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国

古蜀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从四五千年前立国，持续到公元前316年被秦国所灭^[9][8]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fú、杜宇、丛帝等氏族、君王统治时期。^[1]

史前至夏商时代，蚕丛、柏灌、鱼凫氏族相继南迁在成都平原先后相遇，于是为了争夺成都平原发生大规模的酋邦战争，最终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古蜀大地上建立起了一个以鱼凫王为统治核心的古蜀王国。商周之际，杜宇取代鱼凫成为新一代蜀王；春秋早期，开明王朝取代杜宇王朝；最后在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伐蜀，灭掉开明氏蜀王国，结束了古蜀国雄踞西南的历史，蜀归于秦。^[12][13][14]

桂圆桥文化是新石器时代的古蜀人创造的文化，随后又衍生创造出了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晚期巴蜀文化（船棺葬文化）。^[15][16][17]并且蜀地社会经济发展繁荣，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取得了很大进步，甚至发展出了成都、广都（今四川双流）、新都等古蜀城市。^[6][18]古蜀地区是中华文明重要的起源地之一，对中华古文明的缔造作出了重要贡献。^[8]

在早期历史中，蜀地用族名称呼历代君长。以三位蜀王作为代表，三位蜀王的称呼蚕丛、柏灌、鱼凫都是各自氏族族名。所以一些文献在提到这三个族系时，分别称为蚕丛氏、柏灌氏和鱼凫氏。^[14][19]

蜀的本义是指桑蚕。古蜀人的始源，可以追溯到以善于养蚕缫丝而著称于世的蜀山氏。蜀山氏是居息活动在今岷江上游古蜀山一带的古老族群，这支族群早在距今四五千年前就已经形成了，史书记载黄帝、嫘祖的儿子昌意娶了蜀山氏之女。此后经过漫长时间发展，蜀山氏这个名称被蚕丛氏所取代，蜀山氏原来所居的区域，也成为蚕丛氏的发祥兴起之地。^[12]

有学者认为，蜀山氏因为长期养蚕和纺织丝绸，后来便以蚕为族名，称为蚕丛氏。^[2]蚕丛氏继承了蜀的名号，称为蜀王，其族类也就称为蜀族。^[20]蚕丛氏作为蜀族的始祖最早活动于四川盆地西北部的岷江上游（四川茂县北境的叠溪），时代与黄帝时代大约同期。^[21][1]蚕丛，即蚕丛氏君长，蚕丛氏是持续了数百年的氏族。蚕丛氏进入成都平原的年代，约在早商之前，与夏代相当。^[22]

在古籍《华阳国志》的记载中，蚕丛被描绘为一位精通养蚕技术的专家。据叙述，蚕丛的眼睛特征与螃蟹类似，呈向前突出的形态，而其头发则被梳理并固定于脑后，形成一种名为“椎髻”的发髻。他的服饰具有独特设计，左侧呈斜向并分叉的样式。最初，蚕丛居住在岷山的石室之中。后期，为了进一步发展养蚕事业，他带领族人从岷山迁徙至成都地区定居。^[23][19]

蚕丛之后为古蜀国的柏灌时代。关于柏灌，历史记载极少且有出入，但皆本于扬雄的《蜀王本纪》。《太平御览》引作“柏灌”，《文选·蜀都赋》注引为“柏灌”，《艺文类聚》又引作“伯雍”，但都记为蚕丛之后、鱼凫之前蜀人的又一统治者，其经历数百岁，为蜀人的又一氏族。成都平原宝墩文化是蜀人柏灌时代的历史文化。^[1]

根据学术研究和考据，推测在柏灌继位之后，可能爆发了一场针对王位的剧烈争夺，随后不久，鱼凫氏族便取而代之。部分学者提出假设，认为在大禹治水时期，大禹最初在蜀地开展导山治水工作，而在柏灌失去王国之后，很可能是率领族人跟随大禹治水，并向中原地区迁移。又说，那些最终迁往中原跟随大禹参与治水工作的柏灌族群，也很可能并非由柏灌王本人亲自率领，而是柏灌王的后裔，由于他们得到大禹的信任和重用，因此整个族群进行了迁徙。这也可能是后世关于柏灌的记载非常少的一个重要原因。^[2]

“鱼凫”并非个人名称，而是指一个以擅长捕鱼的水鸟为图腾的部族集团。鱼凫是蚕丛、柏灌之后在蜀地出现的第三代权利集体，据推测，其活动区域或最终活动区域是湔山（今属四川省都江堰市）一带。鱼凫部族作为蜀族的一个分支，在川西平原活动，并最终成为了蜀国的统治集团。鱼凫时代大致相当于商末周初，而三星堆遗址的第二、三期文化则被认为属于鱼凫时代，并代表了鱼凫时代的蜀国文化。^[1][22][24]

古蜀王国鱼凫氏族社会是一个实行神权政治的国家。统治阶级的意志是通过神的意志来表达的，该时期出土的最精美、最华贵的物品均是用以祭祀神灵的祭祀礼仪用器。^[25]

杜宇取代鱼凫的时间应在商代中后期。古蜀国杜宇王朝的前后延续时间大约有两三百年。^[1]商代末叶，周文王经营南土，伐蜀，克蜀。来自朱提（今云南昭通）的杜宇乘机与江原（今四川崇州）的蜀人氏族进行政治联姻，推翻了鱼凫王朝，夺取了古蜀王政权，建立了浦卑王朝，十二桥文化正属于这个时期。^[4][25][26]

杜宇率蜀人参加周武王伐纣之战，西周建立后，被周王室册封为诸侯，杜宇王朝由此建立，成为西周王朝在西南边疆的重要诸侯。杜宇王朝实行君主制政体，政治制度的核心是王位世袭制度。终西周之世，杜宇王朝与周王室一直保持着比较紧密的联系。杜宇王朝建立后，以成都为都城，以郫邑为别都，古蜀王国重新走向强盛。杜宇王朝实行君主制政体，杜宇又称望帝，这个名称是杜宇王朝所有蜀王死后的谥号或祭名。^[4][25]

杜宇时期蜀国的农业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杜宇时期农业的发展不仅对蜀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四川盆地的巴人也影响较大。其国界曾北到陕西汉中，南达四川青神县，西至今芦山、天全一带，东到嘉陵江，且以岷山、南中(今四川凉山州、宜宾以及云贵北部)为附庸。^[27][1]南中虽非杜宇疆土，但却是杜宇王朝的附庸或仆从，也是蜀王国的势力范围。^[28]

开明取代杜宇大致在春秋早中期，属于君主制政体，实行王位世袭制。^[1][5]开明王朝历经十二代，最后为秦所灭。开明氏以异族统治蜀国，为蜀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12][1]广大被统治者被编制固定在一种称为“五丁”^[注1]的社会组织中，称为“五丁力士”，主要使用于凿山开道等公共工程以及王室迎送等各种劳役。^[10]

由于历代开明王的开疆拓土，到战国时代，古蜀王国疆域“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bō”，开明蜀国领土东面已越过嘉陵江，甚至与强大的楚国接壤，成为中国西南第一大国。^[10][11][1]开明王朝先在郫邑建都，广都樊乡（今双流县境）为别都，开明五世时迁都成都。成都从此成为全蜀的首位城市。^[10][29]

开明一世：丛帝

开明一世原名叫作“鳖灵”，是杜宇王朝的相。春秋初叶，蜀地遭受特大洪灾，杜宇命鳖灵治水。鳖灵成功地制服了洪水，使蜀民得以安居乐业。鳖灵得到蜀民拥戴，于是发动王权战争，取代杜宇，自立为蜀王，建立起开明王朝。又有说法是，开明王朝的建立，是因为杜宇与开明妻私通而有愧，于是禅位于开明，但这种说法更多是一种传奇演绎。开明王朝先在郫邑为主都城，广都樊乡（今双流县境）为别都。^[10][29]

开明二世：卢帝

卢帝，又作成帝，开明朝第二任帝。曾经进攻秦国至雍城（今陕西凤翔县）。^[30][31]

开明三世：保子帝

保子帝，又作褒子帝，开明朝第三任帝，曾攻青衣（今雅安芦山一带），又向南征服獠地（獠地指夜郎，今贵州安顺地区至黔西地区）、僰bó地（僰指僰道，今四川宜宾到云南昭通地区），使得蜀国的疆域大大扩展，超过了杜宇时代。^{[30][31][29][10]}

开明九世：蜀王开明尚

开明尚，开明第九任帝。开明尚接受中原文化，立宗庙，去帝号称王，以酒曰醴lǐ，乐曰荆。迁徙国都至成都。^[30]

开明十二世：芦子霸王

宋朝罗泌在《路史》一书中称古蜀国末代君主为芦子霸王。^[32]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大将司马错灭掉蜀国，蜀王逃到武阳，被秦军所杀。傅相及太子逃到了逢乡，并死在了白鹿山。另说，秦司马错攻入蜀国后，蜀王被降为侯，秦遣陈庄为蜀相。^[19][33][34]

开明王朝在其历史时期达到鼎盛，然而由于没有像中原的诸夏和秦朝那样进行重大的变法运动，其国力的发展受到了严重制约。秦国长期以来就对巴蜀地区抱有侵略性的战略目标，特别是在商鞅的变法之后，秦国的国力迅速增强。秦惠文王即位后开始策划入侵蜀地。据传，秦惠文王通过计谋促使蜀王开辟了石牛道（也称为“金牛道”），一旦这条道路建成，秦军入侵蜀地的途径便变得畅通无阻。^[10][35]

秦惠王在广泛听取群臣的意见后，最终决定采纳司马错提出的“亡楚先伐蜀”的策略。公元前316年秋天，秦国的将领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率领大军沿着石牛道从汉中入侵蜀地。蜀王在葭萌率军抵抗秦军，但被秦军击败。当蜀王逃至武阳时，被秦军追上并杀死。蜀国的丞相、太傅及太子等人退守至逢乡（今四川省彭州市）的白鹿山，最终全军覆没。开明王朝的蜀国历经十二代后灭亡。同年冬天，蜀国被秦国平定，司马错趁机攻灭了巴国。^[33]秦灭巴、蜀，将巴、蜀纳入秦王国统一的政治、经济和法律体系之中，并对原巴、蜀王国的诸多方面进行大规模的深刻改造。^[9]

在西周时期，蜀国的君主杜宇在成都建都，这座都城的中心位于金沙遗址，同时设郫（今日的郫县）为副都。在西周末年，杜宇将郫（今日四川省郫都区）定为王都，并以瞿上（今四川省双流区）作为副都。随后，在春秋时期的早期，开明王朝将都城设在郫邑；而在春秋时期的晚期，都城迁至成都。^[6][7]

对古蜀文化的认识随着考古发掘呈现动态变化之态，古蜀文化有桂圆桥文化，距今约5100~4600年，为新石器时代早期；宝墩文化（三星堆一期文化），距今约4800～40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为柏灌氏蜀王时期；三星堆文化（三星堆遗址二、三期文化），距今约4000～3200年，相当于夏商时期，为鱼凫氏蜀王时期；十二桥文化（三星堆四期、十二桥、金沙、新一村遗址），距今约3200～2600年，相当于商周时期，为杜宇氏蜀王时期；晚期巴蜀文化（船棺葬文化），约公元前600年～公元前316年，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为开明氏蜀王时期和与川东巴国并存时期。^[15][16][17]

桂圆桥遗址是成都平原上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古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16][36]

桂圆桥一期文化陶器以夹粗砂、夹石英厚胎红陶、红褐陶、褐陶和黄陶为主，火候较低，手制特征明显，另有部分泥质红陶和灰陶，纹饰陶比例极大但纹饰种类较少，以粗绳纹、附加泥条箍gū带纹为主，另有少量细绳纹和刷划纹。石器多为细石器和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很少，细石器种类有石叶和石核，多为燧石。斧、锛bēn也以小型的居多。^[36][16]

在桂圆桥的二期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器数量众多，主要包括夹砂黑褐陶、褐陶、红褐陶以及泥质灰陶、磨光黑皮陶等。这些陶器中，许多都有纹饰，尤以绳纹为主，种类繁多。桂圆桥文化的这一阶段在总体文化特征上与三星堆文化的一期段（宝墩文化）中期极为相似，其绝对年代约为距今4600年左右。桂圆桥文化的墓葬为小型的长方形土坑竖穴墓，没有随葬品，通常为单人葬，死者仰卧，四肢伸直，头部朝向东北方。^[36]

在桂圆桥文化的第一阶段末期，该文化受到了来自峡江地区的后大溪文化因素的影响，进而发展成为在成都平原广泛分布的三星堆文化的第一阶段，即宝墩文化。桂圆桥的第二和第三阶段文化在文化特点上与三星堆的第一阶段相似，可以被视为同一文化体系，为宝墩文化的起源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16][36][37]

宝墩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末期一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分布区的考古学文化，主要遗址包括广汉三星堆(第一期)、绵阳边堆山、新津宝墩、都江堰芒城、郫都古城、温江鱼凫村、崇州双河、崇州紫竹、大邑盐店古城、大邑高山古城等，^[38]形成成都平原的史前古城群。^[12][39]

宝墩文化的古城规模庞大，城墙高耸且结实。能够建造如此宏伟的古城，暗示着这些古城各自掌控着大量的劳动力资源，统治庞大的人口，占有丰富的自然和生产资源。同时，这些古城也具有各种形式的劳动分工和多种生产经济，显示出政治权力的集中和社会组织的高度复杂性，其文化已经发展到了酋邦制的阶段。^[12][40]宝墩古城之间在总体上也保持着友好的邻邦关系，宝墩文化古城群，是考古所见成都平原最早出现的酋邦社会。^[40][41]

在宝墩文化的聚落中，遗址分布紧密，有多座大型的城址，并且城墙附近常见有护城河。房屋结构以竹或木框架和泥墙为主，同时也有一些干栏式建筑，没有出现大型房屋。墓葬通常为长方形的竖穴土坑墓，没有葬具和随葬品。出土的陶器主要是夹砂褐陶和泥质灰陶。而出土的石器以磨制石器为主，通常经过全面打磨，较为小巧。^[38]

三星堆文化是一种复合型文化，它在本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传统基础上，广泛吸纳并整合了周边地区的文化元素。在三星堆文化中，土著文化因素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此外，三星堆文化充满了神秘的巫术和原始宗教元素，形成了以太阳、神鸟、神人和神树为核心的太阳崇拜和祖先崇拜体系。^[38]

三星堆文化只有三星堆一座城址。城垣大约建于三星堆遗址第二期，城内在月亮湾、真武宫等地还有7道城墙，城内可能存在功能分区，格局比宝墩文化的城址更为复杂。^[42]建筑遗迹均属地面木构建筑。房子有三种类型，第一类是三星堆城址西北青关山的大型建筑，该地有人工夯筑的面积1.6万平方米，最高3米的两级台地；第二类为带基槽的木骨泥墙房址；第三类为干栏式房址。^[42][38]

三星堆文化的特征是以小型磨制为小型磨制石器,以斧、锛、凿、纺轮数量最多;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器型主要是高柄豆、小平底罐、鸟头把勺，纹饰绝大多数为绳纹。主要器用有陶器、青铜器、金器和玉石器。三星堆文化的墓葬同样很少，发掘的墓葬无葬具，仅个别墓有极少量的随葬品。^[38][42]

十二桥文化得名于成都十二桥遗址。^[42]以十二桥遗址为中心的十二桥文化是四川地区继三星堆文化之后，古蜀文明发展史上的又一次高峰。^[43]十二桥遗址位于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大道十二桥路，是十二桥文化的核心聚落遗址，时间跨度为商代至西周（公元前1700年至前771年），遗址沿着郫江及其支流分布，总面积超过50,000平方米。^[43]

十二桥文化的主要遗址是金沙遗址，此处已发现包括大型建筑区、普通居住区、祭祀区和墓地在内的多个区域，但尚未发现城墙。该文化的房屋结构主要为木构泥墙式，带有基槽。十二桥文化的典型干栏式建筑则源自十二桥遗址，而成都岷江小区亦有此类小型干栏式房屋的发现。金沙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十二桥文化墓葬，而在金沙遗址之外，成都的黄忠村、岷江小区、金牛区禾家村等地以及郫县、彭州、新都、温江、新繁等地也有十二桥文化墓葬的发现。^[42]

遗址中发现了保存良好的商代大型宫殿式木结构建筑和小型干栏式木结构建筑群。其中，宫殿群由不同形式的大、中、小型房屋组成，主体建筑为一座面积达1248平方米的大型干栏式房屋。这些商代木结构建筑遗迹为研究古代蜀地的建筑形式、风格和建造技术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是对中国建筑史的重要补充。  ^[43]

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16年，即春秋战国时期至秦统一巴蜀前，是古蜀文明的最后一个高峰期，被称为晚期蜀文化时期，以成都商业街大型船棺葬、新都马家大墓、青白江双元村等为代表的战国时期墓葬为代表。^[44][45]

晚期的古蜀社会分层较为复杂‚，不同阶层的墓葬规模‚尤其是随葬器物有明显区别‚，墓主人社会地位越高，随葬的奢侈品种类和数量也越多。奢侈品有青铜器和漆器，但外来青铜器是出土的主要奢侈品。战国早期，‚奢侈品类青铜器多为中原风格，战国中期多为楚文化风格。另外当时随葬兵器是社会普遍现象，从高级别墓葬到普通民众墓葬都有成套兵器出土，反映出当时军事战争是社会头等大事。青铜兵器多为戈、剑、矛等器具，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类型较为繁复，多数兵器上面铸有精美的纹饰，还刻有难以解读的图案。^[44][45]

这一时期墓葬中的巨大船形棺材、精美的漆木器、具有巴蜀特色的铜制兵器，以及至今仍无法解读的“巴蜀符号”均体现了这一时期文明的特点。公元前316年后，秦国出兵灭巴蜀，到西汉中期汉武帝时期，巴蜀文化最终融入到了汉文化中，古蜀王国的历史篇章至此结束，古蜀文化最终成为中华文明共同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46][47]

向东扩张是古蜀王国一贯的重要国策。开明王朝于公元前377年伐楚，直取楚国的兹方（今湖北松滋），势力远达鄂西清江流域。开明三世时期蜀王亲征青衣羌地（今四川雅安芦山一带），还大举向南兴兵，征服僚（今贵州西北）、僰（今四川宜宾和云南昭通）之地。^[10]

关于蜀国与商王朝的关系，在殷代晚期，周人并未轻易得到南部的土地领导权，他们不得不对蜀国展开武力攻击。周文王成功征服了蜀国，蜀国从此成为周朝南部土地的重要盟友，这次战争直接导致了鱼凫王朝的覆灭和杜宇王朝的崛起。与此同时蜀国与商王朝的关系日渐恶化，蜀国也在商朝末期加入了周文王领导的反商联盟，成为了伐纣的中坚力量。由于蜀国参与了攻击纣王，因此在西周成立之初，蜀国被周王朝册封为诸侯国。在西周时期，蜀国与周王朝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7]

在西周时代，巴国位于陕西南部与湖北西部之间的地区，与蜀国接壤于其西方和南方。然而，春秋末年，巴国向南扩展，进入长江流域，并逐渐侵入四川盆地东部。这一扩展与蜀国在四川盆地的主导地位产生了冲突，导致两国爆发了频繁的军事冲突，争夺城池和领土。然而，这场战争并没有切断两地深远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在战国时期后期，巴蜀文化的融合日益明显，一些巴国的青铜器上装饰着蜀国的图案，以至于难以区分这些器物到底是巴式还是蜀式，因此通常被统称为巴蜀器物。巴蜀文化通常指的是战国时期以来以巴国和蜀国为核心的四川地区的文化。^[10][48]

从春秋中叶到战国，蜀、楚文化互有交流。公元前377年，蜀伐楚，攻取兹方，此后再无两国交兵的记录，而相互交流日益增多。蜀、楚的漆器制造相互影响较大，楚国青铜器则不断流入蜀地，也有不少楚人迁入蜀地。^[10][49]

秦初居西陲，距蜀较远，至春秋初年秦文公时，两国始发生经济文化往来。公元前7世纪中叶后，蜀、秦交兵，愈演愈烈。公元前451年，蜀、秦围绕南郑（今陕西南郑）的得失展开争夺，在经历了65年的长期战争后，以蜀国胜利占领南郑告终。双方除战争外，经济文化交流也经常发生。早在春秋前期，双方就存在官方和民间的通商贸易关系，蜀的商品主要是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秦的商品主要是畜牧产品。^[10][50]

在周显王统治时期，蜀国掌控着褒中和汉中两地。一次，蜀王在山谷中打猎与秦惠王相遇，秦惠王送给蜀王一竹箱金子，蜀王也回赠秦王珍宝器物。珍宝变成了泥土，秦王很生气，认为是蜀人欺骗他。秦国的群臣对此表示祝贺，并告诉秦惠王这是天命的象征，意味着秦国将获得蜀国的土地。秦惠王听了很高兴，他想攻打蜀国，但是不知道入蜀的道路。于是，他令人制作了五头石牛，并在每天早上在石牛的后方放置一块金子，声称这些石牛能够“排出”金子。为了维护这一假象，他还专门派遣人员照料这些石牛。蜀王听说后，很想得到石牛，便派使者到秦国。秦惠王答应了蜀王的请求。蜀王派国内的五个大力士去迎接石牛，逢山开路，将石牛运到成都。然而，当他们发现石牛并不能“排出”金子时，蜀王感到非常愤怒，并命令将石牛送还给秦国。秦惠王抓住这个机会，利用蜀王为运送石牛而开辟的道路，于公元前316年秋季派遣张仪、司马错和都尉墨率领一支大军南下攻打蜀国。在几个月内攻占蜀国，紧接着又占领了葭萌，攻取了巴国，将巴、蜀都纳入了秦国的版图。^[35]

四五千年前，古蜀农业在成都平原以及周围边缘丘陵山地就已得到初步开发。夏商时代，蜀的农业经济经过不断发展，到西周时代成都平原已成为全中国农业先进的富庶之区。春秋战国之际，蜀国大规模兴建水利，农业取得了长足进展。盛产菽、稻、黍、稷等各种栽培作物。古代蜀国的范围内，主要有成都平原农业经济区、岷江上游农业经济区和汉沔miǎn嘉陵江农业经济区等自然农业经济区和其他若干或大或小的农业经济区，它们为古蜀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广阔而坚实的基础。^[6]

古蜀的畜牧业，主要分布在成都平原周边山地和高原地区，岷江上游“出名马”，青衣江流域和南中出“笮马、旄牛”，都是驰名海内的畜牧产品。^[6]

手工业是蜀国古代文明最重要的支柱。先秦蜀国的冶金、制玉、制陶、漆器、竹木器、纺织、矿业、建筑业都十分发达。在商代中、晚期时，蜀人已熟练地掌握了二元和三元青铜合金术。战国时代蜀国青铜器的锡含量较之商代又有显著提高，全部是锡、锡铅或铅锡青铜。在商周时代蜀国的青铜礼器中，未发现鼎，鼎在战国时才开始出现。青铜雕像主要是广汉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内发现的大型青铜雕像群，分为人物造像和动植物造型两大类。^[6][51]

古蜀王国的玉石器加工十分发达，这与经常举行祭祀活动而需要大量玉石制作的礼器和祭品密切相关。在三星堆古蜀遗址共出土玉石礼器1000多件，其他石器数千件。三星堆考古发现了以加工玉石器为主的手工作坊，三星堆古城内外都有分布。另外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陶器及数万片陶片，在城区内外也分布着一些制陶窑址。古蜀国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业是青铜器铸造，从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物来看，应有大型的冶炼和铸造场所。^[6][51][52]

漆器在蜀国手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古蜀也是中国最早使用髹xiū漆工艺的地区之一，蜀漆的最早实物资料见于三星堆遗址，是精致的雕花漆木器。^[6][52]蜀地有丰富的竹、木资源，考古中发现了不少蜀人制作的竹器、木器。竹器编织大多精美，编织方法多样。竹、木被广泛地用于制作各种生活用具、生产用具、兵器、刑具、礼仪性装饰品、艺术品，并作为建筑材料、棺椁guǒ用料。古蜀是中国丝绸的早期起源地之一，在夏商时代，古蜀丝绸已达到相当水平，战国时代，古蜀织锦业已具相当规模，其中蜀布畅销于身毒（今印度）。古蜀矿产资源丰富，生产的丹砂和曾青，有悠久的开采历史。^[6]

古蜀商业兴盛，国际贸易比较发达，在先秦时期的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在古代蜀国广大的农村，各邑聚和族落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商品交换关系，其中食盐是主要的贸易交换商品。春秋战国时代的成都是蜀国的一个经济中心，以生产漆器和织锦而闻名。在那个时期，成都发展出了规模庞大的市场，其产品广泛销往外地。成都在先秦时期已经有大量的行商和坐贾参与贸易活动。^[6]

早在商代，蜀国就已经开始与中国以外的地区和国家建立和发展商品贸易关系。从商周时代一直到战国时期，与蜀国进行贸易的主要外域地区包括古印度、中亚、西亚和东南亚。这些贸易活动逐渐形成了今天所称的“南方丝绸之路”。蜀国在春秋战国时期与其周边地区进行广泛的贸易，主要的贸易对象包括秦国、楚国、滇国、夜郎等古国，以及中原地区。在蜀与楚的贸易中，漆器是主要的交易品，而丝绸也是重要的商品之一。同时，蜀与中原地区的贸易往来非常频繁。先秦时期，以“西蜀丹、青”为代表的名贵商品被输送到中原和东方各地。这条贸易路线在古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6]

广汉的三星堆遗址是古蜀文化的象征，是古蜀鱼凫王朝的都城遗址，其古城占地约3.5-3.6平方公里。遗址内的主要布局沿中轴线分布，以宫殿区作为核心。此外，中轴线的东西两侧及南端均有大量文化遗存。在古城的西部则是墓葬区。城内还规划了生活和生产区，包括房舍遗迹、陶窑和石制工具等。古城还包含宗教功能的城墙和祭祀坑，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三星堆都城的五个基本组成部分：宫殿区、宗教区、生活区、生产区和墓葬区。^[6]

继三星堆时期之后，西周至春秋战国时代，古蜀国逐渐发展出更多城市。成都、广都（今四川双流）和新都成为蜀国的三大中心城市。此外，西周时期的郫城、东周时期的临邛（今四川邛崃）、川西的“开明王城”（今四川雅安芦山）、川北的葭萌、川西南的严道古城（今四川雅安荥经）以及汉中的南郑等，都是古蜀的新兴城市。^[6][18]

蜀地拥有丰富的河流网络，其中许多河流适于航运。岷江连接至长江的航线穿越蜀中，成为川西北高原通往楚、吴、越的主要交通要道。沱江和嘉陵江则作为南北交通的纽带。蜀西通过岷江河谷与川西北高原保持联系，而岷江的支流南河延伸至临邛和青衣（今四川雅安芦山），进入西夷地区。^[6]

蜀地的北部通道主要包括褒斜道和故道，统称为蜀道。褒斜道，又名斜谷道，早在商代就已开通，是通往西安的古道。故道则是另一条连接蜀地与关中的重要路线，早在商周时期就已开通。此外，从蜀地至夜郎（今贵州西北）再至南海的道路也非常重要，这条路线沿赤水河南下，经过赤水和习水，穿越娄山关，直达夜郎。^[6]

关于蜀有无文字，史学界争论已久，出现了蜀无文字，借用巴地文字为己所用；蜀有文字，并被巴地借用；巴蜀皆无文字，出现的仅仅是符号这三种说法，但是近代以来巴蜀有文字已逐渐成为史学界共识。巴蜀文字，或称“巴蜀图语”，是古代巴蜀独有的文字系统。巴蜀文字有两类，一类为表意文字，一类为象形文字，但是象形字占绝大多数。^[53][26]

巴蜀表意文字的特点，是方块字而非拼音字，是直行而非横行，字体已达到简化、省略、定型、单位小的水平。巴蜀表意文字的分布很广，不仅在成都平原，而且在四川盆地东部巴地和湘西均有发现，说明这种文字在一定范围内经约定俗成，成为一种通行的文字。由于出土巴蜀文字的单字不多，特别是缺乏进一步比较研究的材料，所以目前还不能释读。^[53][26]

巴蜀地区还有一种被称为“巴蜀符号”的象形文字，这些符号通常刻在青铜器、漆器和其他物品上，尤其在印章上常见。巴蜀符号根据形态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直观的象形符号，笔画较复杂；另一类是简化的抽象符号。这些符号可能是单独出现，也可能以组合、交叉、重复的形式出现。每种符号的基本形态相对稳定，是已经定型的符号。据初步统计，已发现100多种单符和200多种复合符号。^[53][26]

古代蜀国有着丰富的自然神话和社会神话。自然神话以怪兽等为主要内容，社会神话大致可分为英雄神话和起源神话两类。古蜀英雄神话的主体人物是历代蜀王，许多神话传奇故事都以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为中心展开。这类神话，多有真实的历史材料为依据，包藏着丰富的历史事件。^[6]

蜀地的宗教体系中主要包括泛灵信仰、主神信仰、祖先崇拜和大石崇拜。动物常是泛灵信仰的重要主题，而自然界的无机物如山脉和河流也被认为具有神性。三星堆的祭祀坑中发现的一块大石被视为神灵，与金、玉和青铜器共同埋藏。神树作为古蜀人通向主神的天梯，是古蜀文化的一大特色。古蜀王国的祖先崇拜以大型青铜人物雕像为主，而大石崇拜则是古蜀文化的另一种特殊形式。^[6]

巫术在蜀人中广泛流行，尤其是甲骨占卜术。在成都及其他商周时代遗址出土了大量用于卜卦的龟甲。蜀国的统治阶层通过在礼仪中心举行的巫术仪式与神灵沟通，由巫师执行这些仪式，而蜀王被视为最高的巫师。三星堆出土的金杖被认为是蜀王用于与神灵交流的工具。蜀人流行甲骨占卜术，在成都金沙、十二桥、青羊宫、方池街、岷山饭店、指挥街、抚琴小区、军区三所、君平街以及其他商周时代的遗址中，历年来出土不少卜用龟甲，甲骨的钻凿形态带有一定随意性。^[6]

此外，古蜀还流行方术，其中苌弘是一位著名的方术大师。战国时期，古蜀的方仙道颇受欢迎，其中最知名的是王乔和彭祖，他们的仙术以行气吐纳为特点。^[6]

蜀地在哲学方面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早在战国时期就有此倾向。据传，老子曾将《道德经》赠予关令尹喜，并告诫他在学习道家思想一千日后去成都的青羊宫寻找他。此外，蜀地还是先秦时期杂家思想的传播地，商鞅的门客尸佼曾逃至蜀地并完成《尸子》的著述。^[6]

在艺术方面，蜀人的艺术主要包括口头艺术、音乐舞蹈、绘画和雕刻。音乐在蜀地深受喜爱，考古发现了多种乐器，如陶埙、石磬、青铜编钟等。古蜀开明王还亲自作歌，曲名有《臾邪歌》《龙归之曲》（一作《陇归之曲》）、《幽魂之曲》等。古蜀的绘画和雕刻艺术非常发达，尤其是漆器上的绘画，采用丰富鲜艳的颜色，描绘龙、凤、鸟、兽、鱼、花草等主题。^[6]

雕刻艺术主要体现在青铜器的纹饰图案上。古蜀的青铜器纹饰主要有动物纹和几何纹等。动物纹有蟠龙纹、兽面纹、饕tāo餮tiè纹、蚕纹等。三星堆所出大型青铜雕像群是古蜀雕塑工艺的集中表现，在中国古代工艺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商周时古蜀绘画和雕刻工艺带有浓厚的宗教神秘性特点；春秋战国时则出现了比较纯粹的艺术化倾向，追求洒脱、飘逸的艺术风格和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包含着新的艺术境界。然而多数雕刻作品仍具古风，表现出强烈的传统风格。^[6]

古代蜀文化曾给东南亚以强烈影响。东南亚的粟米种植、岩葬、船棺葬、石棺葬、大石遗迹等，都与蜀文化的影响有关。东南亚的青铜器文化吸收了相当多的古蜀文化因素，手工业品中的铜、铁、竹、木之器等也多仰给于蜀。在其间经济文化的频繁往来中，蜀主要扮演着文化传播和商品输出者的角色。^[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