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坤一

刘坤一（1829年－1902年10月6日），字岘庄，湖南新宁人。清朝后期政治家、军事将领。^[2]

刘坤一廪lǐn生出身。咸丰五年（1855年）参加湘军楚勇，跟随族侄刘长佑^[注1]在赣、湘、桂等地与太平军作战，屡获战功。同治元年（1862年），累升为广西布政使，平定浔州之乱。同治四年（1865年），再升为江西巡抚，任职期间命其部下剿灭在广州流窜的叛军。同治十三年（1874年），调两江总督^[5]。光绪元年（1875年），擢zhuó授两广总督，次年实授两广总督。^[6]任内期间整顿盐政，精简勇营以节省军费。十二年（1886年）因母逝世离职服丧，十六年（1890年）期满后官复原职。十七年（1891年）开始帮办海军事务。光绪二十年（1894年）8月，中日开战，清廷授他为钦差大臣，驻山海关对抗日军，节制关内外百余营陆军，但在辽河全军溃败，^[2]刘坤一力主持久作战，反对清廷议和^[7]，战后回任两江。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认为维新变法需要循序渐进^[8]，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反对慈禧废黜光绪帝。^[2]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联合张之洞等东南督抚达与各国驻上海领事签署“东南互保”协议^[9]。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与张之洞上“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请求清廷变法，提出兴学育才、整顿朝政、兼采西法等主张^[10]。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刘坤一病逝，享年七十三岁。被清廷追封为一等男爵，加赠太傅，赐谥“忠诚”。^[2]

刘坤一湘军出身，为清廷平定叛军；任地方官员，治理一方，政绩颇丰。在维新变法、己亥建储中保全了光绪帝。“东南互保”的签订，保护了东南境不受战乱波及，“江楚三折”更是成为清末实行近代化教育改革的总纲^[11]，进而推动了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4]有“东南半壁，擎天一柱”之称^[12]，有《刘忠诚公遗集》传世^[3] 。

刘坤一，字岘庄，出生于清朝道光九年（1829年）^[3]，是湖南新宁人，廪生出身。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13]，动乱席卷清朝南方。咸丰五年（1855年）刘坤一加入湘军的楚勇团练，随军与太平天国作战，一路攻克茶陵、郴州、桂阳、宜章等地，依照功劳升为教谕。^[2]

咸丰六年（1856年），湖南巡抚骆秉章派刘长佑率军援救江西，刘坤一为刘长佑的族叔，但年纪更小，在军中都听从刘长佑的指令，于是带领一营人马随他出征。刘长佑克复萍乡后，命令刘坤一进攻芦溪、宣风镇。刘坤一接连获胜，直逼袁州，招降太平军将领李能通等。太平军守城何益发也成为内应，为他夜开西门，刘坤一得以顺利收复袁州。之后，累次升迁，官拜直隶州知州，获赐花翎líng。^[2]

咸丰七年（1857年），刘坤一率军攻克临江，被擢升为临江知府。次年刘长佑因病暂时引退，让刘坤一代替他统率他的部下。和萧启江和为一军，渡过赣江，打算一起攻克新淦、崇仁，进克抚州。萧启江在上顿渡被太平军围困，刘坤一带兵前往救援，大败太平军。乘势收取抚州，连克建昌，擢升为道员。^[2]

咸丰九年（1859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进攻湖南，刘坤一赶回湖南援助，解除永州、新宁之围，被加封盐运使官衔。太平军又退守至广西，刘坤一跟随刘长佑追击，收复柳州。刘长佑被升为广西巡抚，让刘坤一留下驻守柳州，清剿余下的太平军。事后加布政使官衔。刘坤一又进攻浔州，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7月破城，以按察使记名。石达开又率军进攻川、楚一带时，刘坤一率军镇守融县，在此地伏击太平军，太平军又逃入贵州。清廷因此功授刘坤一广东按察使。^[2]

同治元年（1862年），刘坤一升迁至广西布政使，刘长佑赴两广总督任，命刘坤一接掌其部下，赶往浔州“剿匪”，而其中最凶悍的就是黄鼎凤所带领的反叛军。清廷屡次商议剿抚之计，都不能使其降服。同治二年（1863年），刘坤一在登龙桥击败黄鼎凤，于是在此地驻守。刘坤一派人去黄鼎凤的老巢平天寨探知敌情，发现平天寨背靠山险，四周环绕重栅，又以巨炮防卫。很难正面进攻，但又发现与平天寨相距十余里的一处覃墟，两地互为犄角。便假装招抚，撤军回贵县，然后暗中派兵夜袭覃墟，重兵包围平天寨，成功收复横州。黄鼎凤至此军势日衰，至同治三年（1864年）4月被擒杀。浔州之乱平定后，刘坤一被清廷赐号为“硕勇巴图鲁（“巴图鲁”为满语中“英雄”“勇士”一词音译）。^[2]

同治四年（1865年），刘坤一剿平思恩、南宁土匪，又克复永淳，随后升为江西巡抚。任内，刘坤一命湘军的将领席宝田、黄少春在福建周边围剿在广东流窜的“匪”徒余党。同治五年（1866年），反叛的“盗匪”在广东嘉应州被悉数剿灭，刘坤一以指挥有功加头品顶戴。江西安定后，刘坤一开始整顿丁漕，不再劳役军民。但此举得罪了当地绅户。同治十一年（1872年），时任左都御史的南昌人胡家玉弹劾刘坤一，刘坤一也奏称胡家玉积欠漕粮，并多次干预地方政务。同治帝下诏同时斥责二人，刘坤一被“降三级调用”。朝廷加恩后，改为革职留任，降三品顶戴。不久后又被恢复官衔，并奉命任两江总督。 ^[2]同治十三年（1874年）12月12日，兼署办理通商事务大臣。^[14]

光绪元年（1875年）8月2日，刘坤一被升授为两广总督。^[15]广东号称富庶，府库储蓄实际上却很空虚，出入无法平衡。有人建议刘坤一增加盐和洋药的税收，借此增加府库储蓄。刘坤一认为这会引起官员的拖延，否决了这个建议。随后，他下令严禁私人贩盐，此举增加了官府销路。他还将洋药的税收改为各地统一，并且不增加其他收税的名目，结果是增加了当年的税收。此外，他还注重吏治，不轻易更改官员的官职任命。海防事务上，力主清缴哥老会及海盗，同时精简江西财政政策。改革军营，将地方乡勇数裁减四分之一，达到节省军费的目的。还查办招商局，整治贪污现象。次年（1876年）实授两广总督。^[2]

由于两江及两广总督驻地分别是和洋人商务往还较多的江宁及广州，刘坤一从这开始接触及认识西方事务，并在有限程度对洋务予以支持。他虽然赞同在军事上学习西方列强，支持江南制造局造舰及提议各兵工厂生产专门化，采用新式武器，加强军队建设。但却认为铁路会取代人力运输 ，从而造成大量的失业游民，坚决反对架设电线、兴造铁路。^[16][17]

光绪六年（1880年），俄罗斯帝国借交还伊犁的机会，以武力威胁，向清廷索要高额赎金及大片土地。朝廷下诏求取防务策略，刘坤一应诏筹议海防，认为：东三省缺乏久经战阵的宿将与劲旅，应该未雨绸缪，紧急安排。西北既已戒严，东南不能再生波折。应该早日了结日本、琉球之事，防止俄日联合。同时，刘坤一建议联结与俄国“猜忌日深”的英、德等国，以作为对抗俄国的后盾。^[2]

光绪九年（1883年），法越战争再起，有波及西南诸省的危险。刘坤一建议清廷督促越南当局招抚刘永福及黑旗军 ，发挥他们的作用来抵抗法军侵略，并且云南边防军也应立即“据险设奇，以资犄角”，做好防备，中法战争走势也印证了他的建议有预见性。十二年（1886年），刘坤一因继母逝世而离职服丧。至十六年（1890年）期满后，仍被授为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十七年（1891年），他又奉命帮办海军事务。^[2]

光绪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后“万寿”，赐刘坤一双眼花翎。同年8月1日，中日两国正式开战。8月7日，刘坤一兼署江宁将军。26日，他在《续办江海防务折》中报告了镇江、江宁一带昼夜戒备的筹防情形，为防日军“窜入南洋，以图分忧”，特“将一应战守事宜妥为布置”。10月，日军在辽东、辽南攻陷多个城池，由于李鸿章在战争进程中的连连败北，清廷转而把目光投向刘坤一，为挽救危局，谕令刘坤一为钦差大臣，受任节制关内外防剿各军，并派湖南巡抚吴大瀓、四川提督宋庆为帮办。刘坤一得知后当即上奏，请求朝廷收回钦差大臣的任命，他提出三条理由表示不能胜任。一是对东北情形并不熟悉。二是关内外的将领并不相容，并不一定会全部听从他的命令。三是自己已经衰老，这项任务艰巨，怕贻误大局。^[16]10月30日，清廷再次发出谕旨，要他“尽心办理，不得推辞，若有不听从他的军队，则按军法处置”。刘坤一在“恭谢天恩折”中表示“惟有殚竭血诚，于一切防剿机宜，仰秉睿谟，悉心筹划……亟图补救，迅扫狂氛。^[注2]”^[18]临行前，清廷内部已有人想要遣使议和，刘坤一忧虑皇帝与太后的意见没有统一，对帝师翁同龢说：“您居中调和的责任，比我所任的军事更为重要。” ^[2]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1月初，盖平（今盖县）失陷，清廷“谕刘坤一进驻山海关”，16日刘坤一才遵旨出驻山海关。同时”抽调各营，分派帮办，并陈事宜八条”。从吴大瀓出关的湘军有李光久老湘军五营，吴元恺恺字军四营，谭表忠、郭长云卫队各一营，共计20多营万余人。委新疆藩司魏光焘为前敌营务处，在天津增设湘军东征粮台保障后勤供应。分别驻扎在牛庄及海城西北之三台子、四台子一带。^[16]又在析木城四周部署了奉军、盛字练军、希字军、仁字军等，总兵力计27营，除步兵营外，有马队5营、炮队1营，约8000人。而日军在海城、盖平不过2万人。2月底以前，清军先后四次发动收复海城之战，由于指挥不力，皆被日军击退。2月28日，日军趁胜追击，从海城分路进攻，3月4日攻占牛庄，7日不战而取营口，9日攻陷田庄台。 仅十天时间，清朝百余营六万多大军便从辽河东岸全线溃退。宋庆、吴大瀓溃而西走，从双台子退至石山站。而新招募的陆军也因没有受到严格的军事训练，难以作战，日本方面趁胜胁迫清廷议和。朝廷向刘坤一与直隶总督王文韶询问和战之策。^[2][19]

4月，刘坤一得知和议将成，在致督办军务处的信函中愤然表示：已经赔款，又怎能将没有受到战争的地方割让出去，倘若辽、台都失去，则南北处境危险，可能还会让其他各国生出他心，后患无穷。如果日本已经攻到京城，不得已出此下策，但天津、京城附近都有重兵把守，完全可以一战。4月30日，刘坤一再寄督办军务处，认为"宜战不宜和"。他认为几个月的战争，敌国人力、物力、财力都几乎消耗殆dài尽，现在敌我劳逸之形已显，若坚持再战三战，待他力尽势穷之时，便是我们的转机。现在想要制约日本，持久二字是最重要的。5月2日，光绪帝批准《马关条约》。5月5日刘坤一再奏，说明若是让日本得到辽、台，中国必有噬脐之祸。将来便再也不能制衡日本，只能任日本为所欲为，贻患无穷，后果不堪设想。^[2][7][4]

刘坤一又在29日致函台湾巡抚唐景崧，鼓励他设法保住台湾。并表示"愿振臂一呼，远为同声之应……但属力所能至，无不尽力勉为"。并派幕僚易顺鼎"持函渡台"，转达支持之意。他还表示愿从物质上援助刘永福在台抗战，只是由于清廷从中作梗，无法兑现。^[8][20]

刘坤一的建议最终未能被清廷采纳，《马关条约》签订后，刘坤一立即回任两江总督，将两江总督任内常规事务放手交给部属和亲信们处理，军政事务以维持整体方向为主，被称为“卧治江南”。监察官员弹劾他被身边亲随所左右， 光绪帝于是下诏告诫他不可偏信，要“振刷精神，以任艰钜”。刘坤一则多次称病请退，均未获朝廷允准。^[2]

早在光绪六年（ 1880年） 刘坤一总结办洋务之得失时就指出，“窃谓图强必先图富，而图富较图强为尤难，未富则虽强亦难持久。^[注3]” 而在他亲历甲午战争的失败，重任江督后，就把练钢、筑路、采矿、铸钱以及举办其它近代企业等措施摆上了首要位置。他向清廷先后上了多道条陈，如《策议变法练兵用人理饷折》，他主张练兵强武，改革军制；《请设铁路公司借款开办折》中提议在湖南开采煤矿及自行兴办铁路；《尊议廷臣条陈时务折》中提出“中学宜兼西学以育人才”的思想。他强调，值此民族危亡之际，中学必须兼习西学，还详列了如何兼习西学的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且捐款十五万两以作基金，打算开办西学馆。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又与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名上奏倡议包括军队、经济及教育现代化的改革，给以主张变法的强学会以支持，捐助五千两白银。^[11]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公车上书”后，维新变法运动逐渐兴起，刘坤一认为中国积习太深，欲求变通，必须从容易处下手，循序渐进，坚定不摇，乃有实济，不致中缀。^[21]，他上奏道“即拟奏请熟思审处，勿过纷更，勿涉急邃suì。旋奉严旨，申伤其泄沓因循，则前折不敢上陈矣。^[8]对于变法他是抱着“勿过纷更，勿涉急速”的态度行事。他有选择性的执行了一些变法措施，他认为“新法如改练洋操、添设学堂，实为当务之急^[8]”，支持戊戌变法中整军经武、兴学育才和振兴农工商等维新措施^[7]。

维新派还曾试图拉拢手握重权且在政治上偏向帝党的刘坤一，但刘坤一在帝党及后党的斗争中，保持中立。他不满后党的一味求和，也对没能掌握实权的帝党处境表示担忧。早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2月，刘坤一前去山海关赴任前，就得到慈禧召见。慈禧还谈及有言官上奏离间他们母子，刘坤一则好言宽慰，劝解慈禧。这次谈话长达一个半时辰，慈禧还赐他在銮仪殿用饭，赏赐福、寿字、松寿字各一幅。^[12]回到江南后，刘坤一与翁同龢书信往来频繁，翁同龢作为帝党领袖，其门生故旧以及倾向帝党的江南富绅都与刘坤一关系紧密，使江南各省逐渐成为帝党的活跃区域。但刘坤一对于光绪帝的变法诏令持消极态度，认为可办可不办，他对维新派的“平等”“民权”等主张不感兴趣。^[4]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重新掌权，囚禁光绪帝，图谋将其废黜，改立大阿哥溥儁jùn，还盛传要以治病为由致死光绪帝。帝党和维新派朝不保夕，就在朝廷上下没人敢发声时，刘坤一连呈多道后党不愿听到而帝党又不敢上书发言的奏折。他一面汇报江南变法的情形，一面请求继续变法。又上呈《太后训政保护圣宫疏》，劝诫慈禧要慎重处置改立皇帝的事，以防外国人借此机会干涉清朝内政，并请求赦免康有为等余党。此疏传开后，在全国产生了连锁反应，形成了相当声势的营救光绪帝的运动。同时英、法等国也派人进宫“问疾”，并在报纸上大造舆论 ，干涉慈禧的“桐官之举”。慈禧在沉重的压力之下，废黜和暗害光绪的计划终未能实现。^[2][4]

但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底，后党不顾国内外舆论以及列强瓜分中国愈演愈烈之势，终于还是发生了立溥儁为大阿哥的“己亥建储”事件。刘坤一此时正准备入京觐见，得知此事，马上发出《奏国事乞退疏》之急电，再次告诫慈禧，废立之事若成为事实，全国将会人心惶惶，出现骚乱，甚至还可能导致列强的干涉。次年（1900年）2月，刘坤一抵京，便针对建储事面奏慈禧，希望“两宫（帝后）慈孝相孚^[注4]”。他又告诫慈禧倚信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荣禄擅行废立“将启各国干预之渐，万不可行文^[注5]”，荣禄听从，也密谏慈禧，建储之事便搁置了。^[4]

事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光绪帝过寿辰，还加恩授刘坤一为太子太保^[2]。同年，义和团运动愈演愈烈，清廷错误判断形势，招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庚子事变爆发。^[22]以刘坤一为领袖的东南各省为了保护东南安定，与后党控制的朝廷之间出现了台面上的政见分歧。5月27日，刘坤一、张之洞和两广总督李鸿章、盛宣怀等与各国驻上海领事，签订了《东南互保约款》九条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十条，^[9]他们声称皇室下令向八国开战是被义和团挟持下的“矫诏、乱命”，在东南各省拒绝与外国开战，保住了全国财赋第一的东南地区，使东南各省免受祸乱。^[23]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两宫西逃陕西。还有人提议，以宁沪为中心，合诸省为一联邦，由刘坤一率大军，入京清君侧，罢免载漪及刚毅等人，请光绪南下复辟。^[22]这些意见都曾得到了刘坤一的首肯与支持，但由于慈禧态度的改变，这些策略未付诸实施。^[2][4]

为促使清政府实行变法新政，刘坤一呈奏了《时局艰危谨陈愚虑折》^[7]，痛呈了自鸦片战争之后所受到的种种屈辱，他要求清政府实行改革，改变旧的观念以期富强。此折抵达西安后，慈禧迫于压力，同意实行变法。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12月10日，清廷发布“预约变法”上谕 ，宣布维新，召枢臣督抚献计献策。上谕刚一颁布，刘坤一就电邀盛宣怀、张謇、何嗣昆等江南名士前往南京商谈变法，共拟新政大纲。并致电张之洞，希望能提出大体一致的改革建议，以便各省参考。张之洞回电刘坤一并致电东南、西南督抚，主张联衔。^[2][4]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4月，清政府成立督办政务处，作为规划新政的专门机构。刘坤一和张之洞受命为“遥为参赞”，实际上则全为他二人所“遥制”。几乎所有的变法新令的制定与推行，都与二人有关。此时袁世凯探得朝廷不愿督抚联衔会奏，建议刘坤一以单衔入奏。随后刘坤一致电张之洞，认为他省可以单衔入奏，但江、鄂必须联衔会奏，张之洞同意了这个建议。^[4]同年5月27日，刘坤一与张之洞联合呈奏了著名的《江楚会奏三折》，改革内容涉及教育、军事、行政管理、国家体制和法律等五个方面，总共达四万余言。^[10]主张育才兴学、整顿变通朝政、兼采西法，以扭转清朝江河日下的局面。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之前，清政府实行新政的所有内容，基本上没有超过刘坤一、张之洞二人的《江楚会奏三折》。^[2][4]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两宫回銮后，刘坤一被重新加授为太子太保。^[2]同年9月6日，刘坤一在两江总督任内逝世，享年七十三岁。清廷以他秉性公忠，保卫东南，功勋卓著，追封他为一等男爵，赠官太傅，赏银三千两治丧，并派江宁将军额勒春前往致祭；赐谥号“忠诚”，允许他入祀贤良祠。还在江宁省城、湖南原籍及其立功的相关省份另外建专祠祭祀，还交由史馆存录他的生平事迹。赐他的儿子为四品京堂，孙辈也被授予官职。^[2][24]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4月14日，经江西巡抚瑞良的奏请，清廷以刘坤一、曾国荃“保卫江西，功绩昭著”为由，为二人在江西省城建立专祠，列入祀典。^[24]

刘坤一初任两广总督时，淮盐私贩盛行，川、粤的私盐变相往楚传播，派捐、加价严重，致使“淮盐衰落，危急日甚^[25]”，刘坤一针对此局面进行整顿，实行减川配淮，强调“治盐以疏引为先”，设立稽查川盐局，归复引地，限制了川盐流向楚地的规模，为淮盐的行销带来了一定空间，成功实现了淮盐入楚；第二他认为“疏引以筹销为急”，更注重“疏销裁捐，反对盲目增引”。^[16]他要求鄂、湘、西（江西）三地设局缉拿贩卖私盐的商贩，保护各地不被私盐掺入，并且提高淮盐品质，开拓销路。三是水陆两路设立缉捕营地，以便抓捕枭私、邻私，剿抚并用，查禁私盐。虽然这一系列盐政改革措施没能解决根本问题，但仍为淮盐的行销提供了相对有利的环境。^[26]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清廷与八国开战，刘坤一为了保护东南不被战乱波及，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和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铁路大臣盛宣怀、山东巡抚袁世凯与参战各国达成“东南互保”协议。同年六月，东南督抚与各国驻沪领事商定《东南保护约款》九条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十条^[9]，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省督抚保护。此举虽然保护了境内的外国人，但也维护住了东南境内的安定，使得河北、山东以外地区免受了义和团与八国联军战乱的波及^[4]；同时也扩张了地方的政治与军事权力，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力及威信。辛亥革命后各省宣告独立，与这时的地方势力崛起，中央权力衰微有着密切的关系。^[27]

庚子事变后，以李鸿章为首的淮派没落，刘坤一、张之洞成为清廷倚重的大臣。在他们的促成下，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四月成立专门规划新政的督办政务处。五月，刘坤一与张之洞联合呈奏《江楚会奏三折》，由《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遵旨筹议变法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遵旨筹议变法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与《请筹巨款举行要政片》“三折一片”组成。第一折强调人才的培养，提出设立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试、奖励游学；强调培养人才，建立新式学校，改革科举制度。第二折着重对内政的整顿，提出需要整顿者十二条^[注6]，提议停止靠银钱捐纳实官，裁撤过多的屯卫、绿营等。第三折重点在于对“西用”的拓展，提出兼采西法十一条^[注7]，主张官员出国考察，编练新军，制定有关矿业、商业、铁路的法律和货币制度，翻译外国书籍等。^[9]直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预备立宪之前，这期间的改革内容，基本没有超过此折。^[28]

光绪六年（ 1880年） ，刘坤一任两江总督，设江宁电报局，建洋火药厂，并研制出栗色及无烟火药，筹集百余万巨款拨解福州船政局以制造快船及小兵轮，按洋式整修长江沿岸炮台及装设后膛大炮。^[29]

刘坤一很重视练兵及炮队的编练，光绪十八年（1892年），他认为练兵为当今急务，他整顿军队，裁减冗员、撤换将领、更新装备，按照德国操典训练操法、枪法、阵法等新式军事操练技术，还刊印《西法类编》《德国陆师操法入门》等发给官兵学习。他还注重用近代军事科学技术知识培养军事人才，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他在江宁设立选将学堂，选拔各营旗官兵入堂学习，聘请洋人教授马步枪炮、工程、辎zī重、测量等课程。他还选择由德国人任教习的江南陆师学堂的优秀毕业生，分配到各营担任中下级军官。还参照西法接手创办江南水师学堂，添设水师练勇学堂，较大程度的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29]

甲午战争期间，日军进犯中国东北，前期清廷重用淮军却屡遭失败，转而派遣湘军对日作战，刘坤一受命为钦差大臣，指挥六万湘军出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一月十七，清军先后四次企图收复海城，皆失利。此后清军一路战，一路败，直到三月九日在辽河东岸全线溃败。此前，北洋舰队已在威海卫之战全军覆没。海陆两线的全面失败，使清政府趋向和谈。此时的刘坤一仍力主战日，提出了对日应采取战略上持久的方针。他认为若割地赔款，后果不堪设想。而日本远道来征，军需供应不会及时。只要继续作战，所需军饷不及赔款一半。所以持久作战，是抗击日本的最好办法。《马关条约》签订后，刘坤一依旧反对条约签订，继续上疏阐明危害。但在作战期间，因为多方原因，他没能把控全局，不能有效地抗击敌人。从此，湘军的声望也不复从前。^[20]

刘坤一认为“西学馆之设，诚为当务之急”。为储备洋务人才，他捐款十五万两以作基金，一是为搜罗人才，二是欲开办西学馆，为了物色各学科的优秀人才，他托福建船政大臣黎兆棠替他在福建艺学馆和福建船政局出洋留学生中进行选拔，“堪充各西学馆教学。”西学馆拟开设矿学、制造、汽学、驾驶、化学、重学等课程。^[30]但因其不久离任而没有达成。后继任者张树声、张之洞秉承其志，用这笔款项先办了实学馆，后又改为博学馆，再改为水、陆师学堂，成为粤省培养军事、洋务、外交人才的重要所在。^[11]他还提倡出国游学，从甲午战败后，刘坤一的思想开始转变，他还提倡“中学宜兼西学以育人才”的思想，设立报馆、编译局，鼓励私人办学。^[30]

而他的教育思想也反映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一折的设文武学堂、奖励游学、广译东西各类书籍等条陈是他教育思想的条纲。为培养一批新式专门人才以促进农工商业的发展，刘坤一还设立农、工、商等各类学堂，用以培养一批新式专门人才以促进农工商业的发展。他聘请精通种植学、农艺化学的人员讲授“物植土性所宜，粪、溉、雍、殖之法”；与此同时，在裁并上海广方言馆和旧有的炮队营的基础上，改设工艺学堂，“招募生员，分别学习”；并责令在籍翰林院修撰张蹇迅速筹办商学、商报等事务。^[30]

在刘坤一1875年之前的政治生涯中，他僻居内地，忙于军务，地方兴利除弊是他的头等政治目标。此时的刘坤一一方面励精图治，镇压各地农民起义，以此报效朝廷；另一方面固守传统，不认可外来文明和西方技术。他对于洋务新政仍处于排斥心理，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把侵略者赶出去，重新关上国门。之后在他实任两广总督的任内，由于地靠沿海，接触中外交涉事件增多，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以及对时局的分析后，他的外交观念产生了变化。他认为中外通商多年，中国对于世界地理的著作较多，却在其他领域不太重视，他致电外务部，建议由外务部组织各地驻外的使臣，编译各国约章律法，加以研究。其次翻译各国历史，知晓其历史沿革，可知他强大在何处，薄弱在何处。刘坤一还会通过阅读时事新闻以及与驻外使节保持书信往来，时刻关注世界大势，以便详细了解各国情况。^[31]

刘坤一坚持开放，反对闭关，但也反对列强干涉中国内政，他上书反对各国兵轮在长江及各河港口航行停泊，不同意各国商人和传教士前往中国内地游历、经商和传教。他认为西方国家正是借传教和慈善事业等作为幌子对中国进行经济、文化渗透的企图；主张修改不平等条约，光绪二十四年以后，刘坤一积极参与了修改不平等条约，主要参与了传教条约、关税税则和通商行轮条约的修改；他主张增强中国的经济实力作为自强的基础，维护中国的矿产资源和铁路修建权力。保护民族工业以及对外发展贸易。还借夷制夷，合众夷之力以制夷。晚清中国无法与西方各国相抗，但西方列强各国在侵略中国时，彼此既有合作也存在着利益冲突和矛盾。因此，最佳的外交策略便是运用外交手段，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互相牵制，才能最大限度的保全中国的利益和主权。所以他主张“不但邻国宜结，即使敌国可结亦结。能结邻国，即多一助我之邻；能结敌国，即少一图我之敌^[注8]”。^[31]

光绪四年（1878年），刘坤一设立洋务公所，他在任两广总督时，发现必须正面中外交涉事件，自己却对洋务知之甚少，于是设立此所，方便了解洋务事务；依照各国蓝皮书办法编订交涉案牍dú，西方“蓝皮书”收录的是各国外交部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涉的文件，由刘坤一先介绍到中国，后来他建议清廷编订中国自己的蓝皮书分发给各疆吏、使臣、出洋领事，让他们有例可循，成为了很多涉外清朝官员处理事件的依据；变通外部及出使人员章程，当时绝大部分官员认为不需要派遣使者驻外，随着中外情势发展，刘坤一改变了观念，要求将中国遣使驻外一事制度化，设立了一套选拔、考核外交人员的程序；建议对一些渎职的外交人员实行连坐制度，维护中国形象；最后他多次表示希望中国实现民族自强，提高国际威望，作为外交基础。^[31]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俄国、法国、德国三国出面干涉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刘坤一对此认为“为目前计，为将来计，均应联络俄与法、德，以壮声援^[注9]”。为了取得俄的“声援”，他还上奏清廷，建议出使大臣与俄交涉，建立邦交，使其他各国有所顾忌。^[29]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刘坤一给总理衙门和翁同龢、荣禄等人写信，建议秘密联络英国、日本和法国进行干涉。^[29]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俄国企图独占东三省，盛京将军伊拉里·增祺企图与俄方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这一不平等条约，刘坤一闻讯后，请求清政府以允许各国通商为条件帮助中国拒绝俄国的不平等要求，把俄约条款明告各国，激化英、日等国与俄国的矛盾，成功迫使俄国作出让步。^[31]

慈禧太后曾称刘坤一操守为天下督抚第一。^[4]刘坤一去世后，慈禧为他下懿旨称赞其“秉性公正忠诚，才华深远。由廪生再到军旅起家，屡建功勋。成为封疆大吏后恪尽职守，而后任两江总督，兼任南洋大臣。十余年在地方镇守，得到军民爱戴。处理事情合乎法度。北京战乱之时，守住东南，保卫大局，功勋卓著。众望所归，是国家的柱石重臣。^[24]他的好友翁同龢评价“”刘坤一非当时的其他人所能并肩，还说每跟岘庄（刘坤一）谈及时事，都会流泪，无法作答，此人是有深远见识的。^[4]

他的同僚张之洞也赞他：为官廉洁宽厚，不求显赫名声。即使身处危难，仍能顾全大局，毅然承担，从不推脱责任。其忠勇果敢，明断大局，有古代臣子的风范。^[2]晚清名臣郭嵩焘赞他：“在担任两江总督后，用手加额，颂扬朝廷的贤明。而贤者得到要职的名声是会流传兴盛的，江南百姓都认可在他的治理下得到安稳，超越前人。” ^[33]晚清实业家张謇认为：刘坤一办事坚持原则，在大是大非前保持清醒。幸有他才保住了东南半壁江山。^[34]晚清大臣爱新觉罗·绍昌赞他：保住东南半壁江山，立下大功，是君子。可以把年幼的君主托付给他，把国家的政权托付给他，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而不动摇屈服。非常仁善。^[35]

著名学者辜鸿铭：“刘坤一不是学者，而是一位军人，—位粗犷的苏格兰高地老将，他终其一生都保持了那粗率耿直的作风，说起话来调门极高，操着湖南方言。他缺乏知识修养，甚至还不如李鸿章斯文，但像威灵顿公爵一样，他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因功显达。久经沙场的磨练，使他对人对事富有实际的见识，有成熟的判断力。此外，他还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荣誉感。这一点，也与威灵顿公爵相同。说实话，刘坤一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有气节或道德勇气（moral hardiness）的最后一个文人士大夫。” ^[36]

欧阳辅之在《刘忠诚公遗集》后评价其为“东南半壁，擎天一柱”。^[12]

刘坤一身为清廷的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再加上刘晚年的勋望，甲午之后实为疆臣领袖、诸侯之长，他的言行举止、价值取向与清廷的决策不无影响。虽然他与康、梁等维新派有一定距离，但对变法维新却深表赞同，他痛心疾首咸同以来的洋务失败，认为当务之急是亡羊补牢，兴学练兵以图振作。戊戌政变后，群臣咸默，唯刘挺身力言或瞒天过海，想方设法保护了维新以来的许多成就。民族资本主义在甲午战后到20世纪初年得到了初步发展，南洋省份尤其是苏沪地区的经济发展成为了全国之首，又进而推动了全国的近代化进程，这都与刘坤一的极力倡导不无关系。^[4]

范福潮：“就在北方陷入战乱之时，东南各省却保持了安定局面，南北形势，俨然判若两国。议和期间，朝廷在各国领事的一致要求下，惩治了一批祸首，同时也表彰了一批在保护东南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官员，刘坤一居功臣之首。议和期间，他联合张之洞等督抚抵抗俄国侵占东北，反对与俄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辛丑夏，他又与张之洞联手起草变法奏折，五、六两月，连上三折，成为清末新政的纲领性文件；其后，他又在赔款问题上与外国交涉，竭力减少损失，在督导中英商约谈判时，据理力争，维护国家利益，直至病逝任上。” ^[28]

刘坤一的作品主要有《刘坤一遗集》，原名《刘忠诚公遗集》，又名《刘坤一集》。在他生前便开始着手编排，去世后由他的嗣子刘能纪请人继续整理，直到一九二一年才印出来，全书共六十六卷，记载了自咸丰八年（1858年）正月一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八月刘坤一的奏疏三十七卷、电奏二卷，书犊十七卷，电信三卷、公牍二卷、文集四卷，附一卷诗集附联语。有1959版中华书局，及2018年岳麓书社版。中华书局版分为六册，第一册为有关人民革命或反清斗争的，几乎都是镇压太平军和天地会的报告；二是有关于对外交涉；三是有关于练兵和海防；四是有关于中日战争；五则是有关于义和团及东南互保，和反对中俄密约的条陈。六是有关于财政制度，如铸币，军需之类。^[3]

此外，还有刘坤一参与编撰（或领衔）的作品数种，如：《江楚会奏变法折^[注10]》《东征纪略^[注11]》《刘坤一奏咨^[注12]》《新宁县志^[注13]》《萍多县志^[注14]》《江西通志^[注15]》《江西全省舆图》^[38]《东南纪略》《两广盐法志》^[39]

刘坤一还擅长行书，有书法作品传世。马辉《中国书法家大辞典》中赞他字体端正，墨色润泽流畅，行笔稳健疏朗，整体具有一种典雅工丽之美。^[40]刘声木《苌cháng楚斋续笔》称其书迹是学习明代王守仁的行书。^[41]

父亲：刘孔浚，字罕如，号云樵。新宁县学生，“乡举入都”，与曾国藩为友，在乡间以孝顺闻名。^[42]

族侄：刘长佑，与刘坤一曾同在军中^[2]，后升任广东巡抚、广西巡抚。^[43]

嗣子：刘能纪。刘坤一嗣子，刘坤一死后被清廷封为四品京堂。^[24]

左宗棠。刘坤一与左宗棠同为守卫要塞的重臣，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刘坤一曾多次上书支持左宗棠的塞防主张，还帮助左宗棠筹集了数目不小的军费，左宗棠的外交思想也深刻影响了刘坤一。^[31]

郭嵩焘。刘坤一与郭嵩焘一直有着频繁的书信往来，两人对洋务事务有着大体相同的观点，刘坤一也很认可郭嵩焘的洋务理论。嵩焘蛰居乡野后，刘坤一还曾上书推荐他去总理衙门任职。^[31]

翁同龢。刘坤一在第二次任两江总督时结交了翁同龢，刘坤一去往北京后更是多次深谈，关系匪浅。还曾极力举荐刘坤一接替李鸿章主持军事。翁同龢被黜落后，刘坤一很是为其不平。^[4]

李鸿章。刘坤一曾与其就中外关系来往信件。^[44]

张之洞。刘坤一与其关于军需、器械采买，以及“东南互保”事件，多次来往信件。^[44]

瓜尔佳·荣禄。光绪己亥年（1899）刚毅南下前后，刘坤一遭到多方面的攻击。但他既有湘系文武和东南绅商支持，又有荣禄等高层盟友的调护，造成两江“非刘不可”之势。^[45]

刘坤一字岘庄，又位至督抚，所以当时的人称他为“岘帅” 。死后谥号“忠诚”，后人也称他为“刘忠诚公”。^[46]

刘坤一为官近五十年，为一方封疆大吏，政治生涯经手款项以数千万计，却没有什么田产积蓄。刘坤一平时所剩下的俸禄，多被用于行善，对于兄弟子侄，也不会花钱给他们买官。他把居官廉洁清静、重义轻利奉为教条，任两广总督时，掏私财救济国家，在查阅海关时收缴二十万金，也拿取分毫，而是捐十五万给清廷以作储备洋务人才之用，余下五万则用在赈灾，修堤以及各项善举使用。^[11]

《清实录光绪朝实录》^[48]

《清实录同治朝实录》^[49]

《清史稿·本纪二十三·德宗本纪一》^[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