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西都护府

安西都护府是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灭高昌国之后在西域部署的第一个军事、行政管辖机构，设立于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市以西雅尔乃孜沟）。该机构的设置延续了汉王朝都护府制，直接由中央派兵驻守边疆、维护边政安全。^[1][4]

显庆二年（657年）唐朝攻陷龟兹（今新疆库车县一带），将安西都护府迁移至龟兹，设立安西四镇，其管辖范围最大时可以到达天山以北，葱岭以西连至波斯^[4]。其后，随着西域边界不断爆发冲突，安西四镇在突厥、吐蕃、唐中央的军事行动中不断被攻占和收复，都护府也几经荣升和罢置，先后在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市及鄯善县地区）、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市）等地建立治所^[1][4]高宗时期，吐蕃便发兵攻占吐火罗，切断了唐朝同乌浒水域诸羁縻mí州府的交通联系，上元二年（675年）将吐蕃武力驱逐出安西四镇之后，唐加强了对西域的防守，在安西都护府下设立四镇都护府^[5]。武则天时期又设立北庭都护府与安西都护府共同管理西域事务^[6]。唐玄宗年间，吐蕃拉拢吐谷浑，发动对唐的石堡城之战，其后唐朝又与大夏发生冲突，诱发了安史之乱。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中央第一次与安西都护府失去了联络^[7]。宝应二年（763年）吐蕃阻断河陇，唐朝东西疆域断裂为二；贞元六年至贞元七年（790年—791年）吐蕃先后攻占北庭、于阗，大约在永贞三年（809年）安西终沦于吐蕃^[7][8][9]。

安西都护府以都护府、大都护府、节度府为军政合一的边务领守中枢，与内地都督府一样是地方机构，并掌管边远民族事务，可分为大都护府和上都护府，其下又设置有不同官阶的管理人员，主要涉及对外的军事、外交；对内则是对行政、民事等事务的管理^[10][11][12]。

该地区将农业经济和牧业经济相结合，宗教氛围浓厚，同时受到了汉唐儒家文化深厚的影响，在服饰、婚嫁、丧葬、书写、石窟艺术等方面既表现出各民族的特色，又吸收了中原地区的社会风俗^[13][14]。安西都护府的设置是唐为维护西域和平稳定的政治策略，在安西都护府的频繁罢免和升迁中，见证了唐王朝向西域边陲开疆拓土、军事实力由盛转衰的历史^[4]。作为唐朝积极发展对外交流的表现，加强了中原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西域的经济生活以及文化信仰表现出少数民族对中原儒家文化的接受，从石窟壁画的图像当中也能发现西域少数民族文化自身的特色。安西都护府对研究唐史、中亚史、中外文化交流史有着重要意义^[10][15]。

都护府制度在西汉时期首次推行。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管辖西域的日逐王先贤掸投降汉朝，西域天山南北完全纳入汉朝管辖范围之内，郑吉为便于管理西域各国，便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西）设立“幕府”，即西域都护府，标志着西域由汉王朝直接管控^[16]。都护府制度从汉代一直延续到唐朝，唐朝将其制度推广到东西南北各个边境地区，安西都护府是唐朝建立的第一个，也是管辖西域地区最高的军政机关，维护着唐朝疆域最西部的管辖地区，见证着唐王朝疆域的兴盛与衰落^[17]。

唐朝建国之初，西域边陲即天山南路周围有一个城邦和五个国家发展势力较大，分别是伊吾城（西突厥属地）、高昌、焉耆、龟兹、疏勒、于阗^[18]。唐高祖李渊在统治事业上开始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同时积极与西域各国发生政治交往，在武德四年（621年）迎来了西域二十二国相继向中央朝贡的外交盛况^[19]，作为威胁唐代边陲稳定的重大隐患——西突厥也与唐王朝保持着和睦的外交关系。随着通往西域道路上的政治经商、贸易往来不断扩大，边镇藩国之间产生利益矛盾，在贞观六年（632年）焉耆向中央请求开“大碛qì道”^[注1]进行贸易往来，却引起了高昌国对焉耆的嫉妒^[21]。贞观十三年（639年）乙毗咄陆可汗结束了西突厥长期分裂的局面，一统两厢、十姓，重新成为草原霸主，在军事策略上有意与唐朝为敌，并在其后不久挟持高昌王，通过不断骚扰焉耆向唐王朝发起挑战^[22][23]。

焉耆与高昌之间互相侵扰严重影响唐王朝西北疆域的稳定，贞观十三年（639年）十二月，唐太宗任命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左屯卫大将军薛万均、萨孤吴人为副总管领步兵、骑兵数万向西出发征讨高昌。高昌王麹qū文泰问询忧惧而死，儿子麹智盛继位，次年八月侯君集攻破高昌城，高昌城灭^[8][24]，并在高昌城的基础上设立西昌州，具有羁縻州的性质，但稍后不久，又将其改为西州，标志着高昌故地正式州县化^[25]。同时突厥军阿史那社尔攻占可汗浮图城，西突厥欲谷设闻讯撤军逃走，高昌之战，唐朝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促使唐高宗有了向西开拓疆域的决心^[21]。

为稳固对高昌统治，唐太宗与大臣之间在治理方针上发生了分歧：唐太宗认为将高昌城设立为政府直接管辖的州府，便于统治西域各部属国；而以褚遂良、魏徵为首的官员反对建州措施，认为在边陲驻扎军队、派遣官员，劳民伤财，主张恢复原初的羁縻统治，扶持麹智盛称王。但唐太宗力排众议，坚持将高昌城故地设置为西州^[26]，下辖五县（交河县、天山县、柳中县、高昌县和蒲昌县）^[27]，将归降的可汗浮图城设为庭州^[28][29]，并在交河城设立安西都护府监管边疆事务^[26]。中央任命乔师望为第一任安西都护，其在职期间主要通过授勋、任职和授田等方式安抚、联合高昌国民众，维护唐朝在西域的统治^[8][30] 。

贞观十六年（641年）九月郭孝恪接替乔师望出任安西都护，恰逢西突厥攻占吐火罗，扣留唐朝使臣，侵扰大唐西部边陲^[31][32][33]。贞观十六 年 (642 年）郭孝恪遂在遏索山击败西突厥^[34][35]。其间，郭孝格任安西都护兼西州刺史，一身二任，安西都护府和州府原本掌管州镇内不同事务一下变成合署办公，由安西都护府代行西州的职权^[36]。

贞观十八年（644年）前西突厥反唐势力与焉耆、龟兹绿洲城邦结成同盟阻碍唐朝战略西进的脚步，唐中央再次任命郭孝恪为西州道行军总管，出击焉耆^[31][37]，战争胜利之后太宗大肆嘉奖了郭孝恪的胆识和谋略^[38]。贞观二十一年（646年）新立的龟兹王似对大唐有不敬之意，唐太宗遂命郭孝恪与阿史那社尔联合出兵征讨龟兹^[39][40][41]，龟兹王西逃拔换城，郭孝恪负责驻守，在龟兹城中被反叛势力所杀^[31]。阿史那社尔于次年四月擒获龟兹王布失毕，平定了龟兹国的叛乱^[35][39]。

显庆二年（657年）正月，唐中央任命苏定方平定阿史那贺鲁叛乱，同年十二月，唐将苏定方率领大军击败沙钵罗可汗军队，阿史那贺鲁逃往石国，西突厥政权灭亡^[42]。自此，唐朝统一了西突厥的全部辖境。其后，唐中央将安西都护府迁至龟兹，任命麹智湛为安西都护^[43]，在西州设西州都护府^[6]，并设立安西四镇，即龟兹、于阗、疏勒、焉耆^[39]；又在沙钵罗可汗（阿史那贺鲁）统治区域内又设置昆凌、蒙池都护府协助管理，其后安西都护府晋升为安西大都护府^[32][44][6]。

公元七世纪初，吐蕃松赞干布便与唐朝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但其死后，禄东赞其子钦陵（官名，吐蕃宰相）违背松赞干布意愿，对唐朝发起了一系列进攻，在唐蕃对立，发生军事冲突之间，安西都护府数次迁回西州，安西四镇在唐蕃之间数次易手^[4]。

龙朔元年（661年）吐蕃发兵攻占吐火罗，切断了唐朝同乌浒水域诸羁縻州府的交通联系，并于龙朔二年（662年）策动龟兹的反唐势力，攻陷庭州等藩国^[39]；龙朔三年（663年）吐蕃兵分两路大破吐谷浑，在唐朝连番惨败的情况安西四镇丢失其二，虽然大都护建制级别仍存在，但西北边陲形式逐渐恶化在所难免。麟德二年（665年）裴行俭上任安西都护府，西域诸国又多向唐朝归附^[45]。

乾封二年（667年）昆陵都护——可汗阿史那弥射和濛méng池都护——可汗阿史那步真去世，原藩国则相继依附于吐蕃^[46]，仅保留下来伊州、西州、庭州及安西四镇，安西作为大都护府名不副实，被降级为安西都护府^[47]并迁回西州，在其下设立金山都护府。咸亨元年（670年）唐朝经历了大非川之败以后，安西四镇、河源地区近乎沦陷^[6][48]。

但由于吐蕃内部之间争权夺利的现象屡禁不止，西域各国不愿接受吐蕃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于上元二年（675年）唐朝军队在西域各族人民的积极支持下，迫使吐蕃武装力退出四镇^[3]，唐在此基础上又分别设立毗沙都督府、焉耆都护府、龟兹都护府、疏勒都护府^[49][5]。

仪凤二年（677年）西突厥阿史那都支与李遮匐再次威逼安西^[50]，裴行俭向西突厥发动奇袭，平定西突厥之乱，并在碎叶城立碑纪功^[45][51]，碎叶城置镇后一度成为安西都护府治所；高宗末年，吐蕃赞普去世，年仅八岁的器弩悉弄继位，国政被钦陵等人把持并借机勾结西突厥贵族继续与唐朝为敌，永淳元年（682年）吐蕃攻下四镇大部分地区，并临近敦煌^[3]。

垂拱元年（685年）以仆固、同罗两部落为首的反唐势力投奔突厥，回纥失守，田扬名被罢免，其后不再任命金山都护^[52]。武则天决定着手改变被吐蕃欺压的现状，同年任命阿史那弥射的儿子元庆承袭兴昔亡可汗，垂拱二年（687年）任命斛hú瑟罗为继往绝可汗， 同年唐朝设置在西域的金牙军恢复了对安西四镇的控制权，安西都护府再次晋升为大都护府^[52]。

垂拱三年（687年），武则天命韦待价为安息道大总管征讨吐蕃^[53]；垂拱四年（688年）西北战事因武周政权的变动而失去战机，四镇又失，西州堪危^[54][55]；永昌元年（689年）韦待价征讨吐蕃失败，被留在了绣州，与之同行的安西大都护阎温古被斩首^[56]，安西大都护府再次降级，返还治理西州。长寿元年（692年）王孝杰收复四镇^[57][58]，次年，安西定制为大都护府，复置龟兹^[39]，重新安置四镇，将唐朝国界重新推至葱岭一带，并于长安二年（702年）罢废西州都护府，设立北庭都护府^[6]，与西域都护府共同治理新疆地区，标志着武周对这一地区统治的全面强化^[3]。

开元四年（716年）由于玄宗的第三个儿子陕王遥领安西大都护府制度的创立^[59]，昭示着唐廷对边将权势的裁抑^[48]。唐政府加强了对青海、河西一线的防御能力，吐蕃在东线无机可乘，遂向西发展，稳固吐谷浑局势，攻占小勃律（今克尔米什西北部），并于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发动了石堡城之战；与此同时，大食完成了对河中和乌浒水域（阿姆河）的武力征服，天宝十载（751年）高仙芝计划远征河西，七月高仙芝率三万士兵在石国（昭武九姓之一）重镇怛罗斯集结^[60]，与当时统治在这片区域内的阿拉伯军队发生冲突^[61]，此次战役的失利不仅终结了唐朝的岭外政治主权，而且进一步诱发了安史之乱^[62]。

天宝十四年（755年）中原爆发安史之乱，唐玄宗逃遁四川^[63]。至德元年（756），肃宗在灵武即位，在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安置安西四镇节度使并兼安西都护的职责，都护府只领羁縻府州及藩属国，亦称安西府^[64]。随后在同一年，唐肃宗发诏勤王，安西、北庭两节度使分化为入关勤王的安西、北庭行营和留守西域的安西、北庭留后两支^[63]。

至德二载（757年）唐肃宗以“安”为叛首为姓，“更安西曰镇西”，始建镇西、北庭行营（除于阗tián外），将二行营并为一营，以李嗣业出为首任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安西、北庭行营入关后先驻防河内，后移防邻州和泾州，在此过程中已发生两次兵变，均被镇压。第一次发生在乾元元年（758年），由于二庭行营是由安西、北庭两系将士组成，其中存在着派系矛盾，北庭兵马使王惟良谋作乱，叛乱发生后李嗣业联合另一北庭系军将除去王惟良^[65]。

宝应元年（762年）四月代宗继位，在对外政策上一改往日肃宗安内重于攘外的政策，将汉围领土主权上升至历史议事日程。同一年，蕃军大举犯唐，攻防临洮、成州、和州等城堡多处。宝应二年（763年）史朝义授首，连亘八年的安史之乱已彻底荡平，四月，代宗派出了以御史大夫李之芳、兼御史中丞崔伦为正副使的外交使团赴蕃，却被吐蕃扣留，暗示着两国关系已完全决裂，其后吐蕃阻断河陇，唐朝东西疆域断裂为二^[66]。

大历二年（767年）以后河西渐没，安西、北庭又恢复了二府分治的传统体制。对外与回纥结盟，仍为唐苦守飞地，而与移驻邠bīn、泾的四镇、北庭行营遥相呼应，共抗吐蕃^[67]。

同年，代宗颁布诏书：“徙马瑛为泾原节度使，以邠、宁、庆三州隶朔方，先往城泾州，以都虞候段秀实知邠州留后。”^[68]把经营完善的邠州拱手交归朔方军坐享。于是刀斧兵马使王重之因之密谋聚众拒命，这是行营创建以来第二次兵变^[69]。

建中二年（781年），沙洲沦陷，西域地区派遣使者，绕道回纥才最终抵达长安，其后任郭昕为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使，大力嘉奖在西域抗战军官^[70]。建中四年（783年），因安西、北庭拒绝奉诏自泾州移镇原州，引发泾原兵变，直到兴元元年（784年），泾原兵变才被镇压^[3]。贞观五年至六年（789年—790年）吐蕃大举来犯北庭、吐蕃大举来犯北庭、回纥大相颉于迦斯统兵驰援，与杨袭古合势迎战，但最终兵败，贞观六年(790年)北庭陷蕃^[9]。吐蕃在攻陷北庭之后转向于阗，而和田文书中有关汉文的记载最晚也直到790年，学者薛宗正认为于阗的沦陷很有可能也在同一年^[9]。贞元七年（791年）后新疆北部同河西地区最终于与吐蕃势力完全连成一片^[3]。贞元十一年（795年）奉诚可汗卒，陕跌骨咄录自立为汗，开创了回纥汗国跌跌王朝。这一王朝二代君腾里野合可汗在位之世（永贞元年至元和三年，805年—809年）安西局势最危，回纥可汗曾两次对唐在西域驻军驰救，在元和三年的营救中，唐军失败，安西终沦于吐蕃。其后径州军队仍然沿用了安西都护的名号^[9]。

会昌三年（843年）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病死，发生了昭义镇对抗朝廷的事件。对昭义之乱的平定是唐王朝干涉地方藩镇割据的最后一次胜利，对于提高唐中央朝廷权威和增强对地方藩镇的控制力有着很大的积极意义，战争结束后各路割据藩镇重新遵守朝命，唐朝在形式上获得了统一，史称“会昌中兴”^[71]。

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张议潮乘吐蕃部落的宗教矛盾发动起义，夺取沙州、瓜州，然后向周边地区扩展，先后光复了瓜、甘、肃等十州，并遣使长安向唐王朝告捷。咸通七年（866年）收复凉州之后，河陇大部分归于归义军控制之下，河西走廊重新为唐所有^[72]。

安西都护府的管辖范围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唐王朝的军事扩张战略不断发生变化^[4]。首先安西都护府最早设立在交河城，而后随着对龟兹讨伐的成功，又设立龟兹（今新疆库车）、于阗（今新疆和田）、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托克马克城）、疏勒（今新疆喀什）四镇和三十四州县。武周时期又设置北庭都护府管理在天山南路属国，将安西都护府迁往龟兹，统辖天山南路畋tián沙（治所于阗）、疏勒（治所疏勒）、焉耆（治所焉耆）、康居（治所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大宛（治所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附近）等都督府^[3][6][73]。

安西与北庭都护府的设置有效行使职权，将天山南北连成一片并使之成为唐朝统治的一部分。显庆六年（661年），于阗以西、波斯以东的16个国家相继依附于唐朝，唐在其地分设16都督府，下辖89州、110县、126军府。至此大唐西部疆界推至咸海，其势力范围更是延至里海。 安史之乱（755年）后，唐朝的西北疆土尽数被吐蕃抢夺，763年占领了河西陇右大部分地方，8世纪末又占领了西域南疆^[3][7]。在气候类型上，安西都护府绝大多数管辖地区在今新疆境内，属于温带大陆气候，降水少，气候干燥，以沙石道路为主^[74]。

唐代对西域的管辖制度本质上是汉、晋西域都护府军政治传统的继续和发展，其特点是以军府而兼理民事，以都护府、大都护府、节度府为军政合一的边务领守中枢，其下属机构则是呈现为军政分离、汉蕃分治的二元管理体系，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到显庆三年（659年），安西都护府是唯一掌管碛西事务的最高军政领导中枢，后来建立了西州都护府、金山都护府、北庭都护府为其下属机构，辅佐管辖碛西事务^[1]。

唐代都护是朝廷高品正员命官，与内地都督府一样是地方机构并掌管边远民族事务，分为大都护府和上都护府。大都护府的官员有：大都护一人（从二品），副大都护二人（从三品），副都护二人（正四品上），长史一人（正五品上），司马一人（正五品下），录事参军事一人（正七品上），录事二人（从九品上），功曹、仓曹、户曹、法曹参军事各一人（正七品上），参军事三人（正八品上），上中下三级，组织机构完整^[10]，除都护府内的军官要职之外，府州内设立乡、坊及县级以下基层民政组织，又有乡正、坊正、渠长^[11]。

都护府制度既可以被划归为军事行政区，也可以被划归为少数民族特别行政区，一般具有两种性质：一是统帅各个羁縻府州的都督、刺史，掌管军政、治理民事，管理归附的少数民族，负责当地安全；另一类是监察区，监督赏罚，叙录勋功，本着“全其部落，顺其土俗”的原则设置州府，对少数民族的内部事务一般不予干涉^[75]。都护府的职能一般包括：负责维护辖区内统治秩序，对内部依附的民族进行编户；保卫本府所辖各府州的安全，防止他国侵犯；考核并记录都护府内下属各州府都督、刺史与中央合作的情况及治理功绩；镇压人民反抗，征讨叛乱^[10]；同时还有一定的外交权，唐中后期的安西主政大员的官衔中往往带有御史大夫的名号^[11]。

安西都护府是管理西域的最大军事机关，伊州、庭州等均在安西都护府的管辖之下，而在郭孝恪担任安西都护府之后都护的职能和西州州府的职能合并在一起，安西都护府实际上又代行了西州的职权^[36][76]。

唐中央在都护府之下，设置了军，军的首脑是经略使，多由刺史兼任；军之下是守捉；守捉之下则是守捉使； 守捉之下是城；城下为镇（镇是唐朝驻屯边防军队的基层单位）；镇设镇将、副镇将、录事各一人，以及仓曹、兵曹参军二人；镇下有烽；烽下有戍堡；烽、戍有帅，等级分明，职责明确。各级军事机构都驻有一定的兵员、配备一定的军马。大军的兵额达万人、守捉城的兵员多则三至四千人、少则五百人。显庆三年（658年）以后安西大都护下设立的龟兹、于阗、疏勒、 碎叶四镇、兵员和军马遂有定额： “安西都护府镇兵二万四千人、马二千七百匹、都护兼镇西节度使 ” ，安西都护府所统率的骑兵称 “安西兵 ”。^[77]设置孔目官管理行田、信使、传令、押马参与军并部署等^[11]。

早在贞观十四年（640年）设立安西都护府时，唐中央便开始在当地设立地方行政制度，参照中原模式，设立了城、村、坊等基层建制并管理当地百姓的户口、年龄、土地等信息^[78]；

设立城局官、掏拓所，负责城市的规划管理，有修筑城池、开凿水渠等职能；在西域大兴屯田，实行税收制度，补充军费，推行的军政合一制度；重视交通建设，设有驿站、烽馆，安置马匹^[11][79][80]。

针对西域地区的赋役制度，《魏书》记载“税赋准地征租，无田者则税银钱。”，有掏拓（修筑水渠）、助屯（差征民丁到官府屯田上劳作‚以解决屯田上的劳动力问题）及各种大大小小的杂征、科税。安西都护府对西域的管辖不仅有助于稳定唐朝边疆事业的开拓，同时也对这一区域的经济开发，中西交流文化，包括丝绸之路都有很重大的作用^[11]。

安西都护府的外交职能主要有对内对外两个部分。对内：统辖羁縻府州是边疆都护的首要任务，其本身就兼具协调西域本民族事务和外国使臣的职责。安西都护府下辖四镇都督府四，州三十四； 河西内属诸胡府二，州十二；西域府十六，州七十二，可见业务范围之广；在治理城市区划外，由于外国商人来华进行贸易互市，所以都护亦负有管理互市之职责^[12]。其次是“以导宾贡”，《旧唐书》载贞观二十一年（647年）铁勒、回纥诸部内附，唐政府“于故单于台置燕然都护府统之，以导宾贡。”^[81]，为了完成“以导宾贡”，唐中央在丝绸之路沿线设下各路驿站、客馆，《新唐书》卷217《回鹘传上》中便称邮驿之数为六十八所，驿馆中“置群马、酒肉待使客；此外，如果西域藩国不向唐朝贡，则都护亦可能以武力征讨之^[12]。

对外：都护还需对诸蕃进行抚和、对外交涉，以巩固和加强他们与唐朝的关系，都护若不善抚和不仅可能导致蕃戎离心，严重者还可引致边患。由于都护与境外经常互通使命，所以都护也有接传使臣的任务^[12]。此外外交职责还包括让蕃国向唐纳质，纳质是维系双方外交关系的重要方式之一；在特定情况下唐朝对于某些有功之蕃国首领进行册封之后可能会赐予的俸禄，而这些俸禄有时会由相关都护转赐^[12]。发生战争交锋时，都护有“辑宁外寇，征讨携离”的职责，蕃国遭受危难时须由都护府出兵救助，此外也有利于掌握蕃国动态及国情，并及时上报朝廷^[12]。

唐代对西域的控制范围包括今天山以北及巴尔喀什湖一带的广阔地区，葱岭以东天山南部地区，甚至东起葱岭西至波斯，因此唐代是“千城百国”，同时区域间民族文化沟通交流紧密，不仅体现在西域少数民族对中原文化的吸收，还表现在西域文化逐渐成为唐朝市民风俗中的一部分^[13][82]。

受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的影响，安西都护府种植的经济作物多为稻米、小麦、粟、菽一类；瓜果蔬菜种类丰富，葡萄酒和蚕丝的生产是当地一大特色；但畜牧业也是主要生产方式，杂揉了农业经济与牧业经济。西域在服饰原材料上以毡、毛、布为主，随着先进生产技术的传播，如养蚕摸丝技术、棉花种植、纺织技术对其影响也在服饰上体现，但这些布料十分昂贵、稀有的。^[83][84]。在货币流通领域反映了一些民俗特征。如《大唐西域记》所记阿者尼 、屈支（龟兹）以及跋禄迎 “ 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反映了当地的交易民俗状况。这种地产的货币，是西域人民开采、冶炼金属的象征。此外，西域人民还擅长铸造铜器，兵器主要有弓、刀、甲、稍等类型^[85]。

唐朝西域地区比较流行的帽子样式有白毡尖帽、幞fú头、羃mì䍦lí、帷帽、胡帽等^[82]；

白毡尖帽是西域劳动人民的一种常见的帽子^[82]；

“幞头”是由汉晋幅巾或者燕巾逐渐演变而来，到北周时期才形成固定形式 。 “幞头” 即“ 折上巾”可用以代冠，则属于常服，也可以属于一般人的首服 。 初、盛唐时的“幞头”， 前低后高施屋分级，两脚后垂叫做“垂脚幞头”也称“软裹”。男子头戴“幞头”着圆领袍服，算袋垂挂腰间。女子梳高髻，着长裙。 这是隋唐时期中原地区和西域风靡盛行的时装^[82]；

羃䍦，是北朝时从北方和西北传入的一种女帽。这种帽子周围垂下很长的网帷(称  为“裙”),可以将骑在马上的妇女全身都遮蔽住。网帷上有时还缀以珠玉。后来随着社会风气的开放，帷帽代替了羃䍦^[82][87]；帷帽是唐代西域与中原地区流行的首服。《说文解字段注》“帷帽，如今席帽，周围垂网也”^[82]；

胡帽，又称“ 浑脱帽”或‘胡公帽”。一般多用较厚的锦缎制成，帽子顶部略呈尖形，四周绣织花纹，间或镶嵌各种珠宝。 西域少数民族皆着翻，古称折领，窄袖紧身衣，头戴胡帽^[82]。

唐一代在新疆广大地区流行的妇女发髻主要有“宝髻”“椎髻”“高髻”“螺髻”“回鹘髻”“义髻”等^[82]；《新唐书·五行志》云“唐末京都妇人梳发以两鬓抱面，状如椎髻，时谓‘抛家髻’”；在发髻上点缀花钿、钗簪、金玉花枝等装饰物是宝髻的通称；螺髻，髻形似螺状，本为佛顶之髻，是指顶中梳单螺髻而言；“回鹘髻”又称“惊鹘髻” 此乃西域地区妇女固有的一种发髻。此髻作向止腾举势，因此被形容为“离鸯惊鹄之髻”；“义髻”，又称“假髻 ”，与现在的假发相似，古之“假髻”或以髮髢dí加添而成，亦有用铁丝织成而编以发加之于髻上^[82]；

花钿，又花子、媚子。花钿样式繁多，它不是用颜料染出，而是将剪好的花样贴在额前眉心处的一种装饰。更甚者还有金、银、羽翠制成的五彩花子，是唐代西域地区流行的妇女面饰^[82][89]；

随着唐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规模的扩大，西域服饰款式日臻新颖，种类逐渐增加，质料更趋华美^[82]。

窄衫小袖衣是西域妇女和庶民特有的一种服装 ， 中原称为“胡服” ；通常妇女肩上还会披一条长帛，叫做“帔帛”，通常以轻薄的纱罗裁成，长度一般在两米以上，用时将它披搭在肩上，并盘绕两臂之间，这种饰物来源于中亚，盛行于隋唐，成为女装中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盛唐以后， 女装流行褒博，帔帛与褒衣广袖相配，更突出了这一时期女子服装丰润飘逸的特色^[82][90]。

半臂襦裙：“襦”史籍均有记载《释名》 “ 摇，暖也，言温暖”。颜师古《急就篇注》“短而施要日孺”。孟为齐腰之短衣，且为絮衣。“半臂”又称“短袖衣”是自魏晋以来由上襦发展而出的一种无领或翻领对襟或套头短外衣。其制略同于“辆档”。《唐书车服志》载“辆档之制，一当胸，一当背不扁玄短袖覆膊”^[82]。

到了唐代，西域地区的婚嫁风俗既受到中原传统婚嫁礼仪的影响，又保留了西域少数民族固有的婚嫁习俗，极具地方特色^[92]。

西域的婚礼仪式在唐代之后，逐渐受到唐代婚姻观念的影响，仪式主要包括通婚书、答婚书、女家受函仪、成礼夜祭先灵等，分为两类便是订婚和成婚两方面。女方需铺设帐仪、同牢盘合卺jǐn杯、贺慰家父母语等，这些基本沿袭周代的“六礼”之说^[93]。

其中成婚之时无参拜舅姑之礼。但会有咒愿新婚夫妇的习俗，而这种咒是一种吉咒，是伴随卜卦占算内容的祝福歌，实际上就是对人进行祝福，佛教的咒愿文，主要是劝新婚夫妇修持。此外还有“男跪女揖”的习俗，即新郎伏地叩头，而新娘是站立作揖^[93]。

最后，婚礼在撒帐过程中傧相和男女新婚之人都要读诗，之后在女堂中闹新房，这一系列活动包括去扇、去帽、去花、脱衣、合发、梳头、系指头、去离心、下帘等，围绕新娘逐一除去妆饰，由傧相咏相关诗词 ， 新娘须依令而行^[93]。

西域的婚礼不拘于一夫一妻的单一形式，具有一夫一妻、一夫一妻多妾、一夫多妻、一夫多妻有妾多种形式同时存在^[94]；此外还存在收继婚的“乱伦”制度，又称“转房”“挽婚”，即寡居的妇人可以由亡夫的亲属继娶^[95]。另外还有“奠雁”“青庐”“转毡”“坐鞍”等胡人婚礼的仪式融入了中原文化中^[96]。

“奠雁”：敦煌卷子 （Ｐ2646）有对“奠雁”的详尽叙述：“升堂奠雁，令女坐鞍上，以坐障隔之。女婿取雁，隔障掷入堂中。女家人承将其雁，以红罗裹无色绵缚口，勿令作声。其雁以后儿家将 贖取放生。如无雁，结彩代之亦得。”概当时新 妇升堂奠雁后，即坐马鞍上，由女婿将雁掷入堂中。这一套做完，男子大概就可以把他的妻子带走了^[92]。

设“青庐”：在唐朝又称“铺设帐仪 ”“入帐”或“登虚帐”是指用青布幔为屋，在此交拜迎妇。所谓“青庐”实际上是用青布搭盖的临时帐篷，是北朝时期用作举行婚礼的地方^[92][96]。

“转毡”：所谓“转毡 ”就是亲妇迎至门，先引至一长条毡席上行走，即“不得踏地”。所谓 “新妇至门，步履不着地，以毡展转承而行”，故称“转毡”^[92][96]。

“坐鞍”：‚北朝乘马鞍的习俗是受到古代北方民族尚鞍马之影响所及，新娘入门时必须在马鞍之上，反映了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汉族习俗的猛烈冲击^[92][96]。

关于西域人的丧葬习俗，《大唐西域记》中的一段文字记载“死则焚骸，丧期无数，剺lí面截耳，断发裂裳，屠杀群畜，祀祭幽魂。”。西域人实行火葬 ，把死者连同棺材一起焚化，然后举行七天的哀悼。焚骸、丧期、断发、裂裳的这些特点都与印度古俗一样。所谓“剺面”就是拿刀划伤自己的脸颊以表示对逝者的悲痛，此外还有“拍额”“椎胸”等等行为，这些都与印度佛教的东传有着密切的关系^[97][98]。

从吐鲁番出土墓志看，进入唐朝后当地墓志开始改变高昌地区传统的书写方式，逐渐与中原趋同，开始出现“大唐启运，泽被西州”等措辞，体现出对唐朝领导能力的认同^[15]。《旧唐书》载唐代名将哥舒翰“好读《左氏春秋传》及《汉书》”，可见当地人普遍学习汉文化的情形。在和田出土的唐代文书中也见有《兰亭序》的临本，作为中原文化中最经典的书法范本，《兰亭序》的发现印证了中原书法文化在西域地区的广泛传播^[15]。

从壁画遗存的地区来看，隋唐时期新疆诸石窟所遗存的壁画分布较广，且主要集中在古丝绸之路沿途，重要遗存则分布在拜城、库车及吐鲁番的附近地区，它们分属于古代的龟兹、高昌等西域邦国的辖区。重要的遗存在古龟兹地区有拜城的克孜尔石窟，库车的库木吐拉、森木塞姆、玛札伯哈石窟，以及新和的吐乎拉克埃石窟，古高昌地区的遗存有柏孜克里克、胜金口、雅尔湖等窟。此外甘肃也为安西都护府的历史发展保留了许多图像证据，其中就包括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东、西千佛洞、炳灵寺石窟^[99]。

“东渐西来”的宗教文化在西域这块丰饶的 土地上汇集、交流、融合‚一同构筑了西域民众精神信仰的家园‚形成以佛教为主的多宗教并存的格局。这是唐代西域民众宗教信仰的基本特点^[14]。

于阗、疏勒、龟兹、高昌等地都是当时有名的佛教圣地和佛教中心，寺庙塔窟林立、佛像庄严、僧徒众多、法教肃穆，特别是各地定期举行的佛教大会，举国上下异常隆重。《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就记载了高昌王麴文泰对玄奘的厚重礼遇，喻示了佛教在高昌乃至整个唐代西域至高的社会地位^[14]唐朝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玄奘西行取经，途经龟兹国时于《大唐西域记》中记载了当时的佛教盛况“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经教律仪，取则印度”及“每岁秋分数十日间，举国僧徒皆来会集。上自君王，下至庶士。捐废俗物，奉持斋戒，受经听法，渴日忘疲”^[100]。

祆教（又称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新唐书·西域传》中也均记载疏勒、于阗等地皆“俗祀祆xiān神”“喜事祆神”。祆教在当时的高昌、于阗、疏勒地区均有分布并成为这些地区的民众乐于信仰的主要宗教之一，门设置了管理祆教的机构——萨宝府，并设置祆正、祆祝、率府、府史等职员进行管理显示了祆教在西域地区的广泛流行^[14]。

自唐初以来，来西域经商或定居的摩尼教徒（基督教的一支）与日俱增，他们在今天 的吐鲁番、罗布泊等地定居下来，形成了摩尼教徒聚居区。而摩尼教徒的活动仅限于聚居的粟特人，摩尼教在当时影响并不大，正史中也鲜有记载。直到9世纪中叶，以摩尼教为国教的回鹘迁入高昌，才使摩尼教迅速传播开来^[14]。

大概在7世纪前后，高昌地区已有景教徒活动，当时的吐鲁番地区可能已经成为西域的景教中心^[14]。

据敦煌藏本唐光启元年（公元885年）的《沙州伊州地志》（残卷）记载，在当时的伊州地区共有道观三座，而该地志所记载的当时伊州的佛教寺庙也是三座道观与占主导地位的佛教寺庙数量相同，这也表明了道教在西域地区的传播之快，影响之大^[14]。

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详细记载了于阗人崇拜老鼠的情况。20世纪初，斯坦因在于阗的丹丹乌里克遗址发现了一块描绘这一古老传说的板画，画面是一个“奇异的 鼠头神像”，这是萨满教遗风犹存的又一佐证^[14]。

安西都护府都护府作为唐朝在边疆地区的最高军政管理机构，其权限极重，职能范围广泛^[11]。站在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讲，安西都护府的频繁罢免和升迁中，从侧面见证了唐王朝向西域边陲开疆拓土、军事实力由盛转衰的历史^[4]。对于唐王朝军事战略而言，安西都护府的设立使各民族上层人物参与国家管理，提高了唐王朝在各族中的威望，加强了中央与周边属国的联系，便于及时防范外来民族入侵和掌握中亚地区民族发展局势，维护国家统一，保卫边疆和平稳定；对于经济民生而言，中原地区由于外来文明的引入，提高了唐朝社会整体的经济消费能力^[74]，同时西域一直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安西都护府的建立保障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有利于形成一个文化多元的国家^[15]。而从历史横向发展的角度来看，安西都护府的建立是对汉朝边陲政策的延续，另一方面其对民族文化开放包容的态度、进行羁縻统治的方法为我国当代民族事业的管理和完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10]。同时安西都护府作为唐朝的“外交部”，在处理国家关系问题中，表现了在维护本国利益上尊重和拥护其他国家的发展，为当代国际交往政策的事实提供了历史经验^[12]。此外，将安西都护府作为研究客体对提高唐史、中亚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完整度有着重要意义^[11][12][15]。

关于安西都护府遗址具体在今天新疆的哪一个区域，史料文书上并未有明确记载。薛宗正认为安西大都护府遗址应位于豆勒豆尔奥库尔遗址群^[103]，而北京大学林梅村教授则认为安西大都护府遗址应在今天的库车皮朗古城北门外雀鲁拔克土墩^[104][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