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位于中国山西省大同市城西约16公里处。^[7]云冈石窟是“四大石窟”^[注1]之一，与“印度阿旃zhān陀石窟”和“阿富汗巴米扬石窟”并列为世界三大石雕艺术宝库。^[16]云冈石窟中明显鲜卑族特色的历史遗迹景观，展示了印度和中亚佛教艺术向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历史过程。^{[17][18][5][19][8][注1]}

云冈石窟的历史距今已有约1500年。它是在北魏文成帝的支持下，由国师昙曜和尚主持完成的。云冈石窟规模约1公里，分为东、中、西三区。主要景点有石窟群、昙曜广场、灵岩寺、石佛古寺等，现存主要洞窟45个，附属洞窟209个，雕刻面积18000余平方米。造像高度从2厘米到17米不等，佛龛约计1100多个，大小造像共有59000余尊。^{[17][13][5][18][12]}

作为中国佛教艺术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冈石窟是中国佛教艺术宝库中第一次由一个民族、一个朝代雕刻而成的，也是公元5世纪中西文化融合的历史丰碑。云冈石窟于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成为国家首批AAAAA 级旅游景区。^{[20][21][22][16]}

据《史记·奴列传》记载，云冈石窟所在的地方在古代被称为"武州塞"，是北部边防要塞。云冈石窟之名最初也并非与石窟有关，而是因为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在此设立了"云冈堡"。后来，人们将"云冈"作为石窟的名称。这表明"云冈石窟"这个名称起源于明代，而在此之前，它有许多古老的名称，包括武州山石窟寺、灵岩寺、恒安石窟、北台石窟、佛窟山和石窟寺等。^[23][24]

云冈石窟的开凿与佛教的东传、中西文化交流密切相关。印度佛教在恒河流域诞生，形成了新的佛教圣地于印度河上游。以犍陀罗（今巴基斯坦北部白沙瓦地区）为中心，产生了犍陀罗佛教艺术，这种艺术融合了古印度艺术与希腊、罗马古典艺术。随后，佛教东传势力逐渐增强。北魏太武帝灭北凉后，沙门佛事东移平城，后平西域，直接引导了我国历史上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二次高潮。公元398年，北魏建立，太武帝实行废佛灭法政策，但文成帝在位后，命令昙曜大禅师在武州山开凿造像。昙曜受废佛灭法影响，希望通过开凿造像传承佛法，实现山川永久存在、佛法世代延续的愿望。云冈石窟作为北魏皇家石窟寺应运而生。^[25][21]

云冈石窟的开凿兴建阶段，主要是在文成帝和平初年（公元460年左右），由高僧昙曜主持开凿了五个洞窟。这些洞窟是云冈石窟最早的五个，其中包括了帝王象征的“昙曜五窟”。这些洞窟的风格和创作技法显示它们是云冈全窟群中最早的五个洞窟，以造像风格和创作技法来看，具有劲健、浑厚、质朴的特点。^{[21][26][27][5]}

云冈石窟的雕凿鼎盛阶段，包括了大约15个洞窟。这些洞窟的开凿时间主要在孝文帝太和年间（公元471-494年），这是北魏迁洛以前的孝文时期，是北魏最稳定、最兴盛的时期。这些洞窟的造像题材更加多样化，突出了释迦、弥勒佛的地位，流行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出现了护法天神、伎乐天、供养人行列以及佛本行、本生、因缘和维摩诘故事等。中期石窟也是积极于改革创新的时期，掀起了佛教石窟艺术中国化的过程。^[21][28]

云冈石窟在北魏迁都洛阳后的开凿阶段，虽然大规模的开凿活动停止了，但中下层阶层开始利用平城的技艺在云冈开凿大量中小型洞窟，这种小窟小龛kān的镌建一直延续到孝明帝正光五年（公元524年）。这个时期的洞窟大约有200余座中小型洞窟，大多以单窟形式出现，不再成组。造像题材多为释迦多宝或上为弥勒，下为释迦。^[21][28]

唐代以后，平城逐渐衰落，云冈石窟的建设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未进行大规模的工程。辽兴宗和道宗时期，辽皇室曾对武州山石窟寺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大规模修整，修建了十座大寺和对一千余尊佛像进行了整修。然而，金朝攻占大同后，寺院遭到焚烧和劫掠，云冈石窟几乎毁于一旦。清顺治八年（1651年），云冈石窟得以重修，现存的第五窟和第六窟的木构窟檐和寺院即为此时重建。康熙皇帝于1696年冬日回銮巡幸云冈寺并御书匾额“庄严法相”。清乾隆年间（1737年-1796年），云冈石窟也进行了修葺qì。^{[29][30][31][32][3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云冈石窟的主要洞窟和窟前木结构建筑（第5、6、7窟）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位于第5、6窟前的云冈寺院，包括山门、天王殿、厢房、石狮以及钟鼓楼等遗存均保存完好。1952年，专门的保护机构成立，致力于保护石窟的文物。得益于这一机构的努力，云冈石窟得以妥善保护，并向公众开放。在逐步的发展中，云冈石窟于1961年3月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着它的重要历史和文化价值。此后，云冈石窟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于2001年12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进一步确认了它在世界文化遗产中的地位。随着云冈石窟的知名度和声誉不断提高，2007年5月，它成为国家首批AAAAA级旅游景区。^{[5][34][35][21]}

云冈石窟地理坐标为东经113º20’，北纬40º04’，属大陆性半干旱气候地区，其气候特点是年平均气温在7°C至10°C之间，昼夜温差超过20°C，这种剧烈的温度变化对石窟内的粘接材料产生热应力，导致疲劳性冲击。所以在实施保护工程中，在石窟保护工程中对味喃型改性环氧树脂加固灌浆材料的配方工艺进行了局部的革新和改造，以提高粘接材料的韧性。这种特殊的材料配方能够在石窟内部的温度变化下保持较好的韧性，以确保石窟的稳定性和保护效果。^[36][37]

云冈石窟位于大同侏罗纪沉积盆地西缘一个波状起伏的低山丘陵地区，岩石成分以长石、石英为主，胶结物为钙质与泥质，抗风化能力差。这种特定的地质条件为石窟的开凿提供了基础。开凿时，工匠们削山为壁，开洞窟，雕凿巨大佛像，这改变了山体原有的应力状态，使洞窟内局部应力集中。千百年来，由于风雨侵蚀、地震和减荷作用的影响，在山体原生构造裂隙的基础上，产生和发育成许多新的岸边裂隙，致使石窟和雕刻艺术品产生大面积的切割风化侵蚀和崩塌。^[5][37]

由于云冈石窟周边采煤和燃煤活动的影响，石窟所处地区的空气中存在大量煤尘，并且二氧化硫含量较高，导致酸雨和酸雪的形成，对石窟造成了严重威胁。经过多年的治理努力，石窟区域的空气质量有所改善，但要完全消除这种问题，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受周边煤矿大规模开采的影响，地下水位逐渐下降，河流和泉水干涸，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破坏。^[36]

云冈石窟景区分为石窟群和景观区两部分。石窟群包括一系列的洞窟，每个洞窟都有其独特的佛教艺术和历史价值。其中，第一窟到第二十窟属于早期洞窟，以石鼓洞、寒泉洞、古道车辙、灵岩寺洞等为代表。还有许多其他洞窟，如佛籁洞、离垢地菩萨洞、文殊菩萨洞等，也具有很高的艺术和历史价值。景观区包括游客服务中心、灵岩寺、摩崖石刻、石兵美术馆、周总理纪念室、清代戏台、北魏河坝、云冈上堡等，是一个集文化、艺术和历史于一体的综合性景区。此外，景区还设有食货街，提供各种地方特色美食和纪念品。^[38]

云冈石窟与我国诸多石窟寺相比，展现了最具西方风格的特点，被称为胡风胡韵浓郁的代表。后期营造的石窟引领了中华佛教艺术本土化、世俗化、民族化的新风尚，在中华艺术宝库中独一无二。云冈石窟群位于云冈山半腰，内部布满了像蜂窝一样密集排列的佛龛，窟洞大小不一，错落有致，融合了印度、中西亚的艺术元素，同时也融入了希腊和罗马建筑的造型、装饰纹样以及像貌特征等等。^{[5][39][40][21]}

云冈石窟的石刻可以根据石窟形制、造像内容和样式发展，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每个时期展现了不同的特色。^[41]早期的石刻以浑厚、纯朴的西域情调和"昙曜五窟"的气势磅礴而著称。中期的石刻则以华丽的装饰和北魏的富丽堂皇为特点。晚期的窟室规模较小，但比例适中，人物形象清瘦俊美。这种独特风格引领了中国北方石窟艺术的"瘦骨清像"之审美风潮。^[28][42][33]

分期	开凿时间	洞窟编号	位置	艺术特点	图片
第一期	文成帝时期（460年-465年）	第十六窟	云冈石窟的中部	因为是由沙门统[注2]昙曜主持开凿，所以又被称为“昙曜五窟”。这些洞窟的形式采用了仿印度草庐式的马蹄形平面和穹窿顶。主要的主像是三世佛，还有释迦和交脚弥勒菩萨。周壁上雕刻了千佛。佛像的面相方圆，深目高鼻，上身穿着僧祗zhī支衣，外面披着右袒肩或通肩大衣。菩萨的上身斜披络腋，胸佩项圈和短璎珞，戴臂钏，下身穿着羊肠大裙。衣纹普遍采用凸起式的雕刻。这五个洞窟可以分为两组：第十八窟、第十九窟和第二十窟为一组，开凿时间较早，主要是三世佛。第十九窟是这组的中心洞窟，主尊高达16.8米，左右两侧有两个耳洞。其中，西耳洞的主要工程一直拖到第二期。第二十窟的主像高达13.7米，是云冈石窟的代表作品；第十六窟和第十七窟为另一组，其中第十七窟的中央主要是交脚弥勒菩萨，第十六窟的主像是释迦。据传说，这五个石窟的主尊都是仿照太祖以下的五位帝王而凿造的[33][44][34][45][46]
		第十七窟
		第十八窟
		第十九窟
		第二十窟
第二期	约从文成帝以后至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前（465年-494年）	第七窟	昙曜五窟东侧	平面多为方形，具有前后室，通常两个窟成对。个别窟中央有雕塔柱，后壁开有隧道式礼拜道。窟顶多雕刻平棊qí，龛有上下重龛、左右对称式和屋形龛等形式。造像的题材多样化，主要包括三世佛、佛装弥勒和突出的释迦佛。此外，还有释迦、多宝和维摩文殊对坐像等。大型佛像较为稀少，世俗供养行列的形象也开始出现。壁画主要以浮雕的大型连续佛本生和佛传故事为主，流行阶梯式衣纹。在这一时期的后段，造像的服装变为中原流行的褒衣博带式。此外，石窟的壁面布局中出现了分层分段附有榜题的形式，还采用了中国传统的仿木构窟檐和屋形龛等建筑形式和装饰[44][21][33][34][45][47]
		第八窟
		第九窟
		第十窟
		第五窟
		第六窟
		第一窟
		第二窟
		第十一窟及外壁崖面上的小窟以及西侧的若干小窟
		第十二窟
		第十三窟
		第三窟
第三期	约从迁都洛阳后至正光末年（494年-524年）	第十四窟		窟分为前后两个部分，经历了渗水侵蚀和雕像风化剥蚀，南壁和部分窟顶已经坍tān塌，只有东千佛柱得以残存。窟口两立柱是在1994年进行修复的。西壁下层方形龛内，左边是维摩，右边是文殊，正中是一位立着的菩萨右手托钵、左手执莲，表现的是《维摩诘经》中的故事内容[13][46]
		第二十一到三十九窟	西部洞窟群	在这一时期，成组的窟龛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中心窟和布局多样化的小龛增多。流行的洞窟类型包括塔洞、千佛洞、四壁三龛和重龛式洞窟等。造像的面型变得清瘦，衣服下部的褶纹越来越重叠，龛楣和帐饰也日益复杂。造像的题材中流行着释迦、多宝以及维摩、文殊等形象。佛传故事的描绘较为丰富，弥勒和释迦并重。此外，在延昌和正光年间的铭记中，已经出现了乞求托生西方净土世界的要求。[48][21][46] 这时期的石窟呈现出了新的建筑特点，窟龛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小龛和中心窟成为主要的布局形式。造像的风格也有所演变，面型清瘦，服装的细节更加丰富，而题材的选择更加多样化，弥勒和释迦的形象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同时，人们对于来世的追求也在铭记中得到了反映[33][44][34][45][46]
-	初唐时期	-	第三窟后室	阿弥陀佛与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的雕像很可能是初唐时期在北魏未完成的后室中开凿的[33][44][45][46]
-	辽代时期	-	云冈石窟周边	主要建造了十座大寺，包括通乐寺、灵岩寺、鲸崇寺、镇国寺、护国寺、天宫寺、崇福寺、童子寺、华严寺和兜率寺。此外，在云冈石窟的第十三窟南壁下部佛龛上，曾经发现了辽代修建的大小像共计1876尊的铭记[33][44][45][46]

第三窟是云冈石窟中规模最大的洞窟，也被称为“灵岩寺洞”。原本设计为大型塔庙窟，但未能在北魏时期完成。洞窟外原有木构大阁，现仅存上方一排12个梁孔，表明当时的佛阁规模宏大，面阔十一开间。洞窟上层台面两端各有一座三级方塔，两塔之间凿有两扇明窗，明窗之间是一庑殿形窟室，主像是交脚弥勒。洞窟内北壁雕刻了阿弥陀佛、观世音和大势至菩萨三尊像，也被称为“西方三圣”。主尊阿弥陀佛高达10米，坐姿倚靠，面容圆润丰满，神态超然。两侧的菩萨戴着宝冠，形象精美庄严。至于雕凿的年代，目前存在北魏、隋、唐和辽四种说法，多根据造像的艺术风格进行推论。洞窟内还留下了分割和揭取岩石的痕迹，是了解古代石窟开凿方法的珍贵实物资料。^[49][1][46]

第五、六窟是一组双窟，由清朝顺治八年（1651）宣大总督佟养量主持修建。这对双窟以其壮观的岩石结构而闻名，也是明代云中八景之一，被称为“云冈摩云”。窟门两壁上层各雕刻了一株枝繁叶茂的圣树，两尊佛陀侧身树下对坐，神态安详；下层有金刚力士，头戴双翼羽冠，身穿甲胄，威风凛凛。洞窟内北壁有一座高17米的坐佛，是云冈石窟中最高大的佛像，后来进行了包泥彩绘，呈现出唐代的风格。^{[50][46][51][52]}

第九窟和第十窟是云冈石窟群中的一对双窟，共享一个屋顶，外观造型统一。两个窟洞由前堂和后室组成，对称均衡。窟门设计仿照中国传统庑殿式建筑，装饰风格浓重。洞窟外壁有高大的多层佛塔和两根石柱，石柱上雕刻了千佛。^[53]

第九窟内部四壁分层布置了《法华经》中的造像题材。窟顶呈平棊格状，雕刻了团莲、飞天和八夜叉承托横枋。后室北壁主要雕刻了释迦佛像，东西两壁雕刻了胁侍菩萨。南壁保存较完整，描绘了佛教因缘故事，如鬼子母失子缘、二兄弟出家缘、尼乾子投火缘、天女供养缘等。第十窟前室北壁雕刻了著名的云冈须弥山图，描绘二龙王、帝释天与阿修罗王的战斗故事。前室东西两壁各有三间式屋形龛，龛内佛像面容慈和，菩萨神态恬静。后室北壁的北魏雕像已风化，现存的坐佛像是后来补塑的。后室壁上雕刻了许多佛本生因缘故事，如魔王波旬欲来恼佛、提婆与佛陀因缘、大光明王始发道心、吉利鸟因缘、妇女厌世出家等。^[1][46][54]

云冈石窟的第十一窟内中心塔柱直抵顶部，分为上下两层，下层高大，约为总高度的三分之二，四面设龛，各有一尊立佛雕塑，属于“四方四佛”题材。上层亦为四面佛龛，正面雕刻交脚菩萨及舒相坐思惟菩萨像，东、西、北三面均作并列二立佛像；塔顶须弥座上，山花蕉叶肥大而舒张，三首阿修罗像居中，与窟顶相连。这种塔式结构和装饰风格与后来出现的塔窟之塔以及普遍盛行的出檐式方塔明显不同，更多地体现了西域建筑的艺术特征。东壁上层有太和七年（483年）的造像题铭，全文共337字，是云冈石窟现存时间最早、文字最多的题记。该题记的书体端庄朴素，是平城魏碑书法的精品。^[13][46]

第十一窟的中心塔柱和窟顶按照整体规范原则进行建设，而其他壁面则较为杂乱且随意进行了修补。由此推断，该窟原本是国家统一进行的工程，但后来被搁置，转而引入民间资本并转变为零散的民众捐建项目。^[46]

第十四窟是昙曜五窟形成后再次补凿的石窟，规模不大。它的设计依据是剩余的山体，因此属于晚期工程。这个石窟位于西部窟区最东端的岩坡下，由于窟顶山岩裸露且岩层较薄，历史上遭受的水害非常严重。为了保护这座濒临风化的残窟，自1962年以来开展了多次抢救性保护工程，同时补充了三根立柱和前壁上部的坍塌岩壁。^[46][1]

经过补砌复原后的第十四窟，呈现出四柱式前后室形制的洞窟。洞窟的外壁为二列柱三开间形式，将洞窟分为前后两个窟室。前室为平顶长方形，后室则为马蹄形穹窿顶，与前室基本相同的高度。然而，由于双列柱的间距较小，四根边长约1米石柱占据了过多的空间，使得洞窟内部感觉局促不安。这种四柱式洞窟的形制在云冈中是独一无二的。在第十四窟中，正壁为一佛二菩萨主像，除下层龛像为晚期补刻外，中上层龛像大致有计划雕凿。后室东西壁分作三层：上层以盝lù形龛交脚菩萨为主体，内侧有一小坐佛圆拱龛；中层为较大、较深的坐佛圆拱龛，龛外两侧为三层出檐阁楼塔；下层深龛仿佛雕刻了帷幔，东壁为坐佛，西壁龛内未完成即被改刻。^[46][1][55]

第十六至二十窟是云冈石窟群中最早开凿的一组洞窟，被称为"昙曜五窟"，由著名高僧昙曜主持建造。这五个洞窟规模宏大，形制相同，呈马蹄形平面，顶部为穹窿形状。洞窟前壁设有明窗和洞门，洞内的主要造像是三世佛，其中主佛身躯高大，雕饰壮观，代表了北魏的五位皇帝。除了突出展示三佛题材外，洞窟的弧形四壁和外立壁上还雕刻了大量的千佛，展现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观念。^{[1][56][57][58][59]}

昙曜五窟中的第十六、十七窟是一组洞窟。第十六窟位于东端，呈马蹄形平面，顶部为穹窿形状。洞内主要的造像是高13.5米的释迦立佛，面容清秀，身材修长，身穿褒衣博带式袈裟，体现了北魏太和年间的服制。第十七窟是云冈早期洞窟中唯一的交脚菩萨大像窟，平面也是马蹄形，顶部为穹窿形。洞内地面低于外面一米，保留了开凿时的糙面。洞壁主要雕刻了千佛，雕像简洁朴素，展现了云冈早期造像的艺术特点。第十七窟的北壁主要是交脚弥勒大像，菩萨高15.6米，头戴宝冠，身着华丽的装饰，具有浓郁的异域风情。西壁立佛的面庞古朴圆润。这座洞窟不仅是云冈石窟中第一座交脚弥勒菩萨大像窟，也是中华佛教诞生最早的弥勒巨像。洞窟的东西两壁分别雕刻了大型坐佛像和立佛像，与主尊弥勒菩萨一起形成了三世佛的组合。^[13][46][54]

第十八窟是设计严谨、造像组合完整的洞窟。在北壁中央，有一座高达15.5米的立佛像，臂膀宽阔、身躯雄壮，身披千佛袈裟，气宇轩昂。佛像的肉髻高耸，面颊丰圆，鼻梁高挺，展现出浑厚而质朴的特点。在东西壁上，与主尊相对应的是两座胁侍佛像，它们端庄肃穆。这三座佛像共同构成了三世佛的格局。东侧胁佛头顶有华盖，面庞浑圆，体魄伟岸。在主佛与胁侍佛之间，还雕刻有胁侍菩萨和十大弟子的形象。^[58][13]

第十九窟主要以三世佛为主像。主佛像高16.8米，是云冈石窟中第二大佛像。佛像呈结跏jiā趺fū坐姿，耳轮齐肩，下颌部分已崩毁。右手举胸施无畏印，肘下有一小柱支撑。衣纹简洁明快，贴体轻薄，袈裟边饰有折带纹。洞窟内的南壁雕刻了罗睺罗因缘，是云冈石窟中最早的佛教故事图像。洞窟外的东西两侧各有一耳洞，内部雕刻了倚坐佛像。这种分窟安置三世佛的布局设计既有变化又显庄严，被认为是北朝石窟形制的创新之一。^[46][13]

云冈石窟的第20窟是五窟中最后一座洞窟，由于前壁的倒塌，使得主佛成为了“露天大佛”。尽管经历了岁月的风化，佛像的形态、面貌和衣纹仍然相对清晰可见。这座石窟是云冈石窟早期雕塑艺术精神的杰作，也是石窟中的代表作之一。它高13.7米，呈金字塔形，正中有一座端坐的释迦牟尼佛像。佛像肩部宽厚，袒右肩着袈裟，面容庄严威严，眉高修长，目光炯炯有神。背后雕刻了火焰纹圆形头光和舟形大背光。^[58]

第三十九窟的窟门呈圆拱形，并且楣内饰有精美的忍冬纹。在窟门上方的两明窗非常显眼。窟内四壁雕刻着形态各异的千佛像，中央则是一座五级方塔，高约6米。每层四面都有开龛，各龛之间雕出精美的收分方柱，柱上则雕有枋。各层都有密檐和瓦垅lǒng，檐下还施有一斗三升与人字形拱。这座塔柱建筑构件雕刻准确且保存完整，是研究中国早期佛塔的重要珍贵资料。^[1][46][60]

石佛古寺是云冈寺院的前身，位于第5、6窟前。现存的遗存包括山门、天王殿、厢房、石狮以及钟鼓楼。山门位于寺院南北中轴线最南端，建筑形式为砖石混建，硬山顶式，坐落在高台基上。山门上过去写着“石佛古寺”四个字，墙壁上还嵌着“薹tái頭”和“念佛”两个词。天王殿左侧门洞上题有“勅chì建——大佛寺”，右侧门洞上题有“古刹——石佛寺”。这处古朴典雅的云冈寺院——石佛古寺，是在清顺治八年由总督佟养量所修石佛寺的基础上修建的，后世进行了修葺，现在成为云冈石窟的一个清代寺院建筑群标志。^[35]

莲花大道位于云冈石窟第20窟前，是一条笔直幽静的大道，连接着接引佛殿。在大道两侧峙立着74对2010年制作而成的博山炉，炉盖雕镂成山形，上有羽人、走兽等形象。莲花大道两侧出现的博山炉创作元素来自于云冈石窟雕刻中的作品。^[61]

昙曜广场是云冈石窟景区入口处的一个广场，占地面积为6000多平方米，旨在纪念云冈石窟的开创者昙曜高僧。公元460年，北魏文成帝复兴佛法，命昙曜高僧主持开凿了规模宏大的云冈石窟。^[62]

广场及周围的亭廊建筑充满了北魏皇家的气息。广场中央的昙曜雕塑以潇洒大器的写意手法，塑造了一代佛门大德的艺术形象。^[62]

20世纪初，云冈石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1902年，日本学者伊东忠太进行了考察，并发表了报告《北清建築調査報告》和《支那山西雲岡の石窟寺》。随后，法国汉学家沙畹、瑞典学者喜龙仁等也对云冈石窟进行了调查和研究。与此同时，中国学者陈垣于1918年开始研究云冈石窟，并发表了《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这标志着中国学者首次对其进行了研究。梁思成等人于1933年在大同考察云冈石窟，发现石窟中雕刻了许多北魏木结构建筑形象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建筑形象。并对云冈石窟的建筑、佛像、飞仙及装饰花纹等进行了研究，发表了文章《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他们认为，虽然大量外域造型风格涌入中国，但并没有动摇中国基本结构，反而触发了中国雕刻艺术的新创造。^{[63][64][65][66]}

1934年，蒋介石夫妇参观后，他们筹建了云冈新村，将居民与石窟隔开，并迁出了石窟附近的居民，这对云冈石窟的保护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55年，云冈石窟成立了专门的保护管理机构。老一代文物保护工作者克服了困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护石窟。这使得云冈石窟初步具备了旅游开放的条件。1973年，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访问了云冈石窟，并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展开了为期三年的保护计划，对五华洞和昙曜五窟进行了危岩加固。^{[67][44][68][69]}

1990年，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强调了云冈石窟的风化问题，并在1992年至1997年期间进行了云冈石窟的“八五”保护维修工程。1998年至1999年期间，云冈石窟附近的109国道改线成功，为其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奠定了基础。^{[67][70][44][71]}

2001年，云冈石窟成功申遗后，为了履行国家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委员会所做的庄重承诺，大同市委、市政府在2008年6月提出了“全方位精心打造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旅游大景区”的目标，以世界眼光、国际水准和大同特色为指导。为此，他们启动了云冈石窟周边环境综合治理工程，总面积达220万平方米，总投资达17.68亿元。为了彻底改变云冈石窟景区的面貌，云冈镇和周边5个村庄整体迁出景区，省道339线云冈石窟段也改线不再经过云冈石窟门前，为云冈大景区的建设创造了条件。2010年9月，云冈大景区建设竣工，核心景区面积达到120万平方米，辐射景区面积达到104万平方米，扩建后的景区游览空间扩大了4倍。在新建的景区中，包括山门、佛光大道、"马识善人"雕塑广场、十里河景观湖、"山堂水殿"寺庙群、云冈陈列馆和演艺中心等设施，同时还建设了景区食货街、多功能游客服务中心、大型停车场和云冈石窟研究院办公区等附属设施。^[71][67][44]

2021年，为了提升景区管理和服务水平，云冈研究院加强职工队伍素质建设，实施标准化管理，编制了《云冈景区旅游服务规范》，景区讲解员增至200多名。研究院开发云冈文化衍生品，引入各种艺术和手工艺品，与西堂公司合作开设店铺。与美术院校合作建立写生实习基地，推动艺术创作。推出大型乐舞《西天梵音》，举办《圣地重新——云冈百年复兴展》和“中国与世界”系列特展。游客和收入持续增长，游客人数从50万上升到近200万，门票收入翻两番。云冈石窟景区荣获多项荣誉称号，位列全国5A级景区网评前三名。^[72]

2007年早春，西部崖顶的护坡积雪消融后，导致洞窟出现了渗水问题。2007年夏天，云冈文保中心对西部崖顶的排水渠和护坡进行了重修，采用环氧树脂灌堵窟顶岩石裂隙，铺设钢筋混凝土排水设施，以及修补前崖封护层等方法，以彻底解决西部13个洞窟的渗水问题。^[69][44]

2012年，云冈石窟研究院实施了名为“五华洞岩体加固、彩塑壁画修复及保护性窟檐建设工程”，有效缓解了洞窟造像风化问题，改善了文物的保存状态和保存环境。^[69]

2019年8月云冈石窟保护修复研究室将对第11-13窟进行保养工作，针对粉尘、裂隙、空鼓、分离等问题进行了有效治理，同年，《云冈石窟全集》（20卷本）出版。该全集采用数字化设备，对云冈石窟进行了大规模、全方位的彩色影像资料采集。相比于日本出版的16卷本《云冈石窟》，该全集更为全面和精细。^[67][44]

2020年5月13日，云冈石窟的第18窟通过央视频直播展示，利用3D打印技术使其更加生动。云冈研究院于2022年6月10日宣布采用三维激光扫描、近景摄影测量等先进技术对第16窟进行了数字化采集工作。通过高精度、非接触式的采集方式，建立了完整的数字化档案。这些数字化数据为云冈石窟的保护、研究和展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70][44][72][73]}

云冈石窟具有高水平的艺术品位和极高的美学价值，其美学基础可追溯到鲜卑人的审美观。鲜卑人长期居住在石室中，这成为他们的生活原型，对草原牧野和山崖洞穴的居住景象也难以忘怀。太武帝拓跋焘征服西北地区时，派遣使臣去祭典幽都大石室，这提醒研究者高度重视鲜卑人的石室遗风。云冈石窟的美学基础正源自于鲜卑人的民族心态。^[74]

云冈石窟群以其独特的雕塑风格，成为了北魏时期雕塑艺术的代表。在云冈石窟的雕塑中，可以看到希腊雕塑的严谨写实风格、印度佛教艺术的庄重神秘气息、以及中国雕塑的世俗化特点相互融合，宋石雕艺术的集大成者。梁思成先生在考察云冈石窟时所指出的，云冈石窟展现了西域艺术与中原艺术风格相互碰撞和融合的现象。因此，在云冈石窟的雕塑，我们可以看到印度犍陀罗造像的身影、波斯-印度风格的纹样以及古希腊柱式的影子。^{[75][76][77][78][79]}

云冈石窟的雕塑，初期受希腊雕塑的风格和印度佛教艺术的影响较深，造像大多数是佛像，形象宽额、高鼻、长眉，面烦丰满、表情严肃，衣纹刻画也多显得劲直。这些佛像建造得高大而坚固，服饰上采用印度式的偏袒右肩方式披挂袈裟，且衣纹紧密贴身，具有键陀罗风格的造型。其中第九、十窟中带有爱奥尼和科林斯柱头的佛龛属于希腊风格。^[80]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期佛像脸型到服饰的塑造更具有现实倾向。这个时期，石窟中出现了具有中国民族样式的建筑装饰，多数是采用本土固有的纹样，然后加入佛教的飞天形象。佛像的比例相对于前期而言有所缩小，佛的平易、和悦之感增强，逼人的气势有所收敛。到了后期，造像完全融入汉文化传统，造型趋于本土化，几乎所有的佛、菩萨形象都更接近现实中的特征，神态上较以前更为生动，开始富有人间的生活气息。造像开始具有中原人的特点，脸型由原来的丰腴转为瘦削，呈现出“人佛共一”的特点。^[75][76][81]

云冈石窟的飞天形象展现了一种融合演变的过程。早期是在文成复法之后，以县曜五窟为代表的大像雕凿时期。在这个时期，飞天形象相对较少，主要出现在佛像和胁侍菩萨的头光、背光和龛媚上，以装饰花纹的形式呈现。这些飞天形象体态丰满，面像浑圆，身体结实，呈蹲坐状，但并没有明显的飞翔感。中期可以称为盛期，是冯太后与献文帝、孝文帝共同执政时期，以中东部群为代表的组雕时期。在这个时期，飞天形象随处可见。除了早期出现在头光、背光、龛楣等装饰上的形式外，它们还大量出现在明窗、藻井、佛传故事、门帽、头冠、塔柱等位置。晚期是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后，以西部窟群为代表的小型雕凿时期。在这个时期，飞天主要出现在窟顶和龛帽上。它们的形象轻盈多姿，飞舞多变，给人以飘飘若仙的感觉。^[82]

通过对云冈石窟不同时期飞天形象的观察，可以看出它们在形态和表现上的演变过程。从早期的装饰花纹到中期的多处出现，再到晚期的突出表现，飞天形象逐渐从静态的装饰转变为动态的飞翔。这种融合演变的过程展示了云冈石窟艺术的发展与变化，也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背景下对飞天形象的不断探索与演绎。^[82]

云冈石窟中的忍冬纹装饰图案最初来源于佛教文化和艺术的象征。忍冬纹饰是云冈石窟中应用最广泛的植物纹饰之一，主要出现在早期洞窟的佛像法衣边缘、菩萨头光外周及菩萨冠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忍冬纹饰的种类不断增加，藤蔓缠枝纵横盘桓，婉转多姿，并受汉魏传统的影响，还添加了童子伎乐、瑞兽禽鸟、果实等元素。晚期忍冬纹饰则更简约有致，其中并列忍冬纹贯穿始终。从忍冬纹装饰图案的艺术价值来看，它可以分为平面构成部分和立体构成部分。平面构成部分主要用于平面物体的装饰，而立体构成部分则用于构成一些三维空间器物。^[83][84][85]

忍冬纹在我国装饰艺术中的应用起到了重要作用，对我国装饰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刺激和推动的作用。它在南北朝时期的装饰艺术中应用广泛，成为了当时装饰艺术的特征之一。忍冬纹的存在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绘画与雕塑艺术，并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也成为我国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83]

《太和七年邑义信士女等五十四人造像记》位于云冈石窟第11窟东壁上层，由24行342字组成，宽78厘米，高37厘米。刻立于北魏太和七年（483年）。此碑是云冈石窟现存最早、字数最多、保存最好的一块造像题记。^[86][87]

在用笔方面，题记以楷书为主，同时兼有隶书笔致。其中撇画起笔多为楷法，但个别短撇画则有较为明显的隶书笔意。捺笔多为典型的楷法大脚，而一些相对短小的捺画则有隶书笔意。在结构方面，题记顺应笔法做到了疏密轻重配合得当。如第一行的“在”字，三横的间距不是平均分配，而是中横上移，形成了上部紧致、下部舒朗的视觉效果。在章法方面，该题记的可贵之处在于在自由度相对极小的楷书空间做到了谋篇布局匠心的极大化。题记纵成行但行字不等，可谓参差错落。题记字径大小不一，外廓形态或圆或方，可谓不拘一格。另外该题记的字形体势整体呈明显的右下垂走势，这在以右昂体势为主的造像题记中可谓风格鲜明。^[87]

该题记体现了三个层次的愿望：一是“为国兴福”，祈愿国祚zuò永康，十方归伏。二是“愿义诸人”位超群首，永与苦别。三是“愿同邑诸人”常为法善知识，常行大士之事，福报永世。题记与所造龛像相互呼应，其中“信士女等五十四人”形象是题记和菩萨两侧的世俗供养人造像，包括右侧36身女性供养人和左侧18身男性供养人（有2身毁，4名邑师不计）。^[86]

《太和十三年比丘尼惠定造像记》位于云冈石窟第17窟明窗东壁，宽60厘米，高27厘米。刻立于北魏太和十三年（489年）。题记所在的龛像内有三区像，分别代表现在、过去、未来世，象征三世佛。同时，弥勒在上，释迦多宝在下，也是弥勒净土信仰兴盛的表现以及太和时期“二圣”执政格局的体现。由于弥勒净土在娑婆世界上方，相比其他净土世界更易修达，因此深受北魏佛家推崇。^[88]

此题记首次明确提出交脚菩萨形象为弥勒菩萨。龛内组合、造像是太和十三年造像的标志形象，为判断其他造像时间提供了参考依据。这也说明此时的补刻行为已进行到早期的洞窟明窗、南壁等处。题记意义表达完整，但没有占满铭石，留了空白。这有可能是由惠定的民间工匠所造龛像，然后把她的简短的愿文刻了上去。此题记与第22窟的“尼道法”造像记、第20窟前出土的“比丘尼昙媚”造像碑，以及18窟的“大茹茹”题记等女性题记相距不远，可以认为“昙曜五窟”区域曾是女尼活动频繁的区域。^[88]

《为吴天恩造像记》位于云冈石窟第38窟窟口上方，宽105厘米，高65厘米。刻立于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年）。此碑文现已看不见纪年。192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赵邦彦撰写了《调查云冈造像小记》，其中记述：“太和十九年碑——碑在第四十三洞口外左方。记文甚长，惜风雨剥蚀，文字漫漶huàn。”四十三洞即今天的第39窟，其左方就是第38窟。十多年之后，日本学者水野、长广录文时也未注年月，此处取赵邦彦所述时间。^[89]

此题记所在岩石曾于1958年塌落，1975年粘接归位。此题记是吴忠伟为逝去的儿子吴天恩造像祈冥福的发愿文，愿亡儿长辞苦海、腾神净土。由于吴家是世袭贵族，所以其家族出资开凿的第38窟造像表现出了“小而精”的特点。窟内造像丰富，雕刻精美，有多处佛传故事内容，还有化生树和幢倒伎等较有特色的雕刻。窟顶伎乐和乘龙人物形象也是云冈的经典之作。^[89]

自1902年起，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开始对云冈石窟进行研究和考察，随后越来越多的日本学者来到云冈进行调查和研究。他们发表了《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调查报告》等大量关于云冈石窟的学术著作，对云冈石窟的历史、文化、艺术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90]

同时，也有中国学者对云冈石窟进行了研究，其中史学家陈垣发表了《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对云冈石窟的历史进行了考证，11年后他又发表《云冈石窟寺的译经与刘孝标》，首次论及云冈的译经活动。1926年，陈万里撰文《云岗石窟小纪》。1929年，叶恭绰写作《大同云冈石刻毁失记》，呼吁对石窟加以保护。1933年，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一行考察云冈，并撰写了《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从建筑专业角度阐释了云冈石窟的价值。同年，顾颉刚也编辑了《云冈造像史料》。1936年，周一良发表《云冈石佛小记》 ，大同学者白志慊出版《大同云冈石窟寺记》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中国学者的研究虽然具有一定的开拓性，但未能建构出足够全面而精细的理论系统。^[90]

云冈石窟作为北魏朝代的一项壮丽工程，承载了该时期的文化艺术成就。一千六百年的沧桑岁月和战争摧毁了云冈石窟的历史记忆。但后人通过珍贵的照片和文献资料，为我们留下了云冈石窟的历史痕迹。多年来，云冈研究院从海内外逐渐收集并保存了这些珍贵的资料，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云冈石窟历史的认识。其中有：山西大同武州山石窟寺记、云冈石窟全集 (京都大学)、云冈日记、云冈石窟寺源流、支那美术史雕塑篇、中国营造学社等。这些资料不仅重现了昔日的云冈石窟风貌，也是研究古代中西方文化交流和人民友好往来的珍贵例证。^[91]

北魏文成帝拓跋浚（440年-465年），正平二年（452年）年仅13岁时登基，改元兴安。在大臣高允的辅助下，他对政治制度进行了整顿，并下令解除对佛教的禁令，恢复佛教的合法地位。460年，拓跋浚批准昙曜的奏请，在京城西武周塞开窟五所（即现编号的第16—20窟），从而揭开了云冈石窟大规模营造的序幕。拓跋浚是云冈石窟开凿的积极支持者，他的历史功绩将永垂史册。^[92]

拓跋宏（467年-499年），即北魏孝文帝，献文帝拓跋弘之子，生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紫宫，延兴元年（471年）时即皇位，年仅5岁，太皇太后冯氏摄政。太和十四年（490年）开始亲政，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在位期间，致力于各项政治制度的改革，颁布了俸禄制、均田制、三长制，并对鲜卑落后的风俗进行改革，促进了民族融合，为巩固北方的统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拓跋宏尊崇儒术，提倡佛教，重视教育，经常读书，对云冈石窟的繁荣起到了积极支持和倡导的作用。同时，孝文帝也是佛教的积极倡导者，曾数次行幸武州山石窟寺，推动了佛教的发展。^[93][94]

昙曜（生卒年不详），是定州的一位高僧，他是云冈石窟的开凿先人。自幼出家修禅的他，品格坚贞，志向高远，举止优雅。据记载，北魏文成帝即位的第二年，昙曜在平城郊外云游时与文成帝偶遇。令人意外的是，文成帝的御马竟独自跑到昙曜面前并咬住他的衣角。这一意外现象让文成帝认为马能识别善人，而昙曜就是好人。文成帝向他施礼，并任命他为沙门统，即佛教的僧官，并召他到平城（今山西大同）。昙曜是一位虔诚有操守的僧人，即使在佛教遭受迫害的时候，他仍然坚守信仰，始终身着法服。废佛运动对他的心灵造成了创伤，但他在佛教受到迫害最严重的时候，仍然坚持不离不弃。复佛之后，他深感痛苦，并思考如何保护佛教，使其不受政治权力的迫害而永存。于是，昙曜提出了凿窟雕佛的建议。文成帝认为这是一个忏悔祖父废佛之过、为祖先追福的好方法，于是欣然批准了昙曜的建议，并在人力和物力上给予支持。昙曜是云冈石窟开凿的创始人，也是北魏寺院经济制度的制定者与执行者，同时又是北魏著名的佛经翻译者和佛学大师。^{[95][96][27][注3]}

唐代《广弘明集》中的《鹿苑赋》描写了云冈石窟的建造过程和壮丽景象，具有文学艺术价值。清代陈宝琛、冯云骧以及刘卓等人的作品填补了云冈石窟在诗文方面的空白，不仅赞扬了云冈石窟建筑的巧夺天工，还抒发了盛衰兴亡无常之感。上世纪30年代，学者和文人对云冈石窟的关注再度兴起，描述了其多维的艺术价值和遭受的劫难。云冈石窟的价值逐渐受到重视，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和文化名人，成为他们吟诗作赋、歌颂壮丽景观的对象。郭沫若、余秋雨、冯骥才等人都对云冈石窟赞赏有加，认为它具有世界重要文化的精粹和精神震慑力。冰心在游览中用她独特的语言魅力描述云冈石窟，聂还贵通过诗意的笔调和心灵对话，表达了对云冈石窟历史和文化价值的思考。^{[98][99][100][101]}

86版《西游记》是几代人的珍贵回忆。剧组在拍摄过程中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取景拍摄。其中一集《扫塔辨奇冤》，背景是师徒路过祭赛国的场景，以及孙悟空躲在石窟上面查看僧众被殴打的场面，都是在云冈石窟拍摄的。此外，电影《大块头有大智慧》于2003年在云冈石窟取景拍摄，本片在第23届香港金像奖上获得了最佳影片的荣誉，刘德华也凭此片荣获最佳男主角奖，再度成为影帝。^[102][10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频道和山西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了一部系列文化纪录片《云冈》，该片已于2022年12月1日晚上8点在CCTV-9纪录频道播出。这部纪录片《云冈》经过多年的精心制作，一共分为6集，分别是《武周佛缘》《开启圣境》《双窟背后》《二圣改制》《武周唱晚》和《守望永恒》。^[104][105]

这部纪录片围绕云冈石窟的开凿缘起、发展和终结，从历史人文、艺术特色、发展传承等多个方面，对云冈石窟进行了详细梳理。此外，这部纪录片还展示了各级政府和文物工作者为保护云冈石窟这一人类文化瑰宝所做的努力。^[105][104]

云冈石窟是一座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内容丰富、雕刻精细的石窟群。集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于一体，是中国的民族瑰宝和人类遗产。文成帝恢复佛教后，高僧昙曜在平城西的武州山开凿五个石窟，因此云冈石窟从开凿时起就是多元文化汇聚的成果，生动地描绘了印度和中亚佛教艺术如何逐渐发展为中国佛教艺术的历程，展现了佛教造像在中国逐渐融入本土文化、形成独特风格的过程。在云冈石窟中，多种佛教艺术造像风格实现了广泛而独特的融合。石窟内部雕刻了各种宗教人物形象，如佛、菩萨、弟子、护法诸天，还有古朴多样的仿木构建筑物，以及刀法娴熟的佛传故事浮雕和精致典雅的装饰纹样。云冈石窟继承了秦汉时代雕刻艺术的传统，并融合了犍陀罗艺术的元素，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17][106][107]}

它在中国雕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伟大艺术成果之一，为研究古代文化艺术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同时，云冈石窟对文化交流融合具有重要价值，用图像生动地记录了鲜卑族的汉化和北朝的民族融合过程，造像题材丰富多样，壁面生动再现了丝绸之路商胡贩客的壮观场面，展现了当时中原与西域、中亚等地商人之间的文化交流互动，证实了丝绸之路在推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为后世研究北朝的民族融合提供了一手材料。这些佛教造像还经海路传播到日本、朝鲜，云冈石窟也因此被誉为“东亚佛教美术的母胎”。^[17][106]

对云冈石窟前遗址的发掘是大同地区规模最大的秦汉以后的古遗址发掘，其中出土的各时期遗物，极大地丰富和补充了大同地区墓葬中出土遗物所缺少的历史资料内涵。例如，北魏地层中出土的许多精美陶盆，是北魏墓葬中所未见的珍贵遗物。另外，唐代地层中发现的煤和“玉璧底碗”“泥饼底碗”，辽代地层中发现的三彩瓷片、白瓷片及陶器，金代地层中所发现的瓷片及陶器、建筑瓦件等，都是具有极重要参考价值的遗物。^[108]

云冈石窟的开凿工程规模宏大，耗资巨大，代表着古代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和智慧。它不仅是中国宗教史和艺术史上的辉煌之作，也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成为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晶，是全人类共同拥有的历史文明。在近百年的北魏平城时代，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大交流、大融合时期。这个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各项成果，不仅被后来的北朝各个时期所继承，而且成为隋唐文化最主要的源头之一。如今，云冈石窟已成为国内外游客重要的参观景点，吸引着各界人士的关注和向往，成为国际友人向往的旅游胜地。它的存在为了解和研究我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资料。^{[17][109][110]}

本次展览展示了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中国主题西方艺术品，主要是版画，来自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唐纳德·斯通教授的捐赠。唐纳德·斯通教授是研究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文学的著名学者，也是热爱中国的教育者。他在北大赛克勒博物馆策划了多次版画展，并捐赠了六百余件（组）西方艺术品，使该博物馆拥有全国范围内最为完整的西方版画收藏。在斯通教授去世后，北大赛克勒博物馆整理了馆藏成果并向公众展示，完成了他的未了心愿。本次在云冈石窟研究院举办中国题材版画展，旨在感念斯通教授跨越国界和时间的高尚情怀。^[111][112]

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6][21]

1994年2月6日，《中国文物报》报道，云冈石窟第3窟被评选为“199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13]

2001年1月11日，国家旅游局举办了一场全国旅游局长和国家旅游景区（点）质量等级评定的总结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云冈石窟被评选为AAAA级国家旅游景区。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以及国家旅游局的领导为AAAA景区颁发了证书和标牌。^[114]

在12月14日0∶30分（芬兰赫尔辛基时间13日18时30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5届全会一致通过，将云冈石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6][114][22][21]}

2004年2月，大同云冈石窟获得“2002-2003年度山西省文明景区”称号。^[115]

2007年6月11日，云冈石窟被评为“大同市十大城市名片”的榜首。^[116]

2007年5月8日，国家旅游局公布了《关于批准发布北京市故宫博物院等66家景区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公告的决定》，其中云冈石窟被正式评为首批国家5A级旅游景区之一。^{[116][21][16]}

2014年6月6日举行的由省文物局召开的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工作会议上，云冈石窟研究院获得了由国家文物局颁发的“石窟寺和石刻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甲级资质证书”，同时，还获得了山西省文物局授予的“石窟寺及石刻文物保护工程施工三级资质证书”。^[117]

2015年2月28日，云冈石窟景区获得第四届“全国文明单位”称号。^[118]

2023年7月，云冈石窟上榜“2023年7月5A级景区品牌传播力100强榜单”。^[9]

2023年7月10日，由云冈研究院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主办，云冈石窟博物馆和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承办的“旅途与想象——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藏中国主题版画展”在云冈石窟博物馆正式开幕。这次展览将持续到10月20日。^[112]

2023年9月17日，有网友发视频称，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景区参观时，有导游讲解时用激光笔照射石窟内的佛像，该网友质疑，该导游的行为会对建筑有破坏。9月18日，云冈石窟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该行为在景区内是明令禁止的，洞窟有明确的标识，如果有这样的行为，工作人员看见也会制止。^[119]

2024年2月，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景区内，佛像下有众多游客整齐划一举起手掌，借位拍与大佛击掌照片。^[120]

2024年6月7日，有游客反映在云冈石窟景区一女厕所门外，有一块读秒计时器，让如厕游客感觉有些尴尬。同日，云冈石窟景区工作人员对此回应称，没有控制上厕所的时间，不可能中途把人赶出来。计时牌是显示那个厕所在那一时间段里有人在使用。^[121]

2024年8月20日，云冈石窟景区一检票员辱骂游客。景区回应该事件起因是一小孩超高，老人不愿买票并辱骂工作人员，骂了十来分钟。而一名大学生兼职员工被骂后便回骂了游客，截至8月21日，涉事员工已被停岗。^[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