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西族

纳西族，又称“黑纳西”，又称“摩沙”“磨些”“摩梭”“摩挲”等。为云南特有民族之一，是中国官方确定的55个少数民族之一。^[12]纳西族现有人口为323767人（2021年）^[13]，绝大部分居住在云南西北部的丽江市，其余分布在云南省其他县市和四川省盐源、盐边、木里等县，也有少数分布在西藏芒康县。^[2]纳西族有属于自己的民族语言，即纳西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6]纳西族主要使用的是汉文，但也有一部分人一直保存和使用着古老的象形文字和音节文字。^[14]

纳西族的自称因地域不同而有所区别，西部的多自称“纳西”（naq xi）^[注1]，东部的多自称“纳”（naq）或“纳日”（naqssee）。^[3]学术界较多的学者认为纳西族源于羌，^[15]与中国古代西部地区南迁的羌人有很大渊源。^[16]纳西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最迟在秦统一全国时，纳西族先民分布的邛、祚zuò地区就已置于秦王朝郡县制统治之下。^[17]唐、宋两朝，纳西族人口、经济、政治、文化得到繁荣发展，^[18][2]奴隶制社会形成，^[19]创制出象形文字东巴文。^[19][18]南宋宝祐元年（即蒙古宪宗三年，1253年），忽必烈在纳西族地区设置“茶罕章管民官”“茶罕章宣慰司”等官职，为土司土官制度的雏形。^[20]至元十三年（1276年），又设丽江路，置宣抚司，^[21]土司政权实现了相对统一。^[22]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丽江木氏被授为世袭丽江府知府，纳西族社会相继进入封建领主制阶段。^[23]明代木氏土司广泛吸收汉、藏等先进文化，为近现代纳西族文化发展打下了基础。^[24][25]雍正元年（1723年），清廷下令改土归流，^[26]流官知府鼓励人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鼓励人民上学，劝人民移风易俗等政策，纳西族社会由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过渡。^[26]民国时期，纳西族人民多次掀起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27]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纳西族人民走上革命道路，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28][29]1950年前后，云南中甸的纳西族分布区先后和平解放，建立了各级人民政权，和丽江的纳西族一起迈入了共同发展进步的新纪元。^[30]1961年4月10日，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成立。解放以来，纳西族地区经过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各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31]

纳西族居住地区，山川壮丽、物产丰富。^[32]丽江是云南省重点林区和中药材基地之一，境内玉龙雪山高达5596米，素有“植物王国”之称，蕴藏有丰富矿产资源。境内水利资源也极为丰富。^[32]气候差别较大，仅丽江、中甸两地就分为寒带、温带、亚热带三种情况。丽江坝区，气候一般温和，春冬多晴天，夏秋多降雨；北部地势高，易旱，一般不种稻谷，南部宜种水稻和小麦；金沙江峡谷一带比较炎热，适宜各种农作物及亚热带植物的生长。四川盐源、木里的纳西族聚居地，气候虽较寒冷，但仍然宜农宜牧。^[33]其生产方式以农业为主，手工业、商业并存。^[34][35]

解放前的纳西族普遍存在由几户至若干户共尊一个始祖的血缘亲属组成的家族组织。还存在一种由家族分衍出来的若干户血缘近亲组成的，叫“支”。泸沽湖地区的纳西族（摩梭人），存在母系家庭、母系父系并存家庭、父系家庭三种形态，其中名叫“斯日”的原始母系家族组织最为人所知。^[36]纳西族以信仰本土宗教东巴教为主，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受东巴教影响较大，也信仰汉传和藏传佛教。^[8]纳西族以小麦、大米、玉米为主食，其他杂粮为辅。在每年冬月、腊月间有杀年猪的习俗，做成火腿或腊肉，平时分切而食。^[37]其男子服饰与汉族基本相同，穿长袍马褂或对襟短衫，下着长裤。妇女上穿宽腰大袖的大褂，下穿长裤，系百褶围腰，朴素大方。^[38]纳西族女性的羊皮披肩又名“七星毡”，寓意美好。^[39]住房多为木石结构的二层瓦房，屋基用石头砌成，厚实稳重。^[40]文学的形式丰富，有神话、传说、诗歌、故事、寓言、谚语、童话等。记载在《东巴经》里的《创世纪》《鲁摆鲁饶》，长期以来被广大劳动人民所喜爱，在纳西族文学遗产中占有一定地位。^[41]

纳西族的自称因地域不同而有所区别，西部的多自称“纳西”（naq xi）^[注1]，东部的多自称“纳”（naq）或“纳日”（naqssee）。具体约分为4种：居住在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永宁坝和四川省盐源县左所区（即拉塔）的自称“纳”；居住在四川省盐源瓜别、木里、盐边的自称“纳汝”或“纳日”；居住在宁蒗làng彝族自治县北渠坝和永胜县獐子旦的自称“纳恒”；居住在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注2]以及其他各地的纳西族则统称为“纳西”。这4种自称族名，在语音上虽有轻微差异，但他们的基本族称都是“纳”。“纳”是专名，有“大”的含义，在口语里还有“黑”之意；而“西”“日”“恒”“汝”都是“人”或“族”的意思。^[3]

关于纳西族的他称，最早见于3世纪初期的文献记载：有被称为“摩沙夷”的部落居住于越巂^[注3]郡的定筰zuó县（今四川盐源）。唐代的8世纪末，在今丽江金沙江流域和盐源雅砻江流域也有着“磨些蛮”的分布。“摩沙”和“磨些”与今天这一带地区纳西族的他称相符合，都是对古代纳西族称谓的同音异写。在以后的文献中，纳西族称谓又被书写为“末些”“摩娑”“麽些”“摩”“摩荻”“么”“摩梭”等。^[注4][3]新中国成立后，经纳西族人民协商，并经国务院批准，于1954年统一定名为“纳西族”。^[42]

纳西族族源和形成在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较多的人主张纳西族源于羌。^[15]

章太炎认为唐代的“磨些蛮”和中国古代西部地区的羌人有着渊源关系，他们的先民是古代南迁的羌人。^[16]“羌”即游牧民族，早在远古时期，羌族、其同族旄族以及氐羌族其他支系就在青甘高原的临夏洮河流域、河湟流域的羌地、白龙江武都地区、川西北岷江上游松潘、茂汶草原地带，及川西南大渡河、雅砻江流域、云南西北部丽江与洱海地区一带活动与迁徙。^[43]《纳西象形文字谱》在绪论中概括说：“纳西族渊源于远古时期居住在中国西北河、湟地带的羌人，向西南迁徙至岷江上游，又西南至雅砻lóng江流域，又西迁至金沙江上游东西地带。”^[15]

据史料研究，汉代越巂郡的“牛种”或“越巂羌”，汉嘉郡的“旄牛夷”，以及晋代定筰县（盐源）的“摩沙夷”，都与古代羌、髳部落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而唐代的“磨些”则是晋代的“摩沙”。^[44]云南民族学教授汪宁生补充了一些例证，他认为“纳西族东巴送除恶鬼（‘斗’Dter）和祭龙用的木牌（‘可标’Ko-byu），与本世纪初在西北出土的‘人面形木牌’相似”。^[注5][45]又据纳西族民族历史学者郭大烈与和志武亲自调查，“现今康南的藏民，仍称巴塘南部白松乡一带的纳西族为‘羌巴’，‘羌’为族称，‘巴’系人之意，故羌巴即羌人”。^[46][15]此外，从语言上看，纳西族与彝语支民族^[注6]也有着近亲关系。纳西族是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的民族。据学者们的研究，彝语支各族同纳西族一样，其源流都与古代羌部落有关。^[47]

有的学者对纳西族源于羌说提出了异议。民族学家马长寿认为，“羌的南下开始于秦献公初立时，即公元前384年。其后子孙分别为越巂羌、广汉羌、武都羌，则在公元前384年之后。而当此之时，云南地区可能已经存在了彝语、纳西族，此二族不一定都是羌族子孙。并且《后汉书·西羌传》中所传述南下的羌族只到达越巂郡，并没有记载到云南的事。^[48]历史学家蒙默认为，彝族支各族并不是羌人的直接后裔，“纳西族人们记忆中最早的活动地区大致在贡嘎岭一带”。^[49]1965年，在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元谋县发现了170万年前的元谋猿人后，有的学者提出了与传统观点完全相反的意见。民族学与民族史专家刘尧汉认为“西南三省的彝族及彝语支各族是当地的土著，远古时已迁往西北甘、青，及至夏、商、周、秦、汉以后，被称为戎或羌戎。”^[50][51]

根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古代羌、旄分布的大渡河、雅砻江流域一带，很可能曾为古蜀国疆界所及的区域，至少也是曾受古蜀国间接统治或势力影响所及的地区。战国中期，秦灭蜀后，即以巴蜀为基地进一步经营巴蜀徼^[注7]外的西南边疆，主要是经营木里、永宁、盐源、盐边以及丽江一带地区，即“邛、筰、昆明”区域。据《史记》的记载：“邛、筰、冉、駹máng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这说明最迟在秦统一全国时，纳西族先民分布的邛、筰地区就已置于秦王朝郡县制统治之下。^[17]邛、筰地区盛产旄牛、筰马。巴蜀汉商曾不顾险阻，将内地的铁器等物品，贩至邛、筰地方，换取牦牛和笮马，从而促进了巴蜀地区的繁荣富强。^[52]

筰都地区的旄牛县（今四川汉源）是纳西族先民旄牛夷的主要分布地区，西汉王朝天汉年间（公元前100—前97年）曾派都尉驻于此地。旄牛县盛产旄牛，畜牧业繁盛，经济文化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53]东汉明帝永平中期（公元74年），旄牛徼外的白狼部落，曾向东汉朝廷进献“白狼歌”三章，并回赐以布帛，表示愿意移俗归汉，应当是与旄牛地区当时经济、文化繁荣发展的影响有关。^[54][55]

蜀汉时期，越巂地区的叟帅高定称王反蜀。225年，诸葛亮南征，平定了越巂地区，派张嶷任越巂太守，“旄牛诸夷”的势力逐渐衰落。张嶷任越巂太守期间，杀了不服从蜀汉政权的摩沙夷定筰县豪帅狼岑，开通了旄牛至成都的旧道，得到旄牛地区出产的盐、铁、漆等物资，有力地充实了蜀汉国力。^[56]

约在公元3世纪末（西晋时期），彝族进入邛都地区，促使原住在邛、筰的纳西族先民大批南迁，陆续定居于四川的木里、盐边，云南的永宁、丽江、宾川、永胜、华坪、鹤庆、大姚、姚安等地。据丽江土司木氏的家谱记载：木氏祖先在东汉时居定筰县，下传11代，到唐武德时期传至木氏始祖叶古年。纳西族的另一支人，于公元5世纪，在部落首领泥月乌的率领下，驱逐了原来定居永宁的吐蕃（藏族），此后便在永宁生息和繁衍。还有一支纳西人，于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前后，曾在宾川地区建立了地方政权——越析诏。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南诏王蒙归义（即皮罗阁）扫平了越析诏，迫使宾川一带的部分纳西族迁移流徙到今禄丰、昆明、激江、江川、玉溪等地。但纳西族的聚居中心，仍在川、康、滇交界的西昌、盐源、木里、宁蒗、丽江一带。^[54]

唐、宋两朝是纳西族历史上发展的重要时期。^[18]唐时《蛮书》等史书多称纳西族为“麽些”。据《蛮书》所载，东至今四川省西川地区，南至大理州宾川，西至澜沧江边的维西一带，北至铁桥上下的德钦、中甸一带，都有纳西人分布。^[2]此时，纳西族在中央皇朝的统治下，受汉族的影响，他们学会了“二牛抬杠”的技能，改进了落后的煮盐技术^[注8]，掌握了汉族的灶煮技术，使产量大大提高。同时，由于地处吐蕃^[注9]和南诏^[注10]之间，纳西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又受到藏、彝、白族的影响。“吐蕃”强盛时，丽江曾经是“吐蕃”神州都督控制的一部分，丽江附近的铁桥城，当时是“吐蕃”的十六城之一。南诏强大后，在丽江设置铁桥节度，纳西族又依附于南诏。纳西族人民把羊赶到南诏去交易，从彝族、白族那里换回自己需要的物品。纳西族制作的一种兵器——铎鞘，锋利精巧，深为西南各族人民所喜爱。经济的繁荣，推动了社会政治的发展。到10世纪中叶，丽江纳西族酋长牟西牟磋自立为“摩挲诏大酋长”，丽江成为纳西族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18]从《东巴经》^[注11]记载的纳西族的社会情况看，当时已产生了奴隶主和奴隶阶级，奴隶社会已经形成。^[19]纳西族人民络绎不绝地前往藏族地区学习藏经，并创制出纳西族的象形文字东巴文。^[19][18]

至宋朝时期，以丽江为中心的纳西族地区属大理国管辖，人口、经济和文化都得以发展。^[2]丽江地区的生产方式已从以牧畜业为主改变为以农业为主。到了13世纪中叶时，丽江地区出现了“民田万顷”，农业生产已跃居社会经济的主要地位。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手工业生产也发展起来，商品市场逐步形成。^[57]宋朝末年，丽江纳西族酋长牟保阿琮，为了促进当时纳西族与藏、白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学习并通晓了藏、白等族的语言。^[58]

南宋宝佑元年（1253年），忽必烈率领蒙古军进军云南。^[22]进入纳西族地区后，忽必烈对当地部落首领先后授以“茶罕章管民官”“茶罕章宣慰司”等官职，此是土司土官制度的雏形。^[20]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朝设丽江路，置军民总管府，后罢府置宣抚司，领一府七州一县^[注12]。丽江路隶云南行省，为元王朝中央的一级地方政权。此后，丽江地区与内地联系更加紧密，^[21]有力促进了纳西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59]元朝是纳西族自身发展的重要时期，不仅部落首领成为了王朝官员，而且几个不同的土司政权实现了相对统一，纳西族也正是在元代部落基础上形成了民族。^[22]

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丽江木氏被授为世袭丽江府知府。在整个明代，丽江土司木氏向明王朝中央输白金、助军饷、纳稻谷、劝人民认纳粮差，明王朝中央依之为滇西北的屏藩。木氏土司还有较强的军事力量，不断地为明王朝征战效力，并借机向北扩张，巩固和发展其统治势力。^[60][61]木氏土司统治时期，纳西族地区经济获得较快发展。崇祯十二年（1639年）农历二月初一，土司木增在解脱林^[注13]设宴招待地理学家徐霞客，桌上摆的菜肴多达80盘。此后几天，又送给徐霞客许多奇异的点心和土特产、金银，徐霞客称赞不已，认为丽江“富冠诸土郡”；其“宫室之丽，拟于王者”。^[62]

随着农、牧经济的发展及畜群和奴隶的私人占有，在明中叶前后，纳西族社会相继进入封建领主制阶段。^[23]丽江木氏土司是世袭的封建领主，木公自述其家“世守”丽江，“土地人民世有”。木氏土司世代占有当地土地和人民。“人民”可分为百姓和庄奴两种。百姓有人身自由，但要服各种劳役，军事征伐必须承担打仗、运粮草等差役。从事农业的百姓要纳稻谷，从事畜牧的百姓要上畜产品。庄奴直接在木氏庄园里劳动，从事饲养业、手工业或种植经济林木。^[63]木氏土司除拥有以各处木家院为中心的大量田庄外，还占有并控制着大量的山地。据改流后清理出来的田亩数字来看，多达2万余亩，约为改流后全部农民所种的山地亩数的1/4。^[64]

明代木氏土司在接受汉族传统文化方面做了一些努力，为近现代纳西族文化发展打下了基础。其广泛吸收汉、藏等先进文化，邀请学者到丽江访问，请他们编选诗文，题词作序，或指教其子弟作文，或捐资修建寺庙。^[24]还花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盖了庞大的汉传佛教寺庙群，如福国寺、法云阁、琉璃殿、大定阁等。^[65]木氏土司在川、滇地区推动和弘扬藏传佛教，并为藏传佛教经书《甘珠尔》的刊印作出了贡献。^[66]木氏土司还有不少人能用汉文写诗作赋，且有较高的艺术成就，他们的作品曾分别选入《明诗别裁录》《滇南诗略》等诗选中。^[25]

明末清初，云南境内各种矛盾迅速激化。顺治三年（1646年），大西农民义军领袖张献忠战死四川。云南滇南土司沙定州与明世袭镇守云南黔国公沐天波混战，全省一片混乱。^[67]顺治十六年（1659年），丽江纳西族土司木懿首先投靠清廷。次年，清朝授给他丽江府官印，让他管理原有地方。吴三桂叛清盘踞云南时期，将原归丽江木土司管辖的维西、中甸等数地割给吐蕃，而这些地方应缴纳的税银，却仍由丽江土司负担。土司木尧对此极为不满，于是调集部众，于丘塘关抵抗吴三桂叛兵，为清朝平定吴三桂做出了努力。^[26]

封建土司的剥削统治，加上明末清初的频繁战事，使丽江纳西族人民长期过着贫穷、动荡的生活。雍正元年（1723年），纳西族人民发起了反抗木土司的暴动，于是清廷下令将世袭的丽江土官知府改为流官，木土司降为土通判，由木氏承袭。^[26]经过改土归流，原属领主土司的约500余户^[注14]农奴除了奴籍，成为个体自由农民；流官知府鼓励人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耕地面积较之前增加了10万余亩；^[68]还采取了筑城廓，建立书院，鼓励人民上学，劝人民移风易俗等政策，从而推动了丽江纳西族社会由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的过渡。^[26]此外，丽江的改土归流，废除了领主土司征调“夷民”为兵的权力，改变了土司木氏世代拥兵自雄的局面。此后，清王朝在丽江地区实行全省统一的汛塘建制，在险要山区设汛、塘、关、哨、卡，投募士兵驻防垦荒。^[68]

清代初期在丽江纳西族地区的改土归流，一方面推动了纳西族和各民族文化交流以及纳西族地区的发展。^[67]另一方面，由于历任流官受儒家文化长期熏陶的影响，视少数民族文化为“鄙陋”，强制性地在纳西族地区实行移风易俗，如废火葬、改革服装、强化封建家长制、包办婚姻制等，导致纳西族地区传统文化衰落，出现了剧烈的社会动荡和变迁。^[68]

至清后期，纳西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呈现严重不平衡的特点。丽江和永胜等地区，地主经济已发展的具有相当规模，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始出现，社会经济结构及生产力，大体已接近于周围汉族地区的水平。而宁蒗、维西、中甸、盐源、木里等地区，主要还是封建领主经济，其中有些地区则在封建领主制度下还保留着若干原始社会的残余。^[69]在丽江和永胜等地区，继地主经济发展而来的，还有地主对农民不断加强的剥削。广大纳西族人民在统治阶级的压迫下，一贫如洗。^[70]在地主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纳西族商业资本，也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大多数商业资本家获取暴利后，将大部分资金投资于购买土地和建筑房屋，只有少部分用于扩大经营。^[71]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在中国各族人民的身上，也加深了纳西族人民的苦难。在滇西北一带，以张结巴为首的土匪武装四处抢劫，丽江地区的人民每户每月被迫向张匪交纳1-4元的捐税。1926年9月，地方军阀刘兴武与唐继尧的内讧相斗波及丽江，屠杀了许多无辜的人民。再加上云南军阀政府对各族人民的持续镇压和剥削，让纳西族地区的社会危机不断加深。^[72]纳西族人民多次掀起反对国民党政权、反对封建地主和封建领主的起义，还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进行过长期的英勇斗争。^[27]

1915年12月25日，“反袁护国战争”在云南打响，丽江纳西族人民积极参加护国运动，向护国军输送了多达3420名青年。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数百名纳西族子弟随滇军奔赴抗日前线，参加了台儿庄、中条山等重大战役。仅在台儿庄战役中，就有280多名纳西族官兵殉国。1941年，中国抗敌后援会在重庆发起了全国抗日募捐活动，纳西族人民积极响应，当时丽江各族人民捐出了半开银元75000元。同年，为了支持长久抗战，丽江纳西族人民在没有任何现代工程机械的条件下，用人力修成了白沙飞机场。1943年，为了中印“驼峰航线”的顺利通行，美军飞虎队在丽江设立航空指挥站，纳西族人民用实际行动支持盟军的抗日斗争，或修建电台，或修建房屋和其他军事工程等。1942年，丽江纳西族商人李立三为了配合中印公路的勘测工程，从印度萨地亚徒步缅属野人山，寻找到了中印间的陆上交通新捷径，为抗战后方运输路线建设作出了新探索。^[73]

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纳西族人民，渴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寻求光明的道路。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长征途经云南。红军救出受迫害的穷人，没收地主富豪的财产、粮食分发给穷苦老百姓等消息，传到了云南各个兄弟民族地区，也传给了纳西族人民。广大纳西族人民盼着红军早日来到自己的家乡。^[74]1936年4月，由任弼时、贺龙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的一支部队北上抗日，到达丽江时，纳西族人民自发组织起四百余人的队伍，对红军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在红二方面军于石鼓一带横渡金沙江时，纳西族人民帮助红军捆扎木排，运送物资，撑船摆渡，为红军胜利渡江作出了贡献。^[28]红军途经丽江时，沿途不少纳西族青年还踊跃报名参加了红军，仅在丽江大研镇就有14名纳西族青年光荣地加入了红军。^[29]

1946年7月，蒋介石向解放区发动全面的进攻，中共云南省工作委员会遵照上级指示，抽调一批干部深入纳西族地区，组织和领导各族人民同反动派进行斗争。1948年底，中国共产党又成立了丽江地下县委会，促进了革命运动的不断巩固和发展。1948年底到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辽沈、平津、淮海等战役的胜利，向大西南挺进。此时，纳西族地区的一些民族上层统治者组织了“雪山”“文峰”“崇新”等社团，以争夺群众，应付局势。1949年4月2日，党领导的大理地区游击队解放了云南省剑川县，建立了滇西北的第一个根据地。^[75]5月1日，丽江各族各界数万人，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五—”示威。这次示威，粉碎了“共革盟^[注15]”匪军的进攻企图，沉重打击了那些长期统治纳西族人民的统治者，如伪保安队长、伪团管区司令和帝国主义在丽江的代理人。^[76]

这次斗争之后，中国共产党积极发展革命武装，迅速控制了丽江及其附近一带地区。与此同时，丽江地下县委以强硬的态度与伪专员进行谈判，伪专员被迫接受了和平解放丽江的条件。1949年6月中旬，中国共产党接管了政权和军队，成立了丽江人民政务委员会和丽江人民自卫队。7月1日，丽江各族各界5万余人，召开了庆祝大会，正式宣布丽江和平解放。^[76]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党中央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向云南挺进。1950年前后，云南中甸，四川盐源、木里、盐边，西藏盐井等纳西族分布区也先后和平解放，建立了各级人民政权，和丽江的纳西族一起迈入了共同发展进步的新纪元。^[30]

历史上纳西族民族概念模糊，人口缺乏可靠的统计，各种材料上数字相差较大。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纳西族人口有143398人。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时，纳西族人口为156796人。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有245154人。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时，有278009人。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有308839人。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有326295人。^[77]2021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统计，中国境内纳西族的人口数为323767人。^[7]

根据历史记载，纳西族的先民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在云南、四川和西藏3省区毗邻的澜沧江、金沙江及其支流无量河和雅砻江流域繁衍生息，位于东经98°5'~102°、北纬26°5'~30°之间。^[78]现今纳西族居住于云南省的西北部和四川省的西南部，分布在云南省的丽江、中甸、维西、宁蒗、永胜、德钦、贡山、兰坪、剑川、鹤庆和四川省的盐源、盐边、木里以及西藏自治区芒康县的南部盐井等地。全国共有1个民族自治县和4个民族乡：云南省玉龙纳西族自治县、云南省永胜县大安彝族纳西族乡、云南省香格里拉县三坝纳西族乡、四川省木里俄亚纳西族乡、西藏自治区芒康盐井纳西族乡。^[4]

纳西族是个信仰多种宗教的民族，既信仰本民族的本土宗教——东巴教，也信仰喇嘛教、佛教、道教，信众最多的是东巴教。东巴教涉及到纳西族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对纳西族社会和人们产生较大影响。^[8]

东巴教是纳西族固有的一种原始多神教。因其巫师叫“东巴”，故称东巴教。它是在原始巫教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8]在远古时期，社会生产力极端低下，人们对变化莫测的各种自然现象和自然物无法解释，也无力与之斗争，从而把它们加以神化。东巴教宣扬的中心思想是万物有灵，灵魂不灭。认为天、地、日、月、山、水、火、风、雨、雷、电、木、石等等自然物和自然现象，均有神灵，既可赐福，又可降祸。因此，有了祭天神、地神、山神、水神（龙王）、风火神、畜神、谷神等的频繁活动，而且所用祭品和如何拜祭，都有俗定的规矩。^[8]东巴教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藏族、汉族等民族影响，将很多外来因素容纳到本民族原有的崇拜内容中，最后形成了东巴教独有的民族宗教形态。^[79]

东巴教只在族群中流传，以家户和村寨为单位举行祭祀和祈福活动，没有专门的公共宗教活动场所，也没有完整的宗教教义和统一的教会组织。^[79]其教徒绝大多数是下层劳动人民，一般不脱离生产劳动。东巴教的祭司，即东巴，在村寨中有较高的民声威望。日常从事劳动生产，在受邀作法事时出场，负责主持和举办相关活动。他们一般精通宗教、语言、文学、民俗、地理、神话、绘画、舞蹈、音乐、占卜等内容。东巴教所用的道具和法器通常有神佛挂像、长袍、五幅冠、海螺、摆铃、钹bó、法棒等，法场中有自制的尖木牌鬼神画、手捏的面偶、书印的咒符。做法事时，视情况念诵经书和进行舞蹈。^[8]在室外进行仪式时，木牌画被竖在祭场四周，东巴们有时跪拜于木牌前诵经文、敬茶酒，有时奉上家畜的鲜肉热血，有时在木牌前手舞足蹈，口中念念有词，举刀弄枪。^[80]在一些超度场合，还进行上下刀梯、嘴咬烧红的铁犁铧huá奔跑，以驱逐鬼邪等惊险的巫术动作。^[8]

纳西族的佛教是在唐朝时通过南诏、大理，传入丽江纳西族地区的。木氏土司于明永乐年间开始，在白沙、束河及府城一带，先后建造了琉璃殿、大宝积宫、大定阁等30多个寺、庵、堂、殿，并从内地请高僧到丽江的一些大寺庙当住持或经师。到清代，佛教在丽江地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又增建了60多个大小寺庙，分布在城乡各地。到新中国成立前，丽江县属的比较大的村寨，几乎都有一个寺庙，供奉着释迦牟尼、弥勒、普贤、文珠、观音、金刚、罗汉等神佛。纳西族群众经常就近烧香拜佛，祈求今生平安、来世极乐。这些寺庙的规模不很大，但其建筑和布局、所供佛像等几乎与汉族地区的相同。寺庙中的和尚多数也是纳西族，一些小寺庙虽然没有和尚，仍有纳西族的“庙祝”^[注16]。^[81]

纳西族信奉的藏传佛教，有“噶举”（白教）“格鲁”（黄教）和“宁玛”（红教）诸派。藏传佛教是从元末开始由西藏经过川西传入纳西族地区的。丽江纳西族地区在木氏的提倡和资助下，从明末至清乾隆年间，先后建立了福国、玉峰、指云、文峰、普济等滇西北的13个藏传佛教寺庙。此外，泸沽湖地区也有一座著名的喇嘛寺。至解放前夕，丽江仍是噶举派藏传佛教活动的重要地区。丽江地区的僧侣，奉“噶玛巴”为祖师。丽江五大寺的僧侣，有不同的等级和学位，其中活佛^[注17]的地位最高。纳西族认为，当藏传佛教僧侣不是一桩光荣的事。丽江地区的僧侣，绝大多数来自父母双亡、无依无靠或兄弟众多生活困难的纳西族人。^[82]

纳西语是纳西族人民的主要交际工具。纳西语属汉藏语系藏缅族彝语支，在语音方面的特点是：辅音分清浊，其中浊辅音较多；韵母以单元音为主，复元音较少；除少数地区外，元音不分松紧，没有辅音韵尾。纳西语的音节多数是由声母和韵母结合而成，少数由韵母单独构成，每个音节都有一个固定的声调。在语法方面，通常使用词序、虚词、声调变化、叠音作为表达语法意义的手段。句子成分的基本次序是主语——谓语或主语——宾语——谓语。纳西语量词比较丰富，人称代词和少量动词用特殊方法表示。解放后，纳西语词汇中的汉语借词日益增加。纳西语根据语音、词汇、语法的不同，分西部和东部两个方言，方言内部还有土语的区别。西部方言土语之间可以互相通话，但东部三个土语之间，在语音和词汇上差异较大，互相通话有一定困难。^[6]

纳西语是纳西族人民的主要交际工具，由于历史上各民族长期交往接触，纳西族中有很多人会讲汉话，一部分纳西族也分别兼通藏、彝、白民族的语言。至解放前为止，汉语文已成为纳西族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语言工具。^[5]

自明代开始，丽江、中甸、维西、永胜等县的纳西族主要使用的是汉文，但在一部分人中，一直保存和使用着古老的象形文字和音节文字。^[14]

象形文字，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图画文字，主要是由巫师东巴用来书写经典的，所以又叫“东巴文”。纳西语称之为“斯究鲁究”（serjellvjel），意思是“木石上的痕记”（又译为“木石之标记”或“木石之记录”），绝大多数的东巴经用这种文字写成。^[2]象形文字，是以表意的象形符号为基础，加上表音的假借字和附加符号构成的。是从比较原始的图画符号向表意文字过渡的一种文字。共有一千多个符号，字多音少，一个字发几个音，几个字又代表几个词或句子。即使是同一个符号，也因人因地而使音和意有所不同。由东部迁居维西、中甸、丽江的少数群众和东巴使用的“玛丽玛莎”文和“阮可”字也属于象形文字范畴，其字源基本上是象形文或由象形文演变而来，所不同的是，这两种是用东部的方言来读音。象形文字书写的东巴经书和文献，共有500多种，约2万册，迄今仍在部分人中流传使用。^[14]

音节文字，纳西语叫“哥巴文”（ggeqbbaq），含有后世东巴弟子创造和使用的意思。哥巴文是汉族文化在丽江广泛传播，象形文字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后产生的。它的字源来自于简化象形文字和大量借用汉字，包括借用汉字的形和意等。哥巴文只有500多字，笔划简单，一个字发一个音。由于字数少，字体不固定，标音不标调，同音和近音替代的多，只在丽江少数村寨的东巴中使用，没有群众基础；即使是东巴，真正能掌握和使用的也不多。^[14]

纳西族居住地区，山川壮丽、物产丰富，^[32]平均海拔约2700米。丽江的北部和中甸的东南部矗立着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丽江城西，黄山环护其右。泸沽湖周围有狮子山、牦牛山、瓦哈山、吐布山、瓦如卜拉山等。山上生长着云杉、云南松、落叶松、冷杉、红杉、铁杉、虎头枞、水冬瓜树等林木，很多地区还广植桃、李、梨、柿、核桃和苹果树以及其它优质的经济林木。森林里栖息着虎、豹、熊、鹿、獐子、野猪、雪鸡、松鼠、鹦鹉等走兽珍禽。当地出产虫草、天麻、当归、贝母、麻黄、麝香、熊胆、木香、杜仲、黄茂、党参、半夏等数百种中草药。在4000米高的地方还盛产雪茶。^[83]

丽江是云南省重点林区和中药材基地之一，全县森林面积约有625万多亩，约占总面积的85%。境内玉龙雪山高达5596米，素有“植物王国”之称，生长有云杉、冷杉、红杉等多种珍贵的木材林和200多种用材林以及520多种中草药。蕴藏有金、铜、铁、钨、汞、石棉、云母、大理石、煤等矿产。境内水利资源也极为丰富，其“虎跳峡”峡谷长20千米，最窄处仅有30米宽，而落差却有170多米，是建造巨型电站的理想河段。^[32]

纳西族居住地区的气候差别较大，仅丽江、中甸两地就分为寒带、温带、亚热带三种情况。丽江坝区，气候一般温和，春冬多晴天，夏秋多降雨；北部地势高，易旱，一般不种稻谷，南部宜种水稻和小麦；金沙江峡谷一带比较炎热，适宜各种农作物及亚热带植物的生长。四川盐源、木里的纳西族聚居地，气候虽较寒冷，但仍然宜农宜牧。丽江坝区的玉河、清溪、龙泉和三思渠，灌溉着坝区内外的万顷良田。粮食作物有玉米、水稻、小麦、大麦、青稞、荞子、土豆及各种豆科杂粮。蔬菜有元根、萝卜、白菜、莴苣、韭菜、茄子、南瓜、西红柿、胡萝卜，以及葱、姜、蒜、辣子等等。牲畜有牛、马、骡、猪、羊和牦牛。重要的矿藏有金、银、铜、铁、锑、铝、水银、沙金、石棉、云母、绿松石等等。这是纳西族地区发展工业的有利条件。^[33]

纳西族生产方式以农业为主。其农业生产为个体劳动，男女劳力实行自然分工：妇女从事碎土、薅锄、收割、背运等劳动；男子从事犁田、耙田、播种、挖锄、挑运等。耕地以水田、旱地为主，水田主要种植稻谷等作物；旱地产包谷、麦、油菜籽等；山地种荞麦、燕麦和麻。生产工具有犁、木耙、条锄、板锄、镰刀、柴刀、钉耙、斧、连枷、板耙、竹背斗、簸箕等，主要使用牛、马、骡、驴四种畜力。纳西族耕作技术很精细，肥料有沟泥、草灰、畜粪三项，不习惯施用人粪。^[34]

解放前，纳西族的土地，大部分集中于地主阶级手中。广大农民要承受封建地主沉重的地租剥削。不少农民因交不起地租，倾家荡产或沦为雇工。在土司制度束缚下，泸沽湖地区的社会发展相当缓慢。农业是封建领主制的经济基础，除园圃地与部分水浇地实行固定耕作外，大部分土地采取轮作与休耕制。农作物大多广种薄收。山地、坡地往往采用原始的刀耕火种方法，产量不高。土司及当权的司沛，只会压迫剥削，却不注意水利设施和提高生产技术。他们为巩固其反动统治，拒绝接受汉族先进的农业技术，禁止人民播种水稻。^[84]

辛亥革命以后，纳西族一些手工业者开始脱离农业，开设店铺，逐渐形成了工商户聚集的区域。其中，白沙、束河、大研里的丽江街区最为繁荣。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丽江迅速发展成为纳西族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县城，其商业最繁荣时期有大小商户一千二百余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外籍商号有永昌祥、茂恒和恒盛公。同时，纳西族中也涌现出一批代表性的商业资本家，如李达三、牛文伯、赖敬庵等。他们输入的商品主要包括棉纱、花布、毛巾、牙刷、化妆品等，而输出的商品主要是茶叶、蚕丝、绸缎、盐巴、猪鬃、毛皮等土特产品。这些货物远销至重庆、昆明、拉萨等地以及印度，甚至在当地开设了分号。尽管丽江的商业资本比工业投资多，但其仍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大多数资本家在赚取暴利后，会购买大量的土地和房屋。因此，丽江纳西族中有很多地主都兼营工商业。^[35]

解放前夕，纳西族手工业已经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丽江城内已经有了各种行业，包括皮革制件、棉毛纺织、制钢、银铁器制造、建筑、木器制造、酿酒和食品加工、竹草编织等。全城大约有二千五百多名手工业者，拥有七百架木织机。这些手工业者大多是从农村来的破产农民，另外还有一些是从外地请来的技师。有些师承汉族技师，有的则是学自回族师傅。丽江生产的藏靴、枪壳远销西藏；皮鞋、皮筒内销大理、昆明，有的还销往印度。其铜器在滇西北素享盛名，包括铜锅、铜壶、铜盆、铜盘、铜灯盏等尤其铜锁制作精致，畅销西南各省和康藏地区。^[35]

捕鱼是泸沽湖畔纳西族的一项重要副业。泸每当鱼汛期间，约有半数的劳动力投身于捕鱼。他们使用的捕鱼工具相对原始，包括大小鱼网、竹壕子、木制砍鱼刀以及独木舟等。土司会根据沿湖的溪流划分出若干片区域，征收一定数量的鱼税。渔业生产中仍然保留着许多原始残余，例如集体捕捞和平均分配。^[85]

纳西族普遍存在着家族组织。家族是由几户至若干户共尊一个始祖的血缘亲属组成的。在丽江、维西、中甸等建立了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地区，家族是依照父系血统组织的。每个家族都有办事公道、德高望重者作为族长，负责主持祭天仪式，讲解家族历史，调解族内纠纷等。在古代，丽江纳西族曾有“梅”“和”“树”“叶”四个氏族，进入阶级社会后，氏族聚居的血缘村落已转变为地缘村落。因同家族的人大部分散居诸村，极少一个家族的后裔居住在一个村子内，因此只有少数地方一村就是一个家族。如丽江雪松村的李姓家族，除本村住着几十户外，还有散居在县城、刺是、江边等地的。家族内有一个姓的，也有二三个姓的。而同一个姓的人，有的又分属不同的家族。姓氏和家族组织间没有了必然的联系。解放后，地缘村落一般由二三十户至一二百户人组成，也有十来户甚至几户聚居的村落。每个村落都有一些共同事务和活动，如守林护林、设立公共粮仓、举行祭祀活动等。新中国成立后，在丽江、维西等地的纳西族中，家族之上的氏族组织已消失。^[36]

除家族组织外，纳西族还存在一种介于家族与家庭之间的组织，是由家族分衍出来的若干户血缘近亲组成的，叫“支”，丽江纳西人称“的只”，直译即“一支”。一个家族通常有2至4支人。同支的人一般住同村或邻村，各户之间联系比较紧密。他们有共同的近亲始祖、公地、山林或墓地，日常生产生活互相协作，联系紧密。解放前夕，由于丽江纳西族内部贫富悬殊，“支”一级的联系也在削弱。^[86]此外，纳西族民间还有传统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合心组”等，是在农忙季节临时性组成的互助生产组织。通常由相处融洽、关系密切的邻居或亲戚朋友自发组成，一般规模较小，多则十来户，少则四、五户。还有互助性放牧组织“路补”，几户人家的牛羊在一起放牧，由各户轮流出人放牧。^[2]

丽江纳西族的父系家庭内部，实行父系继承制。每一个家庭大多由三、四代人组成，子女都随父姓，财产由父亲传给儿子。分家时，按传统习俗，由儿子们均分田地、房屋和大牲畜，其中最小的儿子有优先获取祖房和最优田产的权利，女儿则无财产继承权。没有儿子的家庭，可过继兄弟的儿子继嗣。如果要为女儿招赘，必须取得兄弟们的同意。绝嗣家庭的财产，由本族近亲继承。由于受儒家封建礼教的影响，过去丽江纳西族的家庭中，妇女地位低下，有许多重男轻女的习俗。但在仍然保留传统文化较多的少数地区纳西族中，妇女在家庭中仍然有较大的权力。比如格里拉县三坝等地纳西族，虽然同样是父系制社会结构，妇女仍然具有一定的家庭地位，儿女的婚事，决定权不在父亲而在母亲，女子出嫁时，可以带走财物和田地。家中无男儿时，女儿可以继承父母的全部财产。^[2]

在泸沽湖地区，纳西族的家族组织仍保留着较多的原始性质，有着同一家族聚居的血缘村落。在泸沽湖地区，其家族组织叫“斯日”，是古代母系氏族公社后期产生的母系家族组织。家族组织既包含母系家庭和母系父系并存家庭，又包含父系家庭。^[86]其中最主要的为母系家庭形式。母系家庭的所有成员都是从母亲那里传承世系，男女成员均为同一个或几个始祖母的后代。母系血缘是维系家庭的基础，财产按照母系继承，由母亲传给子女，舅舅传给甥子和甥女。男子在家中的身份是舅祖、舅舅、兄弟，或是母亲的儿子或舅舅的外甥。每个母系家庭都有一个家长，通常由年长或能干的妇女担任。家庭权利和分工的形式主要为舅掌礼仪、母掌财产。母系家庭的传统观念认为：女子是家族的根，缺少了就断绝了根基。如果某个家庭一旦没有女继承人，就需要过继养女。一个母系家庭的成员通常在10人以上，多的达到30到40多人。由于这种家庭的全部成员都是母系血亲关系，属于一个亲族，没有外姓，很少发生争财产、闹分家的纠纷。^[2]

古代纳西人以游牧为主，饮食比较简单。开始农耕后，仍过着半农半牧生活。农作物只有荞子、稗bài子及蔓菁之类，除自养牛羊或猪，获取一些兽肉外，无其它食物品类。元、明以来，丽江一带的农副业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纳西族的饮食门类发生了很大变化。至解放前夕，农作物有了小麦类多种；稻子有红、白及糯稻三种；玉米有短根早熟、长根晚熟及糯玉米等种；豆菜类品种更多，各种蔬菜四时生产，十分丰富。肉食类主要是猪、羊、牛、鸡、鸭、鱼、蛋等。^[37]

纳西族的主食以小麦、大米、玉米为主，其他杂粮为辅。在坝区或水源方便的山区的农民，多在屋前房后自辟园圃，种菜自食。同时，纳西族在每年冬月、腊月间有杀年猪的习俗，做成火腿或腊肉，平时分切而食。一般人家还自备有各种咸酸腌菜、豆豉、肝酢、香肠、腌蛋等。来客或加餐时随时可以拿出几种。一般情况下，每日三餐，早上吃馒头或饼，配点酱菜，做米酒或面糊汤；中午副食也较简便；晚上则要吃好一些，有米饭或大米、玉米混合饭，有两三个菜及汤。冬春时节则爱吃热气腾腾的火锅菜，夏秋农忙期间多数农家皆以米酒拌凉水解渴。有些地方早上也吃炒面和酥油茶。纳西人喜喝酒、吃茶和抽烟叶，爱吃辣、酸、甜味。城镇居民的主食主要是大米和麦面，蔬菜全靠郊区菜农供应。^[37]

古代的纳西族人民，一般以自织的麻布或粗棉布做衣料。男穿短衣、长裤，女着短衣、长裙。无论男女，大都不穿鞋袜，束花布腰带，外披一块羊皮或毛毡。^[38][87]丽江、维西地区，在明代以前，男子头绾wǎn二髻，旁发削剃，称做“三搭头”。已婚妇女梳高髻，未婚女子剪发齐眉。清代时略有变化，男子剃发戴帽或辫发不冠，用青布缠头。妇女在发髻外面，用黑布包成菱角形的大帽。解放前夕，因受汉族的影响较深，男子服饰与汉族基本相同，穿长袍马褂或对襟短衫，下着长裤。妇女上穿宽腰大袖的大褂，前幅及膝，后幅及胫，外加坎肩，下穿长裤，系百褶围腰，穿船形绣花鞋。衣服多为蓝、白、黑三色，在领、袖、襟等处绣有花边，朴素大方。妇女劳动或出门时，再披上羊皮披肩。^[38]纳西族女性的羊皮披肩又名“七星毡”，因披肩上间隔缝制7个刺绣圆盘“星星”而得名，纳西语叫做“优扼”，俗称“披星戴月”，是纳西族妇女披戴于肩背上的一种独特服饰。样式呈上方下圆。上部缀有两个大圆布盘，左侧代表太阳，右侧代表月亮。底部钉有七个彩绣圆盘，象征着北斗七星，寄寓着“肩挑日月，背负七星”的美好意蕴。^[39]

纳西族宗教服饰的代表是东巴服饰。在纳西族人的观念中，五色与神灵相通，具有某种魔力；五色源于精威五行，即木、火、铁、水、土。在东巴服饰中，五色中的黑、白、红是出现频率较高的颜色。通常，东巴法衣有红、黄、海底蓝三种颜色。另外，在东巴文化中，白代表神灵、正义和善，黑代表鬼怪、邪恶和灾难。因此，纳西族的宗教服饰是崇白忌黑的。^[87]

解放后，丽江纳西族服饰有了较大变化，其趋势是向省布料、简便、便于劳动和工作的方向发展。男子服饰已与汉装完全相同，长衫、对襟短衫不再流行。妇女装束，特别是年轻女子，现在一般有一套民族服装、一套汉装，头戴脚穿均为汉式，刺绣、挑花等对她们来说已变得陌生。^[88]2009年，“纳西族服饰”被列入云南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89]

纳西族人民在游牧时期，其居住习俗经历了从“穴居”到“羊毛毡帐篷”的演变。转为以农耕为主的民族后，主要居住于木结构、井柜式的木楞子。^[2]传统的木楞房是用五六寸厚的圆木在近两端处凿口，纵横相嵌架垒而成。人字形顶，盖上木板，中间开一天窗，内置火塘，旁设床榻。房外抹灰泥，冬暖夏凉。^[40]泸沽湖畔摩梭人的木楞房绝大多数由四个房屋组成大小不等的四合院，一幢是正房^[注18]，供全家就餐、主妇休息及储存粮食杂物；左面是经堂，右为畜圈，正房对面是有许多小间的两层楼，供“阿夏”情人小住。^[2]

整个家庭住宅的中心为祖房，祖房神龛kān下设平台型单火塘或双火塘灶，火塘中央埋一个土碗或陶罐，象征火塘灶的心脏，盛有金银、五谷及海贝等物。火塘边供奉灶神、祖先神等。在纳西族文化中，火塘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精神中心，纳西人的人生礼仪和多种东巴教仪式都在火塘边举行。在过去，火塘边的座位还与人们的性别角色及家庭尊卑长幼序列密切相关。现在部分丽江山区的纳西族仍保留了火塘灶，同时在正房中砌锅台灶作为补充。坝区则已普遍实行单独的厨房和锅台灶烹饪rèn方式。^[2]

明代时期，纳西族开始从木楞房向瓦房过渡，但大都是土司和头目的住宅及寺观庙宇。^[2]清初以来，丽江城镇和广大农村普遍流行着木石结构的瓦房，即“三房一照壁”或“四合五天井”的住宅。门前即渠，屋后水巷，跨河筑楼，院内养花。这种瓦房多系二层楼房，屋基用石头砌成，厚实稳重。房檐外伸，以保护山墙及木质部分不受雨水腐蚀。庭院较大，通常用块石、瓦渣、卵石等材料铺成有象征意义的图案，如“四蝠闹寿”“麒麟望月”“八仙过海”等。^[40][2]三房者分正房和厢房。正房多坐西朝东，正房或北房中的一间，多用6个格扇做门，其上有花草鸟兽等浮雕，为全家平时休息或待客之处。一般正房、北屋楼下住人，楼上放粮食及杂物；南房楼下为牲畜圈，楼上放置草料。^[40]

纳西族人民在解放前夕，不论上山下地，赶集或远行，多为步行，人背肩挑。少数时候骑马代步，或驮运东西，马道窄陡而不平。江河之上，除石鼓冲江河上及丽江至永胜之间的梓里铁索桥外，只有木桥、石板桥和石拱桥。^[90]自丽江往南至大理白族自治州，解放前已有马路，全长约五百里。商旅由下关乘汽车可通往内地，也可由下关转滇缅公路，通往国外。另一条马路是由丽江通至中甸，全程约五百里，路面狭窄，有些地段只能单人独马通行。丽江到鹤庆、维西、宁蒗、永胜、兰坪等周围各县均无公路，只能走马帮。解放后，丽江县人民政府领导纳西族人民积极从事基本建设^[91]，1951年，修通了丽江到下关的公路，接着丽江至中甸、维西、永胜、宁蒗、华坪的公路也相继建成。宁蒗到永宁，已修好专线公路。现在，整个丽江地区由县到公社，基本上可通汽车，交通面貌得到很大的改变。^[91]

纳西族因居住地区不同，婚姻习俗各有特点。其主要聚居区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儿女婚事由父母做主，媒人撮合，以牛、羊、猪、酒聘娶。婚姻讲究门当户对、三从四德、夫唱妇随等封建伦理道德。丽江纳西族与汉族、藏族联姻的较多。在本民族内部，同姓不同宗的人可以通婚，但同一“崇窝”（宗族）之间禁止通婚。过去有少数“抢婚”和“兄亡纳嫂”的“转房”婚俗。^[92]

纳西族主要聚居区结婚一般都要经过订亲、请新娘、举行婚礼的程序。订亲，纳西语叫“日蚌”，意为“送酒”。男孩长至五六岁时，父母便注意给他物色媳妇，若是相中的女孩与儿子的生辰属相相合时，父母便托媒人带一壶酒去女家为儿子说亲。如女方父母同意，待女孩十岁左右即择日举行订婚礼。订婚时，男家须向女方送礼物，第一次称为“小酒”。小酒之后，任何一方觉得婚事不合适时，都可以反悔。小酒后隔上一年半载，男家再向女家送第二次礼，叫做过“大酒”。“大酒”之后，双方再不能反悔婚事。送“大酒”后的第二天，男家的至亲去女家会亲，从此，两家人开始互访。^[92]

男女二十岁左右，方择吉日举行婚礼，纳西语叫“楚美如”，意为“娶媳妇”。^[92]正式迎亲时，大宴宾朋，又叫“办大酒”。清晨，男家的媒人、吹鼓手及亲友，带着新娘婚礼时需穿戴的衣物，到女家迎接新娘。新娘进新郎家大门时，必须跨过门槛正中的“马鞍^[注19]”，代表着正式成为男家的成员。举行仪式前，新娘和新郎要先拜祭祖宗，然后进入洞房。新郎要立即换上新娘送的拴有红丝线的新鞋，然后出新房招呼客人。新娘则在房内重新梳妆打扮。过一会儿，新郎、新娘至堂屋，举行“分大小仪式”，即依长幼亲疏拜谢新郎方面的长辈，最后敬拜来宾。第三天新人回门，由女家宴客。妆扮好的新娘、新郎，在男女伴友和亲属的陪同下，赴女方家省亲，并带去茶、糖、肉、饵快等礼物。^[93]

不同于纳西族主要聚居区，在泸沽湖地区的纳人（摩梭人）母系家庭中，其婚姻形式是独特的“阿夏”婚^[注20]。“阿夏”婚的基本形式是男不娶女不嫁，情侣双方都终身生活在母亲家里，相恋钟情者互送信物订情，男子在夜间到情侣家过偶居生活，第二天黎明即返回自己的母亲家里。在传统习俗中，只有不属于同一母系血缘的成年男女才能建立“阿夏”婚，“阿夏”所生的子女随母，血统也依母系计算。^[2]

在清代“改土归流”以前相当长的时间里，纳西族一直盛行火葬。关于纳西族火葬习俗的明确记载始于元朝，李京著的《云南志略》写道：“人死无棺椁guǒ，贵贱皆焚一所，不收其骨，非命死者则别焚之。”^[94]纳西族盛行火葬，与其居住环境及祖先崇拜有关。纳西族结束游牧生活后，定居在滇西高原山区。这里海拔高，气候非常寒冷，人们的生活离不开火。纳西族谚语称：“火是人的伴。”他们认为既然人活着离不开火，人死后亡魂也需要火陪伴。在古代纳西族的观念里，火葬是神授的，具有绝对的权威，必须世代遵守。^[95]

清朝“改土归流”后，历任流官对丽江实行了“以华变夷”的移风易俗政策。纳西族被迫接受易俗的“教化”，改火葬为土葬，中间经历了相当长的过程。在“改土归流”后的四、五十年里，丽江坝区、金沙江河谷，只有少数的纳西族读书人、富商和地方绅士实行了土葬。后随着汉文化的影响渐深，清末至民国，土葬成为普遍现象。民国以后，除了非正常死亡者实行火葬外，大多实行土葬。但在一些偏远山区，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广大群众接受汉文化程度低，东巴教影响大，至今仍有火葬习俗。^[96]

纳西族接受土葬方式后，在其丧葬过程中表现出复杂的文化现象：在接受儒家厚葬思想的同时，仍然保持着传统的生死观念。同时吸收借鉴佛教、道教的思想，形成多元的丧葬观念。在同一件丧事中，不仅要做棺材、建阴宅、厚葬死者为之守孝，还要请东巴举行各种仪式，安慰亡魂，又有佛、道教的仪式，超度亡魂。在现代社会，纳西族存在着火葬、土葬、火化土葬三种丧葬方式，但火化土葬的方式正日益成为纳西族丧葬方式的主流。^[97]

纳西族人忌讳：骑马到寨前必须下马，也不能把马拴在祭天堂的地方；不能登踏三脚架，也不能翻弄灶里的灰；祭天堂、祖先、战神时、忌外人观看。忌在门槛上坐和用刀斧在门槛上砍东西。有的地方还忌在家里唱山歌；不许杀耕牛、驮马和报晓的雄鸡；忌食狗肉。^[2][98]此外，还有不准将水泼于火塘，不准跨越火塘，不准用脚踩铁三脚架等的种种禁忌。^[2]

春节，纳西语称“由奔吉正”，是正月过年的意思。春节，从腊月开始准备过年到正月十五为止，是纳西族一年之中最盛大、隆重的节庆。纳西族处于汉、藏文化圈等多重文化的交界地带，其春节文化的演变发展，在本土文化基础上，融合了汉文化、藏文化。纳西族春节的年货，包括衣、食、住（主要是装饰品）以及休闲玩乐等方面。饮食，是年货中的大宗。除了自家生产制作的各种腊肉、阉鸡、干凉粉皮等，每家每户都从市场上购买水果、糖果、酒水饮料。纳西族春节有砍年树、栽年树的习俗。在大年三十之前两三天，小伙子都要上山去砍“年树”———棵两三米高的小松树，栽在院子中央，贴上各种各样的佛教经幡或彩带。^[注21]纳西族历史上“喜猎而爱犬，犬易三犊”。因此，过年有让狗优先吃食的习俗，过年的鞭炮一放完就先给狗喂饭，主人还会专门察看狗先吃饭或先吃肉，来预测新年粮食和年猪的好坏。大年初一早上是纳西妇女唯一可以睡懒觉的时间。纳西族家中的长男或长孙先起床，边开门边喊“大吉大利”，并点火烧水。火要一点就着，取吉祥红火之兆，再点三炷香，然后拎水桶到河边“买水”。先把香插在河边，顺水汲水三次，并用纳西话念“新年大吉，风调雨顺”。现在这一传统习俗在不断简化。^[99]初一当天，多数不串门，有些地方到同姓宗亲家拜年。初二开始，非宗姓亲属和友邻之间相互拜年。春节期间，同村的青年男女和一些壮年有互相拜年和轮流请客的习惯。^[100]

祭天，纳西语叫meebū（猛本），是丽江、中甸等地纳西族古老而又隆重的节庆。祭天有春祭和秋祭。春祭在春节期间举行，是春节活动的主要内容，叫“春节大祭天”；秋祭在七月中旬举行，也叫“七月祭天”。纳西族祭天历史悠久，有一套完整的祭天规程和繁杂的仪式。祭天有祭天场，一般是在离村不远的地方，用石头围砌成方形或长方形的场地，内有祭台。没有场地的城郊或坝区中心，春节期间也轮流在各家院中围栅搭棚来祭天。祭天的一切器物，都要求专用和洁净。如祭台上左右各栽1棵栗树、中间栽1棵柏树，前排还有两棵小栗树，这些都是派专人到高山岩头去砍伐的，要放在固定的地方；祭天用的米叫“神米”，要挑白净颗粒整齐的，需经过多次洗晒；量祭天米的小升和装米的竹篓，平时要挂在高处，使用前后都需洗刷干净；祭天用的“神猪”，一般为两头，由两家轮流喂养，要保证大猪一百二三十斤，小猪八九十斤。祭天用的大香，粗如茶杯、长丈余，须在秋天就准备好料，使用前专门搓制，并分节贴上彩色纸花穗，使其燃烧一昼夜不熄。祭天所用器具平时由专人保管，不得随便使用。^[9]

“三多节”，纳西语叫“三多颂”，就是“祭三多”神。“三多”神是纳西族的本主神灵(也是著名的战神)，唐代建祠祭祀，深受人民信奉。因南诏曾封玉龙山为北岳，三多庙在玉龙山麓而称北岳庙。纳西人认为，“三多”是本族最大的神灵，并说他是属羊的，因此，在每年的二月八日和八月的第一个属羊日，用全羊牲来祭祀。庙会期间，不仅远近的纳西人蜂拥而至，邻近的汉族、白族皆来进香，甚至遥远的藏族也来朝拜。信众之多，香火之旺，皆为丽江所有寺庙之首。^[10]1986年开始，每年农历二月初八正式成为官方认可的纳西族的传统节日三多节，当地政府安排举行各种庆祝活动。^[101]2005年，当地政府将三多节的放假天数由原来的一天延长到三天。自三多节确定为纳西族传统节日以来，每年的农历二月八日，纳西族男女老少都要穿上节日的盛装，相互邀约前往玉龙村北岳庙焚香祭拜，祈求神灵庇佑、人畜兴旺、风调雨顺、清吉平安。祭拜结束后，就地野餐，午餐后，还要载歌载舞、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来欢度自己的传统节日。^[102]

三月十五的黑龙潭物资交流会，也叫龙王庙会。龙神祠建于清代，它原是丽江纳西族群众祭祀龙王、祈求丰收的传统庙会。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交换的频繁，形成各族人民之间互通有无的物资交流会。上会物品有各式农具、土特产、日用百货、玩具以及牛、马、骡等。会期五至七左右。参加庙会的人，除丽江及邻县的各族群众以外，还有大理、保山、昆明等地的商旅，一些外省市客商也来赶会。当地群众争先选购农具和外地来的日用百货，外商则收购当地药材、皮毛等土特产品，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会期中，在专建的戏台上，由昆明等地来的专业艺人唱滇戏(有白天和夜场)。还要举行赛马和对唱纳西族民歌等的文娱活动。^[103][11]

六月火把节，也是纳西族传统节庆之一。纳西族火把节举行三天，即六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每逢火把节，纳西族群众在白天斗牛、摔跤、对唱民歌；夜里即家家户户扎大火把，高高地插在粮架顶或树上，把端阳节缠的彩线放在火把上烧掉。小孩们则每人执一小火把结伙转游，或隔三五步立一火把，进行跳火把和撒松香粉等游戏。^[11]

中元节祭祖，多在七月十一至十四中的两天举行。纳西语叫“波敬”，意为“烧包”。“包”是印有经符和图画的纸袋，内装白草纸、金银纸，每对祖先用一个袋，做好后排列在托盘中，并带香、茶、酒和祭品，到大门外念名字迎接至家，摆在堂屋方桌上，点灯并放上供品。每餐饭前祭拜一次。至第二天傍晚，全家再到河边烧包磕头，把祖先送回该去的地方。这是一年中除春节外把祖先接回家中祭奠的唯一的一次。^[104]

七月骡马会，是纳西族人民的又一重要节日。于七月十五开始在丽江县城西狮子山后的坡上举行。该会创始于清朝末年，会期五至十日。该会是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以大牲畜交易为主。会期中，滇西北各县及大理等地的农民牵拉着牛、马、骡，带着土特产品前来交换。每年上市的大牲畜多达万头以上，成交几千头。^[105]

纳西族文学的形式有神话、传说、诗歌、故事、寓言、谚语、童话等。神话与传说都是口头流传，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较浓的浪漫主义色彩，部分载入《东巴经》^[注22]。神话共分12类：祭风、消灾、求寿、开丧、祭龙王等。内容除了宗教迷信外，也有纯属于民间传说和神话的，大都叙述自然现象以及人们向自然作斗争和如何胜野兽的情况。神话传说中也有很多是神与妖魔鬼怪斗争的故事，故事中的鬼魔，实际上是人们周围的灾害、洪水、疾病。另有《摆几于儿》《仍义普迟》《劳动生产》等作品，描述了古代纳西族人民的畜牧生活。记载在《东巴经》里的《创世纪》《鲁摆鲁饶》，长期以来被广大劳动人民所喜爱，在纳西族文学遗产中占有一定地位。其中，《创世纪》是叙述大自然的形成过程、纳西族劳动人民创世过程、人类的起源，歌颂了劳动人民征服自然的巨大力量等。^[41]

诗歌有相会调、欢乐调、殉情调、逃婚调、诉苦调、情歌等。相会调主要内容是反映对封建宗法制度的反抗，要求婚姻自由，歌颂爱情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代表性作品《鱼水相会》《蜂花相会》，是纳西族人民最喜欢的调子，无人不晓。“欢乐调”以歌颂劳动为基础，反映出人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同时也歌颂了真挚的爱情。作品有《猎歌》《作筝》《烧香》《赶马调》等。^[106]

纳西族的舞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唱调子时跳的，动作比较简单，如跳《阿哩哩》《哦门达》。这种舞是手牵着手围成一圈，按歌调节奏有规律地左右跨步，手前后摆动，一段跳完时，大家躬腰一次，这样不断反复。这种舞蹈是从属于唱调子的，凡是参加唱调子的人都一起跳，人数不限。另一种情况是接受其他民族的舞蹈，如藏族、傈僳族、彝族的舞蹈。^[107]

“勒巴舞”是来自藏族地区的风俗舞蹈，百年前就流传在纳西族人民中间，尤其在金沙江上游一带流行。解放前的纳西族人民多在正月十七、十八、十九跳勒巴舞，是为了祈求下雨和丰收。^[107]“多三舞”也是由藏族地区传来的，已成了纳西族人民所最喜欢跳的舞蹈。经过多年的演变，内容已不同于藏族。解放前金沙江边塔城一带的纳西族人民每到正月初十都要在城北山头上跳“多三舞”。传说为了纪念和吊慰“东巴少居”的母亲^[注23]。跳时，每村都要轮流带饭送到山上，常常跳到深夜。送饭、送米的都是一些姑娘，她们在篮子上系着彩带，插着各种花，非常隆重地从家里一直唱到山上，跳到山上。另外在青年赛会^[注24]的时候也跳。^[108]

其它还有以笛子伴奏的双脚蹬舞、吕西舞等，都是活泼健康的舞蹈。纳西族青年经常在劳动之余，三五结伙，找一块空地跳到深夜。这两个舞蹈都是一人领跳（吹着笛子），速度、节奏、步伐的变换全由领跳来掌握。节奏较为强烈，情绪欢乐，是青年人最喜欢的舞蹈。^[108]

纳西族的民间歌曲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叙事歌——唱调子（古老民歌），一种是短歌——山歌、小调等（现代民歌）。唱调子男女老少都会唱，栽秧、婚丧以及集会、庙会、节日的场会都要唱。唱调子有赛唱的习惯，这多半是两人对唱（盘歌），一问一答，当对方唱完一段，而另一方必须答其所问。如答唱不了，或答唱得不好，则认为不是好的歌手，或者是败手。纳西族在丧事喜事时和五年一次的驱灾会时，会使用宗教音乐，即东巴调子（东巴经）。念经时配以曲调唱诵。有三种形式红事、白事及“哈拉利课”（送行）。调子有九种，但基本曲调只有三种，曲调低沉，忧伤。^[109]

解放了的纳西族人民，为了歌唱新生活，创作了《阿哩哩》《劳未调》《劳未调》等歌曲。《阿哩哩》是纳西族人民根据古老的口弦调、古老的歌调《美丽的白云》（“阿哩哩记帕”）当中的乐汇加以创作，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完整的欢乐曲调。在纳西族人民当中流传最广，每个人都会唱。^[110]

纳西族人民使用的民族乐器主要有直笛、口弦、胡钹，另有二簧（京胡）、中音胡、三弦、竹笛、葫芦笙、琵琶、音锣等。直笛一般演奏山歌，更多的是姑气调，它可代替唱诵，用“姑气”奏出诗歌的内容。口弦是纳西族人民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乐器，它不仅能演奏一些乐曲、表达诗歌的内容，而且也是用来表达情感的一种工具。“胡钹”又称“浑不似”，是元代忽必烈进入丽江时带来的蒙古的乐器。一般都用于《别时谢礼》音乐里。演奏时除了旋律部分外，多是起节奏作用（弹一拍的第一个音），有时为了加强音乐气氛，也出现四、五度甚至三度和声，音色较为柔和，民间流传较少。^[111]

纳西族的绘画受到汉族、藏族和白族的影响。纳西族在各大寺庙中保存有大量壁画，也就是“白沙壁画”，大都是明代的作品，少部分是清代的作品，为喇嘛教、佛教、道教的混合内容与题材。有的在一堵壁画中画着几个宗教的神佛，如“观音普门品经”上有10个观音，下有八臂观音，周围绕以“或遭王难苦”“临刑欲寿终”“刀寻段段环”等14个故事画，有如连环画的形式，以山、石、云雾分别隔开。手法上既有汉画的“披麻”“斧劈”“钉头鼠尾”“游丝古高”“折带草芦叶”等方法，也有藏画的风格，线条匀净，笔法洗练，用色平涂，色彩艳丽，富于装饰等。整个壁画设计匀称，人物形象生动，凡衣饰、头饰、手饰、衣边及露在衣外的肉体，都有贴金、描金或泥金的使用，人物体态丰满，保有唐代道、释画的风格。这些内容丰富的宗教壁画^[注25]是从明初一直到清初陆续不断地画出来的，明万历年间更多一些，各寺庙的壁画都没有作者款识。^[112]

纳西族各种建筑上都有雕刻，多半是在窗上、扇门上、格子上、天井上、阶石上、碑碣上、饰物上及石雕、佛像等，风格接近汉族。内容多是雕着雀鸟、龙凤、人物、狮子、老虎等，雕工细而精深，线条生动，尤其各种动物的形象刻画得比较逼真，生动活泼。由大觉宫移到龙泉寺的观音佛座及大觉宫大殿天井的木刻（龙、鱼、海螺、鼎）都显示出艺术技巧。其它如佛屏、铜佛、泥塑等刻画得也细致入微，色彩鲜而不娇、明暗柔和。福国寺大殿二层的千手佛，龙泉寺的释迦及一些佛屏都是雕塑艺术中的精品。此外，纳西族的住宅门窗格扇都有浮雕，图案清秀，雕工精细，形成纳西族建筑上不可缺少的优美的装饰品。^[113]

纳西族建筑艺术多以宫殿与寺庙为代表。木天王的宫殿，多仿明代中原的建筑，一般都较为矮小（防大风），但层薨hōng勾角，铜瓦玉砌，精雕细凿，气势庄严宏伟。《徐霞客游记》中曾提到：“宫室之丽，拟于王者。”狮子山下的石牌楼，高约18公尺，4根石柱撑着牌楼上的碑、椽chuán、檐、楼盖。前有匾额，刻有忠义字样，下有四座点缀小品的基石。1952年大地震，顶层石瓦稍有损坏，其它保持原样。寺庙的建筑在学习明朝建筑和西藏建筑的基础上，稍有创新，有些建筑楼角翘度平直、斗拱层叠，形成了建筑艺术中的独特风格。除五大喇嘛寺，即福国寺、指云寺、文峰寺、普济寺、玉峰寺等外，还有龙泉寺、大宝积宫、琉璃殿、大觉宫、皈依堂、大宝阁、万德宫。其中皈依堂、福国寺、大觉宫、琉璃殿为最古老^[注26]。这些寺庙有的是用木家的故宅改造的。^[113]

纳西族民间剪纸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宗教上的，多装饰在佛堂、神龛，内容有八卦、云彩、如意头等，流传不广；另一种是剪寿字，内容是一个寿字，周围剪成花鸟图案，以象征幸福。寿字有长寿字、方寿字、长脚寿字、五福（蝠）闹寿、梅花闹寿等。工具只有一把剪刀，剪刀用法洗练、简捷，图案匀称，有方形和圆形对叠。除了六鹤同春、马鹿、白鹤、牡丹等不对称外，其余一般都对称。剪纸多用于新年、节日、婚丧、祝寿时，贴在灯笼上、天井上、礼品上和篾笠上。或者用在绣花方面，有些鞋边、衣领、帽子等，常用软纸剪好贴上去，后同纸一起绣上，内容都是一些花边、花鸟等对称的图案。^[113]

打秋千是纳西族群众最喜爱、开展得最广泛的活动。平日里，很多10岁左右的男女孩，利用场院中晒粮架的横杆或地头山间大树的枝干，拴上绳子游荡玩乐。而成年人的群众性打秋千活动，则是集中在春节期间进行的。那时，每个较大的村寨或近邻的两个小村的中间，都竖起秋千架，成为全村男女老少和外来宾客聚集的热闹场所。有些村寨竖秋千架还保留着一些传统的规矩。如丽江白沙的玉湖村，有一百几十户人家，每年都要在村头村尾各竖一个秋千架玩乐。纳西族人们认为，打秋千不仅益于身心健康，而且还标志着“除旧布新”，所以，不论男女老少在春节期间都要荡几次秋千。正月二十下午卸秋千架，木料放在不易日晒雨淋的地方，以备来年再用。^[114]

纳西族人民自古以来善于养马、骑马，因此赛马是纳西族群众经常进行的体育项目。人们在放牧或过节时经常进行友好比赛，但不分名次。正式赛马是在每年三月的黑龙潭物资交流会和七月的骡马会时举行。届时，纳西、藏、白、彝等民族的骑手，拉着专门训练的马和骡云集广场，由大会裁判主持，马、骡分组抽签，进行预赛和决赛。优胜的前三名，分别得到金牌、银牌、铜牌及红绸等奖品。同时，还进行马上的技巧表演，如砍旗、射箭、拣东西和镫里藏身等等。^[114]

“投石器”又称“飞石索”，是丽江纳西族人民喜爱的一个传统体育项目。器械质料为皮、麻制成，分单、双两种。单股长约15公分以上，在一头拴有一石球，投掷时拉绳旋转，看清目标奋力甩出，石球引索飞向目标，用来猎获岩羊、魔子等动物；双股长约120公分，有一网兜，兜内可放小石数块，这种飞索可将石块抛至很远，用来打飞鸟、离散的牛羊，也常用来进行比赛，看谁打得远，打得准。^[115]

东巴跳称“蹊模”。其武谱记录了60个组合动作，一个组合就是一个完整的套路。东巴跳中使用的武器有刀、盾、弓箭、矛、叉、剑、棍等。东巴跳的刀术，表现出征前的操练队列祈祷和胜利后祝捷。武术者身着战装，手执刀、矛、叉等兵器，伴随着密集的战鼓分两队入场，模拟敌对双方左砍右杀，不断变化阵法，进行实战操练，其间还穿擂投叉牙口飞矛，最后大家一起呐喊呼啸以示胜利。东巴跳是迄今为止所发掘的唯一以象形文字记录武术的经典，含有大量的技术动作和攻防意识很浓的套路形式，集原始艺术、体育、战术和宗教为一体，反映出纳西族先民的勇敢与智慧。^[115]

纳西族居住在横断山脉地区，这里的地理环境丰富多样，既有高山峡谷，也有平坝沃土。被誉为“植物宝库”的玉龙山，生长着500多种中草药，其中200多种被广泛销售于全国。古老的东巴经文记载了关于寻找草药以治疗疾病的传说。历代民间中医在当地采集各种草药来治疗各种疾病，积累了丰富的医药知识。明朝时期，一些被聘为木氏土司医官的内地中医带来了先进的医药技术，进一步提升了纳西族的医学水平。到了明末，一些纳西族文人的著作中开始出现关于药性和脉理的论述。二百多年前，纳西族民间中医编写的《玉龙本草》医书，收录了328种草药标本，并详细描述了其药物性能和疗效。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该县的草药标本数量已增加到520多种。^[116]

在新中国成立前，丽江地区有很多行医的中医和中药铺。^[116]

新中国成立后，纳西族地区同其他地区一样，开展了土地改革、民主改革和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阶级、消灭了民族压迫，巩固和发展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117]1961年4月10日，在纳西族聚居区，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成立。^[31]其它纳西族杂散聚居区，先后成立了永胜县大安彝族纳西族乡、香格里拉县三坝纳西族乡、四川木里藏族自治县俄亚纳西族乡、西藏芒康县盐井纳西族乡。^[118]2003年，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撤销丽江地区，设立地级丽江市和县级古城区。2003年4月10日，原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更名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玉龙纳西族自治县作为全国唯一的纳西族自治地方，是原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的传承和延续。^[119]

1978年改革开放和2003年撤地设市以来，纳西族人民城乡差别逐渐缩小，许多农民离土离乡进入了城镇，千百年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逐步转化为市场经济社会。^[117]纳西族地区经济得到稳定增长，丽江地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基础条件显著改善，已建成高等级公路、铁路和二级民用机场，丽江机场年吞吐量达300万人次，成为云南第二大机场。经济结构合理化，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对外开放达到新水平，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2003——2007年，丽江引用国外资金5210万美元，实施国内招商引资项目312个，到位资金约150 亿。金沙江中游六级电站开发拉开了序幕。城镇化水平从2002年的19.5%提高到2007年的25%。^[120]此外，纳西族地区还发力发展旅游业，逐渐摸索出了一条具有丽江特色的旅游业发展道路，形成以观光为主，兼有度假、休闲、会展、宗教、文化、农家乐、民族风情旅游等在内的多种旅游形势，取得较好的成效。世代居住在这里的老百姓在发展中得到了实惠，至2004年，30万农民间接从旅游业中受益。纳西族地区气候多元，生物资源丰富，改革开放后，纳西族人民吸收国内外优良生物品种和种植技术，独具特色的生物资源产业异军突起。^[121]

文教卫生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尊重知识分子成为风气，纳西族地区文化有了根本的变化。教育获得了发展，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丽江办起了师范专科学校和云南大学旅游学院，以及民族中学、职业高中等，学前教育在城镇有很大的发展。到2007年丽江市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小学毕业生升学率、初高中阶段毛入学率比全省水平高出1～4个百分点，高考上线率达73.4%，全市两所高校生达1.2万人，生员遍及省内外。广播、电视覆盖城乡，新闻出版获得了新的发展。文学艺术获得较大发展，出现许多优秀作品以及赵银棠、王丕震、周霖、李群杰等人物。纳西族东巴文化传承开始重视起来，1981年，建立了东巴文化研究所。东巴文化学校、传习院也相继建立。^[122]卫生事业方面，解放后，丽江的医疗事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建立了县医院、妇幼保健站、防疫站、血吸虫防治站、社级卫生院（所）和合作医疗站。疟疾、霍乱、伤寒等传染病的发病率已经基本消除，血吸虫的防治工作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常见病和多发病的数量逐渐减少，人民的健康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缺医少药的状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