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

赋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兼具诗歌与散文特点的文学体裁。文学史上认为，“赋”作为文学体裁的一种，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楚辞，因而又将其与楚辞的简称“辞”一起统称为“辞赋”。^[1]

赋本来是《诗经》中诗歌的一种表现手法，即铺陈直叙，和比、兴相并列。到了战国后期，它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6]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赋产生于战国，兴盛于汉唐，衰落于清末民初，湮没于五四以后，振兴于改革开放以后。^[3]

《汉书，艺文志》分赋为四类：一为“屈赋”，二为“陆赋”，三为“荀赋”，四为“杂赋”。^[2]赋的文体样式，按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的划分，可以分为古赋、俳赋、律赋和文赋四大类。这四类赋体的变，表明赋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改变着自己的样态。^[9]从音节来说，“不歌而诵”显示出赋是不人乐的韵文，同时又具有可以讽诵的音节。从体制来说，赋是韵文、骈文、散文三者的混合体。从风格来说，赋是极端夸饰的文体。从结构来看，赋多用主客问答为全篇纲领。^[10]历代著名的赋，有两汉时期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张衡《二京赋》，魏晋时期曹植《洛神赋》，左思《三都赋》，南北朝时期鲍照《芜城赋》，庾信《哀江南赋》，唐宋时期杜牧《阿房宫赋》等。^{[3][11][7][12]}

赋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表现题材方面，许多是赋先涉及，然后诗、词等随之。^[11]赋不仅在国内有广泛的影响，而且还流传、影响到国外。对日本、韩国以及西方国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1]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汉赋的认识存在着两种差别较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汉赋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是典型的“颂歌”文章；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汉赋未能继承“刺世”的传统，单纯强调对外物的描写，不能表明作家的志趣。^[13]

从字源上看，“赋”是一个会意字。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以为:“敛也，从贝，武声。”清代学者段玉裁作《说文解字注》，他认为:“《周礼.大宰》:‘以九赋敛财贿。’敛之日赋，班之亦日赋，经传中凡言以物班布与人日赋。”据此可知，赋的本义与财富有关，战争需要消耗大量财物，需要“敛”，就是收税，同样，战争也能掠夺到财物，分配以武力夺取的财物，也是“赋”。但“赋”的这层含义，与作为文体的“赋”相距甚远。^[14]

作为诗赋之“赋”的这个词，当是假借字，本字大概是“專”，《说文解字》解释为“布”，布有陈述之义。用赋而不用“專”，可能是“專”义引申后声调发生了变化。赋借“專”，所取的是其“陈述”“铺陈"之类的意义，而铺排正是作为文体的“赋”最为明显的特征之一。^[14]

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赋产生于战国，兴盛于汉唐，衰落于清末民初，湮没于五四以后，振兴于改革开放以后。^[3]

战国时期，在以楚国为主的江南汉江流域一带，出现了一种与《诗经》中四言为主的诗歌体裁不同的新的诗歌体裁，这就是“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宋.黄伯思《东观余论》)的楚辞。其作家主要是楚国诗人，以屈原为主，有宋玉、唐勒、景差等。^[3]

根据《毛诗序》，赋是《诗经》“六义”之一，指铺陈叙述，《尔雅·释言》曰“敷布其义谓之赋”，孔颖达 《正义》曰“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到了战国后期，它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6]渊源于《楚辞》及战国的策士文。^[2]

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赋”的名称最早见于战国时期荀子的《赋篇》。它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以“赋”为篇名的作品，共包含《礼》《知》《云》《蚕》《箴》等五篇短文，以韵散相间和问答体的方式，分别叙写了礼、知、云、蚕、箴等五种事物，篇幅虽然短小，但它们“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刘勰《文心雕龙谐隐》)，已初步具备赋的基本特征，因此被认为是早期赋体文学的开山之作。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便将荀子列为古代十大辞赋家之首。^[3]

现在一般认为，最早将“赋”当作文体来看的是司马迁。他在《史记》中，将屈原的作品称为“辞”，将宋玉、景差等人的作品称为“赋”。这是由于当时一般的诗歌可以入乐，可以“唱”，而屈原等人的诗歌作品句子较长，且参差不齐，只能诵不能唱的缘故。此后，人们便将那种具有屈原等人骚体诗歌特征的作品统称为“辞赋”，简称“赋”。^[3]

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真正将自己的作品称为“某某赋”的是西汉的司马相如。从楚辞作品的名称来看，这种说法不甚妥当。早在战国时代，楚国宋玉的作品就常以“赋”为名。《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十六篇宋玉作品中就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以赋为名的作品。由此可见，“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实际上早在战国时代便已存在了。只是到了汉代，这种文学体裁的创作发展到了兴盛阶段而已。^[3]

赋是汉代最具代表性、最能彰显其时代精神的一种文学样式。它是在远承《诗经》赋颂传统，近接《楚辞》，兼收战国纵横之文铺张恣意之风和先秦诸子作品相关因素的基础上，最后综合而成的一种新文体。它与汉代的诗文一起，成就了汉代文学的灿烂与辉煌。骚体赋可以说是汉代赋体文学的开端。其后，从汉武帝登基至汉宣帝的90年间，由于汉朝国势的强盛、新兴都邑的繁荣、宫室苑囿的富丽以及皇室贵族盛大的田猎活动，赋体文学的创作风格逐渐由骚体赋发展到以雄大壮阔为主要特征的“散体大赋”。这种赋一般都规模巨大，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语词华丽，往往是几千言的鸿篇巨制。内容大多以游猎为题材，对诸侯、天子的游猎盛况和宫苑的豪华、富丽作了极其夸张的描写，从而歌颂帝王的权势和尊严。在表现手法上主要采用问答的结构形式、韵散结合的语言句式，以华丽的辞藻、铺排夸张的手法进行创作，因此被称为“散体大赋”。代表作家作品主要有西汉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子虚赋》，扬雄的《甘泉》《河东》《羽猎》《长杨》等赋，东汉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等，还有东方朔、王褒、枚皋等。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汉赋共有900余篇，作者60余人，大部分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这一阶段，可说是汉代赋体文学的鼎盛阶段。^[3]

到了汉代后期，由于东汉王朝的衰落，以歌功颂德为主的散体大赋也逐渐走向衰微，在题材上逐渐转变为以讥讽时事、抒情咏物为主的短赋。这时的赋，有的表达了对黑暗社会政治的不满，如蔡邕的《述行赋》；有的抨击了东汉末年的黑暗现实和丑恶世态，表现了愤世嫉俗的反抗精神，如赵壹的《刺世嫉邪赋》；有的则侧重于抒发归隐田园、娱乐自适的情怀以及个人的感怀，如张衡的《归田园赋》等。因此，这一阶段，抒情、言志的小赋开始兴起，可说是汉代赋体文学的转变拓展阶段。^[3]

从东汉末年开始，赋体文学的体裁逐渐演变成了骈赋。这是一种孕育于汉魏之际，流行于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赋体，它是汉赋的变体。近代学者来裕恂的《汉文典》说：“三国两晋，征引俳词；宋齐梁陈，加以四六，则古赋之变矣”，便精炼地概括了这一演变。因此，骈赋又叫“俳赋”。“俳”的本义是游戏。古人将对称句称为“俳语”，“骈”即对偶的意思。因此，注重对仗的赋便称为“骈赋”，又称为“俳赋”。^[3]

到了东汉末年，骚赋吸收了大赋的某些表现手法，被一些赋家发展成为新兴的赋体—抒情小赋。^[9]东汉末年政治的腐败与黑暗，使这时的抒情小赋具有批判现实的精神，如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祢衡的《鹦鹉赋》。抒情小赋突破了自司马相如以来的赋颂传统，使赋的创作重回抒情言志、批判现实的楚骚传统。^[15]司马相如的大赋是汉赋的顶峰。之后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都为汉大赋力作。张衡的《归田赋》还开启了抒情小赋的先河。^[16]

汉魏以来社会动荡的背景之下，文士个体生命意识觉醒，^[7]铺采摘文的大赋禅迭为抒情赋，赋体以情采兼胜为特点，形式上讲究对仗、用典、声律和锤炼字句，赋衍变为“俳赋”，或称“骈赋”，是当时文士抒发性命之情的文体形式。^[9]汉末三国是俳赋的萌芽期，两晋是俳赋的成长期，作家自觉追求骈对工整、用典繁密、辞藻华丽，代表作有潘岳的《西征赋》、陆机的《文赋》等。南朝刘宋是俳赋的成熟完善期。在俳对、用典和丽藻上更加流畅丰润，且达到了情采并茂的程度，代表作有鲍照的《芜城赋》、谢庄的《月赋》、谢惠连的《雪赋》等。齐梁是俳赋的嬗变期，受到声律论的影响，其句式以四六对偶为主，音调铿锵、辞藻富丽，代表作有江淹的《恨赋》《别赋》、沈约的《丽人赋》、梁元帝的《荡妇秋思赋》、庾信的《灯赋》《对烛赋》《哀江南赋》等。^[7]

隋唐时期科举制度成为士人上升的通道，抒个人幽愤之情的小赋相对衰落，而应付科举考试、颂圣注经的律赋风靡赋坛。这是赋史的中衰时期。^[9]隋文帝时，科举考试杂文，开始包括诗赋。唐代进士科试诗赋，使士人必须熟悉对仗技巧和四声八病。初唐试赋并无特殊规定，试赋限八字韵脚始于唐玄宗开元二年（714）。此年主持贡举为王丘，试题“旗赋”，以“风日云野，军国肃清”8字为韵。从此以后，唐代试赋命题大都沿此路数，经过各种各样的限意限韵，逐渐形成律赋格律。中唐以后士人多习律赋，颇有名家，如白居易、白行简兄弟等，晚唐黄滔更精此道，都有不少律赋传世，但佳作甚少。大致说来，律赋格律形成于唐文宗大和年间，一般以四言二句八字为韵立意，八韵要求依次四平四仄。到宋太宗太平兴国九年（984），诏令试进士律赋，都以八字四平四仄依次为韵。^[17]

到了宋代，由于士人审美心理的变化和古文运动的深入发展，赋又衍变为文赋，议论和叙事的成份加强了，形式更为自由活泼。^[9]文赋是唐宋古文运动的产物，始于唐代，典型作品是《阿房宫赋》。北宋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古文运动，使文赋这一赋体发展得更为成熟而富有特色。代表作即欧阳修的《秋声赋》和苏轼的《赤壁赋》《后赤壁赋》。从体裁形式看，《秋声赋》和《赤壁赋》都还保持“设论”一类汉赋的体制，既有主客答难的结构形式，又吸取韩愈《进学解》的叙事性质，但扩大了叙事部分，增加了写景抒情部分；而《后赤壁赋》则几乎完全摆脱汉赋体制的影响，独创地构思了夜游赤壁、攀登峰顶、泛舟长江及遇鹤梦鹤的情节。^[12]

元明清时代，赋体演变已经停滞，文人的创作也平庸无奇，是赋的馀绪。^[9]元明两代辞赋中衰，且多以古体赋创作为主，律体赋不显，尤其明代更是如此。这一方面缘于科举制度、文教制度的变迁，元代延祜年间变律为古，科举改试古体赋，明代易之以八股文，只在制科、礼部吏部试、翰林院馆课和庶吉士试有个别考赋现象；另一方面由于性理之学大兴，元明两代浅陋不学、俚俗少文。清代辞赋继承的是晚明的汉文体赋、骈体赋和骚体赋。清代承元明之衰而臻于“极盛”。辞赋体制兼备，风格多元。清初骚、散、骈赋居多，以骚体赋为主，寄寓家国情怀；康熙朝以来舆地赋等散体大赋振起，形成多元发展态势；咸丰、同治以降，由于政治形势和国运的日渐衰落，抒写情志的骈体、散体、骚体赋居多。^[18]

赋从兴起、繁盛到衰变和没落，反映了封建社会的发展历程。这种古老的文体形式由于不能适应新的时代发展需要，受词曲和小说戏剧等通俗文体的冲击，逐渐趋于衰亡。^[9]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辞赋及格律诗、词、曲等中国传统的韵文被当作形式主义全盘否定。人们给辞赋定了“靡丽之辞”“虚词滥说”“劝百讽一”“有类倡优”等四条罪状，使得辞赋创作几乎绝迹，只是在民间极少数人还偶尔有所创作。^[3]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文化的复兴，特别是随着国学热潮的兴起，辞赋的研究创作也逐渐复苏。1987年和1989年，中国分别在湖南衡阳和四川江油举行了两次全国性的国际辞赋学学术研讨会，这标志着中国辞赋的春天已逐渐到来。国际辞赋学学术研讨会是主要由中国辞赋学会与国内知名大学联合承办，并在世界“辞赋汉学”范围内邀请学者参加的“国际型学术会议”。从1987年以来，每2~3年召开一次，至2009年止，共召开了八届，这有力地推动了新时期辞赋研究与创作的发展。^[3]

《汉书，艺文志》分赋为四类：一为“屈赋”，二为“陆赋”，三为“荀赋”，四为“杂赋”。^[2]

“屈赋”就是《楚辞》，汉代贾谊、淮南王刘安的赋，属于这一类，其特点是抒情。^[2]

“陆赋”是汉陆贾的赋，属于这一类的还有枚皋、朱建、严助、朱买臣、扬雄等人的赋，现在除扬雄诸作外，都已失传。这类偏于辞说，为纵横策士文的变相。^[2]

“荀赋”是《荀子》书中的“赋篇”，是以咏物为主的，《汉志》所列荀子以后诸家都不传。^[2]

“杂赋”全部失传，内容无从知道。^[2]

就这四类看，只有“屈赋”一类，可算是文学。^[2]

赋的文体样式，按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的划分，可以分为古赋、俳赋、律赋和文赋四大类。这四类赋体的变，标明赋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改变着自己的样态。^[9]

古赋，指两汉时期的辞赋，它以大赋为主体，间杂骚赋和小赋，大赋采用荀子和宋玉赋中主客问答的方式和韵散间出的句式，通过华丽的词采、铺排的手法，描写宫馆林苑、田猎巡游等奇景美观，颂扬汉帝国的声威。^[9]

俳赋是继两汉之后的赋体，盛行于魏晋六朝。它与古赋不同，重在抒情写志，形式俳对，语辞妍丽，隶事繁巧，声韵和谐，在形式美上更胜古赋一筹。^[9]

律赋则将俳赋注重骈偶的特点加以极端化，是盛行于唐五代的一种试体赋，在对偶工整、语句雕琢上更甚于俳赋。而且最主要的是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以限韵命题为规范。^[9]

文赋是继律赋之后，受唐宋古文运动影响而兴起的一种新赋体，它突破了律赋限韵对仗的格式，句法灵动，散文因素增强，押韵也较为随便，叙事说理，状物写景都呈现着一种自然流畅之美，无僵滞呆板之气。^[9]

从音节来说，“不歌而诵”显示出赋是不入乐的韵文，同时又具有可以讽诵的音节。^[10]讲究声调的抑扬和节奏的缓急，注重声音的乐感。^[14]

从体制来说，赋是韵文、骈文、散文三者的混合体，用韵可疏可密，造句也是骈散不拘。不过随着文风的推移，赋的句法有所变化。^[10]思赋是铺叙，铺叙辞藻，创作文辞，体察物象，抒写情志。^[14]

从风格来说，赋是极端夸饰的文体。因为铺陈是赋的本义，而过分的铺陈，便成为夸饰。^[10]往往并不直言其事，而有意采用唱诗、诵诗的方式，委婉表达自己的诉求，彼此心领神会，交往文雅而含蓄。^[14]

从结构来看，赋多用主客问答为全篇纲领。这种形式，最利于反复铺陈。^[10]赋是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它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兼有诗与文的双重特点，是两者间的综合性文体，非诗非文，亦诗亦文，韵散兼行，不歌而诵，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文学体裁。^[14]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汉赋的认识存在着两种差别较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汉赋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是典型的“颂歌”文章；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汉赋未能继承“刺世”的传统，单纯强调对外物的描写，不能表明作家的志趣。前者是说汉赋“宣上德而尽忠孝”，后者则说汉赋“没其讽谕之义”。^[13]当然, 汉赋的缺点也是明显的。汉赋中的多数散体大赋，极力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宣扬封建帝王的绝对权威。在形式上有的过于浮夸，文字艰深，写法因袭摸做，形式主义比较严重等等。这些都是不足取法的。^[19]

汉赋就整体而言是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它丰富了文学的语言及文学描写的技巧，后世诗文在语言、辞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方面，从汉赋得到不少启发。^[15]

赋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表现题材方面，许多是赋先涉及，然后诗、词等随之。如描写音乐、天文等题材即是这样。怀才不遇、悲秋的题材也是先由赋开拓而进人其他文学领域的。赋的铺排夸张的描写手法在发展过程中某些样式固定下来，对唐传奇、章回小说、古典戏曲等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如唐传奇《游仙窟》与描写神女的辞赋有直接联系。许多小说、戏曲中的章节有些就是用赋的形式写成的。赋兼具诗与散文的特征，有的赋向诗靠拢，诱发了排律、歌行体诗的形成，有的赋向散文靠拢，促进了散文中抒情美文的发展。^[11]

赋不仅在国内有广泛的影响，而且还流传、影响到国外。早在日本的奈良时代(710-793).朝廷举行的进士考试规定要考辞赋，士子们大都将萧统《文选》中的赋读得烂熟。日本大正十一年(1922).冈田正之和佐久节两学者将萧统《文选》全部翻译成日文出版，《文选》中的赋作因之也极便于日本读者阅读。1935年，日本京都大学教授铃木虎撰写出版了《赋史大要》。1963年，日本爱媛大学教授中岛千秋又撰写出版了《赋的形成与发展》(《赋の成立上展開》)。目前，在日本研究中国辞赋的学者有一大批。韩国的三国--高句丽、百济、新罗时期(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七世纪).相当于中国的唐代前期，中国的赋体文学已经传入。据《高丽史选举志》记载，韩国从光宗九年(958)开始正式实行科举制，考试科目以诗、赋、颂、时务策为主，赋体文学是重要的考试科目。^[11]

韩国古代文士喜模仿中国辞赋而进行创作，如崔滋(1187--1260)就模拟左思《三都赋》而创作了同题的辞赋作品。目前，韩国有白承锡、安秉钧、朴云锡、金星坤、文钟鸣、朴现圭等一批专治中国辞赋的专家学者。^[11]

在西方，第一位研究中国辞赋的学者是英国的韦理博士(Arthurwaley，1889-1966)，他在1918年到1923年将宋玉的《风赋》《登徒子好色赋》、《高唐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等中国辞赋作品翻译成英文。而马古烈(GeorgesMargoulies)的《文选辞赋译注》(Le“Fou”dansleWen-siuan.Etudeettexts)则是最早的中国辞赋法文译本，书中翻译了班固《两都赋》、陆机《文赋》、江淹《别赋》。而奥地利汉学家赞克博士(ErwinvonZach)，最早将《文选》中的辞赋全部翻译成德文。近几十年来，美国的海陶玮(JamesRobertHightower)、马瑞志(RichardMathcr)、华滋生(BurtonWatson)、康达维(DavidR.knechtges)等汉学家也致力于将中国辞赋译成英语，其中华滋生教授编译了《汉魏六朝赋选》(ChineseRhyme-Prose：PoemsintheFuFormfromtheHanandSixDynasties)，康达维则英译了《文选》中的全部辞赋。康达维教授1976年还撰写出版了《扬雄辞赋考》(TheHanRhapsody：AStudyoftheFuofYangHsiung)，对扬雄辞赋作了全面精深的研究，是辞赋研究的扛鼎之作。而法国学者吴德明教授(YvesHervouet)1964年出版的《汉宫廷诗人：司马相如》(UnPoetedecoursouslesHan：SseumaSiang-jou)，对司马相如作品研究的深人可以说是其他任何语言的著作所不及的。^[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