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都护府

西域都护府是汉朝时期在西域设置的管辖机构，^[1]初始职责为兼护南北两道，管理屯田，督察西域诸国。^[2]最高长官为西域都护，相当于郡太守，^[3]其管辖范围为葱岭以东，玉门、阳关以西，昆仑山以北，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4]

西汉时期，汉武帝刘彻北击匈奴，西破楼兰、车师，联乌孙、伐大宛，引得西域诸国纷纷内附，西汉朝廷设置专护使者、校尉，管护西域诸国。^[2]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侍郎郑吉攻打车师国，迎匈奴日逐王降汉，被朝廷任命为统领西域南北两道的使者。不久，汉宣帝设置西域都护府，以郑吉为第一任都护，^[5]辖有西域三十六国，其范围西到葱岭、东抵阳关，南北有大山。^[6]在汉哀帝、汉平帝时期，除康居、大月氏、安息、罽jì宾、乌弋山离因距离中原皆以“绝远”不属西域都护管辖外，西域其余五十个小国都在西域都护府管辖之下。^[7]王莽代汉后，因擅杀而引起西域诸国不满，焉耆国袭杀了西域都护但钦，又伏击继任的西域都护李崇，西域与内地联系断绝，^[8]西域都护府首次废弛。^[9]

东汉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汉明帝刘庄派兵北伐匈奴，次年重置西域都护，^[9]彼时鄯善、于阗、疏勒等西域诸国归附东汉。^[10]汉明帝去世后，焉耆国、龟兹国反叛作乱，袭杀西域都护陈睦，汉章帝刘炟dá停派西域都护，西域都护府二次废弛。汉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班超平定西域，东汉朝廷恢复西域都护府，并任命班超为都护，设都护府于龟兹。之后班超率兵攻降焉耆国，西域五十余国归附。班超任都护后，西域都护府在其治下有了很大的发展。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西域诸国反叛，多次围攻都护任尚、段禧等人。东汉朝廷难以管理，罢派都护，西域都护府最终废弛。汉安帝延光二年（公元123年），东汉朝廷为震慑匈奴，任命班超之子班勇为“西域长史”，行都护之职，屯驻柳中。^[9]汉朝之后，后凉开国皇帝吕光也曾短暂设置过西域都护府。^[11]

西域都护府的建立标志着西域正式纳入汉朝版图，开启了中央政府治理西域的先河，自汉代以后，历代中央王朝都在西域设置机构行使管辖权。^[12][13]西域都护府建立后维护了西域与内地的统一；^[14]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有力推动了中原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15]还加速了西域文明发展。^[14]

汉武帝刘彻时期，西域诸国内附。西汉朝廷为西域诸国设置专护使者、校尉，加以管护。汉宣帝刘询时期，郑吉攻打车师有功，被任命为护鄯善以西南道的使者；随后匈奴日逐王降郑吉，西汉朝廷遂又命郑吉护车师以西北。因郑吉统领南北两道，汉宣帝将使者名称改为都护，郑吉为第一任都护。^[9]郑吉在西域中部建立的都护官署，被称为“西域都护府”。^[5]

公元前2世纪中叶，匈奴势力伸展到西域，并不断向汉朝发动进攻。汉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29年），车骑将军卫青奉命率大军出上谷击匈奴，首战告捷。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卫青又率兵出云中，匈奴白羊王、楼烦王不战而逃。汉军一举收复河南地，设朔方郡和五原郡。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军出陇西击匈奴，击杀、俘虏匈奴数千人。同年汉军又在祁连山谷大败匈奴。随后汉朝在河西走廊先后设立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并将秦长城从令居延伸到了玉门关和阳关，隔断了匈奴与青海境内羌人的联系。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第三次率军出定襄击匈奴。匈奴军臣单于败逃。同时，霍去病军出代郡，在狼居胥山（内蒙西苏尼特以北）大败匈奴左贤王，匈奴溃退漠北。汉朝政府自朔方以西至令居置田官，通渠屯田。^[16]

彼时汉武帝得知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已经强大起来，不愿服从匈奴，于是派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招乌孙东返敦煌一带，与汉共同抵御匈奴。乌孙内部稳定后，成功与汉朝联姻，双方结成共同对付匈奴联盟。在此次出使中，张骞还派人对大宛、康居、大夏、安息、身毒等地进行友好访问，加强了他们同汉朝之间的联系。元封二年（公元前108年），从票侯赵破奴率领汉朝军队，一举降服了作为匈奴耳目的楼兰和车师，揭开了汉朝统一西域的序幕。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贰师将军李广利远征受匈奴控制下的大宛而获胜，^[16]西域诸国遂纷纷内附。西汉朝廷即从敦煌到罗布泊之间设立驿站，并在轮台、渠犁等地屯田，设置专护使者、校尉，加以管护。^[2]

西汉宣帝刘询时期，时任侍郎的郑吉在渠黎屯田，其调动西域各国军队攻破了地处交通要冲的车师，被任命为护鄯善以西南道的使者。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内乱，日逐王先贤掸向郑吉表达想投降西汉，郑吉即出动渠黎、龟兹诸国军队五万人，迎接日逐王，^[5]并击破车师兜訾城，车师从此归汉。因此，自车师前王庭沿天山南麓向西的交通道即所谓“西域北道”，以及自车师后王庭西向伊犁河流域的道路开始畅通，而匈奴势力从此退出西域。^[17]之后郑吉被任命为护车师以西北的使者。汉宣帝将使者称号改为都护，并任命郑吉为第一任西域都护，管理西域。而郑吉在西域中部建立的都护官署，被称为“西域都护府”。^[5]

此时西域都护府辖区有三十六城郭国，其范围是西限葱岭、东厄阳关，南北有大山。^[6]西域都护是西域都护府最高长官，相当于中原地区最高一级地方官——郡太守。^[3]初始职责为并护南北两道，管理屯田，督察乌孙、康居等外国动静。^[2]

自汉宣帝以郑吉为西域都护起，直至王莽时，中央政府连续设置都护，前后有18人，姓名见于史册的有10人。^[17]而在汉哀帝刘欣、汉平帝刘衎kàn时期，西域三十六国分裂为包括乌孙在内的五十五国。其中除康居、大月氏、安息、罽宾、乌弋山离因距离中原皆以“绝远”不属西域都护管辖外，其余五十个小国都在西域都护府管辖之下。当时五十个部落小国的分布情况是：天山南道，即昆仑山北麓有十个；天山北道，即天山以南有十二个；天山以北有十六个；葱岭（帕米尔）及其以西有十二个。西域都护府管辖的最西边，是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乌孙、今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和葱岭各部。^[7]

王莽代汉后，对各地官员进行降官改职，改匈奴单于玺为章；^[9]同时，车师后王姑句不同意协作开辟新道路，怕遭杀害逃奔匈奴，去胡来王唐兜因西域都护未能及时救援，也投奔匈奴，两人被王莽派人在西域诸国王面前斩杀，加深了西域诸国对中原的不满。^[18]始建国五年（公元13年），焉耆国因地近匈奴，首揭叛旗袭杀了当时的西域都护但钦。天凤三年（公元16年），王莽派五威将军王骏、新任西域都护李崇出使西域讨伐焉耆国，焉耆国假装投降，伏击王骏等人，王骏身死，李崇收拾残兵，退保龟兹。^[8][19]西域诸国重新依附匈奴，西域都护府首次废弛。^[9]

西域诸国不堪忍受匈奴的重税和剥削，于建武年间向东汉光武帝刘秀请求内附，表示愿意继续接受西域都护的管辖，遭到光武帝拒绝。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汉明帝派将帅北征匈奴，并于次年重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9]彼时，鄯善、于阗、疏勒等西域诸国归附东汉。^[10]汉明帝去世后，焉耆国、龟兹国反叛作乱，攻灭西域都护陈睦，汉章帝刘炟迎回戊己校尉，不再派遣新的西域都护，西域都护府二次废弛。^[9]

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大将军窦宪大破匈奴。次年，副校尉阎槃pán击破伊吾。永元三年（公元91年），班超平定西域，东汉朝廷决定恢复西域都护府，并任命班超为都护，设都护府于龟兹。^[9]永元六年（公元94年），班超发龟兹、鄯shàn善等国七万兵士，吏士、贾客一千四百余人，最后攻降焉耆国。至此，西域五十余国悉数派遣质子入朝表示归附。同时，班超为了同西亚、欧洲各国取得更广泛的联系，于永元九年（公元97年）派遣其属使甘英出使大秦（罗马）。甘英沿丝绸之路到达条支后，因波斯湾阻隔而终止前进。虽然甘英未能到达大秦，但了解了沿途各国的地理状况和风俗民情，并与之建立了友好关系，为中西交通的发展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条件。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班超年事已高，离杖不能行走，上书请求在有生之年能回到中原。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和帝批准班超的请求。^[20]之后，西域都护由戊己校尉任尚担任。^[10]

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西域诸国反叛，多次围攻都护任尚、段禧等人。东汉朝廷认为西域距离较远，难以及时进行援助，下诏罢免都护，自此放弃管辖西域，西域都护府最终废弛。延光二年（公元123年），敦煌太守张珰、尚书陈忠建议重开西域，以震慑匈奴。朝廷接纳了他们的意见，任命班超之子班勇为“西域长史”行都护之职，屯驻柳中（高昌壁东南），设置“西域长史府”行使“西域都护府”之职。^[9]汉朝之后，十六国时期的后凉开国国君吕光也曾短暂设置过西域都护府。^[11]

西域都护府的最高长官是都护，相当于中原地区最高一级地方官——郡太守。西域副校尉职权仅次于都护，又称副都护。正副都护都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都护府内处理日常军事和行政事务的属官是丞一人，司马、侯、千长各二人，其任命和撤换都由都护决定。戊己校尉虽然可以单独开府，实际上它也是西域都护府的一个组成部分，其驻交河城，主管屯田事务，协助都护安辑诸国，维护地方治安。戊己校尉府由“丞、司马各一人，侯五人”组成。^[3]此外还有伊循都尉，其为汉朝在伊循地区统领驻军和管理屯田的官吏。^[21]

西域都护府在西域地区的主要任务，除颁布和推行中央政府的各项政令，防止匈奴奴隶主贵族的掠扰，组织生产，稳定社会秩序、兼护南北两道中西交通安全以确保“丝绸之路”的畅通外，保护和管理屯田，也是西域都护府的重要职责之一。屯田，不仅是两汉中央欧权的经济措施，而且主要地还是一种政治和军事措施，是中央政权行使主权的重要标志。^[22]

据《汉书·郑吉传》记载，西汉时期西域都护府设在乌垒城；^[1]而据《后汉书·班超传》记载，班超担任西域都护后，将西域都护府设在了龟兹它乾城。^[10]而对于西域都护府古城真正的遗址，专家学者们存在不同意见，位于轮台镇牧业村西北处的奎玉克协海尔古城和距离该古城9公里处的卓尔库特古城，均被认为有可能是西域都护府遗址。^[23]

林梅村等学者认为，丝绸之路北道五城皆为汉代西域36国流行的圆城，而西域都护府设在乌垒国都乌垒城，那么该古城应是采用西域圆城与中原汉式方城相结合的建筑形式。奎玉克协海尔古城有两重城，外城平面呈方形，内城呈圆形，正符合这一特征。同时，调查者们在该古城中发现了彩陶片，而据史料记载，新疆彩陶一直沿用至汉武帝时期。因此，西域都护府遗址应为奎玉克协海尔古城。^[24]

陈凌等学者则以奎玉克协海尔外城墙上发掘出几处墓葬，人体骨骼测年数据显示为战国时期，认为该古城在战国晚期即已废弃，应排除其为西域都护府遗址的可能性。同时通过对卓尔库特古城的考古调查：卓尔库特古城内城城墙东部营建高台城址，从而形成内、外、高台城址的三重城结构，这种形制极为特殊，在新疆及中亚地区均较罕见；其房址规模体量较大，为目前新疆地区城址中单体最大；出土汉代器物具有长安地区典型特征，魏晋时期器物明显受到龟兹影响，可以和文献所记载魏晋时期塔里木盆地北缘的历史变迁相印证；根据地层堆积和出土遗物判断，高台城址建筑始建于战国，两汉时期最盛，魏晋时期衰落。陈凌等学者认为，西域都护府遗址应为卓尔库特古城。^[25]

西域都护府的设置，标志着西域正式纳入汉朝版图，开启了中央政府治理西域的先河。自汉代以后，历代中央王朝都在西域设置机构行使管辖权，如唐朝的安西大都护府、北庭大都护府，元代的行省制。^[12][13]

西域都护府建立之后，一直把维护西域与内地的统一，防止匈奴奴隶主贵族重新奴役西域地区，作为当时西域都护府的重要职责和中心任务。西域都护府严格贯彻执行汉朝中央政府的各项政策和政令，经常调解边疆各民族间的矛盾和纠纷，尤其是联合当时西域各民族继续反对匈奴奴隶主贵族的奴役，起了重要作用。汉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郅支单于却杀掉卫司马谷吉西奔康居，侵陵乌孙、大宛。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率领西域城郭诸国兵、从乌孙、大宛两处出击郅zhì支单于于郅支城，斩了郅支单于，从而保证了边疆的安定。^[14]

西域都护府的设立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有力推动了中原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西域的胡麻（芝麻）、胡豆（蚕豆、豌豆等）、胡瓜（黄瓜）、胡葱（大葱）、胡萝卜等植物和骆驼、驴、马的优良品种传入中原；中原的丝绸织品和铁器等工艺品源源不断地输往西域，大大丰富了当地各族人民的生活。西域与中原在文化上的交流，共同丰富了绚丽多姿的中华文化。中原礼仪制度、汉语典籍、音乐舞蹈等在西域广泛传播。汉代龟兹王绛jiàng宾娶解忧公主之女弟史为妻，中原的乐舞、乐器和音乐家随之带到龟兹，融合形成了龟兹乐舞。西域的乐器如琵琶、羌笛等传入中原，成为我国传统民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古代文化有着重要影响的佛教，也是经由西域传入中原的。^[15]莎车王延更受汉文化影响，继承王位后不仅积极推行汉朝政府的各项政令，而且还沿用汉朝的典章制度来治理自己的国家。^[35]

自汉代设立西域都护府后，屯田很有成效，屯田地区不断扩大，收入十分可观。特别是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派遣长罗侯常惠将三校屯田乌孙赤谷之地，使“不田作种树”的乌孙地区开始有了农业。随着屯田事业的发展，中原地区的先进农业生产经验和技术传入边疆各地。如水利灌溉方面，屯田士兵将内地开凿井渠的方法传入西域。内地先进的手工业冶铁技术，也是在设置都护府时期传入西部边疆的。《汉书》中还记载了中原地区先进冶铁技术是由汉族人民传到了大宛以西的地方。^[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