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一种旨在通过施加民族身份认同和民族团结的方式，将成员与其主权国家捆绑在一起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最初以民族运动为载体，也通过各自的国家制度在民族国家中得到复制。根据不同民族主义的兴起历史，其所倡导的民族身份也各不相同。区别标志可包括民族、文化、种族、宗教和血统特征。^[1]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现代意识形态，包含了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民族的归属情感或意识、民族的语言和象征、争取民族利益的社会和政治运动、普遍或特殊意义上的民族信仰和民族意识形态等复杂内涵。在现实层面的表现上，从18世纪末反抗殖民统治、追求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开始，到19世纪末逐渐有了以语言和族裔为民族归属的转变，20世纪更是因为国家社会环境的差别，出现了民族社会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跨国民族主义、民族分离主义等不同类型，这些类型虽然都以民族主义为核心，但在诉求上却各不相同甚至于完全相反。^[2]

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者对民族主义的看法各有不同，但都认可民族主义本身的复杂性，卡尔顿·海斯认为：“民族主义是两种极其古老的现象——民族性和爱国主义的现代情感的融合和夸大。”约翰·布勒依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形态，它指寻求和掌握国家权力的政治运动并用民族主义为理由去证明这种行动的正当性。哈耶克认为民族主义非但不是爱国主义，反而实际损害了国家的利益。E·B·哈斯则比喻说：民族主义是只大象，而研究者是个瞎子，每个研究者只摸到“民族主义”这只大象的一个部分。^[3]不可否认的是自民族主义诞生以来，对世界的发展造成了根本性的影响，曾经的世纪殖民体系在民族主义运动的浪潮中瓦解，曾经的殖民地独立为新的民族国家，不同地方的语言、文化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复兴，民族国家开始以民族利益为核心建立新的国际关系，既有在不同国家的同一民族希望完成民族国家的统一，也有同一国家中的不同民族要求从原国家中分离出去独立建国。^[4]

nation(民族)一词来自拉丁文nationationis，在演变为现代意义之前，意为种类、种族、人群。人们也用genus(生)，由此有indigene(土生)--词。西塞罗使用genus romanum来指罗马民族。按照同一原则，人类被命名为genus humanum。genus一词，就如在natio一词中，强调的都是出生。如同natura(大自然)也是按照生的事实定义的，natio与natus同源，指已出生的事实由此引出两条路:人必定生于某处，并生自某人。土地与血缘。要形成一个民族，应一起出生，即：生于同一年代；生于同一地点；生于同一血统；通过语言和习俗一起长大，一起成人。^[5][6]

宣称属于某一民族，并不需要集中所有这些条件，但至少需要其中一条。“国籍”是一个较晚出现的词，源于拉丁文的naturalis(出生)。在这个意义上的“入籍”指一种序，意味着某种再生，使出生变得更加完美，符合事物的性质。genus具有身份与归属的意义。genus与natio都强调出生，拉丁文还增加了父亲意义上的patria一词的意义，意为故乡的土地从字面上讲，即属于父亲的土地，由此而引出感情和服从关系、父子关系及权威关系。追溯词源不仅仅提供了词的起源，也为人们提供了大部分意义，无论是原有的还是引申出来的。词源学不仅使我们明了某词古代的出处，并且告诉我们人们在用这些词的时候不完全意识到的选择。race(种族)一词，源于拉丁文，但出现较晚。它属于理性，或合理化的范畴，因此，可以归于近代理性主义。此词同理性主义有着共同的词根。race一词并未出现于“自然”的范畴，而是出现在“分类”的作品中。然而，种族的实际和观念仍然存在于古代世界。词源学以拉丁词genus证实了这一点，但希腊词ethnos(人种)和genos(根种)更证实了这一点。^[6]希腊人并没有对应于近代民族的专门词，种族、人民、民族均可在ethnos(人种)一词中读出。ethos的文化意义更强，指后天获得的。在希腊文里，存在着民族或族群的特征(toeth-nous phronema)。语汇学使我们可以分辨民族(ethnos)、习惯(ethos)和风俗(ethos)之间的区别，这些都与对自身的定义，对自身外在的限制有关。^[6]

而对于“民族主义”的词源学考察，有学者追溯到但丁的《论世界帝国》，认为“罗马民族就是最高贵的民族”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表述。“民族主义”一词则最先在15世纪出现于莱布茨格大学的校园里围绕“波希米亚人”和“非波希米亚人”的“出生地”（Nations）问题曾进行了一场学术争论。争论中双方使用了“Nationalism”这个词，在当时这个词仅仅指莱布茨格的教授为了保卫相同出身地同胞的共同利益而组成的联合组织。1789年流亡伦敦的法国教士奥古斯丁·巴洛使用Nationahism这个词，来指称推翻封建君主政体的一种社会力量，1836年这个词首次出现于《英国牛津词典》，1844年民族主义出现于各种社会文本中，其基本含义被解释为：对一个民族的忠诚和奉献特别是指一种特定的民族意识，即认为自己的民族比其他民族优越，特别强调促进和提高本民族文化和本民族利益以对抗其他民族的文化和利益。里亚·格林菲尔德指出，民族的含义经历了语义变化的之字形(zigzag)模式，以致使其含义从最初指“一帮外国人”，经过一系列变迁发展到指“独一无二的人民”。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产生的时代上，有的学者认为民族和民族主义是古老的、持久不断的现象，也有的学者认为民族与民族主义都是现代的产物。^[3][7][8]

“民族主义”一词虽然具有如此悠久的历史但至今尚无一个统一的定义。E·B·哈斯曾作过这种比喻：民族主义是只大象，而研究者是个瞎子，每个研究者只摸到“民族主义”这只大象的一个部分。^[3][8]

国内外学者对民族主义的理解基本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思想观念形态的东西。如卡尔顿·海斯认为：“民族主义是两种极其古老的现象——民族性和爱国主义的现代情感的融合和夸大。”汉斯·科恩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思想状态它要求对民族国家怀有至高无上的忠诚。安东尼·吉登斯说：“民族主义这个词主要指一种心理学的现象即个人在心理上从属于那些强调政治秩序中人们的共同性的符号和信仰。”《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是这样解释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上的学说和情感是一种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另一类观点认为民族主义不仅是思想观念形态的东西也是一种现实的运动，约翰·布勒依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形态，它指寻求和掌握国家权力的政治运动并用民族主义为理由去证明这种行动的正当性。安东尼·史密斯也认为民族主义是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的结合体它包括特定的语言、意识和象征。有的学者把民族主义的涵义归纳为三种状态的总和：心理状态或思想观念；思想体或意识形态；社会践群众运动。^[3][8]

以上两类观点各有侧重，民族主作为一种“主义”把它定义为一种思想观念时它表现出意识形态的特点，当它与民众运动相结合时民族主义的观念会形成一种力量深刻地影响社会发展进程。民族主义观念与民族主义实践有着密的联系但二者还是有区别的不能等同起来。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给民族主义下一个定义：民族主义是近代以来民族在其生存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基于对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强烈认同、归属、忠诚的情感与意识之上的旨在维护本民族权益、实现本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发展要求的思想观念或意识形态而这种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往往会演化为民族主义运动。^[3][8]

关于“民族主义”中“民族”这一词的定义也是复杂的，从其内容上看大致可以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以西欧、北美学者为代表的西方民族观。这一派的观点在整个世界民族学和国际关系学界占据绝对优势具有十分普遍的学术影响。即民族是一个现代概念它肇始于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774年的美国独立战争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对民族的发展而言是两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里程碑。第二类是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四个共同”论，1914年斯大林在其名著《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中提出的民族定义是：“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安德森则将民族定义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3][8]

在“民族主义”和“民族”之间的关系上，现代学者则普遍认可“民族主义”造就了现代“民族”这一观点。林茨和斯泰潘认为，“现代民族观念和现代民族主义直到18世纪晚期才开始出现”。吉登斯也认为“民族和民族主义均是现代国家的特有属性”。盖尔纳则将民族主义的产生更为细致地与欧洲工业时代的来临结合在一起，他认为农业社会的社会组织完全不利于民族主义原则，但工业时代需要更多的人识文断字并掌握专业技能，劳动分工打破了个体间的隔绝状态从而形成合作状态，民族主义意识也借此传播。一方面现代性确定了民族主义产生的时代，另一方面民族主义产生于现代化的过程中也是现代性的重要表现。政治共同体是民族主义的最重要诉求，该诉求强调他者意识，强调民族的政治权力，同时也强调共同体内成员的平等。“民族主义”既在思想层面，也表现于现实行动层面，社会科学所讨论研究的“民族主义”正是这种被自觉的意识推动的自觉行动。^[3][8]

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等人强调，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在盖尔纳看来“民族主义根本不是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而是在以前不存在民族的地方发明民族"。^[9]安德森将国家理解为 "想象中的政治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 但 "想象 "的定义是 "创造 "的意思，而不是 "虚假 "的意思。^[10]即宗教共同体（religious community）和王朝（dynastic realm）这两个相关的两个文化体系，是现代民族主义的文化源头。18世纪不只标志了民族主义的降生，也见证了宗教式思考模式的衰颓。这个带来了启蒙运动和理性世俗主义的世纪同时也带来了属于它自己特有的、现代的黑暗。尽管宗教信仰逐渐退潮，但曾经孕育这些想象共同体的痛苦并未消失，天堂解体了，所以没什么比命运更没道理；救赎是荒诞不经的，也没了非要以另一种形式延续生命的理由。因而民族这个概念则接替这一部分职能，通过世俗的形式，重新将宿命转化为连续， 将偶然转化为意义。^[10]

与现代主义理论家相反，其他一些民族主义学者如安东尼-D-史密斯或克利福德-格尔茨承认，由语言、宗教、亲属关系网络、文化特征或准种族共性所界定的民族国家在没有民族主义的情况下也有自己的生命。对于这些理论家来说，民族主义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原始（primordial）归属感的体现。卡尔-雷蒙德-波普尔（Karl Raimund Popper）早在 1945 年就在其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第二卷中提出了类似论点。他认为民族主义是原始本能的部落归属感的遗迹，受激情和偏见的支配。此外，民族主义对波普尔来说意味着一种以集体责任取代个人责任的怀旧愿望。在波普尔看来，民族国家本身只是一个神话，没有任何道理可言，只是一个非理性和浪漫的乌托邦；它是 "自然主义和集体主义部落主义的梦想。"^[11]

在封建时代的欧洲意识形态领域中，在以采邑制为基础的封建等级制，国王多是间接地同其臣民发生联系，广大民众的效忠感情只是指向其直接依附的领主、庄园或行会、城市，呈现出明显的地方性而非全国性。但其思想又为基督教会所统治、支配，形成一个统一体一一基督教世界，并通过人们对基督教的同一信仰显示出人们思想观念上的普世主义。比如对于一个欧洲人来说：首先他是基督教徒，其次是勃艮弟人，最后才是法国人。这种既具地方主义、又是普世主义的“二律背反”忠诚情感正是当时西欧社会的真实写照，与民族国家的观念完全背道而驰。只有到中世纪后期，随着人们由神权至上向王权至上的观念转变，封建王权的振兴，中央集权的王朝国家建立，民族国家的观念才朦胧产生，在此基础上孕育出西欧市民阶级的民族主义则是近代民族主义的前身。^[7]

11世纪以来，西欧各国开始形成以城市为中心的地方市场，在随后的发展中全国性的国内市场也逐渐成熟，国家内部经济联系的密切，为西欧现代民族的出现创造了经济基础。而随着城市的兴起，作为资本主义幼芽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市民阶级”的力量也日益增强。从其经济利益出发，他们反对封建领主和教会对城市的控制和干涉，并希望结束封建割据状态，这种趋向无疑符合了各国君主扫除诸侯割据、摆脱教会控制、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于是市民阶级与王权在加强中央集权、建立统一国家的斗争中结成联盟，共同推动了西欧的英吉利、法兰西和西班牙等现代民族及其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到16世纪前后，英法西这三个西欧国家初步完成民族统一，建立君主专制国。而西欧另外两个主要国家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和意大利在当时由于缺乏这样一个市民阶级支持下的强大王权，难以完成民族统一，仍陷于四分五裂的割据状态。^[7]

相比于分封传统，王权为代表的中央集权象征着“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的倾向”，因而在中世纪后期，西欧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里兴起一种加强王权、建立民族国家的市民阶级民族主义思潮，其主要内容为：反对分裂割据，促进国家统一，宣扬王权至上，要求教会民族化，推广民族语言，崇尚民族文化。这种市民民族主义思潮，在14—16世纪的西欧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两大历史性的社会文化运动中得到明显而具体的表述，从而为近代民族主义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7]

尽管中世纪后期形成了英法西这些西欧君主国，开启了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进程，但毕竟还属于以王权为中心和封建专制的“王朝国家”，国王大权独揽其意志即法律，君王治国不是以国家或臣民的幸福为出发点，而以维护其王朝利益为核心，国家的兴衰取决于统治王朝势力的盛赢，这种国家自然不是确切意义上的近代民族国家，并且成为构建近代民族国家的障碍。^[7]

随着历史的发展，由市民阶级演进而来的资产阶级羽翼渐丰，必然同封建王权“这一以奴役和掠夺相报答”的昔日盟友展开斗争，从反对分裂割据转向反对封建专制，由支持王权变为反对王权，以全民族的名义展开对封建君主和王朝国家的批判，要求获得自由、平等、人权、幸福。将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相结合，在摧毁王朝国家的基础上，着手构建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近代民族国家。从16世纪中叶尼德兰反西斗争开始，借助于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及欧美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洗礼，以反对封建专制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统一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在西欧北美正式形成。^[7]

1566一1609年，在欧洲资本主义经济最为发达的尼德兰爆发了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西班牙在北尼德兰的封建专制统治。革命后建立的荷兰作为“十七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与西班牙、英国和法国等激烈争夺海外贸易和殖民霸权。于是如何处理独立民族之间的关系，在国际关系^[注1]中应遵守怎样的共同规范，就被提上议事日程。17世纪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适应时代的需要，创立近代国际法学理论。他在代表作《战争与和平法》中，把独立的民族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即个别的主权者，指出主权不仅是一国内部的最高统治权，而且具有对外独立、不可侵犯的意义，从而在国际法中首倡民族平等的主权学说，揭示了民族(民族国家)对外独立性的这一民族主义要义。^[7]

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比尼德兰革命规模更大，影响更广泛更深刻，它在政治上打垮了封建专制王朝的统治，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诞生，使英国由封建专制君主国逐渐演变为继荷兰之后的第二个近代民族国家，并在欧洲率先走上了以工业化为龙头的现代化道路。英国革命时期的政治家约翰·密尔顿提出，人民与国王订立契约，将权力委托给国王，但没有放弃其最高权力，当国王要剥夺人民这种“自然而天赋”的最高权力时，人民就有权审判、废黜乃至处死他，从而以“主权在民”的思想粉碎了“君权神授”的谬论。他还是将民族主义与“自由”相联系的率先者，强调他所热爱的民族，是人民享有自由的民族。较其稍后的英国思想家约翰·洛克在其名著《政府论》中，以“天赋人权”原则为基础，论证了民族解放理论，洛克的理论实际上已包含了朦胧的民族自决思想，客观上为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解放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而17世纪的法国思想家拉·布吕耶尔也发出“专制之下无祖国”的呐喊，认为当广大民众身为专制统治之下的臣民、而非独立自由的个体时，难以产生热爱与忠诚祖国的强烈感情，而这种感情正是近代民族国家建立的必要前提。^[7]

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在北美，清教主义和自由主义共同构建了美国民族主义的形成，北美人民正是从这两个思想渊源中找到了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以及构建新的民族国家的强大思想武器。^[12]

1775—1783年北美人民推翻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是世界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解放运动，这期间所颁布的《独立宣言》是宣告近代民族主义的首部纲领性文件，为建立在自由思想多元主义和世俗生活方式基础上的民族主义打上了永恒的烙印。《独立宣言》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正是继承了洛克等欧洲启蒙思想家“天赋人权”的理论，断言殖民地人民也拥有摆脱宗主国殖民统治、建立新的独立政府这一天然权利。《独立宣言》开宗明义地宣布：“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这些政府的正当权力，则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到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是损害这些目的的，那么，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独立宣言》的发表标志着欧洲之外世界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而且这是殖民地人民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建立的完全独立的民族国家。^[7]

18 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及法国大革命，推动了近代民族主义的最终确立。反对封建专制王权，争取“民主”、“共和同爱民族、爱祖国相结合，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在民族主义理论建树上的突出特征。亨利·阿格索明确指出：在封建君主政体下，人们对祖国的爱根本不存在，只有在共和政体下，祖国的利益、命运和他们个人的利益、命运一致时，人们才会产生对祖国的真正热爱。法国大革命在自由、平等、民主、共和的口号下，高举全民族利益的旗帜，在彻底的反封建革命进程中把民主主义同民族主义紧密结合，充分展示了近代民族主义的深刻内涵。1789年流亡伦敦的法国教士奥古斯丁·巴洛首次使用Nationahism这个词，来指称推翻封建君主政体的一种社会力量，这是“民族主义”一词在欧洲社会层面作用的最初体现。^[7]

大革命中通过的《人权宣言》是一部闪烁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光华的伟大文献，宣言以“天赋人权”“主权在民”为理论核心，从根本上扫荡了王朝国家的社会法律基础，奠定了以人权、自由平等重新构建民族国家的原则。《法国大革命史》中描述道：民族是一个整体，全体公民都汇成一体，等级和阶级都不复存在，全体法国人组成了法兰西民族。^[7]

民族自决原则也在法国大革命中诞生，当吉伦特派假借革命名义试图把解放战争变为征服战争时，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严肃指出，尽管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原则具有普遍性，适用于所有民族，但决不能用强制的办法去推行法国现有的原则和政体，更不能对他们实行征服和掠夺。法国应该把(当地)人民自由的命运交到他们自己手里，在他们那儿宣布权利宣言和民族至上，他们应当在这样的庇护下团结起来，然后自己规定自己政府的形式。^[7]

从1790年10月维桑特·奥热领导的海地革命，到1826年1月23日最后一批西班牙军队撤离秘鲁的卡亚俄港。经过36年完整的运动，以及前仆后继的浴血奋战，终于全部把西属拉美从西班牙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实现了民族独立目标，拉美人民这期间追求民族独立的运动，被称为“拉美独立运动”，引领革命运动，高举民族独立、自由大旗的革命领袖，他们往往在欧洲受过近代民族民主思想的熏陶，或是直接参加过欧美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洗礼，乃至参加或亲身经历了法国大革命。拉美独立运动持续时间之长，波及的地区之广，卷入斗争的人口之多以及其激烈的程度，在很多方面为美国所不及，在世界殖民地革命运动史上也十分罕见。^[13]

巴西也在人民群众长期反殖斗争的基础上，自上而下地开展独立运动，于1822年宣布独立，脱离葡萄牙宗主国统治。通过这次规模宏大的民族独立运动，墨西哥等17个独立国家在拉美诞生，奠定了今日拉美民族国家的政治体系，拉美各新兴民族也加速形成，为拉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7]

19 世纪欧洲民族运动连绵不断，其基本内容为：对内反对封建专制争取民主共和，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对外摆脱异族压迫，追求民族自决和独立。其整个进程呈现三次高潮。第一次由1820年3月西班牙人民反法起义开始，虽然这场民族起义以及同年7月爆发的谋求独立、统一的意大利革命先后失败，但在它们影响下的1821一1829 年希腊独立战争却赢得胜利。第二次高潮是由 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掀起的，随后比利时、波兰、德意志、意大利相继爆发民族民主运动，其中比利时独立斗争获得成功。第三次高潮则是汹涌澎湃的1848—1849年革命它是19 世纪上半叶欧洲规模最大的民族民主运动，在 1848 年1月意大利起义的号角下法国德意志、奥地利、波兰、捷克、牙利罗马尼亚到处掀起革命的波澜，在几乎除俄国外的整个欧洲大陆沉重打击了各国封建专制势力。虽然没有完全实现其预期目标，却为日后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涌现及资本主义的发展莫定了基础。^[7]

1880到1914 年之间民族主义出现了三个最显著的新特点：第一，曾是自由主义时期民族主义核心要紊的“门槛原则”已遭扬弃，任何一群人只要自认是一个民族，便有权在他们居住的领土上享有独立的国家主权，并拥有自己的政府，全权治理国家；第二对这种“不具历史渊源(umhistorical)的民族而言，它们自然会以族源、族裔特性以及语言等因素，作为决定民族归属的重要指标，甚至演变成唯一指标；第三，以欧洲国家为代表的民族情感在19世纪最后10年迅速右转，成为右派政治人士挥舞的大旗。^[14]

18世纪晚期，在横扫全欧的浪漫主义影响(特别是受到德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下，欧洲各国都掀起一股崇尚单纯、简朴以及尚未腐化的乡居生活之风，也开始重新发现不同人群特有的民俗传统，而着手整理方言民谣，更是这场尚古之风的重心所在。这场极富民粹精神的文化复兴运动，适为日后陆续崛起的数波民族主义运动，莫下了不可动摇的基础。19世纪前半叶掀起了两起大规模“非国家民族主义运动”，本质上是通过知识分子所使用的高级文化与上乘文学语言。将分属不同国界地域的人民，凝案成同一个民族。尤其对德国或意大利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而言，语言是他们能否建立统一国家的核心要素，民族语言是唯一能使他们成为德国人或意大利人的凭借，并可借此导出深厚的民族认同。^[14]

族裔方面，在19世纪末，发展出具有影响力的生物学理论或伪理论(pseudo-theories)，用来说明民族与遗传之间的关系。社会科学对“种族”(race)概念的转变可从两方面来分析：其一，以往人们只是根据不同肤色，将人类分为少数几个种族，可是在 19 世纪下半叶，种族区分已发展到要把白种人再细分成“雅利安人”(Ayans)和“闪族人”(Semites)；而雅利安人还细分成北欧人(Nordics)阿尔卑斯人(Alpines)以及地中海人(Midteranians)等。其二，达尔文进化论加上后来的遗传学，共同为种族歧视提供看似强有力的“科学”佐证。“种族”和语言经常被混为一谈，以致缪勒(Max Muller)这类严谨学者愤怒地指出：“种族”这种遗传学观念，根本不可能从语言问题中演绎出来，因为语言并非遗传得来。有时种族主义者甚至会把对种族纯正度的坚持(包括对异族杂交的恐惧)，推展到语言民族主义之上，要求必须戳力维持语言的纯正性(排斥外来语的影响)，“种族”与“民族”竟然变成同一件事，人们把它们视为同义词，而且还漫无边际地把种族特质等同于民族特质。^[14]

故而在19世纪末，族裔和语言成为公认的界定民族的重要标准，甚至主导因素。这段时期的民族意识，无法与社会或政治意识分隔开来，因为这些不同的意识是纠缠在一起的，民族意识的进展过程(除非是认同整合主义或极右派民族主义的阶级或案例)，既不是直线发展，也不必然会牺性或排斥别的社会意识。而在这种与社会或政治意识深层次的绑定下，民族主义便从一个原本与自由主义及左派有关的概念，逐渐向种族沙文主义、帝国主义及右派排外运动转变。^[14]

20世纪初，随着西方列强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逐渐告成，国际上已形成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尖锐对立的全球民族关系格局，一个以少数资本主义列强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制的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已经出现。东西方的民族运动发生根本性转折，在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那里，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创建统一的近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已经完成，资产阶级已由争取“天赋人权”和“人民主权”斗争的领导者演变为全球大多数居民和民族的压迫者和奴役者。原先基本上是单一民族国家的英法德俄日美现已变成控制众多被压迫民族和殖民主义的国家。于是民族问题由局部的国内问题变为国际问题，逐渐和殖民地问题相挂钩，扩大为民族殖民地问题，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奴役成为该时期殖民地民族主义的首要内容。^[15]

一战前后的民族主义浪潮第一阶段主要发生在亚洲，19世纪末20世纪初，亚洲民族资产阶级由改良走向革命，掀起 1905—1912 年东方民族主义革命风暴，1904一1905 年日俄战争和俄国革命是引发这次革命风暴的导火线，日俄战争中日本战胜俄国的结局给当时亚洲人民以极大刺激。由日俄战争触发的1905年俄国革命沉重打击了沙皇专制制度和整个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也使东方被压迫民族兴奋不已。1905—1911年伊朗爆发了反对卡扎尔封建王朝和俄英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1908一1909年土耳其爆发了青年土耳其党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1911一1912 年中国爆发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在此前后，印度、越南、朝鲜、印度尼西亚等国也相继爆发了群众性的反帝斗争。^[15]

这次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亚洲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取代改良派，成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领导者，并且开始同人民的革命运动初步结合，人民运动也逐步由自发到自觉、由散漫的变为有组织的、由旧式的农民暴动变为以工农大众为主的多种形式的群众性政治运动，争取独立的民族主义和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成为这次革命风暴的两面旗帜。而相似的历史遭遇、反帝反封建的共同使命，促使亚洲各国志士在革命期间相互援助，同舟共济，当时亚洲出现了“亚洲和亲会”“东亚同盟”等区域性革命联盟组织。这次“东方风暴”不止在亚洲各国间相互影响，引起连锁反应，还成为了世界革命的“新源泉”，反过来影响欧洲革命运动。^[15]

20 世纪初，长期受到奥斯曼帝国土耳其人专制统治的巴尔干半岛各民族，要求民族解放，建立独立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迅速高涨。1912 年10月，以土耳其拒绝给予马其顿、色雷斯自治为导火线，由门的内哥罗、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4国组成的巴尔干同盟掀起反对土耳其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迫使土耳其于次年5月签订和约，由此结束了土耳其对巴尔于半岛各族人民的专制统治和异族压迫，阿尔巴尼亚获得独立。然而由于外部因素影响，以及巴尔干民族主义运动本身的复杂性，巴尔干各民族在联合反抗土耳其人压迫的同时，谋求建立大民族国家，提出诸如大塞尔维亚计划、大保加利亚计划、大罗马尼亚计划、大黑山计划、大阿尔巴尼亚计划、大克罗尼亚计划等大民族国家计划，彼此间爆发了实现大民族国家计划的战争，即1913 年6月到9月爆发的第二次巴尔干战争。^[15]

一战后，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则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兴起，特别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构成了这次民族主义浪潮的第二阶段。一方面，一战加深了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战争期间列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加紧资源掠夺，强征众多人口充当炮灰，给当地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另一方面也为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解放斗争创造了客观上的有利条件，不仅英法老牌殖民主义列强力量大为削弱，沙皇俄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也在大战前后的革命洪流冲击中土崩瓦解。欧洲列强之间的相互争斗，也为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的推进创造了有利条件。德国人支持北非马格里布民族主义者拿起武器反抗法国殖民统治，而英国和法国则积极煽动从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到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情绪，以对抗与德奥结盟的土耳其人。^[15]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则更为显著，俄国人民在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以马列主义为指导，通过暴力革命，推翻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开创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相对立制度并存的国际格局，在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中撕开了一大缺口，为世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国际环境，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和东方民族解放运动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从而为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推翻帝国主义统治，最终解决民族殖民地问题开辟了广阔而现实的道路。苏维埃政权对内力求以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原则来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对外摒弃沙皇俄国的帝国主义对外政策，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压迫和殖民奴役，主张各民族不论大小一律平等，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取消沙皇政府与中国、土耳其、伊朗等国订立的各种不平等条约，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这些举措既给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以有力的鼓舞又为各国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指明了前进方向。^[15]

于是1919年一1927年左右，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再度掀起民族主义运动的汹涌浪潮。其规模空前，几乎遍及亚洲各国，还扩展到非洲和拉美的部分国家。由东往西计有：东亚的朝鲜三一运动(1919 年)中国五四运动(1919)和北伐战争(1924一1927 年)；东南亚的缅反英运动(1918--1922 年)印度尼西亚反荷起义(1926--1927 年)；南亚的印度第一次不合作运动(1920-1922年)；西亚的阿富汗独立战争(1919年)伊朗吉朗民族民主运动(1920-1921 年)土耳其凯末尔革命(1919-1934 年)伊拉克反英起义(1920年)叙利亚和黎巴嫩反法起义(1925--1927 年)；非洲的埃及独立运动(1919-1924年)摩洛哥里夫起义(1921一1926年)比属刚果基班固运动(1921年)；拉美的海地反美斗争(1918一1920 年)尼加拉瓜抗美游击战争(1926一1933 年)古巴农民反美起义(1927 年)等等。^[15]

殖民地半殖民地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是这一时期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类型，由于亚非拉地区辽阔各国国情千差万别，所以此时民族主义运动的类型也丰富多样，既有以中国五四运动及北伐战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领导型，又有以阿富汗独立战争为代表的爱国封建贵族领导型，还有以摩洛哥里夫起义为代表的爱国部落酋长领导型，以及以比属刚果基班固运动为代表的爱国宗教人士领导型，但最多的还是以土耳其凯末尔革命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领导型和以尼加拉瓜反美游击战争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领导型^[15]。

亚非拉反帝民族运动也表现出了新的特质，一些原先求助于西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转而求助于苏俄政府，苏俄政府成为东方各国反帝独立斗争的坚强后盾，使后者摆脱了以往那种孤立无援的状况。无产阶级开始掌握革命运动的领导权，通过十月革命，俄国工农翻身解放成为主人翁，激起了殖民地人民摆脱奴役争取解放的新希望。一批曾向西方探寻救国道路的先进分子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身也由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演变为初步的共产主义者。在中国，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于次年制订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纲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并同国民党合作，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北伐战争掀起1924一1927年全国性的反帝反封建大革命。这种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突出地反映了十月革命后亚非拉革命运动的进步趋势。^[15]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鼓舞下，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蓬勃高涨，广大殖民地附属国赢得民族独立，宣告帝国主义全球殖民体系的彻底崩溃，第三世界国家作为国际舞台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逐渐崛起，以此为主流，形成以民族独立、国家解放、人民自由为核心的20世纪第二次民族主义浪潮。除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外，还有分别来自东西方阵营内部各国的民族主义力量。在资本主义阵营中，表现为法国、联邦德国、英国、日本等国力图消除对美国经济上的依赖和外交上的依从，以民族主义旗帜维护自身权益，反抗美国霸权，重振国力，增强对国际政治经济事务的影响力；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表现为中国、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试图摆脱苏联模式的桎zhì梏，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国情相结合，探索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道路，抵制苏联干涉内政，维护民族主权和利益。^[16]

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延续和扩大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半殖民地，其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宝贵经验为亚非拉人民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有利的启迪和借鉴，使民族解放运动越来越具有人民性，人民群众在运动中成为决定性的力量。^[16]

东南亚和南亚是该时期全球民族独立运动的两个集中区域，二战前除泰国保持形式上的独立外，东南亚和南亚各国都是欧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保护国，二战中日本侵占了东南亚大部，东南亚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二战结束后，以日本殖民统治崩溃为契机，旋即掀起民族独立运动高潮，其中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提出潘查希拉(Pantja Sila)建国“五原则”一民族主义、国际主义(或人道主义)协商制度(民主)社会繁荣和信仰神道的译音，所以潘查希拉社会主义又称五基社会主义。潘查希拉实际上是印尼“独立之父”苏加诺20-50年代民族主义思想演进的结晶，1926年他在《民族主义、伊斯兰教、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指出，民族主义不应该是一种狭隘的排他主义，而应“像空气那样广阔和巨大”，民族运动的方向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方向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中的剩余价值学说与伊斯兰教中的反对高利贷主张基本相同，故真正的伊斯兰教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也不反对民族主义，而要求穆斯林热爱他的国家；印尼大多数资本属于外国资本，其工人运动必然把争取民族解放、反对西方资本主义放在首位，而这也是以民族主义为主流的“三元联合”主张。

战后印度民族运动也空前高涨，1946年孟买水兵起义和海德拉巴农民起义敲响了英国殖民统治的丧钟，风雨飘摇中的殖民当局被迫改弦易辙，1947 年 6月英国总督蒙巴顿颁布将英属印度分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独立自治领的法案，8月14日和15日巴基斯坦和印度分别独立。印度总理尼赫鲁认为，一个处于外国统治之下的国家必然首先考虑民族主义，但今天世界上争取变革的强大的经济力量对这种民族主义的影响越来越大，它到处正以社会主义的外衣出现独立和社会主义成为其目标。只有把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同社会主义的宣传结合起来，才能建立国大党领导下的包括社会各阶层的反英统一战线。社会主义最终将不得不作为政治外衣，把民族主义推向前进，这就是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共同点，两者都赞成政治独立。翌年锡兰(今斯里兰卡)也摆脱英国殖民枷锁而独立。^[16]

虽然西方帝国主义不愿意放弃殖民利益又卷土重来，希望昔日殖民秩序，经过反法西斯战争洗礼的东南亚人民经过曲折艰苦的武装斗争后，相继赢得民族独立。1946年菲律宾独立，1945年越南独立，1948年缅甸独立，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独立。1954年日内瓦协议确认越南、老挝、柬埔寨印度支那三国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原则。^[16]

在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领导下，1952 年埃及爆发七月革命，推翻了亲英、反人民的法鲁克王朝，次年埃及宣布废除君主制，成立共和国，随后埃及坚持反帝立场，1956年收回苏伊士运河，第二次中东战争中击退了以色列及英法联军，迫使1956年英军完全撤出埃及。而北非的其他国家则开创了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三种不同道路，一是由英法比托管的原先属于德意的殖民地，在当地人民强烈要求下，由联合国出面结束托管而取得独立，如1951年独立的利比亚；二是殖民地人民以独立斗争迫使英法等宗主国进行宪法改革，逐步经过各阶段的自治而最终完全独立，如苏丹；三是殖民地人民以长期武装斗争，迫使宗主国通过和谈，承认独立，如1956年独立的突尼斯摩洛哥。^[16]

非洲独立风暴由北非向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伸展，1955年亚非会议的成功召开，以及1956年埃及人民抗击英法以侵略者的伟大胜利，阿尔及利亚等北非诸国民族解放斗争的英勇开展，迎来了非洲人民民族解放运动高潮。1957年加纳成为战后黑非洲第一个独立国家，1958 年几内亚又在法属黑非洲中率先独立。以此为序曲，独立风暴以锐不可挡的气势迅猛席卷整个黑非洲。仅在 1960年一年中，就有喀麦隆、多哥、马达加斯加、扎伊尔、索马里贝宁尼日尔、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乍得、中非刚果、加蓬、塞内加尔马里、尼日利亚和毛里塔尼亚等17个国家获得独立，因而1960年以“非洲年”而载入20世纪史册接着1961-1968年非洲又诞生15个独立国家其中除北非阿尔及利亚经过8年艰苦战争最终在1962年赢得独立外，还有塞拉利昂、坦桑尼亚、布隆迪、卢旺达、乌干达、肯尼亚、马拉维、赞比亚、冈比亚、博茨瓦纳、巴苏陀兰、斯威七兰、毛里求斯和赤道几内亚等14个黑非洲国家，至此非洲独立国家骤增到41个，英法在非洲的殖民统治基本被摧毁。^[16]

1958 年伊拉克取得民族革命胜利，推翻由英国全面控制的费萨尔王朝。海湾国家科威特、南也门、巴林、卡塔尔和阿联酋相继在1961—1971年摆脱英国殖民柳锁而宣布独立；1959年古巴革命的胜利在拉美竖起反美旗帜，1964年巴拿马为收回巴拿马运河主权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美爱国斗争，加勒比海地区民族独立运动也走向高潮，1962年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964年主亚那和巴巴多斯四国先后成为独立民族国家。^[16]

与20世纪前两次民族主义浪潮不同，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不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或社会发展形态属性(资本主义、殖民主义或社会主义)，它的兴起和发展具有全球性和综合性，在表现形式和内容上则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空间跨度上不仅涵盖全球范围，且影响了众多发达国家。西欧不仅有英国的北爱尔兰、西班牙的巴斯克、法国的科西嘉等民族问题升温，而且比利时的佛拉芒人与瓦隆人之间的矛盾，两德统一后的右翼排外运动、新纳粹主义也逐渐突出；亚洲民族冲突几乎困扰着从地中海东岸的西亚经大陆腹地的中亚到濒临印度洋的南亚的各个国家，泛伊斯兰主义、泛突主义在中西亚的崛起也令人瞩目；北非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已蔓延埃及苏丹和马格里布诸国；黑非洲部族之间争权夺利而引发的部族残杀比比皆是，尤其是在索马里、南非、卢旺达布隆迪等；美洲北有加拿大的法裔料北克人独立运动，南有引起拉美各国普遍关注的土著印第安人问题，美国也出现1992年洛杉矶种族冲突事件和1993年夏威夷土著复国运动。^[16]

从特征上分析，民族分离主义成为这次民族主义浪潮的主流。90年代初在前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克多民族联邦制国家内部纷纷再现分离主义运动，原先的加盟共和国相继脱离联邦而恢复为主权的独立国家，其中既有战争分离，也有和平分手。引人注目的是，一些原少数民族建立自己的主权国家后，它们内部的原多数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担心自已权益受损，又纷纷要求在这些新独立国家的内部再分离，再与母国合并或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从而在前苏联东欧出现“原子裂变式”局势，国家越分越小也越多。在前苏东的民族分离主义浪潮影响下，不仅中东、非洲、南亚和亚太地区出现类似的分离主义或复国主义抬头趋势，多年来一向平衡的西欧北美也分别遇到北爱尔兰、科西嘉巴斯克、魁北克和夏威夷等地分离主义问题再现的困挠。^[16]

民族问题与宗教因素、领土争端相互交错，当前在许多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与宗教观念的强化往往是相伴而随交互作用的。近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上升的势头已成为制约、影响整个中东乃至全球国际格局演变的关键因素，在阿以冲突、苏丹内战等民族纷争的背后都有着宗教抵悟的背景民族分布地域与国家疆界不相一致的普遍状况，也时常造成民族问题往往与领土争端密切相关，导致有关国家之间难以梳理的纠葛冲突。不仅马其顿、保加利亚、希腊在马其顿的民族和领土问题上的龃龉不断，而且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的欧加登争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克什米尔争端，构成民族之争与领土之争重叠的显例，而难分难解的波黑三方内战更是民族、宗教、领土之争“三合一”的典型代表。^[16]

民族解放运动是在反殖民主义的正义斗争中产生的，它与殖民主义的兴衰紧密关联。民族解放运动是一种近代以来的全球性历史现象，是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被压迫广大民族，反抗外来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统治、谋求自身独立解放的民族解放运动，是殖民地民族主义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17]

近代殖民主义始于 15 世纪初叶，1415 年葡萄牙侵占摩洛哥的休达，在那里建立了欧洲人在海外的第一个殖民据点。最先登上殖民侵略舞台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15一16 世纪它们通过沿非洲海岸的冒险航行开辟从欧洲至东方新航路的“地理大发现”在非洲、美洲和亚洲争夺殖民地。这种殖民掠夺政策虽然有效地为宗主国的资本原始积累攫取了巨额财富，加速了资本主义在欧洲诸国的确立及工业革命的到来，背后巨大代价却是亚非拉千百万人民的死亡古老民族的毁灭和正常历史发展进程的中断，人们从中可以找到迄今为止的亚非拉众多国家和民族贫穷落后的根源。然而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直接移植，致使当地的资本主义因素较快发展。如北美 13 州殖民地，尽管宗主国英国千方百计地加以遏制，资本主义的工商业还是茁壮成长。18 世纪下半叶欧洲资本主义进入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西方列强也转而推行以“自由贸易”旗号下的商业输出为主要特征的殖民掠夺政策，殖民主义对殖民地的客观进步作用也愈趋明显。殖民者廉价商品的重炮以更大威力瓦解着殖民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当地经济日益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殖民主义发展的同时也造就了埋葬自己的报应工具一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18]

从 19世纪中叶到20 世纪初叶，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随之资本一帝国主义列强也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个庞大的无所不包的世界殖民主义体系，亚非拉殖民地附属国反抗民族奴役和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反殖民主义，也以现代民族解放运动的面貌发展为不可阻挡的世界性潮流。在帝国主义时期，资本输出取代商品输出成为殖民掠夺的主要特征。出于追逐垄断利润的需要，帝国主义列强现在将大量“剩余”资本输入殖民地，在当地修筑铁路、开办厂矿、设立工商业中心，这样不仅造成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进--一步发展，并随着宗主国资本家在殖民地的直接投资，殖民地无产阶级也开始诞生。于是殖民主义不自觉地在强化着民族解放运动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益为自己在殖民地的彻底灭亡造就掘幕者。同时 19 世纪末以来帝国主义殖民宗主国为巩固对殖民地的统治而采取的一些政策，反过来又为当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19]

政治上，帝国主义加强集中统治的做法，客观上起到削弱殖民地分裂割据、促进政治统一的积极作用；在军事上，殖民当局为镇压殖民地人民反抗，招募训练土著士兵、建立殖民地军队，结果这些殖民地军队成为当地人民反抗殖民奴役、自已解放自己的有利工具；在教育上。殖民者为造就统治代理人、充实统治机构，培养了一批土著知识分子，然而其中相当一部分事实上并没有成为殖民统治的走卒，反而变成推动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锋骨干。于是在殖民主义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二律背反基础上，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在20世纪风起云涌。20 世纪初叶被称为“亚洲的觉醒”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同 19 世纪中叶那些亚洲民族解放斗争高潮相比，无论在阶级基础、领导权、政治纲领，还是斗争规模和方式上，都具有新的特征，显示出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由自发转向自觉的进步。^[19]

另一方面，殖民主义内部矛盾的激化，促成了现代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高涨。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日益加剧，殖民列强之间的经济实力对比与占有殖民地多少之间的矛盾更趋尖锐，导致重新瓜分世界的两次世界大战。但战争的结果均出乎发动者的意料之外。一战不仅使以压迫各族人民为基础的霍亨索伦王朝、哈布斯堡王朝、罗曼诺夫王朝和奥斯曼王朝土崩瓦解，为民族解放运动普遍兴起提供有利条件，更重要的是在沙皇俄国的废墟上屹立起社会主义苏俄，在全球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中撞出--大缺口，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与东方民族解放运动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两端遥相呼应，殖民统治的裂隙不断扩大。到20世纪中叶，在二战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推动下奔腾不息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跨入当代阶段巩固和深化为民族民主运动，终以摧枯拉朽之势砸烂了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前殖民地附属国相继取得政治独立，形成第三世界民族国家体系到 70年代中期，亚非拉地区非殖民化过程基本告终，历时 500 年的殖民主义寿终正寝。^[19]

二战后特别是 50-60 年代以来，新独立的亚非拉97 个国家(不包括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竟有 50 个国家执政的民族主义政党(其中包括 8个属于社会党国际的执政党)宣称以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要走“非资本主义道路”，从而形成千姿百态的亚非拉社会主义诸流派。尽管这些各种流派的亚非拉社会主义在理论来源思想体系、社会实践等方面千差万别，然而均有一点共同之处，那就是它们均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主观上想选择一种既非共产主义、又非资本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却是在社会主义的口号下复兴民族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因而统称为民族社会主义。^[20]

这种民族社会主义实质上是当代世界一种具有进步倾向的激进的民族主义，在50-60 年代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土崩瓦解，亚拉非各国人民相继摆脱殖民枷锁后涌现出近百个民族独立国家，这些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道路怎样的道路上面临着严峻的选择。40 多年的实践表明，它们中除了中国、越南、朝鲜、古巴等极少数国家是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获得民族解放、经过民主革命阶段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之外，其余基本上是在民族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领导下获得政治独立，而后一般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其中有半数左右的不久又先后亮出社会主义的旗号，宣称以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要“非资本主义道路”。^[20]

十月革命前后，列宁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思想，系统地形成关于非资本主义道路的理论体系。列宁指出：“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 但同时强调，殖民地建立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注2]是“保证向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过渡的主要条件”而且这必须建立在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本国的实际状况相结合的基础上，这样才能从苏维埃政权经过一个渐进的中间阶段一非资本主义阶段，而步入社会主义社会。在总结战时共产主义正反两方面经验之后，列宁得出结论：国家资本主义可以作为落后国家经非资本主义道路向社会主义社会迈进历程中的一个中间桥梁。^[20]

从国际上来看，二战后的世界出现了分别以美苏两强为首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其从意识形态斗争和争夺世界主导权的需要出，，各自以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意识形态等手段，对广大亚非拉人民施加影响，展开对处于中间地带的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国家的激烈争夺。这一时期苏联--方面对第三世界大力展开“非资本主义道路”的舆论宣传，另--方面又以“天然盟友”的身份施展所谓支援革命的各种手段，竭力把尽可能多的亚非拉国家推上“非资本主义道路”，纳人其战略轨道。当时如苏联、中国等一些国家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各方面均取得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国际地位和影响日益增强，从而对亚非拉民族主义国家具有颇大吸引力。一些非洲国家在接受苏联经济援助下，自然倾向于仿效苏联模式，要走“非资本主义道路”，而像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埃及的纳赛尔则是在参加 1955 年的万隆会议之后，鉴于社会主义中国在亚非新兴国家中的崇高声誉，而相继打出社会主义的旗帜。^[20]

再就国内因素而言，这些国家昔日饱尝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奴役之苦，独立之后又尚未摆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控制与剥削，从而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诸多弊端，广大人民不愿再重蹈覆辙，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向往人际关系平等、消灭剥削的社会主义，执政的民族主义政党为获得群众的支持，不得不顺应这种民心所向的愿望，特别是有些国家共产党力量也不小，为抵制共产党的影响，它们也需要打出社会主义的旗号。再就这些执政党本身的阶级基础而言，民族资产阶级经济上还较软弱，需要采取国有化来加强经济实力，巩固其领导地位。由此他们认识到，在落后贫穷的国内状况下，可以通过“非资本主义道路”发展国有资本，在社会主义的口号下达到政治上集中统一的目标。另外不少亚非拉国家民族主义执政党领袖们片面地认为，社会主义的某些原则和理想与本国的社会历史传统或宗教信条中存在许多吻合之处，两者间可以达到完美的结合。^[20]

文化作为人类活动的产物，必然具有民族性，同时又构成民族共同体的基本内核，宗教、语言分别作为民族文化的主要事象和载体，对民族的存续显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从近代民族主义产生伊始，以文化整合、文化标识显形的文化民族主义(包括宗教民族主义、语言民族主义和传统民族主义等)历来是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潮流中一个重要类型。特别是自本世纪以来，随着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的勃兴、西方殖民霸权的式微、新兴民族国家的涌现，越来越多的民族文化重新焕发出其别具一格的价值魅力，许多民族纷纷扛起文化的旗帜，以争取、捍卫本民族的权益。^[21]

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文化民族主义也会走向极端，成为民族冲突的背景和缘由。文化不仅具有民族性，而且是民族得以存续的客观基础，它执行着显而易见的民族功能。我们曾经指出，作为民族形成的基本特征，不仅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共同文化特点的共同心理素质，它是民族构成的核心要素。每一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世代相传的文化特点也就是“民族传统”，是不同民族相互区别的主要标志。不少民族可能操同---语言，居住在同一地域，相互间也具有不同程度的共同经济联系，但没有哪一个民族会具有完全相同的文化特点及以此为表现的共同心理素质。如若一个民族丧失其独有的文化特点、共同心理素质也就不可能作为一个单独的民族而存在。所以文化为民族的形成、发展提供着最广泛的物质与精神基础，文化的民族功能使民族的全体成员聚合为一个整体而区别于他族。文化的差异可以表现在物质文化、制度设施、精神生活等各个层面上，不仅积淀于各民族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和理想追求之中，而且外化为各民族不同的经济生活、语言艺术、生活习俗等，从而使不同的民族彼此泾渭分明。^[22]

对于人类社会面临的一切问题，各民族会因其所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和生存环境的不同，作出各自不同的反应，并在极大的程度上受到民族文化的影响、制约或渗透。既然民族基本上是一种文化现象，民族文化县有使本民族区别于他民族的社会功能。于是在一般情况下，各民族对本民族命运的关怀，包括对政治权力和经济机会的追求，实质上就是对自身民族文化的和平延续、自主发展和自由繁荣的期望；而某种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接触交锋时，其会以自己所认同的文化标识作为价值尺度，当这些富有特殊意义的文化标识面临威胁时，往往就会引起民族之间的矛盾对抗，乃至民族冲突的爆发。“民族文化中某些为该民族特有的文化成分，常常可能被赋予某种象征意义，从而升格为政治符号，成为某些或某种忠诚的偶像。” 不难理解文化的民族性和民族功能乃是文化民族主义赖以发生的基础。^[23]

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西方文明随着资本主义的商品和重炮利舰向全球扩展。而在20世纪中叶广大前殖民地附属国获得政治独立后，将弘扬民族文化作为推进本国现代化建设的催化剂，把文化民族主义作为抗拒“欧洲中心论”乃至西方强权政治的理论武器。马来西亚、新加坡、伊朗、坦桑尼亚肯尼亚等许多国家领导人都曾发表讲话，提倡发扬民族文化中的精华，反对全盘照搬西方文化。就是在西方世界中，不同文化的冲突也导致文化民族主义的种种表现，比如法国近年来就一再向欧盟建议，要求严格限制欧洲电视台播放非欧洲节目，主张限制好莱坞影片的上映，强调“必须使西欧的文化遗产不被美国进口电影的汹涌浪潮所淹没”，近来引起全球颇大反响的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更是明显地带有文化民族主义的色彩。^[23]

当18世纪卢梭等法国启蒙思想家将近代民族国家理论与民主主义相结合，形成具有强烈政治意义的近代民族主义之时，同时代的德意志知识分子在缺乏民族统--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努力从精神文化领域入手，通过弘扬德意志民族的传统文化，抗拒法国文化的外来冲击，开创了近现代世界史上文化民族主义的原生形态。^[23]

18 世纪初，一批德意志知识分子创办《道德周刊》、《爱国者》等期刊，成立“使用德语协会”，追忆、歌颂德意志民族光荣的历史。众多学者热心研究古代日耳曼人史诗，搜集整理日耳曼人民歌，从中寻找德意志民族精神的源泉。^[24]

德国古典哲学家约翰·哥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Herder，1744一1803)则是18世纪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与同时代的其他民族主义者相比，他更为深刻、系统地阐述了文化民族主义理论，从文化层面上为德意志的统一和强大指明了方向。赫尔德的文化民族主义理论的出发点是，民族是一种自然生长的有机体，在他看来民族就像自然界的植物那样，都要经历成长、成熟到衰老的生命周期，而世代遗传的民族精神即是调节这种周期的天然力量，它是-个民族有机体的中心和根本。民族文化综合反映着特定民族的特性，这种特性与民族精神紧密联系，始终维系着民族共同体的存续和凝聚。赫尔德指出，虽然自然条件、教育与他族交往均是影响的各种因素，但传统才是塑造每个民族文化模式和民族特性的主要因素。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一定的思维方式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由此构成作为民族特性标志的民族传统。传统一旦形成，就会借助本身所具有的历史惯性来强化文化模式和民族特性。由此赫尔德得出了民族必须保持并发展自己的民族精神、民族特性的结论。^[24]

他认为，德意志分裂的原因在于德意志人缺乏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精神和文化。这又是长期模仿追随外国文化而丢弃自己原始纯正的民族特性所导致，特别是使用外国语言，丢弃本族语言，更会造成民族精神、民族特性的严重毁灭，德意志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民族特性尤为鲜明的民族有着自身的优秀文化和光荣历史它完全可以在自己民族的文化基础上构建优秀的民族文化，因而必须立即停止轻视自身民族文化、照搬外国文化的做法。赫尔德提倡每一个德意志人放弃自利的自我，万众心地聚集在民族的旗帜下，弘扬民族伟大而光荣的传统，捍卫民族资源，显示和培育德意志民族的禀赋和精神，求得整个民族精神和行动上的团结---致，进而结束民族分裂，实现国家统一。^[24]

以经济为取向、强调经济权益的经济民族主义也是 20 世纪民族主义潮流中一种类型。这种经济民族主义的最早源头，可以追溯到18—19世纪汉密尔顿和李斯特倡导的争取民族工业独立和发展的保护关税理论，以及其影响下的美国和德国的保护关税运动。20世纪30年代以来，拉丁美洲兴起的发展主义理论及其争取民族经济自主自立的运动更被视为经济民族主义的具体表现。随着世纪之交国际关系的日趋经济化，经济民族主义浪潮日益扩展全球，不仅致力于振兴民族经济、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就连工业化发达国家，都着力奉行经济民族主义，从而导致国际经贸舞台上频频亮相、千姿百态的各种竞争和冲突。^[25]

北美独立战争胜利后，代表北部工商业者利益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55--1804)出任美国首任财政部长，他在1791年12月拟定一份向国会提交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详细阐述了保护关税理论。汉密尔顿认为，当时英国倡导的自由贸易理论不适用于美国在美国工业尚未成长、不可能与欧洲先进国家进行平等贸易的情况下，如果实施自由贸易政策，将会使美国的产业被限制在农业范畴，而不利于制造业的发展，从而阻碍年轻的美国经济的繁荣与独立。显然发展本国制造业对于政治实体的完善、社会的安定和福利必不可少。年轻幼稚的美国制造业若没有国家的保护和扶植，就难以抵挡欧洲先进制造业的竞争。所以他主张，政府一方面实施保护关税政策，对外国商品征收关税，免受外来的廉价商品冲击，保护民族市场，另-一方面政府对本国制造商给予补贴，采取奖励民族工业发展的措施，包括采用机器、鼓励移民，吸引外资、雇佣妇女和儿童以降低劳动力成本等。^[26]

虽然可从汉密尔顿主张中隐约感受到经济民族主义的某些思想，但真正作为经济民族主义理论奠基者则是受到汉密尔顿思想影响的德国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17891846)。1815年在符腾堡关于宪法问题的争论中，李斯特首次以资产阶级代言人身份出现在德国政治舞台。他办报撰文，主张国家采取促进工商业发展的有效措施。因积极从事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活动，鼓吹关税同盟和德意志统一，他遭到封建势力迫害1825年侨居美国。在汉密尔顿思想影响下，1827 年他发表著作《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首次系统地批驳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自由贸易学说，论证了暂时实行关税保护制度对争取美利坚民族工业独立的必要性。1832 年作为美国公使返回德国致力于推动全德铁路系统的建设工作，1841 年他在巴黎出版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使这位德国经济学家成为历史学派的主要先驱、保护贸易学说的倡导者。^[26]

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主张，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应同样实行“永恒”“合理”的全面自由竞争原则，通过完全的自由贸易制度，各国可以自动地从事对自己“天然”最有利的生产，以达到全人类的经济联合，在这个无所不包的世界联盟中，“天然”注定英国为全球提供工业品，而其他国家则需向英国提供农业原料和食品。显然这种“世界主义”的经济理论实质上是为英国工业资本对外扩张的政策需要而服务。李斯特所构建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正是围绕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而展开，他认为作为自由贸易政策依据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其最大漏洞在于民族经济发展的特点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所以他要用切合国情、从民族立场出发的“国民经济学”，来取代或补充这种“世界主义经济学”。^[26]

为指明建立德国工业的途径，他用德国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与民族主义来反驳英国资产阶级的反历史主义和世界主义。他一针见血地揭露英国古典经济学家论证的世界主义理论宗旨是英国人为了“谋求对全世界工业、航海和贸易的垄断地位”。尽管他原则上同意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社会发展目标一把全人类联合在一个“无所不包的联盟”内，以及在这一阶段实现人类联合的经济形式一一自由贸易，但他更强调这只有在遥远的将来才具有普遍意义，即贸易自由只有当所有民族都提高到相同的经济、道德、社会与政治的发展水平时才能实现，而在各民族发展水平不一的现实状况下，这只能适应英国对全球实行经济垄断的目标。所以对一国来说，最好的政策并非建立高度专业化的经济，而是必须发展本国制造业。^[26]

李斯特又用历史事实阐述了欧美各国发展工商业的“历史教训”，提出自由贸易只对先进国家有利。对后进国家而言，在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之前，首先一定要经过保护阶段，从而他提出了“经济发展阶段论”，即各国经济发展必须经过蒙味、游牧、农业、农工业、农工商业这五个阶段。并指出，第三阶段的国家尚不存在值得保护的工业，处于第四阶段的国家则需要用保护贸易政策来扶植民族工业的发展，只有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进入第五阶段时，方可推行自由贸易政策。所以古典学派主张的自由贸易适用于工业发展较成熟的英国，至于当时正处于第四阶段的德国和美国，显然需要以保护贸易政策来保护其幼稚的工业。以保护贸易政策来扶植本国制造业发展的具体做法是：建立保护关税制，即对进口商品课以高关税其最初可高达 40-60%，到新工业初步建立后可降至 20一30%，再到本国工业已有能力同国外工业进行全面的自由竞争时，这种进口关税便可取消，因此保护关税制度是德国为了“达到工业上的自主”所必须经历的阶段。^[26]

从推动德国工业化发展的需要出发，李斯特所倡导的保护贸易政策适应了当时德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合理要求，为德意志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族统一大业开辟了道路，因而他成为德国 1848 年革命前最进步的经济学家。而他从民族利益出发提出的保护贸易政策及其保护关税制度这一整套理论，则被后人视为经济民族主义的先导。^[26]

民族主义历史舞台上，除了以一个主权国家为主要载体的国家的民族主义，和发生在一个主权国家范围之内的亚国家的民族主义这两种普遍类型外，还有一种牵涉到一国以上范围的民族主义理论及其运动的特殊类型，即人们通常所称的“泛”或“大”字号的跨国民族主义。^[27]

这种跨国民族主义又往往是现两种具体形态：一是某一国家的主体民族要把居住在他国(多为邻国)的本族居民及其区域纳人本国控制之下，如泛德意志主义、大土耳其主义、大索马里主义等；二是主张居住着具有血缘关系的同一种族语族或同一民族不同分支的若干国家联合组成一定范围的统一国家、联邦或其他形式的统一体，如泛非主义、泛斯拉夫主义泛突服主义、泛阿拉伯主义(即阿拉伯民族主义)等。^[27]综观 20 世纪的各种跨国民族主义，除了前面已述及的曾是一战诱因的泛德意志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外，泛非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泛突主义分别对非洲、阿拉伯世界和中西亚地区的国际关系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有的至今还发挥着一定的作用。^[28]

二十世纪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与前两次明显不同的特征之一便是民族分离主义成为这次浪潮的主流，民族分离主义是指主张从更大的群体中分离文化、民族、部落、宗教、种族、政府的行为，其表现为一个民族团体从现存的主权国家中分离出一部分领土建立自己独立的民族国家。分离主义运动不仅在前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三个联邦制国家及非洲原属埃塞俄比亚的厄立特里亚那里取得事实上的成功，而且从东南亚经南亚到西亚，菲律宾的摩洛人、印度的锡克人、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以及伊朗、伊拉克和土耳其的库尔德人的民族分离主义者活动明显活跃。就连平静多年的西方发达国家内部，诸如英国的北爱尔兰、西班牙的巴斯克、法国的科西嘉、加拿大的魁北克及美国的夏威夷等民族分离主义问题也有所升温。而上述各地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无不以国际法中的民族自决权原则作为其理论依据，因此，民族自决权和民族分离主义问题成为世纪末全球民族问题研究的一个热点。^[29][30]

民族自决权(the rght of national self- determination)就是每个民族独立处理自己事务、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它是民族意志的重要体现。民族自决权的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 5 世纪希腊城邦的自治观念，前 6世纪波斯帝国也曾允许其统治下的犹太人和腓尼基人享有广泛的自治权利。^[31][30]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自决权有两个不同的源头，一个源头是由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社会契约论”等理论发展而来。在 18 世纪，东欧国家反对沙俄压迫的民族运动和北美人民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斗争中，当地民族资产阶级把民族自决权作为一条民主主义的政治口号而提出，其涵义就是反对封建专制和异族压迫，建立独立、统一、民主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在北美独立战争中，北美殖民地人民以欧洲启蒙思想家的“社会契约论”“天赋人权说”为依据，在 1776 年的《独立宣言》中指出，一个民族要在世界上取得“自然法则”和“自然神明”所赋予的独立与平等地位，就必须解除其与另一个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庄严宣告:“作为自由独立的合众国，它们享有全权去宣战、和缔结同盟、建立商务关系、或采取一切其他凡为独立国家所理应采取的行动和事宜”，这是民族自决权思想的首次明确表述。这种推翻外来殖民统治的“民族分离”“国家独立”的概念，有力鼓舞了随后的拉美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开展。而 19 世纪中叶之后意大利、德意志统一运动完成并建立民族国家，也可谓民族自决权的成功民族自决权在国际社会日益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认可。1918年威尔逊总统为替战后美国称霸创造条件，提出作为“建立世界和平纲领”的“十四点计划”，举起“民族自决权”旗帜，提出以此作为解决战败国海外殖民地及战败国境内各民族问题的原则，强调尊重“殖民地人民的公意”。 不管其主观动机如何，威尔逊的“民族自决权”论客观上赢得了世界众多弱小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热烈拥护，也使英法同意把“十四点计划”作为巴黎和会的和谈基础，相应地巴黎和会成立“新建国家和保护少数民族委员会”，承认牙利等东南欧几个民族国家的独立，签署若干有关维护少数民族自治权利的条约，由此民族自决权开始成为国际法的一个基本原则。二战期间美英首脑发表的《大西洋宪章》再次确认民族自决权原则，宣布“凡未经有关民族自由意志所同意的领土改变，两国不愿其实现。尊重各民族自由选择其所赖以生存的政府形式的权利，各民族中的主权和自由权有横遭剥夺者，两国俱欲设法予以恢复。”因此《大西洋宪章》实际上成为 1945 《联合国宪章》中有关民族自决规定的雏形。^[30]

民族自决权另一源头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民族自决权理论有个发展过程，在 19 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殖民地附属国的解放不是通过自决，而是只有通过发达资本主义各国，特别是英国工人阶级的解放方能实现。但在深入研究爱尔兰问题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正是在维持其殖民地统治的前提下来维持本国的阶级统治，不实现殖民地的解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就难以解放自己。1867 年马克思跟恩格斯谈到:“我已竭力设法激起英国工人举行示威来援助芬尼亚运动。”“过去我认为爱尔兰从英国分离出去是不可能的，现在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分离以后还会成立联邦。” 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实现国际社会的民主变革和工人运动的国际团结，就必须首先实现各民族的自决。1878 年马克思明确提出民族自决权原则;“必须在运用民族自决权原则的基础上并通过在民主和社会主义基础上恢复波兰的办法，来消除俄国佬欧洲的影响。”^[30]

进入 20 世纪后，特别是一次大战和十月革命时期，列宁从当时世界民族殖民地问题及沙皇俄国民族矛盾尖锐的现实状况出发，在《论民族自决权》《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等一系列著作中，有针对性地系统阐述了民族自决权理论，使之由一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治口号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一个完整理论。他坚决破除民族自决权只适用于欧洲的陈腐观念，提出当时除了爱尔兰以及奥地利巴尔于地区和沙俄等东欧国家面临民族自决的任务外，东方的中国、波斯、耳其等半殖民地国家以及一切殖民地都有实行民族自决权的必要，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要求出发，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都应当要求无条件地、无代价地立即解放殖民地，而这个要求在政治上的表现只能是承认自决权。^[32][30]

列宁明确解释了民族自决权的含义，即所谓民族自决权就是民族脱离异族集体的国家分离，就是组织独立的民族国家。民族自决权从政治意义上来讲，只是一种独立权，即在政治上同压迫民族自由分离的权利，这种政治民主要求就是有完全的自由来鼓动分离，鼓动实行分离的民族通过全民投票来解决分离问题。同时又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自决权原则，不仅是为了消灭异族压迫，也是为了在平等和自愿的基础上实现各民族无产阶级的联合，从而有利于推动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他形象地用法律规定离婚自由并不等于鼓励人们离婚的例子说明，实现民族自决权并不等于支持民族分离主义。列宁提出，民族自决权原则的实施，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必须根据各民族和不同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来运用。如对于已获独立的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列宁认为不宜采取自决分离的方式，而主张采取联邦制、地方自治或民族区域自治的方法，来解决民族间的矛盾。^[30]

种族主义观念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奴隶社会以来的人类不平等观念，但种族主义的产生形成却是与近代西欧资本主义的海外殖民浪潮相伴而随。它既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理论遮羞布，也是20世纪全人类遭受巨大灾难的根源之一。尽管种族本身是一个自然科学范畴，与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民族有着截然区别，然而与民族问题紧密相关的种族问题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种族主义自然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反动丑陋的民族主义。^[33]

种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言，是指把人类不同的种族差异当作区别人类优劣智愚的标准，并主张“优秀种族”理应统治“劣等种族”的理论。近代种族主义的一个主要特点在于除了继承历史上的种族不平等的传统观念外，还通常披上“科学”的外衣，以人的体质表征的差异来论证各族在历史文化上的差异。在19世纪以前种族义思想通常是含在西欧列强殖民主义和神学理论之中，英国殖民主义思想家阿奇博尔德·艾利森宣扬“不列颠种族的确是上帝选中的臣民”，为此他们要“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传播文明的福音、宗教的光辉”。^[33]

德籍英国人豪斯顿·张伯伦更是一位著名的种族主义理论家，他力图将种族主义理论作为一种世界观，来考察世界历史，在1899 年出版的《19世纪的基础》一书中，豪斯顿·张伯伦宣扬：“我们今日之全部文明和文化，都是某一种人—日耳曼人的创造物。日耳曼人是最有创造性的优秀种族，生来要统治世界。相反犹太人则在历史上起破坏作用，欧洲历史就是日耳曼人与包括犹太人在内的非日耳曼人斗争的历史。”他的理论后来成为纳粹种族主义的先驱，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为了适应纳粹法西斯侵略的需要，种族主义宣传也在当时的德国达到狂热的地步。“纳粹的教父”艾尔弗雷德·罗森堡以《19世纪的基础》为蓝本，编撰了《20世纪的神话》宣传每个种族都有特殊的灵魂和宗教，不同种族表现出不同的深刻个性和血统特质，“北方种族”是富有创造力的“高等种族”而日耳曼人又是其中最完善的代表，有统治世界的权利。罗森堡以个人种族主义的视角，把人类历史描绘为“优秀”的雅利安人与“劣等”的犹太人之间种族斗争的历史，一切文明的衰落和腐败都是由于优等民族的血液渗入了劣等民族的血缘，德国人应把北欧日耳曼民族主义作为宗教取代基督教，而犹太人则是文化没落的化身，甚至是日耳曼纯洁性的主要破坏者，因而是日耳曼人不共戴天之敌。此书大受希特勒赞赏，成为纳粹主义的主要经典，希特勒在罗森堡思想启发下，在《我的奋斗》一书中狂热鼓吹其种族主义，进而构造种族灭绝理论。^[33]

虽然当年纳粹法西斯以种族主义为其发动侵略战争、进行“种族清洗”的理论工具已成为历史，当代世界上种族主义顽固堡一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也在南非民主化的进步浪潮中土崩瓦解，但种族主义作为一种经典的伪科学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依旧没有消亡，不仅在美国种族歧视问题依然严重，以仇外排外为特征的各种种族主义现象也随着新纳粹主义死灰复燃，在近年来的欧洲各国屡屡可见，甚至如《正态曲线》之类的披着“科学”外衣、改换面目的种族主义理论尚在不断问世。^[33]

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印地语：मोहनदास करमचंद गांधी；1869年10月2日—1948年1月30日），英属印度政治人物、印度国父、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和国大党领袖，1920年—1944年期间相继发动了四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使之成为印度人民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主要斗争方式，给英国殖民统治造成沉重打击，促成了1947 年8月印度民族独立运动胜利的到来。甘地的思想和主张被人们总结为“甘地主义”，其思想体系以真理和非暴力原则的哲学观为基础，以主张自治的政治观为主体，经济观和社会观为补充，四者交融汇成一个浑然一体、别具一格的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民族主义理论框架。^[34]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英语：Benedict Anderson；1936年8月26日—2015年12月13日），当代重要的民族主义理论家。1936年出生于中国云南省昆明市；1941年，为躲避日益升级的中日战争，随全家离开中国。1953年，安德森进入剑桥大学求学，主修西方古典研究与英法文学；1958年远赴康乃尔大学投身乔治·卡欣门下，专攻印尼研究，之后又将研究目光转向其他东南亚国家，曾任康奈尔大学国际研究教授。1983年，出版民族主义研究经典著作《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该书探讨了民族主义的起源，给民族主义研究开拓了新局面。2015年12月13日于印尼巴图过去世。^[35]

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侯赛因（阿拉伯语：جمال عبد الناصر حسين‎，1918年1月15日—1970年9月28日），埃及共和国第二任总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在1952年自由军官革命成功后，纳赛尔提出的以反帝、反殖、反封建为核心，倡导团结各国阿拉伯人民的主张被称为“纳赛尔主义”，第二次中东战争后被视作当时阿拉伯世界的精神领袖。纳赛尔主义作为当代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代表，在本质上是以世俗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在时间尺度上有三个发展阶段：分别是埃及民族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阿拉伯社会主义，这三个阶段是一个递进的发展过程。首先埃及民族主义是纳赛尔主义的原型和基础；其次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是纳赛尔主义的扩大和延伸；最后层次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是纳赛尔主义的深化和完成。^[36][37]

西蒙·何塞·安东尼奥·德·拉·桑迪西玛·特里尼达·玻利瓦尔·帕拉修斯·伊·布兰科（西班牙文：Simón José Antonio de la Santísima Trinidad Bolívar y Palacios，1783年7月24日—1830年12月17日），拉丁美洲的民族英雄，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和军事家，在委内瑞拉被尊为“祖国之父”，由于他的努力，委内瑞拉、秘鲁、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巴拿马 6个拉美国家从西班牙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获得独立。19世纪古巴的民族英雄、伟大的诗人何塞·马蒂曾预言：“只要拉丁美洲存在一天，玻利瓦尔的名字的回声就会在我们中间最英勇、最诚实的人们的心里响下去。”甚至有人说，不了解玻利瓦尔，就不可能了解拉丁美洲。^[38]

帕特里斯·卢蒙巴( 英语：Patrice Lumumba，1925年7月2日—1961年1月17日)刚果第一届政府总理、著名的刚果民族英雄。1958年建立刚果民族运动党，1959年领导参加刚果人民反对比利时统治的民族独立斗争，1960年5月举卢蒙巴领导的刚果民族运动党赢得下议院的137席的40席，成为最大党，卢蒙巴当选为总理组织首届政府，6月30日刚果独立。同年7月8日比利时借口保护侨民安全出兵，对刚果军民进行疯狂镇压，无数军民遭到枪杀。9月14日陆军参谋长蒙博托发动军事政变，宣布暂时接管政权，卢蒙巴遭到软禁。1961年1月17 日卢蒙巴、奥基托和莫波洛三人被秘密地用飞机运到伊丽沙伯维尔后遇害。1961年3月，开罗召开的第三届全非人民大会，强烈谴责了帝国主义及其帮凶杀害卢蒙巴的罪行，并宣布卢蒙巴为非洲英雄。^[39]

奥古斯托·尼古拉斯·卡尔德隆·桑蒂诺（西班牙语：Augusto Nicolás Calderón Sandino，1895年5月18日—1934年2月21日）尼加拉瓜反美游击队领导人，被赋予“自由人民将军”的称号，1926年桑地诺领导下组成了三十人的起义军核心，竖起代表自由或者死亡的红黑两色的战斗旗帜官布起义，直至1933年把美国侵略军赶出了尼加拉瓜国土，取得人民战争的胜利。1934年2月21日，桑地诺和萨卡沙等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当会谈结束，桑地诺和他的助手埃斯特拉达将军、乌曼索尔将军以及桑地诺的父亲堂·格雷戈奥等人深夜返回住所时，遭到了在美帝国主义驻尼加拉瓜“大使”布里斯·兰亲自指挥下的索摩查的“国民警卫队”的伏击和逮捕，当夜桑地诺和他的助手埃斯特拉达将军、乌曼索尔将军全部遇害。20世纪60年代，尼加拉瓜反对索摩查的民主革命运动，即以他的名字被命名为桑地诺运动，1979年推翻索摩查家族后更名为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40]

《独立宣言》是宣告近代民族主义的首部纲领性文件，为建立在自由思想多元主义和世俗生活方式基础上的民族主义打上了永恒的烙印，其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正是继承了洛克等欧洲启蒙思想家“天赋人权”的理论，断言殖民地人民也拥有摆脱宗主国殖民统治、建立新的独立政府这一天然权利。《独立宣言》的发表标志着欧洲之外世界上第--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而且这是殖民地人民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建立的完全独立的民族国家。^[7]

在法国大革命时期，1789年8月26日颁布了纲领性文件《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最初的起草人是拉法耶特侯爵，这是闪烁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光华的伟大文献，它庄严宣称：“在权利方面，人生来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是寄托于国民。”宣言以“天赋人权”“主权在民”为武器，从根本上扫荡了王朝国家的社会法律基础，奠定了以人权、自由、平等重新构建民族国家的原则。^[7]

《想象的共同体》出版于1983年，作者本尼迪克特·理查德·奥格曼·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本书在相对简短的篇幅内就建构出关于民族主义的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一般性历史论证。安德森以他个人百科全书式的欧洲史素养与当代东南亚研究权威的背景，以及对东西方多种语言的掌握能力，使他得以避免包括盖尔纳、史密斯以及霍布斯鲍姆在内的大多数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家所犯的那种欧洲中心主义的毛病。超越一般将民族主义当作一种单纯的政治现象的表层观点，将它与人类深层的意识与世界观的变化结合起来。他将民族主义 放在比政治史或政治思想史更广阔的“文化史”和“社会史”的脉络当中来理解，民族主义因此不再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或政治运动，而是一种更复杂深刻的文化现象。《想象的共同体》的论证结合了多重的研究途径，同时兼顾文化与政治、意识与结构，开创了丰富的研究可能性。^[41]

《民族与民族主义》作者吉尔·德拉诺瓦（Gil Delannoi），此书将民族主义的研究问题概括为两部分：一是剖析前人及当代学者在民族及民族主义问题上所留下的理论与著述，二是将民族现象纳人到一个开阔的全球范围内的历史与地缘的时空背景下求源、比较、梳理、解构、定位。德拉诺瓦的语言与思辨风格以简洁、精到著称，读《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有点类似于某种智力游戏，作者总是能够在一般人习以为常的地方提出问题，启发思考，推倒流行的结论。将怀疑论与谨慎论带入到民族现象的研究之中，正如使他的观察和分析增添了具有灵性的第三只眼睛。^[42]

《民族与民族主义》作者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本书以唯物的视角，阐述了在经济发展基础下，产生的新职业带来的人口流动，是民族主义诞生的核心，民族群体的形成是地方文化扩散融合为不断扩展的大众文化的过程，只有发达的、充满活力的工业社会才能满足这种必要条件，故而民族群体只能在某种当地或外来的国家机器面前才能形成，这种国家机器的存在引发或助长了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文化和其持续的建构。民族主义在塑造和再塑造现代世界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力量显而易见，但在那些不信奉民族主义的人看来， 它又始终是不相容的无法理解的。盖尔纳自如地把握着跨越几个领域的知识资源尤其是哲学、社会学、理性的历史和社会人类学他对民族主义所作的阐释第一次使民族主义从历史和人类的角度能够为人们所理解，提出了一个民族的先进整合是与一种统一的文化紧密关联，这种整合只能存在于不再是农业的和传统的社会之中，这一重大的哲学观点。^[43]

民族主义音乐诞生于19 世纪 30 年代的东欧和北欧，在 20 世纪初的半个多世纪里繁荣兴盛。俄罗斯作为民族主义音乐发端的国家和民族，与东欧的捷克，北欧的挪威、芬兰等国家民族一样，长期遭受异国统治，民族受到压迫，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受到极大的摧残。随着争取独立的民族主义思想的蓬勃发展和人民自主意识的觉醒，民族独立运动和文化复兴运动拉开了序幕。一批立志于本民族音乐的作曲家，如俄罗斯的格林卡、“强力五人团”的成员穆索尔斯基、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捷克的斯美塔那、德沃夏克，挪威的格里格，芬兰的西贝柳斯等，纷纷在各自的创作中将本民族的题材融入本民族的音乐形式，反映民族的生活风貌和民族精神，创作出一大批各类体裁的经典民族主义作品。^[44]

20世纪的民族主义音乐也被称为新民族主义音乐，除了继承19世纪民族主义音乐的优良传统外，它的重要特征是，深人远离城市的边远地区、穷乡僻壤，挖掘未被开发的地道的民族民间音乐宝藏，用现代的录音技术和独创的记谱方法，忠实细致地记录原始的民间素材，尽可能保留其原始面目，关注民间音乐生存的自然环境和文化氛围，了解民间音乐与民族风情的紧密关系，探讨民族语言(包括地区方言)音调与民间旋律在表达民族情感上的内在联系。相比之下，20 世纪的民族主义音乐不像19 世纪那样与欧洲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有着那么密切的关系，作品内容的充实性和爱国主义思想情感深度有所减弱，而对民间音乐本身的兴趣和对民间音乐特征与形式的挖掘表现得更为突出。^[45]民族民间音乐的收集和研究同 20 世纪专业音乐发展的最新技术和作曲家本人的创作个性相结合，作曲家不再局限于将民间音乐素材放在传统的风格中，而是利用民间乐汇创造新的风格，产生出不少极富特色的音乐杰作。^[46]

绘画中的民族主义是一个模糊概念，没有明确的定义划分也没有明确的时期划分，它泛指一种带有本民族特色或表现本民族主要社会问题的艺术创作。这种民族主义的思潮在19世纪集中爆发，主要在社会变革剧烈的东欧和北欧，包括俄国、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家地区，也包括南欧的西班牙等国家，实际上是一种民族自主意识的觉醒在文化艺术领域的具体体现，其精神内核与法国大革命带给西欧国家自由、平等观念具有相同的性质。“民族性”或“地方特征”在历史的各个时期都有所体现，比如西班牙雕塑中的木雕传统，荷兰共和国绘画的风俗性特征等。^[47]

随着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意识的觉醒，艺术家开始主动地展现祖国壮美的山河景象和独特的人文风貌，也常以民族解放运动本身为创作题材，展现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面貌，如印度、墨西哥、印度尼西亚。他们一方面受西欧艺术的影响，一方面结合本国艺术传统，无论是在题材上还是在形象塑造上都体现出两者的结合，以独特的雄壮风格和现实主义手法，展现了本民族的特色和魅力，在快速发展的欧洲艺术洪流中占领了一席之地。^[47]

就民族主义绘画的主题来说，历史画常表现为以激发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为目的，歌颂民族独立的作品；在肖像画中，帝王将相或达官贵人是很少出现的，主要是表现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先进人物;风俗画中，主要是带有批判色彩的、展示下层民众生活状况的作品；在风景画中表现为对祖国大好河山描绘，常常是富有地方特色的、能寄托作者理想和希望的自然美景。^[47]

民族主义在体育运动方面的影响尤为深远，现代体育已经带有政治色彩和民族主义。体育在很多方面成为能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的民族主义背景下，它也能成为一种基本工具。借助这种工具，国家更加辉煌，国家具有霸权，民族中心主义政策合法化。^[48]

这其中以足球最具代表性，世界杯从一开始就宣扬“民族主义”。与倡导运动精神呼唤爱的奥运会不同，国际足联对政治意味始终保持暧昧的态度。足球运动变成“民间战争”的延续，成为构建族群身份认同的方式，成为民众站队选边的表达途径。例如：一战期间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等地足协，曾退出国际足联用以表达对于德国的抗议。用足球代表国家，成为表现“民族主义”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在世界杯的历史上，由足球引发的各种国际矛盾比比皆是。国际足联选择了“民族主义”作为商业价值观治理的抓手，让民族主义与体育运动巧妙结合形成“世界杯”足球文化。这种文化，可以方便地将民族主义进行商业化处理，它是推动着全球民众不断参与“世界杯”运动的核心动力。“民族主义”让世界杯始终不乏“人气”，将“人气”转化为“金钱”的则是进步的商业化处理。构成国际足联收入“721 阵型”的三大块一一转播费、告赞助和门票，都立足于“人气”的广告效应。^[49]

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教育制度的特征正是中央集权的教育管理制度，在规定教师应该教什么和应该怎样教的时候，统一和一致，忠诚和爱国是必定会提出来的，以爱国为核心的民族主义与本国的体制、信仰息息相关，因为文化共同体或者共同的文化形式是民族涵义中的一个本质特征，如法国人把天主教信仰视为本民族的特征之一。一个民族的文化形式由许多形式构成，这些形式表现了构成这种文化形式的各社会集团的观点和态度，所以适应环境方式的多样化教育也是同样重要的，有了这种多样化才构成一个多民族国家而不破坏它的不可缺少的统一。儿童和青年可以学校和老师的身上看到这些品质，在他们长大成人开始履行公民义务后，进入社会随着认知的增长，他们就会逐渐融入这种文化共同体的理想和道德标准，民族和国家带来的统一感不仅是合乎需要的，而且是互相交往和共同行动所不可缺少的。因此在国家统一的结构内，采取多样化教育活动措施的方式，让爱国主义和对国家的忠诚不但不会削弱，而且会更加丰富。^[50][51]

社会主义的民族观点在定义上，将民族概念总结为：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不同于氏族、部落、种族和国家，更非以血统、种族或国家为核心纽带。在此基础上，社会主义肯定民族主义运动在反殖民、反压迫、反封建方面的进步性，但反对资本主义中后期已经沦为资产阶级剥削压迫工具的民族主义，如自由民族主义和大民族主义等，因为这种民族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上，为资产阶级政权的阶级统治而服务的。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人对人的剥削和阶级统治，民族问题的实质正是阶级问题，只有真正推翻 了阶级的统治，被压迫民族的自由与解放才得以真正的实现，而要达成这一目标就必须国际主义为核心，坚持各民族无产者的国际团结，毫不妥协地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52][53]

在民族自决权方面，列宁认为不能离开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族运动来谈论民族自决与成立民族国家，民族自决还必须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联系起来。那种把民族自决抽象化，绝对化，把它视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以适用的观点，是荒谬和错误的。列宁讲过：“联邦权根本是荒谬的因为联邦制是双边协定，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在自己的领内一般地拥护联邦主义，这是用不着说明的。至于自治马克思主义者所维护的并不是自治“权”，而是自治本身，把它当作具有复杂民族成分和极不相同的地理等等条件的民主国家的一般普遍原则。因此，承认“民族自治权’，也象承认民族联邦权一样是荒谬的。”^[53]

斯大林则更进一步，在分析民族问题的时候提出必须用发展变化的观点来看待问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民族问题不能认为是什么独立自在的、一成不变的问题民族问题只是改造现存制度总问题的一部分，它完全是由社会环境的条件、国家政权的性质，并且一般地是由社会发展的全部进程决定的。”也就是说，分析民族问题，必须把它当作“现存制度总问题的一部分”。因此，第一、不能离开“社会环境的条件”；第二、不能离开“国家政权的性质”；第三、不能离开“社会发展的全部进程”。这是斯大林辩证地看待民族问题的最基本的思想与原则。^[53]

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核心分歧在于价值立场的对立，许多自由主义者坚持个人自由、人权和民主等普世价值是不容侵犯的；而许多民族主义者认为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高于一切。在身份的认同问题上自由主义者强调一个人首先是“人”其次才是 “某国人”或其他具体的（民族的、地方的）人；而民 族主义者认为不存在任何抽象的人每个人都是具体文化环境的产物都是特定民族的人。^[54]

在二战后自由主义对于民族主义的态度呈现出两种观点，一是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批判，一是以赛亚·伯林和耶尔·塔米尔以自由主义包容民族主义的努力。哈耶克概括《通往奴役之路》的宗旨是：集体主义对于个人自由造成的威胁。他将批评的重点，放在对于集体主义模式的批评上。哈耶克认为，人们寄希望于集体和计划的管理方式能够带来高效率和公平，这只是一种假象，只有私有制才能保障个人的自由。在《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一文中，哈耶克表达了他对于民族主义的批判态 度。他指出保守主义倾向于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是不相容的，而对于民族主义他明确地说 ：“我的个人立场让我不可能对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予以同情。这里我仅补充一点，即民族主义偏见提供了保守主义通往集体主义的桥梁”哈耶克不但坚决与民族主义划清了界线， 并且进一步揭示了民族主义的假象，他认为民族主义并不是爱国主义，因为它实际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并且也损害了民族传统。^[55]

伯林则相反，因其犹太人的背景，他对民族主义持同情态度。在伯林的两种自由中，“消极自由”自然是他的重点，“消极自由”指的是“免于被动处于某状态”的“自由”，指的是区别于公共领域的私人领域自由，即个人不受干涉的自由。对于个人来说，在面对外界压力时往往后退寻找安全感，在伯林看来，民族就是这样一个场所，是一种寻求安全感的形式，它也被称为寻找个人或民族自由或独立，这是他同情民族主义的原因。有关于民族主义，伯林发表过两篇文章，先是1972年发表的《压弯的树枝：论民族主义的兴起》，后是1979年发表的《民族主义：过去的忽略与今日的威力》伯林从归属角度看待民族情感问题的，他认为，人类的归属感决定了民族主义，它的重要性被多数人忽略。事实证明，现在的任何政治运动，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如果不与民族主义结合起来，都不会获得成功。同样属于犹太人的他的学生耶尔·塔米尔则更进一步，提出了“自由主义民族主义”。^[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