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是指唐太宗李世民统治期间（627年-649年）比较清明的政治局面。这一时期，唐朝社会经济繁荣，国力迅速强盛，因唐太宗执政期间只使用了“贞观”这一个年号，故被后世称为“贞观之治”。^[3]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认识到改良政治与争取民心的必要性，他励精图治，善于听取大臣们的意见，启用了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等一批才能卓著之士，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保持社会安定，恢复、发展生产的政策，通过实行三省六部制、颁布《唐律》、推行均田制，实行租庸调法、减轻徭役和赋税、奖励农耕、兴修水利、鼓励文化发展等措施，开创了清明的政治局面。^[5]贞观年间，唐朝人口数量增长，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有所改善，阶级矛盾得到缓和。唐太宗通过一系列战争，灭亡了东突厥、平定了吐谷浑、高昌、焉耆、龟兹、薛延陀，有效地巩固了边疆地区，通过和亲、册封、设置机构管理等方式，有效地促进了民族团结和睦。贞观年间，唐朝的疆域向北控制了贝加尔湖以北，向东直至朝鲜半岛，向西扩张到咸海之滨，控制了阿姆河流域、锡尔河流域，这是中国历史上疆域能够达到的最西端，向南控制了越南北部。贞观时期风气开放，与日本、朝鲜半岛来往密切，与西亚地区也有密切往来，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6][7][8]

学者陈克明认为“贞观之治”唐朝的第一个盛世，推动了历史发展，为后来的“开元之治”奠定了基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9]

中国古代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吏治清明的时期称为治世。^[10]唐朝中后期，“贞观之治”的概念逐渐形成，唐玄宗时期，史臣吴兢最先对贞观时期的治国状况进行总结，他编撰的《贞观政要》集中反映了唐太宗的治国思想和贞观年间的政绩，他在《上贞观政要表》中把贞观年间称为自古以来最为繁盛的年代。^[11][12]颜真卿上疏给唐代宗称“凡百臣庶，以为太宗之理^[注1]，可翘足而待也”，这是最早的接近于“贞观之治”的说法。^[13][14]唐朝中后期，唐宪宗、白居易都认为贞观年间政治清明，属于升平之世。^[15][16]唐宪宗时期，随着《贞观政要》的流传，该书开始成为了解贞观时期政治局面的主要书籍，晚唐皮日休已明确使用了“贞观之治”这一概念，五代至两宋时期，《旧唐书》《新唐书》对唐太宗的评价都受到《贞观政要》序言的影响，此后，社会对贞观时期的认识逐渐趋向统一，认为它是几百年出现一次的治世。^{[14][17][18][19]}

隋朝末年，隋炀帝杨广骄奢淫逸，好大喜功，经常南征北伐。他在4年之中动用近540万民力修筑大运河、洛阳城和长城，还征讨吐谷浑、远征高句丽，导致社会矛盾迅速激化。^[20][21]过度使用民力使农业生产被严重破坏，全国大量土地无人耕种，出现了百姓流离失所，为求生存啃食树皮、甚至人吃人的惨状。^[22][23]从大业七年（611年）起，先后爆发了王薄起义、窦建德起义、瓦岗寨起义、杜伏威起义等农民起义，隋朝贵族宗亲杨玄感、李渊也先后起兵反隋。^[24]

武德元年（618年），隋朝灭亡，唐高祖李渊建立了唐朝。^[25]唐朝建立后，先后击败薛举、刘武周、瓦岗寨起义军、窦建德、萧铣、辅公祏，实现了全国的统一。李渊总结了隋朝二世而亡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政权。^[25]武德二年（619年），唐高祖要求租庸调在限额之外不得再随意征收，武德四年（621年），铸造“开元通宝”统一了货币。^[26]唐高祖还制定了《武德律》、确定了唐朝的官制、延续并推行科举制、实施府兵制，使唐朝初年的政局得以稳固。^[27]

从李渊起兵到唐朝统一，李世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经常领兵出征，战功卓著，威胁了太子李建成的地位，二人为争夺皇位进行了激烈的斗争。^[28]武德九年（626年），通过玄武门之变，李世民被立为太子，两个月后，李世民登上帝位，即唐太宗，次年改元贞观。^[17][18]唐太宗即位之初，由于连年天灾，社会依然处在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状态。他继承并发展了唐高祖的一系列措施，开启了贞观之治。^[29]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被立为太子。两个月后，李世民登上帝位，即唐太宗，次年改元贞观。^[17][18]即位之初，唐太宗主持了主题为“古今治国得失”的讨论，魏徵、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参与，讨论的结果是君主要勤于政事、励精图治，要让民众休养生息，才能实现王朝的长治久安，同年，唐太宗设弘文馆，鼓励群臣进谏，在地方设置十道，开启了贞观之治的序幕。^[30][31][32]

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命李靖等人征讨东突厥，次年，东突厥灭亡，原隶属于东突厥的各部落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33][34]贞观六年（632年），群臣请求唐太宗前往泰山封禅，在魏徵劝阻下未成行。^[30]贞观八年（634年），唐太宗派李靖等十三人为诸道黜陟大使，巡视疾苦。同年冬，唐太宗命李靖等讨伐吐谷浑。次年，吐谷浑被击败，解除了河西走廊所受的威胁。这一年，太上皇唐高祖李渊驾崩。^[35][36]贞观十一年（637年），魏徵认为唐太宗生活日渐奢靡，向唐太宗呈上了《谏太宗十思疏》。贞观十二年（638年），唐太宗命高士廉等编纂zuǎn《氏族制》，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世家大族。^[37]

贞观十三年（639年）五月，魏徵向唐太宗呈上了《十渐不克终疏》，批评了唐太宗的变化。^[38]贞观十四年（640年），唐朝平定高昌，设安西都护府，同年，唐太宗将宗室女文成公主许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次年，文成公主正式入藏。^[34][39]贞观十六年（642年），太子李承乾行刺魏王李泰未遂，勾结齐王李祐谋划叛乱。次年，李祐yòu起兵叛乱失败，李承乾太子之位被废，晋王李治被立为太子。^[40]同年，魏徵去世。^[41]

贞观十八年（644年），唐王朝平定焉耆，同年，唐太宗率兵10万远征高丽。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军久攻安市城未果，被迫撤军。^[34][42]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军进攻薛延陀，薛延陀灭亡。次年，设燕然都护府，开辟了“参天可汗道”。^[42]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撰写《帝范》赐给太子李治。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去世，葬于昭陵。^[43]

学者白寿彝、陈志贵认为，贞观之治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贞观前期，唐太宗励精图治、善于纳谏、克勤克俭，贞观中后期，唐太宗骄傲自满的情绪滋长，开始大量营造宫室、频繁对边疆用兵，使贞观之治出现了一定的衰落，但仍为后来的开元之治奠定了基础。^[44][45]

唐太宗将民本思想作为执政的核心指导思想。唐太宗指出君主依赖国家，国家依赖人民，他认识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一定意义上是相互依存的。唐太宗还认为如果统治者贪欲无度，赋税过重，劳役繁多，使得百姓无法生存，百姓就会推翻现有政权。所以唐太宗强调百姓是国家稳定的基础，要求官吏关心百姓、重视生产。^[30][46][47]

在民本思想的指导下，唐太宗确立了与民休息、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统治方针，实施了减轻劳役、鼓励开垦荒地、不占用过多的农民耕作时间、鼓励生育、赈济灾荒等一系列措施，使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47]

为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贞观年间唐太宗将三省六部制进一步完善。三省指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48]

三省最早可以追溯至东汉的尚书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的三省制，隋朝正式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唐朝继承并完善了三省六部制。^[49]

三省是由皇帝直接掌控的中枢机构，三省各有分工，中书省负责起草诏令，拟定诏令后交给门下省。门下省负责审核，当诏令有不当之处，可以退还给中书省重新拟定，当诏令无误，呈给皇帝审阅后，再发给尚书省。尚书省是执行机构，下辖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负责落实诏书。三省六部制体系完整，职责分明，相互制约，既提高了行政效率，也降低了决策失误的风险，有效强化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50][51]

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管理，唐朝实行了州、县两级制，贞观十三年（639年）时，全国共有358个州和1511个县。在县以下，又设乡和里，唐朝规定每百户为一里，五里为一乡。里是唐朝的最基层政权单位，每个里都设有一个里正，负责定期核查户口、督促农业生产、查处违法行为、催促缴纳赋税。^[2][50]

唐太宗根据地理环境，将全国划分为10个道。道是监察机构，唐太宗定期派遣巡察使、按察使等官员对地方官员的工作进行检查和监督，强化了基层治理。^[52]

唐高祖时，裴寂以隋朝的《开皇律》为基础制定了《武德律》。唐太宗即位后，他命令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修订《武德律》，于贞观十一年（637年）颁布了《贞观律》，标志着《唐律》基本形成。《唐律》分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12篇，共有502条，设置了答、杖、徒、流、死五种刑罚，犯罪程度被分为20等。^[50]学者白寿彝、周敦耀认为《唐律》以宽松、与民休息为原则，大幅减少了死刑，为巩固唐朝政权和促进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53][54][55]

贞观年间，士族门阀逐渐衰落，庶族地主崛起。唐太宗命人重修了《氏族志》。《氏族志》以官爵来排列门第等级，打破了过去纯粹以郡姓作为门第等差的传统。它的修订打击了山东士族，使一部分庶族地主跻jī身政权，从而强化了皇权，巩固了统治。同时，科举制的推行也进一步推动了庶族地主地位的上升。^[56]

均田制是唐朝前期的基本土地制度，由唐高祖在武德七年（624年）下令推行，唐太宗即位后，继续推行均田制。贞观时期的均田制对授予百姓、贵族官员的土地数量进行了明确的规定，18岁到59岁的男子，每人授田100亩，其中80亩是“口分田”，死后归还给政府，20亩是“永业田”，可以传给子孙。唐朝还规定了土地买卖的条件。贞观时期，均田制广泛推行，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世家大族对土地的侵占，保障了民众的耕地，有利于小农经济的恢复发展和政府财赋收入的增加，推动了社会发展。^[57][58]

租庸调制是基于均田制推行的赋役制度。该制度规定，所有获得均田分地的民众，无论其家庭分配到的土地多少，都需要按照丁口数量交纳固定额度的赋税，并为国家提供一定的劳役。具体内容包括：每人每年向国家交纳粟二石，称为租；交纳绢二文、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为调；每年服役二十天，可以交一定的钱财代替劳役，这称为庸。租庸调制的推行，使农民能有更多的时间进行生产，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民的生活状况，对贞观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59]

贞观年间，还有户税、地税和杂徭。户税是指按户的等次缴纳的资产税，主要用于官府的官俸、办公费及邮传系统的支出。地税是地方为救灾应急需要而征集的储备粮，存入义仓，唐太宗规定为每亩地缴纳二升粮食作为地税。在徭役上，除正庸之外，官府还根据需要随时征用民力服各种杂役，这种杂役不能以钱或实物代替，必须直接服役，是国家无偿对民力的占用。^[60]

唐太宗高度重视农业生产，他经常派遣使者巡视各地，考察地方官吏的工作，鼓励农业生产。他明确指示使者在到达各州县时，应派遣官员去田间劝导农民耕种。为了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唐太宗在法律中规定，任何无关紧要的建设项目和杂项劳役，如果征调农民超过十天，官员将受到法律的惩处。^[61]

唐太宗重视水利建设，他设立专门的官员负责全国的河流和水库管理。贞观年间，全国各地兴建了二十多项水利工程，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保障。^[62]

唐太宗打通了一度梗塞的通往西域、中亚的商路，与多个国家保持友好贸易关系，是当时亚洲地区的贸易中心。贞观时期，设安西都护府管理西域，在长安至西域的丝路沿线主要城镇、关隘驻扎军队保证丝路安全，还设置了众多驿馆，为往来商人提供食宿之便。贞观十七年（643年），东罗马帝国遣使到长安，唐太宗回赠了礼物，这一时期唐朝的对外贸易主要以官方贸易的形式开展。唐朝与西亚、中东地区往来频繁，从唐朝输往中东地区的商品主要有丝绸、瓷器、纸、墨、香料、麝香、肉桂等，自中东地区输入唐朝的商品主要有各色香料、药材、珠宝、犀角、象牙、琉璃等。贞观时期，中国与印度也往来频繁，印度各古国多次派遣使者到长安，唐朝也派出了一些回访使者。这一时期，日本和朝鲜也多次派遣唐使前往中国，遣唐使的活动不仅扩大了官方贸易的规模，还推动了两国民间贸易关系的发展。同时，唐朝与东南亚地区的真腊^[注2]、骠国^[注3]、印度尼西亚各古国也有比较密切的贸易往来。^[63]

唐太宗认为儒学可以有效巩固统治，所以他尊崇儒学。^[30]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尊孔子为先圣，在国学中设庙祭奠，并下令各州县都设孔子庙。在各级学校中，唐太宗要求以儒生为师，培养了大批通晓儒学的士人。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认为儒家经籍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讹谬，于是他命颜师古校对了《易》《书》《诗》《春秋》《礼记》，颜师古经过详细校勘，审定了五经的文字，所形成的版本被称为五经定本。贞观七年（633年），五经定本颁行天下，成为儒生的标准读本。贞观十二年（638年），唐太宗命孔颖达对前人所作五经注文进行解读，两年后孔颖达完成注疏呈给唐太宗，唐太宗下诏命名为《五经正义》，交予国子监使用，又两年后，唐太宗要求进一步修订此书，直至永徽四年（653年）完成。《五经正义》颁行后，儒学思想空前统一，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64][65][66]

贞观时期，唐太宗重视教育，推动了官学发展。官学分中央和地方两个层级，中央官学包括了“六学二馆”，其中的“六学”指的是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二馆”则指的是弘文馆和崇文馆，这些机构以传授儒家经典和各科专门知识为主，还有外国留学生在此学习。地方官学则包括京都学、都督府学、州学、县学、市镇学、里学等，主要教授经学和医学。唐政府还允许百姓设立私学，教授各种知识。贞观年间，教育非常兴盛，仅中央官学就有3200余名学生同时学习。^[67]

科举制始于隋朝，唐朝继承并发展了科举制，除隋炀帝时确立的进士科外，还设置了秀才^[注4]、明经等科目。唐太宗注意到科举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他认为科举制可以网罗天下贤能之士，通过科举制选拔了大量人才。^[68]

唐太宗重视历史的借鉴作用，贞观年间，唐朝在史书编纂上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史学空前繁荣。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下令编撰齐、周、隋、梁、陈五代的历史，到贞观十年（636年）全部完成。贞观年间，还修成《晋书》《南史》《北史》，这八部史书合称为“唐初八史”，都被列入二十四史之中。在修订前代历史的同时，唐太宗也开始修订本国史。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设立了史馆，负责唐朝历史的编纂。贞观时期，还创立了编年体的实录。^[64]

府兵制是一种军事制度，其主要特点是兵农合一，军队由地方自行组织和维持。府兵制始创于西魏大统年间（535年-551年），府兵的士兵称为军人或军士，另立户籍，与民户不同，不负担国家赋役，称作军户。开皇十年（590年），隋文帝改革府兵制，把军士户籍编入民户。贞观十年（636年），唐太宗把军府名称改为折冲府，各折冲府分别隶属于中央的十二卫和东宫六率^[注5]，折冲府绝大多数分设于京师附近的关内、河东、河南诸道，最多时达600余府。^[69][57]

唐朝的府兵制以均田制为前提，府兵不脱离自己的乡士和农业生产，只在冬季集中进行军事训练。贞观时期，府兵的设置秉持着加强中央集权的原则，关中地区集中了40%的兵力，同时，部队调动也必须由朝廷下令。府兵制的实施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和维护国家统一。^[67]

唐高祖在起兵时，为了获得突厥的支持，曾向突厥的颉利可汗称臣。唐王朝建立后，突厥不断侵扰边境。唐太宗即位之初，颉利可汗率领大军进逼长安，唐太宗率兵与颉利可汗隔着渭河对峙，最终突厥被迫退兵。此后，唐太宗加强了对部队的训练。^[70]

贞观三年（629年），由于颉利可汗的暴政，突厥内部矛盾激化，塞北连续干旱、降雪，突厥出现了粮食短缺。唐太宗抓住机会，在十一月派李靖、李勣、柴绍、薛万徹率领数十万军队攻击突厥。第二年春天，唐军接连取胜，俘虏了颉利可汗，东突厥灭亡。此后，原来隶属于东突厥的各族都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33][34]

唐初，吐谷浑多次侵扰兰州、凉州等地，阻碍唐与西域的交通。贞观八年（634年）十二月，唐太宗命令李靖率领部队进攻吐谷浑。次年，在库山^[注6]战斗中，唐军击溃了吐谷浑的精锐部队，吐谷浑王伏允逃入了沙漠。唐军克服了高寒缺水的困难，深入追击数千里。在逃窜过程中，伏允被部下所杀，他的儿子慕容顺投降了唐朝。唐军胜利凯旋，解除了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威胁。^[36]

平定吐谷浑之后，唐太宗继续经营西域，对高昌发动了战争。高昌位于今天的新疆吐鲁番地区，是通往天山南北的重要通道。高昌依附西突厥，阻断了西域各国与唐朝的通商的道路，并侵扰唐朝的伊州^[注7]。贞观十三年（639年）冬，唐太宗派侯君集率数万人进攻高昌，至次年八月，唐军行军2000多里，穿过沙漠抵达高昌。唐军攻占田地城^[注8]后，包围了高昌都城，高昌王麹qū智盛投降，唐朝取得了高昌三州的领土，改名为西州，并设置了安西都护府管理西域。^[34]

贞观八年（634年），松赞干布派遣使者到唐朝，得知突厥、吐谷浑都已向唐朝提出迎娶公主。贞观十年（636年），松赞干布派遣使者携带大量金银财宝向唐朝请求联姻，但唐太宗未同意。使者禀告松赞干布时说，因为吐谷浑离间，所以唐朝不愿派公主和亲。松赞干布以此为由进攻吐谷浑，随后又击败党项、白兰。贞观十二年（638年），松赞干布率20万吐蕃军队攻打松州^[注9]，并说“公主不和亲，吐蕃军会不断深入唐朝境内”。松州都督韩威仓促应战，被吐蕃军击败。松州都督下属的阎洲、诺州刺史都投降了吐蕃。八月，唐太宗派侯君集等率兵五万向松州进军，先锋牛进达抵达松州后趁夜色袭击吐蕃军，杀敌千余人。吐蕃多名大臣以死劝诫松赞干布退兵，松赞干布不得不下令撤军。随后，松赞干布派遣使者至长安向唐太宗谢罪，并再次请求和亲。唐太宗应允了松赞干布的请求，将宗室女文成公主许给了松赞干布。^{[71][72][70][73]}

贞观年间，焉耆^[注10]勾结西突厥与唐为敌，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太宗命郭孝恪率兵平定了焉耆。三年后，为了完成对西域的统一，唐太宗命阿史那社尔、郭孝恪等率兵十万进攻龟兹^[注11]。第二年冬天，唐军攻下了龟兹都城，龟兹王逃往拨换城^[注12]，唐军围城四十天后，拨换城被攻破，龟兹被平定。随后，唐太宗设置了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把安西都护府移到了龟兹，有效地控制了西域，促进了唐朝与西域的交流。^[34]

高丽长期占据辽东地区，阻挠新罗、百济^[注13]与唐朝的交往，并经常侵犯辽西，杀害边民。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太宗率领李世𪟝、李道宗、张亮统军10万远征高丽。第二年，李世勣jì攻下了盖牟城^[注14]，并进攻辽东城^[注15]，张亮占领了卑沙城^[注16]。进攻安市^[注17]时，唐军遇到了阻碍，久攻不下，由于天气转冷，粮草消耗殆dài尽，唐军被迫撤军。^[42]

唐军远征高丽时，漠北的薛延陀乘机侵入了河套地区。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命李道宗等人兵分数路进攻薛延陀，薛延陀灭亡，原来服属薛延陀的部落纷纷投降唐朝。第二年，唐朝在铁勒诸部设置了六府一州，在西受降城^[注18]东南的大单于台设立了燕然都护府，管理新设置的各府、州。此外，唐朝还应各部酋长的请求，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设了一条名为“参天可汗道”的道路，设立了六十八驿，供往来使者食宿。至此，唐朝的势力已经扩展到了漠北地区。^[42]

贞观时期，唐朝在边疆设置了一系列边疆管理机构。贞观四年（630年）东突厥灭亡后，唐朝在东起幽州，西至灵州一带，设置了顺、祐、长、化四个都督府，在东突厥故地，置定襄、云中两都督府进行管理。贞观十四年（640年）攻取高昌后，唐朝设立安西都护府经营西域，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平定龟兹后将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统领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击败薛延陀后，唐朝在漠北实行了羁縻mí府州制度，设燕然都护府，在回纥部设瀚海都督府，有效管控了漠北。^[34][42][74]

经过一系列战争，贞观年间，唐朝疆域空前广阔，向北控制了贝加尔湖以北，向东直至朝鲜半岛，向西扩张到咸海之滨，控制了阿姆河流域、锡尔河流域，这是中国历史上疆域能够达到的最西端，向南控制了越南北部。^[8]

贞观年间，社会空前稳定，这一时期，天下安定，流民都返回家乡，每斗米不过三、四钱，一年才判处死刑二十九人，唐朝全境处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状态，旅行者甚至不需要准备粮食，可以在路上随时获取。^[33]根据记载，贞观年间，政府每年收入粮食2506万石、茶税80万贯、丝织品740万匹、银1.2万两、铜26.6万斤、铁207万斤、锡5万斤、盐285万石、酒利156万贯、铸钱32.7万贯，每年财政收入的钱与各种实物折合起来，共计3411万贯，人均占有粮食700斤。这种经济实力在当时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相比，整个亚洲其他所有国家的经济总量加起来也比不过唐朝。^[75]

隋朝大业年间，全国约有890万多户，经过隋末唐初的战乱，人口急剧减少，贞观十三年（639年）的时候，人口仅剩300万户。贞观时期的稳定的社会经济促进了人口增长，贞观后期，户数迅速增加，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已有385万户，到天宝年间，已达到918万户。^[76][77]学者漆侠指出，从贞观年间到天宝十三年（754年），唐朝户口每年都在增加，其中贞观期间的户口平均增长率最高。^[78]

唐太宗曾说：自古都认为华夏高贵、少数民族低贱，但我认为华夏与少数民族是一样的。^[79]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贞观年间推行了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唐太宗通过设置羁縻州、册封、和亲等方式，与周边少数民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推动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4]唐太宗本人被称为“天可汗”，得到了少数民族的拥戴。^[33]

唐朝新创了羁縻州制度，这是一种在周边少数族内附部落中设置的一种特殊行政区划，包含羁縻都护府、都督府、州、县四级，习惯上总称为羁縻州。羁縻州始于唐高祖武德年间，在贞观时期大量设置。羁縻府州的都督、刺史、都护、县令是各部落原来的首领，由朝廷颁发印信。羁縻府州的辖境是原来部落的领域，部落首领保持其原有的称号与权力，并自理内部事务，“都督”“刺史”只是唐朝所授予的一个称号。羁縻州归边州都督府、都护府管理，但大多数羁縻州只是名义上的行政区划，并不一定承担贡赋。羁縻州的设置有利边疆地区的安定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并且也有利于各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80][81][82][83]}

贞观八年（634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向唐朝提出了和亲的请求，但未被同意。六年后，他再次向唐朝提出和亲，得到唐太宗应允，唐太宗决定将文成公主嫁给他，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正式前往西藏。松赞干布在逻些^[注19]专门为文成公主建造了一座城池作为纪念。文成公主前往西藏时，带去大量的绢帛、器物、谷种，以及文学、历史、医学等书籍，推动了西藏的经济文化发展，松赞干布也不断派遣贵族子弟到长安学习汉文化。文成公主入藏推动了汉藏两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39][84][85][86]}

唐太宗大力倡导包容多元文化的政策，大量吸纳各族人民参与政权运作，这有效地拉近了各民族间的关系，推动了不同民族的交流和经济文化发展。^[87]

内地的盐、茶、绸缎、文具、饰品与少数民族的马匹、药材、皮毛的交易非常活跃，中原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得以传入西域。同时，包括许多来自西域、吐蕃、渤海等地的贵族子弟在唐朝官学学习。根据考古发掘的成果，在吐鲁番等地发现了《论语》《史记》《汉书》《神农本草》等书的残片，说明唐文化对边疆地区有深远影响。同时，大量的西域贵族、僧侣、乐工、画师等也进入内地，他们带来了各式各样的音乐、舞蹈和绘画艺术。在贞观时期，各族人民以汉族为主体，共同创造了唐代的繁荣经济和灿烂文化。^[87]

贞观年间，唐朝社会经济兴盛、文化艺术繁荣、国力雄厚，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国家派出使节、商人、学者、艺术家和僧侣来到唐朝，进行访问、学习和贸易活动。同时，唐朝也派遣使节、僧侣和商人出国，开展各类交流活动。当时与唐朝保持友好交往的国家多达70多个。^[88]

唐政府在中央设有专门负责接待外国使节和宾客的鸿胪寺，在边境地区设立了互市监和市舶使，负责管理对外贸易。长安、洛阳、广州、扬州等城市都是唐朝对外贸易的重要中心。^[88]

唐朝对外交通发达，与域外的经济文化联系频繁，陆路方面，从长安出发，向东可以到达朝鲜，向西经丝绸之路通往今天的印度、伊朗、阿拉伯以至欧洲和非洲。海路方面，从登州、扬州出发，可以到达朝鲜、日本；从广州出发，经马来半岛、印度，可以到达波斯湾。^[89]

遣唐使是日本朝廷向中国唐朝派遣的使节。日本为促进与加强同中国的外交关系，考察和学习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从贞观四年（630年）起，先后派遣14次遣唐使到中国学习。遣唐使的目的在于向中国学习，吸取唐朝文化。遣唐使受到唐王朝的欢迎和厚待，促进了中日人民的友好往来和中日文化的交流，通过遣唐使，中国文化风靡日本封建社会上层，渗透到思想、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唐文化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多方位的影响。政治上，贞观二十年（646年），日本进行了大化改新，仿照隋唐的官制，改革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制；参照隋唐律令，制订了《大宝律令》。经济方面，参考隋唐的均田制度和租庸调制度，施行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制。文化方面，模仿唐朝设立了学校、学习唐诗、吸收唐朝的音乐绘画艺术、学习唐朝的科技。遣唐使极大地推动了日本封建制度的巩固与发展。^[90]

与日本相似，贞观年间，朝鲜半岛也派出了大量留学生到中国学习，对朝鲜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90]

贞观元年（627年），玄奘从长安出发前往印度取经，他经过凉州^[注20]，越过玉门关，经历了艰辛困苦，到达了高昌。然后他取道焉耆、龟兹，翻越凌山，经过粟特等地，最后抵达了印度。在印度，玄奘求学五年，游历多年。贞观十七年（643年），玄奘带着佛经、佛像启程返回中国，两年后抵达长安。玄奘翻译了大量佛经、撰写了《大唐西域记》，还将《老子》等书翻译为梵文，为中印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91]

贞观年间，唐朝与波斯往来密切。波斯向唐朝传入了菠菜、波斯枣、马球、景教和摩尼教。而中国的丝绸、瓷器、纸张等商品不断运往波斯，甚至通过波斯进一步传输到西方。^[63]

贞观十七年（643年），波斯王波多力派使者来到唐朝，献上了赤玻璃、石绿、金精等贵重礼品。唐太宗则回赠了绫、绮等丝织品。在唐朝前期，波多力来使共七次，两国的交流非常密切。^[63]

贞观十七年（643年），东罗马帝国遣使到长安，唐太宗回赠了礼物。东罗马的皇帝、贵族和妇女非常喜欢中国的丝织品，东罗马经常会从中国购买丝绸，一度成为唐朝丝织品的重要中转地。东罗马的医术和吞刀、吐火等杂技传入了唐朝，在西安、咸阳等地曾发现东罗马的金币。^[63]

隋炀帝统治期间，滥用民力，施行暴政。百姓面临着繁重的役赋和严苛的刑法，还被迫修筑运河，参军远征。大业七年（611年）山东河南爆发水灾，次年关中大旱，导致百姓只能啃食树皮，一度出现了吃土、吃人的局面，最终天灾人祸导致了隋末农民大起义。^[23]李世民目睹了隋末社会矛盾激化的过程，他试图吸取隋亡的教训，找到一条实现“天下大治”的途径，即位之初，唐太宗就亲自主持了一场主题为“古今治国得失”的讨论，魏徵、王珪、房玄龄、杜如晦、虞世南、褚遂良、温彦博、刘洎、马周、戴胄、岑文本、孔颖达等贞观名臣参与其中。讨论的结果是君主要勤于政事、励精图治，要让民众休养生息，才能实现王朝的长治久安。^[31][32]

唐太宗认为合适的人才是国家安定的根本，因此他高度重视选拔有才能的官员。^[92]在他精心挑选下，贞观年间的重要大臣各有特长，房玄龄擅长治国、魏徵敢于直言进谏、李靖文武双全、王珪嫉恶如仇。^[93]唐太宗还重视地方官员的选拔，他认为地方官直接管理民众，是国家能长治久安的关键，他把各地的都督、刺史的名字写在屏风上，并把每个人在任期间的政绩和不足写在名字下面，用于官员选拔、罢免。^[92][33]学者朱绍侯认为能够选贤任能，是贞观之治出现的重要原因。^[32]

隋炀帝曾公开称自己不喜欢臣子向他进谏。^[94]唐太宗吸取了隋炀帝的教训，曾向大臣们说：“隋炀帝暴政，臣子却不敢规劝，所以隋朝灭亡了”，他要求大臣们做谏臣、自己要做明君。^[93]魏徵是贞观时期以敢于直言进谏而闻名的大臣。唐太宗曾问魏徵：“是什么使君主明智，又是什么使君主愚昧？”魏徵回答：“广泛听取意见就能明智，偏听偏信就会愚昧。”唐太宗同意了魏徵的观点。贞观十一年（637年），魏徵认为唐太宗生活日渐奢靡，于是向唐太宗呈上了《谏太宗十思疏》，从十个方面劝诫唐太宗，得到了唐太宗的嘉奖。魏徵病逝后，唐太宗哭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认为自己失去了一位可以帮助自己纠正错误的贤臣。^[95][30]贞观年间，出现了王珪、魏徵、刘洎、褚遂良等善于进谏的名臣。^[96]学者朱绍侯认为唐太宗善于接受臣子的建议，这使得他能及时纠正自己的一些错误，促成了政治清明的局面。^[32]

唐太宗注意法制，他要求臣子按照法律办事。唐太宗曾在判案时受私情影响，遭到了大臣戴胄的反对，唐太宗遵从了戴胄的意见，还嘉奖了戴胄。由于唐太宗以身作则，贞观年间，政府执法严明、公正，官吏普遍廉洁，豪门大户也不敢随意欺凌民众，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97][29]

统治中国的23年中，唐太宗李世民励精图治，知人善任，改革政治制度、发展社会经济、提倡学术文化、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唐朝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都得到了重大发展。^[5]

政治方面，贞观期间，唐太宗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促进了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唐太宗君臣秉持着以民为本的执政思想，与民休息，为经济恢复、社会发展提供了保障。唐太宗在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在地方设置道强化管理、编制《唐律》、平抑门第，为开元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有力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5][98]

经济方面，贞观年间施行均田制、租庸调制，苛捐杂税较少，人口不断增长，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有效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保障了社会稳定。这一时期，对外贸易频繁，有效推动了中外交流。^[57][58]

文化方面，通过尊崇儒学、发展教育、编制史书、完善科举制度，贞观年间儒学思想空前统一，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同时，科举制选拔的大量人才，冲击了士族地主阶级，推动了社会发展。^[64][68]

民族与疆域方面，唐太宗通过征伐、和亲、设置羁縻州等方式，以开明的民族政策有效地处理了与周边少数民族间的关系，疆域空前广阔，有力推动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33][34][42][74]}

对外交往方面，贞观时期对外交通发达，与非洲、中东、西亚、南亚、东北亚等地区的诸多国家建立了联系。通过遣唐使，唐朝对日本、朝鲜产生了深远影响。^[88][90]

在中国古代，贞观之治是治世的典型代表。唐代官员，《贞观政要》的作者吴兢认为贞观时期是自古以来未曾有过的治世。^[99]宋朝人普遍把贞观之治与三代做对比，政治家、史学家欧阳修称赞贞观之治就像西周初年的成康之治，是汉朝以来最好的盛世。^[18]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认为贞观之治是三代以来中国未曾有过的盛世。^[79]学者胡寅认为贞观之治已达到汉朝的鼎盛水平，甚至可以与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功业相媲美。^[100]学者吕祖谦认为贞观之治是可以与尧、舜统治时期相提并论的盛世。^[101]宋以后，对贞观之治的评价依然很高，宋元之际的理学家吴澄认为贞观之治超越了后来的开元盛世与元和中兴。^[102]元代史学家戈直认为贞观之治在中国古代的治世中特别显著，值得后世君主学习。^[103]明太祖朱元璋认为贞观之治有安定万世之功。^[104]明宪宗认为三代之后，唐朝最为强盛，唐朝三百年的历史中，贞观之治是最强盛的时期。^[99]

当代史学家对贞观之治的评价比较客观。一些史学家注意到它的进步之处，卜宪群认为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和谐社会，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遗产。^[105]张岂之认为贞观之治是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盛世。^[106]荣新江认为贞观之治为后续的开元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07]宋昌斌认为贞观之治是封建治世的榜样。^[108]何晓明认为贞观之治是开明皇权的典型。^[109]吴宗国认为贞观之治成为一种政治符号，寄托了人们追求美好社会的理想。^[110]也有一些史学家认为贞观之治有不足之处。朱绍侯认为贞观之治不像古人渲染的那样富足繁荣，阶级压迫和剥削仍然十分沉重。^[29]谌旭彬认为贞观年间，百姓只能维持勉强温饱的生活。^[111]

《贞观政要》，吴兢编著。吴兢（670年-749年）是唐朝汴州浚仪^[注21]人，武周时入史馆编修国史，唐玄宗时任谏议大夫，兼修文馆学士，熟悉唐朝历史掌故。吴兢认为唐太宗时政治清明，而玄宗即位前后的政治状况已不及太宗时期，于是着手编撰《贞观政要》，用作封建统治者施政的鉴戒。开元八年（720年），全书进呈给唐玄宗，受到唐玄宗称赞。全书共10卷40篇，分类编撰了贞观年间唐太宗与魏徵、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关于治国兴邦之道的问答、大臣的诤议和奏疏，以及政治上的措施，集中反映了唐太宗的治国思想和贞观年间的政绩。该书成为后世了解贞观时期历史的重要材料来源，对《新唐书》《旧唐书》评价唐太宗有较大影响。《贞观政要》被后世许多统治者推崇，还影响了日本的统治阶级。学者吴枫指出，《贞观政要》只选编了唐太宗时代君臣论政的一部分内容，用于给唐太宗歌功颂德，对唐太宗的批判不足。^{[14][112][113][114][115]}

2006年，50级电视连续剧《贞观之治》播出。《贞观之治》由张建亚执导，阿城、孟宪实编剧，描述了从620年到649年的历史，全面刻画了贞观之治期间唐朝的风貌。在剧中，马跃饰演唐太宗李世民。^[121]

2007年，82集电视连续剧《贞观长歌》播出。《贞观长歌》由吴子牛导演，周志方编剧，剧情囊括了从玄武门之变到唐高宗登基之间的历史。在剧中，唐国强饰演唐太宗李世民。^[122]

2019年，京剧电影《贞观盛世》上映，剧情围绕李世民采纳魏徵谏言展开。^[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