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应骙

许应骙kuí（1832年—1903年），^[2]字昌德，号筠庵，广东番禺县（今广州市高第街）人，^[1][3]曾任户部、吏部、工部、礼部大员，闽浙总督兼福州将军及船政大臣等职。^[2]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许应骙中举人；道光三十（1850年）年成进士，之后入翰林院庶吉士。光绪六年（1880年），奉旨充“会试”副总裁，这是有科举考试以来广东人充当“会试”总裁的第一人。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下“定国是诏”，宣布变法， 许应骙则极力反对，主张将经济科并归于八股。戊戌变法失败后，八月二十八日（10月13日），许应骙被慈禧太后擢zhuó升许为闽浙总督，准予仍在紫禁城骑马，并在西苑门内骑马，以示优宠。^[1]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许应骙与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参加“东南互保”，破坏和阻碍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向南方发展，使八国联军得以集中力量向北方进攻。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朝遂令许应骙开缺回籍。许应骙归里后深居简出，闭门谢客，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在家乡病逝。^[5]

许应骙在同治元年（1862年）参加纂zuǎn修《文宗显皇帝实录》，书成，授冼[xiǎn]马，他还著有《谕折汇存》《许尚书奏议》等书。^[1][3]

许应骙，生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8岁即被录取为县学生，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中举人。道光三十年（1850年），虚岁十九的许应骙就中了进士，之后入翰林院做庶吉士。^[6]咸丰三年（1853年），散馆考试授检讨。^[1]

同治元年（1862年），许应骙参与纂修《文宗显皇帝实录》，书成，授冼马。以后，历任翰林院侍读、侍讲学士、詹事府左右庶子、署国子监祭酒。光绪元年（1875年）充福建乡试正考官，次年被授予甘肃学政。不久，又升为内阁学士、兵部左侍郎。光绪六年（1880年），奉旨充“会试”副总裁。这是有科举考试以来广东人充当“会试”总裁的第一人。后又历任户部左侍郎、吏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等职。^[1]

光绪十七年（1891年），许应骙奉旨任仓场侍郎，认真查办仓场积弊，使“南新仓颗粒无亏”。光绪十八年（1892年），朝廷特赏许应骙可以在紫禁城骑马。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他又任都察院御史。次年，晋升为工部尚书、“殿试”读卷阅卷等职。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许应骙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但由于他不通外情，遇外交涉事则束手无策。因此，不能胜任外交事务之职，是年转礼部尚书。^[1][7]

甲午战争（1895年）之后，光绪皇帝接受了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主张，锐意改革，力图振兴国家。^[7]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下“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御史宋伯鲁上书请废八股，建议将经济岁举与正科合并。然而许应骙则极力反对，主张将经济科并归于八股。五月初二（6月20日），宋伯鲁、杨深秀联衔上书弹劾许应骙“庸妄狂悖，腹非朝旨”，要求罢黜他。光绪帝让他按照所参各节回复，五月初四（6月22日），他回复光绪帝的奏折中，除了反对宋伯鲁、杨深秀所劾各款外，还对维新派首领康有为进行肆意诬蔑攻击。对于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准许官民直接上书言事，但是许应骙等人则百般阻挠不肯代送，诬称王照咆哮公堂。七月十九日（9月4日），光绪帝遂将许应骙、塔怀布等六人革职。^[1]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1898年10月13日），两江总督刘坤一以许应骙“首发康有为之奸”，请“立予超擢”，电奏朝廷。慈禧太后即擢升许应骙为闽浙总督，准予“仍在紫禁城骑马，并在西苑门内骑马”，以示“优宠”。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许应骙奉旨兼署福州将军、船政大臣。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许应骙与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参加“东南互保”，破坏和阻碍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向南方发展，使八国联军得以集中力量向北方进攻。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奏陈采用西法十一条，电约许应骙一同上奏。然而许应骙认为“泰西政要名目繁多，不合国情民意”，拒绝应约。他还回复陈“对政八策”，说什么“勿使中国一变而为西洋风俗”，反对变革。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御史李灼华上奏弹劾许应骙督闽积弊甚深。朝廷令张之洞查复。张之洞复奏言所参各节皆无实据，主张免议。清廷仍诏命部议处，遂令许应骙返回广东番禹，许应骙回归之后深居简出，闭门谢客。光绪二十九年病故。^[1]

慈禧在百日维新初期对光绪帝所颁布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是默许的。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曾12次前往颐和园听训。据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记载：“皇上自四月以来所有举办新政，莫不先赴太后前禀白，而后宣示，虽假事权，并未敢自专也。每有禀白之件，太后不语，未尝假以辞色；若事近西法，必曰：‘汝但留祖宗神主不烧，辫发不剪，我便不管。^[注1]’”慈禧与光绪的矛盾，不在变与不变法，而在权力的争斗；维新派与守旧派的矛盾冲突。直到礼部主事、维新派人士王照上疏建议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游历日本诸国，以考察各国情况，从而开拓眼界。这一建议，遭到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的反对，不肯向上传达这个建议，并阻挠王照上疏。光绪得知后勃然大怒，因为按照新政的改革措施，部院大臣是不能阻挠各级官吏上书的，他认为这是守旧大臣公开挑战新政。为了立威，光绪帝在9月4日下令将怀塔布、许应骙、堃岫[kūn xiù]、徐会沣[xú huì fēng]、溥颋[pǔ tǐng]、曾广汉等阻挠变法的六堂官全部罢免。^[8]

许应骙作为主管一省教育的官员负责推动甘肃的教育发展，出台了多种政策“鼓励选拔各地的学生还到兰山书院监督学生考试（兰山书院是当时兰州城内四大书院之一，也是一所办学质量非常高的书院）他特地对兰山书院予以重奖。他为了给在甘肃做官“经商的广东人建立一个联络的地方，并联络在兰州的粤人“在南府街（今天的金塔巷）买了三院房子建起了广东会馆。^[9]

在戊戌变法时，许应骙成为保守派的代表，被称为戊戌黑旋风。但这位“戊戌黑旋风”并不拒绝新生事物，当时京师大学堂的地址，就是他和奕劻[yì kuāng]选定的。^[10]

许应骙在同治元年（1862年）参加纂修《文宗显皇帝实录》，他还著有《谕折汇存》《许尚书奏议》等书。^[1][3]

许应骙的母亲不是正室，按照族规和祖制，其母死后棺材不能从家庙的中门抬出。这件事情让他非常气愤，于是便质问族人自己能不能从正门中出去，族人的回答是堂堂一品官员，当然可以从正门中出去。于是，他就坐在母亲的棺木上，让人连带棺一起抬出去。众人只得眼睁睁看着他坐在母亲的棺木上从正门抬出许氏家庙。^[2]

许应骙回到广州后，便从高第街搬了出来，在广州白鹅潭畔建造了一所很具规模的私家园林“后乐园”，现在的海珠区还有一条“后乐园街”。^[11]

许氏家族重视教育，在清代，最重要的就是读书当官，许氏也不例外，私塾教育成了家族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许氏后代多由严师培养，而许家除了读书教育，还教做人的原则。^[2]民国初年，许应骙的后人举家南迁到香港，日本人攻占香港之后，曾经在这位清朝重臣后人的门上贴有一张“立入严禁”的告示，由此不仅他的后人免遭了战祸之苦，而且许应骙的遗物也得到了很好的保护，^[20]其遗物中有一品朝服，现在还由他的后人收藏。^[21]

就如何保护许地名人故宅，鲁迅的长孙周令飞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说，目前第一步要做的是对许地的保护，即对于一些危房进行修缮、加固。由于许地已经经历了250多年的历史，而在这期间，许地出了很多杰出的名人，所以家族成员就表示要建一个许地群居地，以纪念名人名事。第二步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故事收集起来，征集文物。像许地这样，拥有集中的民间建筑，又有不少名人居住过的地方，在广州是首屈一指的，所以抢救许地是非常重要的文化举措。许地处于广州市传统中轴线的核心区域，市、区政府也非常重视，对于越秀区政府将许地周边地区建设成为一个集旅游、文化、悠闲的区块，他非常赞成。许氏家族一方面希望把许地保护下来，另一方面希望能把许氏家族的历史展示出来——成立一个广州许地的纪念馆或博物馆，把岭南文化、许氏文化等展示出来，同时，也把广州一些相关的特色文化都浓缩到里边来。不过，还没有大家都比较认可的方案。周令飞还说，许氏家族正在寻求海外资金的支持，以减轻政府的压力。^[11]

许拜庭长子许祥光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率族人在高第街修祠堂、建大宅，此后许氏子孙在此聚居，世称“许地”，终成广州近代第一大家族。拜庭许大夫家庙中心已改为退休教职工活动中心。市政府拟将这里改建为许地博物馆，展示广州近代革命史中与许氏家族有关的荣耀历史。^[12]

许应骙也并非一无是处，当时筹办京师大学堂，他和奕劻跑遍了北京城里城外，最后选中地安门的马神庙。戊戌变法失败后，京师大学堂成为唯一保留下来的新政。——（凤凰新闻客户端 评）^[22]

百日维新中，许应骙站在守旧派的一边，被后人称为“戊戌黑旋风”，强硬得连光绪都感到头疼。——（凤凰新闻客户端 评）^[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