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溢说

流溢说（英文：doctrine of emanation）是公元三世纪罗马哲学家普罗提诺提出的一种关于万物生成的宇宙论学说，其具体论述集中于波菲利整理的普罗提诺著作《九章集》第五集中。^[5]流溢说认为万物从“太一”“理智”“灵魂”三一原初原理派生，从始点到终点存在一个流溢过程。^[6]

普罗提诺认为创化万物而又超越万物的“太一”是充盈的，由于它的充盈，“太一”流溢出来的东西便形成了别的实体。“理智”或理智形式是第一重流溢形成的第二种原初原理。第三种原初原理即第二重流溢的产物是“灵魂”，它由静止不动的理智的理念和活动而生成，但灵魂不像理智那样静止不动，它的影像从它的运动产生。“灵魂”的肖像是感官和自然，它是生殖的原则。当“灵魂”达到植物等级时，已经下降到去产生另外的实质或存在的形式，即通过外溢而趋于较小的善。在从太一到终端的流溢过程中，每个原理都永远保持它自己的地位。^[6]

普罗提诺流溢说对基督教神学乃至西方近现代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不仅是奥古斯丁从摩尼教过渡到基督教的桥梁，也是古希腊神秘主义向基督教神秘主义过渡的桥梁。^[7]它在晚期希腊有关个体人之生存的特殊时代问题面前构筑了一个自然神学的体系，为人理解自己的个体存在提供了途径，发展了古希腊“是”的形而上学。^[8][9]在宗教神学上，流溢说的三个等级和对善恶的理解给基督教神学提供了思想资源，流溢说中的核心部分：有关灵魂、天命、上帝的超越性、恶是善的缺乏、自有、时间和永恒的理论被奥古斯丁所接纳，将其呈现的宗教神秘主义变成了基督教神学。^[10]在美学领域，流溢说对后来认为一般文艺活动被一种神秘力量所支配的美学观点产生了持续的影响，也在启蒙运动和浪漫运动中起到了重要的启发作用。^[11]

流溢说由古罗马哲学家普罗提诺（英语：Plotinus；古希腊语：Πλωτῖνος）提出。普罗提诺于公元205年出生于埃及的吕克波利斯（Lycopolis），公元 270年卒于意大利的坎帕尼亚（Campania），享年65岁。他在28岁时突然对哲学发生了兴趣，后在亚历山大里亚向柏拉图主义者阿摩尼乌斯（Ammonius）学习哲学学长达11年之久。之后，为了了解印度人和波斯人的哲学，他参加了罗马皇帝高迪安三世对波斯的远征，在远征失败后，他经历了各种困难才得以返回。而这时他已经40岁。之后，他便去了罗马，在那里开始了他独立教授哲学的生涯。^[12][2]

普罗提诺极其尊崇柏拉图，为了实现柏拉图的理想，他说服罗马皇帝在康帕尼亚建立一座“哲学家城”，并将其命名为“柏拉图城”，后因大臣们的反对而未成。普罗提诺虽然以阿摩尼乌斯的哲学作为自己授课的基础，但是在10年的时间里他却没有进行任何自己的著述。直到50岁之后，他才开始将学派聚会时经常讨论的问题作为主题写成论文。其先后完成的54篇论文被他的学生波菲利（Porphyry）编成《九章集》。普罗提诺严格遵从自己的哲学思想，过着一种禁欲主义的生活。他耻于谈论自己的肉身，毕生致力于崇高理想的追求，相传曾四次达到与神合一的迷狂境界。他在罗马总共待了25年，在这期间，他不仅开创了新柏拉图主义学派，而且还通过他与罗马上层贵族人士的交往，取得了自己广泛的哲学声誉。^[12][2]

普罗提诺是新柏拉图主义学派的奠基人和最主要的代表，罗素把他称为“古代伟大哲学家中的最后一个人”。他深受古希腊哲学传统尤其是柏拉图的影响，同时受到了犹太、印度和波斯等东方思想的影响，他的学说是古代所产生的最确定的、结构最完善的科学体系。^[2][13]

“流溢说”是普罗提诺用以解释万物从某个先验本原产生的学说。认为万物从“太一”“理智”“灵魂”三一原初原理派生，从始点到终点存在一个流溢过程。太一是充盈的，它不追求任何东西，不具有任何东西，也不需要任何东西；由于它的充盈，它流溢出来的东西便形成了别的实体。第二种原初原理即第一重流溢，表现为理智或理智形式。第三种原初原理即第二重流溢是“灵魂”，它由静止不动的理智的理念和活动而生成。灵魂通过观照它的源泉而获得完美，但又通过另一种向下的运动而产生出它的肖像。灵魂的肖像是感官和自然，它是生殖的原则。当灵魂达到植物等级时，已经下降到去产生另外的实质或存在的形式，即通过外溢而趋于较小的善。在从太一到终端的流溢过程中，每个原理都永远保持它自己的地位。^[6]

流溢说中的“流溢”一词与普罗提诺的“太阳比喻”关系密切。对普罗提诺思想有重大影响的柏拉图在其《理想国》第六卷关于“日喻”和“洞喻”的讨论中，提到了相世界（理念世界）之上的“至善”。在上述比喻中，日常世界是洞穴中的影子世界，相世界是阳光照耀下的实物世界，而“至善”则是太阳本身。包括普罗提诺在内的新柏拉图主义者普遍认为这里的“至善”与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篇》中讨论的“一”是同一个最高本体，而普罗提诺正是据此提出了流溢说中的“太一”。所以从理论来源上看，“流溢”可追溯到柏拉图的日喻和洞喻。而在对“流溢”一词的明确使用上，斯多亚学派已经有相关使用，不过斯多亚学派主要用它来解释物质性的散失铺展，与普罗提诺所强调的最高本体创化万物的用法完全不同。学者包利民、章雪富倾向于将其翻译为“满溢”或“漫溢”（overflowing），突出强调完美者不求不动而从其本质中漫渗出自己的“映像”环绕周围的特性。^[14][15]

流溢说出自普罗提诺《九章集》第五集。在该集的第一章、第二章和第四章等章节都有具体详细的论述。如第一章第六段：“我们应当怎样来想这些围绕着太一的常驻不变的本质的次等实体呢？我们应当把它想成一种从太一发出来的辐射，从常驻不变的太一里发出来，正如围绕太阳的太阳光永远不断地从太阳里产生出来，太阳的实体却毫无改变和运动一样”，第二章第一段：“太一是完满的，因为它既不追求任何东西，也不具有任何东西，也不需要任何东西，它是充盈的，‘流溢’出来的东西便形成了别的实体。”^[5][16]

普罗提诺生活于后期罗马帝制的塞维鲁王朝时期（公元193-280年），该时期作为一个动荡的乱世，其政治、经济、军事都陷入了危机。这一时期军队坐大，任意谋杀、拥立皇帝，公元235-284年换过约24个皇帝，其中只有一个皇帝是因老病离世而不是死于非命；经济恶化、财政崩溃，民不聊生，日耳曼蛮族不断入侵，1/3人口死于战争或瘟疫。普罗提诺的一生几乎和罗马帝制时代以来最为多灾多难的一段时期相伴随，他去世后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称帝时才有短暂的稳定。^[3]

在上述历史时期，民众不堪现实生活的苦难，便从各种神秘宗教与迷信中寄托精神追求，除罗马传统多神教为国教外，东方形形色色的宗教如埃及传来的伊西斯教与密特拉教以及占星术、巫术非常盛行；摩尼（Mani，约215-276年）也在此时建立了善恶二神教，摩尼教后曾一度被奥古斯丁所信从；早期基督教虽还未被确立为罗马独尊的国教，但它已经在罗马本土传布，在不断受到压迫的处境中和罗马多神教争夺人心，它的一个异端支派——宣扬以神秘知识来克恶救世的诺斯替教也在流行。普罗提诺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创立了自己的准哲学神学体系，意图取代已经没落的斯多亚主义文化精神，为罗马帝国重建社会道德秩序提供新的精神支柱，其思想在罗马帝国的最后200多年中成为了主要的哲学思潮；另一方面，面对芜杂的宗教思想泛滥，普罗提诺试图开辟出一种比柏拉图学说更高层次的哲学宗教化或者宗教哲学化的思想体系，兼容理性神与道德律令，融合理性与信仰，克服宗教混乱，凝聚、安定人心，该尝试以失败告终，其之后的新柏拉图主义和多神教、巫术迷信合流，未能与基督教抗衡，但基督教对新柏拉图主义的成功融合倒是成就了普罗提诺思想的长远历史价值。^[3][17]

普罗提诺的流溢说有诸多理论来源，主要受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影响。普罗提诺在他的文章中大量引用柏拉图对话录，确切的引文涉及《斐德罗篇》《菲莱布篇》《理想国》《会饮篇》《泰阿泰德篇》，其他提及的则更广。柏拉图曾在《理想国》和《巴门尼德篇》中简略地提到存在超越“相”世界的更高本体——至善，普罗提诺的“太一”学说将这一点充分发挥，而流溢说作为一种本体“流溢”出现象和质料的学说则是由柏拉图《蒂迈欧篇》中的“创世”理论转化而来。^[4]柏拉图的理念论、灵魂说、辩证法、伦理道德论、宇宙创生论、审美迷狂说等主要学说在普罗提诺的哲学中都有所体现。^[18]

普罗提诺也把亚里士多德的质料与形式说、潜能与现实说，还有作为宇宙最高目的因与动因的善即“不动的动者”等基本学说都糅合进流溢说中。^[19][20]具体来说，普罗提诺流溢说中最重要的本原“太一”借鉴了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学说，即只能作为主词且不依存于别的主体；而更低级的本原“灵魂”则是在亚里士多德的“隐得来希”的基础上提出的，具有可感和可知的两重性。^[21]

一世纪以来流行的新毕达哥拉主义对普罗提诺学说也有直接影响。普罗提诺的“太一”流溢世界说对毕达哥拉斯派的数完全神化、论述“一”与“不定之二”流生出世界万物的思想有较多吸收。新毕达哥拉主义代表人物努美尼乌斯（Numenius，约公元150-200年）对普罗提诺也有重大影响，如他的存在（是）的绝对无形体性，存在（是）在诸神的三一体系中的结构，万物之实际存在，人神的神秘合一等思想。^[22][23]

普罗提诺的流溢说指出不断变化的物质世界不可能是真正的实在，真正不变的实在是神。普罗提诺把神说成是“太一”（the One），意指神是绝对不变的、不可见的、单一的、不被创造的、超越差别的单纯的一。因为神不能进行意味着变化的创造活动，即不能创造世界的事物，普罗提诺提出了流溢说解释事物的起源。此过程涉及“太一”“理智”和“灵魂”三种本原由此构成一个由高到低、依次下降的等级序列，从上一等级流溢出下一等级，直到流溢出现象界可感的万物。^[24]

普罗提诺说的“太一”是超越于一切具体存在物，也超越于理智与灵魂而包含全部生命力的最高本原，它超越时空，超越运动与静止，自在而不受任何限制，具有唯一性与单一性而又能使存在成为多样性的统一，是一种至高无上、完善的无形实在。它是原初根本的绝对现实，又蕴含着全部潜能与生命力。太一是自身绝对同一的，它不可名状，不能用任何谓词表述，只能用它“不是什么”的否定性词语来表述（这和斐洛主张只能用否定性词汇来表述上帝一样，已经萌生出否定神学的思想）。普罗替诺的太一实际上是将已经具有理性神意义的后期柏拉图所说的“一”、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至高“善”、斐洛用以指谓上帝的“一”，以及新毕达哥拉主义者神化数的“元一”融合在一起，升华为一种极致超越、有神秘韵味的新理性一神。^[25]

“太一”必定要逐次流溢出它自身包含的理智、世界灵魂，并凭借这两者流溢出全部外界的宇宙。这里所说的“流溢”（emanation）无疑有“派生”、“创生”的意义。一体三位的流溢，仍保持自身的完满，又依次潜存、包含于所流溢的另外两层级本体与世界之中，流溢的具体机制与方式是无法解释的，但普罗提诺将流溢比喻为阳光的放射。他说：“应将流溢想象为太阳喷射、发出光芒”，这“围绕太阳”的光永远不断地从永恒常在的太阳发射出来，太阳本体在流溢中却毫无改变，依然保持其真实存在。光是太阳的体现，万物也是太一的体现。正如光从太阳中发射出来后其强度逐渐减弱一样，流溢物离神越远其完满性程度也越低，构成了等级由高到低的流溢物。流溢似光的映照，这一说法是奥古斯丁“光照”说的先声。^[25][26]

从太一中出来的第一次流溢物是理智，也叫神的奴斯（心灵），是万物的第二本原。理智是对太一的沉思，在这里，思维和思维对象是同一的。因为比太一低一个等级，理智不再是绝对统一，而是产生了最初的区分。理智通过对太一的沉思意识到“多”， 从而获得多样性。但同时它又保留了太一的一些特性，仍是万物的有机统一整体。所以理智不只具有单一性，而是一与多的统一。理智是永恒的精神现实，是原初的普遍存在。理智中含有既具有普遍共相，又有多样性的理念，包括绝对正义与美。这种多样性，既指理智世界包容多样的理念，也指每个理念不仅是单一的共性，也包含特殊性，是一种具体共相。由此，理智就包含了创生出多样性统一的世界的可能。^[26][27]

普罗提诺认为理智作为第二本体、第二位格之神，并不是一些僵死的范畴，而是富有生命力的、创生世界万物的力量源泉。而关于理智的认识方式，它并非像灵魂一样只能一次一个地接续认识，其认识并非通过研究，而是通过拥有而获得的，全部的认识内容和认识对象同时呈现于理智之中。这其实是一种直觉，它的思想不是推论式的，而是直觉的、静态的，就像是瞬息之间就思索了全部的观念体系。^[27][28]

灵魂是流溢的第二个产物。这个第三位格的灵魂本体是柏拉图和斯多亚学派所说的世界灵魂，而个体的灵魂只是它创生宇宙的产物。个体灵魂也分有世界灵魂的神性，它们都是不朽的。世界灵魂具有居间性，它上承理智，因而也赋有理念；下启它所创生、统治的宇宙和可感物质世界。灵魂承袭理智的特征，也是一与多的统一，但它已经不仅是理念世界自身的一与多的统一，也包含了它所创生、统治的现实世界的一与多的统一。^[29]

普罗提诺指出“灵魂是理智的影像”，它与太一、理智类似，也具有创造性的生命力，它以逻各斯“去建立另一种现实的生命”，也就是创生世界。但归根究底，仍是“神圣的太一与理智的活动与命令”使被创生出来的世界“有着一种纯粹必然性的纽带”。普罗提诺认为原初就有的“质料”（物质）本是漆黑混沌，只是无规定的“非存在”，是世界灵魂赋予它理念（形式），使其成为有规定性的存在。可感世界的规定性包括性质、运动、空间和时间等都来自“三位一体”。灵魂创生世界所凭借的“逻各斯”既指世界的形成原理，也指统治世界的因果必然性，所以宇宙的造化有天命支配作用，这与斯多亚学派的逻各斯说和天命观类似，但普罗提诺认为在天命控制下，神依然赋予人一定的自由选择空间。^[29]灵魂依据理智的规定性赋予万物和谐宁静的秩序，而个体灵魂最终也要回归世界灵魂的宁静的生命本身。^[30]

物质世界或者说可感世界，是由灵魂所创造的具有机械秩序的物质性的物体的世界。这种创造是出于必然，出于灵魂对神的记忆，而不是灵魂的堕落。可感世界实际上是真正的、神圣的超感觉世界的摹本，因此，可感世界也是一个有组织、秩序和生命的世界。尽管可感世界的美无法与神明世界中的美本身相比，但可感世界并不是罪恶的，而是美好的，它是有理智的神明的清晰明白又形象优美的映像。普罗提诺用生动的语言来描述可感世界的美，但他对可感世界也抱有一种矛盾的态度，他把物质比作是光的最黯淡和最遥远的区域，光的末端的边界，也就是黑暗。而从伦理学的角度出发，普罗提诺则认为肉体是灵魂的牢笼，物质是恶的根源，在这一方面，可感世界遭到了严厉地否定。^[26][31]

普罗提诺认为每一个人的灵魂都有自己的特定时刻，时刻一到，灵魂就下降并分别进入各个适合于自己的肉体之中，这就形成了人。人的灵魂分为高级灵魂和低级灵魂，高级灵魂继续留在理智世界，与肉体分离，而低级灵魂则与肉体接触，直接进入肉体之中。因此，在灵魂与肉体的关系中，灵魂是永恒的、主动的、先在的，肉体是被动的、卑下的，肉体只是灵魂的使用工具。对于灵魂来说，高贵的东西都是内在的，而所有恶都是异己的，是附加物，人要想走向与神的合一，首先应净化灵魂，清除肉体带来的附加物。^[31]

在普罗提诺看来，太一逐次流溢理智、灵魂与现实世界，是下降之路，是太一被具体个别的东西遮蔽的过程。人们的灵魂在实际的生活过程中忘记了自己的本性，把具体的事物看成根本重要的，沉溺在对物质对象的盲目而无度的追求之中。流溢的过程在普罗提诺看来就是一个迷失本性、产生罪恶的过程。但是由于人们在本性上与神圣的终极存在同一，人们身上就存在另一种相反的可能。从物质世界的沉沦中超拔出来而逐渐回归自我的过程，就是逆向的上升之路，它要求人通过完善道德、净化灵魂、沉思与审美，爱德性、爱理性、爱神，最终回归太一，与神合一。灵魂上升之路有三种，分别是伦理道德、辩证法与审美活动。^[32][33]

普罗提诺主张人的灵魂应培育逐级升华的三种德性：公德、净化和观照。公德即“政治德性”或“公民德性”，是履行公共生活的规则，可以使人避恶，但不足以使人趋善，所以还要有灵魂内省的净化德性，又称“沉思德性”。沉思德性是理性的活动，是从感知上升为思想，是灵魂中理念的自身觉醒，其具体表现就是柏拉图所说的智慧（审慎的思想）、勇敢，自制和正义等主要德性。但要真正达到理智的境界，进而拥有最高的观照德性，就要借助哲学的辩证法。“辩证法”是理智赋予人的灵魂的最高能力，它突破感知的直接性，也超越推理的思维，是把握最有普遍性的理念的智慧，辩证法这一最高智慧的任务就是“呈现一切最普遍的东西”。普罗提诺把辩证法作为直通“理智”之神的途径，马克思在《关于伊比鸠鲁哲学的笔记》中指出：“普罗提诺把它（辩证法）称为使灵魂‘简化’，即使灵魂直接与神合一的一种方法。”^[32]

太一作为真善美的统一，也为灵魂上升开通了审美的道路。太一流溢出的理智（理念世界），以及理智流溢出的世界灵魂都是美的，而世界灵魂创生的现实世界也分有太一的美。具体事物之所以美不在于它的质料，而在于它形式。所以人的灵魂在体察现实事物的感性美时，要先上升到把握美的理念，进而体悟灵魂自身之美，体悟到源于世界灵魂的人的灵魂也是美的。灵魂的审美升华与道德升华、辩证法升华融合在一起：“美也就是善，而善必定是第一位的太一；神圣的理智之美直接派生太一；灵魂也因神圣的理智而美。”灵魂最终体悟太一集真善美为一体，在“观照”中回归太一。^[32]

普罗提诺流传至今的著作是由其学生波菲利编撰的《九章集》（古希腊语： Έννεάδες；英语：The Enneads)。他存世的文章之多，在古代哲学家中是罕见的。并且其文学作品所涉及到题材十分广泛，有些只有短短几页，探讨一些专门的课题，有些则数万余字。^[34]

波菲利在普罗提诺死后按照研讨的主题将其论文分为6集，每集9章，故命名为《九章集》。按照波菲利分集的主题，其内容大致为：第1集，伦理道德与辩证法；第2集，天体与世界；第3集，自然、天命与太一；第4集，灵魂；第5集，三原初首要本体（“三位一体”）；第6集，太一、善、数和存在。《九章集》的内容从人事到天体，再从天体到神圣本体，最后到神圣本体中的最高原则“太一”，形成了一个由低到高、由具体到抽象的上升阶梯。波菲利将其描述为：第1集到第3集构成第一部，属于非本体界；第4集到第5集构成第二部，是神圣本体中较低部分；第6集构成最后一部，是最高神圣本体。^[35]《 九章集》提出的理论不仅是对柏拉图理念论的进一步发挥，而且吸取了毕达哥拉学派、亚里士多德和斯多亚学派中的唯心主义思想，是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的综合物。同时它还吸收了奥尔弗斯教和东方宗教的许多因素，充满着神秘主义色彩。^[34][36][37]

《九章集》是用希腊文写成，现有多种拉丁文、英文、法文、意大利文译本。^[注1]特恩布尔（Grace H. Turnbull）根据麦克肯纳（Stephen Mackenna）的英译本，节选编成《普罗提诺的精华》一书，收有波菲利的《普罗提诺生平》与《九章集》的要义。《普罗提诺文集》（阿姆斯特朗英译，“洛布古典丛书”）收有全部《九章集》和《普罗提诺生平》。^[37]

普罗提诺流溢说中对基督教神学乃至西方近现代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既为诺斯替派和阿里乌斯派这些异端提供了理论支持，助长了它们的发展和流传；又为基督教正统神学，尤其是教父时期的正统神学提供了理论来源。圣保罗、 奥利金、“申明者” 马克西姆、爱留根纳、艾克哈特、库萨的尼古拉，以及奥古斯丁、但丁、席勒和华兹华斯这些神学家、哲学家、诗人和艺术家中的佼佼者在各自时代的入口都以某种形式或方式汲取了普罗提诺的神秘主义哲学。普罗提诺不仅是奥古斯丁从摩尼教过渡到基督教的桥梁，也是古希腊神秘主义向基督教神秘主义过渡的桥梁，通过这座桥，柏拉图和奥古斯丁相遇，古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神学相通，古代世界和中世纪乃至近现代世界相连。^[7]

普罗提诺的流溢说在晚期希腊有关个体人之生存的特殊时代问题面前构筑了一个自然神学的体系，通过使个体灵魂以理智回归的方式与形而上学的本体世界相统一、同一而企图拯救个体灵魂，从而真正严肃地面对了人的在世生存，为人理解自己的个体存在提供了途径。^[8]流溢说发展了古希腊“是”的形而上学，从“不是”、“超越是”的角度解释“太一”，“太一”的流溢只是呈现自身，消除了完全直观之外的主客体之分。流溢说也纠正了巴门尼德混淆地讲论“是”，分开“太一”“理智”“灵魂”三个层次的存在，建立了与古希腊实体本体论不同的太一本体论。^[9]流溢说对阿拉伯哲学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有“穆斯林医生”之称的拉齐（公元864-924年）认为第一物质是从真主流出的简单的精神的光，又从它流出理性的灵魂。而被看作是“穆斯林历史上第一个有系统哲学思想的哲学家”法拉比（公元870-950年），则明确吸收和改造了新柏拉图主义的流溢说，把普罗提诺的流溢说与托勒密的天体理论结合起来创立了自己的流溢说。^[38][39]

流溢说的三个等级和对善恶的理解给基督教神学提供了思想资源。普罗提诺把灵魂上升到与神的合一描述为一种困难和充满痛苦的使命。这种上升要求一个人要依次发展出伦理的和理智的德性，人们应当放弃世俗生活以便推进灵魂上升到理智活动。对于许多人来说，普罗提诺的新柏拉图主义具有宗教的全部力量，奥古斯丁在普罗提诺的《九章集》中发现了一种对恶以及由于有序的爱而得救的问题的崭新解释，也用流溢和记忆等解释三位一体的上帝。奥古斯丁从流溢说中接受了普罗提诺思想的核心部分：有关灵魂、天命、上帝的超越性、恶是善的缺乏、自有、时间和永恒的理论。流溢说呈现的宗教神秘主义是整个希腊哲学的最终结果，在普罗提诺的影响下，奥古斯丁把这种神秘主义变成了基督教神学，而通过奥古斯丁的中介，新柏拉图主义成为了中世纪对基督教信仰进行理智表达的一个关键要素。^[40][10]

普罗提诺的流溢说构成了其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神即太一是美的本原，事物的美是神的流溢，这进一步把美本身和美的事物区分开，克服了柏拉图理念论和“分有”论的不完善，为文艺复兴人的探索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美学思想提供了思想资源。^[41] 流溢说具有浓厚的神秘主义的色彩，其中关于理性的强调实际上恰是一种反理性主义，后来认为一般文艺活动被一种神秘力量所支配的美学观点就是受到这种反理性主义的思想的持续影响。而在艺术观点方面，康德的先验范畴说和克罗齐的直觉说在艺术赋予物质以形式的观点上也受到了普罗提诺的影响。普罗提诺的新柏拉图主义对浪漫运动也产生了影响，如歌德、席勒和许莱格尔等思想家，他们关于真善美统一，艺术赋予物质以形式以及艺术创造须有内在理想的看法都受到了其影响。^[11]

普罗提诺的学生波菲利评价道：“他的论著中沉积着斯多亚学派与漫步学派的学说，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思想凝聚在这些论著中。”^[42]

现代法国学者吕克·布里松评价普罗提诺的学说：“普罗提诺以一种极富原创性的方式重新解读了柏拉图的思想，他将‘至善的太一’置于超越存在的地位，主张理智与理智事物密不可分，灵魂产生并照管我们的世界，这样他就为柏拉图那里棘手的‘分有问题’提供了一种解决办法：灵魂生产质料，并且为了塑造身体引入了‘理性原理’（logoi），即处在分散状态的理智形式。”^[43]

现代学者斯通普夫在其《西方哲学史》中评价道：“普罗提诺哲学不同于他人之处在于，他把对实在的思辨性描述和关于救赎的宗教理论结合在一起。他不仅描述了世界，而且还说明了它的起源，还说明了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我们如何在其中克服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困难。”斯通普夫把流溢说评价为“一种认为神是万物之起源也是人的必然归宿的理论”。^[44]

我国当代学者邓晓芒评价道：“普罗提诺的三位一体的形而上学具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同时也带有明显的神秘主义成分。这种神秘主义成为基督教摒弃肉体享受、向往灵魂自由的神学思想的重要根源，并为超理性的信仰提供了理论支持。”^[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