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

加沙全称加沙地带（阿拉伯语：قطاع غزة‎或Qiṭāʿ Ġazzah，希腊语Λωρίδα της Γάζας或Lorída tis Gázas，希伯来语：רצועת עזה或Rezu'at 'Azza，英语：Gaza Strip）^[1][2]，又名加沙走廊，位于巴勒斯坦（Palestine）西南部 ^[7]，加沙地带西邻地中海（Mediterranean Sea），南邻埃及（Egypt）的西奈沙漠（Sinai Desert），东部与内盖夫沙漠（Negev Desert）接壤^[3]。是位于以色列（Israel）与埃及之间、面向地中海的交通要塞^[8]。其面积约为365平方公里^[5]，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15%^[9]，南北海岸线长约45公里，中部及北部东西宽约5-8公里，南部最宽处达12公里^[7][10]。2023年人口约为210万，其中包括170万巴勒斯坦难民^[11]。其人口密度超过5900人/平方公里，与马德里（Madrid）、伦敦（London）相当^[12]。加沙地带分为5个省：北加沙省（Northern）、加沙省（Gaza）、代尔拜莱赫省（Deir al-Balah）、汉尤尼斯省（Khan Younis）、拉法省（Rafah）^[13]。

加沙地带地处巴勒斯坦沿海平原，其陆地表面高程范围从平均海平面到高出平均海平面约110米^[14]。该地带地形拥有库卡尔山脊（又称库尔卡岭，英文：Kurkar Ridges）、洼地、河床和流动的沙丘^[7][15]。加沙地带位于西北部温和的地中海气候和东南部西奈半岛干旱气候之间的过渡区域^[7][16]，属于亚热带地中海气候^[4]，冬季温和多雨，夏季干燥炎热^[5]。加沙地带的地表水资源非常有限，加沙河（Wadi Gaza）是该地区唯一的地表水体，加沙地带内无支流^[17]。加沙河拥有加沙地带最大的河谷^[6]，作为一条季节性的河流，自东向西横穿加沙地带^[18]。加沙河全长约105公里^[6][19]，起源于加沙地带以东40公里的内盖夫山脉（Negev Mountains），在加沙地区内部流经9公里的距离，最终注入地中海^[18][19]。加沙地带历史悠久，于公元前2000年在加沙地带就建立了巴勒斯坦历史上第一个国家^[20]。自2008年至2023年11月，加沙地带这片土地上共发生过5次对抗以色列的战争。2008年12月27日，犹太安息日，以色列出人意料地发动“铸铅行动”（Operation Cast Lead）”^[21][22][23]。2012年云柱行动（Operation Pillar of Cloud），亦称为防务支柱行动（或防卫之主柱行动）^[23][24]。2014年加沙夏季战争，又称五十日战争（The Fifty-Day War）^[25]。2021年巴以冲突始于2021年5月6日^[26]，抗议以色列最高法院准备判决是否驱逐该社区的巴勒斯坦居民^[27]。自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宣布对以色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28]。

由于战争因素及以色列的封锁，使得依赖援助且缺乏资源的加沙地带的经济发展充满困难与挑战性^[29]。根据联合国机构数据，加沙地带80%人口依靠国际援助^[30]。根据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2年加沙地带GDP为32.80亿美元（占巴勒斯坦全部GDP的17.17%）^[31]。截至2018年，加沙地带的产业结构为：农业产值占加沙地带总产值的13%，工业占10%，建筑业占6%，服务业占71%^[32]。

加沙地带被认为是人类摇篮之一。人类最早的用火遗址是在加沙地带发现，一些最古老的人的化石也是在这里发现的，这里也有一些非常古老的抽象符号有可能是人类最老的文字^[33]。历史上，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曾在加沙地带居住^[34]，由于其地理位置、文化多样性和历史轨迹^[35]，加沙地带拥有沙漠、海洋、古城和洞穴等风景景点^[36]。

在1937年的“皮尔方案”（Peel Commission Plan）中，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南部阿拉伯区的一部分，在地理上并没有同约旦河西岸（West Bank）分离^[37]。“加沙地带”作为一个独立的地理概念是从1947年联合国分治决议通过后逐步形成的^[38]。1949年2月埃及与以色列签订了《以色列-埃及停战协定》（Rhodes Armistice Agreement），该协议规定了双方的临时停战边界，其中特别确定了地中海沿岸一块由埃及军队占领的狭长地带的边界范围。而这一地带的核心是加沙城，因此“加沙地带”的地理概念便由此开始形成^[39][40]。

加沙，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早在公元前15世纪之前就享有盛誉^[41]，据说“加沙”之名则源自闪米特语（Semitic languages），意为“凶猛、强壮”^[42]。

最初，加沙的名称读音近似“Ghaza”，在古埃及和其他古代文献中出现，而希腊人在地方发音的基础上将其称为"Γάζα"，希伯来文中的名称“Azzah”也与“Ghazzah”相似。希腊圣经的翻译者根据希伯来文本的确切发音区分了这两个字母，因此有"Ghazzah——Gaza"和"Ghomorah——Gomorah"这两个名称。这些拼写在希腊语中保留了原始的“Ghazzah”发音。此后，圣经被翻译成欧洲语言，使得 "Gaza" 和 "Gomorah" 这两个名称在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德语等语言中重新出现。原始的希伯来发音 "Ghazzah" 在阿拉伯语中得以保留。第六世纪的地理学家斯蒂法努斯·拜占廷 （Stephanus Byzantinus）指出，“Gaza也被称为Aza （Áζα），直到如今锡安人仍称之为Aza”。此外，这座城市还有其他一些名称，如"Ionè （’Iονη） ”“Minoa （Μινώα）”“Cadytis（Κάδυτις）"和"Gadres"，这些名称代表了加沙在历史上不同阶段的发展和文化影响^[41]。

据历史考证，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均为古代的闪族（Shemite）。相传公元前约4000年阿拉伯半岛半游牧部落中闪族的一支迦南人（Canaanite）就来到巴勒斯坦地区定居，巴勒斯坦地区最早的居民就是迦南人，他们于公元前2000年在这里建立了巴勒斯坦历史上第一个国家^[20]。

赫克索人（Hyksos）于公元前18世纪在中东（Middle East）建立了自己的据点，其中包括位于加沙南部约8公里处的塔尔·阿朱勒（Tall al-Ajjul）周围的堡垒，其中包括沙鲁汉堡（the Fort in Sharuhan），有时也被称为“南塔尔·阿朱勒”（Southern Tall al-Ajjul），这个遗址现位于今天的以色列内盖夫地区。赫克索人将这些堡垒用作他们征服埃及的基地。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法老王朝，第十五王朝（the Fifteenth Dynasty）面对底比斯（Thebes）统治者的打压，逐渐失去对埃及的控制。在被赶出尼罗河流域（Nile Valley）后，他们坚守在今天的加沙地带南部。底比斯法老阿赫莫斯一世（Pharaoh Ahmose I）（第十八王朝的第一位法老）在经过三年的围困后夺取沙鲁汉，最终在公元前1530年左右摧毁了敌人的坚固堡垒。到第十八王朝的第三位法老图特摩斯一世(Thutmose I)的统治时，加沙已经归属于埃及法老的统治^[43]。

公元前1457年左右，埃及第十八王朝的第六位法老图特摩斯三世(Thutmose III)，埃及领土扩张的伟大奠基人之一，对叙利亚（Syria）进行了一系列军事行动。在庆祝他即位23周年之际，他亲自指挥军队沿着被法老时代称为“荷鲁斯之路”（Horus Road）的沿海道路向北推进。在加沙举行庆祝活动后，一支由2万名士兵组成的军队开始在迦南地区行动。正是在这个时候，位于加沙略为内陆，毗邻天然良港的城市开始崭露头角。作为该地区埃及总督的主要驻地，加沙扮演了一个行政和商业中心的角色，与其邻近的贸易站点，如拉法赫（Rafah）和德尔·巴拉（Deir al-Balah），共享了其繁荣。随着不同统治者的相继上台，埃及对加沙的控制逐渐松动，直到法老塞提一世（Sethi I）在公元前1294年即位后，他寻求加强对东部的控制。塞提一世的继任者，拉美西斯二世（Ramses II），成功地调动了驻扎在加沙的埃及军队，以阻止来自北方的新威胁，即赫梯人（The Hittites）。因此，加沙在维持埃及迦南领土控制方面至关重要，据说有不少于十六位法老在其统治期间曾居住在加沙^[43]。

公元前12世纪，所谓的“海上民族”（Sea People）入侵了黎凡特（Levant）。考古学家对这些民族的起源究竟是亚洲的、地中海的，还是欧洲的存在分歧。然而，正是他们的到来以及随之而来的混乱，为赫梯帝国敲响了丧钟。相比之下，法老拉美西斯三世（Ramses III）通过在侵略者身上的陆地和海上胜利，保住了埃及的完整性，尽管不得不割让“荷鲁斯之路”的一部分给他们。菲利斯坦人（The Philistines），作为海上民族中最强大的一支，随后成功地在西奈和内盖夫的门槛上建立了自己的地位，在这个地区，通过武力和同化，他们将这一部分迦南西部变成了“菲利斯坦”（Philistia），“巴勒斯坦”一词也源于此。菲利斯坦被组织成“五城邦”（pentapolis），即五个城邦的联盟，加沙与阿实基伦（Ascalon）（现代阿什凯伦，Ashkelon）、伊斯杜德（Isdud）（靠近现代阿什多德，Ashdod）、埃克龙（Ekron）和迦特（Gath）^[43]。

菲利斯坦人逐渐与内陆的犹太部落发生冲突，因为他们阻碍了后者前往海边的通行。参孙的传说（the Legend of Samson）和大卫与歌利亚的故事（the Story of David and Goliath）（著名圣经故事），诞生于这一时期。公元前10世纪下半叶，第二十二王朝的创始人舍松克一世（Sheshonk I）再次开始征服迦南。这次军事行动是从尼罗三角洲（Nile Delta）发起的，以占领加沙为起点，加沙是前往黎凡特的行动的跳板，就像早期的埃及征服迦南一样。但舍松克一世的统治并没有持续。虽然在所罗门（Solomon）和希西家（Hezekiah）的统治下，加沙实际上被迫向耶路撒冷（Jerusalem）交纳定期的贡品，但它一直是菲利斯坦城市，直到公元前8世纪，这给它带来了先知亚摩司的诅咒（Prophet Aoms）。公元前734年加沙被亚述（Assyria Empire）入侵者洗劫，迫使加沙的国王哈农（Hanun）向尼尼微（Nineveh）屈服。十二年后，他试图摆脱亚述的统治，但低估了随后反击的暴力。埃及的增援部队在加沙南部的拉菲亚（Rafia）（今日的拉法赫）被阻止，哈农落入敌人手中，被带着锁链送往尼尼微。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加沙未对亚述的统治提出挑战，亚述国承认了加沙的自治权。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公元前612年尼尼微的陷落和公元前609年亚述帝国的崩溃，那时加沙再次落入埃及的领地。但这种情况只持续了不到十年，因为埃及向新的巴比伦帝国尼布甲尼撒二世（Babylonian Empire of Nebuchadnezzar II）屈服，加沙成为巴比伦在埃及门户的前沿阵地：巴比伦的附庸国^[43]。

在波斯帝国的创始人大流士一世（Darius I）征服巴比伦，占领利迪亚（Lydia）和小亚细亚（Asia Minor）的伊奥尼亚（Ionia）后，公元前539年，加沙保持了这个前线要塞的角色。由希腊雇佣兵组成的精锐队伍支持波斯军官，他们取代了他们的巴比伦前任。在波斯统治的随后的两个世纪中，加沙繁荣发展，成为埃及和黎凡特之间的商业交汇点，以及来自也门（Yemen）又称“阿拉伯幸福之地”（Arabia Felix）的商队的海上终点，这里是香料和宝石的来源地。作为回报，加沙在该地区传播了雅典陶器，以及最终在加沙的铸币厂铸造的雅典钱币。大约公元前450年，赫罗多图斯（Herodotus）将加沙（他称之为卡迪提斯，Cadytis）比作小亚细亚最大的城市之一，并将其描述为由“巴勒斯坦的叙利亚人”控制。作为一座坚固而繁荣的城市，加沙成为公元前343年波斯进攻埃及的自然基地，尽管附近缺乏可开发的森林，最终阻止了加沙发展自己的舰队，成为挑战腓尼基城市（Phoenician cities）如泰尔（Tyre）、西顿（Sidon）和比勃洛斯（Byblos）的海上竞争对手^[43]。

公元前333年，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占领了加沙，加沙陷落后亚历山大大帝对其居民实施了残酷的报复。在这场军事灾难之后，加沙得到了希腊殖民者以及成为希腊化的该地区居民的重建。然而，在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后，加沙再次成为不同势力争夺的焦点，亚历山大的继承人为了控制帝国而发生争斗。这一次的对抗是埃及（托勒密的领地）和东部的塞琉古帝国（Seleucid Empire）之间的对抗，塞琉古帝国是曾经的巴比伦总督塞琉古（Seleucus）所创立的。公元前312年的一场胜利使托勒密巩固了他对巴勒斯坦的控制，而塞琉古则在叙利亚北部坚守，并将他的首都迁至安条克（Antioch）。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公元前200年左右，这一时期，加沙发展成为该地区最活跃的港口之一，并一直是来自阿拉伯半岛的商队路线的首选目的地，通过这条路线与更远东的地区进行贸易。尽管在埃及港口亚历山大港（the Egyptian port of Alexandria）建立后，这一贸易规模并未减少^[43]。

随着公元前二世纪的开始，塞琉古王国控制了加沙以及整个大叙利亚的南部。但这一统治者的更迭并没有影响加沙的发展，也没有影响其作为商业中心的吸引力。然而，塞琉古人的统治注定要减弱。安提阿克三世（Antiochus III）在公元前188年承认失败条约的代价，使塞琉古王国缩小并从此被迫向罗马（Rome）纳重税。安提阿克五世（Antiochus V）去世后，关于继承的长期争端开始，争夺继承权的对手寻求外部帮助，最终导致罗马卷入了塞琉古继承权问题，加大了罗马在该地区的影响力^[43]。

加沙还受到公元前168年犹太人犹太亚（Jews of Judaea）叛乱的影响，该叛乱由马卡比家族（Maccabee Family）领导，他们拒绝崇拜他们视为异教的神祇。正如圣经记载的那样，约拿单（Jonathan）去了加沙，以免加沙的人将他拒之门外。随后的50年里，加沙享受了相对的宁静。虽然丝路继续保持，但对所罗门的宰制权逐渐松散，而且不断中断。犹太叛军与所罗门进行了或多或少的冲突，最终导致他们撤离了耶路撒冷。哈斯摩人（Hasmoneans）在公元前152年接替了马卡比人，建立了一个事实上的独立王国，扩张政策导致了沿海地区的占领。加沙在这种有限的环境中，商业仍然蓬勃发展。从也门出发的所有骆驼队都要经过彼特拉的纳巴泰王国（Nabatean kingdom of Petra），加沙希望与这些阿拉伯权力中心保持密切关系，以保护自己免受犹太人的野心打扰。然而，当哈斯摩统治者亚历山大·简（Alexander Jannai）在公元前97年对加沙采取行动时，加沙的总督阿波洛多托斯（Apollodotus）向纳巴泰王亚雷亚二世（Nabatean King Aretas II）请求援助的呼吁未能得到回应^[43]。

哈斯摩人对加沙的围攻持续了一年，直到阿波洛多托斯被自己的兄弟谋杀才结束。与之前的亚历山大大帝一样，亚历山大·简由于加沙居民长时间的抵抗，对加沙的居民进行了报复。公元前96年实施了犹太化政策。这一政策对当地社区产生了严重影响。这一时期是加沙的荒凉时代，居民忽视了废墟，而加沙的新统治者更倾向于发展附近的港口——迈乌玛斯港（the Port of Maiumas）^[43]。

在公元前63年，罗马将加沙地区纳入其势力范围，结束了哈斯摩人对加沙的统治。此后，加沙成为罗马叙利亚行省的一部分，保持了其城市地位和特权。在公元前40年，犹太国王赫罗德（Herod）控制了加沙，接着马克·安东尼（Marcus Antonius）（当时统治埃及）在公元前36年重新征服了加沙，然后送给妻子克莉奥帕特拉（Cleopatra）。但在公元前31年，随着马克·安东尼和克莉奥帕特拉的失败，加沙再次归还给赫罗德的王国。随着现代时代（modern era）的到来，加沙被划入了罗马叙利亚行省（Roman province of Syria），并保持了六个世纪的特权和制度^[43]。

加沙的重要性体现在其位于埃及和巴勒斯坦之间的沿海道路上，这条道路被称为"Via Maris"，强调了其重要的战略价值。加沙成为繁荣的商业中心，发展了位于今天的巴拉克希亚地区（Balakhiya area of Gaza）的安特东港（the Port of Anthedon）。加沙还拥有众多的神庙，包括宙斯·马纳斯庙（Temple of Zeus Marnas），以及阿波罗（Apollo）、赫卡忒（Hecate）、阿芙洛狄忒（Aphrodite）和太阳神赫利俄斯（Helios）的庙宇。然而，这种奢侈引起了犹太热衷派的愤怒，他们在公元66年的反叛中洗劫了加沙。在公元132至135年的巴尔科巴（Bar Kokhba）叛乱被镇压后，皇帝哈德良（Emperor Hadrian）允许加沙的居民出售叛乱中被俘虏的犹太人作为奴隶。尽管犹太社区大大减少，但在迈乌马斯（Maiumas）的沿海地区仍有犹太人居住，他们与撒马利亚人（Samaritans）、拜火教徒（Zoroastrians）和基督徒（Christians）等其他少数民族共同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加沙成为商业交通枢纽，发展了果园、农田和葡萄园^[43]。

然而，随着君士坦丁（Constantine）成为罗马皇帝，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在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将基督教与罗马传统宗教平等对待，而在他于公元337年去世时，他自己也受洗成为基督徒。加沙的希腊化贵族强烈反对基督教的教义，并支持了君士坦丁的前任迪克莱提安（Diocletian）发动的迫害。另一方面，迈乌马斯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其中许多人是埃及血统，因此被归为较低的法律地位，利用新信仰向皇帝申请独立城市的地位来挑战加沙的统治。他们的请求得到批准，迈乌马斯被授权改名为康斯坦蒂亚（Constantia）^[43]。

此后，信仰基督的教康斯坦蒂亚与继续崇拜宙斯·马纳斯的加沙之间发生了冲突，这一冲突持续了整个第四世纪。除了宗教问题外，加沙的精英阶层决心恢复城市通往海的出口。他们最终在皇帝弗拉维乌斯·克劳狄乌斯·朱利安尼（Emperor Flavius Claudius Julianus）（公元361-363年，被称为背教者朱利安，Julian the Apostate）执政时实现了这一目标，他重新推行了罗马旧有的异教信仰^[43]。

穆斯林军队在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的斗争中兴起，并于636年8月在亚尔穆克河（Yarmuk River）上，击溃当时的拜占庭军队。637年6月或7月，加沙驻军被屠杀，但其平民幸免于难。阿拔斯王朝（Abbasid Dynasty）出现后，决定将政治中心迁往伊拉克（Iraq），导致加沙与伊斯兰政府的中心保持距离。899年至905年间，巴格达（Baghdad）的阿拔斯哈里发派遣军队远征穿越加沙，与埃及作战。到这个阶段，巴勒斯坦被视为叙利亚的一部分。969年，埃及被伊斯玛利什叶派法蒂玛王朝（the Ismaili Shi‘ite Fatimid dynasty）征服，法蒂玛王朝立即采取行动控制加沙，这是他们进攻耶路撒冷的必要过境点。在此期间，加沙仍然坚定地忠于逊尼派正统（Sunni Orthodoxy）。在十世纪末，编年史家穆加迪西（Al-Muqadissi）将加沙描述为巴勒斯坦最大的城市之一^[43]。

1071年引发十字军东征（Crusade），加沙居民在十字军到来之前逃离，十字军毫无阻碍地占领了加沙。1149年，耶路撒冷国王将加沙作为据点，在沿海地区实施和平政策。不再处于冲突前沿的加沙失去了大部分战略价值，但它作为商业十字路口的作用继续确保其相对繁荣。1187年，库尔德将军萨拉赫·丁（Kurdish General Salah ad-Din）结束了耶路撒冷的法兰克王国（Frankish Kingdom）的统治。圣殿骑士团（The Knights Templar）将加沙遗弃给伊斯兰军队。圣城耶路撒冷的失落使引发一场新的十字军东征。1191年，十字军军队占领了加沙，然后向阿斯卡隆（Ascalon）推进。然而，萨拉赫·丁很快恢复了所有战线上的主动权，迫使十字军同意投降，并摧毁其在加沙和阿斯卡隆的防御工事^[43]。

加沙，为十三世纪的多次军事活动了付出高昂的代价。历经开罗阿尤布苏丹（Ayyubid Sultan）及其后裔的控制，并在1229年加沙再次被移交给十字军。1244年，土耳其和埃及军事领导人的短暂联盟占领了加沙，驱逐了十字军。1260年加沙短暂落入蒙古军队手中，埃及马穆鲁克苏丹库图兹（Egyptian Mamluk Sultan Qutuz）召集了一支能够重新征服加沙的强大军队，并于1260年9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43]。

由于战争对加沙造成的破坏，加沙传统商业联系与纽带地位及其作为商业港口的地位逐渐被遗弃。然而，在1260年的马穆鲁克时期，一旦混乱结束，城市重建，加沙及其腹地再次经历了一个黄金时代。穿过加沙北部的道路至关重要。这条路被法老命名为荷鲁斯之路“Horus Road”，被罗马帝国命名为海上之路“Via Maris”，现在被称为苏丹之路“al-darb al-sultani”，通过海岸连接埃及和巴勒斯坦。加沙成为马穆鲁克苏丹国的一个省的所在地，通常由大马士革（Damascus）管理。加沙偶尔被提升为自治省的地位^[43]。

1453年，奥斯曼苏丹占领了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将昔日的君士坦丁堡变成了伊斯坦布尔（Istanbul），并其作为首都。苏丹塞利姆一世（Selim I）于1516年8月在叙利亚北部的马尔杰·达比格战役（the Battle of Marj Dabiq）中取得胜利。加沙市民起义，屠杀了奥斯曼驻军。这导致了奥斯曼军队在该城的一场报复性屠杀。奥斯曼帝国四个世纪的统治由此揭开序幕。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开发了途经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的海上航线，这转移了以前通过加沙到达地中海的许多贸易路线。整个十六世纪，加沙的衰落是显而易见的^[43]。

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在1798年入侵埃及后对巴勒斯坦发动战役，1799年2月24日，加沙在没有战斗的情况下投降。1800年1月，加沙成为奥斯曼特遣队的集合点，将法国人赶出埃及。1840年，奥斯曼帝国恢复了整个黎凡特的统治。1847年，法国外交官估计，加沙及其周边地区的人口包括40,000名穆斯林，以及500名基督徒。其他消息来源报告说，在整个十九世纪下半叶，加沙本土的居民人数保持在15,000至19,000之间。1906年，在英国的指导下，在拉法赫签署的一项协议正式确定了奥斯曼省和埃及之间的“行政边界”。与英国人商定，这条线路应穿过拉法赫，以控制西奈半岛的出口点^[43]。1917年之前，加沙一直受奥斯曼帝国控制^[44]。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阿拉伯世界爆发了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大起义，最终在英法等国的支持下，起义军将奥斯曼土耳其人驱逐出了中东地区^[45]。而在战争还未结束前的1916年，英法两国就已经背着阿拉伯盟友，签订了《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该协定不按照中东民族与教派分布，直接瓜分了奥斯曼帝国在中东的土地，其中法国被委任统治大叙利亚（今叙利亚、黎巴嫩（Lebanon）与土耳其哈塔伊省（Hatay Province））地区，英国被委任统治伊拉克、外约旦（Outside Jordan）、科威特（Kuwait）和大巴勒斯坦地区（Greater Palestine Region）^[45]。而在战争结束后的1920年4月，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又在意大利圣雷莫（San Remo）的德瓦昌城堡（Deva Castle）举行了会议（圣雷莫会议，Council of San Remo），再次讨论了对原奥斯曼帝国在中东地区的土地的管理分配问题，最终根据当时新成立的国际联盟所起草的盟约草案的第22条所确定的原则，正式确认了将巴勒斯坦地区的管理委托给了英国。因此，自1923年开始，加沙地区便作为巴勒斯坦地区的一部分，进入了英国托管时期，整个托管一直持续到了1948年才结束^[46]。

在1937年的“皮尔方案”中，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南部阿拉伯区的一部分，在地理上并没有同约旦河西岸分离^[37]。“加沙地带”作为一个独立的地理概念是从1947年联合国分治决议通过后逐步形成的^[38]。在1947年的11月29日，联大通过了第181号决议，规划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阿拉伯人的国家和一个犹太人的国家。其中阿拉伯人国家的领土区域包括加利利（Galilee）中部和西部的部分地区、包括阿卡镇（Acre）、撒玛利亚（Samaria）和朱迪亚（Judea）的山地、雅法（Jaffa）的一块飞地，以及从伊斯杜德（Isdud）（现在的阿什杜德，Ashdod）北部向南延伸的广大海岸地区，加沙地带和沿着埃及边界的一部分沙漠也被包含在该地区内。而犹太人国家的领土范围则是包括肥沃的东加利利地区、从海法延伸到雷霍沃特的沿海平原以及内盖夫沙漠的大部分地区，还有包括乌姆拉什拉什（现为埃拉特）的南部前哨基地等^[47]。最终这一分治协议得到了犹太人的同意，他们于1948年5月14日宣布建立以色列国。而广大阿拉伯国家则反对和拒绝该决议，他们于以色列建国次日即5月15日向其宣战，这便是第一次中东战争^[48]。

第一次中东战争最终在1949年3月以以色列人的胜利而结束，而1947年联合国分治决议中规划的阿拉伯人国家的领土区域，则是在战争结束后被以色列、埃及和约旦瓜分^[47]。其中埃及在战争结束前的1949年2月与以色列签订了《以色列-埃及停战协定》，该协议规定了双方的临时停战边界，其中特别确定了地中海沿岸一块由埃及军队占领的狭长地带的边界范围。而这一地带的核心是加沙城，因此“加沙地带”的地理概念便由此开始形成^[39][40]。

1948年9月22日，在第一次中东战争即将结束前，阿拉伯联盟便在由埃及军队占领的加沙地带组建了一个名为“泛巴勒斯坦政府（All-Palestine Government）”的行政管理机构，意图由其来行使对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的管理。而埃及政府则是以“泛巴勒斯坦政府”为名义核心，宣布建立了一个名为“泛巴勒斯坦保护国”的附庸国，将其置于当时的埃及王国的保护之下。但是该政府只得到七个阿拉伯联盟成员国中的六个（埃及、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和也门）的认可，当时的外约旦王国对约旦河西岸地区有吞并意愿，因此拒绝承认泛巴勒斯坦政府，同时这一政府也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而在具体的管辖区域方面，“泛巴勒斯坦政府”和“泛巴勒斯坦保护国”实际也只拥有加沙地带这一块土地^[49][50][51]。

1948年12月，“泛巴勒斯坦政府”被迁往埃及首都开罗，自此该机构再也没有被允许回到加沙地带，而加沙地带的统治实际是由埃及王国委任的军事行政长官和机构完成。1952年，埃及爆发革命，由穆罕默德·纳吉布和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军官运动推翻了埃及法鲁克国王，自此埃及由王国转为了共和国。而新的埃及政府上台后，对“泛巴勒斯坦政府”继续采取了控制和削弱措施，并最终在1953年，从名义上解散了“泛巴勒斯坦政府”，只保留了该政府中的总理希尔米的虚职，用于代表巴勒斯坦人出席阿拉伯联盟的会议，加沙地带则是继续由埃及进行实质统治^[51]。

1956年10月29日，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埃及军队迅速被以色列军队击败，加沙地带落入以色列手中^[38]。最初以色列人想要吞并加沙地带，当时的以色列开国总理本·古里安在回复美国时任总统艾森豪威尔要求以色列撤军的信件中，仅表示将撤出“埃及领土”，暗示了不会撤出加沙地带。但最终在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下，以色列不得不于1957年撤出了加沙地带^[52]。埃及则在恢复对加沙占领的当年，开始组建地方议会，并在随后的几年里鼓励当地居民建立工会和妇联等社会团体^[38]。

1958年2月1日，经过两国全民投票，埃及和叙利亚决定正式合并，组成新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并宣布由埃及总统纳赛尔来担任新的联合共和国总统，自此埃及和叙利亚进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时期^[53]。而在建国的第二年6月，总统纳赛尔便签署法令，以未能推进巴勒斯坦解放事业为理由，正式将“泛巴勒斯坦政府”和“泛巴勒斯坦保护国”的全部机构和职务终止，加沙地带正式并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由埃及人继续管辖。1962年，阿联政府在加沙地带成立了由民众选举产生的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同年，埃及军事长官开始将地方立法机构的控制权交给当地人士。^[54]而在1964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立后，埃及允许其在加沙地带建立了基地，并提供了部分轻武器，巴解游击队自此开始从加沙出发袭击以色列目标^[38]。

1967年6月，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以色列国防军再次占领了加沙地带。而和第二次中东战争后，被迫撤出不一样，以色列在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不再撤出加沙地带，而是直接将其纳入以色列管辖范围，并在加沙地带建立起了军事管理体制。^[55]自1967年6月起，以色列根据《日内瓦第四公约》对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等新占领土地实行军事统治，该公约规定了占领地区军事管理的原则基础^[56]。而从1971年起，以色列开始在加沙地带修建犹太人定居点，首个定居点是加沙地带西南部的古什·卡蒂夫定居点^[40]。

1978年，埃及和以色列签署了《戴维营协议》，埃及彻底放弃了对加沙地带的领土诉求，并彻底切断了同加沙地带的联系^[38]。但同时协议也要求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要在埃及、以色列、约旦和巴勒斯坦代表的参与下组建和选举过渡自治机构，并且在当地的自治当局能够履行能力后，以色列军事管理机构及其民政管理机构需要立即撤出^[57]。

1987年，为抗议以色列的军事占领，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地区爆发了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此次起义是以抗议、罢工、公民不服从和部分暴力为特点，武装性质不明显，但是时间久，一直持续了6年时间，直到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定^[58]。而起义期间，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19次特别会议也于1988年11月15日通过了《独立宣言》，宣布接受联大第181号决议，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48]。

1993年，以色列和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通过秘密会谈，签署了《奥斯陆协议》，巴解组织正式承认以色列，而以色列也承认巴解组织作为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和双边谈判伙伴。该协议还推动成立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其任务是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部分地区进行有限的巴勒斯坦自治^[59][58][60]。而从1994年5月开始，以色列开始将加沙地带的政府权力分阶段向巴勒斯坦权利机构移交，该地区的大部分区域（除了定居点和军事区）都逐渐由巴勒斯坦人接手。以色列军队逐步撤离了加沙城和其他主要城镇地区，由新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管理和维持治安，亚西尔·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也选择将加沙城作为其第一个省级总部^[61]。而在逐步撤军的同时，以色列也从1994年开始建设边境隔离墙^[58]。

2000年9月，由于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巴拉克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在戴维营举行的中东和平峰会谈判失败^[62]，再加上以色列反对派领袖阿里尔·沙龙率领利库德集团参观了伊斯兰教第三圣地阿克萨清真寺^[63]，使得整个加沙地区和约旦河西岸地区再次陷入愤怒，随即爆发了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58]。此次起义相比于第一次起义，有了更多的武装对抗的特征，哈马斯和杰哈德开始使用火箭弹对以色列目标进行打击。作为应对武装袭击的措施之一，以色列开始重建之前被摧毁的加沙地带的边境隔离墙^[47]。

2005年2月，由时任以色列总理沙龙提出并推动的《脱离接触计划实施法案》得到以色列政府批准，自此以色列开始实施从加沙地带的单方面撤军行动，除了以色列军队和定居者全面撤离之外，以色列方面还拆除了加沙地带周边的21个犹太人定居点^[64]。到2005年9月12日时，以色列内阁正式宣布，结束了以色列对加沙地带长达38年的军事占领^[64]。自此，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开始全面接管加沙地带的日常管理。但是撤军后，以色列继续保持对加沙地带领空、领海，以及七个陆路过境点中的六个的直接控制，并建立禁行缓冲区。同时加沙地带仍然依赖以色列的水、电、电信和其他公用事业的支持^[65]。

在以色列全面撤军的第二年1月，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组织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民众进行了第二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结果以“变化与变革”口号参选的哈马斯（又称伊斯兰抵抗运动^[66]，是一个激进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政治和军事组织，成立于1987年^[67]）赢得了选举。他们拿下了总选票42.9%的多数票和132个席位中的74个席位（56%）^[68]。但是在赢得选举后，哈马斯拒绝承认以色列，也拒绝放弃暴力袭击策略，这引发了以色列、美国、俄罗斯、联合国、欧盟，以及部分阿拉伯国家的制裁。而2006年3月到6月期间，由于哈马斯与控制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法塔赫在政府权力分配上产生了尖锐分歧和矛盾，双方关系开始紧张。而从12月开始，双方开始爆发武装冲突^[69]。

2007年6月10日，哈马斯与法塔赫（法塔赫，全称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70]，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的主要成员之一，成立于1959年^[71]）的冲突达到顶峰，双方在加沙地带爆发了“加沙之战”，交战一直持续到15日，法塔赫动用了国家安全部队和“总统卫队”与哈马斯交战。法塔赫领导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和哈马斯时任总理的伊斯梅尔·哈尼亚的住所均遭到枪击和炮弹袭击。最终到15日时，哈马斯全面控制了加沙地带，驱逐和罢免了所有的法塔赫官员，加沙地带自此进入了哈马斯全面控制时期^[72]。

截至2023年10月，加沙地带仍然由哈马斯管理^[73]。

2008年12月27日，犹太安息日，以色列出人意料地发动“铸铅行动”（Operation Cast Lead）”^[21][22][23]，“铸铅行动”战事造成超过一千三百名巴勒斯坦人和十三名以色列人死亡，在国际间引起强烈反应，有人称之为“加沙屠杀”^[24]。

2012年云柱行动（Operation Pillar of Cloud），亦称为防务支柱行动（或防卫之主柱行动）^[23][24]。这场战争的规模不大，主要作战形式只是以色列实施空袭及哈马斯进行火箭弹袭击。然而，这场战争必将因以色列发动了战争史上第一场微博战而被人们所铭记^[74]。

2014年加沙夏季战争，又称五十日战争（The Fifty-Day War）是比之前的战争更具破坏性的战争^[25]，在长达51天的战争中，大约2251名巴勒斯坦人和73名以色列人在冲突中丧生^[75]。联合国和各种非政府组织专门将这些被指控的罪行称为“危害人类罪”或“战争罪”。由于整个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固有的宗教民族差异，有理由相信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行为者采取的行动是种族灭绝行为，而不是“危害人类罪”或“战争罪”^[75]。

2021年巴以冲突始于2021年5月6日，巴勒斯坦抗议者与以色列警方在东耶路撒冷谢赫·贾拉社区发生的冲突^[26]，抗议以色列最高法院准备判决是否驱逐该社区的巴勒斯坦居民^[27]，以色列警方与巴勒斯坦民众的矛盾迅速升级为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军事冲突。加沙地带共254名平民与激进分子被杀, 1,900多人受伤，242名巴勒斯坦人被杀，其中129人为平民，80至225人为军人，6架空中无人机与数架水下无人机被毁。^[76]

自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宣布对以色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28]。截至2023年11月6日，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共10022人死亡，2万5408人受伤，2350人失踪；加沙地带以色列人共230人死亡；联合国工作人员共89人死亡，24人受伤。^[77]

加沙地带又名加沙走廊，位于巴勒斯坦西南部^[7] ，加沙地带西邻地中海，南邻埃及的西奈沙漠（Sinai Desert），东部与内盖夫沙漠（Negev Desert）接壤^[3]。经纬度范围为北纬34° 2′ 至34° 25′ ，东经31° 16′ 至31° 45′ ^[3]，其面积约为365平方公里^[5]，约占巴勒斯坦总面积1.5%^[78]。南北海岸线长约45公里，中部及北部东西宽约5-8公里，南部最宽处达12公里^[7][10]。

加沙地带位于西北部温和的地中海气候和东南部西奈半岛干旱气候之间的过渡区域^[7][16]，属于亚热带地中海气候^[4]，冬季温和多雨，夏季干燥炎热^[5]。温度在一年中逐渐变化，夏季在8月达到最高点，冬季在1月达到最低点^[7]。年平均最高气温为26摄氏度，年平均最低气温为12摄氏度^[79]。年均降雨量为335毫米，年均蒸发量为1300毫米^[7]。平均年降雨量在加沙地带北部约为474毫米，南部地区的年均降雨量约为250毫米，极端和严重干旱的风险达到了83%。冬季有风暴，最大小时风速为18米/秒，平均风速为4.2米/秒^[4]。加沙地带日照时间一年间变化很大，以2023年为例，2023年12月22日的日照时间最短，为10小时6分钟，2023年6月21日的日照时间最长，为14小时12分钟。年平均日照时间为4442小时^[80]。

在地质上，库卡尔山脊又名库尔卡岭属于库尔卡群（Kurkar Group）^[81]。这一地层组属于上新世-更新世时代，包括阿胡赞层（Ahuzam Fm）、普勒谢特层（Pleshet Fm）和加沙层（Gaza Fm）三个地层，库尔卡山脊属于加沙层^{[82][83][84][85][86]}。沿海含水层，作为加沙地带唯一的含水层，由更新世（Pleistocene）海洋沙和砂岩以及夹杂的粘土层组成，沿海含水层系统的底部由新近纪时代（Neogene age）（萨基亚层 Saqiyah Formation）的不透水粘土岩组成，不同含水层的最大厚度出现在沿海的西北部（150米），逐渐向东和东南沿加沙地带的东部边界减小至不到10米。沿海含水层的水位深度在沿海低地地区仅为几米，在东南边界地区约为80米^[87][13]。

加沙地带地处巴勒斯坦沿海平原，其陆地表面高程范围从平均海平面到高出平均海平面约110米^[14]。该地带地形拥有库卡尔山脊（又称库尔卡岭，英文：Kurkar Ridges）、洼地、河床和流动的沙丘^[7][15]。

库尔卡山脊被含有冲积物的深洼地（海拔20-40米）隔开，通常沿着东北 - 西南方向平行于海岸线延伸^[6]。库卡尔山脊由钙质砂岩（当地称为库尔卡砂岩（Kurkar））交替堆积在棕红色的细粒沉积物（Hamra，阿拉伯文“红”^[10]）之间^{[83][85][86][88][89]}。库卡尔山脊从西到东排列分别为谢赫艾林岭（Sheikh Ridge，又称沿海山脊，Coastal Ridge），其高出平均海平面约50米，延伸至西部的当前海岸线；阿尔蒙塔尔岭（Al Montar Ridge）高出平均海平面约80米，位于东部停战线附近；贝特哈农岭（Bait Hanon Ridge）高出平均海平面约110米，一部分位于加沙地带东北部，另一部分位于停战线东侧^{[6][10][90][15]}。

加沙地带南部，地貌特征往往被沙丘覆盖，其沙丘丘陵高度在2米至50米之间^[14]。

加沙地带的地表水资源非常有限，加沙河（Wadi Gaza）是该地区唯一的地表水体，加沙地带内无支流^[17]。

加沙河拥有加沙地带最大的河谷^[6]，作为一条季节性的河流，自东向西横穿加沙地带^[18]。加沙河全长约105公里^[6][19]，起源于加沙地带以东40公里的内盖夫山脉（Negev Mountains），在加沙地区内部流经9公里的距离，最终注入地中海^[18][19]。加沙河最高海拔为海平面30米，随着流入地中海，海拔下降至海平面。其宽度不一，在口岸处最宽为100米^[19][91]。它位于加沙地带海岸线的中央，北西部与大海相邻，东南部与布雷吉难民营（Bureij Camp）相邻，西南部与努赛拉特难民营（Nuseirt Camp）相邻，北部与扎赫拉城（Al-Zahra City）相邻^[91]。其流域涵盖了北内盖夫沙漠、希伯伦山脉，及加沙地带小的集水区在内共3600平方公里的区域^[3]，加沙地带流域范围约为58792平方公里^[91]。

根据巴勒斯坦农业部1998年至2008年的年度报告，加沙河河流仅在冬季流动1-2个月，其余时间均处于干涸状态^[18]。加沙河河谷作为加沙地区这一人口密集地区最大的自然保护区，鉴于其作为自然地区的重要性，巴勒斯坦国家权力机构于2000年6月宣布将加沙河定为自然保护区^[91][92]。

沿海含水层（Coastal Aquifer）作为加沙地带唯一的含水层^[87]，集水区为365平方公里，2010至2011年平均降雨量为225毫米，2010至2011年充注值为3.3千万立方米，长期充注值为年5.5至6千万立方米^[17]。沿海含水层中储存了约5000立方兆米的地下水，其中仅有1400立方兆米是“淡水”，氯含量低于500毫克/升^[87]。据2023年研究指出，在过去的20年中，加沙地带降雨值呈下降趋势。这种下降发生在1995年之后，导致了充注值的不足，最终导致地下水储量减少^[87]。

加沙地带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地区^[4]，世界卫生组织（WHO）将每日用水最低要求定为100升每人每日，2023年10月巴以冲突之前，加沙用水日平均消费量为84升每人，其中只有27升适合人类使用。2023年10月巴以冲突发生后，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加沙地带的日平均用水量仅为每人3升^[93]。海水淡化工程及废水再利用工程为解决加沙地带用水短缺带来希望^[17]。

淡化水是一种可再生水资源，然而，由于几个原因，其潜力仍未开发，包括海水淡化厂安装和运营成本高昂、缺乏专业知识、高能源需求以及未来武装冲突摧毁海水淡化设施的可能性^[17]。150多家小容量海水淡化厂在加沙地带运营，其中约25家由公用事业公司运营，其余由商业运营商运营。咸水淡化厂进一步恶化了加沙唯一天然淡水来源海岸含水层。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水需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已开始建造加沙最大的海水淡化厂（SDP）。此外，巴勒斯坦水务局（PWA）计划实施三座海水淡化厂，总产能为35000立方米/天^[94]。

从长远来看，计划分两个阶段建造加沙中央海水淡化厂（Gaza Central Desalination Plant），耗资6.25亿美元，每年总共生产110立方米的淡化水，每个阶段生产55立方米/年（150000立方米/天）^[95]。

加沙地带每年约产生8千万立方米，至2030年，加沙地带共将建造10座废水处理工程^[96]。

加沙地带的土壤主要由三种类型组成：沙质土壤、黏土质土壤和黄土质土壤^[86][97]。沙质土壤位于沿海和加沙地带中部，以沙丘的形式存在。黏土质土壤位于加沙地带的东北部。黄土质土壤分布在加沙河（Wadi Gaza）河谷地区附近^[7]。

加沙地带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地区，唯一可用的水资源是加沙沿海含水层的地下水。任意地下水开采和长期干旱的影响严重损害了含水层的完整性^[4]。沿海含水层作为加沙地带唯一的含水层，沿海含水层中储存了约5000立方兆米的地下水，质量各异。然而，其中仅有1400立方兆米是“淡水”，氯含量低于500毫克/升。这种淡水通常以透镜的形式存在，漂浮在咸淡水混合或盐水地下水的表面。这意味着大约70%的含水层是咸淡水或盐水，只有30%是淡水^[87]。加沙地带的气候变化包括温度略微降低，对降雨值有一定影响，对充注值产生了影响。据2023年研究指出，在过去的20年中，降雨值呈下降趋势。这种下降发生在1995年之后，导致了充注值的不足，最终导致地下水储量减少^[87]。大约85%的加沙地带人口饮用市政地下水井中的水，15%的人主要居住在农业地区，使用私人水井，以供应日常需要^[13]。

为摆脱加沙地带电力危机、终结加沙居民的苦难。出于巴勒斯坦战略中的重要性考虑，发展新型能源产能^[98]。根据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NREL）的System Advisor Model（SAM）软件通过来自瑞士的Meteoblue AG太阳辐射数据，评估巴勒斯坦利用光伏（PV）和聚光（CS）太阳能系统的潜力。研究提出了两种情景，第一种是紧急情况，旨在通过PV太阳能系统产生需求负荷（552 GWh/年）。而第二种情景旨在通过PV太阳能系统本地生产所有能源需求，终结对进口能源的依赖。紧急行动涉及在加沙地带建设555 MWp的PV太阳能系统，成本约为8亿美元，预期电价将在0.07至0.11美元/千瓦时之间，比现行电价（0.29至0.46美元/千瓦时）低四倍。太阳能可以为巴勒斯坦建立独立国家打下坚实基础^[98]。

加沙地带最西南部的阿尔马瓦西（Al-Mawasi）生态系统（14平方公里），在2009-2018年10年时间内通过直接观察和望远镜进行监测，共记录到了135种鸟类，分属45个科和17个目。雀形目是最大的目，共57种（占总数的42.2%），而非雀形目共78种（占总数的57.8%）。鹟科在已记录的家族中最大，有13种物种（占总数的9.6%），其次是10种鹬科（7.4%），8种鹭科和雀科（各占5.9%），以及7种鹰科（占5.0%）。水生鸟类物种占总记录的44种（占总数的32.6%），而陆生鸟类物种占总数的91种（占总数的67.4%）。巴勒斯坦太阳鸟（Nectarinia osea）是Al-Mawasi生态系统中一种常见的巴勒斯坦特有物种。金翅雀（Carduelis carduelis）已成为捕鸟者的实际经济来源，因此在加沙地带的广大地区广泛捕捉^[9]。

加沙地带共有1290种植物（分布在105个科）^[79]，约巴勒斯坦的67%^[99]。关于生长习性，一年生草本植物占主导地位，占65%，其次是多年生植物（14%）、灌木和亚灌木（9%）以及树木（7%）^[79]。

加沙地带沿海的加沙河湿地、河岸、咸湿地，一直到东边的加沙河村（其中包括加沙河河床、坡地和沙漠栖息地），刺芹属（Cynanchum acutum）和草木樨（Trifolium fragiferum）、尼罗泰姆（Tamarix nilotica）是主要物种^[79]。

加沙西部海岸线和沙丘，最常见的是地中海滨海带、灌木草原，在沙地植被区域中海滨芥（Cakile maritima）是沿海线上最主要的植物，也是地中海滨海带栖息地的植物代表^[79]。

加沙市的东部拥有耕地和干燥环境，该地点最主要的植物是多刺植物，主要是水飞蓟（Silybum marianum）、刺花黄蓍shī（Xanthium spinosum）、西班牙蓟jì（Scolymus hispanicus）和尼罗糖藜lí（Alhagi maurorum）；该地点的杂草普遍存在，尤其是曼陀罗（Datura innoxia）和蓟蓟（Xanthium strumarium）^[79]。

在加沙地带其余的土地上，包括耕地、古老的场所、沙地植被区和公共花园中，春黄菊（Senecio vernalis）、蓝辰菊（Verbesina encelioides）、腋下异菊（Heterotheca subaxillaris）是植物物种代表^[79]。

截至2015年，新记录的物种包括加沙树棉（Calotropis procera）、夜光花（Drosanthemum speciosum），密花豚草（Ambrosia confertiflora）、刺毛蓟（Asteriscu sspinosus）、小果白鹤顶（Asphodelus microcarpus）、草莓车轴草（Trifolium fragiferum）、犹太艾壁草（Parietaria judaica）、短鳞蓼（Allium curtium）、有色蝇子草（Silene colorata）、分枝蝇子草（Silene dichotoma）、谷地蝇子草（Silene modesta）、拍肩草（Bidens pilosa）、马兰花（Picrisa splenioides）、软毛耧lóu斗菜（Erodium malacoides）、钩子耧斗菜（Erodium oxyrhnchum）、多穗马车夫草（Hippocrepis multisilquosa）、秘鲁酸模（Rumex occultans、黑芝麻花（Nigella arvensis）、湿地毛茛（Ranunculus paludosus）和、垂序婆罗门参（Veronica polita）^[79]。

2008年至2009年加沙地带共记录了19种植物物种，属于19个属和16个科，可用于治疗23种不同的疾病/病症。草本植物（10种）是使用最多的植物，其次是树木（5种）和灌木（4种）。菊科贡献了最多的植物物种（3种），其次是茄科（2种）。含羞草科、荨麻科、仙人掌科、大戟科、桃金娘科、锦葵科、柽柳科、桑科、伞形科、小叶茴香科、鼠李科、石竹科、瑞香科、车前草科和蓼科各自贡献了一科一种植物。大多数物种（6种，32%）用于治疗皮肤病，其次是泌尿系统（4种，21%），其他4种物种用于治疗消化系统，3种物种缓解胃痛（16%）和炎症，牙齿，肾结石，神经系统，咳嗽，呼吸系统则由2种物种治疗。其他由一种植物物种治疗的显着疾病包括前列腺疾病、止血、背痛、肝病、流感、肠痛、贫血、体重下降、神经系统、糖尿病、血压、伤口和风湿病。其中，最广泛使用的草药植物物种是荨麻属（Urtica spp.）治疗9种疾病（23种总疾病的39%），其次是银色鳞毛（Paronychia argenta）治疗4种疾病（23种总疾病的17%）^[100][101]。

加沙河河谷被视为位于东地中海盆地的最重要的沿海湿地之一。是鸟类迁徙的重要中转站，鸟类从北向南、从南向北都会经过这里。此外，它是加沙最大的湿地，拥有独特的景观，也是巴勒斯坦最大的湿地之一。因此，它具有潜力成为一个吸引来自不同地区的人们的休闲娱乐区域^[91]。2000年6月巴勒斯坦国家权力机构宣布将加沙河定为自然保护区^[91][92]。

加沙河作为巴勒斯坦地区地表水重要来源，气候变化河人类活动正在改变其河谷地区的水温特征^[102]。又因在加沙地带内，库尔卡尔群的总厚度在南部沿海约为100米，在加沙市附近约为200米。在加沙地带东部边界，北部的饱和厚度约为60-70米，而在拉法赫附近的南部只有几米。由于浅层黏土的存在，整个加沙地带存在局部高位水条件^[13]。导致其河谷下游的沿海平原发生极端河灾难性洪水事件^[102]。根据下游洪水的水力学分析，在22毫米和77毫米的暴雨情况下，可能到达沿海平原的涌水量分别约为6百万立方米和1.18亿立方米。加沙河谷地区有可能被洪水淹没的地区在3至17公里之间。 分别占加沙地带中部省份面积的 5 %至 29 %^[103]。

2007年3月的洪水，导致贝特·拉希亚污水处理厂受灾，严重影响了加沙地带人民日常生活、经济发展及工业发展^[104]。这场洪水的危害还包括树木倒塌事故、环境害虫爆发、沙丘的耗竭、蚊虫大量繁殖和骚扰人类正常生活、肠道寄生虫感染的流行、有害气体的排放和硝酸盐及细菌参数对地下水的污染等^[105]。

在2009年，加沙地带遭受了暴雨，导致加沙地带发生了严重的洪水。在经历了整个夏季的干旱后，地面无法吸收巨大的水量，冲走了街道上的沙土和垃圾；与地下水库的污水混合；并使房屋的底层充斥着泥浆、垃圾和被污染的脏水。在加沙地带的北部，数十所房屋被水和泥淹没，在污水排放和排水系统未能正常运作的汗尤尼斯市南部，肮脏和被污染的水通过街道流入房屋和其他建筑物。当地政府与红新月会和国际红十字会合作，从这场暴雨开始一直在对付这场突发洪水中提供后勤支持给民间社团和其他救援物资，此外，当地政府、政府机构和其他非政府组织之间也有紧密的协调工作^[106]。

2011年12月12日，加沙地带一些人口密集区发生了大规模洪水，这场洪水是致命的，也导致大约1,000个家庭流离失所。洪水沿着加沙山谷边缘洪水覆盖了大约一平方公里的区域，一直延伸到加沙海域。由于土壤无法吸收大量的水，导致脏水、沙子、尘土和垃圾污染了房屋的底层^[106]。

2004年2月11日的地震，震中位于死海盆地的东北部（纬度31.679 N，经度35.585 E，震源深度17公里），对加沙地带造成了轻微的损害，但没有造成生命损失^[106]。

加沙地带分为5个省：北加沙省（Northern）、加沙省（Gaza）、代尔拜莱赫省（Deir al-Balah）、汉尤尼斯省（Khan Younis）、拉法省（Rafah）^[13]。

该地带内比较大的城镇主要有8个，其中最大的城市是加沙省首府加沙城（Gaza City）。而北加沙省境内主要有拜特哈农（Beit Hanoun）、拜特拉希亚（Beit Lahia）和贾巴利亚（Jabalia）三个较大的城市，代尔拜莱赫省只有一个代尔拜莱赫市(Deir al-Balah)较大，汗尤尼斯省拥有巴尼·苏海拉市(Bani Suheila)和汗尤尼斯市(Khan Younis)两个较大的城市，拉法省主要城市只有一个拉法赫（Rafah）^[109]。

加沙城（阿拉伯语：غزة，英语：Gaza City）是加沙省首府，同时也是加沙地带最大的城市。截至2017年，其人口为640314人^[109]。加沙位于平原上，其海滩和港口位于该市核心区以西3公里处，市区约为45平方公里。位于耶路撒冷西南78公里（48英里），特拉维夫以南71公里，和拉法赫以北30公里^[110]。加沙有着炎热的半干旱气候（BSh），具有亚热带地中海气候的特点，冬季温和多雨，夏季干热^[111]。2007年由哈马斯接管加沙市^[11]。

拉法赫（阿拉伯语：رفح，英语：Rafah）位于加沙地带南部，它是巴勒斯坦国拉法省的首府，位于加沙市西南30公里。城市气候归类为半干旱气候（BSh）^[112][113]。截至2017年，拉法赫的人口为171,889人^[109]。1982年以色列撤出西奈半岛时，拉法赫分裂为加沙部分和埃及部分^[114][115]。其城市的核心被以色列和埃及摧毁^{[116][117][118]}，以创建一个大型缓冲区^[119][120]。

拉法赫是拉法边境口岸的所在地，这是加沙地带和埃及之间的唯一过境点。该过境点以前由以色列军队运营，2005年9月，作为以色列从加沙地带大规模撤军的一部分，该过境点的控制权于2005年移交给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由于以色列的安全问题，欧盟委员会于2005年11月开始监测过境点，2006年4月，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的总统卫队承担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一侧该地点的责任^[120]。2007年由哈马斯接管拉法赫^[11]。

哈马斯，又称伊斯兰抵抗运动^[66]，是一个激进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政治和军事组织，成立于1987年^[67]。哈马斯认为伊斯兰万能，真主是终极目的，先知是榜样,《古兰经》是根本大法，“圣战”是唯一道路,为真主献身是最高理想。主张政教合一，用伊斯兰教义和律法为调整社会、国家及伊斯兰教内部关系的规范和准则，改造世俗社会^[66]。它成功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发展并建立了选民基础，曾在2006年1月的巴勒斯坦立法选举中获胜，2007年6月夺取法塔赫（Fatah）的关键安全设施，并控制了加沙地带^[121]。亚辛（Ahmad Yassin，1937-2004）为创始人^[122]，2004年前领导人亚辛被刺身亡后伊斯梅尔·哈尼亚（Ismaʻīl Haniyya ，1963年1月29日—）成为哈马斯实际领导人^[70]。自哈马斯接管加沙地带后，以色列对其实施了陆地、空中和海上封锁^[11]。

法塔赫，全称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70]，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的主要成员之一，成立于1959年^[71]，从1965年1月1日起，法塔赫开始了反对以色列的武装斗争，其武装力量称为“暴风部队”^[123]。长期以来被联合国承认为“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70]”。它在巴勒斯坦领土上有广泛的政治活动，包括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费塔赫曾统治加沙地带，但在2007年失去了对加沙地带的控制^[121]。现任主席为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124]。

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运动是一个伊斯兰政治和军事组织，成立于1981年，2018年9月齐亚德·纳哈拉（Ziyad al-Nakhalah） 当选为秘书长^[125]。它在加沙地带和西岸活跃，被列为恐怖组织^[126]。

人民民主党，又称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成立于1967年，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第二大派别。它在巴勒斯坦政治中扮演一定角色，尤其是在左翼政治领域，2001年阿哈迈德·萨阿达特（Ahmad Sa'adat）担任为领导人，他因参与暗杀以色列内阁部长拉哈瓦姆·泽维（Rehavam Ze'evi）而被以色列拘留，并曾在以色列监狱服刑^[127]。

巴以冲突，作为当代最持久的冲突之一^[128]。不仅是以色列人（主要为以色列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更是一场以色列与中东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国际冲突 （阿拉伯-以色列冲突）^[129]。巴以冲突始于大约一个世纪前，从根本上说，这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两个社区之间的冲突，它们的主要民族主义运动都声称有权行使国家自决权并统治同一片土地^[129]。战斗根植于两国人民之间关于土地、民族身份、政治权利和自决政治的斗争^[128]。在锡安主义者成功建立以色列国之后，最初是两个争夺国家地位的群体之间的冲突逐渐演变为以色列国与无国家的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这种动态一直延续到今天，现在的冲突主要集中在以色列在1967年阿以六日战争中占领的西岸、东耶路撒冷和加沙地带等比1948年之前的巴勒斯坦地区要小得多的地理区域上，涉及土地、资源和宗教圣地的控制^[129]。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占领加沙地带38年。以色列2005年从加沙撤军后，该地区由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控制。但在2007年加沙又被哈马斯夺去控制权，以色列开始对其实施封锁，全域由高达十米的厚重水泥墙包围，以士兵荷枪实弹驻守岗楼监控。2017年，哈马斯和法塔赫开始和解，但加沙地带的封锁还没结束^[12]。

由于以色列的封锁，加沙地带通常被称为“露天监狱”^[130]。以色列实施的封锁有三种形式:一般性封锁、全面封锁和内部封锁^[131]。以色列和埃及控制着加沙地带的陆路通道，埃及与加沙地带南部接壤处设有拉法口岸（Rafah Crossing），以色列与加沙地带接壤处设有凯雷姆沙洛姆口岸（Kerem Shalom Crossing）、埃雷兹口岸（Erez Crossing）等六个陆路口岸。自2007年以来，以色列和埃及多次关闭加沙地带的陆路口岸，以色列的四个陆路口岸已长期关闭。在此次冲突前，仅剩凯雷姆沙洛姆口岸和埃雷兹口岸还在使用中。其中，凯雷姆沙洛姆口岸是连接加沙地带与以色列的唯一商业口岸，运往加沙地带80%的商品都通过该口岸。但对于什么商品能运入加沙，以色列有严格规定。直到2010年以前，建筑材料、工业原材料以及玩具、巧克力等“奢侈品”都不得运入加沙。后来以色列放松了限制，允许日常用品进入加沙，但包括通信设备在内的军民两用商品不得运入加沙。为了绕开封锁，哈马斯在加沙地带修建了庞大的地道网和地下指挥部，以躲避以色列的空袭同时将武器装备源源不断运入进加沙^[132]。加沙地带三分之二的供电来自以色列。2023年10月8日，以色列能源部宣布切断对加沙地带的供电。2023年10月9日，以色列能源部长卡茨表示，已下令切断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供水，“全面封锁”加沙地带^[133]。以色列不断采取系统性政策，通过禁止原材料进口、限制零部件进口、禁止工业产品出口等措施来摧毁加沙地带的工业^[134]。根据《奥斯陆协议》以色列同意巴勒斯坦渔民在加沙地带附近20海里捕鱼，但以色列政府在军事上却执行着3海里的界限^[135]。

经过数年的经营，哈马斯武装在加沙地带秘密挖掘了数百条地道。这些地道互相通连，有些出口甚至设在了埃及国境线一侧。在这些地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巴勒斯坦或埃及的走私商为了走私紧俏商品到巴勒斯坦而挖掘的，但后来被哈马斯武装统一接管，以图打破以色列的封锁^[136]。

犹太复国主义，又称锡安运动。其兴起于19世纪末，史学界多认为其是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长期遭受民族压迫下且渴望民族独立的历史背景下的壮大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运动^[137]，与早期犹太宗教文化存在种种内在联系^[138]。其最终目标是在犹太人的古代故乡巴勒斯坦重建一个犹太人自主的民族国家。纵观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百年的发展历程，“犹太复国”从一个虚无飘渺的梦想变为如愿以偿的现实，其外部成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对犹太人的歧视和残酷迫害；一个是对犹太人的利用扶持^[139]。

1947年，联合国通过了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犹太国和巴勒斯坦国的181号分治决议，以色列国诞生^[140][141]。然而这份决议引发了一场战争，以色列赢得了胜利并扩大了领土。这导致了大规模的巴勒斯坦难民问题，数百万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142]。

巴勒斯坦的民族构建经历了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它具有特殊性, 其民族的形成先于国家的形成, 与大多数国家构建的过程不同, 其民族的构建与国家的构建不是同步进行的，因此，巴勒斯坦人至今被学术界称为一个没有国家的民族。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是在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谋求政治平等和民族独立的过程中产生的^[143]。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政治运动，正当以沙姆地区为中心的整个阿拉伯民族处于最危难之际，一场覆盖整改个阿拉伯地区的的民族启蒙与觉醒运动开始了^[144]。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强调阿拉伯人是一个民族共同体，渴望建立一个统一独立的阿拉伯国家，以实现新时期阿拉伯民族的伟大复兴^[145]。

巴以冲突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随着犹太移民的增加，犹太复国主义的崛起，以及巴勒斯坦地区的奥斯曼帝国统治结束^[128][146]。英国曾经统治巴勒斯坦地区，后联合国在1947年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将巴勒斯坦约27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分为犹太国（15850平方公里）和阿拉伯国家（11000平方公里）两个部分，其中耶路撒冷（158平方公里）作为“特区”由联合国管辖。由于该方案中土地分配不公（人口仅占31%的犹太人却分到58.7%的土地）和人口构成不合理（32%的阿拉伯人被划入“犹太国”境内），遭到阿拉伯人的强烈反对。1948年5约15日，以色列单方面建国的第二天，第一次阿以战争爆发^[142]。

六日战争是一场现代水资源的争夺战，1964年，以色列抢占了约旦河的水，并且至今没有放手。1967年6月5日早晨7时45分，以色列出动了几乎全部空军，对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所有机场进行袭击。半小时后，以色列地面部队发动进攻，阿拉伯国家进行抵抗。第6天，战争结束，以色列完胜^[147]，并占领了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和埃及的西奈半岛。这些领土至今仍然是巴以冲突的焦点^[148][149]。

第一次巴以起义始于1987年12月9日，一直持续到1993年9月13日巴解组织和以色列签署《奥斯陆协定》第一协议^[150]。在第一次起义爆发之前，1987年4月巴勒斯坦国民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要求巴勒斯坦各派别和分裂的领导层团结起来，以应对不断出现的政治挑战^[150]。在1987年5月7日至10日之间，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军队和定居者在卡尔基利亚和纳布卢斯发生了对抗。在1987年10月7日至12日之间，加沙、东耶路撒冷和拉马拉发生了大规模示威和商业罢工^[151]。1987年12月9日，以色列的一辆车在北加沙地带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导致四名巴勒斯坦人丧生^[150]，随后一名以色列军官杀害了一名17随平民，事故发生后^[152]，社会民众的抗议迅速蔓延到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发展成了一场全面的起义^[150]。第一次起义期间，以色列实施了各种形式的封锁并延长了宵禁，暂停了公共服务，限制了巴勒斯坦人民对日常生活必需品的获取；并在军事上对巴勒斯坦进行了全面镇压^[153]。第一次起义重新配置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改变了巴以冲突的国际观察者对待^[150]。^[154]

《奥斯陆协议I》在巴勒斯坦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155]。自1991年10月的马德里中东和会，标志着不共戴天的巴以双方开始踏上艰难的谋和之途。从马德里的公开接触，到奥斯陆的秘密谈判，决定巴以两个民族命运的和平隧道一点点延伸着。1993年9月,巴以终于正式签署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奥斯陆协议 I》^[156]。这份协议确立了原则（正式标题为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原则宣言），将指导以色列和新成立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PA）在中期期间的合作。在这段（六年）期间过去后，双方将进行直接的和平谈判，即所谓的戴维营会谈（Camp David negotiations），以解决诸如边界、耶路撒冷和定居点等极具争议的“最终地位”问题。^[150]。然而，它的签订并不意味着冲突的结束，而是走向新冲突的开始^[157]。

《奥斯陆协议II》于1995年12月28日签署，建立了《奥斯陆协议I》的执行基础，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分为三个区域。它使以色列能够控制和管理约旦河西岸60%的土地，同时将巴勒斯坦的城市中心（除了希伯伦旧城的部分例外）移交给新成立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由于这一直接结果，巴勒斯坦的移动和发展受到了阻碍，所谓的“最终地位”问题（边界、耶路撒冷、难民和定居点）被推迟到以后的阶段。然而，无论是奥斯陆协议I还是II，都很明显不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150]。 根据巴以《奥斯陆协议》，巴自治政府不得拥有军队，但可建立不持重武器的武装部队以保证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公共秩序和内部安全^[158]。

第二次巴以起义于2000年9月戴维营会谈破裂后爆发。这是由阿里尔·沙龙未经宣布地访问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因此又称阿克萨起义（ Al-Aqsa Intifada））引发的^[159]，这导致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并逐渐蔓延为暴力，直至五年后才结束。与以和平为主的第一次起义相反，第二次起义是暴力的。以色列军队重新占领了巴勒斯坦城市和难民营，并与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和安全形式作战，而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则在“绿线（Green Line）”两侧进行了武装袭击和自杀式爆炸^[150]。在此期间发生了1万3千多起袭击事件，造成1000多人死亡，近6000人受伤^[160]。仅在2000年10月至2005年7月期间在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就发生了138起自杀式爆炸袭击^[161]。这种暴力的使用限制了巴勒斯坦人参与的范围，这意味着起义缺乏民众基础^[162]。

自2002年6月西岸安全墙建立以来，以色列一直宣称这道围墙，是为严格控制巴勒斯坦人进入到以色列，从而阻止针对犹太国家公民的恐怖活动^[163]。2003年12月8日的第10届紧急特别会议上，191名成员组成的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海牙国际法院就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及东耶路撒冷之间建立“屏障”的法律后果发表“紧急”咨询意见^[164]。

2008年12月27日，犹太安息日，以色列出人意料地发动“铸铅行动”（Operation Cast Lead）（2008年12月27日至2009年1月13日）”^[21][22][23]，以空军率先对加沙地带实施“闪电空袭”，然后各军兵种对哈马斯展开了多维一体的联合打击，试图彻底摧毁其恐’阵袭击能力，而哈马斯也不甘示弱，立即对以“还以颜色”，震惊世界的加沙大战就此拉开帷幕。在历时22天的硝烟战火之中，另有一条扣人心弦、无声无形的隐形战线也“硝烟弥漫”，那就是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情报大战^[22]。“铸铅行动”战事造成超过一千三百名巴勒斯坦人和十三名以色列人死亡，在国际间引起强烈反应，有人称之为“加沙屠杀”^[24]。

2012年加沙战争，又称云柱行动（Operation Pillar of Cloud）（2012年11月14日至2012年11月21日），亦称为防务支柱行动（或防卫之主柱行动）^[23][24]。＂云柱＂，该名称源自《圣经》^[165]。2012年11月14日，为了报复哈马斯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以色列发动了代号为“防务支柱”的军事行动，重点对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武装及其火箭弹发射网络进行了打击。在国际社会的斡旋下，双方于2012年11月21日签署协议，宣布停火。从传统意义上看，这场战争的规模不大，主要作战形式只是以色列实施空袭及哈马斯进行火箭弹袭击。然而，这场战争必将因以色列发动了战争史上第一场微博战而被人们所铭记^[74]。随着新媒体的兴起，扩大了人类信息传播、交流的范围，“铸铅行动”和“云柱行动”中，新媒体已成为交战双方争取作战主动的重要工具，成为双方继军事斗争之外的另一重要战线^[23]。“云柱行动”和“铸铅行动”都是发生在以色列大选之前。另外，铸铅行动发生时，美国正值新旧政权交替之时，而今次云柱行动则发生在美国大选，奥巴马刚成功连任之后^[24]。

2014年加沙夏季战争，又称五十日战争（The Fifty-Day War）是比之前的战争更具破坏性的战争^[25]，其直接触发因素是绑架和杀害三名以色列青少年，随后绑架和活烧一名巴勒斯坦青少年^[166]。在长达51天的战争中，大约2251名巴勒斯坦人和73名以色列人在冲突中丧生^[75]。目前国际刑事法院（ICC）是唯一对最近的冲突进行刑事调查的机构。2015年6月巴勒斯坦加入《罗马规约》后，国际刑事法院对2014年6月13日以来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犯下的涉嫌罪行展开了初步审查。目前，国际刑事法院的初步审查已经确定了可能属于其标的管辖范围内的各种“指控”罪行。联合国和各种非政府组织专门将这些被指控的罪行称为“危害人类罪”或“战争罪”。由于整个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固有的宗教民族差异，有理由相信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行为者采取的行动是种族灭绝行为，而不是“危害人类罪”或“战争罪”^[75]。

2021年巴以冲突（2021年5月6日至2021年5月21日）始于2021年5月6日，巴勒斯坦抗议者与以色列警方在东耶路撒冷谢赫·贾拉社区发生的冲突^[26]，抗议以色列最高法院准备判决是否驱逐该社区的巴勒斯坦居民。5月7日，临近以色列的耶路撒冷日和伊斯兰的开斋节，以色列警方动用催泪弹，橡皮子弹等非致命性武器冲击了位于圣殿山的阿克萨清真寺，造成约30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27]。在5月10日晚，以色列警方拒绝在最后期限6点撤出清真寺，位于加沙的哈马斯与杰哈德武装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击中了几栋住宅和一所学校^[167][168]。以色列随即展开空袭报复行动，摧毁了加沙境内的数栋公寓住宅和一栋办公大楼^{[169][170][171][172]}。由此，以色列警方与巴勒斯坦民众的矛盾迅速升级为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军事冲突。加沙地带共254名平民与激进分子被杀, 1,900多人受伤，242名巴勒斯坦人被杀，其中129人为平民，80至225人为军人，6架空中无人机与数架水下无人机被毁^[76]。

自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宣布对以色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28]。据央视新闻2023年10月22日报道，10月21日，以色列军方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南部、东部、中部，多栋建筑遭轰炸；哈马斯向以色列南部和中部发射火箭弹。此外，以色列已在加沙地带边界集结了数以万计的军队。以军发言人称正继续为“下一阶段的战争做准备”，其中包括地面进攻，以色列将“加大对加沙地带的打击力度”^[173]。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截至2023年11月6日，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共10022人死亡，2万5408人受伤，2350人失踪；加沙地带以色列人共230人死亡；联合国工作人员共89人死亡，24人受伤^[77]。

2023年加沙地带人口约为210万，其中包括约170万巴勒斯坦难民^[11]。2023年加沙地带男女性别比为102.7：100，2017-2019年总生育率^[注1]为3.9%，2023年粗出生率^[注2]为3.2%，2023年粗死亡率^[注3]为0.34%，2023年总增长率^[注4]为2.7%^[5]。加沙地带大部分居民居住在该地区北部，尤其是加沙城内。加沙地带人口结构非常年轻，将近40%的人口年龄在15岁以下^[174][175]，2023年加沙地带15至29岁青年所占百分比为27.8%，2023年60 岁以上老年人所占百分比为4.8%^[5]。

加沙地带人口密度超过5900人/平方公里，与马德里、伦敦相当^[12]。

据历史考证，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均为古代的闪族。巴勒斯坦地区最早的居民就是迦南人，他们于公元前2000年在这里建立了巴勒斯坦历史上第一个国家^[20]。1968年7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巴勒斯坦国民会议（Palestine National Council）修改了《巴勒斯坦国民宪章》（Palestine National Charter），定义“巴勒斯坦人”是指“迄1947年以前，居住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且不论是被驱逐还是继续留下。”而在1947年后出生的人们，“只要父亲是巴勒斯坦人，则不论是在海外还是境内诞生，即是巴勒斯坦人。”即加沙地带的居民族群为巴勒斯坦籍阿拉伯人^[176]。

官方语言为阿拉伯语，英语是加沙地带最为广泛的使用的外语^[177]。

公元7世纪初，阿拉伯半岛麦加古莱什部主人默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叶派是伊斯兰教两大宗派。逊尼派，全程“逊奈和大众派”，意为“遵守逊奈者”，自称正统派；承认四大正统哈里发为默罕默德的合法继承人；以《古兰经》为首要立法根据，主张“六大圣训集”（al-Kutub al-Sitta）为第二立法渊源，主张“圣训”的地位仅次于《古兰经》。逊尼派的基本教义为“六大信仰”（al-‘Aqa’ id al-Sitt），即信安拉、信使者、信天使、信经典、信末日、信前定；必须履行的宗教义务为“五功”，即念功、斋功、礼功、课功、朝功^[178]。加沙的伊斯兰特征比约旦河西岸更为明显，99％的居民是逊尼派穆斯林，很多极端组织在加沙安营扎寨^[38]。

巴勒斯坦是基督教的发源地，基督教徒在英国托管时期曾享有特权。数次加沙战争及以色列的封锁，导致加沙地带的基督教徒向外移民数量增多；低出生率也是导致加沙地带基督教徒人数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截至2015年，在加沙地带基督徒只占总人口的1％^[178]。

由于战争因素及以色列的封锁，使得依赖援助且缺乏资源的加沙地带的经济发展充满困难与挑战性^[29]。根据联合国机构数据，加沙地带80%人口依靠国际援助^[30]。根据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2年加沙地带GDP为32.80亿美元（占巴勒斯坦全部GDP的17.17%）^[3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指出，多年来加沙地带经济已被“掏空”^[30]。巴勒斯坦被迫在经济上依赖以色列，新一轮巴以冲突对当地经济造成的影响更是难以估量，从2006年至2022年期间，加沙经济经历了16年的逆向发展，人均经济产值从2006年1994美元减少至2022年的1257美元，大幅下降了37%；失业率从35%增加至45%，女性和年轻人失业情况尤其严重。与此同时，有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中^[30][179]。2007至2018年间，加沙地区的经济增幅不足5%，在巴勒斯坦全国经济中的占比从31%跌至18%^[180]。巴勒斯坦得到的外国援助由2008年的20亿美元降至5.5亿美元。2022年是巴勒斯坦近年来经济最糟糕的年份之一，接近1994年以来最低水平^[30]。

截至2018年，加沙地带的产业结构为：农业产值占加沙地带总产值的13%，工业占10%，建筑业占6%，服务业占71%^[32]。

加沙地带农业主要是种植业和畜牧业，其主要农产品有橄榄、柑橘、蔬菜、牛肉和乳制品^[181]。由于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完全限制出口，并在加沙地带内强制设立缓冲区，农民们必须获得特别许可证才能进入他们的定居点附近和接合区的农田，并被强制限制了出入其土地的天数，不能最大限度地栽培草莓、康乃馨、草药和甜椒等传统作物^[135][182]。由于自然原因、占领和定居者的暴力行为，2020年仅橄榄收成就遭到严重影响^[182]。

根据《奥斯陆协议》以色列同意巴勒斯坦渔民在加沙地带附近20海里捕鱼，但以色列政府在军事上却执行着3海里的界限，封锁前加沙地带的渔民每年可捕获4吨鱼，根据2013年数据，自封锁后每年只能捕获1.5吨^[135]。

加沙地带的工业则通常是小型家族企业，主要生产纺织品、肥皂、橄榄木雕刻品和珍珠母纪念品^[181]。自2006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进行封锁以来，以色列不断采取系统性政策，通过禁止原材料进口、限制零部件进口、禁止工业产品出口等措施来摧毁加沙地带的工业，使得该地区的工业状况大幅度恶化。自2006年以来，加沙地带一直苦于严重的电力短缺，加沙地带工业因停电导致生产成本增加。以色列2014年对加沙发动的最战争完全摧毁了680个工业设施，根据2018年数据，开设在加沙地带的工厂数量减少了95%以上^[134]。

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32年包围加沙并持续了100天的毫无结果的进攻和挖掘。这是对加沙松散地下土壤的第一个历史记录，它的隧道建设和反隧道预示了现代加沙地带的地下通道^[43]。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人利用专门的设备挖通前往西奈半岛的地下通道，将外界援助巴勒斯坦抵抗组织的武器运输到加沙。后来开始从毗邻的埃及阿里什市“代购”生活物资，慢慢地，加沙开始形成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地道业”，这个充满了“废土朋克”气息的畸形经济体系。据统计，在平均失业率超过70%的加沙地区，地道是最大的产业，一共解决了至少1.2万多加沙年轻人就业，其中相当数量为高中、大学毕业生。挖掘的地道也让加沙的“外卖”“快递”“代购”业蓬勃发展起来^[183]。由于无法单纯依靠联合国的人道主义救济，地道成为一些商人的投资渠道^[184]。

加沙地带有许多酒店，包括巴勒斯坦酒店（Palestine Hotel）、大皇宫（Grand Palace）、亚当（Adam Hotel）、阿迈勒（al-Amal Hotel）、圣城（al-Quds Hotel）、克里夫（Cliff Hotel）、代拉（al-Deira Hotel）和玛娜之家（Marna House）。除了巴勒斯坦酒店（Palestine Hotel）外，所有酒店都位于沿海的里马尔区（coastal Rimal）。联合国（UN）在同一条街上有一个海滩俱乐部。加沙并非是旅游热门城市，大多数住在酒店的外国人都是记者、援助人员以及联合国和红十字会人员。高档酒店包括圣城（al-Quds Hotel）和代拉酒店（al-Deira Hotel）^[185]。

在进出口方面，加沙地带主要是出口柑橘和切花，主要进口则是食品、消费品和建筑材料，该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是以色列和埃及^[181]。

巴勒斯坦货币管理局（Palestine Monetary Authority，PMA）于1994年底成立。现任局长为杰哈德·沃兹尔（Jihad al-Wazir）。巴勒斯坦至今未发行本国货币，主要使用以色列货币新谢克尔（NIS）^[158]。

利勒·埃弗朗吉在2010年左右创立了一家名为亚玛玛（阿拉伯语“鸽子”）的“外卖公司”，专门为加沙有需求的群体从埃及代购肯德基在内的美式快餐。亚玛玛是加沙第一家开设外卖服务的公司，在谈及创业初衷时，哈利勒说：“这是我们的权利——享受全世界其他人都能享受的味道。”^[186]

加沙地带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实行9年义务教育，同时积极开展职业培训、各类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等^[158]。截至2010年，加沙地带青年的文盲率不足1%。根据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署（UNWRA）的数据，加沙地带有学校640所，其中包括383所公立学校，221所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署学校和36所私立学校，为约44万名学生提供服务^[187]。加沙地带主要大学有加沙伊斯兰大学（Islamic University of Gaza）、阿尔阿克萨大学（Al-Aqsa University）、阿尔（Al-Azhar University-Gaza）、加沙大学（University of Gaza）、加沙公共大学（Gaza Public University）等^[188]，均未在2022年ARWU^[189]及2024年QS中排名^[190]。

2020年世界银行指出，新冠疫情期间，由于加沙地带电子学系基础设施极为有限，且以色列电力等设施封锁，教育挑战倍增^[182]。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截至2023年11月6日，62.5万名学生无法接受教育，超过40%的教育设施遭破坏^[191]。

2023年10月7日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中，整个加沙地带的人口遭到围困和攻击，无法获得生活必需品，其家园、避难所、医院和礼拜所均遭到轰炸^[192]。巴勒斯坦卫生部部长马伊·凯拉2023年10月表示，加沙医疗系统已彻底崩溃^[193]。截至2023年11月1日，加沙地带卫生部门表示，加沙地带35所医院中有16所停止运转，72所医疗诊所中51所被迫关闭^[192]，175名医务人员和34名民防人员丧生^[194]。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截至2023年11月4日，已发生100多起袭击医疗机构的事故，造成近1000人死伤^[195]。截至2023年10月6日，近三分之二初级保健机构被关闭，31辆救护车受损^[191]。

据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署（UNWRA）数据提供，加沙地带8个难民营共登记难民数约140万人，约28万名学生及183间学校及7个妇女安全中心^[11]。

2023年10月29日，以色列官方宣布，部分恢复对加沙地带供水，日供水量为2800万升^[204]。截至2023年11月6日，加沙地带水卫生状况：65台污水泵中大部分无法正常运行。拉法赫和汗尤尼斯间的一条主要供水管道出现50%渗漏，三条来自以色列的输水管道有两条正常运行^[191]。

加沙信息通讯技术发展指数远低于区域和全球平均水平^[182]。加沙地带有简陋的电话服务系统，两个电视台（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管理），没有广播电台，此外还有四个互联网服务商。大多数巴勒斯坦家庭拥有收音机和电视机^[2]。加沙地带拥有由PalTel （Jawwal） 和Cellcom等以色列服务商提供的广泛移动电话服务。2004年，大多数加沙家庭拥有收音机和电视（70%以上），大约20%拥有个人电脑。居住在加沙的人们可以收看自由贸易协定限制内的卫星节目、巴勒斯坦广播公司、以色列广播局和以色列第二广播局的广播电视。^[205]

加沙地带生态系统十分脆弱，不断增长的人口和非常有限的自然资源对比下环境压力与日俱增^[206][207]。与此同时，加沙地带的环境也成为政治的受害者^[208]。自1967年以色列占领加沙地带以来，该地区的环境已经完全被摧毁。在占领期间，以色列军方对现有的基本环境基础设施进行了忽视。其所来带来的严重环境问题，包括噪音污染、空气污染、地下水污染、海域污染、土壤盐化、高压电力、可能的放射性危害以及挪威大鼠的传播。当管理权从以色列移交给巴勒斯坦（1994年5月）时，加沙地带急需制定全面的环境管理和保护策略^[209][210]。

加沙地带的环境危机继续恶化，地下水污染日益严重^[211]，该地区连年的战争及人类活动严重威胁了该地区的地下水资源，据调查显示，加沙地带地下含水层受到来自洗涤剂、农药、污水（化粪池）和废物降解的有机物质的污染^{[208][212][213]}。

加沙地带目前有8座污水处理厂，其中包括日接受能力在1万立方米以上的5座最重要的处理厂，连接了加沙80%的污水网络。然而这些处理厂均受到设备老旧、燃料短缺、处理技术落后和效率低下等问题的困扰。且加沙地带常年电力短缺，使得污水处理厂无法按照设计标准满负荷运载^[210]。与此同时，该地区污水处理厂已经多次因政局动荡而被摧毁^[208]。除此之外，2007年3月贝特·拉希亚污水处理厂发生洪水，也严重影响了加沙地带人民日常生活、经济发展及工业发展^[104]。仅在2007年中期，超过70%的工业部门被关闭，环境指标显示，与前六年相比，工业废物产生量减少了约70%。然而，由于缺乏技术和污水处理设施，污染负荷却在增加^[208]。过度抽水导致地下水盐度增加从而引发无机物污染。海水侵入也增加了用于饮用和农业目的的地下水的盐度。因此，目前加沙地带约80%的地下水不适合人类和动物消费，迫切需要解决这些问题，以防止危险疾病的传播^[212][214]。

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截至2023年11月6日，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共10022人死亡，2万5408人受伤，2350人失踪；加沙地带以色列人共230人死亡；联合国工作人员共89人死亡，24人受伤^[77]。

联合国指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已有3900名儿童死亡，另有1250名儿童被掩埋在坍tān塌的建筑物废墟之下，加沙地带许多儿童出现严重创伤症状。加沙已经变成“儿童坟场”，地区被形容为“人间地狱”^[215]。

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统计，自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截至2023年11月4日，已有至少36名记者和媒体工作者丧生。其中包括31名巴勒斯坦人、4名以色列人和1名黎巴嫩人。该委员会补充道，还有8名记者受伤、3名记者失踪，以及8名记者被捕。此外，驻加沙战地记者的媒体办公室和私人住宅也遭到了破坏，他们的家属在当地承受着被威胁、攻击和杀害的风险^[215]。

2023年10月根据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指出，加沙地带数以千计民众闯入该机构设在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多处仓库和配送中心，抢走面粉及其他物资。其中一处被抢仓库位于代尔拜拉赫，用于存储从埃及运入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204]。2023年10月埃及外交部指出，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大规模地面攻击将带来严重风险积极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和安全影响，以色列升级军事行动将增加包括儿童、妇女在内的平民伤亡^[204]。

多年来加沙地带经济已经被“掏空”，大约80%人口依靠国际援助度日，而新一轮巴以冲突对当地经济造成的影响难以估量^[216]。新一轮巴以冲突中，加沙地带北部援助被切断，联合国人道主义救援队无法向加沙地带北部提供援助^[217]。根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表示，自2023年10月21日人道主义援助获准进入加沙地带以来，进入加沙地带的援助卡车数量累积达476辆，即每天300辆。而本轮巴以冲突之前，每天约750至850辆卡车进入加沙地带^[194]。中国政府2023年10月分别通过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和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提供100万美元现汇援助基础上，将再向加沙地带提供1500万元人民币的食品、药品等紧急人道主义物资援助，以帮助受冲突影响的加沙人民^[218]。

由于以色列的封锁，加沙地带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监狱”，自2007年以来，以色列对加沙的陆地、空中和海上封锁已使超过200万人被困在加沙地带^[219]。以色列严禁向加沙地带运送燃料，加沙地带的汽油、柴油等供应中断，这使得当地的交通运输陷入停滞，部分居民只能用牲畜拉车来维持日常运输和出行^[220]。

从南到北加沙地带曾有一条标准轨距的铁路，从1920年到1948年，加沙地带有部分采用标准轨距的巴勒斯坦铁路，连接该地区与埃及，但是已被荒废^[2][221]。亚西尔·阿拉法特国际机场于1998年11月24日《奥斯陆第二协议》和《怀伊河备忘录》签署后启用。2000年10月被以色列关闭。2001年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期间，其雷达站和控制塔被以色列国防军飞机摧毁，2002年1月以军使用推土机夷平了跑道^[2][222]。

加沙地带拥有一个小的、原始的公路网^[2]，萨拉丁公路（也称为 Salah ad-Deen 公路）是加沙地带的主要公路，它以12世纪阿尤布王朝将军萨拉丁 （Salah al-Din）的名字命名，全长超过45公里，横跨从南部的拉法过境点到北部的埃雷兹十字路口，被称为是加沙地带的交通动脉^[223]。

加沙地带拥有一个重要港口：加沙港，该港口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港口。巴以双方之前根据《奥斯陆和平协议》，计划扩建该港口，但自从哈马斯在 2006 年选举中当选为多数党以来，该港口一直处于被以军封锁状态。以色列海军和埃及都实施封锁，这限制了加沙生活物资的进口。据人权组织观察称，以色列的封锁特别限制了人员和商业的流动，其中出口受到的影响最大^[2][224]。

加沙地带被认为是人类摇篮之一。人类最早的用火遗址是在加沙地带发现，一些最古老的人的化石也是在这里发现的，这里也有一些非常古老的抽象符号有可能是人类最老的文字^[33]。

每次加沙地带爆发战争，都会失去一部分加沙的历史遗产。以色列人将许多加沙的遗迹洗劫一空，比如卜特莎山（تل بطشان）拜占庭教堂中的马赛克拼贴，犹太复国主义者还从位于代尔巴拉赫（دير البلح）的拉加什山（تلة الرقيش）劫走大量古物，运往贝尔谢巴大学博物馆（متحف جامعة بير سبع）。但最严重的伤害来自于加沙人对自己历史遗产的漠视，他们破坏古代建筑，将它们改造成住宅。与此同时，这些建筑往往还是以色列空袭的目标。事实上巴勒斯坦的古迹保护法规现在亟待修订，现有法规尚未包含禁止未经官方许可交易文物、发掘文物，甚至破坏古建的条款^[225]。

截至2023年初，加沙地带文化遗产未被收录至世界文化遗产及非物质文化遗产^[226]。

斋月又译莱麦丹月，是伊斯兰历第九个月，该月名字意为“禁月”，是穆斯林封斋的一个月，是真主安拉 Allah 将古兰经 Quran 下降给穆罕默德圣人的月份^[227]。斋月期间，人们会反省自我并虔心向神，限制默罕默德（RBUH）正是在这个月之中首次获得了启示。斋戒是伊斯兰教的五工之一，其他“四工”分别为"念"（shahadah，念清真言），"礼"（salah，礼拜），"课"（zakat，交纳天课），"朝"（Hajj，赴麦加朝觐）。对奉行者而言，斋月期间，他们会花更多时间做祷告并陪伴在自己爱的人身边^[228]。其斋戒为不吃食物，不喝液体，不吸烟，夫妻不同房，祈祷并阅读《古兰经》；禁食时间从黎明到日落，时间持续10到20个小时^[227]。

开斋节是伊斯兰教历二年（公元623年）十月成为穆斯林的定制。斋月结束，即伊斯兰教10月1日为开斋节，穆斯林欢庆圆满完成一个月的斋戒，庆祝胜利结束功课。开斋节是穆斯林欢庆圆满完成一个月的斋戒义务，庆祝胜利结束功课的日子。开斋节的礼仪主要有：第一、忙吃一物。穆斯林在开斋节晨礼后迅速少许进食，以表示戒满开斋，向真主感恩之意;第二、清洁口腔，以更清洁、清脆的声音赞美真主;第三、沐浴更衣，以更洁净的身体去叩拜真主安拉;第四、喷香盛装，以此展示伊斯兰教的节日和穆斯林欢乐的心情;第五、交纳开斋捐，按照穆斯林家庭人口计算，每人交纳周济贫民的施济，显示伊斯兰教的博爱之情;第六、举行会礼，开斋节上午，穆斯林们沐浴盛装，心口默颂赞词，聚集在当地最大的清真寺内，举行规模盛大的会礼仪式，向世人展现伊斯兰教的凝聚力;第七、拿手祝安，穆斯林会礼结束后，要互相握手祝安，共诵赞圣词，并且互相问候，共同欢庆自己的节日。^[229]。

宰牲节是伊斯兰教重要节日，是为了纪念古兰经中关于先知伊卜拉欣愿意牺牲伊斯梅尔作为对真主宰牲献祭顺从行为的故事。主要活动有集会庆祝及宰杀牛羊等^[230]。在国内亦称为古尔邦节、忠孝节^[231]。

加沙男人的传统服装，多由半游牧民族贝都因人和农民手工制作，黑白两色是其特点，如白色长袍、粗呢斗篷、黑色灯笼裤，佩戴白色或黑、白色相间的头巾，脖颈上缠绕宽大围巾。女人也着袍装、扎头巾。老年妇女的袍装以黑色为主，而年轻女子的袍装、头巾色彩丰富。女子服装常饰有刺绣，如几何图案以及树木、花草、鸟兽图案等。袍装适合于当地炎热的气候条件，走动时会产生通风的效果，能起到祛热降暑的作用^[232]。

加沙地带音乐在阿拉伯世界中相当知名。1948年之后，加沙人开始将国家地位的诉求以及民族情感融入音乐的主题当中。传统的歌曲有：扎加尔（Zajal）、阿塔巴（Ataaba）、在理由之间（Bein Al-dawai直译）等^[233]。扎加尔（Zajal）其本身词义为“哭泣或提高嗓音唱歌”，其有两种不同形式，一种遵循类似古典阿拉伯诗歌的明确韵律系统，一种更关注重音位置^[234]。阿塔巴（Ataaba）是一种传统的音乐和诗歌形式，通常伴随一种特定的舞蹈，其歌词通常表达感情、情感或社会问题，并且演唱者经常和观众互动，是一种受欢迎的民间音乐和娱乐形式。加沙地带的传统乐器有阿古尔（Arghul）、达甫（Daf）、米吉威兹（Mijwiz）等^[233]。

狄布开步（Dabke，Arabic: دبكة 也被拼写为 dabka, dubki, dabkeh, plural dabkaat)^[235]，是加沙地带的传统民间舞蹈，多在婚礼等喜庆场合演出，分为男舞与女舞。狄布开步在阿拉伯语里是“跺脚”的意思，其跺脚方式独特，脚步顺序为：右脚脚跟轻触地不置重心、左脚轻跃，右脚踏，左脚踏，停拍（也存在左脚起）^[233]。

加沙地带手工艺品种类繁多，包括刺绣和编制、陶器制作、肥皂制作、玻璃制造、橄榄木和珍珠母雕刻^[178]。其中刺绣是一种专为女性设计的艺术传统，数百年来一直是加沙地带传统服饰的主要特征。主要刺绣类型是 十字绣（Tatries）和 沙发绣（Tahriri）。加沙地带是一个纺织生产中心，并因生产优质丝绸（当地称为称为“Gazatum”）而闻名。这种织物早在 13 世纪就被进口到欧洲，后来以松散的机织织物命名，即今天的纱布。传统上，贝都因人的编织工作是由妇女完成的，目的是制作适合沙漠生活的家居用品。这种纱线由羊毛纺成，用天然染料着色，并用地织机编织成耐用的织物，用于帐篷、地毯和枕头等家用产品^[236][178]。

面饼和米饭是加沙地带人民的主食。加沙菜式包括沙拉、炖菜、肉类和奶制品。加沙地带人做饭时喜欢加入辣椒、大蒜、肉桂、月桂叶、丁香、豆蔻等香料，或烤或炸的鱼加上红辣椒、大蒜、孜然、香菜和切碎的柠檬。甜点和糖果是节日的必备食品，加沙甜品主要用面粉、糖或蜂蜜、奶酪和各种果仁制成。此外，椰枣、扁桃仁、腰果和葡萄干等坚果和干果深受加沙地带人民喜爱。红茶和阿拉伯咖啡则是加沙地带人民每天必不可少的饮料^[178]。

曼沙夫（Mansaf）：一种隆重场合才有的大餐，即将羊肉和大米同煮，再加上酸奶酪，用右手直接抓食^[178][237]。

马克鲁巴（Maqlouba）：假日，尤其是周五常享用的菜式，即将肉和蔬菜烹煮之后再配上米饭^[238]。

卡塔伊夫（Qataef）：有名的斋月甜点，即用面粉、水、和牛奶混合烤制成金黄色饼皮，包上奶酪、果仁等馅料烤制后浇上糖浆或蜂蜜^[178]。

阿瓦玛（Awwama）：一种比较普遍的甜点，即用面粉做成小球油炸后蘸上糖水，香脆可口^[239]。

库纳法（Konafa）：加沙著名甜点，用奶酪、面粉和糖制成^[178][240]。

加沙地带穆斯林严守《古兰经》教规，即“禁止你们吃自死物、血液、猪肉，以及诵非真主之名而宰杀的、勒死的、捶死的、跌死的、牴死的、野兽吃剩的动物”，且不抽烟、不喝酒^[178]。巴勒斯坦人见面通常行握手礼。男士多穿着西装或便装。女士大部分戴头巾着伊斯兰传统装。女士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应避免着背心、短裙等服饰^[241]。

加沙人多为穆斯林，见面时必说：“阿斯兰姆阿莱古姆”，意为“真主保佑”。见面礼节是握手，但男女相见时，女子主动伸手才可相握。好友久别重逢会拥抱，典型的动作是拥抱3次：头靠左、头靠右、头再靠左。加沙女性不见男客人，不随丈夫参加社交活动，因而日常宴席上只有男士，没有女眷。婚宴上，男女分两处就坐。应邀参加节日欢宴，加沙人有送小花圈的习惯，花圈尺寸很小，且花色带有喜庆色彩。过年时，妇女们出门拜年会随身携带红粉，见了亲友将红粉涂在对方前额上，以表示祝贺^[232]。

历史上，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曾在加沙地带居住^[34]，由于其地理位置、文化多样性和历史轨迹^[35]，加沙地带是一片充满无限美丽的土地，也是世界上最具吸引力的旅游景点之一，拥有沙漠、海洋、古城和洞穴等风景景点^[36]。

大清真寺位于加沙市市中心的奥马尔·穆夏尔街（Omar Mukhtar Street）尽头，为一座美丽的尖塔。最初，这座清真寺是十二世纪十字军建造的诺曼教堂。据说它占据了古代神庙的遗址^[242]。

这座石建筑位于加沙市市中心的阿尔瓦赫达街（Al-Wahda Street）上，可以追溯到马姆鲁克时期。它又被称为卡斯尔·巴夏（The Pasha's Palace），因为拿破仑（被称为“巴夏”）在1799年途经该城时曾在这里住了几晚^[243]。

这座建于公元四世纪的教堂是圣人波尔菲留斯（Saint Porphyrius）于公元420年去世并安葬的地方。它位于加沙古城，仍然被希腊东正教社区使用^[244]。

加沙最古老的橄榄区（Al-Zaytun Quarter）拥有许多美丽的古老住宅，其中包括令人印象深刻的雕刻木门。此区还有一座天主教教堂和一座新教教堂^[245]。

这座位于达拉吉区（Al-Daraj）的清真寺是加沙最大、最美丽的清真寺之一。据信，位于清真寺圆顶下的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祖父哈希姆·本·阿卜杜勒曼纳夫（Hashem Bin Abdulmanaf）的墓地，他在前往贸易旅行途中在加沙去世^[246]。

安提顿港（Anthedon Port）是加沙的首个已知海港，出现在伊斯兰文献中，又被称为提达（Tida）。其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800年至公元1100年。古代安提顿的考古遗址尚未被准确确认，安提顿的遗址可能是位于加沙北部的一个被当地人称为提达（Tida）的小山。现在的遗址包括一座罗马神庙的废墟和一段城墙，以及罗马时期的工匠区和一系列别墅。遗址中还发现了镶嵌地板、仓库和设防建筑。遗址的考古遗迹可以追溯到晚铁器时代，以及波斯、希腊、罗马和拜占庭时期。已挖掘的遗址约占地5英亩。它由一座保存完好的长65米的泥砖墙组成，曾环绕着旧商业城市中心。这些巨大的城墙向东延伸30米，高度不可思议地达到8米，厚度为6米^[247]。

这个遗址是位于加沙河河谷（Wadi Gaza）靠近海岸线的罗马时代建立的第一个定居点。它在马达巴地图上以Tabatha的名字出现，从拜占庭时期一直存在到早期伊斯兰时期（公元400年至670年）。乌姆·阿迈尔山遗址（Tell Um Amer）是圣希拉里恩（Saint Hilarion）的出生地，他在亚历山大获得了出色的教育，并前往沙漠中的安东尼修道院接受进一步的指导。他在第三世纪建立了一座修道院，被认为是巴勒斯坦修道生活的创始人。这座修道院在614年被摧毁。这个遗址包括圣希拉里恩修道院（他于公元291年出生）的遗迹。它由两座教堂、一个墓地、一个洗礼堂、一个公共墓地、一个听众大厅和几个餐厅组成。修道院的地板由石灰岩、大理石瓷砖和彩色马赛克制成，描绘了植物和动物的场景。地板还包括一个装饰有圆形图案的希腊铭文。此外，修道院还设有大型浴室，可为从埃及到肥沃新月地带经过海路（Via Maris）的朝圣者和商人提供充分的服务^[248]。

加沙谷（Wadi Gaza）因其独特的弯曲特点而闻名，穿越加沙地带的路径上有八个主要弯曲。它的宽度不一，最宽的地方位于入海口，大约达到100米。六条较小的河流汇入主要山谷，其中最重要的是北部的阿布·卡特龙河（Wadi Abu Qatroun）和南部的加尔贝河（Wadi Ghalbeh）。加沙地带的位置，位于连接非洲和欧亚大陆的陆地桥的交汇点，使其成为候鸟的瓶颈。数千只鸭子、苍鹭、鹳、鹤、火烈鸟、涉禽、猛禽、鹌鹑、雀类和其他鸟类被报道经过加沙谷。最常见的特有鸟类是巴勒斯坦太阳鸟（Nectarinia osea），它一年四季都可以在加沙地带找到。研究表明，有必要紧急保护加沙谷作为野生动物栖息地。该地区面临许多严重的威胁。加沙谷面临许多环境问题，其中最紧迫的问题之一是被用来收集难民营的污水和作为固体废物垃圾倾倒地^[249]。

加沙地带连年的动乱，加沙地带80%人口需要国际援助^[216]。加沙地带活跃的国际机构有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及红十字会与新红月会国际联合会等^[257][258]。

穆罕默德·本·伊德里斯·沙斐仪（767年-820年）于加沙地带出生，阿拉伯穆斯林神学家，伊斯兰法学原理的奠基人之一，常被称为“谢赫伊斯兰”，四大伊玛目之一。他的学说后来演变成为逊尼派伊斯兰四大教法学之一的沙斐仪派。为马利克·阿本·阿纳斯最为杰出的学生之一^[259][260]。

默罕默德·阿萨夫（阿拉伯语：محمد عساف‎，Mohammed Assaf，1989年9月1日—），本名穆罕默德·贾巴尔·阿杜拉曼·阿萨夫（阿拉伯语：محمد جبر عبدالرحمن عساف‎），是一位巴勒斯坦男歌手。阿萨夫出生于利比亚一个来自巴勒斯坦的中产家庭，一家人在他4岁的时候搬到加沙地带的难民营。他是阿拉伯世界大众歌手选秀赛《阿拉伯偶像》的第二季冠军^{[261][262][263]}。作为巴勒斯坦人的阿萨夫的胜出在阿拉伯世界得到不少人的欢迎^[264]，而他也被联合国难民署委任为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亲善大使^[265]。

加沙的多罗西（Dorotheus of Gaza，505-565或620），是一位基督教僧侣和住持，他加入了加沙附近修道院。540年左右，他在附近建立了自己的修道院，并在那里成为住持。正是对这个修道院的僧侣们发表了他的指示/教学（ἀσκητικά，“苦行者”），其中相当多的人幸存下来，并被汇编成精神训练指导，最初用希腊语撰写，翻译成中世纪叙利亚语、阿拉伯语、格鲁吉亚语和教会斯拉^[266]。

圣希拉里翁（Saint Hilarion，291-371），出生地点巴勒斯坦塔巴萨（近现代加沙），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沙漠中度过^[267]。虽然圣安东尼被认为在埃及沙漠建立了基督教修道，但圣希拉里翁被誉为巴勒斯坦修道主义的创始人^[268]，并被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会尊为圣人^[267]。

加沙的内森（Nathan Benjamin ben Elisha Hayyim haLevi Ashkenazi或Ghazzati，希伯来语: נתן העזתי‎; 1643–1680), 是一位神学家和作家，出生于耶路撒冷。1663年结婚后移居到加沙，在加沙他以犹太弥赛亚索赔者沙巴泰·泽维（Sabbatai Zevi）的先知而闻名^[269][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