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腺癌

肺腺癌是肺癌最常见的一种类型，约占全部肺癌的50%。^[4]它属于非小细胞肺癌，主要起源于支气管粘液腺，常发生于女性^[1]。肺腺癌分为浸润前病变和浸润性腺癌。浸润性又可分为原位腺癌、微浸润性腺癌、浸润性腺癌、浸润性腺癌变异型^[1]。导致该病发生的最常见原因是吸烟^[1]。经常接触致癌物质、空气污染、电离辐射、遗传等因素也可致病^[1]。

肺癌早期可无明显症状，在常规体检和胸部影像学检查时发现^[5]。肺癌常见症状可有咳嗽、咯血、气短、胸痛、发热等^[5]。该病的治疗方式与其分期有关，包括手术治疗、化疗、放疗、靶向治疗、介入治疗等^[1]。由于约75%病人就诊时已是肺癌晚期，故其5年生存率低于20%^[1]。因此，全球各国一直致力于通过筛查来实现肺癌的早诊早治，并最终降低肺癌相关死亡率^[6]。肺癌高风险人群应该每年进行一次低剂量螺旋CT筛查^[7]。肺癌高风险人群为年龄在40-74岁之间或有肺癌发病高危因素的人群^[7]。

肺腺癌的组织学类型主要可以分为原位腺癌、微浸润性腺癌、浸润性腺癌、浸润性腺癌变异型。

（1）原位腺癌：肿瘤细胞沿肺泡壁呈鳞屑样生长，无间质、血管或胸膜浸润的小腺癌（≤3cm）。^[8]

（2）微浸润性腺癌：孤立性、以鳞屑样生长方式为主且浸润灶≤0.5cm的小腺癌（≤3cm）。^[8]

（3）浸润性腺癌：其浸润灶>0.5cm。按分化程度，浸润性腺癌又可分为高、中、低分化三类，中分化腺癌根据其形态特征还可分为腺泡型、乳头状和实体黏液细胞型等。^[8]

（4）浸润性腺癌变异型：包括黏液型、胶样型、胎儿型和肠型腺癌。^[1]

肺癌的病因和发病机制迄今尚未明确，但有证据显示与下列因素有关。^[1]

吸烟是引起肺癌最常见的原因，约85%肺癌病人有吸烟史，包括吸烟和已戒烟者（定义为诊断前戒烟至少12个月以上）。吸烟20~30包年（定义为每天1包，吸烟史20~30年）者罹患肺癌的危险性明显增加^[1]。与从不吸烟者相比，吸烟者发生肺癌的危险性平均高10倍，重度吸烟者可达10~25倍。已戒烟者罹患肺癌的危险性比那些持续吸烟者降低，但与从未吸烟者相比仍有9倍升高的危险，随着戒烟时间的延长，发生肺癌的危险性逐步降低。吸烟与肺癌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关系，开始吸烟的年龄越小，吸烟时间越长，吸烟量越大，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越高。^[1]

某些职业的工作环境中存在许多致癌物质。已被确认的致癌物质包括石棉、砷shēn、双氯甲基乙醚、铬、芥子气、镍niè、多环芳香烃类，以及铀yóu、镭等放射性物质衰变时产生的氡dōng和氨气，电离辐射和微波辐射等。这些因素可使肺癌发生危险性增加3~30倍，吸烟可明显加重这些危险。^[1]

城市中的工业废气、汽车尾气等都有致癌物质，如苯并芘、氧化亚砷、放射性物质、镍、铬化合物、S02、N0以及不燃的脂肪族碳氢化合物等。有资料显示，城市肺癌发病率明显高于农村。^[1]

室内被动吸烟，燃料燃烧和烹调过程中均可产生致癌物。室内接触煤烟或其不完全燃烧物为肺癌的危险因素，特别是对女性腺癌的影响较大。烹调时加热所释放出的油烟雾也是不可忽视的致癌因素。^[1]

电离辐射可以是职业性或非职业性的，有来自体外或因吸入放射性粉尘和气体引起的体内照射。不同射线产生的效应也不同，如在日本广岛原子弹释放的是中子和α射线，长崎则仅有α射线，前者患肺癌的危险性高于后者。^[1]

成年期水果和蔬菜的摄入量低，肺癌发生的危险性升高。血清中B胡萝卜素水平低的人，肺癌发生的危险性高。中、高强度的体力活动可使发生肺癌的风险下降13%~30%。^[1]

有早期肺癌（60岁前）家族史的亲属罹患肺癌的危险性升高2倍。同样的香烟暴露水平，女性发生肺癌的危险性高于男性^[1]。肺癌可能是外因通过内因而发病的，外因可诱发细胞的恶性转化和不可逆的基因改变，包括原癌基因的活化、抑癌基因的失活、自反馈分泌环的活化和细胞凋亡的抑制。肺癌的发生是一个多阶段逐步演变的过程，涉及一系列基因改变，多种基因变化的积累才会引起细胞生长和分化的控制机制紊乱，使细胞生长失控而发生癌变^[1]。与肺癌发生关系较为密切的癌基因主要有HER家族、RAS基因家族、Myc基因家族、ALK融合基因、Sox基因以及MDM2基因等。相关的抑癌基因包括p53、Rb、pl6、nm23、PTEN基因等。与肺癌发生、发展相关的分子发病机制还包括生长因子信号转导通路激活、肿瘤血管生成、细胞凋亡障碍和免疫逃避等。^[1]

美国癌症学会将结核列为肺癌的发病因素之一，其罹患肺癌的危险性是正常人群的10倍，主要组织学类型为腺癌。某些慢性肺部疾病如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结节病、特发性肺纤维化、硬皮病，病毒感染、真菌毒素（黄曲霉）等，与肺癌的发生可能也有一定关系。^[1]

2000年以来，西方国家男性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有所下降，而发展中国家则持续上升；女性肺癌死亡率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仍在上升^[1]。2015年中国新发肺癌人数73.3万，其中男性50.9万，女性22.4万；肺癌死亡人数61.0万，其中男性43.2万，女性17.8万^[1]。男性发病率在所有癌症中列首位，女性发病率仅次于乳腺癌列第二位，死亡率则均列首位，与以往数据相比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呈上升趋势^[1]。肺癌病理分布的一个特点是腺癌比例增加^[9]，约占全部肺癌的一半^[4]。根据塞尔维亚1990年与 2003年肺癌流行病学资料分析结果显示，肺腺癌发病率明显增高，主要为女性患者^[9]。男性肺腺癌发病率也有所增加，但幅度小于女性^[9]。

根据肿瘤在肺内分布部位，可将肺癌分为中央型、周围型和弥漫型三个主要类型。

肺癌发生于主支气管或叶支气管，在肺门部形成肿块。此型最常见，占肺癌总数的60%~70%。早期，病变气管壁可弥漫增厚或形成息肉状或乳头状肿物突向管腔，使气管腔狭窄或闭塞^[8]。随病情进展，肿瘤破坏气管壁向周围肺组织浸润、扩展，在肺门部形成包绕支气管的巨大肿块。同时，癌细胞经淋巴管转移至支气管和肺门淋巴结，肿大的淋巴结常与肺门肿块融合。^[8]

此型起源于肺段或其远端支气管，在靠近肺膜的肺周边部形成孤立的结节状或球形癌结节，直径通常在2~8cm，与支气管的关系不明显。该型占肺癌总数的30%~40%，发生淋巴结转移常较中央型晚，但可侵犯胸膜。^[8]

该型较少见，仅占全部肺癌的2%~5%。癌组织起源于末梢的肺组织，沿肺泡管及肺泡弥漫性浸润生长，形成多数粟粒大小结节布满大叶的一部分或全肺叶。也可形成大小不等的多发性结节散布于多个肺叶内，易与肺转移癌混淆。^[8]

一般认为若发生于段支气管以上的大支气管者，即中央型早期肺癌，其癌组织仅局限于管壁内生长。包括腔内型和管壁浸润型，后者不突破外膜，未侵及肺实质，且无局部淋巴结转移^[8]。发生于小支气管者，又称周围型早期肺癌，在肺组织内呈结节状，直径小于2cm，无局部淋巴结转移。隐性肺癌一般指肺内无明显肿块，影像学检查阴性而痰细胞学检查癌细胞阳性，手术切除标本经病理学证实为支气管黏膜原位癌或早期浸润癌而无淋巴结转移。^[8]

肺腺癌是指具有腺样分化或黏液产生的恶性上皮性肿瘤，分为浸润前病变和浸润性腺癌。浸润前病变的进一步发展可变为浸润性腺癌。^[4]

通常是单发、小于0.5cm的Ⅱ型肺泡或Clara细胞不典型增生，增生的细胞间有间隙，细胞可为圆形、立方、矮柱状或鞋钉状。^[4]

病灶是≤3cm的小腺癌，沿肺泡壁生长，缺少乳头、微乳头和肺泡腔内瘤细胞，无间质、血管和胸膜的浸润，以非黏液型AIS为主。黏液性AIS是极少见的，诊断时应谨慎，需除外浸润性黏液腺癌多中心发生的小灶或其播散所致的可能。原位腺癌的术后5年无病生存率达100%。^[4]

为单发≤3cm，且以贴壁生长为主的腺癌，其任何切面的最大浸润深度总是≤5mm，经完全切除后患者疾病特异性生存率接近100%。与原位腺癌一样也分为黏液性和非黏液性两种^[4]。与原位腺癌的区别是：组织内出现了贴壁生长以外的组织学生长方式，如腺泡样、乳头状、微乳头状和（或）实性生长，或肺泡腔内出现了坏死的瘤细胞，即可认为是出现了浸润性生长。而当肿瘤细胞进入到淋巴管、血管或侵及胸膜或出现片状肿瘤性坏死时，即使肿瘤≤3cm，浸润深度≤5mm也不能诊断为MIA，而应诊断为浸润性癌。^[4]

来源于中央气道上皮的一种非黏液性腺癌，癌细胞主要沿肺泡壁生长，TTF-1为阳性表达，与EGFR突变密切相关，术后5年生存率>75%，预后较好。^[4]

异型性很小的黏液样瘤细胞主要沿着肺泡壁生长，可呈多中心性发生，来源于末梢气道上皮，TTF-1为阴性表达，与KRAS突变密切相关。^[4]

癌细胞呈簇状生长，缺乏纤维血管轴心，可与肺泡壁相连或分离，悬浮于肺泡腔内。常见脉管和间质浸润，砂粒体常见，该类型预后很差，且较早出现侵袭或转移。^[4]

肠型肺腺癌成分超过50%时则可诊断此型，但非常少见。由立方或柱状上皮构成的背靠背腺腔样结构，因其形态和免疫组化特点与大肠癌相似，故需要与肠癌肺转移相鉴别，诊断时至少要有CDX-2、CK20、MUC2其中一种肠上皮标记为阳性。肿瘤周边部的瘤细胞呈贴壁生长方式、CK7和TTF-1阳性则有助于诊断为原发，但是只有50%的肠型肺腺癌TTF-1表现为阳性。^[4]

伴有黏液形成的实性腺癌是由缺乏腺泡、腺管和乳头结构的片状多角形细胞组成，常有细胞内黏液出现，在2个高倍视野内至少有5个或更多黏液染色阳性瘤细胞的出现即可诊断此型腺癌。此型是一种预后较差的低分化腺癌^[4]。腺泡为主型腺癌由立方或柱状瘤细胞构成腺泡或腺管。乳头状为主型腺癌有二级或三级含有血管和肌成纤维细胞的纤维血管轴心，表面覆有立方或矮柱状、黏液或非黏液的瘤细胞^[4]。胶样癌在黏液池中漂浮着含有黏液的肿瘤性上皮岛，或瘤细胞贴附在囊内。胚胎型腺癌的瘤细胞构成小管，细胞核上下可见糖原空泡，在管腔内可有类似于胚胎时的桑葚小体，间质疏松，似子宫内膜。^[4]

少数病人无症状，仅在常规体检、胸部影像学检查时发现。其余病人或多或少地表现与肺癌有关的症状与体征^[1]。

咳嗽：为早期症状，常为无痰或少痰的刺激性干咳，当肿瘤引起支气管狭窄后可加重咳嗽。 多为持续性，呈高调金属音性咳嗽或刺激性呛咳^[1]。黏液型腺癌可有大量黏液痰。伴有继发感染时，痰量增加，且呈黏液脓性。^[1]

痰血或咯血：多见于中央型肺癌。肿瘤向管腔内生长者可有间歇或持续性痰中带血，如果表面糜烂严重侵蚀大血管，则可引起大咯血。^[1]

气短或喘鸣：肿瘤向气管、支气管内生长引起部分气道阻塞，或转移到肺门淋巴结致使肿大的淋巴结压迫主支气管或隆突，或转移引起大量胸腔积液、心包积液、膈肌麻痹、上腔静脉阻塞，或广泛肺部侵犯时引起。可有呼吸困难、气短、喘息，偶尔表现为喘鸣，听诊时可发现局限或单侧哮鸣音。^[1]

胸痛：可有胸部隐痛，与肿瘤的转移或直接侵犯胸壁有关。^[1]

发热：肿瘤组织坏死可引起发热。多数发热的原因是由于肿瘤引起的阻塞性肺炎所致，抗生素治疗效果不佳。^[1]消瘦：为恶性肿瘤常见表现，晚期由于肿瘤毒素以及感染、疼痛所致食欲减退，可表现消瘦或恶病质。^[1]

胸痛：肿瘤侵犯胸膜或胸壁时，产生不规则的钝痛或隐痛，或剧痛，在呼吸、咳嗽时加重。肋骨、脊柱受侵犯时可有压痛点。肿瘤压迫肋间神经，胸痛可累及其分布区域。^[1]

声音嘶哑：肿瘤直接或转移至纵隔淋巴结后压迫喉返神经（多见左侧）使声带麻痹，导致声音嘶哑。^[1]

吞咽困难肿瘤侵犯或压迫食管，引起吞咽困难，尚可引起气管食管瘘，导致纵隔或肺部感染。^[1]

胸腔积液：肿瘤转移累及胸膜或肺淋巴回流受阻，可引起胸腔积液。^[1]

心包积液：肿瘤可通过直接蔓延侵犯心包，亦可阻塞心脏的淋巴引流导致心包积液。迅速产生或者大量的心包积液可有心脏压塞症状。^[1]

上腔静脉阻塞综合征：肿瘤直接侵犯纵隔，或转移的肿大淋巴结压迫上腔静脉，或腔静脉内癌栓阻塞，均可引起静脉回流受阻。表现上肢、颈面部水肿和胸壁静脉曲张。严重者皮肤呈暗紫色，眼结膜充血，视物模糊，头晕、头痛。^[1]

Horner综合征：肺上沟瘤是肺尖部肺癌，可压迫颈交感神经，引起病侧上脸下垂、瞳孔缩小、眼球内陷，同侧额部与胸壁少汗或无汗，称为Horner综合征。^[1]

病理解剖发现，鳞癌病人50%以上有胸外转移，腺癌和大细胞癌病人为80%，小细胞癌病人则为95%以上。约1/3有症状的病人是胸腔外转移引起的。肺癌可转移至任何器官系统，累及部位出现相应的症状和体征。^[1]

中枢神经系统转移：脑转移可引起头痛、恶心、呕吐等颅内压增高的症状，也可表现眩晕、共济失调、复视、性格改变、癫痫发作，或一侧肢体无力甚至偏瘫等症状。脊髓束受压迫，出现背痛、下肢无力、感觉异常，膀胱或肠道功能失控。^[1]

骨骼转移：表现为局部疼痛和压痛，也可出现病理性骨折。常见部位为肋骨、脊椎、骨盆和四肢长骨。多为溶骨性病变。^[1]腹部转移：可转移至肝脏、胰腺、胃肠道，表现为食欲减退、肝区疼痛或腹痛、黄疸、肝大、腹腔积液及胰腺炎症状。肾上腺转移亦常见。^[1]淋巴结转移：锁骨上窝淋巴结是常见部位，多位于胸锁乳突肌附着处的后下方，可单个或多个，固定质硬，逐渐增大、增多，可以融合，多无疼痛及压痛。腹膜后淋巴结转移也较常见。^[1]

少数肺癌患者可出现一些少见的并非由肿瘤直接侵犯或转移引起的症状和体征，又称副癌综合征。可出现于肺癌诊断前或诊断后，也可同时出现，常表现为胸部以外的脏器症状，如高钙血症、抗利尿激素分泌异常综合征、异位库欣综合征、神经肌肉功能异常、血液系统异常等。^[6]

肺癌诊断可按下列步骤进行：

有临床症状或放射学征象，怀疑肺癌的病人先行胸部和腹部CT检查，发现肿瘤的原发部位、纵隔淋巴结侵犯和其他解剖部位的播散情况。^[1]

怀疑肺癌的病人必须获得组织学标本诊断。肿瘤组织多可通过微创技术获取，如支气管镜、胸腔镜。但不推荐痰细胞学确诊肺癌。浅表可扪mén及的淋巴结或皮肤转移也应活检^[1]。如怀疑远处转移病变，也应获得组织标本，如软组织肿块、溶骨性病变、骨髓、胸膜或肝病灶。胸腔积液则应获得足量的细胞团或胸腔镜检查。^[1]

有条件者应在病理学确诊的同时检测肿瘤组织的EGFR基因突变、ALK融合基因和ROS1融合基因等，非小细胞肺癌也可考虑检测PD-L1的表达水平，以利于制订个体化的治疗方案。^[1]

胸部X线：胸部Ｘ线是胸部基本检查方法，通常包括胸部正、侧位片，多用于入院常规检查或胸部术后复查^[6]。

胸部CT：胸部CT可有效检出早期周围型肺癌，明确病变所在的部位和累及范围，是肺癌诊断、分期、疗效评价和随诊的主要影像学检查手段^[6]。

磁共振成像（MRI）：MRI 一般不用于肺癌常规检查，但可以用于判断胸壁和纵隔的受侵情况，显示肺上沟瘤与臂丛神经及血管的关系，还可使用增强MRI来判断有无脑转移和骨转移^[6]。

PET-CT扫描：PET-CT是诊断肺癌、分期与再分期、手术评估、疗效和预后评价最佳方法之一^[6]。

超声检查：一般不用于肺癌的常规检查，常用于检查腹部脏器及浅表部位淋巴结有无转移，还可用于检查有无胸膜转移、胸腔积液及心包积液^[6]。

骨扫描：判断肺癌骨转移的常规检查，是筛查骨转移的首选检查^[6]。

痰液细胞学检查：是诊断中央型肺癌最简单方便的无创诊断方法之一，但有一定的假阳性和假阴性可能^[6]。

支气管镜检查：支气管镜检查是肺癌的主要诊断方法之一。支气管镜可进入4~5级支气管，帮助肉眼观察近端约1/3的支气管黏膜，并通过活检、刷检以及灌洗等方式进行组织学或细胞学取材^[6]。

超声支气管镜引导下经支气管针吸活检术：在超声引导下行胸内病灶及纵隔、肺门淋巴结转移灶穿刺，当怀疑纵隔和肺门淋巴结转移而其他手段难以确定时使用^[6]。

纵隔镜检查：纵隔镜检查取样较多，是鉴别伴纵隔淋巴结肿大疾病良恶性的有效方法，也是评估肺癌分期的方法之一，但操作创伤及风险相对较大^[6]。

胸腔镜：内科胸腔镜可用于不明原因的胸腔积液、胸膜疾病的诊断。外科胸腔镜可有效地获取病变肺组织，用于经支气管镜和经胸壁肺穿刺术等检查方法无法取得病理标本的肺癌^[6]。

胸腔穿刺术：可以获取胸腔积液进行细胞学检查，以明确积液性质和进行肺癌分期^[6]。

浅表淋巴结和皮下转移病灶活组织检查：对于肺部占位怀疑肺癌者，如发现浅表皮下病灶或浅表淋巴结肿大，可进行活检以获得病理学诊断^[6]。

经胸壁肺穿刺术：在CT或超声引导下经胸壁肺穿刺是诊断周围型肺癌的首选方法之一^[6]。

血清学检查：检测肺癌相关的肿瘤标志物，有助于辅助诊断和早期鉴别诊断并预测肺癌病理类型、。在患者的血清中，CEA、SCCA和CYFRA21-1水平的升高有助于诊断非小细胞肺癌，并且CEA的增高在肺腺癌和大细胞肺癌中升高最为明显，且灵敏度较高^[6]。

基因检测：肺癌的发生是原癌基因的激活和抑癌基因的缺失所致，基因检测有助于诊断早期肺癌，并且可识别靶向药物的最佳用药人群^[1]。

肺结核球：见于年轻病人，多无症状。病灶多位于肺上叶尖后段和下叶背段，边界清楚，密度高，可有包膜，有时含钙化点，周围有纤维结节状病灶，多年不变。^[1]肺门淋巴结结核：易与中央型肺癌相混淆，多见于儿童、青年，有发热、盗汗等结核中毒症状。 结核菌素试验常阳性，抗结核治疗有效。^[1]急性粟粒型肺结核：年龄较轻，有发热、盗汗等全身中毒症状。X线影像表现为细小、分布均匀、密度较淡的粟粒样结节病灶。腺癌的两肺多有大小不等的结节状播散病灶，边界清楚，密度较高，进行性发展和增大。^[1]

起病急，中毒症状严重，寒战、高热、咳嗽、咳大量脓臭痰等症状。影像学可见均匀的大片状阴影，空洞内常见液平。^[1]

有发热、咳嗽、咳痰等症状，抗生素治疗有效。若无中毒症状，抗生素治疗后肺部阴影吸收缓慢，或同一部位反复发生肺炎时，应考虑肺癌可能。^[1]

应与癌性胸腔积液相鉴别。^[1]

可肺内单发或多发结节和肿块，大多位于胸膜下，肺活检和血清隐球菌荚膜多糖抗原检测有助于鉴别。^[1]

肺癌的治疗方法主要有外科手术治疗、放射治疗、化学药物治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10]。非小细胞肺癌应该依据TNM分期来选择治疗方式^[10]。

早期肺癌外科手术治疗通常能达到治愈效果。手术治疗的适应证是I、Ⅱ期和部分经过选择的ⅢA期的非小细胞肺癌^[10]。已明确纵隔淋巴结转移的病人，手术可考虑在（新辅助）化疗/放化疗后进行。ⅢB、V期肺癌，除个别情况外，手术不应列为主要的治疗手段。除考虑肿瘤因素外，病人心肺等重要器官需有足够的功能储备以耐受手术。^[10]

肺癌手术方式首选解剖性肺叶切除和淋巴结清扫。但由于肿瘤或病人耐受性因素，又有扩大切除和局部切除。扩大切除，指需切除范围不仅局限于一个肺叶的术式，如双肺叶切除、支气管袖状肺叶切除术、肺动脉袖状肺叶切除术、一侧肺切除（全肺切除）、心包内处理肺血管和（或）合并部分左心房切除的全肺切除等^[10]。扩大切除的风险远高于标准肺叶切除，因此手术适应证的筛选宜谨慎。局部切除术，指切除范围小于一个肺叶的术式，包括肺段切除术和楔形切除术。其优点是手术风险低，但与标准的肺叶切除相比局部复发率增加，主要用于非常早期的肺癌和耐受不良的老年病人。^[10]

目前常用的手术方法包括传统的开胸直视手术（经后外侧切口、胸部小切口等切口入胸）和胸腔镜手术（VATS）。VTAS仅用1~3个1~3cm长切口，替代传统开胸直视手术的20~30cm切口，创伤小，恢复快，且效果好，已成为中国肺癌外科治疗的主要手术方法。^[10]

是肺癌局部治疗手段之一。对有纵隔淋巴结转移的肺癌，全剂量放射治疗联合化疗是主要的治疗模式；对有远处转移的肺癌，放射治疗一般用于对症治疗，是姑息治疗方法^[10]。一些早期肺癌病人，因高龄或心肺等重要器官不能耐受手术者，放射治疗也可作为一种局部治疗手段^[10]。手术后放射治疗用于处理术后的切缘残留或局部晚期的病例。在各种类型的肺癌中，小细胞癌对放射疗法敏感性较高，鳞癌次之。^[10]

肺癌的化学治疗分为新辅助化疗（术前化疗）、辅助化疗（术后化疗）和系统性化疗。肺癌的标准化疗方案是包含铂类药的两药联合方案^[10]。方案的选择取决于病理类型和病人情况。身体耐受差也可选择单药化疗。辅助化疗疗程一般是4个周期。^[10]

针对肿瘤特有的和依赖的驱动基因异常进行的治疗称为靶向治疗。它具有针对性强、对该肿瘤具有较好的疗效，且副作用轻^[10]。在肺癌领域的得到应用的靶点主要有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和间变淋巴瘤激酶（ALK）等。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肺腺癌病人群中，特别是女性、非吸烟者，EGFR基因突变比例超过50%，是最重要的治疗靶点。^[10]

携带驱动基因异常的晚期肺癌病人接受靶向治疗的有效率和疾病控制时间远高于传统化疗，部分病人可长期生存。新一代靶向药物也在不断研发，覆盖更多的驱动基因，克服旧有药物的耐药，使病人获得更长的生存。^[10]

中南大学钟世安教授团队，联合中青医药（广东）有限公司技术团队从富硒秀珍菇中分离出天然硒xī多糖Se-POP-3和Se-POP-21，并发现有效成分具有以下作用：.Se-POP-21能强力清除DPPH和羟基自由基。细胞实验表明，Se-POP-21可降低人肺腺癌细胞A549、人卵巢癌细胞SKOV3、人肝癌细胞HepG2和人乳腺癌细胞MCF-7细胞的活力，诱导A549细胞凋亡，抑制A549细胞转移。其潜在机制是Se-POP-21抑制癌细胞的上皮到间质转化。^[2]

主要针对抑制T细胞的程序性细胞死亡分子1（PD-1）及其受体（PD-L1）通路的单克隆抗体药物，可以纠正被肺癌细胞表达的PD-L1分子抑制的免疫反应，从而特异性杀伤肿瘤，使少数晚期病人可获得远期生存^[10]。

避免接触与肺癌发病有关的因素如吸烟和大气污染，加强职业接触中的劳动保护，可减少肺癌发病危险。由于目前尚无有效的肺癌化学预防措施，不吸烟和及早戒烟可能是预防肺癌的最有效方法^[1]。

肺癌高风险人群应该每年进行一次低剂量螺旋CT筛查。肺癌高风险人群为40-74岁，且符合以下任一条件者：

（1）吸烟：吸烟包年数>30包年，包括曾经吸烟>30包年，但戒烟不足15年；（吸烟包年数=1天吸烟多少包（1包20支）x烟龄（年））^[7]；

（2）被动吸烟：与吸烟者共同生活或同室工作>20年^[7]；

（3）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史^[7]；

（4）有职业暴露史（石棉、氡、铍、铬、镉、镍、硅、煤烟和煤烟灰）至少1年^[7]；

（5）有一级亲属确诊肺癌^[7]；

肺癌的预后取决于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由于早期诊断不足致使肺癌的预后差，86%病人在确诊后5年内死亡；只有15%的病人在确诊时病变局限，这些病人的5年生存率可达50%^[1]。

1.2023年5月，由英国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Charles Swanton领衔的国际团队，在顶级期刊《自然》以封面论文的形式发表重磅研究成果，揭开了PM2.5驱动肺癌的机制^[11]。他们发现，PM2.5没有在肺细胞中诱发新的促癌突变，而是促进大量巨噬细胞进入肺组织，释放L-1β创造炎性环境，让肺部原本存在的携带致癌突变（EGFR或KRAS）的正常肺细胞恶变，成为肺癌的种子^[11]。

2.2023年2月20日，浙江大学医学院免疫学系姚雨石课题组在Nature Immunology在线发表了题目为“Influenza-trained mucosal--resident alveolar macrophages confer long-term antitumor immunity in the lungs”的研究论文，揭示流感病毒感染诱导的记忆性肺泡巨噬细胞在肺部发挥长期抗肿瘤免疫监视和保护作用^[12]。

3.2022年11月15日，华东师范大学逄páng秀凤团队在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IF=19）在线发表题为“BCL6 is regulated by the MAPK/ELK1 axis and promotes KRAS-driven lung cancer”的研究论文，BCL6是KRAS驱动的肺癌的关键。该研究表明BCL6受MAPK/ELK1轴调控，促进KRAS驱动的肺癌^[13]。

1941年，张纪正教授施行了全肺切除治疗肺癌的手术，这是我国首例肺癌外科手术，距美国专家Graham施行全世界第一例肺癌手术只晚了8年。^[14]1943年，杨振华教授在华西私立协和大学附属四圣祠医院施行了西部地区第一例肺切除手术。^[14]1964年，黄国俊教授施行了我国首例支气管袖状成型肺叶切除术。^[14]1982年华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施行了支气管肺动脉袖状成型肺叶切除术治疗侵犯肺动脉干的中心型肺癌。^[14]1985年华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始施行肺切除联合部分左心房、上腔静脉切除重建，胸主动脉切除重建治疗侵犯心脏大血管的IIIB期肺癌，突破了IIIB期肺癌不能外科治疗的国际禁区。^[14]1986年华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始对N2肺癌施行肺切除、系统性淋巴结清扫术，突破了国际上N2肺癌不能手术治疗的传统观念，改变了国际上N2肺癌的治疗模式和治疗指南。^[14]1989年开展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术前新辅助化疗+外科手术治疗的随机临床试验5年生存率提高了9%，10年生存率提高了7%。^[14]1990年华西医料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将体外循环技术与肺外科手术结合，治疗用常规方法不能切除的局部晚期肺癌，并创立了多种适合于不同部位肺癌切除手术的体外循环方法。^[14]1994年华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国际上首创了气管隆突切除+右肺中上叶切除+右肺下叶背段支气管切除+右下叶背段动脉切除，右下叶基底支气管左主支气管-气管行气管隆凸重建+右下叶基底动脉干心包内右肺动脉重建十全上腔静脉切除重建术。^[14]1996年华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率先开展了肺癌微转移和临床转移分子诊断的实验研究和临床研究工作，并己筛选出多种有价值的分子标志物，对肺癌进行“分于分期”，并于1997年开展基于“分子分期”的肺癌“个体化”外科治疗，治疗侵犯心脏大血管的局部晚期肺癌，使肺癌进入“个体化外科治疗”时代。^[14]1999年华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国际上首创经右胸入路施行颈下段和胸上胸段气管肿瘤切除，气管重建术。^[14]2000年华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首创经左胸、经主A窗，切断动脉导管韧带，经心包内行气管隆凸切除、气管隆凸重建术（气管-左右主支气管端吻合重建）治疗侵犯左主支气管的气管隆凸癌，免除游离主动脉弓和切断肋间动脉。^[14]2001年华西医院在国际上首创支气管肺动脉袖状成型右肺中上叶切除+右肺下静脉袖状成型+部分左心房切除重建+上腔静脉切除人工血管重建术治疗侵犯左心房、上腔静脉、右肺动脉总干和右肺下静脉干的右肺中心型肺癌。^[14]2004年华西医院在国际上首创心脏大血管游离上移、全胸段气管切除或和肺动脉袖状成型+上腔静脉切除人工血管上腔静脉重建术，治疗全胸段气管肿瘤（气管肿瘤长度超过8厘米）或侵犯气管（肺癌侵犯气管超过5厘米）隆突、右肺动脉总干、上腔静脉的右肺中心型肺癌。^[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