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英文名Silk Road）简称丝路，一般指陆上丝绸之路，广义上又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2]是公元前2世纪到15世纪中叶的欧亚贸易路线网络，连绵1.4万余里。^[3][4]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首次使用“丝绸之路”这个名字，这一名词也很快被学术界和大众所接受。^[5][6][7]陆上丝绸之路起源于西汉（前202年—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首都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2]丝绸之路的起点是以国都为准的，随着历史的变迁，洛阳、建康（今南京）、 开封都曾是丝路的起点，而终点则都在大秦（中国古代对罗马帝国及近东地区的统称）。^[3][8][9]海上丝路通常分为东西两条，东向航线是指自中国东北部沿海，经渤海或黄海、或东海到达朝鲜，再渡朝鲜海峡，最终抵达日本的贸易航线。西向航线则是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经南海、印度洋至西亚、非洲的贸易航线。^[10]

丝绸之路对中国古代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军事等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丝路沿线的商贾通过接力似的贸易，将中国丝绸贩运到中亚西亚，进而远销欧洲。同时，中国的漆器、瓷器、茶叶等日用品和四大发明中的三项：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等科技精华也传到西方。^[11][3]此外，包括佛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思想以及农作物、技术工艺等也随着丝绸之路传入了中国。^[11][12][13]

2013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中亚和东盟国家时，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4]2014年6月2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丝绸之路：长安（今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其中包括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城镇遗迹、商贸城市、交通遗迹、宗教遗迹和关联遗迹等5类共33处代表性遗迹。^[15]

陆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经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海上丝路是中国古代东西方海上贸易交通路线。^[5][10]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1936年，李希霍芬的学生斯文赫定在瑞典出版了《丝绸之路》一书，在西方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并先后被译成德文、英文等文字，丝绸之路的名字从而广泛流传。^[16][6]

北方陆上丝路指由黄河中下游通达西域的商路，包括草原森林丝路、沙漠绿洲丝路。前者存在于先秦时期，后者繁荣于汉唐。^[17]

草原森林丝路从黄河中游北上，穿蒙古高原，越西伯利亚平原南部至中亚分两支，一支西南行达波斯转西行，另一支西行翻拉尔山越伏尔加河抵黑海滨。两路在西亚辐合抵地中海沿岸国家。^[17]

沙漠绿洲丝路延续千余年，是丝路的主干道。全长7000多千里，分东、中、西3段。东段自长安至敦煌，较之中西段相对稳定，但长安以西又分3线。其中，北道从泾川、固原、靖远至武威，路线最短，但沿途缺水、补给不易。中道从泾川转往平凉、会宁、兰州至武威，距离和补给均属适中。南道从凤翔、天水、陇西、临夏、乐都、西宁至张掖，但路途漫长。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都并非是一条 “路”，而是一个穿越山川沙漠且没有标识的道路网络，并且丝绸也只是货物中的一种。^[17]

南方丝绸之路又被称为“西南丝绸之路”，是一条形成于2000多年前，总长约2000千里，从今四川成都经云南出境，再经中南半岛到达印度和中亚、西亚和欧洲的古代对外交往之路。据《水经·叶榆水注》、《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南方丝绸之路出境主要有三条线路，分别是“蜀身毒道”“安南通天竺道”和滇越道。^[17]

西路“蜀身毒道”。南方丝绸之路中最早的一条应是中国古籍所称的“蜀身毒道”，即蜀地（今川西平原）与身毒（今印度）间的一条相互交往的通道，亦即后来所说的 “川滇缅印道”，学界普遍认为其开始于先秦时期。^[17]

中路“安南通天竺道”。经昆明、红河至越南，或反向至印度进而沟通中亚、西亚，为水陆相间通道，即历史上的“进桑（今河口）麋泠líng（今越南河内）道”（又称步头路）及“安南通天竺道”。在汉晋时期已开通的云南至交趾（今越南）道的基础上，至唐代，东南通过红河水道通至唐安南都护府首府交州（今越南河内）及其港口，西与大理－永昌入缅道相连并最终沟通印度洋，形成以滇缅印道为陆路主干的连接太平洋和印度的陆水联运国际大通道，此即著名 “安南通天竺道”（此名来源于《新唐书·地理志》收录唐贞元间宰相贾耽所著的《皇华四达记》）。^[17]

东路滇越道。从云南昆明、文山经越南河江、宣光，抵达河内。同时，还包括“茶马古道”“剑南道”“夜郎道”等西南省区通道以及中国西南通往老挝、泰国等国家的对外交往通道。^[17]

汉朝形成的南海至印度洋航线的大致路线为：从广东徐闻或广西合浦出发，沿着海岸线驶过南海，进入泰国湾，穿过马来半岛后进入孟加拉湾，最后到达印度半岛的东南端。^[10]

南朝时东方航线的大致航路为：由建康出发，顺江而下，出长江口后，沿岸北航，至山东半岛的成山角附近，继续沿岸而行，到达朝鲜半岛北部。或由成山角东进，横渡黄海，抵达朝鲜半岛东南部，然后再沿岸南下，渡朝鲜海峡，抵日本。^[10]

唐朝时期海上丝路大体上从广州出发，经香港大屿山以北入海，经海南岛东部向南抵达越南占婆岛、昆仑岛；向南经新加坡至苏门达腊岛或爪哇岛；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西航至斯里兰卡，再沿印度西海岸至巴基斯坦卡拉奇，向西进入波斯湾，抵今伊朗阿巴丹、奥波拉，溯幼发拉底河至巴士拉，由此陆运至阿拉伯帝国首都巴格达。^[10]

宋元时期海上丝路进一步向前延伸到阿拉伯半岛西端的亚丁及东非沿岸，带来了中国与阿拉伯半岛及东非沿岸各国间贸易关系的密切。^[10]

明朝时期海上丝路分为四条，一是中国至满剌加航线。越中国南海，经占城、真腊(今柬埔寨)，进入暹罗湾,再从暹xiān罗湾沿马来半岛南航至满剌加(马六甲)。二是苏门答腊和爪哇各岛之间的航线。从满剌加经龙牙门(林加列岛)至三佛齐(今苏门答腊)，再经假里马丁(卡里马塔)与麻叶甕wèng(勿里洞)之间，到达爪哇。再西航，过马六甲海峡至苏门答腊北岸和马来半岛两岸诸国。三是孟加拉湾航线。以翠兰屿(今尼科巴群岛)为汇合点，向北航至榜葛刺(今孟加拉)，向西抵达锡兰岛，再西航至溜山(马尔代夫群岛)和印度西海岸各国。四是阿拉伯海航线。从印度西海岸西北行，至波斯湾口的忽鲁漠斯，再沿阿拉伯半岛东南岸经祖法儿(今佐法尔)至阿丹(今亚丁)，越亚丁湾，沿非洲东岸经木骨都束(摩加迪沙)、卜刺哇(布腊瓦)、竹步（准博）、麻林(马林迪)，再南航经莫桑比克海峡，过马达加斯加岛的南端而返。另从阿丹航红海，西北行，抵达天方(今麦加)。^[10]

考古资料证明，在先秦时期，东、西方之间就存在着经济贸易交流。在德国南部斯图加特及苏联克里米亚半岛，都曾发掘到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生产的丝绸。那时，中西商路可能是经过北方草原地区，即从蒙古草原到西伯利亚草原，然后南去伊朗，西去南俄草原，或到达非洲，或到达希腊、罗马。^[18]

公元前2世纪，西汉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除了促进了中西方经济贸易及文化的交流，还记录了西域地区自然地貌、历史文化等方面的详细资料，为中原了解西域文化做出重大贡献。司马迁将张骞出使西域称之为“张骞凿空”，这段凿空之旅促使了丝绸之路的真正形成，也将中原文明传播至西域，又从西域诸国引进了汗血马、葡萄、苜蓿、石榴、胡麻等物种到中原，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从那时起，这条以当时的首都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沿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缘，进而连接中亚、南亚、西亚和地中海各国，通往欧洲和北非的路线，便一直是古代中国与西方连接的通道。张骞通使西域及其关于行程路线的报道，使丝绸之路全线开通并有了正式的记载，这也就成为了丝绸之路最终形成的标志。^{[18][19][20][21]}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封唐蒙为郎中将，率一千汉军，带一万民夫，出使南越，沿泸州、赤水、习水进入夜郎（今贵州西北部、云南东北部及四川南部地区），唐蒙途中在番禺（今广州）饮枸酱（即后来的茅台），感觉酒味绝美，后听闻“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夜郎。”于是唐蒙将枸酱献于汉武帝，汉武帝以“甘美之”来赞叹。此后在唐蒙的建议下，汉武帝派10万大军扫平南越，取道从四川到夜郎，从西江顺流而下到达广州，然后自广州出海到达印度，至此开辟了从广州徐闻、合浦通向印度和斯里兰卡的海上航线。^[22]

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出于对匈奴的不断骚扰和丝绸之路上强盗横行的状况考虑，汉朝为加强对西域的控制，设立西域都护府。这是中央王朝在葱岭以东，今巴尔喀什湖以南广大地区正式设置行政机构的开端。汉朝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为标志，丝绸之路这条东西方交流之路开始进入繁荣时代。西汉后期，丝绸之路因中原内患增加而时断时续，至新莽时期（公元9-23年）丝路一度中断。^[23]

直到东汉公元73年，班超率军重新控制了西域，打通了隔绝58年的丝绸之路，并派甘英携带大量丝织品出使大秦（即罗马）。甘英率领使团先后到达条支( 今伊拉克境内) 、安息( 今伊朗境内) 诸国及波斯湾沿岸，与沿途的50多个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到达欧洲，沟通东西方的丝绸之路由此全线贯通。东汉后期，由于内患严重，汉政府放弃了对西域的控制，丝绸之路交通陷入半通半停状态。^[24]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虽然处于分裂状态，但西域以及河西走廊、青海地区相对平稳，而丝绸之路另一枢纽地带的波斯地区，由于萨珊王朝(公元226年–651年)的建立，成了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中转站和集散地，对丝绸之路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8]

三国时期，来自中亚西域的商贾始终活跃于丝路沿线。河西走廊的敦煌、凉州、酒泉等地成为西域胡商的集散地。当时西域商贾一部分赴洛阳，直接与王室宫廷贸易；另一部分商贾在敦煌销售货物后便西返。西晋、十六国时期西域胡商不仅活跃于北方丝绸之路沿线一带，承担河西至长安、洛阳甚至南方的互市业务，而且逐渐向南方扩展。南朝时期的萧齐政权、萧梁政权与西域诸国政治交往密切，贡使往来频繁，也使得西域胡商往来于吴蜀之间。北魏与西域诸族的贸易沿袭魏晋以来的传统，主要集中于河西走廊和陇西的丝路沿线商业都市，如敦煌、酒泉、张掖、武威、陇西等。^[25]

同时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迅速发展并成为民众普遍的宗教信仰。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主要路线学界一般认为有南北两条: “在北方由印度，辗转于中亚，沿着陆上丝绸之路，经过新疆，进入中国汉地，在南方由印度，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至交州、广州及中国东部沿海等地。”^[26]

隋唐时期，丝绸之路的发展达到顶峰，唐朝、中亚诸国、萨珊王朝及雄踞于地中海东岸的拜占庭帝国，构成了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贸易伙伴，使丝绸之路上的交往更加频繁。^[18]

隋唐时期对于西域地区的重视与管辖更进一步。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隋于西域设鄯善与且末郡。隋炀帝曾亲至张掖会见西域各国使节，同时将与西域互市的地点由张掖迁往伊吾。大业六年（610年），隋设伊吾郡，控由此制了西域南北二道的要冲。 ^[27]

进入唐代，随着国家的繁荣发展，西北丝绸之路再度引起了统治者的关注，为了重新打通这条商路，唐廷借击破突厥之机，设立安西四镇作为控制西域的机构，并打通了天山北路的丝路分线，将西线打通至中亚，使丝绸之路再度迎来了繁荣时期。这一时期，唐朝不但控制了丝路上的西域和中亚的一些地区，并且建立了稳定而有效的统治秩序，不仅是阿拉伯商人，印度商人也开始成为丝路东段上的重要成员。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也不再仅仅是商人和士兵，还有各种从事宗教和文化交流的人们。^[24]长安城西外郭三城门附近的唐朝西市是当时中西贸易的中心，聚居的胡人、胡商不远万里于此居住、生活、贸易，往返于丝绸之路上。西市内，设有西市局(隶太府寺) 、市署(市令署) 、平准局”、常平仓、市库等管理西市的机构。^[28]

唐太宗期间（公元627年）玄奘法师离开长安前往天竺游学求法，沿着丝绸之路从今天的西安出发，经由今天的甘肃、新疆地区，翻过帕米尔高原，穿越今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抵达印度。历经17载的漫漫路途，行程五万余里。公元640年，玄奘在会见印度戒日王时，向他详细介绍了大唐的情况。戒日王在听了玄奘的描述后，便立即派使节访问唐朝，641年使节抵达长安，唐朝随机派出使节团回访，中印两国自此有了正式交往。^[19]

安史之乱后，唐朝对外贸易因受北方战祸的影响，由延之隋朝的水陆并行，重点开始向航海贸易转移，此时由于唐朝的控制力减弱，西藏、吐蕃趁机越过昆仑山北进，侵占了西域大部，陆上丝绸之路受到严重影响。^[29][22]

宋元时期，由于中国经济、政治中心开始南移，特别是海上贸易有了重大发展，丝绸之路逐渐衰落。期间，虽然由于蒙元的统一而再次有过一度繁荣，但已无法与汉、唐时期相比。^[18]

公元907年唐灭，中原处于五代十国分裂时期，葱岭以西已无外交。契丹辽（907—1125）崛起，逐步掌握对北方草原丝路的经营与控制，并形成五代十国时期的小高潮。至1004年宋辽之间签订“澶渊之盟”、茶马互市，使得宋朝融入北方草原丝路。^[30]

宋代还将南方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贯通，宋代外贸易除援引唐制的榷场与市舶使制度外，还设立了具备海陆两栖性的博易场，核心枢纽在广西，是兼顾管理海陆贸易的机构。其中，钦州港和廉州港逐渐取代交趾港，成为海上船舶避风良港。此外宋与大理的关系一改唐与南诏兵戎相见，保持谨慎友好往来，故而形成以广西为贸易中心，贵州安顺和兴义以及云南广南等为中转站，尤其南宋时期失去西北传统马源地，更为倚重与大理之间“盐马互市”，逐渐形成“蛮马之来，他货亦至”的繁盛时期。公元1127年北宋灭亡，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南方丝路与海上丝路成为其采购军备物资战马和繁荣经济的生命线。也促使南方丝路和海上丝路在南宋时期得到空前发展。^[30]

公元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北方草原丝路的东段在元朝时期得到空前发展，形成以哈剌和林、元上都（今内蒙古锡林浩特市正蓝旗） 和元大都（今北京）为多枢纽中心的巅峰时代。海上丝路与陆上丝路并驾齐驱，青花瓷、丝绸、香料为大宗商品。^[30]

进入14世纪中期，丝绸之路西段大体分为三道。北道由中亚河中地区经花剌子模、伏尔加河流域、黑海沿岸至君士坦丁堡，主要受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1299—1923）的控制；南道则可由瓦罕或赫拉特经喀布尔、白沙瓦至印度，主要受到马穆鲁克王朝（1250—1517）的控制；中道即为帖木儿帝国主导的呼罗珊大道。在丝绸之路西段中道上，所有商队的贸易路线最终都在汇合于撒马尔罕，在呼罗珊地区形成了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的丝绸之路区域性贸易网络。帖木儿上台后，他将丝绸之路沿线贸易的收入作为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在帖木儿的贸易政策下，各色商人开始活跃起来，他们频繁地穿梭于欧亚各大贸易中心城市，丝绸之路沿线贸易再度进入繁荣发展的时期。^[31]

明清时期，海上交通贸易得到进一步发展，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中国与欧洲进行的贸易几乎没有了，但中国与中亚、西亚的贸易仍保持着一定的规模。^[18]

明朝在肃州（今酒泉市）布置坚固的防御工事，形成了一个以肃州为中心呈辐辏còu状的军事布防系统，有效地保护了绿洲丝绸之路东段的安全和畅通。自中西亚经哈密至肃州，再由肃州经甘州（今张掖市）至京师，是西来使臣朝贡明朝的必经之路。同时，肃州作为明朝的西北门户，还是东西方商旅的驻留地，他们在这里的贸易往来，共同促成了绿洲丝绸之路的兴盛与繁荣。明朝纸张、布帛、瓷器等物品很受欢迎，每年出口的量很大；铜镜、铸铁火炉、饭锅、火镰、剪刀等物品也越来越受到西方人的钟爱。同时西域使臣还带来中国不曾有的新作物冬麦、玉米等。^[32]

明朝海上丝绸之路则是由盛转衰。郑和下西洋时，达到顶峰，而后走向衰落。于隆庆年间发展起来的私人海外贸易，到万历末年走向衰落。海上丝绸之路最终被西方殖民者侵占、经营。朝贡贸易、海禁政策这两种经营海上丝绸之路的方式，因其固有弊端最终造成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衰落。^[33]

清代前期在西北丝绸之路地区实行的贸易政策继续采用自明孝宗宏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以來的一贯作法，只准许外国来华朝贡者随同贸易。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由于清政府对外国商船北上贸易进行了严令禁止，广州成为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粤海关也一跃成为清朝唯一的海关。^[34]辛亥革命后，清朝灭亡，原来对边疆民族王公贵族的丝绸赏赐及贸易活动停止，陆路丝绸之路受到影响。海上，随着国际市场萧条，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先进丝绸制品的竞争排斥，技术落后、式样陈旧、单调的中国传统丝绸也随之衰落。^[35]

2013年9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题为《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倡议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36]2014年8月，中国外交部组织“外交官重走丝绸之路”活动，邀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交官和媒体记者赴陕西、甘肃、宁夏三省参观考察，重走古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历时10天的活动途经西安、天水、定西、固原、同心、中宁、银川，总行程3500多千里。包括孟加拉、巴基斯坦、蒙古、伊朗、俄罗斯等在内的17位驻华使馆外交官参观了古丝绸之路上的历史文化古迹，拜会了地方政府。^[37]

据《汉书》《东观汉记》记载，在公元前50年至公元70年这120年之间，有关气候异常寒冷所致灾异的历史记录多达20余起。汉章帝建初八年(83) 至元和元年(84) 前后，又发生史称“盛夏多寒”“当暑而寒”情形。大致在两汉之际，可以看到明显的由暖而寒的气候变化。由于气候条件由湿暖向干冷的转变，北边屯垦基地逐步放弃，匈奴内附，边民南迁，中国经济重心开始向东南方向转移。在此情势下，大量胡商进入中原，洛阳成为他们经济活动的基地。丝绸之路长安—洛阳路段于是空前繁忙，洛阳因此成为国际化都市。^[38]

隋唐时期进入中国历史上的隋唐暖期，而在天山和中亚等地，冰川退缩，风沙活动减弱，改善了沿途的通行条件，从而形成了丝路的繁盛期。^[39]唐中叶以来中原气候的由暖转寒，严重制约了中原地区丝织业的发展步伐，丝织业在中原大受打击。唐代以前，中原一带一直是中国的经济中心所在，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商品输出地。但唐中叶以来的气候变化严重削弱了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力。^[40]

唐末开始，黄河下游河口段已逐渐淤高，寒冷造成的极端灾害事件的频发更使得黄河洪溢的危险系数急剧增加。唐景福二年(893年) 黄河在棣州( 今山东惠民、滨州境) 附近发生近百里的改道，到五代时期，黄河决口的频率更是明显增加，平均不到三年就有一次泛决。至11世纪初时，黄河在今山东商河、惠民、滨州市县境内的河道已经是“高民屋殆dài逾丈”。自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 之后的仅30余年间，黄河即决溢达32次之多。黄河频繁决口完全改变了黄淮平原固有的生态，破坏了蚕桑丝织业的生存土壤。^[41]

14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北半球（包括丝路沿线范围的中国、中亚和中东）的气候相较之前的千年处于持续变冷之中，即历史学家定义的“小冰期”，天山和帕米尔也出现明显的冰进，极度寒冷的天气导致了气温和作物产量的下降，中亚和中国大部分地处温带，无论是前者所处的草原地带，还是后者所处的农耕地带，冷期均使得土地承载力下降，草场、耕地退化，植物生长季缩短、产量减少，间接对依赖牧草存活的牲畜造成影响，进而使人类生存日益艰难。这一时期，由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崛起阻碍了欧亚大陆东西方的交往，且伴随着西欧国家开辟新航路、对外殖民扩张以及全球贸易的转移，以及小冰期气候变冷及其引发的其他气候效应致使陆上丝路走向衰落。^[42][43][44]

此外，从河西走廊到里海的区段，是丝绸之路上环境最艰险的部分，连绵不绝的沙漠、戈壁、高山是主要的地理障碍，因其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特征，这个区段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丝绸之路上的“流量控制段”，也是丝绸之路的核心关键段。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至玉门关，成西北—东南向沿祁连山伸展约1000千米。河西走廊位于季风边缘区，年降水量基本都在300毫米以下，降水主要发生在夏季，气候干旱，戈壁和沙漠广泛分布。该区段在公元1400-1850年期间，天山和帕米尔区域出现明显的冰进。而受季风影响的柴达木盆地东部地区，公元100-500年和1400-1850年比较干旱，其他时段比较湿润。这一时期人类活动成为影响环境变化的重要因素，加上风沙活动的强弱、沙漠的扩张与收缩以及高山冰川的前进或者后退，最终导致交通路线的变化，如楼兰废弃对丝绸之路路线的影响。^[45]

新疆和中亚深处内陆，受中纬度西风的影响更大，这个区域远离海洋，除了部分高大山地以外，年降水量都在200毫米以下。卡拉库姆沙漠和塔克拉玛干沙漠等地年降水量都在100毫米甚至50毫米以下。由于受到不同大气环流的控制，该区域中降水的季节分布也呈现出空间差异。里海沿岸的年降水可达150-230毫米。自里海东岸向东延伸的科佩特山为山麓地带的绿洲提供了稳定的水源。这个山麓地带类似河西走廊，长而狭窄，因环境适宜，成为该区定居农业聚落的兴起之地。^[45]

从哈萨克斯坦到印度北部，大致是北纬45°到28°的范围，这一区域的气候带也从温带过渡为亚热带。此范围内的大部分地区太阳辐射较强，温度 高，蒸发剧烈。另外昼夜温差变化较大，例如帕米尔高原的日温差为40°Ｃ。盛夏7月，除山区外，平均气温一般在26°Ｃ－32Ｃ之间，寒冬1月，平均气温则逐渐由北端的－20°Ｃ过渡到南端的2°Ｃ。^[46]

海上丝绸之路区域划分成8个单元，包括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东南亚近岸海岛、南亚-西亚近岸海岛、红海海域海岛、地中海海域海岛、非洲东海岸海域海岛以及马尔代夫群岛。菲律宾群岛气候属季风性热带雨林气候，高温多雨，湿度大，受台风、热带气旋影响显著，年均气温约为27°C，年降水量2000-3000毫米。^[47]

印度尼西亚群岛大部分地区属于热带雨林气候，地中海海域海岛属于地中海气候，夏季受副热带高压控制，高温少雨，冬季受西风带控制，气候温和，降水充沛，全年降水量300-1000毫米。东南亚近岸海域海岛属热带季风气候，受季风影响显著，降水季节差异明显。南亚-西亚近岸海域海岛，南亚大部分属于热带季风气候，全年高温，年均降水量有明显的空间差异和季节差异，分布有广阔的热带雨林和热带季风林，印度西北部和巴基斯坦南部为热带沙漠气候，降水稀少。^[47]

红海海域海岛，红海受北回归线高压带控制、同时受非洲北部和阿拉伯半岛的热带沙漠气候影响，气候常年高温干燥，降水稀少。非洲东海岸海域海岛以热带草原气候为主，索马里北部为热带沙漠气候，热带草原气候受赤道低压带和信风带交替控制，全年气温较高，分明显的干湿两季，当赤道低压带控制时，降水充沛，当信风带控制时，大陆气团盛行，干旱少雨。马尔代夫群岛候属热带海洋性气候，常年湿热。^[47]

陆上丝绸之路所处的亚欧大陆总体地形地势特征呈现明显的中间高、四周低，形成显著的地形地势差异。中国西北地区、中亚地区、部分南亚及部分西亚地区所处的亚欧大陆中部区域地处亚欧“山结”地带，是一系列东西向延伸的高大山脉的汇集地带。亚欧大陆中部区域一系列东西向延伸的高大山脉为形成一条条东西向延伸的地形雨带、径流带、冰川带、连片相对平坦地带、绿洲带、交通走廊带、农牧及矿产资源富集带、山区畜牧业-金属采掘业山前种植业-油气煤炭采掘业组成的复合产业带、人口集聚区带提供了地形地势潜在条件，奠定了地形地势自然地理基础，进而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形成和发育提供了地形地势潜在条件，奠定了地形地势自然地理基础。^[48]

亚欧大陆中部区域一系列高大山脉山体北南两侧形成连片相对平坦地带，为开辟东西向陆路交通走廊带提供了重要的地形条件、空间依托条件。如在祁连山脉北侧，由于形成了东起河西走廊东端古浪峡口、西至疏勒河下游古河道甘肃新疆交界处、绵延约1099千米的东西向条带状连片相对平坦地带，因此在河西走廊形成了连绵约1000千米、延续数千年的东西向古代陆路商道和近现代陆路交通走廊。^[48]

在阿尔金山脉北侧，由于形成了绵延数百千米的近东西向条带状连片相对平坦地带，同时又分别与祁连山脉北侧、昆仑山脉（中西段）北侧各1000千米以上条带状连片相对平坦地带东西相连，因此即在塔里木盆地东南缘形成了连绵数百千米、延续数千年的近东西向古代陆路商道和近现代陆路交通走廊。在昆仑山脉中西段北侧，由于形成了绵延约1119千米的东西向条带状连片相对平坦地带，同时又与阿尔金山脉北侧约800千米的东西向条带状连片相对平坦地带相连，因此即在塔里木盆地东缘、南缘形成了连绵近2000千米、延续数千年的东西向古代陆路商道和近现代陆路交通走廊。^[48]

在天山山脉北侧，由于形成了绵延3718千米的东西向条带状连片相对平坦地带，且平均海拔相对较低，同时东端又与祁连山脉北侧1080千米的东西向条带状连片相对平坦地带相连，在西端大致与科佩特山脉北侧数百千米的东西向条带状连片相对平坦地带相连，且向南翻越厄尔布尔士山脉东段余脉后与厄尔布尔士山脉南侧东西向条带状连片相对平坦地带相连。因此，在准噶尔盆地南缘、图兰平原东南缘形成了连绵约3700千米、延续数千年的巨大东西向古代陆路商道和近现代陆路交通走廊。^[48]

在天山山脉南侧，也由于形成了绵延千米千米的东西向条带状连片相对平坦地带，且向西翻越天山南脉铁列克套山经费尔干纳盆地即可与天山南脉西北侧连片相对平坦地带相连，因此，在塔里木盆地北缘、西缘形成了连绵近2000千米、延续数千年的巨大东西向古代陆路商道和近现代陆路交通走廊，该走廊几乎全线均为连续东西向条带状连片相对平坦地带。^[48]

丝绸之路所处的亚欧大陆中部区域绝大部分东西向延伸的高大山脉南侧地带（主分水岭南侧地带）虽处于背风坡，但由于海拔高峻、山脉宽厚、降水冰川积雪区域广大、主山脊线及主分水岭不规整甚至主山脊线及分水岭不一致等因素，仍能在该地带形成一定数量的降水和地表径流，并为在山脉南麓或南侧平坦地带形成一系列东西向连续或不连续展布的径流带、绿洲带提供了重要的水源条件。^[48]

祁连山脉南侧形成阿让郭勒河等内流河和青海湖、哈拉湖两个独立内陆水系，为德令哈盆地绿洲、大柴旦湖绿洲等祁连山脉南麓诸绿洲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水源条件；阿尔金山脉南侧形成阿拉尔河等河流，为尕gǎ斯库勒湖绿洲等阿尔金山脉南麓诸较小绿洲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水源条件；天山山脉南侧形成开都河-孔雀河、库车河、渭干河等河流，为焉耆-博湖绿洲、库尔勒-尉犁绿洲、库车河-渭干河绿洲等天山山脉南麓诸绿洲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水源条件；兴都库什山脉南侧形成喀布尔河、赫尔曼德河等河流，为喀布尔绿洲、锡斯坦绿洲等兴都库什山脉南麓诸绿洲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水源条件；科佩特山脉南侧形成阿特拉克河多条支流，为阿特拉克-松巴尔绿洲等科佩特山脉南麓诸绿洲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水源条件；厄尔布尔士山脉南侧形成卡拉季河、赞詹河等河流，为德黑兰绿洲、赞詹绿洲等厄尔布尔士山脉南麓诸绿洲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水源条件。^[48]

此外罗布泊作为曾经西域最大的湖泊，是汉王朝经营西域的桥头堡与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当罗布泊处于丰水期，其水域达到广袤三百里时，其湖泊东岸与玉门道、阳关道汇合点的距离仅为三百余里。至东汉中期罗布泊依然是一片巨泽，湖岸生长着非常茂盛的水生植物，这一时期的罗布泊总体依然维持着较大的水域面积，不过湖泊已经开始退缩变浅。大约在公元4世纪中期之后，罗布泊的东湖区基本干涸，南面湖水大幅退缩，楼兰地区也沦为一片沙漠，同一时期塔里木盆地南缘的精绝古城、克里雅河下游圆沙古城等古代绿洲均遭到废弃。^[49]

海上丝路始于中国沿海地区，经今东南亚、斯里兰卡、印度等地，抵达红海、地中海以及非洲东海岸等地。^[50]

南海海区南侧地形错综复杂，分布有苏拉威西海、爪哇海、班达海，海域周围分布有众多群岛，海区四通八达，水域纵横交错，流场分布在这种地形的影响下也是多变的。这一区域每年冬季在加里曼丹岛东西两侧有南向的海流流向爪哇海，西侧流系沿着努沙登加拉群岛向东流动，至爪哇海南端，约东经115°的位置分开，一支流出爪哇海；一支继续向西流动，东侧一支在加里曼丹岛南侧处与西侧流系交汇。春季时，西侧流系由于南海海区流场的减弱而消失，东侧流系维持，同时在苏拉威西岛西侧形成一支流向爪哇海的流系，两支流系在苏拉威西岛南侧汇合，同时在爪哇海南端、约东经115°的位置流出。在夏季，苏拉威西岛两侧流系继续加强，使得这一流出的流系达到鼎盛，到了秋季，由于加里曼丹岛西侧流系的建立和苏拉威西岛东侧流系的消失，由爪哇海流向印度洋的流系减弱，该流系流速分布在1米/秒左右，分布时间在夏季附近。^[51]

马六甲海峡区域，其表层流场的流向在各个季节的代表月中始终沿着海峡流向印度洋，这一流动在秋冬季节流速较大，而在春夏时节由于印度洋北纬5°—北纬10°间在印度半岛西侧存在东向流场，在海峡出口处与出流交汇。^[51]

印度洋区域，9月印度洋赤道流系开始出现，10-11月流速增大，12月受季风影响赤道流系减弱、北侧有一流系加强生成、流向与赤道流系相反，次年1月赤道流系北侧中断、南侧维持东向弱流速，至4月赤道流系继续形成维持。^[51]

莫桑比克海峡区域，其西侧主要以南向流为主，受地形影响，南向流系的东侧流向偏北；海峡东侧流场较为杂乱，海峡北部活动有一个逆时针方向和两个顺时针方向的流涡，海峡南部有一顺时针方向的流涡。^[51]

西安古称长安，位于中国内陆腹地黄河流域中部关中盆地，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现总面积10108平方千米。^[52][53]

西安有3100多年的建城史和1100多年的国都史，自公元前11世纪奴隶制臻于鼎盛的西周，到封建社会达到巅峰状态的唐王朝，中国历史上先后有周、秦、汉、唐等12个王朝在这里建都，历时达1100余年之久。^[53][54]公元前1046年，武王灭商，建立西周，丰镐二京遂成为西周王朝的国都，这是西安地区出现的第一座全国性都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定都渭河北岸的咸阳。至刘邦建立汉朝后，于公元前202年在渭水以南秦旧宫的基础上兴建长安城，惠帝、武帝时又进行了大规模增修。西汉时期，武帝为沟通西域派遣张骞出使，在两次出使后终于打通了丝绸之路。公元581年，杨坚建立隋朝，初以汉长安城为都，第二年开始营建新的都城——大兴城。唐朝建立后，改名为“长安城”。唐末战乱，长安城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在原皇城基础上缩建的“新城”，沿用到明代初年。宋、金时称京兆府，元代称奉元路，自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改称西安府后，“西安”作为行政区划的名称沿用至今。^[52]1981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将西安列入“世界历史名城”。^[55]

洛阳位于中国河南西部、横跨黄河中下游南北两岸，是中国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现总面积1.52万平方千米。^[56]

洛阳有4000多年城市史、1500多年建都史，先后有13个王朝在此建都。洛阳是夏王朝（约公元前2070年-约公元前1600年）立国和活动的中心地域，太康、仲康、帝桀皆以斟鄩（今偃师二里头）为都。公元前1046年，西周代殷后，为控制东方地区，开始在洛阳营建国都，周平王元年（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是为东周。汉光武建武元年（25年），刘秀定都洛阳，改洛阳为雒luò阳。东汉时期，班超率队从都城洛阳出发，远赴西域直至波斯湾，使得丝绸之路得以延续，洛阳也成为东汉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唐代自高宗始仍以洛阳为都，称东都，至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年）始，改东都为神都武则天称帝后，改国号为周，定都洛阳。^[57][58]2014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将丝绸之路汉魏洛阳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59]

泉州古称刺桐城，位于中国福建省东南部，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中国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现土地总面积11015平方千米（含金门县），海域面积11360平方千米。^[60][61]

泉州在夏、商两代，地理区划属扬州。西周，为七闽地。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属越国地。至隋开皇九年(589年)，改丰州为泉州(治所在今福州),南安、建安两郡为县，归其管辖。于是，福建历史上首次出现“泉州”之名。在唐朝，泉州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四大口岸之一。宋元时期，“刺桐港”被称为“东方第一大港”，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商贸易，呈现出“市井十洲人”“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被誉为“世界宗教博物馆”。泉州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拥有海丝国际艺术节永久举办权，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印度教、等世界多种宗教在泉州广泛传播，留下大量遗迹，使泉州成为多元文化融洽交汇的载体。^[60][62]

2021年7月，中国“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61]

撒马尔罕（英文名samarkand），现位于乌兹别克斯坦的东南部，地处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曾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枢纽城市，现城市占地面积16800平方千里，截止2018年末人口为371.9万人。^[63][64]

撒马尔罕约于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建城，公元前329年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公元3世纪到6世纪，撒马尔罕逐渐走向繁荣，并逐渐成为中亚地区的政治中心。后为波斯和突厥统治者统治，到公元1220年又被成吉思汗的蒙古政权征服，至14世纪下半叶成为帖木儿帝国的国都，现为乌兹别克斯坦第二大城市。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撒马尔罕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63][65][66]

伊斯坦布尔（英文名Istanbul），地处巴尔干半岛东端、博斯普鲁斯海峡南口西岸，总面积5343平方千里，是土耳其经济、文化、交通中心。^[67]

伊斯坦布尔始建于公元前658年金角湾与马尔马拉海之间的地岬jiǎ上，称拜占庭，曾是古代丝绸之路通向欧洲的黄金口岸，公元324年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大帝从罗马迁都于此，更名为君士坦丁堡，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为东、西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成为东罗马帝国首都。至1453年成为奥斯曼帝国首都，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初建时，伊斯坦布尔成为国际正式名称。198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伊斯坦布尔历史区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67][68][69]

东北亚丝路方面，诸如乌桓、鲜卑、契丹至蒙古族和土族等蒙古语民族以及杜尔伯特蒙古族与女真族等多民族人士，通过丝绸之路的往来使得文化传播愈发便捷和频繁。^[70]

草原丝绸之路上，西域诸国各民族有波斯、粟特、嚈哒^[注1]等地商人、使者不断在这条通道上往来，将金银器、玻璃器、琥珀器、丝织物等带入北方草原地区，同时也把中国的陶瓷器、丝织品等传入中西亚及欧洲地区。^[71]

西南丝绸之路方面，在云南省境内的多个区段里，分布着不同族群的人口及文化。在接近边界的南传佛教传播区域，分布着属于苗瑶、藏缅语族及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不同族群。这种族群及文化分布的态势，一直延伸到邻近的东南亚诸国境内。^[72]

通过丝绸之路的人员往来，促进了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相互融合，和语言、社会习俗的交流与传播。汉文、佉qū卢文、婆罗米文、粟特文、回鹘文等先后在丝绸之路上被使用，记录了丝绸之路的兴盛。^[73]

古代新疆及中亚的龟兹、喀什，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撒马尔罕、布哈拉等曾经都是古代丝绸之路上举世闻名的城镇。唐朝时期，先前操突厥语的各个部族开始大量在中亚定居，属突厥语族 的主要有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吉尔吉斯语）、乌孜别克语（乌兹别克语）、土耳其语、 等近30种，是中亚地区绝大多数民族使用的语言。^[74]

亚欧大陆中部区域一系列东西向延伸的高大山脉，为山区形成草原植被进而发展畜牧业创造了有利条件，由此使得大陆中部区域一系列东西向延伸的高大山脉首先成为游牧部族居住繁衍的重要地区。历史上，一系列东西向延伸的高大山脉成为游牧部族东西向迁徙的主要途径和依托，如大月氏、乌孙的西迁即是循祁连山脉、天山山脉而完成。^[75]

如汉朝时期北方草原地区的匈奴、丁零、乌孙、乌桓、鲜卑等民族并不完全受汉朝的约束，但是随着汉朝对北方民族实行政治联姻、委派官员管理等政策，加强了北方各民族与汉朝之间的联系，北方各民族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并且在“大一统”的背景下，通过草原丝路通道与中原、西域之间的经济交往、文化交流和民族交融更加显现。至匈奴西迁后引发亚欧民族的大迁移，也使草原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交流和民族交融得以加深。^[76]

同时，亚欧大陆中部区域一系列东西向延伸的高大山脉，在山间形成河谷绿洲、在山麓形成山麓绿洲、在山前地带形成平原绿洲，进而发展种植业创造了有利条件，由此使得这一系列东西向延伸高大山脉的山前地带成为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民族居住繁衍的重要地区。如早在张骞凿空西域之前，即有所谓“山北行国，山南城郭之国”之说。张骞凿空西域之后，河西走廊、天山山脉北侧逐步成为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汉族人口西移的重要通道和新的集聚地，并先后在西汉、唐、清前期兴起三次屯垦高潮和绿洲扩张，河西走廊、天山北坡的主要生产方式也逐步由畜牧业转变为种植业，河西走廊、天山北坡逐步由游牧人口为主的区域转变为以农耕人口为主的区域。^[75]

历史上秦汉、唐宋与明清是中国三次从域外引种农作物的高峰时期。唐宋之前 ，域外农作物大多经陆上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美洲农作物则多经由海上丝路传入中国。10世纪前由丝绸之路引种中国的经济作物数量众多，涉及水果、蔬菜、牧草与香料等多种作物，其中以欧亚种葡萄、紫花苜蓿、石榴 、芝麻与黄瓜五种作物为代表。^[12]

明清时期是中国本土作物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向世界尤其是传入欧美地区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原产于中国的水稻、大豆、茶叶等农作物或农产品由丝绸之路传向世界各地，尤其是传入欧美地区，并逐渐融入当地农业生产体系中。此外，原产于南美洲的花生，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将其传播其他大洲，并于15世纪末传入南洋群岛，又经南洋传入中国东南沿海（当时传人中国的花生分大、小两种），并以此为中心继续向北方传播。16世纪后期，西班牙人在东南亚的菲律宾建立起了殖民地，一些美洲作物（玉米、甘薯、等）由此开始传人菲律宾，再由菲律宾传至南洋各地，并进一步传到中国。^[77]

公元8世纪左右印度棉花的种植开始随丝绸之路从新疆传入中国，宋元时期亚洲棉也从西域传入中国，并分别成为当时中国重要的经济作物。同时中国手工棉外销也是丝绸之路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宋元时期棉纺织手工业发展迅猛，为出口奠定了基础。《岛夷志略》中记载中国当时输送到海外的棉织品达三十多种，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曾提到当时中国输送到印度的商品以丝绸和棉布为主要的大宗。^[78]

明清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中的手工艺传播，尤其以京杭运河为连接的海上线路中，主要为材料、产品和工艺的输入输出包括丝绸、瓷器和其他工艺产品、材料及制作工艺。明清丝织品织造中心苏州，产出蚕丝原料远远不能满足当时丝织品生产需要，因此所需大量蚕丝原材料都是经京杭运河从其它地区输送到苏州。北方的丝绸原料大量销售到苏州。京杭运河中材料、产品和工艺输送不仅对内陆手工艺传播、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同时对由它连接的海洋贸易兴盛也起着至关重要作用。运河兴盛时期的扬州、淮安、宁波、杭州、苏州、乍浦及江南地区，不仅是著名对外手工艺产品贸易港口，同时也是手工艺产品生产集散地。大量手工制品、材料、技艺通过运河连接的海上港口传播到日本、西亚、南亚、东南亚、东非、北非等地区。^[79]

“送王船”亦称“王船祭”“王醮”“做好事”等，是以“王爷信仰”为核心内涵的民间习俗，至迟始于明末，自明清以来盛行于闽南地区，随着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并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发展和本土改造。^[80]

“送王船”习俗的传播，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移民携香、分香；二是“游地河”——王船漂流。第一种形式较为普遍，在传播过程中对习俗的保留最为完整。闽南地区，尤其以泉州、福州、漳州为代表的港口城市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海上贸易的繁荣让与海为伴的闽南人一波又一波的加入移民迁徙的热浪之中。除了贸易的商品，有着传统信仰的闽南人亦是将自己的文化习俗也带到了海陆两岸、异国他乡，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形成一种独特的民俗现象。^[80]2020年12月，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81]

死者口中含币习俗大约起源于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大约在西周时代已传播到今甘肃地区，该习俗是将金银币放在死者的眼上，有的是含在死者的口中或握在手，还有的是同其它随葬品放在一起。经丝绸之路沿线发掘发现该习俗通过丝绸之路先从中原内地传到甘肃、新疆，然后再不断地向西传到了中亚和西亚。^[82]

丝绸之路对中国艺术形态、技巧、观念、精神和美学风格的嬗变产生了多方面的、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从丝绸之路全域来看，西段的埃及、西亚和希腊罗马环地中海艺术及波斯艺术、南亚印度艺术，中段中亚艺术，东段的中国艺术及东亚艺术，区域特色鲜明，都先后产生联系又和而不同。^[13]

汉代画像砖石，融合绘画、雕刻和建筑三种艺术形式，构图严谨，主题鲜明，技法稚拙简练，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综合艺术。中国石刻大爆发，突出表现，凡五事，第一是崖墓，第二是石阙，第三是神道石刻，第四是画像石，第五是碑刻（后来还有墓志）。这些全都出现在汉代，其来源与丝绸之路的交流密切相关。汉代石刻受外来影响，不光是印度，也包括伊朗、阿富汗和中亚。^[13]

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明碰撞、交汇之地，这里的少数民族音乐三大乐系并存。东汉时期，因丝绸之路开通的影响，洛阳上层社会普遍向慕来自西北的外族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方式，“胡空侯、胡笛、胡舞”等艺术形式也通过丝绸之路由西向东传播。^[83]

在丝绸之路中西段，从环地中海到中东中亚和南亚，建筑受希腊罗马风格影响很大，其源头可追溯到丝绸之路史前时代的埃及、西亚、希腊时期。希腊化促进了建筑艺术在丝绸之路的嬗变。而丝绸之路东段，中国建筑自成系统而又不断变化，形成独特的建筑体系并影响东亚。^[13]

受丝绸之路影响，器物造型艺术在中国形成鲜明特色，如罗马和波斯金银币、中亚金银器、东西方铜镜等各种艺术造型、图案、浮雕及其多种艺术元素的组合，构成多元艺术风格交流交融的景象。^[13]

丝绸之路对非洲陶瓷技术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古代埃及最大的制陶业中心，位于开罗南郊的福斯塔遗址出土的六、七十万块陶瓷碎片中，其中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是中国陶瓷的仿制品。而随着中国唐三彩和白瓷传入之后，福斯塔陶工相继模仿唐三彩和白瓷烧出多彩纹陶器、多彩线纹陶器和白釉陶器。^[84]

唐朝时期，中国中原地区在不断收集外来药物的同时，还向印度、波斯、阿拉伯以及欧洲等地输出，通往丝绸之路另一端的国家民族都程度不同地接受过中国医学和药物的输出，从而使中国的医药学成就造福于当时的许多国家和地区。^[84]

东方饮食文化的“西进”，主要依赖丝绸之路，即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西段。就陆上丝绸之路而言，从东到西分布着四大饮食文化带：中国饮食文化带、草原饮食文化带、穆斯林饮食文化带及东南欧饮食文化带。从广义上讲，东方饮食文化带包括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南洋群岛、中南半岛以及与中南半岛相邻的印度地区。^[85]

明朝以前，中亚北亚的游牧民族将烤饼、奶制品、葡萄酒的制作工艺传入中原，而将中国各种作物传播到中亚各国。然后再由西亚的商队将其中一部分带到海湾地区甚至欧洲。中国和突厥人、阿拉伯人、蒙古人的互动也间接导致中国饮食的西传，以及西亚和地中海地区的饮食进入中国。面条的全球传播就源于中国商队、日本僧侣及西方旅行家等不同身份的人的共同推动。^[85]

海上丝绸之路东非支线的开辟及后来的地理大发现，促进了世界食品作物的大交流。番薯、番茄、辣椒、马铃薯、玉米等可食用植物走出美洲，并通过殖民者的商船登上了亚洲人的餐桌。同时，欧洲人的殖民扩张也将咖啡带到南洋、中南半岛等地，而闽粤人下南洋也使得中国茶在欧洲人的殖民地附近有所引种。^[85]

大雁塔又称大慈恩寺塔，位于中国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是唐代长安三大译经场之一。^[86]

大雁塔始建于唐永徽三年（公元652年），玄奘为保存由天竺经丝绸之路带回长安的经卷佛像主持修建了大雁塔，经历代维修，现存塔为明代修复。大雁塔是建于方形砖砌塔基之上的七层四方形砖塔，通高64.1米，塔下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和“大唐三藏圣教序记”碑文记述和佐证了大雁塔与丝绸之路佛教传播的历史。^[87][86]

1961年3月，中国国务院公布大雁塔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6月，大雁塔以“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名义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87]

莫高窟又名“千佛洞”，位于中国甘肃省敦煌市东南二十五千里处的鸣沙山东麓断岩上，与山西云冈石窟、河南龙门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窟艺术宝库”。^[88]

莫高窟最初开凿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其间经过连续近千年的不断开凿，至元代（公元1271～1368年）基本结束。^[88]莫高窟分南北两区，全长1680米，分布于高15-30多米高的断崖上，上下分布1-4层不等。存有塑像、壁画的洞窟多集中在南区，现存洞窟492个，塑像2000余尊，壁画4.5万平方米以及木构建筑5座；北区则是僧侣修行、居住、瘗yì埋的场所，有洞窟遗址243个。^[89]

1987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敦煌莫高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90]

玉门关遗址位于中国甘肃省敦煌市西北，距市区直线距离70千里，是汉代丝绸之路通往西域的重要关隘，因古代西域玉石经此输入而得名。^[91]

玉门关是丝绸之路东段的终点、中段的起点。从汉武帝“列四郡、据两关”“开玉门，通西域”至今已经有2100多年历史，现遗存主要包括小方盘城遗址、大方盘城遗址、汉长城边墙及烽燧遗址(包括20座烽燧、18段长城边墙遗址)。出土文物包括2400余枚简牍dú文书和丝织品、兵器、积薪、大苣、屯田工具、粮食、陶器、漆器等。^[91][92]

1988年玉门关遗址被中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6月，玉门关遗址以“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名义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93]

高昌故城坐落于火焰山脚下，距离中国新疆吐鲁番市区四十余千里，是古时西域交通枢纽，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和咽喉门户。^[94][95]

高昌始建于公元前一世纪，公元450年成为吐鲁番盆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公元630年，唐代高僧玄奘西行求法曾路过高昌，受到高昌王的隆重接待，至9世纪后成为高昌回鹘王国的首府。从西汉始建至元末明初城址废弃，高昌故城前后历经了1400余年。^[95]

1961年，高昌故城被中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6]2014年6月，高昌故城以“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名义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97]

碎叶城（阿克·贝希姆遗址）遗址位于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城附近，这里最早形成于公元6世纪一7世纪，是公元7至10世纪楚河谷地的重要中心城镇，这一地区曾是西突厥、突骑施汗国和葛逻禄汗国的政治中心，在中亚政治历史中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曾是唐朝的主要边境要塞“安西四镇”之一。^[98]

从公元6世纪起，粟特商人在碎叶城建立了丝绸之路的贸易中心，并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城镇。公元10世纪这里大多数人大量迁移到接近山区的地方，成立了新的定居点，即现在的布拉纳城，位于布拉纳河的上游。这两个城市彼此共存了接近两个世纪，他们的城墙毗邻。阿克·贝希姆(碎叶城)遗址北面有五个小定居区遗迹簇集在一起。^[99]

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阿克·贝希姆(Ak一Beshim)遗址确定为碎叶城遗址。2014年6月，碎叶城（阿克·贝希姆遗址）以“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名义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00][98]

塔尔加尔遗址位于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始建于公元8世纪，是古丝绸之路中国中原地区与中东地区及中亚各城市之间的重要贸易城市之一。在塔尔加尔城发掘的文物见证了中世纪各国在这里相关贸易的往来，出土的陶瓷、石材和金属工艺品上，发现了古突厥语、鄂尔浑回鹊语字符，以及用汉语、契丹语和阿拉伯语记录的铭文。^[101]

2014年6月，塔尔加尔遗址以“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名义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00]

中国古代技术西传目前已知最古老的印刷品：唐代的《金刚经》就发现于敦煌。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纸制品开始在西域以及更远的地方出现。人们已在楼兰遗迹的考古发现了2世纪的古纸。唐朝与新兴的阿巴斯王朝在中亚的势力摩擦不断。在对中亚政治格局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怛罗斯战役中，阿拉伯人将中国战俘沿着丝绸之路带回撒马尔罕，而这些战俘中就有长于造纸术的中国工匠。最终造纸术就这样传播到世界各地。^[102]

唐朝（7世纪）时在中国北方发现的西方传教士像东汉初期，佛教自于闻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北侧之“丝绸之路”子孔道，全面传到西域各国。关于佛教传入西域地区，目前尚有许多说法。但是国内外“学术界基本看法是：佛教早在公元前2世纪以后，晚在公元前1世纪末已传入西域了”。据此，佛教公元前87年传入西域于阗以后，公元前60年至公元前10年左右自佛教圣地于阗tián向西或北方向传播到叶城、莎车、塔什库尔干、喀什、阿克苏、库车、焉首等西域之“丝绸之路”北路各地和向东北方向传播到且末、若羌、米兰、楼兰等西域之“丝绸之路”南北路诸地是理所当然之事。除了佛教，拜火教、摩尼教和景教也随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成为了很多人的信仰。^[102]

自汉代海上丝路开通以来，在官方主导、民间参与下，中外产品、技术、文化等通过海上丝路，不断融入到中外双方的社会经济文化之中，给中外各国、各地区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丝绸、瓷器的输出，美化了人们的生活，改变了一些地区落后的生活习俗；中国手工业、农业生产技术的输出，促进了各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古代科技，尤其是四大发明的外传，对于欧洲冲破黑暗的中世纪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儒家文化的理性精神促进了欧洲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发生，进而加速了欧洲社会的变革、资本主义文明的诞生与发展。^[10]

唐宋以来，随着海路贸易的勃兴，中国从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半岛及非洲等地进口了大量的香料、手工艺品、奇禽异兽及各种奢侈品。16世纪以后，随着欧洲人的东来，中欧贸易的开展，使美洲的物种、西方的自然科学通过多种渠道传入中国，对中国的社会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沿着海上丝路，一些域外植物品种传入中国。特别是16世纪以后，美洲的一些植物品种被欧洲人带到东南亚，又由此传入中国，由此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10]

《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是牛津大学历史教授彼得·弗兰科潘的著作。作者以丝绸之路为主线用散文一般的笔法，从张骞通西域、亚历山大东征、罗马帝国崛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带一路等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绚烂故事串联在一起，突破以往“欧洲中心”的视角，以全新角度、“多线程史观”观察和描述人类的历史，展现了被近现代以来的历史叙事有意无意间遮蔽、忽略、歪曲的历史风光。^[103]

纪录片《新丝绸之路》是中日两国国家广播电视机构在21世纪之初的重要合作项目。该纪录片依靠强有力的学术理念的支持，对草原、和田、库车、吐鲁番、楼兰、喀什、西安等具有典型变化的地点进行深入拍摄，对当地的人文地理、历史文化进行深入探讨。2006年3月《新丝绸之路》在CCTV1播出。^[104][105]

《丝绸之路传奇》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重点电视剧项目，该剧讲述了维吾尔族青年艾拉提·苏莱曼从一位穷苦的艾德莱斯纺织人成长为新中国第一代高级纺织专家的故事。2015年10月《丝绸之路传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106][107]

2014年6月，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跨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项目“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中国境内有22处考古遗址、古建筑等遗迹，其中包括河南4处、陕西7处、甘肃5处、新疆6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各有8处和3处遗迹。^[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