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军

奉军是北洋政府军阀的派系之一，由军阀张作霖所创，因其主要机关位于奉天省省城（今沈阳市），故称奉军，主要将领有张作相、汤玉麟、吴俊升、郭松龄、杨宇霆、于学忠等。^[1][2]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北地区匪祸不断，由张作霖建立的“保险队”以平息匪祸为由不断扩张，于1902年接受清政府招安，成为东北地区的正式军队。而后，其通过剿匪、镇压辛亥革命等赢得当局信任，势力开始向奉天全省扩展。1916年，袁世凯复辟后，张作霖属下军队被正式称作奉军。次年，奉军统一奉天，并于1918年成为雄霸东北的军事力量，成功进驻河北、河南、湖北及福建等地区。1920年，奉军联合直军等打败皖军，战后组成直奉联合政府。然奉军和直军又因为利益冲突，分别于1922年和1924年先后发生两次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军势力急剧扩张，成为北洋军中实力最强的一支，并大批入关，左右北京政府，帮助英美镇压反帝运动，积极与冯玉祥国民军和北伐军作战。1928年，奉军在第二次北伐战争中遭遇失败，不得不退回关外，而其首领张作霖在撤返途中，在皇姑屯遭到日军伏击而死。同年12月底，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奉军番号取消，更名为“东北边防军”，又称“东北军”，但其依旧受张学良为首的奉系军阀控制。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在事后遭蒋介石软禁，失去统帅的东北军人心浮动，并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逐步被分化瓦解。^{[2][3][4][5][6]}

奉军拥有陆海空三军，其中陆军于1925年9月编成20个师，海军在北洋各军阀中占有绝对优势。相比于同时期的军阀，奉军首领张作霖以及其领导集团的核心人物多有绿林经历。它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东北创造了相对稳定的环境，推动了东北地区的近代化进程，但其庞大军费加重了当地民众的负担，加剧了军阀混战的局面。同时，其受控于外国势力，镇压辛亥革命、工人运动，抵制北伐等行径，阻碍中国革命发展。^[7][8]

十九世纪末，列强大肆入侵中国，清政府为维持其统治实施军事改革，开始逐步训练新军以代替旧军。负责训练新军的袁世凯历任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要职，并以其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北洋派系，逐渐掌握了清政府的中央政权。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时任清廷总理的袁世凯指使北洋军事将领48人联名通电“誓死拥护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驻守奉天的军阀张作霖积极附和，其个人实力和军队势力也由此逐步扩张。^[9][10]

甲午中日战后，日俄势力入侵东北，官府腐败，匪患横行，各地纷纷成立用以自保的武装组织大团。1900年，曾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参与过反侵略斗争的张作霖在岳父赵占元帮助下，成立了一个大团^[注1]，在其保险区内维持治安，此后以八角台为中心向外扩张，并积极谋求所属“保险队”从民间武装转变成为政府武装。^[3]

1902年，清政府成立招抚局，整顿奉天事务。张作霖所部接受清政府招安，加入奉天旧军麾下，改编为“新民府地方巡警前营马队”，积极助剿其他不愿接受招安的地方武装。1904年2月，日俄在中国东北爆发日俄战争，清政府为求自保宣布“中立”，张作霖表面遵从“中立”指令，私下一边为俄国筹集粮草、提供情报，一边悄悄为日军效劳，从日俄双方攫取利益，其所辖武装力量也随之壮大。^[3]

1907年，曾协助袁世凯训练新军的徐世昌接管东三省军务，决定“以匪制匪”，征调张作霖部成功清剿悍匪杜立三。而张作霖也因此取得了当局的信任。1909年，徐世昌为加强对军队的统一指挥，将奉天各军46营改编为中前左右后五路巡防队，张作霖所部（由3500余人组成的马队）为前路巡防营。辛亥革命爆发后，张作霖率部积极协助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镇压革命党人，势力开始向奉天全省扩展。^[2][3]

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为快速灭亡清朝，通电宣布“袁若表示赞成共和，当以总统相让，但须南下就职”，以拉拢时任清廷总理且辖制北洋新军的袁世凯。袁世凯遂指使北洋军将领段祺瑞等47个将领，联合通电赞成共和政体。张作霖没有参与联合通电，想趁乱独霸东三省，并积极谋求日本人的支持，但迟迟没有得到想要的回应。同年，清帝退位，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张作霖转而投靠袁世凯，所部改编为第27师，奉军正式建立，张作霖也由此成为北洋军阀的成员之一。^[1]

与此同时，袁世凯对奉军并不信任。1914年8月，袁世凯拟封奉军首领张作霖为“护军使”，想用调虎离山、明升暗降之计谋把他调任到内蒙古，以分化奉军势力。有意获取奉天都督之职的张作霖对此不满，利用发动舆论等手段迫使袁世凯收回成命，放弃将其调离的主张。而后，奉军加紧了在奉天乃至东三省的扩张。^[1]

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拟恢复帝制的“秘密”进入公开阶段，特意“轮流召集各省师旅长以上武人，探听他们对帝制问题的意见”。奉军首领张作霖为讨取袁世凯的欢心，获得奉天将军之位，劝其“速正大位”。1915年8月22日，袁世凯为推行其复辟称帝的计划，将其亲信段芝贵调为奉天督军，还令其节制吉、黑两省。^[1][11][6]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复辟称帝，以1916年为“洪宪”元年，遭到全国各界的强烈反对。西南各省相继称兵独立，原来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日本和英国见状也改变了态度。袁世凯急派直隶督军曹锟率兵南征，并拉拢奉军为他出力。奉军则乘机提出“奉天人治奉天”的口号，联合奉天的另一武装冯德麟所部的第28师以软硬兼施的手段驱逐了段芝贵。由于张作霖在驱段事件中居于幕后，并使用手段使段芝贵对其感恩戴德，不明真相的段芝贵在事后向袁世凯极力推荐，张作霖被任命为奉天督军。^[1][6]

而后，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集团初步形成，而日本乘袁世凯复辟变乱之际，想制造出一个受日本控制的政府。为此，它有意利用奉军策动“满蒙独立”，对奉军的支持也渐渐加强。袁世凯离世后，奉天境内的汤玉麟、冯德麟势力和奉军争权不睦，愈演愈烈。1917年，冯德麟、汤玉麟因参与丁巳复辟被捕入狱，奉军却因最终选择追随段祺瑞反复辟而获得了相应的政治资本。在张作霖的运作下，冯德麟、汤玉麟被营救出狱，但均成为奉军幕僚，而奉军也顺势统一奉天军政。^[1]

奉军雄霸奉天后，着手兼并黑、吉两省，而此时，黑龙江省内局势混乱，内斗严重，北京政府则忙于应对丁巳复辟，无暇北顾。为此，1917年7月上旬，奉军首领张作霖以调停争端为借口，派属下将领孙烈臣驰赴黑龙江，暗中调查并借机拉拢黑龙江境内的主要势力英顺、孙立洲等。同月，张作霖亲信鲍贵卿接任黑龙江省督军兼省长，奉军随之直接插手黑龙江事务。此后，在主导北京政府的段祺瑞的支持下，许兰洲及其所率5营骑兵、3营步兵被调往奉天。奉军则派出10个营，驰赴黑龙江省归鲍贵卿指挥。此举遭到黑龙江境内军阀英顺、巴英额的抵制。奉军遂以“剿灭蒙匪”为名，进行武装调停。英、巴不服调停，想继续反抗，被段祺瑞罢官免职。黑龙江遂纳入奉军管辖范围。^[1][12]

此后，张作霖以吉林总督孟恩远“复辟附逆”有据，滥用省库和任用亲戚为由，联络东三省众议院议员们，发起驱逐运动，要求北京政府罢免孟恩远。1917年10月18日，段祺瑞下令革去孟恩远吉林督军的职位，另派其亲信、与日本人的关系“极为良好”的察哈尔都统田中玉为吉林将军。孟恩远拒绝受调，宣布吉林独立。直系军阀也组织十七省督军联合发表宣言，呼吁留孟恩远督任延期。北京政府不得不允许孟恩远“督任延期”，吉林也取消了独立。^[1][12]

随着北京政府中直、皖两系军阀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亲日的皖系段祺瑞为反对亲英美的直系军阀冯国璋，拉拢同样受日本支持的奉军入关反直。1918年，奉军受命入关至秦皇岛抢劫冯国璋所购的日本军械，并得以扩充，迅速壮大，除有陆军第27、第28、第29师外，又编成1个师7个旅。此后，奉军陆续入关，在天津组成了“南征”军总司令部，由张作霖自任总司令，准备攻打湖南，增援陕西，助段祺瑞实现“武力统一”。时任北洋政府大总统的冯国璋被迫答应奉军恢复段祺瑞内阁总理的职务、升任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的要求。^[1][12]

为进一步兼并吉林，奉军发动社会力量，分派代表赴京赴奉，恳请罢黜孟恩远。北京政府只好调孟恩远为“惠威将军”来京共职，孟恩远不愿“遵令卸任”，日本为支持奉军，在长春与吉军挑起军事冲突，制造了“宽城子事件”，并以此为借口，要求吉林驻军退出长春，在铁路沿线15公里以内不得驻兵，不得有军队往来。在亲日派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以抗令称兵为由下令调走孟恩远。孟恩远属下高士侯不服，扬言“不惜以生命相赌”，讨伐“扰乱东三省”的奉军，但最终不得不放弃抵抗。同年，奉军统一东三省，进行统一编制，将旅均改为师。其中，奉天6师，吉林4师，黑龙江3师，成为雄霸东北三省的武装力量。^[1][12]

1919年，直系军阀原首领冯国璋病死，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强迫北京政府任命他的亲信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兼边防军总司令，节制内蒙、新疆、甘肃、陕西军队。边防军随之迅速发展，势力逐渐超过奉军。此举引发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强烈反对，以及奉军首领张作霖的忌妒和不满。为此，奉军联合直隶、江苏、湖北、江西四省成立了反对皖系的七省同盟，共同反对徐树铮，得到了时任大总统的徐世昌的暗中支持。^[13]

1920年，直军以讨逆为名，向皖军开战。直军首战告捷后，奉军通电表示要与直军协同作战，并加入了东线战场。最终，皖军失败，段祺瑞被迫通电辞职，直、奉两军达成了组成联合政府的协议，控制了北京政权。^[13]

然而，由于在战利品接收、地盘争权等方面存有争议，奉军与直军很快矛盾重重。且两派背后的日本以及英美势力为争夺在华势力，相互争斗，进而使两派矛盾的日益激化。奉军与直军明争暗斗的同时，积极扩军备战。1922年4月，奉军兵分东西中三路入关讨直，两军在长辛店、固安、马厂一带同时展开混战。5月，西线直军迂回至奉军两翼，合击长辛店，奉军守军第16师突然临阵倒戈，西路奉军被迫放弃长辛店向东北方向败退，溃退途中，又进入直军伏击圈，终使西路军全线崩溃。东路奉军随之失去斗志，按兵不动，不听指挥。奉军东路总指挥张作相被迫指挥部队全线撤退。^[13]

奉军遭遇失败后，被迫退回关外，继续割据东北，并有意再次与直军开战。考虑到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绿林”式的旧派军队素质及战斗力太差，而郭松龄等率领的新派奉军却做到“败而不溃”，奉军设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力支持下实施改革：吸收新式军队的管理制度，实行“精兵主义”，以提高军队战斗；重用杨宇霆、张学良、韩麟春、姜登选、郭松龄等新派人物，淘汰旧派势力；扩建兵工厂，增加现代化兵器，创建和发展海空两军，使其海军逐渐在全国海军中占有明显优势。^[13]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军阀吴佩孚控制住了北京政权，其一系列反动统治引发多方不满。奉军遂积极联合粤军以及皖系段祺瑞的残余势力，组成三角同盟，以孤立和打击直系军阀。1924年9月，直系江苏军阀齐燮元与皖系浙江军阀卢永祥爆发了江浙战争，^[13]孙中山的广东革命政府誓师北伐，^[14]奉军则总兵15万，编为6个军，于9月15日分路向榆关(即山海关)、赤峰、承德方向进发，第二次直奉战争随即爆发。^[13]

在攻占开鲁、朝阳后，奉军又乘胜向凌源发起进攻，陆续攻占直军控制的建平、赤峰等地。10月7日，奉军攻破九门口的长城防线，并与直军在此进行了20多天的反复争夺，双方战死者达一万余人。^[13]10月23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人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贿选总统曹锟的控制的北京政府，占领了北京。^[15]在直奉前线指挥的吴佩孚闻讯回救北京。10月28日，由平泉、冷口入关的奉军张宗昌部，攻占滦州，截断了榆关直军的退路和榆关、天津之间的交通线，直军纷纷溃退。10月31日，奉军占领了榆关和秦皇岛，直军主力丧失殆dài尽，吴佩孚率残部2000余人由塘沽登舰南逃。^[13]

直系军阀战败后，冯玉祥组成内阁控制了北京政权，邀孙中山进京主政。张作霖不愿冯玉祥一手把持摄政内阁，又怕孙中山进京后不利于奉军称霸全国，遂令大量奉军开进关内，与冯玉祥部直隶之郊对峙，并于1924年11月拥护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提出“外崇国信”，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以对抗孙中山“北上宣言”里的政治主张。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于北京逝世，冯玉祥于11月23日返回北京后通电辞职。开进北京的奉军，因势所趋，只好以退为进，除拨充执政府卫队的以外，全部撤回关外。1925年年初，奉军又迅速占据了河北、山东、江苏、安徽等省，与冯玉祥部在华北相对峙。^[16]

1925年5月，奉军大批入关，分驻京奉、京津、津浦各铁路沿线。其势力范围急剧扩大，北起热河，南至苏皖，已据有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直隶、豫、鲁、苏、皖九省区。中国近三分之一的经济发达地区，都处于张作霖的掌握之中。奉军随之达到全盛时期，成为北洋派系中势力最强的军队，控制了当时中国近三分之一的经济发达地区。^[13]

1925年5月30日，上海的英国巡捕枪杀中国示威群众，制造了“五卅sà惨案”。事后，北京、天津、武汉、长沙、广州、重庆等地，相继展开罢工、罢课、罢市等反帝运动。张作霖为迎合英美，于6月19日下令奉军开进上海，镇压工人运动；在奉天，吉林等地禁止人民群众游行集会，不准抵制日货，不准举行公祭死难烈士大会，亦不准提倡国货。^[4][17][18]

同年，受到奉军侵占的直系军阀孙传芳积极联络反奉力量组成“反奉联盟”，于当年10月对奉军宣战，结果奉军惨败，失去江南据地。1925年11月，奉系军阀中拥有重兵的高级将领郭松龄在滦州宣布起事，将所部改称“东北国民军”，要求张作霖下野。北京、上海、广州、南京、长沙等20多个城市，相继举行群众集会，声援郭松龄班师反奉的行动。但最终，奉军因得到日本支持，击败了郭松龄军。此后，奉军航空处改编为东北航空处，辖5个航空队，有各型飞机200余架。1926年1月东北江海防总指挥部改编为东北海军司令部，辖江防、海防两个舰队，又陆续接管了渤海舰队。^[4][19]

而奉系军阀与日本相勾结并出卖东北权益的行为^[注2]，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慨。^[4]1926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政府军北上讨伐军阀势力。^[20]直系吴佩孚所部被击败后，北京政府电请张作霖“入京主政”，奉军趁势南下，进占了大量直军据地。之后，张作霖将奉军、直鲁联军和北伐军击败的孙传芳残部编组为安国军，自任总司令，辖7个方面军团和海军3个舰队、空军5个航空队，以对抗北伐军。而日、英、美帝国主义为了巩固在华利益，纷纷支持其抵制北伐。^[4]1927年，奉军抓捕并绞杀了革命先驱李大钊，^[21]并与北伐军多次开战。^[19]

1927年7月，第一次国民革命失败，张作霖组成“安国军政府”，^[22]自任陆海军大元帅，但奉军由于连年征战特别是在北伐战争中，主力几乎损失殆尽，实力早已非昔日可比。奉系军阀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也变得越来越糟。而过去一贯支持张作霖的日本帝国主义也因为其利用价值下降而对其冷淡起来。^[4][19]

1928年1月4日，蒋介石重任国民革命总司令，并作出了继续北伐、消灭奉军的决定。^[23]3月，日本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新任内阁开始对华采取“强硬外交”。为防止北伐军进入东北和华北，损害其在华利益，日本开始加紧援助奉军，但奉军依旧接连战败。^[24]随着奉军的屡屡失利，英美列强决定彻底抛弃张作霖而全力支持蒋介石。日本帝国王义也开始寻求新的在华伙伴，^[25]并期望奉军退守关外，成为其在东北地区的傀儡势力。这与张作霖想要称霸全国的意愿相悖，并对日本的态度极其不满。^[4]

1928年5月25日，张作霖发表《北京政府正式宣言》，称满洲和京津为中国领土，切望“日本不要再违反国际惯例，并保持日华固有亲睦”。日本帝国主义见张作霖态度强硬，不予配合，开始积极策划如何处置张作霖。^[4][24]1928年5月30日，南京政府派晋军代表孔繁蔚由上海到北京，与张学良、杨宇霆等奉军将领接洽，商讨国奉合作、奉晋友好及不追击等事宜。^[26]同年6月2日，张作霖迫于各方压力，正式发表“出关通电”，奉军退回关外，但张作霖依旧不愿意为日本在出卖东北权益的《满蒙新五路协约》上签字。^[4]

1928年6月4日凌晨5时30分，张作霖乘坐专列经过奉天皇姑屯时，被日本关东军炸伤，不治而亡。同年7月2日，张学良在奉天正式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统领奉军，执掌东北军政大权。日本帝国主义则仍想通过控制张学良来控制奉军，实现其独占东北的野心。为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张学良决定率奉军归附南京。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向全国发布易帜通电，奉军番号消除，更名为“东北边防军”，又称“东北军”，但东北军指挥权依旧掌握在以张学良为首的奉系军阀手中。^[4][5]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国土沦丧，东北军遭国人指责，张学良被迫辞职，前往欧洲考察。1934年1月，张学良返回中国，被任命为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1935年9月起，张学良奉令率东北军与陕北红军作战，但接连遭受失败，东北军兵员受损后被国民政府下令撤销了两个师的番号。^[27][28]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为“逼蒋抗日”，在西安发动“兵谏”，迫使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史称“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违反承诺，将张学良逮捕软禁，失去统帅的东北军内部人心浮动。^[29]1937年之后，东北军被国民政府缩编调往豫、皖、苏各地，之后在抗日战争中大量消耗损失并被逐渐分化瓦解。^[30]

第二次直奉战后，奉军部队迅速增加，1925年9月，张作霖将所有各旅改为师制，共编成陆军20个师。其中步兵40余旅，骑兵10余旅，炮兵2个旅，工兵1个团，重兵1个团，均冠以“东北陆军”称号。^[13]

1919年，北洋军阀政府海军部，于哈尔滨设立了吉黑江防司令部。1920年，吉黑江防司令部共8艘船舰，组成吉黑江防舰队。1922年5月，由于北京海军财政困难，张作霖就极力活动，并逐渐使江防舰队划归奉军辖下。1927年，奉军海军番号为东北海防舰队，总司令为张宗昌，副司令沈鸿烈（驻青岛），辖两制个舰队。第一舰队舰长袁方乔，下辖镇海舰、威海舰、飞鹏舰、海圻舰、江利舰五个军舰；第二舰队舰长凌霄，下辖海琛舰、肇和舰、永翔舰、楚预舰、同安舰五个军舰。^[13]

1928年7月，在奉天设东北海军总司令部，总司令为张学良(兼)，副司令沈鸿烈（驻奉天），辖制三个舰队。东北海防第一舰队根据地在青岛，舰长为凌霄，下辖海圻舰、海琛舰、肇和舰、镇海舰、威海舰、同安舰、华甲舰七个军舰。东北海防第二舰队置于长山列岛，舰长为袁方乔，下辖永翔舰、楚预舰、江利舰、定海舰和海鹤、海鸥、澄海、海蓬、海燕、海骏等炮艇。另有东北江防舰队，舰长谢刚哲，下辖江亨舰、利绥舰、利捷舰、江平舰、利济舰、江泰舰、江通舰及飞鹰滑艇、飞鹄滑艇、飞燕汽艇。^[13]

1920年，奉军于直皖战争中，夺得皖系飞机12架运回奉天，并建立了空军。1921年，东三省航空处正式成立。1923年9月，张学良被任命为东三省航空处总办。1924年，奉军的飞机增至250架至300架。1925年3月，东三省航空处扩充改称为东北航空处，张学良兼任航空处总办，并将3个航空兵队扩编为5个航空兵队。即飞龙队，队长章斌；飞虎队，队长赵延绪；飞鹰队，队长伊里布，队副皮良恩；飞豹队，队长赵翔陆；飞鹏队，队长张学良(兼)，队副徐则林。^[13]

1928年8月间，东北航空处缩编为东北空军大队，任徐世英为大队长，并将原有5个航空兵队改称为5个航空大队。其序列为：第一大队，队长陈洪禄；第二大队，队长姜兴成；第三大队，队长葛世民；第四大队，队长雷艮；第五大队，队长聂恒玉。^[13]

奉军是以张作霖率领的军队为基础，通过镇压奉天辛亥革命、维护清王朝在奉天的统治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奉军以地理环境独特的东北为据地，经济上控制着资源富饶人口密度较小的地区，军事上进可攻退可守。相比于同时期的军阀，奉军首领张作霖以及其其领导集团的核心人物多有绿林经历，如张景惠、张作相、汤玉麟等。他们崇尚武力，追求权势，但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统一的政治理念，其发展史上，虽出现过汤玉麟、郭松龄等反奉事件，但奉军内部总体凝聚力较强。^[32]

早期军装分为礼服与常服二种，仅以礼帽是否用樱柱区分常服和礼服，且军官、军佐礼服颜色不予区分。1927年9月9日，奉军更新陆军服制。军服类目有大礼服、常礼服、军常服，适用人员有军官、军佐、军用文官、随从兵。在等级辨别上，以用色区分军官、军佐，以辩数区别等级。其中，军常服的军衣用呢料、哔叽或布制，用色为灰色。帽子主要分为军帽、夏季凉帽、冬季皮帽。军帽用呢料、哔叽、或布制，颜色为灰色，遮阴及帽绊均用黑色革制，帽章为铜制。夏季凉帽用灰色布做面，内衬为麦秆胎或细藤胎，帽绊用黑色革制。冬季皮帽用与冬服颜色相同的毛毡、呢或布制。士兵帽样式与官长相同，但在夏季官长军衣、军帽都易为白色。^[33][34]

奉军拥有陆军、海军、空军兵种，并军事装备的自给，为奉系军阀盘踞东北创造了军事基础，保证了区域内部的统一，使东三省免受战争的直接破坏，在北洋军阀混战不断地年代为东三省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条件。而作为奉军据地的东三省，在奉系军阀统治时期，通过行政手段及军阀官僚资本等用于资源开发、改良农业及各种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产业，并对科技、教育、对外防务、文化等事业形成积极影响，促进了东北地区的近代化发展。^[7][32]

奉军在促进东北经济好转同时急剧扩张，1922年，驻奉天的奉军军费支出为2040万元，占岁支出总数的81%。到1926年，军费支出增至大洋7032万元，占岁支出总数的95%。为筹集军费，大肆发行公债等，致使东北三省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工商业大量倒闭，百姓生活困苦不堪。且随着奉军军事行动越频繁、规模越大，东三省经济建设投入越来越少，经济周期越来越短，结果是经济在军事扩张的过程中逐渐衰败。而奉军的壮大也促使张作霖等奉系军阀野心膨胀，一度想要称霸中国，频频入关作战，加剧了军阀混战的局面。^[35]

奉军建立之前，通过效忠清政府镇压辛亥革命等手段得以发展。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奉系军阀为迎合英美等外国势力，利用奉军力量在上海、奉天、吉林等地镇压反帝运动，禁止群众游行集会，致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反奉高潮。北伐战争开始后，奉军积极抗击北伐军，^[4][18]抓捕并绞杀了革命先驱李大钊，^[21]以及报人邵飘萍。^[36]而这些均阻碍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8]

学者刘立勤等在《奉军》一书中认为，奉军在建立之初，就是中国东北地区一支强悍的反革命武装。第二次直奉战役之后，奉军拥有中国当时最强的海军，还配制有空军，成长为当时最强的武装力量。奉军为东北地区的相对稳定创造了军事条件，但它所耗费的庞大军费开支，以及不择手段向人民搜刮的行为，给东北和中原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随着人民苦难的加深，东北广大人民对奉系军阀的反动本质认识越来越清。^[13]

学者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认为，奉军为北洋派的附属，算不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北洋军。^[2]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胡玉海认为，在国家内忧外患日趋严重的年代，奉军面对日俄等外国列强的欺压，对外妥协是为了求“生存”，抗争乃思想之本质。^[35]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宏坤认为，奉军能在第二次直奉战役中取胜 ，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37]

胡国胜在《北伐战争》一书中认为，奉军易帜标志着当时的中国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但奉军改编为东北军后，其实际掌控者依旧是奉系军阀。^[38]

张氏帅府又称“大帅府”或“少帅府”，即奉系军阀张作霖和张学良的官邸和私宅，位于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朝阳街少帅府巷46号，是中国东北地区保存最为完好的名人故居。张氏帅府始建于1914年，其时，张作霖任中华民国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建成了三进四合院私宅。1920年之后，四合院东侧又增建了青砖洋楼建筑，即大青楼，在张作霖自封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后，大青楼成为这个新政权的政治活动中心。1927年6月，奉军首领张作霖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末代国家元首。其府邸更名为大帅府。1929年，奉军易帜后，张学良在四合院西侧建红砖建筑群，因此亦称“少帅府”。其院落之外的东侧，还附有三幢建筑，即赵四小姐楼、帅府舞厅和边业银行。^[39][40]

20世纪后期，张氏帅府被列为中国优秀近代建筑群，并于1985年被纳入沈阳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又被选为辽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张氏帅府以“张学良旧居”称谓成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8年，辽宁省在此设立“张学良旧居陈列馆”。2002年，该居所更名为“张氏帅府博物馆暨辽宁近现代史博物馆”。2017年12月2日，入选第二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单。 ^[39][40]

彭公馆现又称辽阳博物馆，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统治时期东三省官银号总办，也是边业银行总裁彭贤的私人官邸。彭公馆始建于1921年，位于辽阳老城区东三、四道街之间的一片菜地上。该建筑采用三进一厅两园硬山式砖木结构，中轴线两侧房屋对称分布的格局营建，除临街门房及观花厅外，总体上采用中轴线两侧房屋对称分布的方法进行布局。中轴线正南处为砖雕“福”字八字形照壁，从照壁往北为倒坐七间，前出廊檐，明间对开板门，门簪书“礼门义路”四字，两侧各嵌廊心镶嵌瓷画“福禄寿”三星图，另有一对雕刻有须弥座及文房四宝、官印的石质门枕。1985年10月1日，辽阳博物馆在此开馆。^[41][42]

以下影视有关关于奉军的描述：首播于1986年的《直奉大战》，^[46]首播于1994年的《大帅传奇》，又名《东北王张作霖》，^[47]首播于2015年的电视剧《少帅》，^[48]首播于1984年的《少帅传奇》。^[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