分之一。^[4][1]

爆炸发生后，张作霖身受重伤，在宪兵司令官齐思铭的护送下回到帅府，于上午9时死亡，但秘而不宣。陪行人员吴俊升因头顶穿入道钉当即死亡，但也被送往医院；莫德惠、刘哲、仪我诚也等受伤。^[4][7]

受到唆使的日本“浪人”在奉天四处制造骚乱，企图扩大事端。奉系首领们鉴于事态严重，对张作霖的死讯严密封锁，帅府内一切照常以蒙蔽日本的探听。为防止再发生意外，张学良10天后乔装成士兵秘密潜回沈阳。奉系内部经过协商，决定由张学良“子承父业”，填补张作霖死后的空缺，主持未来东北军政事务。6月20日张学良就任奉天军务督办，21日正式公布了张作霖的死讯，在奉天省当局的控制下，东北地区局势大体平静并未发生混乱，河本大作等人所期待的混乱并未出现。7月3日，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公推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省保安司令；并向全国通电，表示停止一切军事行动。^[18][19][3]

皇姑屯爆炸事件发生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便迅速组织调查，但遭到了日本宪兵、警察等以不宜由日本单独调查为由的反对。林久治郎与关东军司令官木下谦四郎、警察厅厅长等商议后决定采取不调查方针，并严令部下不调查、不检举。^[9]

与此同时社会各界对爆炸事件众说纷纭，多有怀疑。日本陆军省于当日10时发表声明称“有人在沈阳车站与奉天车站之间交叉点，对张作霖所坐的列车投掷了炸弹，由此张作霖与吴俊升受轻伤，有几个人伤......”以此否认爆炸事件与关东军的关系。6月7日，关东军以斋藤参谋长的名义发电，以混淆视听；6月12，日本陆军发表声明，再次撇清爆炸与关东军的关联。^[4]

后在外界舆论压力下，日本宪兵司令部派专员至奉天调查，但由于木下谦四郎的授意，调查无果。驻北京的英国特务毛利逊前往调查也无果而返。^[9]

皇姑屯事件直接推动了东北易帜的实现，推动实现了国民党统治下形式上的南北统一。张作霖在皇姑屯爆炸后身亡时，其子张学良仍在北京。得到消息后张学良迅速安排了撤军即和平让渡京、津地区的事宜后返回东北，于1928年7月3日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学良主政东北后，所需要面对的内外形式复杂：日本田中正度迫使张学良“保境安民”，以实现日本控制东北政权、分裂东北的目的；而南京国民政府在接收了京、津地区后，决定了和平解决东北问题以统一中国的方针。张作霖的死加深了张学良对日本人的仇恨，在日本人对东北地区事务横加干涉的情况下，张学良于12月29日宣布东北易帜，宣布服从国民党南京政府，巩固了蒋介石南京政府的统治地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肢解中国的政策。^{[13][14][15][16]}

虽然河本大作等人在爆炸前已布置好假现场，爆炸后多次发表声明以洗清关东军与爆炸的关系，但有关皇姑屯事件的各种消息还是不胫而走，“关东军嫌疑最大”的传闻也很快传到东京，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引起很大反响。以日本政坛元老西园寺公望公爵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已经预感到事件很可能是日本关东军所为，并主张要对此严肃处理。^[4][9]

首相田中上奏昭和天皇要求调查，并表示若与日本军队有关，则一定交军事法庭进行严肃惩处。随后，田中特别派遣宪兵司令官峰幸松少将前往奉天进行调查，并很快查明了事件真相。但由于陆军认为召开军事法庭会议，会影响到日本军队的信誉、损害日本的国际威望，而改为在日本国内秘密地对相关责任人予以行政处分。田中所领导的政友会中的实力派也都支持陆军的意见，故而田中最终采纳了陆军的意见，决定掩饰调查结果。田中以陆军的意见再次上奏天皇，但天皇对田中前后态度的变化表示出极端的不信任，田中提出了辞职。田中内阁虽然因皇姑屯事件而垮台，但其为回避公开事实真相而不作严厉处理的方针还是得到了天皇的批准。皇姑屯事件的主谋河本大作仅受停职处分，不久又被日本政府选为“满铁”的首席理事，而事件的真相却依旧被掩盖。关于皇姑屯爆炸相关人员处理的争吵持续了一年，终以陆军的大获全胜而告终。^[4][7]

自此，日本军部法西斯势力日益嚣张，侵华活动不断升级。因此，有日本学者认为，皇姑屯事件实为“陆军干预政治的开端”。此后，驻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不断制定新的侵华方案，并先后制造了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等一系列事端，最终一手策划和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从而拉开了武装侵略东北的序幕。^[4][7]

皇姑屯事件发生后，日本军方对此进行了调查，以河本大作致矶谷廉介中佐为据，确定是河本大佐主持谋划了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但日本陆军选择隐瞒真相，仅给河本行政处分，并将其转入预备役。^[8][9]1930年，河本大作在谈论起皇姑屯爆炸案时承认该事件是其所为。^[4]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盟军曾至山西缉拿河本大作，但在阎锡山的庇护下，河本大作逃避了南京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并改名为川端大二郎，后又写下《关于张作霖谋杀事件之辩诉书》对皇姑屯事件真相进行狡辩。^[10]

1949年4月，太原解放后，河本大作被拘押至“战犯管理所”。1952年7月26日，河本大作才在审讯后供认：张作霖是被他亲自自指挥日本关东军参谋部的人员杀掉的；最终河本大作被判决关押于太原监狱，直到1955年8月25日因病去世。^{[10][11][4][12]}

1928年6月5日，“皇姑屯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盛京时报》即评价此事是蒋介石的南方部队所为，在“东三省新闻”板块的显要位置，用近半版篇幅报道这一事件，同时配有两幅张作霖返辽专列被炸的照片，标题为《便衣队爆炸张作霖专车，重要人物受伤不少》内文刊载皇姑屯事件经过，并称是南军的预先阴谋。^[20]

学者李正鸿认为：日本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充分暴露出日本不允许中国出现强权人物的侵略政策。皇姑屯事件发生后，《盛京时报》释放出重重烟雾，欺骗舆论，同时采用嫁祸于人的手段，并且非常明确地指出皇姑屯炸车案的凶手是南方的便衣队所为，后又说是奸党所为，掩盖事实真相。^[20]

关于皇姑屯事件究竟是谁所为，至今仍然存在诸多争议。2014年6月13日的《光明日报》指出：“事实上，虽然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承认，自己是策划‘皇姑屯事件’的幕后凶手，但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却没有对河本大作以及日本在‘皇姑屯事件’上的责任作出明确裁判，这就导致中外史学界对‘皇姑屯事件’各有说法。”学者孙果达整合相关资料提出了三种说法：^[21]

2008年远方出版社出版的《皇姑屯事件真相：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中，以李顿调查团的报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和河本“自供”为依据，否定了“皇姑屯事件”为日本制造说。且说明暗杀张作霖的原因为其威胁到了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并详细叙述了苏联特工暗杀张作霖的组织队伍、指导方针、具体分工、行动情报和成功后的奖励。皇姑屯事件为苏联特工制造说，遭到了《北京日报》刊登的《张作霖的确死于日本关东军之手》的质疑与反驳；《光明日报》《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对此表示存疑，不排除苏联参与的可能性；《炎黄春秋》则对此说法表示支持。但由于该书的反证并不全面，因此关键漏洞明显。^[21]

与张作霖一同从北京出发，但在天津下车的万斯白被认为是苏联安排在张作霖身边的线人，后被日军追捕逃至上海，他出书讲述皇姑屯事件，其读者盛嵩披露了日军炸死张作霖时现场影片。张学良在返回东北后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如东北易帜、搜查苏联领事馆、中东铁路事件等，被视为同时对日本和苏联进行发难，另外河本大作在“自供”中总揽该皇姑屯事件责任，被认为是他被苏联收买而做出来的，这些都被认为是苏联特工与日本合作制造说的有力证明。^[22][23]

日本制造了皇姑屯事件，一直以来都是被大众认可的说法。其较有价值的史料依据有河本大作的密信、日军的现场照片、万斯白的书、河本的“自供”与远东国际法庭上的供词。^[23]1930年，河本在谈论起皇姑屯爆炸案时曾说：“这事就算我干的吧，否则牵连过多。”抗战胜利后，河本作为战犯被审讯后彻底供认：张作霖是他亲自自指挥日本关东军参谋部的人员杀掉的。^[4]

在2015年电视剧《少帅》中，粗略体现了“皇姑屯事件”，由李雪健饰演张作霖。^[24]

团结出版社于2020年6月出版的小说《华北之殇：1928-1937》中，描述了皇姑屯事件。^[25]

皇姑屯事件的事发现场现为沈阳“三洞桥”，铁路交叉处原立有“张作霖被炸处”的标志牌，后换为卧式黑色大理石碑，碑上镌刻“皇姑屯事件发生地”。2004年，张作霖被炸处及石碑列入沈阳市第一批不可移动文物名录。^[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