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

公元618年，李渊灭隋、建立唐朝，史称唐高祖。长子李建成被立为太子，次子李世民与四子李元吉分别被封为秦王、齐王。在统一战争中，秦王李世民东征西伐，胜绩颇多，不仅给自己积累了声望，还囊括了大量人才。其后世民与身为太子的兄长李建成争夺皇位继承权，于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四日发动了“玄武门之变”。在该事变中，建成、元吉被杀害，李渊被逼立李世民为太子。2个月后，高祖李渊禅位李世民。世民称帝，史称唐太宗。因伏击事件发生于玄武门，史称玄武门之变。^[1][3]

618年，李渊称帝，立李建成为皇太子，封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3]虽然已建立政权，但此时的唐朝仅占领关中，大部分地区依然属于各家武装势力。身为太子的李建成，忙于学习各种政务；而齐王李元吉为了防御突厥，常驻太原。^[3]于是李世民承担了大多的东征西伐的军事行动。在跟随李渊推翻隋朝时，李世民的才智谋略已经凸显。^[4]随后的统一战争中，他降薛仁果、讨刘武周、破宋金刚、伐王世充、灭窦建德、征刘黑闼、打击突厥，解决了西、北部主要地方武装集团，以如破竹之势东进。为自己赢得极高声望，还被封为太尉持节陕东道大行台。^[5][6][7]李世民麾下原有诸多武将，如渭北行军元帅府的邱行恭、邱师利、殷开山、刘弘基、公孙武达。^[3]随着军事行动的胜利，他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政治军事实力，先后接纳了北地名将尉迟敬德；山东豪俊程知节、秦叔宝、张士贵、张亮、张公瑾、刘师立、李孟尝等；关中名将侯君集，庞卿等，元从功臣段志玄、长孙顺德、温大雅；亡隋猛将屈突通等。另有外戚长孙无忌、高士廉。这些人组成了李世民政变时武力策应的核心力量。^[3]

除了军事力量，李世民也注重文人的笼络——开设文学馆广泛搜罗文士。《旧唐书·褚亮传》有记载：李世民平息战乱平寇乱，就开始留意儒学，在宫城西起文学馆，以接纳四方文士。到武德四年六月，所谓“秦府十八学士”正式形成。这十八人分别是：大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记室考功郎中房玄龄及于志宁，军谘zī祭酒苏世长，天策府记室薛收，文学褚亮、姚思廉，太学博士陆德明、孔颖达，主簿李玄道，天策府仓曹李守素，记室参军虞世南，参军事蔡允恭、颜相时，著作佐郎摄记室许敬宗、薛元敬，太学助教盖文达，军谘典签苏勖。^[8]众人经常一起讨论历史上政治斗争的经验。这是李世民后来掌权的中央官僚班子的核心。^[3]除此之外，他还在高祖李渊的嫔妃中争取支持者；又收买了李建成手下，充分发挥内奸的作用。^[9]

在统一大战中，李世民节节胜利，军功逐显，民望也渐升。而太子李建成则因忙于学习治国之道，军功不突出，政治影响也逐渐削弱。李世民日渐高涨的声望引起了李建成的嫉恨。^[10]在《资治通鉴》卷187有记载：太子李建成嫉妒秦王李世民军功太高，十分猜忌。^[11]李渊对兄弟不和一事早有所知，在《读通鉴论》卷20有记载：“建成、世民之含毒以争久矣。”^[12]他却一直采取平衡的办法，这给了李世民和李建成蓄积各自力量的时间，使得双方羽翼渐丰满，实力足以抗衡。^[13]武德四年（621年），东都之战胜利，唐朝的统一战争基本结束。因为李世民是实现全国统一的总指挥，东都之战又是唐朝统一全国的关键战役，李世民得到李渊的奖励。李渊认为李世民的军功太大，之前的官职都不足以匹配，特别设置了“天策上将”一职，位置在王公之上。^[7]这样的态度侧面激化了兄弟之间的争斗，不仅没能为李建成铺平即位道路，还导致李世民以为凭借功勋可以获得继承权，^[13]甚至有李渊私许李世民为太子的传言^[14]，兄弟间矛盾逐渐尖锐起来。^[7]约从武德五年（622年）起，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的矛盾处于公开的状态。李建成为了巩固自己的太子地位，开始采取措施对李世民的势力进行打压。^[4]但因其性格敦厚，对待李世民的态度较为克制，他策略是用合法手段逐渐削弱李世民的势力，最后将其翦jiǎn除。^[6][15]

李渊对李世民和建成的矛盾一直是中立的态度，^[16]《读通鉴论》卷20有记载：建成是嫡长子，世民有军功，二人均有立为太子的资格。^[12]他既不放弃“立嫡以长”的原则，又设所谓“天策上将”的头衔，力图使他们各安其所。^[14]在李世民战功累累、声望日增时，李渊为了平衡，准奏李建成前去讨伐来犯的窦建德余部，以缩小二人之间的军功差距，提高李建成作为太子的声望和地位。他还默许两兄弟招兵买马，组建各自的私属武装。^[16]

但在武德八年(625)以后，李渊开始采取措施打击李世民的政治野心。因为与突厥的军事关系，李世民长期掌握军权，对军队的影响和控制力也紧握在手。但当突厥大举入侵，李渊一反往常派李世民出征的惯例，选择李元吉出征，李世民手下的得力干将秦叔宝、程知节、尉迟敬德、段志弦也被调至李元吉帐下。^[3][17]而且秦王府好多文官也因“王朝初建，人才匮乏”为由，被调到别处为官。^[6]李世民心腹谋士房玄龄、杜如晦被罢免驱逐，高祖对李世民态度的迅速转变，令李世民感到恐慌不安。^[6]

玄武门之变的最终导火索，是“太白经天”。太白即太白星，是中国古人对金星的称呼。由于古人对自然界的认识不够，也不能科学解释其变化，于是统治阶级就利用自然界的异常变化制造舆论。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初一和初三连续两天太白星在白天出现。六月三日当天，傅奕密奏“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李渊将这封密奏展示给李世民看，为转移矛盾，李世民说建成、元吉淫乱后宫。李渊让李世民第二天早朝时三兄弟当面对质。^[3][7][18]

与李建成的矛盾及父亲态度的转变，再加“太白经天”的异象，使得李世民与其心腹，加紧密谋策划夺权一事。《旧唐书·长孙无忌传》有记载：武德九年（626年），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想要谋害李世民，长孙无忌就跟李世民说要先发制人。于是他们喊来房玄龄、杜如晦等一起筹划。房玄龄、杜如晦穿着道士服乔装进入秦府，与长孙无忌、尉迟敬德商议。最后定下靠突袭、武装夺取政权的行动方案。于是他们约定傅奕上奏的第二天，即六月四日动手。^{[3][7][19][20]}

李世民一方于六月三日就做好了发动政变的具体布署。将突袭点选在玄武门。玄武门是初唐宫城太极宫的北门，是皇亲国戚和诸大臣入宫奏事的必经之路。六月四日建成、元吉将奉命去宫中与世民辩解，也必将经过玄武门。但玄武门北面，驻扎着专门守卫宫城的三万禁军，称为“左右屯营”。李世民事先争取到了左右屯营将军敬君弘及吕世衡的支持，获取了左右屯营的兵权。这使伏兵玄武门袭杀李建成、李元吉一事变得可行。^[3]

为了计划顺利实施，李世民提前收买了北衙禁军将领常何。常何本是李建成的人，负责掌勘验官城出入证。他被收买是玄武门之变成功的关键。六月四日早晨，李世民率领八百勇士悄然通过玄武门。在常何率领的禁军配合下，李世民集团迅速控制了宫城其他诸门，袭杀高祖卫士数百人，并伏兵于临湖殿。^[21][22][15]

不久，李建成、李元吉兄弟由玄武门进宫。他们西行至临湖殿时，发现李世民全副戎装，才觉情况有异。^[21]二人掉头想逃，李世民在其后紧追不舍，并大声呼喊召唤伏兵。尉迟敬德听到世民声音，率70余伏兵前来支援。元吉试图射杀世民，因慌张拉不开弓。世民张弓，将建成射杀。元吉被伏兵射中从马上坠落。世民因战马受惊，也从马上坠落，被树枝挂住。元吉赶来，用弓弦想要勒世民，此时尉迟敬德再次出现，元吉逃跑，被敬德射杀。^[10][23]

建成、元吉部下得知建成死讯，在冯立、谢叔方的率领下，2000余骑精兵从东宫玄德门出发沿宫墙逼近玄武门。与敬君弘、吕世衡率领的北门禁军相遇。在两军混战中，敬君弘及吕世衡被杀。世民方士气大大受挫。为震慑太子援军，尉迟敬德下令割下建成、元吉首级向建成的援军展示。加上秦府的增援部队以及高俭率领的数百囚徒赶至，两府援军才被击退。^[10][24]

当李世民伏兵玄武门时，高祖李渊泛舟湖上，与大臣商讨审问三兄弟的事宜。听闻内乱，高祖仓促登岸，却被尉迟敬德率领的70名精兵软禁临湖殿，诸议事大臣也一同被软禁。伏兵请求改立世民为太子，高祖拒绝。于是李世民方利用高祖的大臣劝说高祖交权。当日参加议事大臣有七位，分别是裴寂、萧瑀、陈叔达、封伦、宇文士及、窦诞、颜师古。其中萧瑀yǔ、陈叔达、封伦、宇文士及四位是降唐的隋官，而且宇文士及本就有负责配合尉迟敬德逼诏的任务。在武力逼迫下，除李渊心腹裴寂外六位大臣都站在世民一方。高祖无奈下诏：“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军权转交至李世民。^{[10][21][24][25][26]}

李世民虽然名义上掌管军权了，但其在京城的嫡系部队力量单薄。高祖旧部及太子余党，随时会带来军事威胁。培育自己力量十分重要。因此他让张士贵与将军刘师立招募壮士，很快组建了一支万人部队。这支新军成为世民掌控京城及登基帝位的保障。李世民还派亲信屈突通接管洛阳，以取得洛阳地方势力的支持、稳固自己争夺天下的根据地。此举震慑了其他地区潜在反对势力。在突厥南下之际，李世民还利用这次机会拉拢军事重臣李靖。他一方面向李靖展示了突厥是自己强有力的外援；一方面让李靖了解了重大军事机密，表示对李靖的信任，促使李靖效忠自己。通过以上操作，李世民实现了控制全国军政大权的最终目标。^[24]

玄武门之变以秦王李世民为一方，以高祖李渊及太子建成、齐王元吉为另一方。六月四日喋血玄武门，建成、元吉被杀；两个月后高祖禅让皇位，世民称帝。玄武门之变以李世民达到目的而告终。^[27]

在世民杀害兄弟后，李渊没有追究李世民的责任，而是把既成事实合法化。在手写诏书给了李世民兵权后，他招李世民前来，说自己“几有投杼之惑”。李世民“跪而吮上乳"，悲伤痛哭。^[26]此举看似父子情深，但清人赵翼有说：“高祖尚在帝位，而坐视其孙以反律伏诛而不能一救，高祖亦危极矣。”^[28]

事变结束，建成的五个儿子以及元吉的五个儿子，全都被杀害，并且从宗室名册除名。二人部下及门下的僧、尼、道士、女冠被遣散。^[26]

武德年间，由于李渊对其子的矛盾长期采取缓和的做法，导致政局混乱。世民发动政变，一举结束混乱局面，这是政变的积极影响之一。得位不正还给了世民很大的政治压力，迫使他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他主动学习并借鉴李建成执政时的有益之处，克己复礼、轻徭薄赋、去奢省刑、调整统治政策及政治人员构成，这些举措对唐初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有助于唐初繁荣局面的形成。其后又采取一系列切合时宜的政策，造成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5][6][29]

玄武门之变挑战了封建宗法的“嫡长子继承制”，对唐代社会的开放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封建宗法要人们安于天生的地位，束缚了人们的积极进取精神。玄武门之变后，皇位继承者的筛选标准成了“立功不立长，立贤不立愚”，这也是玄武门之变的积极影响之一。^[5]但这也导致李世民之后的储君地位不太稳定，在唐代二百九十年历史中，新旧君主接续之际常有政变发生。^[9][30]

在文学方面，为消除玄武门之变的影响，太宗迫切需要表现自己的文治武功，于是当时的诗坛，大兴歌功颂德之风，使唐初诗歌走上了宫廷化和台阁化的道路。扼杀了从南北朝后期即已开始孕育催发的诗歌情性，严重干扰诗歌的正常发展。^[31]

在史学方面，李世民君臣篡改历史。因为篡夺皇位的过程，违背了封建礼法。所以贞观十六年、十七年（642年、643年），太宗两次要求观史，并在观史之后，对玄武门政变一事发表意见。在他的干扰下，史臣修改了这部分历史。使得人们对于玄武门之变以及李渊、建成、世民之间关系的真相，不得其全貌。^[31][32][33]

在宋《唐会要》一书中，直接将政变发动的原因归于建成、元吉，而把这次政变中的胜利者李世民所扮演的角色和“周公诛管蔡”相提并论。^[27]认为唐太宗作为进步倾向的代表，杀李建成、李元吉，把政权从具有腐朽倾向的李渊手中抢夺过来，对历史，至少对李唐王朝而言，是有利于大局的行动。^[34]

北宋著名的唐史专家范祖禹即在《唐鉴》里批评唐太宗“不顾亲”、“不知义”。^[21]他认为世民袭杀李建成是“无君父”。“太子，君之贰，父之统也，而杀之，是无君父也。”^[35]司马光也曾言：李世民“踝huái血禁门贻讥千古”。^[36]宋大儒朱熹亦说：“（唐）虽号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风。三纲不正，无君臣父子夫妇，盖其源出于太宗。”^[21]

李世民是否被私许为太子，这是关于他和建成之间的矛盾发展的重要问题。在新旧《唐书》的《李建成传》和《资治通鉴》明确记载李渊有过两次私许。第一次私许，是在李渊起兵反隋时，认为全靠世民的谋略，于是跟世民说，“若事成，则呼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33]但这个记载与事实相矛盾。原因一，李世民首谋之功不存在，没有私许为太子的前提：推翻隋朝建立新王朝，李渊其决定性作用，其他三子都只是辅佐李渊的配角。原因二，既然已许诺世民，为何第二年李渊事成称帝，没有兑现诺言，而是立李建成为太子？第二次私许，是在公元624年派李世民平杨文幹叛乱时，允“还，立汝为太子”^[37]。依然不成立。原因一，李渊知道“文幹事连建成”^[33]，虽有不满，但不至于轻易废立皇储，因为李渊不是优柔寡断、言行反复的庸人。原因二，自东都之役以后，李世民居功自傲，扩大自己的利益，威胁到了李渊帝位，李渊与李世民间的矛盾产生。这些记载可能是贞观史臣篡改历史的结果。^[7][30]

在正史中，对玄武门政变的记载是李世民因为军功太高，引起兄长嫉恨和迫害，不得已才将二人反杀。^[27][38]

然而从史料中可以发现秦王李世民早有取太子而代之的想法。《旧唐书·薛颐传》有记载，薛颐密奏秦王：“德星守秦分，王当有天下，愿王自爱。”^[39]同书《王远知传》云：“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40]这两件事都揭露了李世民夺储的决心。^[3]

在玄武门政变一事中，也可看出李世民是早有准备。其虽握有一定兵权，但还不能驾驭整个京师。为了这次行动能成功，还探明了握有重兵的李靖等人的态度，确定好才敢断然行事。^[27]为了确保这次政变万无一失，李世民还派心腹温大雅“镇洛阳以俟变”。^[41]李世民为发动这场政变进行了一系列周密准备，可见不是万不得已的回击。^[27]

开创盛世(2006)^[42]

贞观之治(2006)^[43]

唐太宗李世民(1994)^[44]

决战玄武门(1984)^[45]

激变玄武门(2014)^[46]

百家讲坛：玄武门之变(200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