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军

滇军是20世纪初至1949年期间存在的一支地方武装势力，这支军队由云南地区军阀势力组建、掌控，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演变历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2]

滇军的前身是云南新军。20世纪初，清政府开始编练新军，在云南地区建立了第十九镇的新军部队。武昌起义后，蔡锷、唐继尧等云南新军将领发动地方起义，成立云南军都督府，标志着滇军的正式形成^[3]。滇军在蔡锷è执掌期间参加了辛亥革命运动、护国运动，为国家做出了贡献。蔡锷病逝后，滇军由唐继尧掌控，唐继尧借着护法运动的机会乘机扩充实力，侵占邻省土地，成为南方势力中最大的军阀。在滇桂战争失败以后，龙云等将领发动政变将唐继尧驱逐下台，此后滇军转由龙云控制，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滇军立即投入到战场之中，因此抗战后期滇军的主导权被蒋介石乘机夺取，并扶持滇军将领卢汉上位。1949年12月9日，卢汉宣布云南起义，成立临时军政委员会，并于次年将权力移交云南省委。滇军部分将领不肯接受起义，后被卢汉歼灭。滇军多数将士接受改编，并入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滇军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1]。

滇军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是有着重大的影响。虽然滇军在护法运动中没有起到正面的影响，但是它在辛亥革命、护国运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全国政协原副主席缪云台形容滇军为“国之劲旅”，其军队素质堪称全国之冠。^[1]

鸦片战争以来，清王朝在与西方列强的一系列战争中（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不断落败，其中甲午战争的失败更是引发了全国上下的的恐慌，上至清朝皇室、下到黎民百姓都在认真思考这场战争失败的原因。朝廷多数大臣认为之前购买西方武器的做法还不足以让清军改头换面。这些力主革新的大臣提出需要从军队制度、训练方法等多个方面向西方国家学习，编练新兵。洋务派大臣盛宣怀提出“西法用兵实胜于中法”，向朝廷提议采用西方军事训练方法重新编练一支新兵。驻朝鲜大臣袁世凯也指出如果再不参照西方军事制度训练清军，则下一次战争也难以避免失败。^[4]

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清王朝也意识到引入西方军事制度、编练新军的重要性。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年末，袁世凯奉命在天津组建新军，参照西方军事制度训练新兵，袁世凯的这一支新军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新式军队。^[5]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起，清王朝下令在各省编练新军，云南省由于财政因素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后才开始组建新军。丁振铎任云贵总督后，他将云南地区的清军改编重组为“绥靖新军”，并从云南陆军武备学堂（后改为云南陆军讲武堂）抽调得力人员负责训练新军。锡良继丁振铎任云贵总督后，同样对云南新军的编练给予大力支持，为滇军的形成打下了基础。^[3][5]

由于洋务派、维新派的政治主张没有能够改变国家现状，革命派的政治主张逐渐成为有识之士“救国图存”的共识。孙中山、黄兴等人在全国各地不断发动起义，反对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但都被清政府镇压下去。^[5]

武昌起义成功后，全国各地革命形势高涨，新军将领蔡锷、唐继尧等人在云南地区发动武装起义，驱逐云贵总督李经羲，此次起义被称为重九起义。重九起义成功推翻了清王朝在云南地区的统治，并且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师生的配合下掌握了云南新军。宣统三年（1911年）11月3日，云南军都督府成立，蔡锷担任云南军都督，革新地方政治、改组地方军队，滇军也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6][7]

滇军成立之初，蔡锷基本保留了原清末新军的人员，并招募新兵，将滇军改组为两个陆军师、一个炮兵旅、一个骑兵旅，此外加上地方部队，滇军共有兵力21400余人。^[3][5]

滇军成立以后，由蔡锷担任了第一任云南军都督，控制全部滇军。为了巩固云南地区的革命形势，蔡锷参与干预了周边地区的政治局势，分别派出三路滇军到贵州省、四川省、西藏地区。^[6]

在贵州省，由于不同党派、不同势力间争权夺势、纠葛不断，自治党人与宪政党人发生内战，其中宪政党人刘显世向蔡锷请求派军援助。蔡锷没有详加分辨，于民国元年（1912年）1月27日就派出唐继尧率3000滇军进入贵州协助宪政党人。但在唐继尧进军途中，蔡锷曾命令唐继尧改道进入四川，与其他军队会合后北上，但唐继尧拒绝执行蔡锷的命令，坚持率军进入贵州。唐继尧于民国元年（1912年）2月进入贵阳，仅用数天时间就占领贵州军都督府，并将军都督府代理都督赵德全杀害，夺取贵州军政大权。贵州新军将领李立鉴率部在黔灵山与唐继尧对峙，但势单力薄，在抵抗一天后就失败了。唐继尧自封为贵州都督后，伙同刘显世抓捕自治党人，消灭贵州新军。^[8][9]

在四川省，清政府势力仍然与四川起义军成对抗之势。宣统三年（1911年）11月，蔡锷下令谢汝翼、李鸿祥率部进入四川援助当地起义军。在与滇军的作战中，清政府势力一触即溃。其后，入川滇军又与四川军政府发生矛盾，与四川革命党人争夺势力范围，镇压革命党人。谢汝翼、李鸿祥先后对革命党人和四川起义军势力——保路同志军进行镇压，甚至屠杀。四川军政府的尹昌衡、张培爵等人多次要求滇军撤离，最终蔡锷于民国元年（1912年）3月5日调回入川部队。^[10][11]

在西藏地区，达赖喇嘛土登嘉措眼见清政府内部大乱，意图乘乱割据西藏地区。此时的英国帝国主义势力与沙俄在中亚争霸，双方都在谋求对西藏的控制权，其中英属印度政府给予了土登嘉措很多援助，帮助他返回西藏策划叛乱。土登嘉措返藏后立即发动军队叛乱，并进攻西康一带地区（现四川西部及西藏东部地区）。面对土登嘉措妄图分裂国家的阴谋，蔡锷于民国元年（1912年）8月派殷承琳率军进入西藏。蔡锷的原计划是由维西经珞瑜后再向拉萨进军，但是遭到了袁世凯的拒绝。滇军到达丽江后分兵两路，连战连捷。8月26日，滇军兵贵神速，乘夜攻下了盐井。滇军本欲继续向巴塘方向，但是由于川军的阻碍，北洋政府电令滇军回师云南。后滇军留下少量部队声援川军，而主力部队于当年12月撤军返回云南。滇军入藏的行动，避免了西藏地区割据的局面发生，维护了国家的统一。^[10][12][13]

民国二年（1913年）10月，蔡锷接受袁世凯调令，进京任职，滇军控制权暂时移交给已经率军回滇的唐继尧。当袁世凯于民国四年（1915年）公然恢复帝制后，此时已经返回云南的蔡锷立即发文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蔡锷联名了唐继尧等将领发起护国运动，以滇军为主力组建护国军，讨伐袁世凯。^[6]

滇军原来的兵力为2万余人，而当时袁世凯控制的部队人数约有20余万。双方兵力悬殊，蔡锷紧急扩充护国军，另外组建了第2军和第3军。扩充之后的护国军一共有36个团（28个步兵团、2个骑兵团、2个炮兵团、4个警卫团）及数个独立连队，共有兵力近6万余人。^[14]

蔡锷在将护国军扩充完成以后，当即于1916年元旦誓师出征，同时号召全国上下共同保卫共和国。蔡锷于1月16日率部进入川贵地区，并联合了起义黔军刘显世部、起义川军刘存厚部，共同进攻北洋军，一连攻下叙府等地，并向重庆进军。北洋军不断增兵反攻，在綦江、泸州等地击退了护国军的进攻。护国军后撤到纳溪一带休整，后于2月28日反攻。在蔡锷的指挥下，护国军接连在泸州、江安等四川境内地区打败北洋军，迫使北洋军退出了川贵地区。^[15]

除了蔡锷部进入川贵地区以外，李烈钧所部进入广西地区，在滇桂边境与北洋军将领龙觐光部发生激战。双方在富宁一带交战多次，但都未能突破北洋军防线，与北洋军成相峙之势。广西后方发生陆荣廷起义后，护国军乘机发动进攻，彻底歼灭龙觐光部。^[15]

至1916年3月时，袁世凯消灭护国军的谋划全部遭到失败，袁世凯被迫取消称帝。5月，军务院在广东成立，与北洋政府相抗。到了6月时，袁世凯忧愤而死，《临时约法》得以恢复。随着袁世凯的病死和军务院的撤销，护国运动最终取得了成功。^[15]

护国军成立后与袁世凯的北洋军在四川、湘西、广西等多个战场交锋，并屡屡挫败袁世凯的攻滇计划。护国运动期间，蔡锷因病东渡日本治疗，随后于民国五年（1916年）11月8日去世，滇军控制权全部落入时任云南军都督的唐继尧手中。民国五年（1916年）6月，袁世凯去世，护国运动旋即结束，护国军撤销。^{[6][15][16][17]}

护国运动后期，随着蔡锷东渡日本，滇军从此彻底被唐继尧掌控。他借着护国运动的契机，扩大军队规模，加强对云贵地区的控制，并将势力发展至四川、两广一带^[15]。当时负责驻守四川的是滇军将领罗佩金，他在四川境内横征暴敛，与川军争夺川盐利益，惹得四川境内民怨沸腾。民国六年（1917年）4月18日，在罗佩金打算裁撤川军之际，代表四川本土势力的川军刘存厚等将领将罗佩金部围困在成都城内。由于滇军援军赵又新部被川军所拦截，罗佩金孤立无援，在守城六天之后主动退出成都。川军重新夺回对四川的控制权。^[18]

1917年7月，张勋拥立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复辟帝位，北洋军阀段祺瑞、冯国璋等人驱逐了张勋并恢复了共和国，但并没有恢复《临时约法》。于是孙中山在广州发起护法运动，号召全国建立新共和。滇军唐继尧、桂军陆荣廷等军阀表面支持护法运动，实际上相互火拼，抢夺地盘。^[19]

在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以后，唐继尧将滇军改组为“靖国军”，并且将部队扩充至八个军，由他本人担任总司令。唐继尧表面顺应孙中山的北伐号召，实则借机向周边邻省扩张势力。民国六年（1917年）秋，滇军多次进入四川境内，与川军刘存厚所部发生战争，抢占地盘，但被刘存厚击败多次。到了12月4日，滇军在顾品珍的率领下攻克了重庆，与黔军合兵一处后共同向泸州进攻。攻克泸州后，川军将领熊克武等人加入到靖国军的行列中。12月21日，滇军与部分川军、部分黔军联合，组成了“滇川黔靖国联军”，由唐继尧担任“滇川黔靖国联军”总司令。民国七年（1918年）2月，联军攻入成都，将刘存厚等反抗势力驱赶至陕西一带。同年9月，唐继尧召开五省会议，自命为“五省联军总司令”。^[19][20]

护法运动失败以后，唐继尧仍然打着“护法”的名号壮大自己的实力，除去滇军中的异己分子。 民国九年（1920年）2月，唐继尧试图免去滇军元老李根源的驻粤滇军总司令一职。李根源拒不接受命令，并联合部分滇军将领共同反对唐继尧，并得到了桂系军阀的支持。此后，驻粤滇军分裂为分别支持李根源和拥护唐继尧的两支军队。两支部队随后发生火拼，李根源在桂系军阀的支持下打退了拥护唐继尧的李烈钧等滇军将领。^[21][22]

民国九年（1920年）8月，川军对唐继尧的统治越发不满，川军将领熊克武决定与刘存厚合作，将滇军势力赶出四川地区。熊克武、刘存厚等整编军队，组织靖川军。两人共同推举刘湘为指挥，约定前后夹击驻守成都的滇军。一个月后，靖川军攻入成都，屡屡击败滇军赵又新、顾品珍部，其中赵又新于泸州被围后自杀身亡，顾品珍率剩余滇军退回云南。^[23][24]

随着滇军在两广地区、四川地区遭到失败，黔军将领也对滇军在贵州地区的统治感到不满，纷纷建议驱逐滇军，但是遭到刘显世的拒绝。在驻川黔军总司令王文华等将领密谋之下，王文华于民国九年（1920年）10月返回贵州发动兵变，抓捕刘显世亲信，并将刘显世赶下台，此次政变事件被称为“民九事变”。由于王文华是刘显世的外甥，他不愿意承担背弃舅舅的名声，因此王文华决定辞任贵州省长一职并南下投奔孙中山，贵州省长一职由卢焘代理，此后贵州脱离滇军控制。^[25]

顾品珍率部返回云南境内后，于民国十年（1921年）率部哗变，滇军再次发生分裂。唐继尧逃至香港躲藏，同时与滇军中的亲信联系，密谋反攻顾品珍。顾品珍在担任云南省长以后，立即响应孙中山号召进行北伐。但是当唐继尧得到驻粤滇军的效忠后立即北上试图夺回滇军大权，顾品珍只能率部南下对抗唐继尧部队。顾品珍仓促之下并未能收拢兵力，被唐继尧部不断打败，退至宜良一带。民国十一年（1922年），顾品珍指挥部被土匪吴学显围杀。唐继尧进入昆明，重新掌握滇军大权。^[26]

唐继尧返回昆明后，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他对云南政治体制进行了改革，重组省政府，并组建“民治党”。同时，他再次出兵帮助刘显世，意图重新控制贵州。民国十三年（1924年），唐继尧与贵州其他军阀和解，同意了黔人自治的方针，在黔滇军全部返回云南。^[27]

民国十四年（1925年），孙中山逝世。唐继尧于此后立即宣布自己愿意担任北伐军副元帅职务，意图凭借副元帅的名分入侵其他省份。他命令龙云、胡若愚等将领出兵两广，发起第一次滇桂战争。滇军在战争开始之初进展很快，接连占领了百色、南宁，并且与旧桂系将领沈鸿英勾结，占领了桂林。白崇禧回师后，首先夺回了桂林，然后又于两江塘消灭了沈鸿英的主力部队。5月，白崇禧、李宗仁、黄绍竑等新桂系将领通电讨伐唐继尧。在滇军进兵柳州之时，被黄绍竑hóng、白崇禧等桂军将领击败，滇军伤亡人数达数千人。其后滇军又在怀远一带被白崇禧击败，剩余滇军在龙云的统率下返回云南地区。唐继尧趁机削弱龙云等滇军将领的实力，因此激化了龙云等人与唐继尧之间的矛盾。民国十六年（1927年）2月，龙云、胡若愚、张汝翼、李选廷等人发动政变，唐继尧被迫下台，并于同年5月去世。^[21][28][29]

龙云等人在推翻唐继尧后，成立了云南省委委员会主持云南大局，并且得到了南京政府的支持。其后的数月时间里，龙云与胡若愚等人之间争权夺势，矛盾越发尖锐。民国十六年（1927年）6月14日，胡若愚与张汝翼暗中联合，调兵进城，将龙云擒获。龙云部下卢汉、胡瑛等率部反击，迫使胡若愚等退出昆明，并与龙云谈判后释放龙云。龙云在回到昆明后，并未立即撕毁协定，而是先攻打唐继尧残余势力，收编了部分投降的部队。从12月起，龙云与胡若愚、张汝翼、唐继虞联军在曲靖一带交战。胡若愚等人在失败以后撤出云南，因此龙云得以再度实现滇军的内部统一。此后，南京政府委任龙云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并将滇军编入国民革命军。^[30][31]

民国十九年（1930年），桂系军阀与南京政府发生了严重冲突，李宗仁、白崇禧等桂军攻入湖南，蒋介石急调各路军队围攻桂军。是年6月，龙云遵照蒋介石指示，发动了第二次滇桂战争，任命了卢汉为指挥率兵2万余人进攻广西地区，迅速攻占了后方空虚的百色。7月，卢汉率部包围南宁，但一直没能攻下城池。此时李宗仁、白崇禧等桂军主力正在湖南境内，闻知南宁被围后决定由白崇禧率部回援。9月13日，白崇禧返回南宁，并与守城部队前后夹击滇军，致使滇军大败。24日，白崇禧又于广西平马击败滇军，迫使滇军退回云南地区。^[32]

卢汉等人败退回云南境内后，龙云决定改编军队，废弃师一级的作战单位，全面采用旅一级的作战单位，此举遭到了卢汉、张冲、朱旭、张凤春四个师长的反对。民国二十年（1931年）3月，卢汉等四个师长发动兵变，迫使龙云以扫墓为由离开昆明，此次事件被称为“倒龙事件”。但龙云离开后不久，卢汉等人无法控制局势，且得不到南京政府的支持，只能将龙云请回。4月，龙云扣押住卢汉、朱旭等人，在施行了废师改旅的计划后才将卢汉等人释放。^[33]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龙云又奉蒋介石之命，抽调滇军中8000余人组成第三纵队，由孙渡率领参与了围剿红军的军事行动。12月时，红军进入到贵州地区，龙云援助了黔军大量武器弹药，并且派遣孙渡率部围堵红军。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龙云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二路军总司令，但龙云对蒋介石的命令虚以应付，仅仅派遣孙渡到云南边境参与围堵红军，以防红军进入云南。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红军过境云南，孙渡率部紧追不舍，双方在宣威一带交战。两天之后，红军成功突破滇军防线，渡过金沙江，摆脱了滇军的追击。^[28]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事变的发生拉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日本全面入侵中国，自此全国上下呼吁国民政府同心抗战，抵御外侮。在南京的国防会议上，龙云公开表示滇军将坚决抗战，“滇省军队已经整理就绪，随时皆可为国家而效命也”，直至打退日本侵略者。他从滇军中先行组织4万人为第60军，北上抗日。其后，龙云又主持编练了第58军和新3军。这三只军队后来被编入第三十军团，后来第三十军团又改为第一集团军。在云南本土，龙云还编练了第93军，负责守卫云南本土，防止日军从缅甸方向突破^[34][35][36]。

国民革命军第60军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8月9日成立后，迅速沿滇黔公路行军至湖南后北上参加抗日。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4月，第60军开赴徐州会战战场，在禹王山阻击日军第5师团和第10师团，双方交战一个多月后撤出战场，滇军伤亡人数近20000人，而日军被歼灭人数12000余人。滇军与日军在鲁南车辐山交战，参与了徐州会战的后期作战。到了7月，第60军部分军队返回云南整补兵力，部分军队参加了武汉会战，负责防止日军渡江。其后，第60军又陆续参加了南昌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接连重创日军。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后，为防止日军从云南方向进攻，第60军返回云南驻守。1945年，卢汉率第60军进入越南接受日军投降。^[35]

国民革命军第58军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开赴崇阳，并在武汉外围的阳新、排市一带与日军交战，第58军在富水北岸与日军激战二十多天，为武汉会战期间的友军减轻了压力。在10月的崇阳战役中，第58军遭到重创，新编第12师被撤销番号。1939年3月，休整完成的第58军参加了反攻南昌战役，在靖安-安义一带与日军交战，但由于敌我实力悬殊未能完成反攻。到了9月，中日双方发生第一次长沙会战，第58军奉命在宜丰附近的杨公圩与日军作战，后又调往高安等地区作战。1940年的上半年，第58军在江西潦河两岸骚扰日军交通运输线，并陆续收复了奉新等地。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第58军奉命追击杨乐街方向撤退的日军。第三次长沙会战期间，第58军负责从侧面打击南下的日军。长沙会战以后，第58军被调往赣西萍乡驻防，并接连参加了常德会战、长衡会战、湘粤赣边区之作战、南战场之赣西迫击作战，1945年日本投降后第58军在南昌接受日本投降。^[37][38][39]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3军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0月于长沙编成。11月，新3军就参加了崇阳战役，但被日军击败。重新整编完成后，新3军又立即参与了南昌会战，负责守卫长沙、浏阳地区，作为战役预备队。1940年5月，新3军驻防赣北后，先后参加了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长衡会战。1945年9月，新3军在九江地区接受日本投降，旋即撤销部队番号。^[40]

国民革命军第93军于1945年6月组成，负责守卫滇越边境。日本投降以后，第93军进入越南海防接受日军投降。^[41]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滇军参战官兵大约40万人，伤亡人数十万。滇军作战英勇，在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长沙会战、滇西战役、入滇会战等一系列战斗中表现出色，极大地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同时滇军还有力地打击了缅甸方向的日军，保住了国际援助的交通路线。^[37]

滇军大量被抽调出省作战，致使云南内部兵力空虚。1945年，日本投降后不到3个月，蒋介石密令杜聿明在昆明发动兵变，免去了龙云的职务，将云南地区以及滇军的权力移交给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卢汉^[28]。

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趁机在云南发动政变，剥夺了龙云的权力。滇军的控制权转由卢汉控制，但除了少数留守云南本土的滇军外，多数滇军被编入各个战区。^[1]

抗战胜利时，滇军的第93军在越南接受日本投降，后被蒋介石海运至东北葫芦岛。解放战争爆发以后，第93军曾先后参与了张家口会战、四平会战，但都损兵折将，其暂编第18师、暂编第22师遭到重创。1947年8月，第93军被编入东北行辕第1兵团，在参加辽沈会战过程中暂编第20师在义县被歼灭，暂编第18师和暂编第22师在锦州会战时被歼灭。^[42]

滇军中的第60军在越南受降以后亦被蒋介石派往东北驻防，其下辖军队部分被抽离编制。第60军先后参加了四平会战、鞍山战役、辽东扫荡会战，历经多次重建。第184师在师长潘朔端的率领下在辽南海城起义，而第60军剩余3个师在军长曾泽生的带领下在长春起义，向解放军投降。^[35]

滇军中的第58军被蒋介石调入中原战区，由国民党将领顾祝同指挥。解放战争爆发以后，第58军被整编为第58师，参加了鲁西南战役、大别山战役、宛东战役、豫东战役、平汉战役，部队不断减员。其后第58师又在湘赣战役中遭到重创，在逃往两广边境时被人民解放军消灭。^[43]

留守本土的滇军在卢汉的主持下进行了扩充。在蒋介石屡战屡败以后，卢汉又借机大量扩充军队。1949年12月9日，卢汉率领滇军发动起义，向人民解放军投诚。李弥等不肯起义的将领与卢汉发生交战，失败后逃亡缅甸，后撤到台湾。^[44]

1950年2月，待解放军陈赓、宋任穷等人到达云南后，成立了云南军政委员会，卢汉担任军政委员会中主任一职。滇军多数将士随后接受解放军改编，最终被编入第二野战军。^[44]

滇军成立之初由云南军都督府管辖，蔡锷担任最高军政长官都督，此时的军都督府同时控制云南地区军政大权，民国元年（1912年）后将民政剥离，但事实上仍然由都督控制全省军政大权，滇军亦由都督控制^[6]。护国运动发起后，云南成立都督府统管军政，此时由唐继尧担任都督一职。护国运动结束后，都督府改组为督军公署，滇军的最高军事长官为督军，但唐继尧仍然通过身兼督军与省长职务来控制军政大权。护法运动发起后，唐继尧又将滇军改为“靖国军”，最高军事长官为总司令^[15][16][19]。龙云主政云南后，军事机构与行政机构分离，滇军属于国民革命军第13路军，由龙云担任总指挥。此后，滇军的番号又曾发生改变，但指挥架构大体不变。抗战爆发以后，滇军主力出滇抗战，本土部队则由滇黔绥靖公署管辖。民国二十年（1939年），南京政府又成立昆明行营负责边境防务，由龙云任行营主任，相关人员由滇黔绥靖公署人员兼任^[28][34]。卢汉上台以后担任保安司令和省主席职务，同年成立云南警备总司令部统辖云南军政。1949年5月，云南再度恢复绥靖公署，由卢汉担任主任一职并控制境内部队，直到1949年12月云南解放^[44]。

滇军士兵的训练前期依照清末新军的训练方式，后期则按照国民军的训练方式。但是在实际中，由于滇军战事频繁，士兵训练多为应急训练^[45]。一般而言，滇军士兵的训练内容为识字、军事概要、地图识别、风纪规则、军队卫生学、训兵要言、军队内务、枪学大要、近浅数学、陆军制服、陆军礼节等。晋升到军官以后，训练内容还有地形侦察、斥堠hòu勤务、基本战术、枪学、地形测绘学、军队内务、军语学、野外勤务择要等。各个兵种也有相应的要求，步兵要求学习步伐、并行军、对敌、枪阵，骑兵要求学习持械骑马、阵法，炮兵要求学习操作放炮、战术条例，工程兵要求学习造桥、筑地垒、绘图、架电报、修器械。^[3]

滇军军官的培养，除了部分因军功而得到提拔以外，多数军官多来自军事学校的培养，例如著名的云南陆军讲武学校，龙云、卢汉、朱德等著名人物都出自云南的军事学校^[46]。辛亥革命后，云南陆军讲武堂更名为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唐继尧上台以后，为了培养更多忠于自己的军官，他于民国九年（1920年）开办了云南高等军事学校，三年后他又另外开办了云南航空学校。等到龙云上台以后，当时的国民政府已经不允许地方私自开办军事学校，因此龙云只能申请开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这些军事院校的建设，为滇军培养了大量的军事人才。^[47]

蔡锷在整编清末新军后，改变了原有的镇、协编制，采用了西方军队中的师旅级作战单位。他将滇军改组为两个陆军师、一个炮兵旅、一个骑兵旅，此外加上负责驻守地方的国民军部队，滇军共有兵力21400余人。其中，第1师负责守卫昆明，第2师负责守卫腾冲，炮兵旅和骑兵旅负责守卫大理，另有一个独立营负责守卫普洱。^[3]

护国运动时，滇军再次扩充军队人员，同时改变军队编制以适应军队变化。师级作战单位扩编为军级作战单位，旅级作战单位扩编为梯团级作战单位，原有团级作战单位改为支队。扩编后的滇军人数共有6万余人，分为3个军级作战单位，36个团级作战单位，并且抽调了大量讲武堂师生充任营级单位以上的军官。^[48]

唐继尧主持云南军政后，滇军人数时有变化，但编制直到民国十五年（1926年）秋才再度改变。是年，龙云等滇军将领在第一次滇桂战争中失败返滇，唐继尧趁机削弱龙云等人军权，废除各军番号，将龙云、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廷改为昆明、蒙自、昭通、大理镇守使。第二年，龙云等四镇守使兵变推翻了唐继尧的统治，恢复了原有编制。^[21][49]

民国二十年（1931年），龙云同样趁卢汉等将领在第二次滇桂战争中战败的时机，试图推行废师改旅的军队改编。卢汉等人虽然发起了“倒龙事件”，但最终没能控制住局面，龙云重新掌握了云南军政大权。此后，龙云成功整编军队，废除了师级作战单位，改为旅级作战单位，并且龙云对旅级、团级单位可以分别下命令，摒弃以往垂直化的军事管理方式，而团级单位也可以直接与龙云汇报。通过这次改编，龙云可以直接指挥团级作战单位，削弱了旅长的权势。抗战爆发以后，滇军抽调出省作战，接受国民政府统一指挥，编制按国民革命军执行。^[49]

辛亥革命以后，滇军后勤由军都督府的军务部负责，处理军备一切事务，具体分为粮饷局、军械局、军医局、筹备局、被服厂、制革厂、兵工厂。民国四年（1915年）以后，滇军后勤由都督府辖下的筹饷总局、军需总局、军械总局、兵站总监部，并且在军务厅有军需、军医两个部门。民国五年（1916年），唐继尧成立督军公署，滇军后勤由军需局、军械局、军医处、兵站总监部、兵工厂负责。民国十一年（1922年），唐继尧颁布《 云南省政府暂行组织大纲》，改组云南省政府，由军政司负责承担军队后勤职责。民国十六年（1927年），军政司改为军政厅，下辖军械局、军需局、军医课等后勤机构。抗战爆发以后，昆明行营设立兵站总监部，负责滇军后勤。抗战胜利以后，各省成立供应局，负责军队供应补给，云南地方部队的后勤供应则由保安司令部负责。^[50]

滇军成立之初，实行的是募兵制度，具体由军政司或军务处负责募兵事宜，依照就近招募原则，募兵制下兵源起初多为汉人，后来逐渐扩展到各个民族。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滇军将募兵制改为征兵制，原募兵机构负责就地训练新兵，军事人才下到州县中负责具体训练事务，征兵制的施行保障了滇军兵源的充足，增强了滇军的军事力量。^[14]

滇军在民国十二年（1923年）之前，招募兵源主要以汉族为主，主要区域在滇西及云武地区。民国十二年（1923年）以后，滇军招募兵源由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组成，主要区域在滇南、滇东北地区。^[14]

滇军成立时满清王朝尚未灭亡，滇军所需军费由云南财政直接提供。清朝灭亡后蔡锷向中央政府申请，将云南盐税优先用作滇军军费，多余的盐税再上缴中央。护国战争爆发后，为了扩充军队以及战争开支，滇军曾通过捐输、挪用银行资金、号召捐款等多种方式筹集军费。唐继尧主政云南期间，滇军军费改为省财政机构直接支出，云南财政不再上缴中央政府，如有滇军出省作战还可以搜刮当地财富补充军需，如滇军就曾在四川、贵州等省份搜刮民间财富。龙云主政云南后，他通过支持建立公有企业、改革云南税务等措施促进了云南的经济发展，缓解了军费紧张的问题。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时，云南财政重新上缴国库后，滇军军费此后改由国库支出。^[51][52]

滇军的军费开支庞大，除了在少数时期军费有所减少外，多数时期滇军军费一直在增加，是云南财政支出中占比最大的，这种情况直到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云南财政上缴国库后才得以缓解。

滇军是从清末云南新军脱身而来，加上云南地区经济财政较为困难，滇军成立之初的着装仍然是清末新军的军服。云南新军的军服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所制订，分为礼服和常服两种，模仿的是德国军服。礼服上衣为蓝色，裤子是黑色。常服上下皆为青灰色。军官上衣有4个口袋，士兵上衣有两个口袋。军官鞋子为黑色，士兵鞋子为黄色。作战军官的军衔标志采用欧式肩章、领章和袖章，并且为金色。而军佐的军衔标志为银色。^[54]

清王朝覆灭以后，北洋政府成为名义上的中央政府，滇军的服装陆续换装为北洋陆军军装，样式模仿日本军服。军装采用墨蓝色、五色星帽徽（红、黄、蓝、白、黑），军官士兵大多统一戴大檐帽。滇军的军帽帽墙为红色，军官使用红缎，士兵使用红布，因此滇军也被称为“红边边”，这也是滇军军服有别于一般北洋陆军军服的地方。军官穿长筒靴，士兵打绑腿、穿高腰皮鞋。军官与士兵都有领章，为长方形，军官的是金色，而士兵按兵种划分为陆军红色、骑兵黄色、炮兵蓝色、工兵白色、辅兵黑色。除此之外，军官与士兵还通过肩章区分等级。^[55]

国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以后，全国各地陆续采用国民革命军军装。滇军的军服仍然为墨蓝色，但将帽徽改为青天白日徽。民国二十年（1931年）后，滇军的部分部队开始配备法式钢帽，并且统一采用国民革命军军衔。^[55]

辛亥革命以后，滇军接管了清朝政府建立的军工厂——云南机器局，并改名为云南陆军兵工厂，扩大了工厂规模，增加工人100余人，制造步枪弹、手榴弹、炮弹等。又仿制成德式7毫米步枪。日产步枪数十支、枪弹数万发。民国十三年（1924年）以后，该工厂购买了一批造弹机器，自主生产步枪弹和机枪弹。民国十四年（1925年），改名为云南兵工厂。民国十五年（1926年），生产能力达到月产炮弹320发、步枪弹10万发、机枪弹6万发。抗战发生以后，云南兵工厂陆续为国民革命军输送武器弹药。1945年以后，该厂由国民政府接管。^[56]

由于云南地区经济发展较慢，在抗战爆发以前云南地区的军事工业除了规模最大的云南兵工厂外，仅有军需被服厂、云南制革厂、昆明海口兵工厂。军需被服厂是民国元年（1912年）时创办，主要负责为滇军提供军装被服。云南制革厂是由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时创办的陆军制革厂改名而来，主要负责为滇军提供皮革用具，如马鞍等。昆明海口兵工厂是由唐继尧于民国三年（1914年）时创办，主要负责生产步枪、轻重机枪。^[57]

抗战爆发以后，国民政府将大批沿海工厂内迁至川渝、滇黔等内陆地区，其中云南就接收了不少军工企业。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中央垒允飞机制造厂迁至瑞丽垒允地区，主要负责制造、组装飞机，其组装的P-40战斗机是飞虎队配备机型之一。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月，第二十二兵工厂由重庆迁至昆明，主要生产军用望远镜等军用光学器材。同年迁入的中央电工器材厂，主要生产军用电缆、无线电话机等设备。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空军第一飞机制造厂由韶关迁至昆明，生产了“复兴”号双翼轻型飞机、AT—6单翼高级教练机、E—15双翼战斗机、“蜂鸟”号单发同轴反转旋翼直升飞机等多种机型。^[58]

抗战期间，为解决前线武器装备的大量需求，国民政府还在云南兴建了多个军工企业。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月，兵工署在昆明安宁县成立了第二十一厂安宁分厂，负责生产迫击炮弹，月产量可达4万发。4月，第五十一兵工厂在昆明成立，主要生产捷式和苏式轻重机枪，1942年时与第二十二兵工厂合并为第五十三兵工厂，有进口机器上千台，在整个抗战期间累计生产轻机枪15000余挺、望远镜13000余架，并为中国远征军修理了近千门火炮、27000余支机步枪等，是云南地区最大的兵工厂。1942年10月，第五十二兵工厂在宜良成立，主要生产手榴弹、药包等。1945年1月, 第二十三兵工厂在昆明设分厂，主要生产燃烧烟幕剂。^[58]

抗战结束时，云南省共有600余家兵器工业企业，重要的有73家。这些军工企业为滇军乃至全国军队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同时还研发出了国内一流的科学技术，促进了云南的工业发展，为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58]

滇军的武器装备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由云南当地的军工厂生产，二是从日本、德国或者法国购买。早在清王朝编练新军时，清廷就已经在云南创办军工厂。民国三年（1914年），唐继尧又在昆明创办了一个军工厂。抗战爆发后，沿海军工厂大量迁往内地，其中部分就是迁往云南。这些军工厂在护国运动、护法运动、抗日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外，滇军还从他国购买武器装备。从民国元年（1912年）至民国二十年（1931年），滇军购买武器装备的费用高达上百万。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由于军事形势越发紧张，滇军又从法国处购买了160余万的武器装备。抗战爆发以后，滇军北上抗日，其武器装备有三个来源：从法国处购买法国、捷克、比利时进口武器装备；云南本土军工厂生产；军事委员会调拨。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云南财政上缴国库后不再由云南单独购买武器装备，而是由中央统购后供应。^[57][59]

滇军成立之时，其武器装备多为自产或是外购，步枪主要以奥地利造曼利夏步枪、德国造毛瑟步枪、日本骑枪为主，机枪主要以加特林机枪、马克沁重机枪为主，火炮主要以德国克虏伯七生的半开花炮、瓦瓦六生的径开花炮、五生七快炮、三生七快炮为主，另外有望远镜、电话机、铁锹等军用品。^[3]

在唐继尧及龙云主政云南期间，他们向法国、德国等国家大量购买先进武器装备，将滇军打造成为同时期装备较为精良的部队之一。步枪主要以FN1924/30式为主，轻机枪主要以比利时造勃朗宁Mle1930式、法国造哈奇开斯1922式为主，重机枪主要以哈奇开斯13.2毫米高射机枪、马克沁重机枪为主，火炮主要以法造布朗德式迫击炮、徳dé造克虏伯七五山炮、法造八二迫击炮为主，另外有法式钢盔、掷弹筒等。^[60]

抗战爆发以后，滇军一方面紧急外购武器装备，一方面从军事委员会处补充，这也导致滇军的武器装备多样化。步枪主要以比造七九步枪、德造步枪、法造步枪为主，轻机枪主要以捷克式轻机枪、法国造哈奇开斯1922式、303轻机枪为主，重机枪主要以哈奇开斯13.2毫米高射机枪、马克沁重机枪、捷克式重机枪、三十节重机枪为主，迫击炮主要以法造布朗德式八二迫击炮、沪造八二迫击炮、法造布朗德式60迫击炮为主，山炮主要以法造士乃德山炮、徳造克虏伯七五山炮、江南造山炮为主，此外还有二七式掷弹筒、三七战防炮、麦特森战防炮等。^[61]

滇军在近代中国历史中有着长时间的发展历程，对云南地区形势及国家局势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总的来说，滇军对中国历史进程既有正面的影响，也有着一些负面的影响。^[1]

在蔡锷主持军政期间，滇军对辛亥革命、护国运动都有着正面的影响。滇军在辛亥革命中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促进了革命力量的发展，维护了云南地区的稳定；在护国运动中，滇军率先起义支持护国运动，振奋了人心，制止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野心。^[1]

在唐继尧主持军政期间，滇军的行为与地方军阀无异。在护法运动中，滇军名义上支持护法运动，但实际上却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破坏地区局势的稳定，并且给周边省份的百姓带去了灾难。^[1][16]

在龙云主持军政期间，滇军在抗日战争中有着很好的表现。这个时期的滇军有力地抗击了日本侵略者，维护了国家尊严与祖国统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1][36]

在卢汉主持军政期间，滇军大多数将士支持了云南起义，维护了云南地区的稳定，实现了云南地区的解放，同时也促进了全国解放事业的发展。^[1][43]

滇军在参加辛亥革命及护国运动事件中所表现出的战斗力，让当时的人们对滇军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滇军精锐，冠于全国”。^[62]

滇军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也为人们所称道。全国政协原副主席缪云台认为滇军在抗日战争中的素质堪称全国之冠，乃“国之劲旅”。^[63]

著名抗日将领杜聿明也说过中央军在军容上都要逊色于滇军。^[64]

日本侵略者在报纸中记载：自九一八与华军开战以来，遇到滇军猛烈冲锋， 实为罕见。^[65]

《从滇军精锐到解放军劲旅》：该纪录片介绍了滇军第60军从成军抗日开始，到长春起义后在朝鲜战场上英勇抗敌的经历。^[66]

《国之劲旅 铁血滇军》：该纪录片介绍了滇军出滇抗日时在战场上的表现，重点介绍了滇军在战场上的重要战役，如血战禹王山等。^[67]

《信者无敌》：该电视剧虚构了主角滇军第九旅旅长范天喜的军旅生涯，通过范天喜的个人经历反映了滇军的发展历史。^[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