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氏

月氏，公元前2世纪中亚地区游牧部族。月氏也称析枝、禺氏、禺知、牛氏，^[2][3]起源于中国西北地区，^[9][8]被匈奴打败后，迁移到葱岭以西的一支被称为大月氏，留在原地的被称为小月氏。^[9][1]

商朝时期，月氏就居住在中国西北一带的甘肃河西走廊。^[8]春秋时期，月氏逐渐强盛起来，战国时统一了河西地区，并建都昭武城。公元前3世纪后期，月氏势力强大，^[2]乌孙、康居、匈奴等都曾被月氏统治。^[10][11][12]大约在汉文帝时期，月氏被匈奴攻打，战败后被迫西迁，有一部分月氏人留在原地，号“小月氏”。^[12][13]之后，大约在公元前130年左右，匈奴支持乌孙攻击月氏，月氏再次被迫西迁，到达了巴克特里亚的地域，^[9][14][13]占据了阿姆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并征服了吐火罗人所建立的大夏王国。^[15]在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大月氏与西汉开始相互派使者，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6][17]大月氏约在公元1世纪被贵霜王朝取代，^[15]而小月氏在汉武帝时归附了汉朝，与汉人杂居，号“义从胡”，东汉以后从史籍中消失。^[8]

在经济上，月氏是游牧部族，以畜牧业为主，农业为辅，^[8][2]在丝绸之路上充当东西贸易的中介。^[7]在文化上，月氏人主要信仰佛教。^[7]学界对于“贵霜帝国是否是月氏人建立的”和“月氏的族属”尚有争议。^[12][2]乌兹别克斯坦苏尔汉河州拜松市拉巴特墓地和河南偃师支伯姬墓等为月氏遗址。^[13][14][18]

《史记·夏本纪》曾记载：“弱水既西……三危既度……织皮、昆仑、析枝、渠搜，西戎即序。”《逸周书·王会篇》也记载：“禺氏陶涂。”《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十三年，周穆王西巡，来到黑河流域的“禺知之平”。学者徐兆寿认为，史料中的析枝、禺氏、禺知都指的是月氏。^[2]

月氏是汉族人对这个民族的称呼，最早见于《史记》。根据《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月氏部族被匈奴打败后，迁移到葱岭以西的被称为大月氏，留在原地的被称为小月氏。此处的大、小之称，是以距离中土远近所作的划分。^[9][1]

关于“月氏”的读音，说法并不统一。在明代《说郛》等书中“月”字被读作“肉”，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中、小学历史课本多将其注音为“肉支”。后经李炳海等学者考证，“月氏”的读音应为“越之”，“月”指月亮，“氏”有降落的含义，“月氏”这一名称指的是月亮降落的空间区域，暗指遥远的西方边缘地带。^[9][12][1]

先秦古籍记作“禺知”“禺氏”“牛氏”等，^[3]经清代学者何秋涛、清末民初国学大师王国维考证，“禺氏”“禺知”就是月氏，因为月和禺音相近，所以月氏应读“月支”。但如今“月”的读音仍然未有定论，只是近年来考古界多使用“月支”的发音。^[9][12][1]

月氏是中国西北地区的一个古老民族。商代时月氏就居住在中国西北一带的甘肃河西走廊。^[8][19]《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后经王建新等多位学者考证，此处的敦煌和祁连并非如今的敦煌和祁连，而是指天山东段以北，即今新疆的哈密、昌吉北部地区。^[9][14][13]

春秋时期，月氏逐渐强盛起来。战国时期，月氏统一了河西地区，并建立了昭武城作为月氏的都城。有学者推测，昭武城的位置，大约在如今的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境内的鸭暖乡昭武村一带。^[2]

公元前3世纪后期，月氏势力强大，^[2]《史记》中记载：“东胡强而月氏盛。”乌孙、康居、匈奴等都曾受其统治。根据《汉书》记载：“大月氏攻杀难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大月氏杀死了乌孙的首领难兜靡，攻占了乌孙的领土，许多乌孙的民众逃到了匈奴统治地区。^[10][11][12]

匈奴曾送质子给月氏。秦末，匈奴质子从月氏逃回，杀父自立为冒顿单于。大约在汉文帝时期，匈奴举兵攻打月氏，月氏大败，被迫西迁到伊犂lí河中游一带，即如今的巴尔喀什湖以南地区。^[12][13]之后，大约在公元前130年左右，在匈奴的支持下，乌孙攻击月氏，部分月氏人再次西迁，最终到达了巴克特里亚的地域。^[9][14][13]西迁的月氏部落被称为大月氏，留在原地的被称为小月氏。^[9][1]

西迁后的大月氏占据了阿姆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并征服了吐火罗人所建立的大夏王国。此后，大月氏仍然“居妫水北”，保持着“随畜移徙”的游牧生活方式，于是被称为“行国”。而且，它并未实施对吐火罗人的直接统治，而仅仅满足于大夏诸城邑“小长”对其臣属的地位。随后大夏东部的吐火罗诸城邑的小长逐渐形成了以五翕xī侯为主的几个中心地区。^[15][注1]大月氏王将所控疆域由五翕侯分领，它们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仍有以巴克特拉为都城的“大月氏王”。^[15][20][21]

冒顿单于时期（公元前209年-前174年），匈奴势力强大，经常袭掠汉朝边境。汉武帝即位后，得知西迁的大月氏有报匈奴世仇的想法，只是苦于无人相助，于是派遣张骞沟通与西域的联系，想要联合大月氏夹攻匈奴。汉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张骞到达大月氏时，大月氏人新的国土十分肥沃，物产丰富，并且距匈奴和乌孙很远，已无意向匈奴复仇。因此，张骞未能完成其使命，但他第一次开通了西域，开辟出丝绸之路。^[12][22]

大月氏在张骞离开以后，将都城又迁至监氏城（原大夏都城“蓝市城”，亦即前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都城 Bactra ），其对大夏的统治有所加强，统治方式也由先前的“臣畜”遥领转变为直接管理。这样，大夏的五翕侯便处于大月氏的直接统治之下。^[15][20][21]

公元1世纪初，贵霜翕侯丘就却崛起，统一了五部翕侯，约在公元1世纪上半叶建立了贵霜王朝。丘就却将所控的地区由原五翕侯所属的大夏东部扩展到兴都库什山以南，并从安息人手中夺取了原属于五翕侯之一的高附（今喀布尔地区）。之后，丘就却开展“灭濮pú达”的军事行动，实际上就是针对进入巴克特里亚的那一部分大月氏统治者的。^[15][20][21]

丘就却建立的贵霜王朝取代大月氏王庭后，经过近百年的扩张，到公元2世纪中叶建立了贵霜帝国，该帝国跨越了阿姆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当时是与汉、罗马、安息(帕提亚)并列的欧亚大陆四大帝国之一。^[15][20][21]

而小月氏在汉武帝时便归附了汉朝，迁到张掖（今甘肃张掖市）一带与汉人杂居，号“义从胡”。东汉以后才从史籍中消失，一般都在魏晋南北朝的大同化中被汉化了。^[8]至8-10世纪时，小月氏与当地的羌人相融合，并与这里的其他游牧诸族共同形成一个以地域(南山)为中心的多民族融合体，被称作“仲云”“众云”“重云”等。五代时高居诲《使于闻记》中明确记载：“沙州西曰仲云，其牙帐居胡卢碛qì，云仲云者，小月氏之遗种也”，即小月氏之名在当时已被仲云所取代而不复存在，在敦煌汉文文书中又称南山人，他们后来成为吐蕃统治下的南山部族中的一部分。^[23]

月氏过着游牧生活，《史记正义》记载，凉、甘、肃、瓜、沙等州，本是月氏国的地界。在战国秦汉时期，月氏非常强盛，有控弦之士一、二十万，但由于其内部各氏族、部落仍保持完全的独立性。^[8]根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大月氏“居妫水北，其南则大夏”，妫guī水即阿姆河，西汉时是大月氏和大夏的界河。而《汉书·西域传》则记载月氏国东接难兜、无雷，北接大宛，西北为康居，西为安息，南为大夏、罽jì宾。^[6]

大约在汉文帝时期，匈奴大破月氏，月氏被迫西迁到伊犂河中游一带，即如今的巴尔喀什湖以南地区。之后，大约在公元前130年左右，乌孙攻击月氏，迫使月氏再次西迁，此次西迁，月氏最终到达了巴克特里亚的地域。^[9][14][13]

月氏作为游牧部族，最初以发展畜牧业为主，后期农业也逐渐发展起来，种植小麦等作物。生产力提高后，出现剩余产品，月氏的产品开始与其他氏族、部落交换产品。^[8][2]

月氏西迁后，被称为大月氏，由于张骞开通了丝绸之路，大月氏正处在东西往来的商道上，充当了东西贸易的中介。并且，为了适应商业贸易的需要，许多大月氏国王都发行了钱币。早期大月氏钱的特点是仿照大夏钱铸造的，并且上面的铭文也是希腊文的。而有的钱币铸有希腊、印度和波斯的神像，但不铸佛像。^[7]

秦及汉初，月氏势力强大，与蒙古高原东部的东胡从两方面胁迫游牧于蒙古高原中部的匈奴，匈奴头曼单于派太子冒顿到昭武城作为人质。秦朝末年，质子从月氏逃回匈奴，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并自立为冒顿单于，随后举兵攻打月氏，月氏大败。^[12][2][16]之后，匈奴支持乌孙进攻月氏，最终匈奴大胜，月氏王被杀，月氏再次被迫西迁。^[2]

匈奴时常侵袭汉朝，汉朝从匈奴降人的口中得知，西迁的大月氏有报复匈奴的想法，于是决定沟通与西域的联系，希望联合大月氏来夹攻匈奴。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找到大月氏后，未能说服他们夹攻匈奴。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大月氏与西汉开始相互派使者，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6][17]

月氏人在西迁之前的语言和文字，目前很难确知。学者刘屹和刘菊林认为，他们进入巴克特里亚后，采用了多种语言和文字并存的方式。这可能是为了尊重统治地区各个地域原有的语言习惯，使用当地人最熟悉的语言和文字。巴克特里亚是一个文明交汇的地区，民族、语言和宗教成分都很复杂。与佛教相关的语言和文字包括犍陀罗语（用佉qū卢文书写），希腊语和巴克特里亚语（大夏语，用希腊字母书写）。公元1世纪的丘就却钱币上出现的语言有希腊语、犍陀罗语、印度雅语和巴克特里亚语。与佛教相关的语言文字通常使用佉卢文书写的犍陀罗语。大月氏王庭在公元前1世纪驻扎在阿姆河南岸、兴都库什山以北的巴克特拉（Bactra，监氏城，或蓝市城），巴克特里亚语成为其主要使用的语言。^[20]

学者劳费尔认为，月氏语词具有首浊音和尾浊音，月氏人所使用的语言是印度—塞西安语，即塞西安—伊朗语，它与粟特语、奥塞梯语及雅格诺比语等语言同属一个语群。^[5]

学者王治来认为，月氏西迁后，使用希腊字母拼写的文字。例如，在阿富汗的苏尔赫·科塔耳（SurkhKotal）地区，曾经发现过二十五行的铭文，其语言为东伊朗语，但是使用的字母却是希腊字母。这种文字也出现在大月氏王的钱币上。现在人们认为这种文字是巴克特里亚地区方言的书写形式，被称为贵霜文。此外，月氏还存在多种文字，如希腊文、阿拉米亚文、佉卢文、粟特文、贵霜文和花拉子模文。^[7]

学者刘屹和刘菊林认为，月氏出于统治境内多种族、多语言、多宗教民众的需要，历代月氏统治者都奉行各种语言、宗教兼容并行的政策学者。学者王治来认为，月氏的宗教信仰包括祆教、希腊神的崇拜，地方神的崇拜等。西迁后，佛教是月氏主要的宗教，多数统治者都推崇佛教。^[20][7]

学界普遍认为，早在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公元前268年—232年），曾遣使向各方传播佛教，巴克特里亚地区有可能由此开始接触佛教。但也有学者并不认可该观点，至今并无确凿证据证明佛教已在公元前3世纪传至巴克特里亚。根据法雅兹特佩佛教遗址和阿富汗“蒂拉丘地黄金宝藏”等遗址，可以确定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大月氏重心所在的巴克特里亚地区已有佛教立足和传播。^[20]

深圳弘法寺的印顺认为，月氏流行着大乘、小乘佛教，而且经书繁多。其中，大乘有华严、方等、般若、法华、涅槃pán五大部，小乘有《中阿含》《增一阿含》等经典，四阿含之一部及其他多种多样之小经，也非常流行，还有大小乘教律论及秘密部经典等存在。^[24]

学界普遍认为“贵霜帝国是月氏人建立的”，但根据后来的考古发现，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王建新和唐云鹏等学者认为，贵霜人是希腊巴克特里亚遗民的一部分，并不是月氏人的分支，建立贵霜帝国的应该是贵霜人而不是月氏人。月氏不但没有统一贵霜，反而很有可能最后是被贵霜王朝解体的。^[12][21]而部分学者支持原先的观点，例如米小强和杨富学等学者对大月氏、贵霜、帕提亚、萨珊的衣着习俗进行研究，得出贵霜王朝源于大月氏的结论。^[25]

关于月氏的族属，学术界的说法并不统一。H·威尔斯、拉森、夏德等学者认为月氏是中国古代北方匈奴的同族，克拉普洛特、李希特霍芬等学者认为月氏源自藏族，^[26]而根据《后汉书·西羌传》和《魏略》等书的记载，从祁连山南一直到敦煌及其以西都有月氏与羌共同生活，月氏人与羌的文化、饮食、语言都比较相近。^[2]

吐火罗是古代诸民族、国家对这一古老民族的称谓，并为后世所承袭。20世纪初以来，结合有关吐火罗人起源问题的讨论，国际上有学者曾对“吐火罗”一名的由来做了种种推测。英国伊朗学家贝利(H.W.Bailey)教授认为，吐火罗(Tochari)一词（在古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Ptolemy]的名著《地理志》中作“Θoγαρα”）原由两部分构成，即前一部分to-(又作tho-和tu-)，后一部分Gara(即*yapa)。贝利(H.W.Bailey)教授认为Tu Gara（“大Gara”）就是大月氏。这与古希腊语 Τόχαροι Tokharoi（拉丁化Tochari）相一致，后者指的是征服了巴克特里亚的贵霜人派系；古典藏语名称(m)Gar则指的是定居在吐蕃帝国境内的小月氏。^[23]

在《吐火罗史研究》一书众，作者认为月氏和吐火罗关系十分密切，但两者显然分属不同的民族，不能将他们简单地等同起来。^[23]

2017年，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在拜松市附近的阿姆河北岸、苏尔汉河流域和铁门关东出口18千米的地方进行了考古发掘。他们发现了52座墓葬（在完成考古报告后，又继续发掘了数十座墓葬）。由于当地是拉巴特村，所以这些墓葬被称为拉巴特墓地。在拉巴特墓地中，有些墓葬可以看到骨架，而且头部都朝北，这可能是一种对故乡的回归的象征。在这些墓葬中，出土了陶器、石器、铜器、武器和装饰品。根据出土的器物来看，它们的风格与同一地区的艾哈农、蒂拉丘地等地的风格不同。根据考古队的结论，拉巴特墓地可以确定为月氏墓地，其文化被归类为月氏文化。^{[13][14][27][28][4]}

1985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温宿县包孜东墓地发掘了一座游牧人石堆丛葬墓（85WBBM41），墓室内尸骨达20具之多，出土的器物种类繁多，包括陶器、铜器、骨器、石器等，总计达565件。根据出土的汉镜，这座墓葬的年代大约在公元2世纪。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出土的陶器与犍陀罗奇特拉地区的陶器非常相似。犍陀罗曾由贵霜大月氏人统治，因此，这座包孜东的游牧人墓葬很可能是来自中亚犍陀罗的大月氏人。^[18]

2003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偃师市西部的邙山冲积扇上发现了一座侨居洛阳的大月氏人后裔的纪年墓。这座墓葬是一座长方形竖井墓道的单室土洞墓，墓穴内有弧形拱顶。墓中出土了一块扇形铭文砖，正面阴刻隶书3行17字：“永康元年（公元300年二月廿niàn一日安文明妻支伯姬丧”。从对姓氏分析，可以推断出墓主人是大月氏人后裔，而她的丈夫可能是安息人。研究人员曾对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所藏洛阳出土的井阑石刻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些石刻正是东汉年间贵霜大月氏人僧团抵达洛阳时留下的遗存，而支伯姬是这批月氏移民的后裔。^[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