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论

理念论是柏拉图哲学体系的核心，柏拉图在他建立的理念论中表达了对世界存在的普遍本质的看法和知识论，并据以论述他的社会伦理道德学说与政治哲学、教育思想、审美思想、宇宙论和法哲学思想等，从而建立了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知识内容丰富的体系化哲学，几乎涵盖了当时的各门类，在哲学各分支也都有许多合理的见解。^[3]

柏拉图受到赫拉克利特的变的理论、巴曼尼德的存在论、毕达哥拉斯的数论和苏格拉底的概念论和寻找定义的方法的影响，提出并建立了他的理念论哲学思想。^[4]之后亚里士多德对理念论进行批判^[1]，新柏拉图主义对理念论的延续以及中世纪哲学对理念论的发展^[5]，使得理念论一直影响着整个西方哲学。^[6]

受柏拉图哲学的影响，在古代就产生出斯多亚学派和新柏拉图主义，柏拉图哲学又通过它们影响教父哲学和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基督教哲学，后者成为托马斯·阿奎那(T.Aquinas.)之前基督教神哲学的理论基础。在中世纪后期，新柏拉图主义成为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复兴的主要内容之一，17世纪时则有剑桥柏拉图学派，柏拉图哲学对近现代哲学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德国哲学家谢林(F.W.J.Schelling)和黑格尔(G.W.F.Hegel)的哲学中就明显有其哲学的印记，现代哲学家怀特海(A.N.Whitehead)在吸收柏拉图理念论的基础上，创立“过程哲学”，主张宇宙是创造进化的有机体，认为世界是有层次、有等级的体系。黑格尔曾评价，“柏拉图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物之一，他的哲学是具有世界历史地位的创作之一。它从产生起直到以后各个年代，对于文化和精神的发展，曾有过极其重要的影响”。^[6]

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7年）是苏格拉底的嫡传弟子，也是把苏格拉底思想发扬光大并加以体系化改造的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一生中写了三十多篇对话体著作，其中绝大多数是以苏格拉底为对话的主角，最重要的有《斐多篇》、《美诺篇》、《会饮篇》、《国家篇》（《理想国》）、《巴门尼德篇》、《智者篇》、《蒂迈欧篇》、《法律篇》等。^[1]

柏拉图不仅是古希腊哲学，也是全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他原名叫阿里斯托克勒斯（Aristokles），后因强壮的身和宽广的前额，改名为柏拉图（在希腊语中，Platus一词是“平坦、宽阔”等意思）。他出生于雅典，父母为名门望族之后，从小受到了完备的教育。他早年喜爱文学，写过诗歌和悲剧，并且对政治感兴趣，20岁左右同苏格拉底交往后，醉心于哲学研究。苏格拉底之死，使他对现存的政体完全失望，于是离开雅典到埃及、西西里等地游历，时间长达十多年。公元前387年，已届不惑之年的柏拉图回到雅典，在城外西北角一座为纪念希腊英雄阿卡德穆而设的含花园和运动场附近创立了自己的学校。这是西方最早的高等学府，后世的高等学术机构（Academy）因此而得名。创立学园后，他除了两次赴西西里岛企图实现政治抱负之外，一直在学园里忙于研究、教学、著述和领导等工作。公元前347年，柏拉图以80高龄去世。^[7]

柏拉图的思想对西方文化具有奠基作用，其影响力持续到近现代，从哲学到自然科学再到艺术，很多流派都曾受过他的影响，诸多大家或师从于他，或从他那里得到启发，或从他的思想中汲取养分。由他产生的柏拉图主义一度是古希腊时期的显学。在中世纪早期，柏拉图思想深刻影响着神学巨匠圣奥古斯丁等人代表的教父哲学，成为基督教神学理论来源。在文艺复兴时期，成为科学界和艺术界进步的思想基础。在近代哲学界，柏拉图思想推动了哲学研究转向、促进了辩证逻辑的建立，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各自思想都与柏拉图有着紧密联系，各有借鉴或碰撞。在近现代数学界，柏拉图的思想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数学柏拉图主义一度在数学界处于统治地位。^[8]

柏拉图把世界分为“感性世界”和“理念世界”。具体的个别事物，如桌子、床、美的东西构成“感性世界”；个别事物的理念，如桌子的理念，床的理念，美的东西的理念构成“理念世界”。他所谓理念是由各类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来的类概念。他认为，具体事物是变动不居的，因此不真实；只有理念才是永恒不变的真实实体。理念（一般）独立于、先于具体事物（个别），是客观独立的存在，是具体事物的“原型”，而具体事物则是理念的“摹本”。每个具体事物正是由于“公有”这类事物的理念，才成为这种事物。变幻不实的“感性世界”是由永恒不变的“理念世界”派生的，这就是柏拉图的“理念论”。^[2]

柏拉图的理念论认为，理念是分等级的，由低到高的次序是：具体事物理念、数学理念、艺术和道德的理念，最高的理念是善的理念。每一理念构成同类事物追求的目的，切事物都追求一个共同的目的即善的理念。他说这种理念是创造和维持一切的力量。他宣称，世界是神按照“善”的理念创造出来的。他反对用物质具体形态解释世界生成的自然哲学家，主张惩罚他们。^[2]

“理念”（eidos，idea）来自动词“看”（ide），原意是“看到的东西”。在荷马和早期自然哲学家恩培多克勒、德谟克利特等人的著作中，这个词都指有形事物的“显相”、“形状”等。他把希腊文“显相”的意义引申为“心灵的眼睛看到的东西”，可译为“理念”（相当于英文Idea）或“型相”（相当于英文Form）。“理念”的译法强调它是人的理智所认识的、外在的理智之中的存在；“型相”的译法强调它向人的理智所显示的是普遍的真相。^[9]

在讨论柏拉图的“理念论”时，由于上述原因，其古希腊文是ἡπερὶ τῶν ἰδεῶν ὑπόληψις，所用英文可以是Idealism、theory of ideas、 theory of forms，这几词可以互通。 Idealism一词还可以翻译为观念论、唯心主义、唯心论、理想主义等，要根据讨论的不同具体哲学问题和语境来区分，Idealism一般仅在讨论柏拉图哲学时翻译为“理念论”。^[10]

柏拉图哲学的理论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赫拉克利特的变的理论。据说柏拉图早年熟悉赫拉克利特的学说，还说他当过克拉底鲁的学生。赫拉克利特的万物皆变，无物常在的观点为柏拉图所接受。他不否认感性事物的运动变化，但他认为，变动不居的感性事物不能成为哲学研究的对象。二是巴曼尼德的存在论。柏拉图在出游麦加拉时，通过麦加拉学派接触了巴曼尼德的哲学，认为他的“存在”才是不变的真正的实在，是真正知识的对象。三毕达哥拉斯的数论。毕泰戈拉学派的数的哲学使他加强了对不变的本体的认识，同时，数论也似乎使他把巴曼尼德的存在的唯一，从“多”的意义上加以了解。四是苏格拉底的概念论和寻找定义的方法。他从学苏格拉底八年之久，苏格拉底在同类事物中寻找定义的哲学研究方法对他影响最大。但是，柏拉图不满足在道德范围内发现普遍定义，而是扩大到在一切事物中来寻找普遍定义，由此建立了他的理念论哲学。^[4]

《美诺》中柏拉图开始形成自己的理念论思想，在此书中，苏格拉底不仅阐述自己的思想，也开始论述柏拉图萌发中的理念论思想，通过“回忆说”证明理念的先验性。对话者主要是苏格拉底和贵族青年美诺，探讨的主题是“美德是否可教”。对话开始，美诺询问“美德是否可教”?苏格拉底回答说，自己不知道“美德是否可教”，因为，自己甚至不知道“美德是什么”。在获得关于某个事物本身的知识之前，人们不可能知道该事物是否具有某种性质。他认为，必须首先认识某个事物本身，人们才能判断这个事物是否有某种性质。只有先确定“美德”本身是什么，才可以知道美德是否具有“可教性”这个性质。苏格拉底认为，所谓认识事物本身，就是要确定关于该事物的“普遍性定义”，只有在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之后，才可以知道这个事物是否有某种属性或性质。^[6]

《美诺》中苏格拉底提出关于“理念”的思想，他说即使有众多的、不同种类的德性行为，但它们都有唯一一个相同的“理念”，而且，这个“理念”使所有那些具体的德性行为是“德性”。苏格拉底认为“理念”的特性十分明确，它们在数量上是唯一的，在性质上是相同的。而且，它们是相对应的众多事物或行为的“原因”，它们可以呈现在众多具体的事物里面，由此使后者成为有某种属性、性质的具体事物或行为。苏格拉底强调“理念”思想与“普遍性定义”具有紧密的联系，二者具有许多相同的特性，都是感性事物唯一的内在本性。最后，柏拉图借鉴了苏格拉底“普遍性定义”思想提出了“理念论”思想。^[6]

《斐多》记录了苏格拉底临终前的一次对话，在生命行将结束之际，他在狱中与朋友和学生交谈，对话的主题是“灵魂不朽”，说明哲学家不会畏惧死亡，所谓哲学就是实践死亡。对话涉及对于“理念”思想的细致说明，包括“理念”与具体事物关系的说明，它标志着柏拉图“理念”思想的重要发展，反映“理念论”已日趋成熟。^[6]

柏拉图通过对话用多种方式表示“理念”自身，如：“正义”自身(theJustitself)、“美”(the Beautiful)、“善”(theGood)、“大“(Bigness)、“健康”(Health)、“力量”(Strength)，它们是事物的实在(thereality)，是事物的本质之所“是”(thatwhicheach of them essentially is)。而且，理念的种类也更加丰富，除上述外还包：“高”(Tallness))、“矮”(Shortness)、“小”(Smallness)、“奇”(the Odd)、“一”(Oneness)、“二”(Twoness)等。这里提到的理念种类更加全面，不仅局限于伦理、道德领域，还折展到关系和数学等领域，这表明柏拉图的思想独立于苏格拉底，“”理念论“”获得重大发展。^[6]

在与具体事物的对比中，“理念”的特性也呈露出来。本质上，它们是两类不同的实在：“理念”是绝对的、真实的实在；具体事物只能与“理念”近似，不是完全的、绝对的实在。全部存在分为两类：复合物和单纯物，复合物易于分裂，会分解为它的组成部分，单纯物不会分解；复合物在不同的时候会变化、不能保持相同，单纯物始终保持相同、处于相同的状态。“理念”是单纯的，单一的，没有部分，它们不会会分裂，始终处于相同的状态，绝不经受任何变化，终始与自身保持同一。具体的事物由于是复合的，是由众多部分组成的，它们可以分解为组成部分，无法始终处于相同的状态，无法与与自身保持同一。在认识方式上，“理念”是不可见的，只能被理性所认识，只有心灵中的推理力量可以掌握它们，具体事物则是由感官感知。而且，理念是永恒的，而具体事物会分解，能够被毁灭。^[6]

《理想国》是包罗万象的综合体系，关涉政治、伦理、教育、艺术等众多领域，其理论基石与核心思想是被系统发展的“理念论”。《理想国》以探讨“正义”的理念为契机，对“正义”做出明确的界定。与此同时，柏拉图强调实现城邦正义的唯一条件是，让具有哲学知识的人当“王”(喻说统治者与统治集团)，“哲学王”能把握“善”的理念，从而真正认识其它的理念和现象世界。为实现认识“善”的理念的目标，柏拉图制定了以辩证法为最高点的教育方案，指出只有在灵魂转向的前提条件下，才能通过辩证法真正掌握包括“善”的理念在内的哲理性理念。以“善”的理念为最高点的理念体系是柏拉图体制伦理、社会政治理想的基础，是建立理想城邦的基石。^[6]

《理想国》整部对话源自探讨“正义”的定义，在反驳一系列“虚假”的“定义”后，苏格拉底提出，“正义”就是灵魂里的三个部分各尽其能，各归其位，做适合自己本性的事情，高贵的部分应该统治低下的部分，理性(reason)应该统治欲望(desire)，激情(spirit)则辅助理性，欲望不能僭jiàn越自己的本性，妄图喧宾夺主，谋取统治权。对于城邦而言，“正义”就要求城邦内部的三个阶层必须做适合自己本性的事，掌握以“善的理念”为顶点的“理念论”学说的“哲学王”必须统治城邦的其它阶层，尤其是从事工商劳作的自由民阶层，卫士则辅佐统治者。如果工商劳作阶层反叛，僭取统治权，那么，城邦必定陷于混乱。因为，“哲学王”是热爱知识的统治者，他们代表着灵魂中的理性部分，他们对于尘世中的利益、名声没有欲望，对统治城邦也缺乏兴趣，只有让不想统治的爱智者来统治，城邦才可能长治久安。整个城邦的统治结构就是根据灵魂三个部分以及它们在城邦里的人格化身的尊卑等级来安排的，而这个尊卑等级的确定又是根据与“理念论”知识的距离来判定。因此，灵魂中热爱知识、掌握理念的理性部分及其人格化身就处于统治地位，而灵魂中热爱生命和钱财、不知道理念的欲望部分及其人格化身就必须接受统治，处于它们之间、热爱荣誉的激情部分，因为它天然是与理性亲近的，故而它们的人格化卫士辅佐理性统治欲望”。可以说，整个理想城邦的统治结构和秩序就是以”理念论”为基石的，知识、智慧是整个城邦的统治原则，理想城邦追求的最高德性也是智慧与善。^[6]

柏拉图后期理念论思想主要通过《巴门尼德》展开论述的，该作品论述的是巴门尼德对于少年苏格拉底“理念论”的批判，由此论述“理念论”的发展状况。柏拉图通过《巴门尼德》来反思前期“理念论”，揭示前期“理念”规定的内在矛盾，他重点区分“理念”的“唯一性”和“分有”它的现象事物的“众多性”之间的矛盾，他认为这个矛盾又牵涉到“理念”的矛盾对立性，即对立“理念”相互结合的问题。柏拉图又在《巴门尼德》的第二部分通过八组假设性论证，探讨对立“理念”相互结合的问题，初步构建出“理念”的辩证系统。他认为，“理念”的唯一性不是孤立的，而是辩证的，包含着对立、统一。^[11]

在柏拉图后期理念论思想的演进过程中，《智者》占据重要位置，它深化《巴门尼德》中的理念结合思想，不仅使得对立理念可以结合，而且让整个理念世界都辩证地结合在一起。“理念论”由此发展成为一种更具普遍意义的“通种论”，这些“通种”是最大的“理念”，它们具有最广泛的结合能力，能与众多其它理念结合。对于最大的“种”(作为最普遍的哲学范畴)的深入探讨，使得“范畴”论研究被深化，理念结合论的发展也代表着柏拉图以“内在论”解决两个世界的“分离”问题所进行的最新尝试。^[6]

柏拉图在《蒂迈欧》中借蒂迈欧之口论述宇宙的形成和结构，其主要特征是强调宇宙是由理性有目的安排而成，它吸收、融合柏拉图其它后期对话中的“理念论”思想，体现出目的论的宇宙创造思想。《蒂迈欧》力求解决具体事物与理念之间的分离问题，它在肯定理念与具体事物不同的前提下，重新阐释“理念”与“具体事物”的关系，既肯定前期理念论将“理念”作为一种独立实在的主张，又在《巴门尼德》和《智者》的思想基础上，引进理性神德谟革、接受器空间、时间以及必然性等观念，强调“理念”与“理念”的可结合性以及“理念”与“具体事物”的关联性，把理念与具体事物之间空间性的“分离”问题明确转变为在完善程度方面的距离问题，以一种新的方式说明具体事物如何“分有”“理念”，“理念”如何在具体事物之中。^[6]

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理念论的批判，是他评述的重点，从他还在学园派内部到脱离学院派之后，一直在作此批判，在《形而上学》中约有三卷之多，而他的第一哲学也正是通过批判柏拉图哲学才得以产生的。他认为理念论的致命错误是设立理念和可感的现实事物分离，将世界二重化。他的批判有以下几点：^[3]

第一，柏拉图在寻求具体事物的原因时，设定有另一类与事物同名却与事物分离、在事物之外的理念和型相，其实，它不过是与个体对象同名的类，理念其实是空洞的名称，并不真实存在。理念源于苏格拉底的普遍性质定义，目的本是为寻求事物的普遍本质与共同原因，柏拉图和他的老师不同，将普遍性定义和具体事物分离，这就人为地在理论上造成世界二重化局面。亚里士多德也研究普遍性定义，探究事物的普遍本质与原因，他论述了作为本体的“形式”，在揭示事物的普遍本质与原因上和理念有相仿之处，但他主张它就在寓于事物本身之中。^[3]

第二，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篇》中对他前期理念论作自我批评时，说到使他感到困惑的是那种无价值丑恶的东西，如头发、污泥是不是有它自己的“理念”。他认为要肯定他们有理念是荒谬的，因为理念是事物的目的，都是善的，这些丑恶的东西怎么是善呢？亚里士多德在此基础上继续追问两个问题：（1）他认为可消失的东西也属于思想对象，那便应该承认有消失的理念；但是柏拉图认为具体事物可消失，而理念永恒不灭，这种根本区别正是建立理念论的前提，如果承认有消失的理念，会从根本上破坏柏拉图的理念论。（2）柏拉图认为正如人之理念，关系也可各有理念；亚里士多德在划分范畴时认为关系不是本体，只是依存于本体的属性，而柏拉图的理念是一种本体，将关系也说成是理念本体，就会混乱不清。^[3]

第三，亚里士多德认为理念对于可感觉到的永恒的天体和有生灭的具体事物均无用处，因为在这些事物之外的理念，不能提供动力，不是宇宙万物运动变化的原因，因而它对于人们认识宇宙万物指所史及其运动变化是没有帮助。这是因为理念并不在事物之中，他不是事物的本体。柏拉图在作品《巴门尼德篇》中提到：如果理念和具体事物分离为两个不同的世界，则具体世界中的主体即人，不能认识理念世界中的理念；而理念世界中的认识主体即神，也不能认识具体世界中的一切事物。而且，具体世界中的主人不是理念世界中的“奴隶主义”的主人，具体世界中的奴隶也不是“主人理念”的奴隶。^[3]

第四，说不清分离的理念和具体的个别事物。说理念是原型，个别事物模仿或分有它才成其所是，是没有根据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把理念说成原型，其他东西分有理念，那只不过是说空话。他批判说道：“具体事物的是和产生并不需要摹仿别的东西，不论有无一个永恒的苏格拉底之理念，这个苏格拉底总是苏格拉底。任何一个事物有多少个本体与属性的理念，就会有多少个模型，如苏格拉底既是人又是两栖的动物，这几个都是他的理念形式，他模仿哪一个呢？理念不仅是感性事物的模型，还会推出他也是理念自身的模型，如苏格拉底的属是人自身，他的种是动物；动物是人自身的模型，而人自身又是苏格拉底的模型，所以同一个东西——人自身便既是模型，又是摹仿者了。柏拉图后期提出修正式的内在理念论，力图克服这种摹仿说、分有说的困难，但因理念论设立的前提就是和具体事物分离，所以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和具体事物的关系问题，只不过是将具体事物运动变化、普遍联系的特性，吸收、转移到普遍理念的特性与关系中。”^[3]

第五，对理念数的批判。这主要是批判晚年柏拉图和老学园派的“不成文学说”，在《形而上学》第一卷中有所提及，在第十三卷和第十四卷是主要内容，这是亚里士多德和老学园派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理念数和数的理念实质上是后期柏拉图为克服两个世界分离的困难，在宇宙创生论中提出的联结自然事物和包含理念原型的世界灵魂的重要环节，后来老学园派就将理念数奉为理念生成世界万物的至高原理。后期柏拉图的理念数认为，“一”与“不定之二”是一切数的本原，任何数都是由“大和小”构成的，而数的理念是世界灵魂是使自然的基本质料摹仿它而创生万物。亚里士多德则将“不定之二”即大与小解释为数的质料因，而数只是现实事物本体的数量属性，带有质料的东西就是具体事物，亚里士多德认为具体事物比“理念数”和数的理念更为重要。他认为只是可感事物的数量属性，不能和可感事物本体分离而存在。^[3]

犹太学者斐洛是第一个这样做的。适应当时基督教教义缓慢形成的需要，斐洛借用《圣经》中的故事对圣父、圣子、圣灵进行哲学的解读。他首先改变了伊壁鸠鲁派、斯多亚派和皮浪派的思想方式，复活了柏拉图理念论的“看”的含义，认为对最高善的认识不能通过感官，也不能通过理性，而要通过体验性的观照。他认为，上帝只有通过灵魂的眼睛才能直观到这种状态。他把这个称为“禅悦”、“出神”，“与上帝契合为一”。要达到这种境界，灵魂必须摆脱肉体的鸭伴，抛弃感性的存在，上升到纯粹的思想对象，在那里接近上帝、直观上帝。他认为，人用理智是没有办法认识上帝的。他以“影像”说来说明理性的地位，认为理性只是上帝的映像，是支配世界的“初生圣子”。他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确定上帝的至高无上性：人们不能认识到它，但是它是绝对的存在本身，其他的一切存在物都要从它那里得到说明。如果要问上帝有什么本性的话，那就是创造、全知、全善、全能。上帝的自身区别就是理智，感性世界就是非存在，而物质是纯粹消极的东西。他用所有这些观点，把新的世界观、伦理观的框架大致构筑起来。这样，道德就必然转向对上帝的向往，理性就失去了绝对的地位，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都只是某种相对的、非终极性的德性。^[5]

在理念论这个问题上，学者又返回到了柏拉图，于是这个学派被称为新柏拉图主义。柏拉图在可知世界中设立了一个最高的神——善理念，认为它是绝对的“善”，比存在更高级，它不属于存在，但又哺育着各种理念。在《会饮篇》中，他又认为，人在追求善理念的过程中，需要借助于对美的形象的爱，从而引导灵魂不断地上升，最后在一种迷狂体验中与神或善理念融为一体，他还提出了善的等级和认识的等级学说等等。这些思想构成了新柏拉图主义的智慧源头。^[5]

对公元3世纪创立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普罗提诺(Plotinus)而言，柏拉图是独一无二的、至高无上的思想权威，其哲学体系的主要依据正是柏拉图哲学，柏拉图的理念论、灵魂说、辩证法、宇宙创生论等主要学说都被融入他的哲学中，由此他构建出一个更具哲学神学意义的体系，创立新柏拉图主义。柏拉图后期对话中演变后的思想对普罗提诺有很大影响。柏拉图后期理念论已修正“分离”说，力图使理念内化于具体事物中，这种思想被普罗提诺发挥;《巴门尼德》等后期对话论述最高的存在范畴为“一”，这被他发展、尊奉为至高无上的“太一”;后期柏拉图论述的五个哲学范畴以及“通种说”，也被他采纳为最高理智(努斯)所固有的普遍性理念;他论述“太一”通过努斯、世界灵魂流溢出宇宙，这个创生过程和《蒂迈欧》中的宇宙创生论异曲同工。^[6]

公元5世纪，奥古斯丁（A.Augustinus.）将柏拉图哲学、新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教义紧密结合，将柏拉图的理念论、伦理道德学说和理性神的思想改造成为基督教神学的有机内容，建立起“基督教学说”，奠定西方基督教哲学神学体系的基础。他运用柏拉图的理念论，提出“光照说”，从认识论上论证上帝存在;他吸收柏拉图的宇宙创生论和以数与理念为中介的世界等级秩序说，提出上帝创造自然世界秩序的“质型说”;他以柏拉图的伦理道德观和灵魂不朽思想为基础，宣扬“爱的伦理”;他的“上帝之城”和柏拉图的理想城邦在设计的社会背景与伦理立国原则方面也明显具有相似性，虽然二者的内容存在很大差异。^[6]

波爱修使用拉丁文表示希腊形而上学的术语和观点，创造了一些新概念，如“存在（esse）”“个体（id quod est）”“本质（essentia）”“实体（substantia）”“持存（subsistentia）”和“基质（subjectum）”等。更重要的是，他结合三位一体的神学争论，区分和分辨这些拉丁文概念的意义。他认为，“存在”与“本质”相统一，“个体”是对“存在”的分有，但个体分有的存在是个别的，而分有的本质是普遍的，因而个体的存在和本质不统一。“基质”的意义是依赖于偶性的个别存在，而“实体”是包含普遍实质于自身之中的普遍存在。^[12]

波纳文图拉在他的作品把自己明显地表现为一个柏拉图主义者，这在拉丁语中世纪很不寻常。他相信，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理念论的批判，很容易反驳。从弃绝理念论说这一立足点的错误，导致了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其他错误命题，如：不存在天道，世界是永恒的，只有一个唯一的智力，不存在个人的不死，所以也就没有天堂和地狱。然而，波纳文图拉并不相信理念存在于神的思想之外。他认为，理念是“永恒的理性”，是造物存在所模仿的原型。理念，而不是自然世界的有形物体，才是人类认知的基本对象。^[13]

亚里士多德的“实体”概念既有存在也有本质的含义。托马斯为说明上帝与被造物的区别，作出“存在”和“本质”的概念区分，发展了形而上学。他认为，名词“存在”的意义来自动词“是”。“是”的纯粹意义是“在行动”，因而才表现为动词形态。“是”动词主要意义表示的现实性是任何形式的共同现实，不管它们是本质还是偶然的。这里的现实性或纯粹意义是“存在”的本来意义，存在的活动赋予一切事物存在，存在自身不等于一个事物的存在。^[12]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322年)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各门科学的奠基人。他的作品经过历代弟子和学者们的整理编纂zuǎn而汇集为《亚里士多德全集》20多卷，其中最主要的著作有《形而上学》、《工具篇》、《物理学》、《论灵魂》、《尼各马可伦理学》、《政治学》、《诗学》等。^[1]亚里士多德通过批判柏拉图的理念论来发展自己的哲学思想，关于理念论思想的批判大多集中在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形而上学》中。^[3]

亚里士多德出生在爱琴海北岸色雷斯的斯塔吉拉城，一生经历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主要在马其顿和雅典度过。公元前384—前368年为成长和启蒙时期，由于其父担任马其顿王阿明塔斯二世的御医，故少年时代在宫廷中度过，受到了良好的早期教育。公元前367一前348年为求学和研究时期。公元前367年，17岁的亚里士多德离开马其顿到雅典求学，进入了著名的柏拉图学园（这时的柏拉图已有六十高龄正处在对理念论的反思时期），潜心学习与研究长达20年之久。公元前348—前335年为游历和为师时期。柏拉图去世后，亚里士多德由于多种原因离开了雅典，回到马其顿，然后前往小亚细亚一带游学考察，撰写著作，后受聘重返马其顿宫廷，任年仅13岁的王子亚历山大的教师。公元前335一前323年为办学和著述时期。亚历山大继位一年后，亚里士多德离开马其顿到雅典办学，选址于城东北郊的吕克昂（Lukeio），该学园被后人称为吕克昂学园。由于他习惯于同学生边散步边讨论问题，人们又把他创立的学派叫作“漫步学派”（Peripatetikoi）。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突然病逝，雅典随即成为反马其顿运动的中心，亚里士多德因为与马其顿王朝的特殊关系而受到威胁，为免蹈苏格拉底的覆嫩，不使雅典人对哲学犯第二次罪，他逃亡优卑亚岛避难，第二年病逝，享年63岁。^[7]

安瑟伦（Anselmus，又译安瑟尔谟，1033-1109年，意大利人），他被称为“最后一个教父和第一个经院哲学家”。主要著作有《独白篇》《宣讲篇》《上帝为什么化身为人》等。安瑟伦明确提出了理性服从信仰的原则，鼓吹先信仰后理解。以此出发未基督教教会信条作为哲学论证，确定了早期经院哲学的基本内容。安瑟伦是极端的唯实论者。他认为，一般是独立于个别事物之外的“实在”，是一种精神性的先验的实体，越是一般的东西越实在。安瑟伦提出了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并因此而闻名。他的证明是说，人们心中关于上帝的观念是最完满、最伟大的实体观念，而最完满、最伟大的东西必然是存在的。如果是不存在的，那它就不是最完满、最伟大的东西了，一定还有比它更完满、更伟大的东西存在。所以，最完满、最伟大的上帝就不仅存在于人们心中，而且也存在于现实中。安瑟伦论证的错误在于他把要证明的东西已经包含在大前提中了，从思维中推出上帝存在，坚持的是唯心主义的路线。^[14]安瑟伦作为中世纪的哲学家，他继承了柏拉图的理念论思想，论证了上帝存在的证明^[1]

柏拉图的作品《巴门尼德》开始反思前期“理念论”，揭示“理念”的本性与“分有”关系之间的潜在冲突，揭露“分离”的问题，并讨论解决“分离”和“分有”的困难途径，即使对立理念可以结合，从而打破“理念”严格的“分离性”。整篇对话的核心在于论证:对立的“理念”能够相互结合，对立理念的“可结合性”是后期“理念”的新突破，“可结合性”也就意味着理念不再是绝对分离的、孤立的;与此同时，“理念”的独立存在仍要被肯定。对立“理念”的结合表明“理念”之间不再是绝对分离的，这为解决“理念”与具体事物、以及理念彼此之间的“分离”问题指明方向。“理念论”的发展要求肯定对立理念可以彼此结合;同时，这种彼此结合又不能破坏理念的本性，即:理念既能够保持其同一性，又能够彼此结合、从而具有与自己本性对立的属性。^[6]

柏拉图的另一部作品《智者》的核心内容即“通种论”标志重要的发展阶段，它深化《巴门尼德》中所提出的对立理念结合的观点，进一步提出:不仅“存在”与“非存在”等对立范畴可以结合，而且，“存在”、“非存在”、“同”、“异”、“动”、“静”三对范畴之间在很大程度上也可结合，特别是一些基本的、最大的“种”(即哲理理念)能融贯在其它所有理念与事物中，由此发展出理念结合论和哲理理念的范畴论，并力图以此化解、克服两个世界的分离问题。^[6]

柏拉图建立宇宙创造论的后期对话《蒂迈欧》，它也是柏拉图的唯一一篇关于自然哲学的对话。《蒂迈欧》在解决两个世界的“分离”问题上提出许多新举措，其中，“宇宙灵魂”(理念整体)、“空间”(接受器)、“时间”和“必然性”都与“理念”思想密切有关，对于“理念”和“具体事物”这两个世界它们能发挥某些“结合”作用。《蒂迈欧》既突出解决“分离”问题的新举措，又表明前、后期“理念”思想在某些方面仍具有共同性，前、后期“理念论”具有一定程度的连续性。《蒂迈欧》在解决分离问题方面还吸收并有改造地综合其它哲学流派以及柏拉图的其它对话、特别是几篇后期对话的思想，包括前苏格拉底自然哲学的有关思想、早中期对话中的“灵魂”学说、《智者》中的“范畴”结合学说等，将它们融入到自身之中，构建出恢宏的自然哲学——宇宙神学体系。^[6]

理想国柏拉图在《国家篇》（又译《理想国》）中，阐释以最高理念“善”统摄的理念体系，围绕“日喻”、“线喻”和“洞穴比喻”说明在本体论上“理念”与“现象”世界的二重化，以及相应的在认识论上“知识”与“意见”的二重化，阐述掌握“理念论”要求灵魂转向。在此书中，柏拉图试图把自己的哲学观点和政治实践结合起来，使哲学家与统治者融为一体，从而建立一种“哲学王”的理想国度。在柏拉图看来，既然整个世界是一个由“善”的理念所统辖的秩序井然的体系，那么掌握了“善”的知识的人（哲学家）也应当成为一个等级森严的国家的主宰。国家应该有三个社会阶级，即统治者、保卫者和劳动者，他们的职责分别是以智慧来治理国家、以勇敢来保卫国家和遵行节制而勤奋工作。^[1][6]

共相意即一般。西欧中世纪经院哲学常用术语。共相（一般）是否存在，它与个别事物的关系如何，是西欧中世纪经院哲学中唯名论和唯实论争论的焦点。唯实论认为，共相（一般）是独立于个别事物之外真实存在的，而且是先于个别事物的，个别事物则是由共相（一般）派生出来的，因而不是真实的存在。唯实论的这一主张实质上是柏拉图唯心主义的“理念论”和亚里士多德的唯心主义“形式论”的继续。与唯实论相反，唯名论认为只有个别事物才是真实存在的，共相（一般）不过是各种个别事物的总名称或符号，至多不过是从个别事物泥生出来的综合概念。在这里，唯名论把个别事物看作客观存在的第一性的东西，而共相（一般）则是第二性的，表现出了唯物主义倾问。^[15]

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安瑟尔谟是一个极端实在论者，他坚持柏拉图理念论的基本思想，认为作为共相的一般概念不仅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中，而且更是先于和独立于个别事物而存在的客观实体。这种极端的实在论思想典型地表现在他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中。所谓本体论证明，其实质就是从上帝的概念直接推出上帝的存在。安瑟尔谟第一次试图用严密的辩证法或逻辑来证明那个以往一直靠信仰来保证的神学命题，就此而论，安瑟尔谟开创了经院哲学逻辑论证的风气。^[1]

“通种论”是柏拉图理念论的一个重要发展，它不但具有反驳爱利亚派、论证自己学说的现实针对性，而且对于形而上学的诞生和发展具有长远的理论意义。柏拉图用逻辑分析的方法，打破了爱利亚派在“是者”和“非是者”、“动”和“静”、“一”和“多”之间设置的悖论，使这些基本哲学范畴融会贯通，为哲学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领域。^[9]

“通种说”还是对《巴门尼德篇》中对“分有”诘难的一个间接回答。通种之间的分有不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而是概念之间相容与不相容的逻辑关系；并且，个体所分有的型相不是单独的，而是相互贯通的众多型相，从而避免了“老巴门尼德”提出的相似性的无穷倒退问题。^[9]

赫拉克利特最早使用逻各斯的术语，是他用以表示规律性的哲学范畴。逻各斯系希腊文的音译，有言语、思维、思想、理性及比例等含义。赫拉克利特使用逻各斯一词时，既有这几种含义又主要用来说明万物生灭变化所具有的尺度或普遍规律性。他认为逻各斯是人能够把握的，一切运动变化都遵循逻各斯。自他之后，逻各斯一词被各派哲学家所沿用，成为古希腊罗马哲学及中世纪哲学常用的概念。亚里士多德用以表示事物本质的定义或公式。斯多阿派把它和人的理性结合起来，用以表示自然运动的合理秩序，即宇宙理性。斐洛用逻各斯表示神的理性。新柏拉图主义者把它看作沟通“太一”和世界的桥梁，指从神流溢出的用以产生万物的理念。基督教神学则把逻各斯说成神创世界的原型以及与神同在、与神同一的道。黑格尔也使用这一概念，把它解释为理性、绝对精神。今天，多数人赞同赫拉克利特的说法把逻各斯理解为规律或尺度，并在这一意义上使用。^[16]

柏拉图在逻各斯理性化的进程中，他认为世界应该是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理念世界是真实的世界，现象世界是虚假的世界，现象界的存在源于对理念世界的分有，人们只有通过对理念世界的认识才能达到至善。他指出真正的知识是关于理念的认识，意见不过是对理念的影像的认识。而在人是如何认识理念、通向理念世界、确定理念世界的真实性等问题中，柏拉图提出“灵魂回忆说”来解答这些问题，他认为关于理念的认识是内在于灵魂本身的，由于肉体的污染，人在出生时忘却了一切，但人们经过后天的学习就可以唤起灵魂对自身的回忆，获得关于理念的知识。而其中在学习、回忆过程中，人的理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人们通过理性获得关于真理的一般认识，获得了关于最高理念至善的认识，从而具备超越现象世界通向“理想国”的可能。^[17]

柏拉图的洞穴囚徒之喻也想说明人们对可感世界的知识和对理念洞见之间的关系。在洞穴中，囚徒手脚被绑，背对洞口，只能看到洞穴的后壁；在他们身后有把火，在火与囚徒之间，各种物体被从这边运送到那边，从而在囚徒面朝的洞壁上投射移动的影子。囚徒认为这些移动的影子就是实在。如果有个囚徒获得自由，能转身看见投射出这些影子的物体时，他才发现他以前认为实在的东西只不过是真实物体的影像。如果这个囚徒进而再走出洞穴，朝向日光，瞥见太阳的话，那他会大为震惊，当他回到洞穴去告诉其他人他所看见的东西，只能看到洞壁上移动影子的其他囚徒却不相信他的话。这个比喻说明了理念论的主要观点。^[18]

在晚期希腊与罗马哲学即希腊化与罗马帝国时期的哲学中，柏拉图理念论学说的影响也非常明显，甚至表现在中期柏拉图学园的“怀疑论”哲学中。中期学园的怀疑论哲学的开创者阿尔凯西劳(Arcesilaus)非常重视苏格拉底、柏拉图所倡导的非教条式的探究活动，他强调达到确定知识的不可能性，认为涉及事物本性的知识没有确定性，只能悬置判断。这种哲学实质上是用怀疑论哲学改造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从负面将他们在辩证法中使用的探究、怀疑方法变为否定知识可能性、可靠性的哲学。而它怀疑真理标准和理性，否定知识的确定性，这些同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理性主义知识论、道德论具有实质性的差异。^[6]

中世纪哲学是以基督教信仰为前提，以“信仰寻求理解”为基础展开的。在“信仰寻求理解”这一原则下，古希腊哲学中的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构成了整个中世纪哲学的两大传统，在这之上，形成了基督教神学的奥古斯丁主义和托马斯主义。在16世纪天主教会把托马斯主义规定为天主教会的正统思想以前，以柏拉图哲学来理解基督教信仰的奥古斯丁主义一直占居主导地位;即使在那之后，奥古斯丁主义仍然是新教神学家的重要理论来源。柏拉图哲学中理念的超验性和基督教神学中上帝的超越性之间具有天然的亲和性;理念论所强调的实践理性的优先也与基督教的“信仰为了理解”归趣一致;超验的理念世界和现象界、上帝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各自成为二者的核心问题，其中，理念论所表现出来的先验性 则在中世纪发展为光照论，从而成为近代唯理论和先验论哲学的先驱。^[19]

柏拉图前后期的理念论作为一个发展过程，确立了整个西方传统哲学的理性主义模式。把超感性的存在当成衡量世界的尺度，从整体的理念出发，从范畴世界出发，通过逻辑论证来解释世界，这是柏拉图所确立的模式，因此，西方哲学一直发展到黑格尔，都是柏拉图主义的翻版。由于他的前后期理念论所关注的重点不同，对后世的影响也有较大的差别。柏拉图前后期的理念论为后世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两种立场，一是前期的知性二元立场，一是后期的思辨立场。在此基础上也发展出两条道路，前一条路注重分析，注重本质和现象的分离，这对以后的知性科学精神的形成、对宗教神学的发展都有很重要的影响;后一条路则对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等思辨哲学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20]

柏拉图前期的理念论，表现为一种对于理性确定性的寻求。现实事物总是千变万化的，十分复杂，无法确切的把握。需要通过人的抽象概括能力，找到事物的单纯规定，在此基础上确定这些规定之间的关系。柏拉图的前期理念论，实际上所寻求的就是这种单纯规定。他认为只有单纯的东西才有确定性，而感官事物都是复杂而多变的，没有确定性可言。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单纯的、纯净的世界。这样一种运用理性把事物分解为单纯规定的理性方法，影响了以后的科学思维。近代的笛卡尔认为，知识的基础必须是清楚明白的，这样就需要将复杂的事物分解为单纯的规定，否则就难以成就科学。^[20]

另一方面，其前期理念论的目的论思想也为以后的宗教哲学准备了基础。以后的新柏拉图主义以柏拉图的理念论为理论基础，结合了东方神秘主义等思想，建立了以“太一”为中心的“流溢说”，为以后教父哲学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前提。^[20]

柏拉图的后期理念论所建立的范畴体系以及范畴之间的思辨联系，则为以后的思辨形而上学的范畴学说提供了理论前提。在《巴门尼德篇》和《智者篇》中，他实际上列举了多种范畴，包括存在和非存在、一和多、整体和部分、奇和偶、有限和无限、静和动、同和异、相似和不相似、相等和不等、过去——现在——将来、产生和消灭等，这些范畴为以后的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学说提供了前提。不仅如此，黑格尔吸取了柏拉图后期理念论中关于范畴转化的思想，创立了他的思辨哲学的理念学说。^[20]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评论“理念论”说到：“柏拉图年轻时熟悉克拉底鲁(Cratylus)和赫拉克利特的学说，即:感性事物始终在流变，无法对它们形成知识。苏格拉底在伦理事务上寻求“普遍”(共相)，首次探求“定义”。柏拉图接受他的教诲，但是认为“普遍性定义”不能在感性事物中寻求，而应转向另一种“实体”;因为，共同的定义不能是任何感性事物的定义，因它们始终在变化。他把这另一种事物称为“理念”，感性事物是以“理念”命名的，由于“分有”同名的“理念”而存在。但是，感性事物如何“分有”或“模仿”理念，却是未确定的问题。^[6]

托马斯阿奎那对柏拉图的理念论作了如下描述：柏拉图为了维护人们对真理能够拥有一定程度的思想认识这一观点，除了普遍的有形物之外还设想了另一种没有物质和变化的事物，他称这种事物为源种或理念。每一个有形物体，正是由于分享了这些源种和理念，才被称为“人”或者“马”等等。相应地，柏拉图认为定义、科学真理以及与智力活动相关的其他一切，并不是关于普遍有形事物，而是关于另一个世界里的非物质的东西。^[13]

中世纪学者贝萨利翁评价柏拉图理念论说：请尊敬的特莱比松的乔治阁下原谅，亚里士多德并不相信上帝自由地从空创造了世界，而柏拉图更接近基督教关于天道的信念。再者，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证明个人的灵魂不死。亚里士多德解释能动智力的作用下概念形式的方式，非常接近柏拉图关于人在回忆中与理念相连的理念。^[13]

佛罗伦萨公会期间，普莱东作了演讲，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成就进行了比较。他说道，拉丁哲学家过高地看中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应该是首选；柏拉图相信有一个造物主，而不仅仅是一个原动力，而且他还相信有一个真正的不朽的灵魂。亚里士多德关于理念的理论是错误的，错在认为德行是一种手段，错在把幸福等同于沉思冥想。^[13]

学者胡塞尔评价道：“只有到了柏拉图的理念论那里，那些纯粹的观念——即真正的知识，真正的理念和科学，以及涵盖一切真正的哲学——才进入了人类的意识之中；无论如何，柏拉图是第一个把这些纯粹的观念当作哲学上最重要而最根本的探究课题来加以认识和讨论的。”^[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