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庙

寺庙（temple）是佛寺的通称^[5]，是供奉神佛的庙宇，同时也是佛教僧侣举行各种宗教活动的场所，后来逐步发展为具有多种综合功能的建筑群。^[6]公元12世纪，印度本土佛教寺庙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其佛教传播的其他地区，却形成不同的寺庙建筑特色，大体上可分为汉传佛教寺庙、藏传佛教寺庙、南传佛教寺庙三种风格^[7][6]。

汉传佛教寺庙的发展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早期多以佛塔为寺庙的核心建筑，至隋唐时期，渐以佛殿为中心。^[8]汉传佛教的建筑样式与布局时在中国已有建筑形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时吸收了印度的佛教建筑的特点，发展出了廊院式布局与石窟寺这一特殊的建筑形式。^[6]

藏传佛教寺庙于公元7世纪左右开始发展，通过与当地土生土长的苯教进行长期斗争和相互融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建筑^[9]。藏传佛教寺庙一般以曼荼罗式布局结合山势布置，布局高低错落、自由随意以配合当地的地形和民俗^[10]。

南传佛教寺庙传入东南亚的时间说法不一，约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6世纪^[11][6]，南传佛教寺庙没有明显的庭院和中轴线，也无依山就势筑高台形式，而是以塔为主或以释迦佛像为主，受教义影响只供奉释迦摩尼，以殿堂相配合，周围分布或分散布置房屋^[12]。

佛教寺庙是佛教艺术与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悠久而璀璨的历史，^[6]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白马寺、少林寺、大昭寺等。寺庙的艺术风格也独具特色，囊括了建筑、壁画、雕塑、园林等诸多艺术形式^[13][14]。

“寺”、“庙”二字最初与佛教无关，《说文解字》中解释如下：寺，廷也，有法度者也；庙，尊先祖皃mào也。^[15]

佛教于东汉永平十年从印度传入汉地。“佛”被视为神仙，祭祀场所被称为“浮屠祠”。“浮屠”一词来自梵语“Buddha”，是对佛陀的尊称。而“祠”则是中原民族祭祀神灵的场所。^[16]

当时的西域僧人下榻于官署的鸿胪寺，因寺为官署名，所以经过演变，与佛教相关的建筑也就约定俗成地称之为“佛寺”。因其建筑形制依“宫塔制度”建造，又名“塔寺”^[17]。

魏晋南北朝时期，“塔”与“浮屠”、“寺”与“浮屠”等词义相互交替使用。魏晋南北朝后期，“寺庙”一词开始出现，表示佛教建筑已经与祖庙的认知融合，这说明当时佛教开始被视为中原民族的一种信仰，并与其传统的尊祖观念相结合^[16]。

原始佛教时期^[注1]，佛教建筑形制较为简单，多由木材与竹组合而成，屋顶以草编物勿覆盖。而后开始出现木造、砖造以及石造的建筑，同时砖造、石造建筑也是由木造共同构成的，因此该时期建筑已不复存在^[18][19][20]。

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第三位君主阿育王统一印度，之后开始皈依佛教，并将佛教建筑发扬光大。该时期的寺庙建筑与较早期砖木结构的寺院不同，兴起了开山造窟之风。另外，佛教建筑窣堵波^[注2]、支提^[注3]和精舍^[注4]等的基本形制，在该时期得到了初步确立和完善^[6][21][22]。

公元1~3世纪，大月氏人建立了贵霜王朝。其国王大力提倡佛教，使得佛教文化影响进一步扩大，他在印度西北地区建造了无数伽蓝^[注5]与佛塔。同时，由于印度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东西方文化艺术的交流区和碰撞地，因此这一时期的佛教建筑融合了印度文化与希腊文化的双重因素，形成了"希腊印度式"的建筑式样。到了公元前后，佛陀造像以浮雕装饰形式出现于佛教寺院建筑当中，成为一种重要的装饰艺术，这一时期雕塑的人物形态与服饰处理都有着明显的希腊风格^[6][23]。

公元4~6世纪，笈多王朝统一了印度中部及西北部。笈jí多王朝虽然信奉婆罗门教，但对佛教的发展也采取支持的态度。这一时期，印度的寺院建筑多以窣堵波^[注2]为中心，包括传统的佛堂和僧院。佛堂的形制与早期遗留下来的支提^[注3]相似，平面呈马蹄形，其内供奉的窣堵波和佛教造像共同成为信徒礼拜的偶像^[6]。

这一时期窣堵波的形制发生些许变化，基座上修小方台，方台上建覆钵形塔身，明显受到健陀罗建筑艺术的影响。此外，这一时期在众多佛教圣地出现了体量高大的佛塔，它们或单独出现，或以塔为中心建造寺院。另外，供僧人居住的僧院也开始发生变化，规模扩大，先前的中厅扩展成为较大的院落，同时整个建筑皆以此院落为中心^[6]。

密教期印度寺院建筑趋于衰落，11世纪开始，伊斯兰教势力侵入印度，兴起了否定佛教的思潮，佛教寺院建筑受到严重破坏，至12世纪印度佛教艺术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6]

依据《魏书·释老志》记载，佛教以官方形式正式传入中国中原地区的时间是公元68年，此时中国正处在东汉明帝时期。当时中国的建筑营造技术已经趋于成熟，佛教寺庙就利用了此次契机，在中国广为传播。^[6]

早期佛教寺院多由虔诚向佛的官吏、富豪舍宅捐寺而成，因而寺院布局也基本承袭了官署或住宅的结构形式，“前厅为佛殿，后堂为讲堂”成为寺院建筑群的典型结构。^[7][6]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全面兴盛，这一时期举国上下笃信佛教，汉传佛教寺院建筑开始其长达千年的辉煌历程。据《水经注》记载：北魏正光年间北方就有佛寺30000多座，分布遍及各个角落，仅洛阳就有佛寺1360余座。此外，遍布各地的石窟也是该时期佛教兴盛的又一例证，现今著名的莫高窟、云冈、龙门等石窟都是从这一时期陆续开凿的^[24][6]。

南方地区的佛寺建筑同样繁盛，三国吴赤乌十年，建康（今南京）出现了中国南方地区第一座佛教寺院——建初寺，至南朝时，建康的寺庙已达500余座。^[6]

隋唐五代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佛寺继承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传统平面布局，以殿堂廊庑等组成合院式组群形式，与前代相比规模更为宏大，布局也更加规整。同时，供奉佛像的佛殿取代佛塔成为寺院的主体，佛塔则在寺旁另辟塔院。这一阶段的佛教建筑设计达到了成熟和完善的程度^[24][6]。

这一时期的佛寺在建筑、绘画、雕塑等各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如举世闻名的莫高窟飞天壁画，它成功再现了当时佛教建筑的全面繁盛。而后，历经唐武宗会昌灭法和后周世宗显德废佛这两次大的毁佛事件，部分佛教寺庙有幸保存下来，如始建于唐代的山西五台山南禅寺大殿和佛光寺大殿。^[25][26][6]

入宋以来，佛教虽不复前代辉煌，但汉化色彩越来越明显，平面布局发生了变化，佛教寺庙趋向于采用沿中轴线纵向排列主要殿堂、左右两侧分别布置配殿、楼阁的形式，廊院式住宅建筑布局逐渐消失。另外，一些佛教建筑的主体建筑不再由两三座殿阁组成，而是四周以较低的建筑，簇拥着中央高耸的殿阁，共同组成一个整体，河北正定县的隆兴寺就是此类布局的重要实例。这样的佛寺平面布局，也是中国寺庙平面发展的转折点，最终成为中国寺庙建筑布局的典型模式^[27][6]。

自元代起，朝廷对佛教重新予以重视和庇护，在建筑式样上，元代佛教建筑仍以宋金建筑为蓝本，并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异教的某些建筑元素。明清两个朝代的统治者对佛教采取适度控制的政策，在数量与规模上，佛教寺院无法与宋元时期的相比较。由于建造或重修时间较晚，这一时期的佛教建筑多保存完好，如江苏南京灵谷寺、报恩寺和山西太原崇善寺等。^[7][6][28]

公元7世纪，佛教引入西藏，佛教寺院建筑艺术随之传入并得以发展。松赞干布在位时，修建大昭寺、小昭寺，还在拉萨以及吐蕃境内共修建108座佛寺。755年，即位的赤松德赞继续弘扬佛教，排斥反佛势力，修建桑耶寺，为佛教建筑艺术在吐蕃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9][6]

吐蕃王朝末期，赞普朗达玛开始灭佛运动，先前营建的佛教寺院几乎毁于一旦。10世纪后半叶，西藏众多地方政权为了统治的需要而缓和宗教矛盾，佛教开始新的复苏。978年，佛教从多康地区重新传入西藏，并先后形成了宁玛、噶当、萨迦、噶举等不同佛教派别，寺院建筑艺术深受多种艺术风格影响，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30][31][6]

元朝时期，西藏正式归入中央政府管辖。藏传佛教艺术风格得到统一。汉藏佛教艺术得到广泛交流，藏传佛教式风格在元代大规模地流传入中原，与中原的建筑、绘画和雕塑艺术融为一体，为世人留下许多佛教建筑典范。如圣寿万安寺、大天寿万宁寺、大护国仁王寺等。^[32][6]

明朝建国后，西藏各教派势力都接受新王朝的统治。这一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建立了直接的隶属关系，对西藏主要教派和地方势力均予以分封，萨迦、格鲁、噶举等教派共同发展，出现了各教派大兴寺院的盛况。在藏传建筑艺术领域，一方面出现地域扩大化趋势，其建筑艺术远播云南、四川、内蒙古、青海、北京、山西等地。^[32][6]

清军入关后，随之接管了对西藏的统治权。在这一历史变故之下，藏传佛教中的格鲁派得到了清政府的大力支持，于是格鲁派广修寺院、兴建佛塔，尤其在北京城中，共建有藏式寺庙（喇嘛庙）三十余座，风格独特而又明显区别于藏地的建筑特色。如永慕寺、资福院，特别是雍正皇帝还将自己的雍王府改造为藏式雍和宫。^[32][33][6]

佛教进入东南亚地区的时间，历史上有多种说法。第一种认为为在公元前3世纪前后。印度阿育王组织了几个弘法使团，到临近几个地区弘扬佛法，其中就包括今缅甸地区。第二种认为东南亚地区的佛教流传大约在公元前后，摩哂陀长老入斯里兰卡传播佛教，分裂成为大寺派和无畏山寺派，其中大寺派后传入缅、泰、柬、老等东南亚地区^[34][35]。

南传佛教重要特点就是政治与宗教的结合紧密，这也成为了南传佛教在东南亚盛行的主要原因^[34][35]。

在佛教传入东南亚地区时，那里的社会大都还在原始社会晚期。印度的佛教以它特有的佛教神话和象征，向信众灌输佛法与政治不可分离，而正是这种王权和宗教合二为一的神权政治，为东南亚地区的佛教兴盛打下了良好的政治和社会基础，同时也给东南亚的寺庙建筑提供了保证^[34][35][6]。

公元8世纪，东南亚的夏莲特拉王朝君主信仰由大乘佛教和印度教混合而成的密教，建起了众多伽蓝^[注5]，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享誉世界的婆罗浮屠寺，该寺庙遵循当地的建筑风格，同时融合了土著祖先崇拜的传统和印度佛教寺庙的概念建成^[36]，因其雄伟壮观的高大气势，加之精雕细刻的装饰性浮雕为世人所称道^[6]。

至公元9世纪，柬埔寨成为东南亚的佛教中心，当地人引进了印度的雕刻模式，寺庙由砖结构发展为石结构，其建筑与雕塑艺术在东南亚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其中以吴哥城以及其后建立的吴哥窟大伽蓝最为著名^[6]。

11世纪中叶，蒲甘王朝阿奴律陀王建立了缅甸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奉大寺派佛教为国教。而后无论朝野、民间均热衷于兴建塔寺，并发展出独具特色的佛教建筑形式，使得蒲甘成为了“千塔之国”，迄今保存下来的塔寺有2000余座，其中以阿难陀寺最为著名^[6]。

东南亚地区的佛教寺庙建筑，并非固定不变的建筑形式，而是在充分吸取印度和斯里兰卡佛教建筑艺术的基础上，结合本地的特点，发展出的独特的建筑艺术，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形式均有不同。同时，由于东南亚各国在政治、宗教、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相互影响渗透，使得在一个国家中也存在其他国家风格的佛塔寺庙建筑^[6][28]。

佛教寺庙是僧侣修行和居住的重要场所，从布局上看，基本可以分为单体建筑和群组建筑两大类。汉传佛教中极少能够见到单体建筑的布局式样，基本是由多个建筑组成的复合体，其布局方式有纵轴式、佛塔式、廊院式等^[37]。

指将主要的佛教建筑单体沿中心轴线排列分布，正殿两侧置有配殿或厢房，形成相对独立的合院式建筑群。通常一座寺院只有一条纵轴线，但较大的寺院尤其是后世改建多次的寺院，有可能出现多条纵轴线并列的现象，但主轴线只能有一条。主轴线上的主体建筑一般为山门、正殿、后殿等，依据寺院的年代和规模，有可能增加天王殿、佛塔、法堂等建筑单体^[37]。

山门

山门是寺庙正面之楼门，因寺庙曾多建于山林，故有此称。山门也会建成殿堂式，称作山门殿或三门殿。殿内设有护持佛门寺院的密执金刚和那罗延金刚。据传他们本是印度王子，为保护佛法而成真神。在汉传佛教中，改置为哼哈二将，是从道教文化中的借用^[38]。

天王殿

天王殿是山门之后的第一重殿，为五间殿。殿内正中供奉的是大肚弥勒佛造像，源于禅宗及净土宗，后成为定制，故天王殿亦称为弥勒殿。殿内东西两旁分塑四大天王，象征风调雨顺^[38]。背面供奉的是寺院的守护神韦陀，他手持宝杵，与大雄宝殿中的释迦牟尼像正对^[39]，天王殿中的韦驮菩萨像，是在唐代之后才开始塑造^[40]。

大雄宝殿

大雄宝殿是寺庙之正殿，为僧众朝暮集中修持之地，位于天王殿之后，供奉着主佛^[38]。庙中僧众集中修持的地方。“大雄宝殿”中的“大雄”，是对佛的尊称，指佛有万千智慧，能降服群魔；“宝”，指佛法中佛宝、法宝、僧宝，佛宝指已经得道的众佛，法宝指佛法，僧宝指皈依佛门、专心修法的人。大雄宝殿里供奉的为释迦牟尼佛像。大雄宝殿的布局分为三个部分，即正中供奉的主尊佛像，大殿两侧的十八罗汉像，佛坛正中后面的三大士像或海岛观音像。各地的佛寺供奉的佛像，会有一些变化^[40]。

钟楼与鼓楼

钟楼与鼓楼是寺庙中的附属建筑。唐代寺庙内设钟和鼓，元、明时期发展为钟楼和鼓楼，相对而建，专供佛事之用。钟楼一般位于天王殿的左前侧，钟楼下供奉地藏菩萨；鼓楼一般位于天王殿的右前侧，楼上挂有大鼓，佛寺有“晨钟暮鼓”之说，鼓楼下有的供奉关羽，有的供奉观音。钟楼与鼓楼建筑通常造型相同，呈对称状^[39]。

佛塔类寺庙是中国最早的佛教寺庙形式，其产生源于佛教徒绕塔膜拜的礼仪规定，全寺以一座高大的佛塔为主体，周围环绕有广庭、回廊和门殿等建筑，如东汉洛阳白马寺和北魏洛阳的永宁寺、西安大慈恩寺等^[41]。

指将各个佛教建筑围绕一个中心庭院排列，并用廊道相连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适用于地势平坦、空间开阔的寺院，但由于廊院式寺院布局过于分散，缺乏统一性和整体性，不适于规模较大以及地形较为复杂的佛教建筑群的修建，因而廊院式布局逐渐被纵轴线式布局所代替。现存的廊院式寺庙如北京法源寺、云南崇圣寺等^[37][6]。

藏传式佛教寺庙又称喇嘛寺，与汉地寺庙明显不同的是，喇嘛寺是以经学院（杜伦）和供奉佛像的殿堂为中心，周围设有活佛居所、佛塔、讲经坛和僧房的建筑组合。藏传佛教信仰主要分布于中国的藏族和蒙古民族中，由于教派和地区民族的差异，藏传式佛寺呈现出不同的建筑艺术风格。^[6]

藏传式寺庙有两种形制，一种是纯藏式寺庙、另一种是汉藏结合式寺庙^[41]。

是藏式独有的碉diāo房式的砧石建筑，受石窟寺建筑的影响，多依山而建，外形似于城堡，墙体高大厚重^[41][6]。

与汉地佛教寺庙追求对称严整的布局不同，藏传佛教寺庙建筑布局显得高低错落、自由随意，更适应藏地的地形和民俗。藏传佛教寺庙主体建筑为佛殿和扎仓（进行宗教教育的建筑)，居于寺内的重要位置。其他建筑，例如活佛住处、办公处、喇嘛住处、印经院、讲经院、讲经坛、塔等，围绕佛殿和扎仓布局^[39]。

寺庙外面有厚墙环绕，酷似城堡。立面看，藏传佛教寺庙是开井空筒式佛教建筑。大殿内供奉的佛像高大，但进深很小，内部呈现出空筒式。一些寺庙有圆墙围绕，中间是大殿或塔。由于藏传佛教与政治结合紧密，部分重要的寺庙，过去也是地方政府所在地^[39]。

在材料上，纯藏式寺庙是实用性与宗教性相结合的典范。出于防寒目的，寺庙多使用整石与木料，并充分依据地形设计，使得墙体显得厚重、结实；其顶部采用纯细黏土与油的混合物，解决了雨天的防水问题^[41][6]。

在色彩上，纯藏式寺庙习惯将寺庙的颜色赋予宗教寓意，红色成为权力的象征，多为护法神殿、佛殿、佛堂等建筑采用；黄色多为活佛公署的墙面颜色；白色代表温和、善良，多为经堂墙面采用^[41][6]。另外，金顶是主要殿堂的标志，它采取梁架式结构，檐四周饰有斗拱，内部立柱支撑长额，其上构成梁架，并用横梁柱托痹，构成金顶的坡度，整体宏伟壮观^[42][43]。

汉藏结合式寺庙与中原汉传佛教寺庙较为接近，为宫廷式木构建筑，北京雍正年间的雍和宫以及东、西黄寺皆属此类。寺院形制采用中原传统的四合院式布局，寺院前半部的山门、天王殿、大殿的设计安排基本承袭了中原建筑的传统风格。^[41][6]。

但大殿之后的建筑设计，无论在布局还是造型方面，都呈现出藏传佛教建筑的自身特色。大殿以后的建筑通常高大、雄伟，特别是雍和宫的后部设计，采用三殿并列的布局安排，巧妙地建造一复道将万福阁和两侧的永康阁、延宁阁连接起来，颇显恢宏气势^[41][6]。

南传佛教寺庙的建筑规模通常都比较小，建筑种类也比较少，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地区与中国的云南地区^[44]。受到当地炎热、降雨充沛的气候影响，寺庙以当地的建筑形式为基础，融合了各地区各民族的建筑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南传佛教佛教风格建筑^[45]。

云南寺庙通常借鉴了当地民族的“干栏式”、“落地式”的竹木结构，屋顶斜坡，屋壁竹篱，通风散热，明亮美观^[46]。中国的南传佛教寺庙有代表性的有景洪的曼阁佛寺、西双版纳的景真八角亭、临沧沧源的广允寺^[47]。

南传佛教寺庙一般由佛殿﹑经堂、宿舍，鼓房几部分组成，没有明显的庭院和中轴线，也无依山就势筑高台形式，而是以塔为主或以释迦佛像为主，以殿堂相配合，周围分布或分散布置房屋^[48]。中心佛寺以上的佛寺通常会设有布书堂(戒堂)和藏经阁，规模较大的佛寺还设有佛舍利塔^[46]。

大殿

大殿是寺院的核心，常处于佛寺的显要位置。受东南亚气候影响，大殿的屋顶轮廓通常变化丰富、大而陡。大殿中只供奉释迦摩尼像，部分西双版纳地区寺庙受中原文化影响，也供奉观音像。华盖上方，供品丰富。^[26][45]。

大殿后面是鼓房，内设大鼓，每逢斋日傍晚击鼓鸣锣。鼓房后面或两侧是僧舍，四周矮墙形成一座长方形的寺院^{[42] [26]}。一些较大的佛寺，还有舍利塔。南传佛教佛塔形状有八角式、须弥座式、圆锥式等，塔座多为方形。有的塔身贴金箔，金碧辉煌。在傣族地区还有一些塔群，由一座主塔和若干小塔组成^[26]。

石窟寺，是指在崖壁上开凿的洞窟式的宗教寺院及其附属建筑，石窟寺发端于印度，却在中国得以兴盛，是中国佛教建筑的重要内容^[49][6]。

石窟寺的鼎盛时期是5~8世纪，这一时期的石窟寺分布广泛，遍布中国几十个省区，并逐渐发展出了具有本地特色的石窟建筑，石窟内容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类：建筑、雕塑、壁画，三者相辅相成，是统一的主体^[6][49][50]。

石窟建筑分为三类，分别是佛殿窟、塔庙窟与僧房。佛殿窟又称中心佛坛窟，这类石窟一般为覆斗形，是群众礼拜供养和讲经之地。塔庙窟的中心有一塔柱直连窟顶，塔柱四方雕刻有佛像，适应善男信女右旋绕塔巡礼观像。在塔庙窟和佛殿窟中塑大型佛像的窟叫作大像窟，在莫高窟有北大像(第96窟)和南大像(第130窟)，是大像窟的典型代表^[6][50][51]。

僧房即禅窟，又称罗汉窟，是僧人日常起居的屋舍。禅窟主室两侧开凿小禅室，是僧侣们打坐修禅的地方。这种窟形制简单，内壁一般无装饰画，空间狭窄，仅可供一人坐禅。若干禅窟可以组成一组禅窟群，有的是在崖壁之上开凿若干小禅窟，有的是在一个禅室之中开凿若干小禅室^[6][50][51]。

石窟佛像建设规模宏大、造型宏伟瑰丽，通常具有单体佛像、一佛一侍者、一佛二菩萨、一佛四菩萨等组合。各佛像之间高低不同、错落有致，由此形成层次分明的统一结构。凝聚了精湛的雕刻工艺和造像技巧，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云冈石窟内的佛像^[52][50][6]。

壁画通常被绘制在石窟内顶部和四壁。画在顶部的多是装饰的自由图案，以藻井和平棋为主，在四边桁条上设有各种纹样，如云纹、忍冬纹、花鸟纹、云气纹、莲荷纹以及神兽飞天等样式。画在四壁腰部的是佛教主题画，大致分为佛召像画、经变故事画、民族传统神话题材画以及供养人画像^[6][50]。

白马寺位于河南省洛阳老城以东十二公里处，北依邙山，南临洛河。创建于公元68年，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寺院^[53]。为纪念白马驮经之功命名为白马寺。白马寺不但是中国佛教的“祖庭”“释源”，而且堪称世界佛教史上仅次于释迦牟尼诞生地、成道处、初转法论处及涅槃pán处的第五大“圣迹”^[54]。

洛阳白马寺目前占地约3.4万平方米，有大小建筑百余间。寺院坐北朝南，为中轴对称格局，布局规整，主次分明。寺内主要建筑都分布在中轴线上，自南向北依次是山门、天王殿、大佛殿、大雄殿、接引殿和清凉台，两侧还有钟鼓楼、门堂、云水堂、客堂、斋堂、祖堂、禅堂、方丈院等附属建筑^[1]。

灵隐寺始建于东晋咸和元年（公元326年），为杭州最早的名刹。灵隐寺地处杭州西湖以西，背靠北高峰，面朝飞来峰，两峰挟峙，林木耸秀，深山古寺，云烟万状。灵隐寺开山祖师为西印度僧人慧理和尚。他在东晋咸和初，由中原云游入浙，至武林（即今杭州），见有一峰而叹曰：＂此乃中天竺国灵鹫jiù山一小岭，不知何代飞来？佛在世日，多为仙灵所隐。＂遂于峰前建寺，名曰灵隐。

灵隐寺主要由天王殿、大雄宝殿、药师殿、直指堂（法堂）、华严殿为中轴线，两边附以五百罗汉堂、济公殿、联灯阁、华严阁、大悲楼、方丈楼等建筑所构成，共占地一百三十亩，殿宇恢宏，建构有序^[55]。

寒山寺现位于苏州市姑苏区寒山寺弄24号，因唐代诗人张继“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诗句而名垂青史^[56]。寒山寺每年除夕夜半，敲响悬于“大觉楼”的清铸大钟，共108响，有回顾旧岁，迎接新春，怀念佛门108位长老，除尽人生烦恼的内涵。寒山寺现有大雄宝殿、罗汉堂、藏经楼、寒拾殿、钟楼、枫江楼、霜钟阁、碑廊、钟房等主要建筑。寒山寺“绀gàn宇丛林，古朴庄重”，列为江苏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7]。

少林寺位于河南省登封市西北部，是禅宗祖庭^[58]。少林寺因其历代少林武僧潜心研创和不断发展的少林功夫而名扬天下，有 “天下功夫出少林，少林功夫甲天下”之说^[59][60][61]。少林寺常住院是主体，建在登封市少溪河北岸，规模宏大。中轴线上，南北七进院落，面积达3万平方米，依次是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方丈院、立雪亭、千佛殿^[62][3]。

大昭寺位于拉萨市最繁华的商业街一八廊街的中心，是青藏高原最古老的寺院。它融汉、藏、尼泊尔、印度建筑艺术精华于一体，雄伟壮观。大昭寺是西藏现存最辉煌吐蕃时期的建筑，也是西藏最早的土木结构建筑，并且开创了藏式平川式的寺庙市局规式^[63]。始建于吐蕃王朝鼎盛时期，是藏王松赞干布为纪念尺尊公主入藏而建。大昭寺目前占地25100余平方米，是西藏重大佛事活动的中心^[53]。

位于中国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重要寺庙之一^[4]。始建于明嘉靖年间，最先建成时，是一座大银塔，后来扩建为寺，因而得名“塔尔寺”，占地面积45万平方米，以大金瓦寺为中心，主要建筑有9300余间(座)，形成了庞大的建筑群。大金瓦殿是塔尔寺的主殿，矗立着高11米的大银塔里面摆放内部供奉着宗喀巴大师的塑像和珍贵的佛教文物。寺内的酥油花、壁画和堆绣，被称为“塔尔寺三绝”。每逢举行大法会期间，寺内展出的“三绝”吸引数万各族群众来寺瞻仰朝拜^[64][65]。

曼阁佛寺，傣语意为曼阁中心佛寺，坐落于景洪市曼阁寨西南侧，澜沧江畔。“曼阁”是哈尼族渡江之地的语地名。曼阁佛寺原为村寺，属曼景兰中心佛寺片区。因江隔，教徒不便往来，后经批准，增建经堂、“波苏”，成为曼景兰中心佛寺的分寺，江北村寺可在此议经^[66]。

曼阁佛寺占地1300多平方米，有大殿“维罕”、经房“洪坦”和僧舍，“波苏”在江对岸。此为曼景兰片区的标志。佛寺大殿长11米，宽10米，面积约110平方米，木质结构，石基砖墙，覆瓦，重檐三面^[66]。

佛教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信仰追求、文化艺术及生活习俗等方面都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作为其重要物质载体的寺庙在其中也发挥了重大的价值。

寺庙建筑与一般的宫殿、民居等实用建筑不同，具有明显的宗教特色^[25]。历史上古寺庙的兴与衰、毁与建是和其所在城市的兴衰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经过了历朝历代的修建，名寺古刹多已成为了全国各地的名胜和标志性建筑，是历史发展的重要实证^[67][68]。那些历代遗存下来寺庙，以其丰富多彩的建筑形式和灵活多样的布局，提供了一个让大众了解佛教，认识历史的一个切入点。人们可以从中可以了解到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的变迁、经济的盛衰，文化交流和科技发展等诸多的信息^[69]。

以寺庙为中心形成的庙会文化，极大的丰富了老百姓的娱乐活动，逢年过节逛庙会是大众最普遍的选择和出游场所，这类祭奠活动对于商品的流通起着积极的作用，同时庙会还有给类目繁多的表演，也为民俗文化提供了发展的空间^[67]。

部分寺庙带有综合性公共园林的性质。为了接待一些香客和游人，一些寺庙常设有生活起居和娱乐的设施。处在名山胜水风景区的寺庙园林，担负着迎送来往游客的任务。中国古代许多著名文学家所作的游记散文大多和寺庙相关，或是留宿于寺园中所作，或是和主持僧人的唱和对答等^[70]。

寺庙的建筑、雕塑的造型，以及彩塑、壁画、经书、供器等等，都对中国古代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受到史学界、考古学界、建筑学界与雕塑艺术界的广泛重视，很多具有重要艺术价值的文物均是寺庙的遗存，如天宁寺塔为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密檐式砖塔、敦煌壁画为中国最好的壁画之一等等^[67]。

寺庙建筑及建筑群在中国古建筑体系中是较为庞大的一支，具有很高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自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在对古寺庙建筑及建筑群的保护方面，已经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努力，部分古寺庙建筑及建筑群已经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如承德避暑山庄周围寺庙）部分寺庙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制定了相应的保护措施并得到了较为有效的实施^[71][72]。

但是，由于城市扩张与经济建设的原因，中国还存有数量庞大的古寺庙建筑及建筑群，迄今为止并没有的到足够的重视与有效的保护。许多寺庙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威胁和破坏，如周边高层建筑的遮挡和影响、寺庙建筑的陈旧和破损、寺庙建筑的风貌和风格的丧失等。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寺庙建筑的自然条件和安全性，也影响了寺庙建筑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71][72]。

对于留存的寺庙，根据更新规模及原历史建筑遗存状态，采用的更新方法略有区别，可以将寺庙建筑的保护与更新方式分为三种模式^[73][74]。

原样保护，部分修补：该模式中主要历史建筑保留完整程度较高，不会对进行寺院面积扩展，仅对原有历史建筑进行部分修补^[73]。

保持原状，扩大规模：该模式中历史建筑与历史格局保留完整程度较高，更新后在原样保护原有历史建筑及历史格局基础上对寺院面积进行扩大^[73][75]。

部分保护，大量重建：该模式中历史建筑保留程度一般，历史格局已被完全破坏，仅遗留代表性塔、殿、厢房等，更新后均恢复为完整寺庙建筑群^[73][76]。

寺庙作为一种文化景观，在物质和精神上均对人们有不可替代的吸引力，因此寺庙旅游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伴随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寺庙的现代气息也愈加浓厚，尤其是在现代旅游经济的带动下，城市寺庙既作为香客云集的宗教场所，又作为观光消遣的旅游景点，扮演着多重社会经济角色^[77]。

但由于“重旅游、轻宗教”思想的影响，当代寺庙通常带有强烈的商业色彩，导致宗教表现形式及内容呈现平庸化、简单化的趋向。缺少宗教仪式带给人的神圣感和肃穆感，更缺乏与大众群体的互动与交流，对公益、慈善等社会服务事业的参与度也不高，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佛教所推崇的普渡众生的思想理念^[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