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学忠

于学忠（1890年11月19日—1964年9月22日），字孝侯，山东蓬莱人，抗日爱国将领、二级陆军上将。^{[1] [2]}

于学忠出生于中下级军官家庭，其父于文孚，为北洋毅军宋庆部马三元帮统。于学忠在1908年考入通州速成随营学堂步兵科，并以第一名成绩毕业，1911年投身军旅，入北洋武卫左军任排长、连长等职，1921年秋川鄂战起，他受吴佩孚赏识，升任团长、旅长、师长，长江上游警备副司令，第9军军长兼荆襄警备总司令。1926年吴佩孚兵败后于学忠离开军队，返回故里，不久投张作霖部，1928年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公署军事参议官，临绥驻军司令。 1930年9月受命率第1军由沈阳出发进驻北平，任平津卫戍司令。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后，任河北省主席兼第51军军长，移师天津。后调任甘肃省主席。1936年，“西安事变”时，支持张学良，同时发动“兰州事变”策应，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在张学良被扣押后，四次面见蒋介石要求释放张学良。七七事变（1937年7月7日）后，奉命率部守卫山东海防。次年1月，任第3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先后参加淮河战役、台儿庄战役及武汉保卫战，屡立战功，给日军以沉重打击。1939年，任鲁苏战区总司令（当时山东、南京已沦陷），与八路军合作抗战。次年，兼任鲁南游击总指挥。1944年3月，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所部被汤恩伯接管，失去军权。1945年5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解放战争期间，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已不问政事。1949年初，蒋介石曾胁迫其去台湾，他隐居重庆乡间未出。^{[3][4][2][5][6]}

新中国成立后，于学忠积极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先后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河北省体委主任等，1956年被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三届中央委员，1964年9月22日病逝于北京，终年74岁。^[1][2]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评价于学忠时认可他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将永垂史册。^[7]开国中将万毅表示，于学忠本质上是想抗日的，在民族气节上是无可怀疑的。^[8]

于学忠，祖籍山东省蓬莱县。1889年11月19日生于旅顺。父亲于文孚早年经商，后任毅军帮统，与米振标、张作霖等同为毅军创建人宋庆的部下。他自幼随父在军营中，于1904年以第一名的成绩从毅军所办随营学堂肄业。1908年，考入通州速成随营学堂步兵科，1911年又以第一名成绩毕业。随后在毅军中任排、连长。1912年，随毅军进驻热河。1914年，任热河林西镇守使署副官长。是年6月，授中校衔。1917年，北洋陆军第18混成旅在湖北成立，于学忠任炮兵营营长，驻襄阳。^[1][4]

1920年夏，直皖战争爆发，于学忠所在的第18混成旅参战。1921年，为争夺湖北，直系军阀吴佩孚率军在湖北对阵湖南军阀、四川军阀。吴佩孚率军打败湖南军阀后，立即挥师迎战四川军阀。这时，川军已经兵临宜昌城下，猛烈进攻。宜昌直系部队的左右两翼，抵挡不住川军的进攻，都已经向后撤退。驻守宜昌的两个直系旅，已打算弃守宜昌，只有时任第18混成旅炮兵营营长的于学忠和一小部分步兵，还在正面坚守不退，直到吴佩孚的援军赶到，终于守住了宜昌。吴佩孚见战况暂时得到缓解，就叫来守军了解情况。于学忠面见吴佩孚，详细回答了询问，并分析提出反攻川军的计划。会后，于学忠带兵迅速迂回到川军背后，麾下第18混成旅炮兵突然开炮，正面的直军，也奋力全面反击。川军腹背受敌，不久便败退下去，很快被逐出湖北。^{[9][10][6][1]}

经过此战后，于学忠受到吴佩孚赏识，升任第18混成旅步兵团团长，1923年授予少将军衔，升任第18混成旅旅长。1925年，第18混成旅扩编为第26师，于学忠任师长，驻恩施。1926年，北伐战争期间，任长江上游副司令、第9军军长兼荆襄边防总司令。随后，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被击败，于学忠下野返回蓬莱故里，所部被冯玉祥收编。^[1][10][9]

由于冯玉祥对所收编的直系旧部采用分离调任的整编方式，官兵担心军队被消灭，找已下野的于学忠出主意。1927年，于学忠率旧部投奉，张作霖任命他为第3方面军第20军军长。于学忠与张学良一见如故。1928年皇姑屯事件后，他继续于张学良新军任高级将领，驻守山海关。1928年12月29日，东北“易帜”，全国号称统一，于学忠与张学良军队一起成为国民革命军。1930年，身为上将的于学忠，因在苏俄边境战争立下战功，与张学良同受中华民国国军的青天白日勋章，为该勋章的首批受奖者。^[10][1][6]

由于张学良拥有重兵，其动向大有举足轻重之势。因此，阎锡山、蒋介石、冯玉祥均派人居沈阳拉拢东北军将领。1930年约7月间，蒋介石因为迭派代表拉拢东北出兵，一直没有结果，遂对东北军进行分化瓦解。首先利用临绥驻军参谋长陈贯群（与蒋是留日士官学校同学），转信给于学忠两次，表示拉拢；继而又派参谋石某，以赴东北路经山海关为词，转交蒋亲笔信一封给他，劝于学忠举兵向西，同意让他任选取华北的职务。他将信原本上呈张学良，同时复蒋一封信，表示唯张学良是从。同年，时任东北军第1军军长的于学忠奉张学良之命率部入关助蒋介石进驻平津，出任平津卫戍司令。^[1][6]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下令，不准东北军抵抗，十几万东北军几乎一枪不放地退至关内，东北三省沦落敌手，平津形势紧张。1932年8月17日，国民党南京政府将时任平津卫戍司令的于学忠与河北省主席王树常对调。由于热河失陷，张学良被迫下野出国，临行前将东北军大部分交于学忠指挥（当时东北军共二十六万人，其中有十七万人由于学忠指挥）。于学忠在任河北省政府主席期间，手握重兵，与日军争锋相对：日军实行戒严，他也令所部戒严；日军阅兵，他也组织部队阅兵。日军见采取强硬的态度不能使他屈服，就利用在津的汉奸张志潭、齐燮xiè元、王克敏、王揖唐和失意的政客潘复、张廷谔等，游说于学忠，企图使他改变态度。张志谭与于学忠的面谈中，提出日军承诺只要于学忠像阎锡山、韩复榘一样持合作态度，日军便帮助他稳固在华北的地位，并继承张学良的地位。此外，日军也愿意提供东北地方原有的飞机和械弹给他使用。日军特务头目土肥原贤二甚至以“华北独立”诱劝于学忠。然而，于学忠对日军的所谓高官厚禄及种种优惠条件的引诱，一概置之不理。日本特务机关见拉拢于学忠不成，又先后组织了三次暗杀活动：安排暴徒行刺、收买下属于浴室行刺、收买前下属在食物里下毒。均未得逞。^{[1][11][12][13]}

1935年6月，何应钦与日本天津司令长官梅京美治郎签订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该协定公然提出罢免于学忠河北省主席职务，并要求将第51军撤出河北。为了迁就日本人，何应钦几次亲自打电话逼于辞职，均遭于拒绝。后南京政府于6月6日免去于学忠河北省主席职务，调任川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1][14][13]

西安事变前夕，于学忠带领51军驻扎兰州。1936年12月11日晚，于学忠从兰州到达西安，参加张学良为发动西安事变召开的东北军高级将领会议。会上，于学忠同意张学良“兵谏”的决定，并联署了“八项抗日爱国主张”。12月12日晚7时，于学忠部队解除了驻扎在兰州的胡宗南部队、甘肃绥署特务营以及和军统有关的武装力量，还扣押了军统特务头子、兰州警察局局长史铭和绥署高级官员，并接管了电台、报馆、银行、机场等重要部门，支持并响应了西安事变。时人称这一行动为“兰州事变”。^[15][1][16]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扣押了张学良，对其进行了无理审判；并派遣五个军进逼西安，于1937年1月4日将于学忠、杨虎城撤职留任。于学忠和杨虎城通电抗议蒋介石挑动新内战，要求南京政府释放张学良。此后，于学忠与杨虎城接受中国共产党意见，最终决定和平解决。2月8日，蒋介石之中央军进入西安。4月，东北军调驻江苏淮阴附近，于学忠任江苏淮阴绥靖主任。于学忠所部51军接受南京政府整编为两个师，即第113师^[注1]、第114师^[注2]。^{[15][1][16][5]}

张学良在被扣押前留下手谕给于学忠，再次让他负责东北军的管理，在其被扣押后，于学忠为实现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做出了许多努力，并采取措施保护了东北军内部的进步力量。在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在东北军中建立了抗日先锋队。事变后，抗日先锋队更名为百十师。蒋介石逼迫于学忠解散该部队，但于学忠将其编入51军，并保留了下来。同时，他尽力团结东北军内部各方面力量。^[1][16]

为争取释放张学良，于学忠先后前往杭州、奉化、南京和上海，共4次面见蒋介石，极力要求蒋介石将其释放。^[1][16]

1937年7月全面抗战开始，蒋介石调于学忠部51军到山东担任海防，8月任命于学忠为第3集团军副司令，总司令为韩复榘。同年，李宗仁调于学忠部前往徐州淮河布防，51军在摧毁一批日本企业后，于12月25日退出青岛。次年1月，韩复榘jǔ不战而逃，日军未遇抵抗，迅速占领济南和山东大片土地。于学忠接任第3集团军总司令，后改任第5集团军总司令，并奉命负责指挥全山东的军队。^[1][7]

1938年2月，于学忠带领51军参加淮河战役，驻守淮河北岸。此时，51军有113、114两个师共4个旅8个团，包括军师直属队共计25000人。在连续8昼夜防守作战中，第51军以7000余人^[6][17]的官兵伤亡为代价，阻止了军械装备更胜一筹的日军渡河，击毙日军2000余人。^{[1][6][7][18][17]}

淮河战役成功地阻止了华中日军^[注3]北上，使其滞留于淮河南岸。这阻碍了日军原本的南北夹击计划^[注4]，迫使盘踞在华北的日军^[注5]独自南下。而华中日军在渡河受阻后，调运主力由北面进攻台儿庄，以期打通津浦线^[注6]。第51军在稍事补充后，也开赴台儿庄参加会战。台儿庄战役一开始^[注7]，于学忠就身先士卒在前线指挥，亲率敢死队百余人，夺得敌军大炮30余门。国民党执行委员会颁奖给于学忠银盾两枚。随后于学忠率部与川军孙震部一同攻克韩庄，夺回被日军占领的韩庄车站。与此同时，总司令李宗仁命令台儿庄守军全线出击，于学忠部向东，汤恩伯部向西，第60军向北，形成封锁，合力歼灭进入台儿庄地区^[注8]的日军，取得台儿庄战役大捷。此战于学忠部各级军官均亲临前线指挥，于学忠部阵亡旅长3人，团长7人，营长以下官兵数千人^[注9]。^{[6][1][7][18][17]}

然而，随着日军主力由津浦铁路南北两段向徐州大迂回，形势急转直下。蒋介石见局势已无法挽回，下令鲁南各军于5月14日向西南撤退。第51军是殿后部队，负责掩护徐州左侧翼和维护陇海路交通。^{[6][1][7][18][17]}

6月12日，于学忠奉命参加武汉会战。武汉会战自1938年6月12日至10月25日历时4个半月，战场在武汉外围及沿长江两岸展开。会战由蒋介石亲自指挥，参加兵力为4个兵团，辖5个集团军，于学忠是第3兵团副总司令兼第5集团军总司令。战前，蒋介石在武汉会见于学忠，对于东北军在战场的表现和巨大牺牲，没有表示任何勉励和慰问。^{[6][1][7][18][17]}

武汉会战中，于学忠率51军113师、114师驻扎在大别山北麓的叶家集、杨柳店、六安县等地，与第71军进行联合防御。日军第13师团^[注10]主力于8月28日起，首先攻击第71军的阵地六安县，第71军英勇抵抗，但最终六安县失陷。随后，日军向独山镇的113师阵地和杨柳店的114师阵地发起攻击，双方均遭受重大伤亡。日军于8月30日再次进攻113师阵地，双方以叶家集为中心，在其周边区域^[注11]持续交战9个昼夜，于学忠于9月4日起，一直在前线指挥。为保卫武汉，第51军和第71军，利用河川、山谷、隘路、堤道等有利地形与日军展开拉锯战，最大限度地消耗日军。至9月11日富锦山被攻陷止，于学忠部114师阵亡团长一名，其余官兵五六千名，第113师约2000名。第51军与第71军合计阵亡团长以下官兵10000余名，其中第71军的36师牺牲最为惨重，剩余人员不足千人。^{[6][1][7][18][17]}

武汉失陷后，于学忠率部开往大别山打游击战，袭击日军后方。^[6][1]

1939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当时宣布拟派一支军队到日军后山东省打游击战，以牵制日军南侵，并征询各将领谁愿意去，各将领无一应者，于学忠站起来说： “我是山东人，我去。”随后，于学忠被任命为鲁苏战区总司令（当时山东、南京均已沦陷）兼任鲁南游击总指挥，指挥51军、57军到鲁南山区打游击，并指挥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所辖的第89军部队。他率领第51军和57军从大别山鄂、豫、皖地区越过陇海路、津浦路，向敌后鲁南进发，在山东、江苏两省交界处，与八路军交错驻防。同年4、 5月，在鲁南召开的高级将领军事会议上，他将山东分散之游击部队改称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编有十个纵队，由于这些游击纵队缺乏统一的指挥，后被日军特务分化瓦解。 于学忠和其所辖东北军官兵，均希望收复东北，将日本侵略军赶过鸭绿江，抗日态度坚决，常与八路军团结合作。1939年6月鲁中反“扫荡”中，八路军及时给于学忠通报敌情，积极打击和牵制合击日军，策应于部作战。战后又帮助于部收容失散人员，整理部队。当年7月，于学忠与八路军代表徐向前会面，讨论共同抗日。^{[19][20][14][1][21][3]}

同年九月，在于学忠举行的阅兵式上，时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在日本侵略军的指使下收买了一些汉奸刺客，企图暗杀于学忠。当时刺客埋伏在他阅兵必由之路上的一个拐角处的房顶上，从房顶上抛下一颗手榴弹，当场炸死一些卫兵，由于距离和角度不准确，于学忠幸免遇难。事情发生后，沈鸿烈为了掩盖罪行，指使刺客往共产党控制的地区跑，然后大肆造谣：“共产党杀害于学忠’、“破坏抗战”等等。不久刺客被抓获，阴谋被揭穿。但这丝毫没有削弱于学忠的抗日决心。他说：“只要我于学忠不死，抗日是铁心了。”^[22][1]

1942年在山东莒县唐王山与日作战中，日军有两个混成旅、百余门大炮、十余架飞机参战，将于学忠部包围。他身负重伤，仍坚持指挥。最后终于杀出重围。 1943年5月，日伪军两万余人“扫荡”沂鲁山区。同年夏，日军第十三旅团袭击苏鲁战区总司令部，于学忠4处负伤，在八路军和人民群众支援下，于学忠率部突围，转移到安丘地区。蒋介石趁机将于学忠“急调出鲁”，又严令“即日出鲁、否则以军法论处。”其所以如此，是于学忠在苏鲁战区时与八路军合作共同抗日。^{[14][16][21][23][24][18][17]}

1944年3月，于学忠被免去苏鲁战区总司令职，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其所部又在豫东被汤恩伯接管，从此失去军权。解放战争时期，于学忠任国民政府军事战略委员会委员，此时已不问政事。1949年初，蒋介石曾胁迫于学忠去台湾，他隐居重庆江北县乡里（今渝北区黄桷jué坪）未去。^{[1][25][26][2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学忠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1952年12月，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1954年8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9月任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2月任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兼河北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1956年被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3届中央委员。1964年9月22日，于学忠病逝于北京。终年74岁。^[1][2][4]

 在 “兰州事变”中，于学忠领导第51军通过实际行动，喊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强大呼声，这一呼声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赞同。在此期间的抗日救亡宣传，有力地促进了兰州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并且间接地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15][28]

在西安事变后，于学忠尽力团结东北军，坚持与南京政府和解，避免了在遭受外患之时再产生内部分裂。^[1][5]

在正面抗战中，于学忠率领51军在台儿庄、徐州一带的顽强抵抗，成功消耗日军的战斗力，粉碎了“日军战无不胜的”神话，提振了中国军民的抗日信心。^[29][7]

在鲁中南地区，于学忠与八路军团结合作，减少内耗，共同牵制日军的力量。^[17][8]

于学忠有民族气节，不仅在抗日战争中积极抗日，做出重要贡献，还反对国民党内战。在国民党败逃台湾时，他毅然决然留在大陆，参与建设新中国。于学忠无愧爱国将领，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14][11][22][1][2][8]}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到“旧东北军于学忠部……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俱将永垂史册。”^[7]

开国中将万毅：于学忠本质上是想抗日的，在民族气节上是无可怀疑的。^[8]

于学忠之女于允贤：他的一生真的是很忠很孝，他对国家民族那是绝对忠诚，而且对他的上司他也是很忠诚，他对父母非常非常孝顺。^[30]

当时台儿庄前线采访的记者：他十分谦逊，问及他在台儿庄的战功时，只微微一笑，说：”仗是大家打的，我们只不过拔了老虎几颗牙齿！”^[19]

重庆渝北区黄桷坪群众：于学忠在居住期间和气待人；买卖公平；他的警卫队严守纪律；在国民党溃败时，保护这一带免受败军骚扰，做了好事。^[25][26]

珍珠港事件后，日军在中国海域将英国的两艘战船击沉，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菲利普亲王当时正在其中一艘战船上服役，菲利普亲王被迫在中国沿海登陆，被于学忠部队营救并护送至内地，安全返回英国。英皇乔治六世曾赠送一对银色手枪给于学忠以表示谢忱。^[16]

在于学忠任河北省主席时，对部下牟中珩闲谈说：都说共产党不孝顺父母，你看人家周恩来对父亲不是挺孝顺吗?”于学忠率部到陕、甘后，1936年春在西安，于学忠再次对牟中珩说：你看蒋介石左右这一些人，没有一个好人，庸碌无能，光会贪污，营私舞弊，吃喝嫖赌，把中国搞得这么糟糕，现在我看好人还在共产党方面。当日吴大帅（指吴佩孚）不战败，由我们来管理国家大事，我们决不能搞得像他们那样糟糕。^[6]

1939年初，于学忠任鲁苏战区总司令，他率部入鲁后，八路军山东纵队在其驻地贴出“欢迎东北军坚持敌后抗战”的标语，组织群众欢迎慰问，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等还到鲁苏战区总部看望于学忠。八路军第115师进入鲁南后，师部和于学忠部的第57军第112师师部相距只有5公里，第115师政治委员罗荣桓几次派人去看望第112师师长霍守义，向他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政策，送他一些宣传共产党政治主张的书籍。霍守义对此很高兴，还下令全师官兵学唱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此外，山东分局还派战地服务团到于学忠部第112师演出和联欢，并帮其建立了青年队和军人俱乐部。^[21]

吴佩孚在战败后，曾在四川甘肃一带漫游数年，九一八事变后声称要去北京抗日，事先电报通知张学良。张学良问时任平津卫戍司令的于学忠意见，于学忠回复吴佩孚已经下野多年，目前直系仍然手握兵权的只有我一人而已，我保证不会做出轨的行为。于是张学良和于学忠一起在郊外迎接吴佩孚，将他和他的家人安置在北京什锦花园住宅，每月赠送8000元为日用，让他过着安宁的寓公生活。^[10]

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后，于学忠4次面见蒋介石，积极活动，希望释放张学良。其后还一直养着张学良的马，自己不骑也不让别人骑。东北军中尤其是第51军有不少地下共产党员，有些部下也曾劝说于学忠起义加入共产党。关于为什么不起义加入共产党军队，于学忠曾经表示，西安事变后，有一次见到蒋介石，蒋介石“大声怒色对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扣押张汉卿？我就看你们东北军红不红？你们东北军如果有一部分红了，我就杀了张汉卿。‘大家想一想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才好呢？东北军十之八九在我手中。蒋介石扣押了张学良副司令就等于捆住了我的手脚，东北军‘红‘了，张将军就完了’’。^{[32][25][1][18][27]}

1945年，于学忠带着全家和一个警卫连在重庆江北县回兴乡黄桷坪居住，在此期间，做过不少有益于人民的好事，流传乡里。当地人说，于学忠他们和气待人，买卖公平，严守纪律；接济贫穷的佃农。并且帮助被兵痞欺负的乡民：惩治私设关卡，搜刮民财的杨森部士兵；惩治侮辱妇女的兵痞；救助被兵痞欺负的小贩。他的夫人给看不起病的贫民治病、送药。^[25][26]

1949年秋，随着国民党政权崩溃，很多部队溃退，每天都有不少败兵路过黄桷坪，于学忠带兵多年，深知国民党败兵如寇。他集中200多条枪，配足子弹，发给黄桷坪一带的群众自卫，并把警卫连拉出去占领公馆周围要点，与群众约法三章：“走大路的不打，不烧不抢的不打，不侮辱妇女的不打”，只要规矩过路，允许通行。这样，败兵自然不敢轻举妄动，使这一带的百姓得以安宁。^[25][26]

于学忠在重庆的其中一处旧居位于渝北区礼嘉镇柏溪村三社，建筑占地600平方米，局部毁损，该建筑为重庆市重要抗战遗址。^[33]

于学忠在重庆的另一处居住地位于渝北区回兴街道宝圣东路501号，即于学忠在1945年至1951年期间居住的黄桷坪公馆，为一楼一底建筑，内有天井、花台，小青瓦屋面，底层有内回廊，楼上有外廊，面阔31米，进深32米，通高9米，占地1200平方米。^[33]

在抗战初期，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由上海迁入重庆，曾一度以该处为校舍，红岩英烈江竹筠在此期间就读于该校。1951春，于学忠赴北京后，此处房产收归国有，成为回兴乡公所。回兴乡撤销后，作为回兴初级中学校教师办公室和宿舍。因年久失修，一度成为危房空置，2008年维修后，基本恢复原貌，目前开辟为于学忠将军纪念馆，陈列图片、实物，生平介绍等文字资料，纪念这位抗日爱国将领光辉的一生。该建筑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