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玉麟

汤玉麟（1871年-1949年2月），字阁臣，绰号汤二虎，奉天（今辽宁）义县人，祖籍山东烟台市，民国时期曾任热河省主席兼国民军陆军三十六师师长^[1]。

汤玉麟1871年出生于奉天（今辽宁）义县。汤玉麟起初落草为匪，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势力逐渐扩大，1900年，汤玉麟救下被围攻的张作霖，两人因此结拜兄弟^[1]。1902年，汤玉麟跟随张作霖接受了清政府的招安，被任命为下级军官左哨哨官^[2]。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汤玉麟出任陆军第二十七师骑兵团团长，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汤玉麟升迁至陆军第53旅中将旅长^[3]。1926年，张作霖在北京建立安国军政府 ，汤玉麟升任中华民国军第五方面军第12军军长，后加封为热河都统^[4]。1933年，日军向热河发起侵略，汤玉麟放弃热河省，率众逃窜滦平，日军占领承德，国民政府下令免去汤玉麟一切职务并发布通缉令，同年10月，察哈尔省宋哲元收编了汤玉麟所领部众，委任汤玉麟为二十九军总参议。1934年1月9日，南京政府取消对汤玉麟的通缉令，任命其为北平军分会高级顾问，半年后隐退天津^[1]。1949年2月，汤玉麟于天津病逝^[5]。

汤玉麟担任热河省都统期间横征暴敛，苛捐杂税，种植大烟，经营鸦片成为行业买卖，为当地百姓带来了极大的伤害^[6]，除此之外，汤玉麟在日军占领热河省会承德之前就放弃抵抗，并将搜刮来的财物运往天津，导致承德没有任何抵抗就被占领^[7]。汤玉麟在热河失陷之后为索回被日军吞没的财产，一边与日伪方面联系，一边接受国民政府将其部众编为五十五军，但他却并未及时转移到抗日同盟军防地，其部众最后被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收编参与抗日。中国史学家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将热河这次的失守评价为可怜可耻的失守，并表明汤玉麟虽不能代表中国的军人，但这次的行为带来的精神损失不可估量^[8]。

1871年，汤玉麟出生于奉天（今辽宁）义县，父亲汤福和务农为生，与母亲汤商氏育有五子^[9]，汤玉麟排行第二。汤玉麟年少时在义县霍家沟为地主王文虎家放牧，后做了车把式^[注1]，往返于阜新朝阳之间，某次在赶车途中遭遇劫匪，为求庇护，他投身大凌河附近的苑氏五兄弟匪帮。之后汤玉麟被推举为“二当家”，因与苑氏兄弟不和率领部分匪众出走，占据红罗岘山自立山头。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辽宁省南部一带战况激烈，清军大败后部分散兵携带军械加入了汤玉麟的匪帮，汤玉麟匪帮势力逐渐扩大^[3]。

甲午中日战争过后，辽西地区官府腐败，土匪横行，为应对这种情况，各地成立了一些名叫大团的武装组织，汤玉麟为自卫也成立了保险队。1900年，沙皇俄国以保护侨民和铁路为借口入侵东三省，张作霖^[注2]借岳父赵占元的帮助，在赵家庙村（今北镇市高山子镇赵家村）成立了20多人的大团，而他所负责的地区被称为保险区，机缘巧合下汤玉麟解救了被官兵包围的张作霖，两人因此结拜为兄弟^[3]。赵家庙西北，流氓金寿山与俄国人相互勾结，组建了100多人的大团，将中安堡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时常欺压民众。俄国人看到张作霖的势力想收为己用，于是让金寿山去拉拢张作霖，张作霖当面拒绝了金寿山的邀请，之后又占据了中安堡^[12]。1901年2月，金寿山联合俄军偷袭了张作霖，张作霖被打得猝不及防，只能先突出重围逃跑，而此时他的发妻赵春桂怀有身孕，长女张冠英也尚且年幼，于是汤玉麟背着赵氏，与张作霖的手下孙福山带着张冠英一起突出重围，逃至八角台镇^[注3]的雷家屯^[13]。

此事过后，张作霖将队伍驻扎在八角台镇，并将其改编为团练队，八角台的张景惠^[注4]将团练长职位让给张作霖，汤玉麟、张作相^[注5]也加入其中^[16]，汤玉麟负责帮助张作霖训练团丁。1902年4月，汤玉麟带领团丁消灭了巨匪项昭子，周围的股匪纷纷来投靠张作霖，八角台成为了张作霖与汤玉麟等人的中心根据地，势力逐渐壮大^[3]。

1901年春，奉天当局开始整肃地方，对于没有在政府注册的武装势力进行缴抚，招抚一些声誉良好的大团与保险队，利用它们协助政府剿灭扰乱地方的土匪和大团。张作霖想利用这次招安机会成立一支正式的政府武装，于是接受了清政府的招安。1903年7月，张作霖部众与成立不久的新民街巡捕队合并为巡防马步游击队，共计485人，其中汤玉麟为左哨哨官，负责地方治安和剿匪行动^[17]，汤玉麟跟随张作霖在辽西一带剿匪，相继消灭了徐汉武、侯国珍等匪帮^[3]。

1907年4月，清政府改盛京为行省，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开始全面整顿东北军务，将东三省防练各军一律改为巡防队，并创建了东三省讲武堂及各种军事学堂，用西法训练军队，以培养新型军事人才^[18]。之后汤玉麟也参与了训练，与张作相一同成为了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的毕业生^[19]。同年，徐世昌派知县殷鸿寿到新民府协助张作霖剿灭匪首杜三立，此前盛京将军赵尔巽^[注6]已经几次派兵围剿失败，因此张作霖一方选择智取，借杜三立义父杜泮林之口假传消息，告诉杜三立已被清政府招抚并封作大官，需前来接受封官。1907年6月6日，杜三立刚进新民府就被汤玉麟等人按倒捆住，当晚就被枪决，之后汤玉麟与张景惠等人突击杜三立的驻扎地，成功剿灭剩余匪众，此事上报后，获得清政府赏银5000两^[21]，张作霖升任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管辖马步五个营，汤玉麟则升任二营帮带，跟随张作霖剿除被沙俄收买的蒙古叛匪^[3]。

1909年，徐世昌将张作霖的军队由五个营扩编为七个营，又将驻扎在洮南的孙烈臣^[注7]划归给张作霖，与汤玉麟等人共同协助剿匪，张作霖与汤玉麟率领两千余人进入大兴安岭的索伦河一带时，多次遭到陶克陶匪众偷袭，期间张作霖两次被困都被汤玉麟所救，因损失惨重，汤玉麟被免去二营帮带一职。经过数年苦战，张作霖带领汤玉麟等人先后打败牙什、白音大赉lài，并将陶克陶逐于大兴安岭以北，汤玉麟也因戴罪立功恢复原职^[3]。1910年，张作霖部众由郑家屯^[注8]移驻洮南府^[注9]，张作霖想换到更加富庶地带的要求被赵尔巽拒绝后，派汤玉麟、张景惠以及张作相等人前往奉天陆军讲武堂受训，方便探听奉天政治动向，因此之后汤玉麟与张作相等人一同成为了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的毕业生^[19][23]。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纷纷响应，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23]。为防止奉天出现革命势力的影响，赵尔巽xùn举行了军事会议，会议后汤玉麟参加了结盟仪式，参加结盟的人按年龄顺序分别是：马龙潭^[注10]、吴俊升^[注11]、孙烈臣、张景惠、冯德麟^[注12]、汤玉麟、张作霖、张作相，众人互换金兰谱，结拜为兄弟^[27]。

1911年11月12日，赵尔巽到省咨议局开会，汤玉麟等人被张作霖召集起来镇压会议上的革命党人。会后张作霖逼走革命党人蓝天蔚，并奉赵尔巽之命派人先后杀害了革命党人张榕及其好友宝昆，汤玉麟则奉命前去杀害了张榕另一好友田亚赟yūn并抄家，之后汤玉麟跟随张作霖对奉天革命党人进行大规模屠杀，奉天的革命运动被镇压下去^[23]。

掌握奉天实权之后，张作霖向袁世凯示好，在袁世凯组建北洋政府之后，汤玉麟跟随张作霖继续杀害有着革命倾向的人，1912年9月11日，袁世凯下令对东三省的军队进行重点改编，张作霖统领的原中路、前路巡防营改编为国家陆军第二十七师，驻扎军政要地奉天，张作霖被任命为二十七师师长，汤玉麟升任骑兵第二十七团团长，次年，汤玉麟又被升任为第五十三旅旅长^[3][23]。

1916年6月，袁世凯病逝，张作霖被黎元洪与段祺瑞掌握的北京政府任命为奉天督军兼省长^[16]，张作霖升任督军后将二十七师长一职交由张作相担任，这引起了汤玉麟的不满。之后张作霖将警政大权交给曾经与自己有龃龉的王永江，让其整顿奉天省的警务，这引起了汤玉麟等一直追随张作霖的嫡系军人的不满，因此在之后的某次军政大会上，汤玉麟故意拒绝让王永江参加以表示自己的不满。除此之外，汤玉麟军队里的人经常向警察寻衅滋事，张作霖得知后召集了汤玉麟等人大加训斥^[28]。

袁世凯死后，张作霖拥护段祺瑞，同为二十八师长的冯德麟却追随黎元洪，张作霖担任奉天督军之后，冯德麟却只收到奉天军务帮办一职，尽管在张作霖的调解下回到奉天设立了二十八师办事处，但依然心存不满^[23]。得知汤玉麟与张作霖不和之后，冯德麟极力挑拨，并派二十八师五十五旅长张海鹏潜入二十七师内部策动叛变，为防止叛变，张作相邀请了二十七师部分高级军官谈话，众人一致认为不能叛变，汤玉麟因此陷于孤立状态，于是率领两连兵逃往新民村，张作霖撤销汤玉麟旅长职务，派孙烈臣率兵包围新民村，监视汤玉麟解除兵权，于是汤玉麟率领部众前往广宁投奔冯德麟^[29]，之后被张勋^[注13]收容^[28]。

1917年，黎元洪免去了段祺瑞国务总理职务，张勋借机激化各督军与黎元洪之间的矛盾，同时又向黎元洪表示自己可出面维持秩序，借机率兵北上，逼迫黎元洪下令解散国会，后又提出复辟^[31]。同年7月初，汤玉麟与冯德麟前往北京参加张勋的复辟活动，复辟失败后，冯德麟被捕入狱，汤玉麟则跑回原籍隐居。1919年1月，在张作相、张景惠和汤玉麟母亲汤商氏的请求下，张作霖同意汤玉麟回到奉天，两人和好，汤玉麟被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署中将顾问^[3]。

1920年7月，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和以吴佩孚、曹锟为首的直系军阀间爆发了直皖战争，战争期间汤玉麟被任命为侦查队长潜入北京探听消息，战争后期，张作霖派遣奉军协助直系打败皖系，段祺瑞被剥夺一切职位。直皖战争后，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不断扩大势力，次年5月，汤玉麟被任命为奉天陆军第十一混成旅旅长，率领部众驻扎凤城^[注14]，兼任东边道镇守使和剿匪司令。直皖战争结束后，直、奉双方因权势之争产生矛盾，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汤玉麟率第一团张文龙部入关，在军粮城负责保卫总司令部。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汤玉麟作为预备队在绥中^[注15]待命，奉军胜利后，汤玉麟被提拔为第十一师师长，驻防辽宁朝阳、北票一带^[3]。

1925年10月，直系军阀孙传芳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进攻奉军，发动浙奉战争，11月奉军败退山东，之后苏、皖、赣、闽、浙五省和上海，被孙传芳纳入势力范围^[32]。同年11月23日，奉系将领郭松龄从内部分裂出来，联合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反奉，并将所部改称东北民国军^[33]。张作霖得知后召集各方援助，以山海关、石坦山、辽河三道防线来阻挡郭军，汤玉麟的第十一师在绥中拒绝郭军东进，横断铁道，截击郭军。郭松龄一路逼近沈阳，奉系内部军官会议后决定集合兵力于前线进行最后决战，汤玉麟带领四千部众参与决战，郭松龄兵败被杀^[34]。

1926年元旦，张作霖宣布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军务总统官，决定入关展开对国民军的作战，汤玉麟被分配进攻朝阳，协助奉军击退国民军，国民军兵败被迫退出北京向西北转移^[34]，1926年4月汤玉麟被任命为热河都统，率领所属部众驻扎承德^[35]。张作霖入京后，于1927年6月就任安国军大元帅，并组建安国军政府^[36]，之后汤玉麟担任安国军第五方面军第十二军军长^[37]。1928年，日本关东军制造了“皇姑屯”事件，张作霖在退出关外时，经由皇姑屯被炸身亡，张学良就任东北保安总司令，开始与国民政府就东北军改编问题进行接触。1928年12月29日，新任奉系首领张学良接受国民政府的改编，宣布东北军改旗易帜，汤玉麟被任命为热河省主席兼任三十六师师长。1929年1月7日东北政务委员会成立，张学良为主席，汤玉麟与张作相等人一同被任命为副主席^[34]。

汤玉麟统治热河期间任人唯亲，长子汤佐荣担任热河兴业银行总办兼禁烟局总办，二儿子汤佐辅担任热河省财政厅长，他的三弟汤玉山、四弟汤玉铭、五弟汤玉书则分别担任步兵团长、炮兵团长和骑兵团长，汤玉麟的大女婿周铁中担任阜新县知事，小女婿苟荫南则担任阜新县税捐局长。除此之外，汤玉麟为敛财扩大鸦片种植面积，任由儿子汤佐荣前往巴林左旗白塔子辽庆陵遗址，盗走帝后哀册^[注16]十六甬，玉狮子一对，以及多件陶器^[3]。

张学良于1929年继续张作霖之前蒙旗土地的开垦计划，引发了嘎达梅林起义，汤玉麟与张海鹏奉命出兵围剿，嘎达梅林战死。汤玉麟将嘎达梅林的尸首交由蒙旗达尔罕亲王，并悬挂示众。五个月后，因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的开垦计划随之流产。^[41]

日本侵占东三省后，日本特务机关负责人土肥原贤二说服废帝溥仪到东北筹建“满洲国”，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被任命为驻“满洲国”大使，而热河则成为日军下一步的侵略目标^[42]。为占领热河，日本特务石本权四郎前往热河北票进行军事间谍活动，并通过热河省驻北票参议邵子峰劝说汤玉麟投降日军，1932年7月，石本权四郎前往承德诱降汤玉麟时被捕^[43]。在此期间汤玉麟虽并未公开投敌，但也曾派代表参加“伪满洲国”会议，对于抗日部署并非十分积极^[44]。

1933年1月4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呼吁张学良率领东北军出长城反攻日军，并要求撤换汤玉麟热河主席的职位，1月16日，上海、北平、天津各界爱国人士和群众团体联合组成了“东北热河后援协进会”，并且派出代表赶赴热河推动汤玉麟积极抗战。蒋介石迫于压力表示张学良可以派出六个师的中央军北上抗日。1933年1月28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发布进攻热河的预备命令，热河形势更为紧张，国民党派遣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前往北平、热河开展抗日工作，宋子文与张学良商定将华北的军队编组为两个集团军，分别由张学良和张作相担任总司令，汤玉麟则担任第二集团军副司令，负责防守热河^[45]。

1933年2月17日，宋子文与张学良抵达热河视察抗日准备工作，次日在承德举办了欢迎会，在会上各界人士均表示了抗战的决心，汤玉麟碍于舆论也表示要守住热河，与日本抗争到底。中央军2月底开始调动，但原定6个师的支援却只有3个师进行调动，因此第二集团军并未组建起来，热河方面的守军大多依旧为汤玉麟的原有部队。2月20日，日本关东军和伪满军约10万人大举进攻热河，日军先后攻破热河北路和南路，作为进攻重点的热河中路也因汤玉麟第一零七旅团长邵本良的背叛被攻破。张作相催促汤玉麟派兵去守住承德以东的黄土梁子，阻止日军直接入侵承德，汤玉麟派了一支部队前去抵抗，但行至中途却被要求发放军饷才肯继续前进，但汤玉麟无法拿出，因此黄土梁子的布防失败^[46]。

3月4日清晨，汤玉麟在得知日军向承德驶来时，丢下部队带着少数亲信和卫队逃出承德，往滦平方向逃窜，临走时不忘将藏在热河首府的烟土悉数拉走^[47]。汤玉麟逃跑后，留在承德的部队因为失去指挥乱作一团，中午过后，日军128人没有受到任何阻拦就进入了承德，而热河抗战也在短短10天左右就以失败告终^[48]。

汤玉麟弃守承德导致承德迅速被占领，引起了民众的愤怒与谴责，要求惩办张学良与汤玉麟，迫于压力，张学良引咎辞职，汤玉麟则被免去一切职务^[49]。1933年3月12日，汤玉麟从丰宁发电向国民政府饰词解释退出承德经过，主动疏通与国民政府间的关系，因此国民政府后来将汤玉麟部改编为五十五军，并对汤玉麟做出停职查办的决定^[50]。热河失陷后，汤玉麟与日伪方面有所联系，他自称是为了与日本周旋并拿回被吞没的私产，并派遣代表前往承德，起初日本并未接受他的投诚，但之后又称汤玉麟及其部众为东亚同盟军，汤玉麟挂起了东亚同盟军的牌子^[51]。

1933年5月26日，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宣告成立，冯玉祥被推举为总司令，汤玉麟派代表与冯玉祥联系，表明参加冯玉祥等人组成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意图，并被任命为察东司令。7月，汤玉麟派参谋长秘密前往承德与日军联系，因其部下坚决反对，因此没有成功投降日本。10月，汤玉麟部与刘桂堂部为争夺防地发生混战，经过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的调解，双方休战，汤玉麟部被收编，汤玉麟被委任为二十九军总参议，他的军权被解除^[3]。

1934年1月9日，南京政府取消对汤玉麟的通缉令，5月2日，北平军分会任命汤玉麟为高级顾问，半年后，汤玉麟辞职回到天津隐居^[3]。1949年2月，汤玉麟于天津病逝，享年78岁^[5]。

史学家蒋廷黻认为汤玉麟弃守承德的行为不仅使承德沦陷，还给中华民族的抗日精神带来沉重打击^[8]。

政治家宋庆龄在国民御侮自救会上的讲话称汤玉麟为鸦片将军^[52]。

现代思想家胡适认为汤玉麟遇事只知叹气撒谎，无法将家国之事托付于他^[53]。

现代作家茅盾在杂文《汉奸》里反讽了汤玉麟的卖国行为，文中汉奸实指汤玉麟^[54]。

美国学者柯博文在《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评价汤玉麟为臭名昭著的腐败将军^[55]。

汤玉麟的侄孙张显臣在《热河都统汤玉麟事略》中评价汤玉麟生性顽劣、放荡不羁，在统治热河期间老朽昏庸^[56]。

民国时期日本医者矢原谦吉在《谦庐随笔》中评价汤玉麟外表像个粗人，实际却很懂得做官的学问^[57]。

热河原有清代修建的避暑山庄，汤玉麟到任后横征暴敛，强取豪夺，百姓苦不堪言，于是在民国期间有流行在承德一带的乡土掌故谚“避暑山庄真避暑，百姓都在汤里煮”，歌谣里的“汤”即指汤玉麟的残暴统治^[58]。

汤玉麟上任后听说热河林西县存有被收缴的庆陵被盗文物，于是派儿子汤佐荣前去收缴，之后唆使汤佐荣盗墓，汤玉麟庆祝寿诞时有热河文人送上《天高三尺》匾额，暗讽他将热河地皮都搜刮掉三尺^[59]。

汤玉麟公馆，位于辽宁省和平区10纬路26号，现为辽宁省博物馆馆址，曾是民国时期汤玉麟官邸，1930年4月20日开工兴建，原计划于1932年4月竣工，后由于“九一八事变”中断，1933年10月，满日文化协会选址作为博物馆馆址拨款续建，于1934年完工，1959年改为辽宁省博物馆^[65]。1988年，汤玉麟公馆被丹东市人民政府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66]

汤二虎楼坐落于辽宁省丹东市鸭绿江边，是汤玉麟公馆的另一处旧址，由砖石筑成的二层楼房，楼顶有八角凉亭，前门设有岗楼，是汤玉麟做东边道镇守使时建造，既是镇守使官邸，也是汤玉麟官邸，因此被称为“汤二虎楼”^[67]。

汤玉麟隐退天津后较为豪华的住所有两处，一处坐落于今天津市河北区民主道40、42号，房屋属于混合结构，具有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风格，1950年汤玉麟离世后被卖与天津市供销合作总社，后由工商行政管理局使用。另一处住宅位于天津市和平区花园路3号，为西式别墅住宅，1950年被卖与天津保险公司，现由工商局所属裕华经济贸易总公司使用^[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