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柱国

何柱国（1897年11月22日-1985年9月3日），字焕华，^[1]别署铸戈，^[2]广西容县（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容县）杨梅镇成美村人。^[1]中华民国陆军上将，系东北军爱国将领。^[2]新中国成立后，任民革中央常委等职。^[3]

何柱国出身广西农村家庭，幼年丧父，何柱国七岁时，母亲送他入私塾读书接受启蒙教育；10岁时，其母亦去世，何柱国在二哥资助下继续读书。1910年，考入广东随宦学堂；^[1]1917年初，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被选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2]1919年，留日回国后，历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队长、东北陆军讲武堂战术教官、骑兵科主任、东北军四十五旅团长、三十七旅旅长、开封警备司令、二十三师师长、国民革命军五十七军军长。1932年，被任命为临永警备司令，驻守山海关，打响了长城抗日战争第一枪；1936年，支持并参与了由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同时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主张。^[3]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国民政府陆军骑兵军军长、陆军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率部配合八路军、新四军抗击日军，并两次访问延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热情接待。^[4]抗战胜利后，何柱国突然双目失明，故退役，于杭州养病。^[3]新中国成立后，任民革中央常委，^[3]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3][5]1985年9月3日，于北京病逝，享年八十八岁。^[2]

“九·一八事变”之后，侵华日军直逼山海关，觊觎整个华北地区，^[1]何柱国违抗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率领东北军在榆关浴血抗战，打响了长城抗日战争第一枪，^[3]促进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当时，全国各地报纸都刊载了何柱国抗日的消息，有记者赞誉其为“华夏一柱”。^[6]何柱国到访延安时，毛泽东亦称之为“在前线英勇抗战、劳苦功高的将军”。^[7]

何柱国，1897年农历十月二十八日（即1897年11月22日），出生于广西容县杨梅镇成美村。^[1]何柱国幼年丧父，^[2]7岁时，母亲把他送入私塾，接受启蒙教育，3年时间读完《四书》，私塾老师对其甚是赏识，认为何柱国将来必成大器。10岁时，何柱国的母亲也去世了，在二哥何柱范资助下，转入小学堂读书。1910年，在广州为官的何柱范，把何柱国接到广东，考入广东随宦学堂就读。何柱范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崇尚武道，命何柱国报考了黄埔陆军小学第五期，何柱国从此开始接受严格的军校训练。1916年冬，考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中学）；1916年，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继续深造。1917年，因成绩优异，被保送日本留学，进入日本士官学校中华学生第十二期骑兵科学习。1919年5月，何柱国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旋即回国，到南苑陆军第九师见习。^[1]8月，调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骑兵科上尉分队长，其受业学生为第八期；1920年春，兼任该校编译员；同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停办；10月，陆军军官学校在北京筹备复校，何柱国与钱大钧、杨正治、毛福成奉命为筹备委员，参与复校的筹备工作；1921年秋，升任少校骑兵队队长。^[8]

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曹锟、吴佩孚得势，派张鸿绪任职保定军官学校校长之职，张鸿绪为老武备出身，排挤士官派，致使大部分士官派的教官和队长离职。何柱国亦经邹作华介绍，与张正治、毛福成等二十余人，前往东北，投向奉军。何柱国被任命为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少校战术教官，兼骑兵科术科主任，逐步得到张学良的赏识，1923年冬，晋升中校，改任第三队队长。^[9]不久，何柱国从东北返回北京，与贾成敬结婚。贾成敬由叔父贾德耀抚养长大，贾德耀与冯玉祥是结拜兄弟，故冯玉祥为证婚人。贾德耀希望何柱国转入北洋军，称可以立即升为上校。何柱国认为在东北军既能有带兵机会，还能发挥自己所善之骑兵特长，最重要一点是，何柱国心中假想敌是日本，认为东北才是国防第一线，遂婉拒了贾德耀，返回东北军中。^[9]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由姜登选任军长的第一军和张学良任军长的第三军，成立联军指挥部，统一指挥山海关、九门口一线的决战。何柱国任联军司令部作战主任参谋，负责对全线各段兵力分配、部署和前进线路等初步安排，但主要精力和大部分时间用在侦查地形上。10月初，何柱国随同姜登选到前沿阵地，以夺获一架敌机奖励十万元为激励，一鼓作气攻克了战略要地石门寨。此次战役结束后，奉军主力大部集结在津榆一线，并成立了津榆驻军司令部，何柱国任上校参谋兼作战科长。^[10]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后，^[11]何柱国代表津榆驻军司令部参加葬礼。1926年春，何柱国准备去日本陆军大学留学，临行之前，于北京，在姜登选、张学良等人极力挽留下，未能成行。随即，被调任宣抚第三军司令部参谋处长兼作战科长，随军南下，与段祺瑞部争夺地盘。张作霖、吴佩孚联合阎锡山，三面围攻冯玉祥的国民军。何柱国率领四十五团向滦河进攻，协同汤玉麟部，自喜峰口进去热河。夏初，张学良指挥奉军第三、四方面军向南口的国民军展开全面进攻，因何柱国率部协同汤玉麟部，攻克沽源及独石口，获三等文虎勋章。^[12]此次，奉军顺利扩充了直、鲁、苏、皖四个省及热河（今河北承德市）一区。半年后，何柱国调回东三省陆军讲武堂任战术教官；同年秋，改任苏皖鲁剿匪总司令部作战科长，旋又调督办安徽军务善后事宜公署主任参谋；是年冬，任东北陆军第一二七团团长，参与新民之战，获勇字金章。后调任第三、四方面联合军团部参议，派往大民屯，指导骑兵军作战；旋改任东北陆军第四十五团团长。^[10]

1927年春，何柱国随张学良率部进入河南讨伐靳云鹗，攻克中牟后，代理第四十五旅旅长。4月，升任第三十七旅少将旅长，兼开封警备司令，时年三十岁。5月，率部参加临颍yǐng之战；6月，所率第三十七旅改称暂编第二十三师，何柱国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师长，隶属第二十九军。10月，奉命率部迂回定州，截断晋军联络，旋攻克定州，获二等大绶宝光嘉禾章。1928年5月，参加彰德之战，下彭河，克韩陵山，晋升中将师长。6月，张作霖在皇姑屯附近被炸身亡，^[13]奉军全线撤回东北，何柱国亦率部退往关外。11月，东北军缩编，何柱国改任东北军第三旅中将旅长。^[10]

1931年1月，东北陆军各旅统一改用国民党部队番号，何柱国所率第三旅改称陆军独立第九旅，仍任中将旅长，率部驻守山海关。^[14]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关东军猛攻东北军第7旅驻地沈阳“北大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15]由于南京国民政府“不予抵抗”政策，19日早6时30分沈阳沦陷，^[16]不到半年时间，东北全境沦陷，整个东北三省1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被日军占领，超过3000万东北同胞在“九·一八”事变之后，遭受日寇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17][18]1932年1月3日，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日军迅速出兵占领山海关外的全部辽西地区，^[17]直逼山海关，觊觎整个华北地区。^[1]

1932年7月，张学良任命何柱国为临永警备司令，辖临输、抚宁、昌黎、卢龙、迁安五县及都山设冶局等地区，所率部除独立步兵第九旅外，还有独立步兵第二十旅、骑兵第三旅、炮兵第七旅第十三团之山炮一营和工兵第七营，分兵于九门口和秦皇岛等处，司令部设在临榆县城，仅驻兵两个营。^[19]临榆位于山海关之南，其南门外车站驻有日本守备队，站南不远处便是日本兵营，东门不远处即是日本关东军，即榆关东、南两门，都在日军监视之下，城内还有不少以合法身份为掩护而从事情报工作的日本侨民。何柱国腹背受敌，遂制定了不战、不和、不守、不走的“四不”方针，与日军周旋了一年又三个月。^[19]1932年11月底，^[19]日本天津驻屯军秦榆守备队队长落合正次郎多次面见何柱国，劝说其实行独立自治，建立一个包括滦luán东和热河的所谓“缓冲区”，为日本效劳，日军承诺为其提供足够军饷、军械，^[19]并允诺其东北军首脑地位。何柱国以事关重大不能轻易做决定为借口，与落合正次郎虚以逶迤，暗中报告张学良做好应对准备。^[1][19]

1932年12月8日，锦州日本第八师团一列铁甲车，以追击义勇军为名，开到山海关站东端长城缺口，悍然向城内射击炮弹38发，炮声震惊全城；9日早晨6点，两家日本飞机在城内上空盘旋，一艘航空母舰、两艘驱逐舰开抵秦皇岛，当晚7时许，日军3000人进入那道台坟阵地，向中国军队开枪射击。^[20]何柱国出面与日军交涉时，日本关东军谷联队长、吉冈参谋及天津驻屯军三浦参谋等人，要求何柱国承认炮击事件系误会，并要求取缔排日抵日行为，同时再次提出，如何柱国成立独立自治区，日本可以立即支付其二百万日元，且何柱国部以后全部饷械都由日方提供，否则何柱国将与东北军同归于尽。何柱国以认可炮击事件为缓兵之计，称独立自治之事稍待数日答复，落合正次郎见其认可炮击事件很满意。何柱国星夜赶到北京，见到张学良第一句话就是：“事情已到了图穷而匕首见的时刻了！”张学良遂召开几天的秘密军事会议，向榆关前线和滦东驻军指示作战方针：“滦东驻军，以掩护华北集中之目的，对滦东地区，务努力保持，以迟滞敌之西侵。”^[19][21]

日军从绥中调来步兵3000多名，野炮、重炮40余门，飞机8架，铁甲车3列，坦克20多辆，步舰2艘。步兵、炮兵分布在石河桥东、山海关南门外及城东二里店、威远城一带；铁甲车停在东水关长城缺口及火车站、石河大桥一带，日军完成进步布置后，于1933年1月1日，全面进攻榆关。^[21][22]何柱国立刻星夜乘专车赶回前线，想到一年多的忍气吞声，感慨道：“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22]

何柱国到达秦皇岛，前方炮火已甚猛烈，何柱国下令坚决抵抗，并向全军发布《告士兵书》，写道：“愿于我忠勇将士，共洒最后一滴血，与渤海湾头，长城窟里，为人类张正义，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雪奇耻，为军人树人格。上以慰我炎黄祖宗在天之灵，下以救我东北民众沦亡之惨！”（节录）并提出了：“以最后一滴血，为民族争生存；以最后一滴血，为国家争独立；以最后一滴血，为军人争人格！”的战斗口号，慷慨激昂的战斗口号，极大激励了全军将士的抗敌决心。^[21]何柱国将主力置于北戴河至界岭口一线，榆关方向则尽全力实施阻击。3日，战事激烈，第六二六团第一营，包括营长案德馨在内全营伤亡殆dài尽，榆关失陷。^[22]

此时，日军落合正次郎委托英国军舰舰长出面，声称日本政府责怪落合正次郎处理不善，引发战争，希望双方派代表协商解决办法。何柱国认为此为日军缓兵之计，断然予以拒绝。^[22]2月，日军大举侵犯热河。华北军队编组为若干军团，分路拒敌。何柱国任第五十七军军长，率领第一〇九师、一一五师、一二〇师、骑兵第三师，以及炮兵第十五团、工兵第七营、铁甲车大队第六中队等部，在第二军团总指挥商震节制下，防守滦东地区。^[22]3月，热河战事失利，张学良辞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等职，何柱国与于学忠、万福麟、王以哲分别率领东北军主力。4月，何柱国指挥第五十七军与日军战于滦东地区，后退守滦河右岸。^[22]

1933年5月31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根据协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县（近北京市通州区）、宝坻、宁河一线以西以南地区，并划上述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地区为非武装区，等同国民党政府默认了日军对东三省及热河的占领。^[23]《塘沽协定》后，何柱国奉命撤至杨村。^[22]榆关之战，是东北军在华北地区第一次违抗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以武力抗击日本侵略军的自卫战，解开了华北抗战的序幕。何柱国等将领恪尽军人守土卫国之责，敢于抗击强敌的义举，振奋了民族精神，促进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全国各地报纸都刊载了何柱国山海关喋血抗日的消息。《北平报》称：“连日榆关何柱国部坚守山河，沉着迎战......以血肉之躯挡无畏的炮车”“老百姓深信何柱国必能戮里杀敌，尽忠报国......”有记者赞誉何柱国为“华夏一柱”。^[6]

1933年12月，何柱国兼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1934年3月，封时任鄂豫皖三省剿总副司令张学良之命，率第五十七军进驻湖北，参与“围剿”红军。7月17日，在长岭岗一带，与徐海东所率的红二十五军展开激战，何柱国所率第一一五师被歼灭，张学良三个月内完全扑灭红军的围剿计划失败。8月，何柱国兼任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二期第二营营长。1935年4月，何柱国晋升为陆军上将，参与整顿国民党部队的所有骑兵。8月，被任命为陆军骑兵军军长，成为骑兵最大单位指挥官，辖骑兵第三师、第四师、第六师、第七师、第十师。9月，归入西北剿总序列，跟随张学良所率十万之众，向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围剿。^[24]何柱国将骑兵布防在六盘山一带，军部驻扎在陕西咸阳，何柱国本人率领部分幕僚人员，设指挥部于甘肃青阳县西凤镇。红军过腊子口，向陇东高原前进路上，多次与何柱国的骑兵遭遇。何柱国的骑兵，倏忽而来，倏忽而去，刀光闪闪，声势夺人，迫使红军抓紧了打骑兵队战术训练。陆定一、李伯钊创作的《打骑兵歌》，红一方面军的同志几乎人人会唱：^[25]“敌人的骑兵不可怕，沉着应战来打他，目标又大又好打，排子枪快放齐射杀。......”^[26]随着《打骑兵歌》及《打骑兵舞》的推广普及，红军再遇到何柱国的骑兵，立刻一阵排子枪打过去，战果显著。^[25]

10月7日，聂荣臻、林彪、左权率红军越过六盘山时，通过望远镜观察到何柱国驻青嘴的第七骑兵师第十三团的两个连在村庄休息。^[24]随后，毛泽东亲自指挥战斗， 何柱国的两个连被消灭，一百多匹战马被缴获，从此，红军开始有了第一支骑兵侦察连。^[24][25]当时，红军把争取东北军抗日，作为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重中之重，六盘山附近，多次对何柱国的骑兵第六师进行战场喊话，夜里到师营附近唱《在松花江上》等抗日救亡歌曲，后来发展到战地联欢，双方私下签订了停战协定。1936年1月 ，何柱国获四等云麾勋章。7月，获国民革命军誓师十周年纪念勋章。^[24]

1936年5月5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向南京国民党政府提出，停止内战、共商抗日救亡之策。然蒋介石无视中华民族面临的生死存亡的威胁，成立了以陈诚为总指挥的“剿共”总指挥部，调集16个师外加3个旅，准备对陕甘宁苏区发动新的“进剿”。^[27]1936年1月，毛泽东、彭德华等20名红军将领，联名给东北军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28]，争取东北军将领，张学良表示“红军来了就闪开，去了也不追”。^[29]

1936年8月，红军抗日先锋队西征进入宁夏，准备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时何柱国骑兵军的3个师，分别驻扎在固原、海原及同心城，彭德怀写信给何柱国，向其讲述抗日救国的道理，并请其让出海原、同心城及固原等地，并派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前去谈判。何柱国对自己参谋长孟绍周说，此时真是东北军奋起抗日的大好时机，国难当头，国共两党团结一致，通力合作方能抵御外侮，此时，若阻挡抗日红军，比成为被后人唾骂的历史罪人。遂何柱国不顾个人安危与仕途，依然决定给红军让路，为中国工农三大主力胜利会师让开道路，^[27]并与朱瑞签订了《中国工农红军与东北军骑兵六师的停战协定》。^[29]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加快了侵略中国的进程，蒋介石一面对日妥协，一面继续“剿共”。张学良、杨虎城多次劝谏无效，无奈发动“兵谏”即“西安事变”。^[30]1936年11下旬，何柱国奉张学良之命，拟定东北军的改编方案及编制表。半个月后，张学良先以批准方案为借口，把蒋介石请到洛阳，又以请蒋介石给东北军将领分批训话，鼓励东北军将领的“剿共”情绪为借口，诱骗蒋介石到西安。但蒋介石只肯到临潼，每天请一桌客，轮流和东北军将领谈话。^[24]

12月12日拂晓，在张学良、杨虎城部署下，何柱国的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和第十八团团长刘桂五，带多名卫兵闯进临潼华清池，欲迫使蒋介石进西安与蒋介石守卫发生冲突后，扣留了蒋介石。^[31]即日，何柱国与于学忠、王以哲、董英斌一起，在张学良、杨虎城等领衔发表的通电上署名，赞同《对时局通电》提出的“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主张，^[32]旋被任命为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参谋团主任。^[33]

12月25日，张学良、杨虎城释放了蒋介石，张学良不顾何柱国等人劝告，执意陪蒋介石飞回南京。^[34]何柱国与米春霖、谢珂赴潼关，晋见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表示杨虎城等愿接受国民党中央的命令。^[33]然而，张学良到南京后即失去自由，在如何营救张学良的问题上，东北军内部出现了主和派与主战派的两派对立。以何柱国、王以哲等代表的老一辈将领，同意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及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主张；以孙铭九等人为首的少壮派则喊出了“打出潼关去，救回副司令”的口号。在何柱国、王以哲等人坚持下，为“感动蒋介石，早日释放张学良回西安”，于12月29日，将扣押的飞机及500余人全部释放。蒋介石依然将张学良终身软禁。1937年1月5日，杨虎城、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等人，联名发表通电，揭露蒋介石背信弃义的行为。^[34]

1937年2月2日，东北军特务团团长孙铭九等人，发动兵变，枪杀了王以哲、徐方、蒋斌、宋学礼等高级军官，何柱国闻变，避往新城杨虎城处，幸免于难。^[33]王以哲被杀，激怒了东北军将士，纷纷要求枪杀孙铭九。在调解东北军分歧中，何柱国多次到三原面见周恩来。蒋介石亦调派陈诚、顾祝同率师进驻潼关。何柱国凭借与顾祝同的同学关系，奔走于南京、开封、西安之间，经多方交涉，解决了“西安事变”的善后问题，使东北军没有遭受更大的损失。杨虎城则以军事压力手段，迫使“少壮派”的部队，离开西安开往长城一带，避免了时间扩大，“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35]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作用。

^[32]2月8日，何柱国被任命为安徽省主席、豫皖绥靖主任。15日，何柱国于南京晋谒yè蒋介石，次日，会晤张学良后，返回西安。28日，何柱国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先行营副主任，兼豫皖苏三省驻军整理委员会委员。^[33]

1937年7月7日，日本悍然发动了“卢沟桥事变”，^[36][37]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全面爆发，当时身在咸阳的何柱国，立刻请缨杀敌。8月上旬，何柱国率第二骑兵军配合八路军贺龙所率120师，与侵华日军的板垣师团进行了战斗。8月31日，何柱国任骑兵第二军军长（隶属第二战区），受命率部由陕西神木、府谷向东驰赴晋西北，会同八路军抗击日寇。在太远，先后与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彭雪枫等人会面，共同研究敌对作战部署。^[38]“七·七事变”后，何柱国先后率部在晋西北、陕甘宁、豫东、皖北等地区，与贺龙、彭雪枫等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密切配合，协同作战，有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39]

9月，何柱国率部与侵华日军酒井稿次的机械化兵团激战。^[38]9月14日，何柱国奉命率部轻装北上，配合八路军贺龙120师作战。原定与之共同作战的山西赵承绶骑兵第一军第一师孙德胜，中途变卦，只剩何柱国单独作战。^[40]16日晚，何柱国率部急行军抵达朔县北的井坪镇附近，制定了口袋战术，并连夜进入阵地，构筑工事。17日拂晓，数十辆日军的战车、装甲车，进入何柱国设下的预伏阵地，遭到迎头痛击。当场击毁日军坦克三辆、装甲车十余辆。10时许，日军用汽车运送步兵千余人，在十余架飞机轮番轰炸下，向何柱国的骑兵军阵地猛烈反扑。正面迎敌的特务营三连官兵殊死抗战，打死打伤日军五六、百人，日军反扑失败。中午，日军再次增援反扑，用飞机、大炮切断了三连获取部队增援道路，全连一百三十余名官兵血战到底，全部壮烈殉国。其他各部坚持站到夜幕降临，迫使日军撤回平鲁城。^[40]井坪阻击战，暂时遏制了日军的攻势。何柱国将部队转移到井坪以西稍事整修，准备即将到来的忻口会战。^[39]

10月1日，日军以板垣师团为主力，结合关东军派遣兵团第一、第二、第十五混成旅团，与特种部队等约四五万人，自晋北代县至原平公路一线前进，拉开了忻口战役的序幕。此时，何柱国率骑兵第二军与贺龙所率120师一起，在神池、老营、偏关、五寨、岢岚、宁武一带，开展游击战争，袭击日军后方，破坏日军的交通运输线，切断日军补给和兵力增援。深入敌后时，何柱国得知贺龙部队骑兵不充实，遂将骑兵第十团配属给120师指挥；当贺龙部需要快速运输时，何柱国及时提供骑兵连前往支援；破坏日军交通线需要爆破人材，何柱国便派军部工兵科参谋，前往驻防五寨的120师师部传授爆破技术；何柱国还派马术教官前往晋北游击支队的宋时轮部，传授马术经验，并带去皮马鞍具数十套；当得知宋时轮要到敌后开辟游击区是，骑兵二军参谋处长专门派出一个骑兵连护送前往。同时，120师的文艺宣传队，也经常到骑兵第二军个部队进行慰问演出。^[39][40]保卫太原的忻口会战，是华北抗战中最激烈的一战。^[41]

太原失陷后，何柱国奉命以团或连为单位，向朔县、井坪、平鲁、岱岳、应县等日军据点进行夜袭。这一带原为贺龙所率120师开辟的游击区，军民关系密切。夜间，何柱国部袭击敌人据点或破坏桥梁之前，附近村庄都会切断对外联系，完成任务后，择路返回根据地。持续数月，日军防不胜防，一到夜间只得以装甲车装载探照灯进行巡逻，^[40]常常徒劳往返。^[39]

1938年2月底，日伪军三千余人，从山阴出动，向乃河堡、老营、偏关进犯；另一股日伪军二千余人，有朔县奔神池，企图拔掉何柱国骑兵二军的根据地。何柱国得报后，即命骑兵第三师各团北进迎敌，何柱国则率军部和第十骑兵团移至偏关、河曲，阻击敌人前进。于榆树湾附近与日军遭遇，随即展开激战。恰好此时狂风卷扬，天昏地暗，何柱国部趁风势向日军猛攻，毙敌400余人，将日军击回河曲后，骑兵第三师和一二〇师组织的地方部队，转入平鲁、朔县敌后广大地区。何柱国率部从麻地沟、府谷等地过河，激战竟日，收复了河曲、偏关、老营、利民、神池等地，恢复了原来根据地，遂将军部南移驻南沙城。^[39][40][41]

1938年5、6月间，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论持久战》的讲话。何柱国得到贺龙所送的100份后，即刻召集全军团长以上军官会议，学习《论持久战》，总结一年来的对日战斗经验教训。随后，又举办全军军官训练班，分批抽调排以上军官学习《论持久战》的理论及战略战术的应用。^[40]何柱国率骑兵第二军在晋西北山区，既打正规战，又打游击战，转战数千里，历经大小战疫战斗数百次，人员、马匹、鞋弹损失过半，难以继续作战，奉命度过黄河，于陕北府谷、神木一带集结待命。^[40]此间，何柱国因军事问题到过延安，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7]

1939年，何柱国被调往豫皖边区，兼任游击副总指挥，所部沿黄河布防于周家口、界首一线，防范商丘、亳县之日军进犯。期间，常与日军佐久间部、伪军张岚峰部交战。^[40]伪军张岚峰部拥有兵力近两万人，蒋介石曾派第三集团军旅长王凌霄携带委任状和50万元开拔费到商丘，劝说张岚峰脱离伪军；冯玉祥也曾派李连山带着自己亲笔信，代表自己前往劝说，都被张岚峰拒绝了。经过何柱国竭力策动，1939年6月29日，张岚峰第一路司令曹大牛、第二路司令李中毅、第三路司令宋克宾，趁张岚峰到开封参加会苏豫边区绥靖总司令胡毓坤就职典礼之机，带领1.7万余名伪军，投入国民党部队。^[42][43]1939年秋，何柱国率部途径延安，延安军界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晚会，毛泽东致欢迎词，首先点名何柱国，称之为“在前线英勇抗战、劳苦功高的将军”，何柱国亦动情表示：“国共两党应更加紧密团结，收复一切失地，争取最后胜利！”^[7]

1940年5月，何柱国获三等云麾勋章；^[40]何柱国在与日伪作战之余，研究治理黄河之策，并拟有具体方案，呈报国民党中央，因此收到嘉奖。^[43][44]何柱国自抗战以来，与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与八路军协同作战的良好关系，引发蒋介石及其亲信的不满，遂对何柱国采取了明升暗降之法。^[44]1943年10月，何柱国获三等宝鼎勋章。1945年1月，国民政府于安徽成立长官部，何柱国兼任副长官和第十战区长官部临泉指挥所主任，指挥地十五集团军、第十九集团军。5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7月7日，于河南周家口与日军将领今井武夫进行秘密会晤，洽谈日本投降事宜。次日，返回部队，即讲洽谈情况电告国民党中央。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43]

日本投降后不久，何柱国奉召赴渝，担任军事委员委员长东北行营参谋长，拟先赴长春，与苏军将领洽谈苏联军队撤退及筹划东北接收事宜。^[45][46]成行在即，未料在出席欢送宴两天后，何柱国突然双目失明，不能赴任，时年48岁。^[47]何柱国的眼睛经多方医治未能复明。10月10日，何柱国获抗战胜利勋章。1948年5月，何柱国奉命退为预备役，^[45][46]此后，何柱国长期居杭州养病。^[47]

何柱国双目失明后，仍关心祖国前途，反对内战，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和平建国方针。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48]何柱国拒绝去台湾，并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表示热烈祝贺，^[49]5月10日，毛泽东回电，并关照其要安心养病。^[6]新中国成立以后，何柱国仍于杭州定居，并在南星桥办了一家糖厂，尽量安排原东北军旧部属进厂工作。由于不善经营，糖厂出现巨大亏损，何柱国只得将企业、房产卖掉或捐赠，其菩提寺路4号的这幢楼房也拟卖掉。周恩来得知后，让他留下房子养老糖厂的事全部由政府处理。周恩来来杭州时，特地去菩提寺路4号其家中，看望了何柱国。^[50]

1954年，何柱国原配夫人贾成敬去世，同年，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下，何柱国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并赴北京开会。^[50]1955年，经刘多奎介绍，何柱国与赵襄举在杭州结婚。^[49]1956年12月12日，何柱国去北京参加“西安事变”20周年纪念会，受到毛泽东的接见。^[50]1957年，何柱国因提出关于民主选举及改善农民生活这两条意见，而被错划为右派，受到不公平的对待，^[50]1978年，始得以纠正。1979年，何柱国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并从杭州移居北京。^[49]历任民革中央常委，^[3]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3][5]

何柱国关心祖国统一大业，曾多次向周恩来请示，要以老残之躯去香港、台湾和美国，会见旧同僚，晓明大义，以促进祖国统一之进程。^[49]何柱国挂念台湾的东北军将领，对软禁中的张学良更是深切挂怀。于1971年基辛格首次访华时，及1974年，向周恩来申请由基辛格安排张学良去美国治病为由，期盼能于张学良于美国相见，惜均未成行。^[49]1985年9月3日，何柱国因病于北京逝世，^[47]享年八十八岁。^[45]

1924年初夏，伍朝枢奉孙中山之命北下与张佐领会面，何柱国因为会广东话作为翻译，经常会客伍朝枢，并带领他参观兵工厂、航空队和讲武堂等军事机构。一日，伍朝枢问何柱国，奉军官兵是否信仰三民主义？何柱国坦诚回答道：奉军中，只有张学良等极少数人，知道一些三民主义，谈不到信仰二字。伍朝枢大惊：官兵不知道为什么去死，怎么会打仗呢？何柱国回答道：我们奉军讲的是爱国，只要人人爱国，祸福同当，就能打仗。^[51]

《塘沽协定》签订后，何柱国奉命后撤，此前，国民党军委会北平分会参谋长黄绍竑，委派其其外甥何侠忠（亦是何柱国侄子）试探何柱国，问其东北军能否接受国民党中央的命令。何柱国回答道，只要是有利于国家的，就都是服从的。^[22]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发表《论持久战》，何柱国即刻组织全军团长以上军官学习后，又分批抽调全军排以上军官学习《论持久战》的理论及战略战术的应用。学习班里，教员们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五月的鲜花》等抗日救亡歌曲，用以激发学员的爱国热情。此时，外界传言“骑兵二军变色了”。有政工人员当面质问何柱国，何柱国郑重反问：“我们现在既然以共同抗战为前提，那么宣传鼓动抗日有什么不好？”^[52]

1939年秋，何柱国率部途径延安，毛泽东在欢迎晚会上，盛赞何柱国为“在前线英勇抗战、劳苦功高的将军”。^[7]

张作霖的私人顾问仪我诚也认为，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的石门寨之战，战术合乎要求，极具研究价值，并建议将该战编成详细战史，作为军事教材。^[53]

民革广西容县委员会委员张小兰认为，榆关之战是中国军队在长城线上抗击日寇入侵打响的第一枪， 榆关之战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但体现了何柱国等中国将士宁死不愿做亡国奴的爱国情操，和舍身为国的抗战意志。^[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给何柱国的评价是，其不仅没有像封建军阀那样三妻四妾，且一生待人宽厚，足智多谋，明敏忠纯，慷慨重义。^[54]

何柱国杭州旧居，位于杭州时上城区菩提寺路4号的一幢西式楼房。建于1947年前后，占地75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430多平方米，假三层，三开间，共有大小房间17个。整座楼房以青砖实叠砖墙和空斗砖墙混用，外墙用混凝土粉饰，坡顶覆以洋瓦，正中阁楼气窗，外观朴实大气，室内采用高档木材装饰。现为民居，保存尚好。^[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