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可立

袁可立（1562年－1633年），字礼卿，号节寰，又号闲闲居士，^[2]河南睢州（今河南省商丘市睢县）人，祖籍河南凤阳府颍yǐng州（今安徽阜阳）。明朝大臣，历经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帝。^[2][3][5]

万历十七（1589年）年，袁可立考中进士，初任南直隶苏州府推官^[4]，他秉公执法，处置多起大案。^[6][7]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升山西道监察御史，硬抗圣旨斩杀乱法弄臣。^[7]后因直谏而被罚俸去职。^[8][9]泰昌元年（1620年），袁可立遭起复，历任尚宝司司丞，尚宝司少卿，通政使司左通政署司事、侍经筵，充廷试读卷官，以右佥都御史的身份巡抚登莱，后晋为兵部右侍郎。^[10]任登莱巡抚期间，在袁可立的经营下，明军多次挫败后金军队。^[3]天启三年（1623年），藩属国朝鲜政变，李倧即位，袁可立上疏建言伐之，以朝鲜出兵伐后金而止。^{[11][12][13][14][15][16]}袁可立七次上疏请求辞官归乡，始得天启帝应允。^[17]天启六年（1626年），袁可立升为兵部左侍郎，后任南京户部尚书、太子少保，加兵部尚书衔致仕。^[3][18]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十月十一日，袁可立逝世。崇祯帝遣使到睢州祭葬。^[3]其灵位被祀于苏州、登州两府名宦祠及河南商丘睢州乡贤祠^[19][20]，后因其子袁枢的缘故而追赠其为光禄大夫、太子太保。^[21]

清人修《明史》，袁可立未被见录其中。历史学者赵亚军认为清朝忌讳和仁祖辨诬是袁可立在《明史》无传的主要原因。^[22]天启皇帝评价袁可立：袁可立清任以和，直方而大；精神折冲于千里，文武为宪于万邦。^[23]明刊《豹陵集·袁节寰晋大司马奉命乘传锦还序》曰：袁可立得志于奴，使不敢西向关宁一步，袁可立之力也。^[24]明书画家董其昌评价袁可立说：忠诚干国，正直立朝。^[25]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袁可立出生河南睢州（今河南睢县）。始祖袁荣，河南凤阳府颍州（今安徽阜阳）人，明洪武二年（1369年）以战功仕睢阳卫，遂置家于睢州。后代世袭卫百户，称睢州东关“百户侯”。^[3][2]高祖袁锦，以岁荐任陕西韩城教谕，父袁淮。袁可立自幼聪颖，与玩伴嬉戏时，常作登坛部署兵马状。七岁时，开始学习《毛诗》《礼记》。十一岁，研修《尚书》，文采卓然。万历八年（1580年），袁可立被选拔进学宫，他学业精湛，很多学生都向他请教问题。^[26]

万历十六年（1588年），袁可立考中举人。万历十七年（1589年），得中进士，初任苏州府推官。袁可立少年气盛，以锄奸为己任。府史胥徒有意刁难袁可立，将成堆的案牍dú抱到他面前。但袁可立凭着自己的才能，看完案卷，片言立决，如风扫箨tuò，胥吏皆惊骇，再不敢放肆。苏州知府极为倚重袁可立，重要事情都要征求后者的意见。^[27][3][26]袁可立处理政事极有章法，罢官在家的前礼部尚书董份，因为敛财被乱民围攻，闹得非常厉害，两台官员下文书授权袁可立处理此事。袁可立到任后，立即广泛收集诉状分发到各县衙门以削弱哄乱的声势，然后缉捕一两个带头闹事的人依法处理，事件很快得到平息。^{[26][3][6][7]}

袁可立性情正直、不畏权势。太守石昆玉素以廉直著称，因惩治有权势的家族而得罪了应天巡抚李涞。李涞对石昆玉进行弹劾陷害，因李涞与宰相王锡爵是故交，官员不敢审理此案，把事情推给袁可立处理。袁公书写文书为石昆玉洗雪冤屈，他表示自己不会因为上司的淫威而诬陷贤明的太守。案件调查完毕后，袁可立对李涞宣读供状，李涞听了十分羞愧，以屏风遮住脸面。袁可立宣读的声音更加洪亮严厉，使得李涞无地自容，最后自己弹劾去职。^{[3][6][7][28]}

万历年间，倭寇为患，吴中一带实行“海禁”。万历二十年（1592年），日本进犯朝鲜，江西布政使秦梁之子秦灯与太仓王弁州次子王士骕、云间乔一琦三人招募乡兵打算投军报效，御倭保家。被人举报说他们聚众谋反。应天巡抚朱弘谟将三人拘捕入狱。消息传到京师，兵部尚书石星派人核实，袁可立查明案件实情。然而朱弘谟为保乌纱，判秦灯斩、王士骕sù入监、乔一琦充军南汇所。袁可立以头上乌纱作保，顶住压力，不肯草率处置，最终洗清了3人的罪名。^[3][6][20]

袁可立查办涉倭案件时，发现其中冤假错案甚多，袁可立重审案件，替很多人洗刷了冤屈。比如，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袁可立巡视琉球（今冲绳）时，有李姓千总进献武士刀，被袁可立拒绝。不久，军队传来捷报，生擒倭寇20名。^[3][6]已杖毙2人，毒哑18人，军方急于结案，欲诛杀全部案犯。巡抚将案件交付给袁可立。袁可立见所获贼赃中有李姓千总曾要赠送与己的武士刀，招来李姓千总对质，后者不承认诬良为盗。其后不久，有琉球使者来，袁可立请其辨认军方所获倭寇，皆是琉球良民。^[3][6][7]

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袁可立调任山西道监察御史，奉命巡视京都西城。有弄臣仗势杀人，百官皆不敢问，袁可立将弄臣的罪行张榜于五都衢qú。有人持重金至袁可立门上，袁可立称杀人者偿命为朝廷法度，不会因为是皇帝宠信之人就可以得到开脱，遂将说情者赶出门外。不久，神宗直接下旨，豁免弄臣罪行。袁可立毅然抗旨，将弄臣正法于市。长安人皆称“真御史”。自袁可立巡城，亲自审理案件，无论皇亲国戚或朝中大臣，凡有贪纵不法，袁可立皆一并弹劾论处，惩治奸吏无数。^[3][7]

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五月，袁可立上疏批评神宗皇帝堵塞言路，被夺俸一年。同年九月，景德门遭雷击。袁可立再次上疏斥责万历，忠奸不辨，朝纲废弛，神宗大怒。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正月，袁可立被削职为民。朝中大臣为袁可立鸣冤者十数年不绝，神宗都不听从，终万历一朝不被起用，史称“震门之冤”。^[3][8]

被削职后，袁可立归家奉养双亲，宛如儿时承欢膝下。闲暇时，他钻研典籍，经、史、子、集，以及小说类杂书都有涉猎，深入研修了《左传》。虽然自身生活节俭朴素，他却经常化解他人急难之事，造福于乡邻。袁可立数次出面代民请减赋税徭役，如袁可立与同里大司农李汝华丈量厘清睢州田赋，降低了民众负担。还有福王属地从睢州抽调徭役，袁可立出面协调，寻得减免。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五月，后金军队（清军）攻克抚安、三岔、白家冲三堡。为筹集辽宁军饷，明朝廷起征“辽饷”。袁可立捐资500两白银，并在睢州发起倡议，共筹集2830余两白银。^{[3][8][29][30][27]}

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袁可立沉冤得雪，八月十七日，出任尚宝司丞。天启元年（1621年）二月四日，升任尚宝司少卿。三月，奉旨遣祭历代帝王及孔子祖陵。五月，奉命回河南祭告山陵。七月，袁可立被晋升为太仆寺少卿。冬，后金军在努尔哈赤的率领下进犯东北边境，先后攻陷辽东重镇沈阳、辽东首府辽阳，山海关以外的整个辽东全部沦陷。百官噤口以图自保，袁可立提出七条建议：“一收残兵，以省调募；一出奇兵，以图制胜；一明赏罚，以振法纪；一慎防守，以固封疆；一实京营，以固根本；一多储粮，以防未然；一破格用人，以期实用。”奏疏呈上后，全部获得批准实行。^[3][31][32]

天启二年（1622年）年三月，袁可立升任通政使司左通政署司事、侍经筵，充廷试读卷官，取倪元璐、黄道周、王铎等三十六人为翰林院庶吉士。此外，他还负责为天启帝讲述经史。后金占据辽东半岛后，对明朝威胁日趋严重。四月十四日，加袁可立为右佥都御史，巡抚登州、莱州等地，赞理征东军务。袁可立前往登莱途中，遇山东白莲教起事，他檄文登莱兵驰援山东，与山东巡抚赵彦共同剿抚白莲教。严缉首者，胁从不问，令流民各自还乡生产。^[3][32][34]

来到登莱后，袁可立厉兵秣马，整肃军纪，打造战舰，操练水师，拓地筑城，并收留和安置大量逃难辽民。沿海增置炮台，屯兵各岛间，练兵用戚继光“水军先习陆战”之法，步步向前推进海上防御，使登莱武备大为增强，成为辽东前线的海岛基地。在人才举荐上，袁可立对毛文龙“奇其胆智”，屡次帮其被加秩晋阶。天启二年（1622年）六月四日，加副总兵毛文龙署都督佥qiān事、平辽总兵官，挂征虏前将军印。八月，毛文龙陈海上进兵与请饷疏说：‘欲图恢复，必自各岛布置始。’”请饷三十万，登、津挑选辽丁二万，再募浙江精于火器者一万东援。”天启三年（1623年）二月十七日，赐毛文龙尚方剑，加指挥佥事职衔。^[24]袁可立任职登莱巡抚三年，苦心经营之下，登莱地积有战船四千艘，组成了一支五万余人的水陆师军队，与枢辅孙承宗、津抚李邦华、总兵毛文龙、沈有容相互策应，形成“百里棋布，鼎足传烽”的犄角之势，确保了明朝沿海疆域一带的平安，大大牵制削弱了后金对山海关一带的战斗力。^[3][35][34]

后金军队驾驭布帆草筏，出没于长山、旅顺间，劫掠商船。袁可立在鼍tuó矶岛附近水域设置水军，又在皇城岛和广鹿诸岛安置兵将，经常在附近水域巡逻，行迹无常。在明水军的威慑和打击下，布帆草筏渐渐绝迹。^[35]

四卫^[注2]虽由后金控制，但其将领多为明朝叛将，努尔哈赤的女婿刘爱塔亦属其中。刘爱塔谋图反正归明，令心腹手下联系明军将领研究投降事宜，沈有容难以定夺，袁可立则认为这是反间良机。加衔札付^[注3][38]并许诺代为请官。后来，刘爱塔诈死投降，后金震怒，明朝叛将多遭后金屠戮。又拆毁金州、复州诸城，从旅顺退走，明军趁势收复失地。^[35]

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春夏间，努尔哈赤下令大肆屠戮旅顺和金州一带的百姓。袁可立令登莱水师“联络诸岛，收复旅顺”，以图解救沦陷区内的流散百姓。七月明将张盘率领军队和登莱招抚的辽民混编的队伍一举攻下金州，乘胜收复要塞旅顺、望海堡和红嘴堡等战略要地，使辽南数百里土地重新收归于明朝。^[3]

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四月，上“赐白镪文蟒以宠异之。^[24]九月，后金军大肆侵略旅顺和金州、复州等地，掠夺抢收秋粮。袁可立写信给沈有容，提出火攻之策，在金军收割秋粮之时，用火攻击。明军执行了袁可立的计策，在后金军抢粮时，乘风纵火，后金军大败。袁可立预料到后金军不甘心，定会展开报复，就预先布置了埋伏。十月，后金军来袭，张盘率领明军于城中设伏，再次大败后金军，并乘势收复复州和永宁。^[39][3]

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朝鲜发生政变，光海君李珲被废黜，绫阳君李倧即位，史称“仁祖反正”。^[15]通过政变得位的仁祖必须取得宗主国明朝的册封，其政权才具合法性。^[12]知晓朝鲜政变事，袁可立上疏曰：“李珲袭爵外藩已十五年，于兹矣倧zōng即系亲派，则该国之臣也。君臣既有定分，冠履岂容倒置。即珲果不道，亦宜听大妃具奏，待中国更置。奚至以臣篡君，以侄废伯，李倧之心不但无珲，且无中国，所当声罪致讨，以振王纲。”不久，李倧挟太妃之命遣使来中国汇报请罪，说李珲失去民心，改步自赎。袁可立又请求朝廷对朝鲜进行严厉质问和谴责，并要求其派出军队助明朝协剿后金。朝鲜遂派出军队协助明朝。^[14][15][16]

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毛文龙上报满浦、昌城之捷的战果，称后金军队被火炮炸死2万多人，被马踩死3万多人，只剩下2万人的残部。袁可立认为战报有夸大之嫌，要毛文龙查清真实情况，不能谎报军功。不久，袁可立奉旨核查毛文龙战报的军饷和真实战功，毛文龙由此忌恨袁可立。唆使言官轮番恶意攻击袁可立。天启皇帝力挺袁可立，言：“大臣去留悉听上裁，言官论人当存大体，不必连章抟击。”并以平定白莲教升袁可立兵部右侍郎。当时朝中阉党横行，对袁可立大肆攻讦。袁可立认为毛文龙的存在事关明金战争大局，为避免陷入无休止的内耗和口水战，袁可立七次上疏天启帝请辞，始得天启帝同意。^{[34][32][40][41]}

天启五年（1625年），袁可立再获起用。天启六年（1626年），升为兵部左侍郎，有阅视三大殿（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17]重建之责。袁可立刚正，看不惯魏忠贤派的乱政之举，屡次出言嘲讽。魏忠贤派忌恨袁可立，使人盯紧袁可立的行踪，意图搜集他身上违法乱纪事，却一无所获。十一月二十一日，九卿科道官公推袁可立为南京户部尚书，再改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天启帝归天后，因三大殿工程功成，袁可立被加封太子少保，他坚决推辞不接受。魏忠贤无法容忍袁可立，设法将袁可立排挤出朝，使袁可立致仕归里。^[3][18]

为了使家乡免于战乱，袁可立未雨绸缪，于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主持修复了睢州城池，使得睢州新旧两城固若金汤。崇祯即位后，战事日急，朝廷屡有起用之意，袁可立皆谢绝不出。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春，有贼寇逼近洛阳，睢州人惊骇恐惧，袁可立组织乡勇，严阵以待，贼寇见睢州城防坚固，守备森严，遂不敢进犯睢州。八月，袁可立陪同孙子参加乡试。十月十一日，袁可立逝世。崇祯帝遣使到睢州祭葬。首辅孔贞运为袁可立写墓铭：“使天假数年，则公将奋谋决策，焚冒顿之虎落，犁老上之龙庭，以抒我皇上东顾之忧。”后因其子袁枢的缘故而追赠其为光禄大夫、太子太保。^[21][3][27]袁可立以苏州府推官身份被祀于苏州名宦祠，并与文天祥、海瑞、于成龙、林则徐等并列。^[42]

历史研究学者赵亚军认为，袁可立在战略上以登莱为中心，对熊廷弼之‘三方布置’战略进行了调整与进一步完善，构建了明朝海防体系。他在战事上主动出击，进军辽南与后金展开对辽东半岛的争夺战，约降后金将领，收旅顺、复金州，短时间内多次挫败后金反扑，扭转了明朝对后金的战略颓势。^[43]

后金进犯明朝，占据全辽，为了抗击侵略，袁可立向天启帝献上七项建议：曰收残兵，曰出奇兵，曰明赏罚，曰慎防守，曰实京营，曰多储粮，曰破格用人。^[31][32]

一收残兵，以省调募。关外有数万被打散的残兵，宜收其残部，比从异地调募军队方便；一出奇兵，以图制胜。后金是以妇女守家城，男人出征打仗，可以趁其出兵时家城空虚，另派兵捣其巢穴；一明赏罚，以振法纪。监军高出失地丧师，法所不容。熊廷弼说情后，再任监军，应严正国法斩逃臣；一慎防守，以固封疆。丢失了河西，京师失去了防卫屏障，应调集军队布防于紧要位置，拱卫京师；一实京营，以固根本。选拔精兵强将护卫京师；一多储粮，以防未然。朝廷专营盐铁，增加朝廷收入和粮食储备；一破格用人，选拔有用的人才，破格使用。^[31][32]

针对后金军队驾驭布帆草筏，出没于长山、旅顺间，对明朝造成很大困扰。袁可立在皇城岛设参将一员，守备一员，领兵三千，严加训练。无事则更番防守，有事则合并策应。在鼍矶岛周边的广大水域广布水师。又设南游、北游两营水师，分驻于不同营地，巡逻于广鹿诸岛之间，制炮设墩，旌旗相望，行迹时东时西，忽远忽近，使后金军队琢磨不透明水师的行踪路径，袁可立施用这种因劳为逸，反客为主的策略，使后金的布帆草筏绝迹于辽南水域。^[35]

袁可立任登莱巡抚时，发现军队中异乡客兵思念家乡，军心不稳。遂采用裁汰之法，逐步淘汰异乡客兵，补充上当地土著兵员。不到半年时间，异乡客兵十不存一，军纪肃然。^[32]

努尔哈赤的女婿刘爱塔有反正归明之心，但又犹疑不决，刘爱塔着心腹联系明军将领约降，袁可立认为这是反间良机。加衔札付^[注3][38]并许诺代刘爱塔向明朝请官。袁可立在札付中还写下了刘爱塔对后金的怨怼之语，预防事情败露。计成有收复之功，即使事露败露，别人会从札付中看到刘爱塔对后金的贰心。后来刘爱塔之事泄露，后金愤恨，几乎杀尽明朝叛将。^[35][41]

朝鲜李倧发动政变即位，急于得到宗主国明朝承认其政权的合法性。^[12]袁可立上疏斥责李倧篡位，建言出兵伐之。李倧派使者斡旋后，袁可立与朝廷意见一致，要求朝鲜借兵协助明朝抗击后金。朝鲜遂派兵协助明朝。^[14][15][16]

在任职苏州府推官期间，袁可立执法如山，凡有案件，皆刚毅持正，不避权贵，史称袁可立“平反疑狱无数，扬贞汰垢”。^[44]在处理潮州案时，袁可立在查实礼部尚书董份、前国子监祭酒范应期两家侵占民田的事实之后，责其退还。对百姓一方参与施暴闹事的为首者“徐取一二倡乱者抵法”，其余均不予追究，各方都服从判决，让这起很多官员都极为头疼的案件得以平息。^[26][6][25]在处理秦灯、王士骕、乔一琦三人被控通倭案件时，袁可立顶住巡抚的压力，彻查案件，洗清3人罪名。该案的唯一幸存者乔一琦后来从军为囯报效，萨尔浒战役中明军惨败，监军乔一琦跳崖殉国。^[6]在处理军队诬陷琉球良民为盗案件中，袁可立明察秋毫，使十八个琉球国民得以无罪释放。为感谢袁可立救命之恩，琉球国民回到家中后，在琉球为袁可立建庙塑像奉祀。^[6][45]

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五月，袁可立上疏曰：“近年以来，议论繁多，言辞激切，致干圣怒，动见废斥不止百十余人。此皆皇上询事考言，布之言路以赞鸿业者。槩gài目之为卖直、为沽名。夫卖直者退，则不直者进。沽名者斥，则毁名者庸。生民休戚，百官斜正，谁复为皇上言者？国是日非，可畏矣！”袁可立批评神宗皇帝堵塞言路，被夺俸一年。^[3][8]

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九月，景德门遭雷击。袁可立再次上疏曰：“若郊视不亲，朝讲久废，章奏之批答不时，宫府之赏罚互异，叙迁有转石之艰，征敛有竭泽之怨。是非倒置，贤奸混淆。究使忠者含冤，直者抱愤，岂应天之实乎？”袁可立批评皇帝朝纲废弛，神宗大怒。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正月，袁可立被削职为民。朝中大臣为袁可立鸣冤者十数年不绝，神宗都不听从，终万历一朝不被起用，史称“震门之冤”。^[3][8]

明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之战十万明军覆没。^[46]天启元年，后金军攻陷沈阳明兵死伤七万，辽阳沦陷致金、复、海、盖辽南四卫继陷，辽河以东大小七十余城尽为后金所有。^[47]危难之时，袁可立被派往登莱。他整顿水师，以攻代守，反对议和，用韬略，出奇兵，从辽南最南端的旅顺、金州一线，越过复州和永宁，把后金军队逼退出盖州，总兵毛文龙远击至后金原住老巢一带。把明军战略颓势转化为战略进攻和对峙。袁可立的战略攻势使后金在天启二年到四年三年的时间里蜷缩一隅，不敢西顾，成为明金战争有史以来对后金打击最大的战略反攻期。^{[24][28][43][3][39]}

袁可立离任登莱后，沈有容也随之离职。不久后，大将张盘因缺乏有效后援和调度遭受重围力战而死；又不久，关宁军遭受了柳河之役的失败，导致了孙承宗的离职；再之后，后金军大举西进南下，进攻关宁；随后，毛文龙被袁崇焕所杀，登莱防务崩溃，后金军直逼京师。明朝对后金的战略形势再次转为劣势，陷入了万劫不复的败局。^{[24][28][48][49][50][51][27]}首辅孔贞运为袁可立作《明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偕配诰gào封夫人宋氏合葬墓志铭》曰：孰使十六年来，海无传烽，亭有卧鼓，则惟公之赐。^[27]

袁可立善笔札，工诗赋，著有《弗过堂集》《抚登疏稿》《韵学集要览》《古诗选》《评选古唐诗》等，藏于家。^[5][52][53]

夙闻蓬莱仙，今到蓬阁上。神仙杳难求，海水空漭。秦皇踪已沉，汉武终觖望。

田横五百人，至今堪惆怅。义城鲁仲连，功成甘退让。千载有同心，感时怀高尚。^[54]

余建牙东牟，岁华三易。每欲寓目海市，竟为机务缨缠，罔克一觐。甲子春，方得旨予告，因整理诸事之未集，又两阅月，始咸结局，于是乃有暇晷guǐ。仲夏念一日，偶登署中楼，推窗北眺，于平日沧茫浩渺间，俨然见一雄城在焉。因遍观诸岛，咸非故形，卑者抗之，锐者夷之；宫殿楼台，杂出其中。谛观之，飞檐列栋，丹垩粉黛，莫不具焉。纷然成形者，或如盖，如旗，如浮屠，如人偶语，春树万家，参差远迩，桥梁洲渚，断续联络，时分时合，乍现乍隐，真有画工之所不能穷其巧者。世传蓬菜仙岛，备诸灵异，其即此是欤yú。自已历申，为时最久，千态万状，未易殚述。岂海若缘余之将去而故示此以酬夙愿耶。因作诗以记其事云。^[55]

登楼披绮疏，天水色相溶。云霭洚jiàng无际，豁达来长风。须臾蜃气吐，岛屿失恒踪。

茫茫浩波里，突忽起崇墉yōng。坦隅迥如削，瑞采郁葱葱。阿阁叠飞槛，烟霄直荡胸。

遥岑相映带，变幻纷不同。峭壁成广阜，平峦秀奇峰。高下时翻覆，分合瞬息中。

云林荫琦坷，阳麓焕丹丛。浮屠相对峙，峥嵘信鬼工。村落敷洲渚，断岸驾长虹。

人物出没间，罔辨色与空。倏显还倏隐，造化有元功。秉钺yuè来渤海，三载始一逢。

纵观临已申，渴肠此日充。行矣感神异，赋诗愧长公。^[55]

明泰昌帝（明光宗）评价袁可立：一朝抗疏，二纪归田。口不言事，耻汉人部党之名；退不忘君，有楚尹毁家之风。”还赞袁可立：详刑惟允，执法有闻。^[3]

天启皇帝评价袁可立：袁可立清任以和，直方而大；精神折冲于千里，文武为宪于万邦。^[23]又在《天启诰命卷》赞：李署牵丝，冤早清于砑yà石；柏台焚草，直益奋于埋轮。

明首辅孔贞运评价袁可立：公久历海上，凡地形险易，军储盈缩，将吏能否，虏情向背皆洞若烛照，故登莱终公之任销锋卧鼓。^[3]

明枢辅孙承宗评价袁可立：读后先大疏，皎皎揭日月，行中天而底里洞彻，殊令人可味，可展布四体，仰酬国恩。^[56]

明刊《豹陵集·袁节寰晋大司马奉命乘传锦还序》评价袁可立：数得志于奴，使不敢西向关宁一步，袁可立之力也。^[24]

明书画家董其昌评价袁可立：忠诚干国，正直立朝。^[25]

清顺治十七年《登州府志》评价袁可立：袁可立，睢州人，登莱防抚，时莲妖在西，海寇在北，高丽擅废，征调烦兴，所在惊皇。公筹画镇定之，登人安堵，升兵部侍郎转尚书。^[24]

宋氏，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八月初五出生，睢州人，两次受诰封夫人。宋氏与袁可立同龄，两人14岁时成婚。袁家贫寒，宋氏售卖了嫁妆供袁可立坚志求学。她白日劳作，奉养袁可立双亲；夜纺机杼，补贴家用。当袁可立任职苏州推官时，常劝诫袁可立以仁德做事，不要严苛。袁可立被免职为民时，宋氏也有隐居田园之意。常劝袁可立要早生孩子，多生孩子。在袁可立纳妾潘氏后，宋氏与潘氏关系融洽，对潘氏所产的孩子视同自己的孩子，对潘氏的母亲也敬爱有加。袁可立任职登莱巡抚途中，遇到白莲教乱军，宋氏上阵擂鼓以助军威。袁可立辞任登莱巡抚归家后，她时常劝慰于他，后来朝廷起用袁可立，袁可立欲坚卧不出，宋氏劝他以职责为要。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春，贼寇欲犯睢州。宋氏命袁枢登城杀贼，而自己则率领媵yìng婢为守城士兵准备饭食。宋氏。崇祯八年（1635年）七月十九日，宋氏去世。^[27]

天启三年（1623年）元宵，袁可立宴饮宾客，忽然有报说辽籍将领李性忠与张尔心要叛乱，其他官员听到这消息很害怕。袁可立从容派人去沈有容，问询李性忠的性情禀性。沈有容满口担保没有问题。袁可立说：“我本来知道他没有问题，只是先让他暂且解除兵权休息一下吧。”^[39]

关于袁可立和董其昌同榜流传着一个故事。董其昌屡试不第。一天晚上，梦见神人前来告诉他说：“你要等待袁可立和你同考，才有希望上榜。”董其昌梦醒后觉得非常奇怪，于是到各地学堂逐一查访，终于找到袁可立。在知道袁可立家中贫穷恐无力上进后，董其昌将袁可立带回家中亲自课读。到袁可立20多岁时，两人一起参加考试，结果在乡试和会试中果然都中榜。^[64]

崇祯六年( 1633)十月，在户部任职的袁枢上疏请归，准备动身回乡探视父亲袁可立，他临行之前去拜访了董其昌。董其昌听说袁可立已经生病，遂作《疏林远岫xiù图》赠给袁可立。他在画上题诗一首：年家袁伯应司农上疏归省尊人大司马节寰年兄。赠以诗画。癸酉十月之望。挂冠神武觐庭闱，得奉朝恩意气归。圣主似颁灵寿杖，仙郎耐着老莱衣。可惜的是，在画到之前四天，袁可立去世，没有见到这幅画作。^[65][66]

明崇祯六年（1633年）十月十一日，袁可立病逝于睢州，董其昌并向皇帝禀报，崇祯七年九月初七，明崇祯皇帝遣使至睢州御祭葬，原墓按崇祯朝最高规格建造，墓志铭为首辅孔贞运撰文，书法家王铎书丹。墓地在睢州城东南五里袁坟村南，原四面为路，成“八抬轿”井字地，向有松柏掩映，名为“袁尚书墓”。现已无迹可考。^[68]

2010年，睢县人民政府在睢县东关树立清官袁可立雕像，以弘扬和光大其清官廉吏精神，从此睢县人民凭吊英雄有所依托。^[69]

明天启年间，袁可立巡抚山东登州蓬莱一带，曾遇狂风恶浪，兵船险有倾覆之危，昏暗中恍惚吕洞宾现身于袁尚书面前，袁尚书急忙祷告保佑，随即风平浪静，平寇一仗凯旋而归，袁尚书认为是吕祖显灵相助，归来后，为还所许之愿，在其老家睢州的“陆园”建吕祖庙以是纪念由于四面环水，地势颇高。又是袁可立出资所建，因此又称袁家山。该建筑始建于明朝天启年间（1621——1627年），坐北朝南，是一处代表性的明代船形建筑群体。2000年被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0][71]

学者赵亚军著述了历史研究文献《登莱巡抚袁可立与朝鲜仁祖请封》，该文对袁可立在清朝修定《明史》无传之事进行了探讨。赵亚军认为清朝忌讳和仁祖辨诬是袁可立在《明史》无传的主要原因。^[22]

关于清人修《明史》，史学家孟森曾言：“凡明朝文武诸臣，曾为督抚镇巡等官者，皆削其在辽之事迹，或其人生平大见长之处在辽，则削其人不为立传。”袁可立曾参与明与后金(清)战争，其主要事迹多涉辽事，触犯清廷忌讳，进而影响到清朝对袁可立的历史书写。^[72]

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朝鲜发生政变，光海君李珲被废黜，绫阳君李倧即位，史称的“仁祖反正”。^[15]政变发生后，袁可立奏本中记述了“朝鲜国王李珲为其侄李倧所篡”内容，该观点被如实记录于《明熹宗实录》《明史稿·熹宗本纪》《明史稿·朝鲜传》中。清朝取代明朝之后，朝鲜在康熙、雍正年间进行辨诬活动，对“篡逆媾gòu倭”进行辨诬，力求阻止有关“仁祖反正”中不利于朝鲜的记载被纳入正史。^[22]

康熙十五年(1676)，朝鲜首次向清朝辨诬，重点抨击袁可立。雍正四年(1726)，朝鲜再次遣使清朝，围绕“篡逆媾倭”进行辨诬，在辨诬疏中再次叙及袁可立，将袁可立指为仁祖一事的主要构诬者并反复提及。朝鲜此行辨诬后，雍正帝尽数答应朝鲜改动《明史》文字的请求，对朝鲜所欲更改的地方“尽改之”，更有甚者“列传所付，皇帝亲自笔削”。殿本《明史》在王本《明史稿》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删改，对袁可立奏本内容中不利于仁祖的言辞尽行删削。学者赵亚军认为：朝鲜辨诬的结果，是将袁可立在“仁祖请封”一事中的影响降至最小，这也成为袁可立事迹在《明史》中被遮盖、泯灭的一个重要原因。^[2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