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术

造纸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为人类文化的发展所作出的杰出贡献。^[1][2]

上古时期人们用过甲骨金石、简札版牍dú等作为书写材料，但各有弊病，随着社会发展，大约在西汉时期，出现了早期古纸。^[3][4]东汉时期，汉光武帝刘秀重视兴建学堂，提倡读书、存书、写书的风气。这导致对书籍的需求大幅增加，但竹简容易脱落，帛又昂贵，这与社会需求产生了矛盾。^[5][6]同时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劳动人民和一些知识分子在工业生产技术方面取得了不少发明和创造，记录和传播手工业生产技术的著作需要在民间流传，存在一定困难，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比竹简更方便的书写材料。^[7]

公元2世纪，东汉时期的宦官蔡伦对造纸术进行了革新。他在原料上采用了树皮、麻头破布和旧渔网等材料，同时采用石灰进行碱性烹煮工艺，从而改善了纸的质量。这种被称为“蔡侯纸”的新产品因其质地优良、成本低廉。公元3世纪，纸张已经成为人们普遍使用的书写材料，完全取代了简牍的地位。从公元6世纪开始，中国的造纸术相继传入朝鲜、越南、印度和日本。8世纪传入阿拉伯地区，许多中国工匠也前往该地区亲自操作并传授造纸技艺。到了大约12世纪，造纸术又经由阿拉伯传入欧洲，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相继设立了造纸厂。16世纪，中国的造纸术传遍欧亚大陆并传入美洲，取代了当地传统的羊皮纸。^[1]

到了近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造纸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由于中国长期受封建社会的阻碍，作为造纸术发源地的中国，却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8]

造纸术的发明和改进是一项突出的技术成就。以废旧的植物纤维制造纸张，取代了昂贵和笨重的帛简，满足了社会对廉价易得的书写纪事材料的需求。造纸术的发明和改进，对人类文化作出了贡献。造纸术的发明促进了科学技术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成为传播人类文化的工具，在中国，它促进了文学艺术和图书业的繁荣，帮助塑造了重文重史的民族心理；在世界范围内，造纸术的应用对欧洲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促进了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有助于欧洲许多民族文字和文学的建立，甚至鼓励了新兴国家的民族主义建立。造纸术的普及也提高了教育水平，增加了阅读能力，扩大了社会流动的机会。^{[9][6][8][10]}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作为四大发明之一的古法造纸技艺，被收入展示中国文房四宝的短片。^[11]

在纸之前，中国出现过甲金、简牍、缣jiān帛等纪事材料，随着时间推移，它们暴露出各种弊病，这也是造纸术诞生的一个原因。^[4][12][13]

商代，人们将文字刻在乌龟的腹甲和动物骨头上，形成了甲骨文。^[14]随着手工业的发展，人们将文字铸在青铜器上，形成了青铜铭文或金文。此后，青铜器成为常用的记事材料。上古时期还使用石头和玉石等材料刻写文字，理论上可以永久保存。^[12]

甲骨和金石是重型硬质材料，不方便随身携带，体积也较大，不易保管，无法保留字迹，不能用作书写材料。后来古人使用竹木制成简牍作为书写和记录事件的材料。经过整理的长方形平滑竹片称为竹简，简称为简；木片称为木牍，简称为牍。简牍用漆汁或墨汁书写文字，然后用皮条或线绳逐片编织在一起，形成册或策。^[12]

简牍写作、修改、阅读和携带更为方便，而且材料廉价，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主要的书写材料。^[12]简牍也有其弱点，它占用空间大，重量也较重，不便于携带和阅读。^[4]

古代贫苦百姓每当读书写字时，由于用不起木片，就用杨柳树的枝条，剥去枝条的皮，交织编成方块，再用木锤在石头上敲平，用来写字。这要比削竹木片写字方便一些了。如古楚国的孙敬，就用编柳的办法解决无钱读书的困难，汉代的路温舒则裁编蒲草抄书，终于成了有才能的人。^[4]

根据《墨子》记载，春秋时期，人们就开始将缣帛用作书写材料，缣帛是一种高质量的书写材料，应用广泛，记录能力更强，可随意裁剪和成卷，但价格昂贵。^[12]

西汉时期，丝织品种类增多，人们开始使用本色单根的生丝织成轻薄而价格较廉的绢素，专门用于书写。为了与穿着用的帛相区别，人们将专供书写的帛称为“纸”。因此，在古书中，帛就等同于绢，绢就等同于纸。它们可以相互通用或合并使用，如缣纸、缣素、纸素等。^[15]汉代一匹缣帛相当于六石（720斤）米的价格，只有少数皇家贵族才能享用。因此有“贫不及素”的说法，意思是贫穷的人买不起帛素作为书写材料。^[12][16]

西方人早期使用陶片文，后来巴比伦人用尖笔把文字刻在厚厚的粘土块上，编上号码，再用火烧成陶砖。这样几十块陶砖才能组成一部有限的“陶砖书”。古代罗马人想出比较轻便的办法，先把木材锯成长方形木板，中间挖出浅槽后浇上黑色的蜡，成为蜡版，然后用尖头钢笔刻上字，再把很多蜡版连起来，成为一本“蜡版书”，但是蜡在炎热的季节易熔化，有时文字就认不清了。^[17]

埃及的纸草片也被称为"纸草纸"或"芦纸"，实际上是用草条编排粘合压制而成的，而非真正的纸。^[17]

古埃及人制作纸草片的过程是，使用尼罗河畔野生的纸草（一种长茎秆、叶子稀少的草）作为原料。他们将纸草剖成细长的薄片，然后在平滑的石头上按照顺序横铺一层，再在上面纵排一层，如此纵横交错形成一大片。接下来，用木锤反复敲打，以将草片中的粘汁打出来，使它们互相粘结成一片。之后，经过压平、晒干和磨光，纸草片被剪成整齐的薄片，可以用笔蘸墨水在上面书写或绘画。它既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将多张粘合成长卷，称为"纸草卷"。在没有纸的时代，纸草片在西方发挥了重要作用。^[17][18]

欧洲的羊皮纸起源于古代中亚地区的游牧民族。他们使用小牛皮和羊皮来写字，这种写字方式被称为"羊皮纸"。据说羊皮纸最早在白加孟地区流行起来，因此它在外文中也被称为"白加孟"。《圣经》最初就是写在羊皮纸上的。^[19]

制作羊皮纸的方法是先将羊皮刮去毛和肉，然后使用鞣róu革方法将其处理成软薄的羊皮纸。羊皮纸需要绷紧在木架上风干，然后用石块磨光，才能用来书写。书写完成后的羊皮可以钉成厚厚的书本，也可以粘连成羊皮纸长卷。^[19]

在古代印度，除了使用贝叶之外，人们还习惯使用桦树皮来写字。《华严经》中提到了"如来剥皮为纸"的说法。制作桦树皮纸的过程是先将树皮刮去黑色表皮，然后用锤子将内层的白皮打薄，再涂上油并磨光，使其变得厚而滑。然后将其剪成长方形，用来书写。多个桦树皮片连接在一起，底面装上木板，就形成了精美的书本，被称为"桦皮写本"。^[19]

古代印度人还将棉布的表面打磨平滑，涂上浆糊，也可以用来书写，这被称为"棉布写卷"。^[19]

在古代南美和中美洲地区，印第安人在没有纸的时代使用了一种特制的"木丝布"来书写。他们使用一种无花果属植物的枝条，经过用木锤敲打后，取出其中的嫩皮和枝条，编织成深色的木丝布。这种木丝布的形状与中国古代的”楮chǔ皮布"相似，但质地更粗糙。起初，他们用线在上面缝绣各种象形文字和图案，后来也开始用笔在这种木丝布上进行书写。^[19]

在南美的阿兹特克帝国时期，大量的公文档案都是写在这种木丝布上的，甚至一直延续到15世纪。根据美国纸史专家大德·享特博士的调查，现代太平洋小岛上的人仍然生产和使用类似的木丝布来进行书写。^[19]

两汉时，农具得到了较大的改进，农业耕作和管理技术也有了进步。西汉武帝时期，根据董仲舒的建议，推行北麦南稻的耕作模式，水利事业得到发展，耕作技术的进步提高了粮食产量和农作物种类。农业的繁荣积累了大量财富，为造纸术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耕作技术的进步推动了粮食产量的提高和农作物种类的增加，为造纸提供了充足且多样的原料。农业技术的不断改进使得农民能够种植更多的作物，丰富了纤维植物的供应。这些纤维植物，如大麻、苎麻等，成为制作纸张的优质原料。因此，农业的发展为纸张的制造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基础。^[20]

东汉前期，以男耕女织和家庭手工业为主的小农经济仍然是主导，但已经存在多个手工业行业，如冶铸、煮盐、酿酒、调药、筑仓、造船、蚕织、农具、兵器等。许多行业都有记录生产方法与经验的著作，并在民间广泛传抄。古代记事材料最早用于记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在造纸术出现之前，记录和传播手工业生产技术的著作需要在民间流传，存在一定困难。造纸术的发明为记录和传播手工业生产技术提供了更便捷和经济的方式。造纸术的发明与丝织品的发明有密切关系。^[21]中国最早发明丝织技术，丝绸沿丝绸之路出口到中亚、西亚各国和罗马。在制作丝织品的过程中，漂絮制绵过程提供了将纤维原料用碱性溶液煮沸和用水浸泡的经验，同时也提供了将纤维束湿润胀大并打散的经验。这两个操作都是造纸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此外，漂絮过程中使用的竹席为造纸术的发明提供了灵感和基础。^[22][23]

造纸术的发明与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在春秋战国时期，学者们已开始用简牍著书立说，各类著作的总结与记录深受朝野所珍视。两汉时期，朝廷向民间征召文人为官，读书成为晋升之途，激发了社会上办学讲经之风。大量的书籍的增加导致存书库的膨胀，简片因绳断脱落简重帛贵的矛盾日益严重。许多大型著作问世，如《汉书》《论衡》等，增加了对书写材料的需求。东汉前期社会上办学发达，经学成为主流，对书写材料的需求急剧增长。此外，东汉时期朝野撰史之风盛行，全国各地编写史志，也对书写材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4][23]

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统一的封建制国家，统一了文字。随后，西汉时期继承了秦朝的制度，社会进入了治平时期，社会全面繁荣。在文帝和景帝时期，社会持续繁荣，而武帝时期也保持了这种势头。为了满足国家统一、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需求，人们迫切需要一种廉价易得、可以替代丝绸和竹简的新型材料。纸的发明正好满足了这一需求。同时，汉字从秦代小篆演变到隶书，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开始出现，公私办学和讲学的风气盛行，形成了大批的士人和知识分子队伍。统治者还推崇儒学，对古代经典的注释、整理和研究达到了高潮。这些因素促进了新型书写材料的面世，并使平民通过读书提升才能，最终成为将相和百官成为可能。^[25]

中国造纸术起源于何时，有两种不同意见长期争论着。一种意见认为东汉蔡伦于公元105年所发明，主要依据文献记载，另一种意见主张蔡伦前的西汉已有纸，蔡伦是造纸术革新者，主要依据考古发现。^[26]

在中国历史上对蔡伦发明造纸术，也有少数人提出质疑，认为在蔡伦之前就已经有人发明了造纸。如唐朝张怀璀认为“汉兴，有纸代简。至和帝时，蔡伦工为之。”如果说这段话在理解上还有疑义的话，南宋史绳祖明确地说“纸、笔不始于蔡伦、蒙恬，蒙、蔡所造精于前世则有之。谓纸、笔始此二人，则不可也。”及至宋代，又有陈槱曰：“盖纸旧已有之，特蔡伦善造尔，非创也。”中国近代和当代，一些学者根据考古发掘资料研究得出结论，也认为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发明了造纸术。如黄文弼博士于1933年在新疆罗布淖尔遗址首次发现一片“纸”，他在《罗布尔考古记》中认定该纸为麻纸，该纸年代为前73—前49间所制作。1942年秋，考古学家劳干博士和石璋如在甘肃额济纳河沿岸汉代居延地区清理瑞典人贝格曼（Fouke Bergeman）发掘过的遗址时，在查科尔帖的烽燧下又发掘出了一张“汉代纸”，经检测认定该纸的年代为前89一公元77年之间。^[27]

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先后在陕西、新疆、内蒙古等地8次发现“古纸”，推测所产生的年代均比蔡伦所创纸早。根据潘吉星先生的研究，他提出了一系列观点来支持西汉时期就有纸的说法，并质疑了蔡伦发明造纸术的观点。他的观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通过实物证据反驳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些学者对蔡伦发明纸的说法，证明了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初就已经有了纸。其次，他支持了唐宋时期的一些学者提出的西汉有纸的说法，将造纸术的起源时间提前了284年，说明这项发明的历史源远流长。第三，他证实了蔡伦之前的纸不是帛纸或丝质絮纸，而是真正的植物纤维纸。他认为不能将纸分为“古纸”和“今纸”，蔡伦之前和之后的麻纸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只是精细程度不同。第四，他对《史记》和《前汉书》中关于造纸术的记载进行了补充，澄清了《后汉书》中对造纸术记载的混乱。他认为古纸还有助于正确理解《说文解字》中对纸的定义。第五，他指出中国不仅是造纸术的起源地，而且拥有世界上最早的古纸标本，其他国家无法比拟。最后，他认为古纸为研究早期造纸原料和制造技术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潘吉星长期从事中国造纸史和印刷史的研究，并取得了成果，因此他被认为是“西汉就有纸，蔡伦不是造纸术的发明者，而是技术革新家”的代表性人物。^[27]

以曹魏时张揖和刘宋人范晔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纸是东汉时的宦官蔡伦于元兴元年（公元105年）所发明。他们把作为古典书写材料的缣帛当成“古纸”，而认为以破麻布造纸自蔡伦始为“今纸”。这种说法后来一度受到中外一些作者的支持。^[28]

1933年，中国考古学家黄文弼在新疆罗布淖尔西汉亭燧遗址中发现了一片西汉古纸，人们称之为“罗布淖尔纸”。这片古纸的原料是麻质的纤维，呈白色，是方块状的薄片。四周并不完整，大约尺寸为4*10厘米。纸质非常粗糙，不均匀，纸面上仍可见麻筋。从古纸的材料分析，西汉纸质地粗糙一些，原料分布不均匀，纸面上还看得见麻筋，没有蔡伦纸那样精细，推测这片古纸是汉宣帝时代的遗物，年代应为西汉中后期，即公元73年到公元前49年。但这片西汉麻纸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毁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战火，而未能进行科学分析。^[29][30]

1942年秋，考古学家劳榦和石璋如在甘肃省额济纳河沿岸汉代居延地区清理瑞典人贝格曼发掘过的遗址时，在查科尔帖的烽燧下未掘过的土里挖出了一张已经揉成纸团的汉代纸，并指出纸埋入地下的年代要早于永元十年（公元98年），蔡伦改进造纸术是在公元105年。劳榦将其称为居延纸，考虑到后来在居延又出土纸为免互相混淆，将其改称为查科尔帖纸。因原纸已揉成团，埋在地下保存情况不好，展平后有些字已模糊不清、笔画错位，或只残有字的一角，难以读出全文。残存部分有文字共八行，总共五十个字，平均每行七字。根据残余部分上的文字推测，此纸是一封公事书信，谈到兵器转运问题。^[31]

1957年，西安市东郊灞bà桥出土了古纸，经过科学分析鉴定为西汉麻纸，年代不晚于公元前118年。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陕西省博物馆中。在历史博物馆还陈列着与灞桥纸同时出土的铜镜。我们从陈列物中看到，贴近铜镜的纸与麻布表面都呈现有附着的绿色铜锈老斑，纸上还有明显的由麻布印出的布纹。纸色呈米黄，较大的一片长宽差不多为10厘米，纸多半裂成一些碎片。^[29][30]

1974年，甘肃居延金关汉代亭燧故址出土了两块麻纸，人称“金关纸”。一号纸是在居住区房内发现的，展平后尺寸为21x19公分，二号纸则是在居住区东侧发现的，尺寸为11.5x9公分。经科学分析，此纸属西汉晚期，不晚于公元前52年。该纸呈暗黄色，质地较粗糙，内尚存麻筋及线头、麻布的残留物。^[30][31]

1978年，陕西扶风中颜村西汉窖藏出土三张麻纸，人称“中颜村纸”。这三件古纸当产于西汉中期宣帝时期（公元前73—前49年），纸内含有较多的麻类纤维束及未打散的麻绳头。^[30]

1979年，甘肃敦煌马圈湾汉代亭燧出土古纸五件八片，称“马圈湾纸”，属西汉中后期，纸面麻类纤维分布不匀。^[30]

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西汉早期墓出土古纸，称“放马滩纸”。据科学分析，此纸当产于西汉文帝时期（公元前179—前141年），造纸原料亦为麻类。该纸残片纸面平整，光滑柔软，纸上有用细墨线勾画的山川道路，线条和图形依然清晰可辨，是目前所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一张纸地图。从纸的质量来看，表明了当时的造纸技术已基本成熟，已可生产可供写绘之用的纸张。^[30]1990年6月该地图纸作为“中国文物精华展”展品于北京故宫文华殿展出。^[31]

1990年10月至1992年12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对敦煌甜水井附近的汉代悬泉置遗址进行了全面清理发掘时发现数量较多、保存较好、残存面积较大的西汉麻纸。根据同时出土的纪年简判断，其中早期的麻纸当产生于汉宣帝时期，比东汉的蔡侯纸要早170年。^[30]

西汉古纸的历次出土情况汇总表纸名纸的年代（公元）出土年代出土地点尺寸（厘米）外观描述罗布淖尔纸前73--491933新疆罗布淖汉烽燧遗址4X10白色，薄纸，质地粗糙，纸上纤维束及未打散的麻筋较多查科尔帖纸前89一后771942甘肃额济纳河东岸查科尔帖汉烽燧遗址10X11纸上有文字7行，共50字，可辨认出20字，纸黄间灰色灞桥纸前140-871957陕西西安灞桥汉代葬区8X12浅黄色，薄纸，多层叠压在铜镜下，揭裂成88片，纤维束代葬区较多，交织不匀，纸上有铜锈绿斑金关纸-I前521973甘肃额济纳河东岸汉金关屯戍遗址21X19白色，质地细，强度大，纤维束较少金关纸-II前61973甘肃额济纳河东岸汉金关屯戍遗址9X11.2暗黄色，质地较粗糙中颜纸后1—51978陕西扶风中颜村汉建筑遗址6.8X7.2白色柔韧.纸较好，纸上可见帘纹，此纸与其他文物为窖藏品马圈湾纸-I前53-501979甘肃敦煌马圈湾汉屯戍遗址32X20黄色，较粗糙，四周有自然边缘，是最完整一张纸，尺寸为原大马圈湾纸-II前32—11979甘肃敦煌马圈湾汉屯戍遗址9.5X16共二片，原白色，污染成土黄色，个别部位仍色白，制作精细马圈湾纸-IV后1—51979甘肃敦煌马圈湾汉屯戍遗址9X15.5白色，质细，纤维束少，纸帘纹明显马圈湾纸-V后8—231979甘肃敦煌马圈湾汉屯戍遗址17.5X18.5白色，质细，纤维束少，强度较大放马滩纸前176-1411986甘肃天水放马滩汉代墓葬区5.6X2.6出土时黄色，现褪成黄间浅灰色，纸汉代墓葬区薄而软，纸上绘有地图，表面有污点悬泉纸-I前140-741990-1992甘肃敦煌甜水井汉悬泉驿站遗址12X18浅黄色，质地好，稍厚，写有文字悬泉纸-II前173-前71990-1992甘肃敦煌甜水井汉悬泉驿站遗址13.5X14.53X4浅黄色，纤维细，质地好，纸上有文字，纸面有帘纹，纸薄悬泉纸-IV后8-231990-1992甘肃敦煌甜水井汉悬泉驿站遗址13.5X7浅黄色，稍厚，纸上有文字，纸较好注：来源于参考资料^[31]

蔡伦，字敬仲，出生于东汉永平四年（公元61年），原籍湖南耒阳（古称来阳）。永平九年（公元97年），窦太后去世，和帝亲政，娶邓绥为皇后。邓后喜好文学艺术，任命蔡伦为尚方令，负责管理宫廷的工艺作坊，负责制作宫廷所需的器物。^[32]

蔡伦担任尚方令期间，特别重视纸张制作工艺。他经常去民间考察沤麻、煮葛、纺织等生产经验，并潜心研究，加深和积累了对植物原料与纤维性能的认识。在此期间，他总结西汉以来的造纸经验，改造造纸工艺，利用树皮、碎布、麻头、破渔网等原料制做出性能优良的纸张。^[32]

蔡伦改进的造纸术，形成了一套较为定型的造纸工艺流程，其过程大致可归纳为4个步骤：^[33]

①分离：用沤浸或蒸煮的方法让原料在碱液中脱胶，并分散成纤维状；^[33]

②打浆：用切割和捶捣的方法切断纤维，并使纤维帚化，而成为纸浆；^[33]

③抄造：把纸浆渗水制成浆液，然后用捞纸器（篾席）捞浆，使纸浆在捞纸器上交织成薄片状的湿纸；^[33]

④干燥：把湿纸晒干或晾干，揭下就成为纸张。^[33]

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奏报朝廷，受到和帝称赞，造纸术也由此得到推广。^[32]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传统的麻纸外，纸张的原料也逐渐丰富多样化，包括藤、竹等。此外，还出现了以原料命名的不同纸种，如白麻纸、黄麻纸、皮纸、桑根纸和草纸等。^[34]医学家和炼丹术家葛洪（公元284至364年）创制了一种用黄蘖浸染麻纸的方法，以防虫害。^[35]在这个时期，山东东莱县（今掖县）左伯，他改进了造纸技术，生产出了左伯纸”，促进了山东地区的造纸业发展。与此同时，纸和藻饰书通过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传向了北方各少数民族地区。^[34]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纸的加工技术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其中，施胶技术是一项重要的加工技术。在秦白雀元年（公元384年），发现了最早的施胶纸。施胶纸是在纸的表面均匀地涂上一层淀粉糊剂，然后用细石研光，以增加纸的强度和抗水性能。另外一种加工纸的方法叫做涂布纸。涂布纸是将白色矿物细粉用胶粘剂或淀粉糊剂涂抹在纸面上，然后研光。这样做既可以增加纸的白度和平滑度，又可以减少透光度，使纸面紧密，吸墨性好。在新疆出土的前凉染色也是纸张加工的一项技艺，通过染色可以增添纸张的外观美观和改善其性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染潢技术继承了汉代的染潢技术，并经过发展和传承。施胶技术、涂布技术和染色技术的发展，为纸张的质量和用途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推动了纸张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应用。^[34]

随着造纸技术的进步和推广，南北各地建立了官私纸坊，北方以洛阳、长安、山西、河北、山东等地为中心，主要生产麻纸、皮纸、桑皮纸。而在两晋时期（公元265—420年），造纸技术得到了更快速的传播，流传区域扩展到长江中下游，浙江会稽、安徽南部、南京、扬州、广州等地成为南方的造纸中心，也开始生产麻纸、桑皮纸和皮纸。北宋时期，扬州附近的六合纸成为主要纸种。此时，浙江峡县刻溪沿岸也成为藤纸中心。^[36]

隋唐时期是中国造纸术发展的繁荣时期。唐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促进了对纸张的需求。唐代采用了染色与涂粉、加蜡、研光、印花、漆工和绢工等加工技术。在处理造纸原料方面，唐代加强了沤泡措施，并使用碱水蒸煮来清除胶质。纸张的原料也更加精细，纤维分散度更高，纸张质量得到了显著提高。唐代的纸张种类繁多，包括硬黄纸、硬白纸、云蓝纸、金花纸、银花纸、研花纸等。其中，硬黄纸的纸张上均匀涂蜡并经过研光，使纸张具有光泽、莹润的特点。另外还有硬白纸、云蓝纸、粉蜡纸和研花纸等各种纸张，它们的色彩和花纹非常考究。薛涛笺是唐代花笺之一，由蜀妓薛涛制作，备受当时文人的推崇和喜爱。隋唐时期，由于技术的进步，纸张的品质大幅提高，还广泛应用于包装、装饰、灯笼、伞、纺织品代替品等领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飞钱，它是一种可以兑换银两的凭证，代替了不便携带的金属货币，为商人的经商活动提供了便利。^[34]

唐代纸张生产大多集中在洛阳一带，而到了隋唐时期，造纸术在各地传播开来，纸张产地大大增多。除江浙、蜀、韶、扬等地外，北方各地也开始出现了造纸业。唐代各地的贡纸有常州、杭州、越州、黎州、衢州、宣州、叙州、池州、江州、信州、衡州等。其中宣州府泾县的宣纸非常有名，是中国的“文房四宝”之一。造纸区域的扩大也促进了新原料的采用和新品种的诞生，如瑞香皮、栈香皮、褚皮、桑皮、藤皮、木芙蓉皮等。^[36]

五代时期，尽管战乱不断，但南方地区的造纸业相对稳定。南唐后主李煜对造纸非常重视，徽州地区成为造纸中心，澄心堂纸成为受到士林的欢迎，被公认为最好的纸。此纸质地滑润、细密、坚韧，成为纸中神品。另外，会府纸和鄱阳白纸也是当时的新产品。雕版印刷术的发明进一步推动了造纸业的发展，节省了大量人力和时间。五代后周时，印刷术正式成为官府文化的工具。^[34]

宋元时期是中国造纸业的繁荣时期。在这个时期，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手工业生产相当发达，宋元时期的造纸原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麻纸的使用和产量不再占主导地位，而竹纸成为新崛起的纸种，与传统的皮纸占据了优势地位。南宋时期，中国南方盛产竹纸。这一时期的造纸技术继承了唐代和五代的传统，又有了相当的突破。^[37]

宋代，人们采用日晒夜收的方法漂白麻纤维，制作出光滑洁白、耐用的纸张。纸质轻软薄韧，纸质轻软薄韧，上等纸主要来自江南地区，也被称为江东纸。此外，宋代还开始了纸的再利用，利用废纸与新料混合制作纸浆，生产出省料、省时、见效快的混合纸浆纸张。纸药的应用也是宋代造纸术的重要发明，纸药能使纸浆中的纤维分散，并防止纤维互相粘结，使纸张易于分张或揭分。^[37]

纸的再利用在南宋时期开始出现，使用废纸作为原料，将旧纸与新料混合，制造混合纸浆造纸。这种纸被称为还魂纸或熟还魂纸，具有省料、省时、见效快的特点。此外，宋代还出现了不同规格的纸张，如寸纸、匹纸和片纸，以适应不同的需求。由于纸工艺改进，纸张的用途进一步扩大，成为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物品。纸药的应用是造纸术此时期中一项重要的发明。造纸的过程中往往要向纸浆中加入某些植物粘液，古代纸工称之为纸药。纸药的作用是作为悬浮剂。^[37]造纸业最发达的区域是西南和东南地区，四川的蜀纸和东南地区的歉纸、苏纸、徽纸、池纸等在当时占有重要的地位。造纸术的发展和扩散对纸张品种和原料的多样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36]

明代是纸张种类极为时期，几乎可以仿造名纸。明朝造纸术有五个主要的步骤。造纸方法为中国古代广泛流传采用的抄纸法，抄纸法制造速度较快。分为以下几个步骤：斩竹漂塘、煮楻huáng足火、荡料入帘、覆帘压纸、透火焙干。^[38]

明代的纸张品种超过100种，其中只有部分用于印刷。在这些纸种中，衢州各县的书籍纸、建阳的书籍纸、永丰的棉纸、常山的东派、历日纸和宝钞纸等被认为是印书的上等纸。明朝政府对造纸业也非常重视，成祖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下令在江西南昌府新建县西山翠岩寺旧址建造大型官办造纸工场，并派遣宦官监制高级褚皮纸供内府使用。同年，大学士解缙主编的《永乐大典》就是用这种纸抄写的。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名纸，如秦本纸、榜纸、小笺纸、大笺纸以及大内所用的彩色粉笺、大帘纸、印金花五色笺、白笺、磁青纸、高丽茧纸、皮纸、松江潭纸、新安笺等等。明代的竹纸产量居全国第一，还有一些纸种经过处理后用于不同的需求。其中，“宣德贡笺”，上注“宜德五年素馨印”，与宜德炉、宜德瓷齐名。^[37]

清前期，纸张的制造工艺有了进一步的改进，纸张的质量也得到了提高。人们引入了施胶、加矶、染色、涂蜡、研光、洒金、印花等工艺，使纸张更加精美。各种笺纸再次流行起来，以白纸地和淡雅的色纸地为主。康熙和乾隆时期出现了许多粉蜡笺，如描金银图案的粉蜡笺、描金云龙考蜡笺、五彩描绘研光蜡笺、印花图绘染色花笺等。此外，人们还采用短版和拱花的印刷方法制作出各式工艺精美的笺纸。清代对纸笺的仿制和创制非常重视，凡是前代的纸都会被仿制，许多纸中名品也涌现出来，达到了程度。在制造纸张的过程中，人们开始出现了分工现象，将原料的生产、制纸料的制作和纸张的加工等环节分离开来。明清时期的造纸业在纸张的种类和质量方面取得了进步，推动了纸张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到了清代末年，机器造纸技术引入中国，使得造纸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37]

造纸术最早传入朝鲜。东汉末年至曹魏时期（公元3世纪）朝鲜正值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鼎立的局面，三国均与中国有来往，朝鲜百济人到中国学习，将纸带回朝鲜和日本，使纸张传入朝鲜半岛。此后，在东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僧人摩罗难陀将造纸技术带入朝鲜。在唐宋时期，朝鲜的造纸业迅速发展，高丽纸的质量甚至超过中国，成为中国人喜爱的纸张之一。明清时期，朝鲜的造纸业进一步发展，纸张的原料主要是褚桑皮，还有各种彩笺和发笺。在清朝乾隆时期，中国还开始仿制高丽纸。^[39]

汉末魏晋（公元3世纪），朝鲜百济人将中国纸本书卷带到日本，中国纸传入日本。魏晋南北朝（公元6世纪），高丽高僧县征渡海到日本，向日本摄政王圣德太子献上了造纸术，被称为纸神。日本人开始将造纸术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并在奈良兴建了造纸作坊。隋唐宋时期，日本派遣唐使和留学僧到中国，中国亦有人东渡日本，中国纸和造纸术直接传入日本。中国的纸制品，如经卷书画和印本，大量传入日本。与此同时，日本的纸品也传入中国，如五色笺和松皮纸。日本人称中国纸为唐纸，而中国人称日本纸为和纸。日本的造纸原料多为麻、褚皮或雁皮，以皮纸为主。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开始加工纸品，并设立了专门的造纸机构。平安时代宫内设有图书察，负责管理图书和纸张。京都还成立了官办的纸屋院，专门从事造纸和销售纸张的工作。到明清时期，中国的造纸术论著传入日本，日本刊行了许多造纸术的论著，如《纸漉重宝记》《纸漉必用》《纸谱》等。^[39]

日本的和纸是一种手制纸，经过漫长的发展已成为最能代表日本纸的文化精神。和纸质地厚重洁白，纤维细匀，制作精良，风格独特。在日本的文化中，纸被广泛应用，特别是在日式的住宅中，如榻榻米的地板和木造房屋外观，都使用了纸作为重要的材料。造纸工人们还会在供奉造纸神明的神社献上供品，祈求来年的顺利和平安。纸在日本文化中占据了独特而重要的地位。^[39]

东汉末年，大批中国人到越南避难，带去中原文化和生产技术，包括造纸术。三国时代越南已开始生产褚皮纸、吉瑞香科皮纸。宋元时期，从中国引进印刷术，开始以纸印书，发行纸币。越版书均以汉字写成，多用竹纸，版式、字体与中国大同小异。越南曾赠送越南纸扇给明太祖。^[39]

此外，中国纸还相继传入东南亚的泰国、柬埔寨、缅、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等国家。这些国家造纸均晚于朝鲜、日本和越南等汉字文化圈的国家。^[39]

隋唐时期，阿拉伯的伊斯兰帝国崛起于西方。最早的纸张进入阿拉伯可以追溯到7世纪前后。随着阿拉伯人与中国人之间的贸易和接触增加，他们开始了解和使用纸张。最早的纸张在阿拉伯世界主要用于书写重要文件。到了8世纪中叶，阿拉伯人开始自己制造纸张。^[39]

公元751年，唐朝将领高仙芝被阿拉伯大食国俘虏，许多中国的造纸工匠也被带到了阿拉伯。这些工匠传授了造纸技术，并在撒马尔罕建立了造纸作坊。撒马尔罕盛产大麻和亚麻，为纸张制造提供了自然资源。纸业在撒马尔罕迅速发展，并成为重要的贸易商品，不仅满足了当地需求，还输出到欧洲。^[39]

随后，造纸技术传到了巴格达，公元794年，中国工匠在巴格达建立了一座造纸厂。巴格达是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城市之一，也是伊斯兰教的中心。从这个时候开始，纸取代了羊皮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阿拉伯国家向欧洲市场提供纸张，持续到15世纪。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和般比因也成为重要的造纸中心，提供纸张给欧洲。阿拉伯人还在埃及建立了造纸工厂。到了10世纪，纸在阿拉伯世界取代了莎草片，传播到了整个地区。^[39]

中国的造纸术通过贸易和文化交流传入了阿拉伯世界，成为了经济和文化产业。阿拉伯人将纸张制造技术发扬光大，并在整个地区推广使用纸张。这对阿拉伯世界的发展产生了影响。^[39]

造纸术传入欧洲是通过阿拉伯人的传播。在公元7世纪，欧洲人开始对从阿拉伯地区引入的中国纸感兴趣，并向阿拉伯商人购买纸张。为了建立自己的造纸业，欧洲人希望掌握造纸技术。^[39][40]

西班牙是最早开始造纸的欧洲国家之一。在1150年左右（一说为950年），阿拉伯人在西班牙的萨狄瓦建立了欧洲第一个造纸厂。此后，法国在12世纪在埃罗城开设了一座纸厂，成为欧洲的造纸基地。法国还在1348年在巴黎东南的特鲁瓦等地建立了更多的造纸厂，不仅满足了国内需求，还大量向德国、荷兰、比利时和英国等国出口纸张。^[39][40]

意大利于1276年从埃及引进了造纸术，建立了该国第一家纸厂。14世纪，意大利的造纸业迅速发展，并成为欧洲主要的纸张供应地，产量超过了大马士革和西班牙。^[39][40]

德国在13世纪曾下令禁用纸张，规定一律用羊皮书写，但未能完全生效。德国通过从意大利和法国进口纸张来满足需求。然而，14世纪，德国在纽伦堡建立了造纸厂，并吸收了意大利的造纸经验，使得德国的造纸业得以迅速发展。随后，欧洲各国相继建立了自己的造纸业。^[39][40]

英国因为与欧洲大陆隔海相望，造纸技术传入较晚，直到15世纪才开始有自己的造纸厂。瑞典在1573年建立了最早的造纸厂，丹麦在1635年开始造纸，奥斯陆的造纸厂建于1690年，是瑞典最早的纸厂。到了17世纪，欧洲各主要国家都拥有了自己的造纸业。^[39][40]

在17世纪之前，美洲的纸张主要依赖于从欧洲的进口，而其本土只有使用传统的羊皮和树皮等材料。然而，随着西班牙人的移民潮涌入墨西哥，造纸术也随之传入了美洲。1575年，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建立了美洲的首家造纸厂。

在美国独立前的1690年，造纸术由荷兰人带入美国费城，并在那里建立了美国的第一家造纸厂。随后，这项技术在1803年又由美国传播到加拿大，后在圣安德鲁斯出现了该国最早的造纸工厂。这一系列的传播和建立，标志着造纸术在美洲的广泛传播和应用。^[39]

澳洲是在19世纪后期才在墨尔本拥有自己的造纸业。19世纪末叶，中国的造纸术已传遍五洲各国，最终完成了它在世界上传播文明的历程。^[39]

造纸术与印刷术的结合为纸质书籍的出现提供了契机，这一进展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的图书事业是全球较早且较为发达的。据统计，仅西汉到清代的中国古籍就有18万种，236.7万卷。^[41]

纸张的发明和造纸术的出现，直接促进了中国图书事业的蓬勃发展，并进一步推动了相关学科的建立、发展和成熟。中国的目录学、版本校勘学、辑佚学等学科，古称为“治书之学”，是在纸张和书籍的基础上形成的丰富成果。这些学科都是围绕图书出版和印刷活动展开的，起源于造纸术发明的汉代，兴盛于印刷术普及的宋代，达到鼎盛时期的清代。这些学科不仅涌现了一批学者，还总结了经验，形成了理论和方法，为后人留下了成果，丰富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宝库。^[41]

在纸张发明之前，书写和绘画都受到了材料的限制，无法充分展现艺术家的技巧和创作意图。然而，纸张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局面。纸张的宽阔幅面使得艺术家可以自由运用笔墨，布局和安排作品的结构。纸张的洁白色彩也使得墨法得以充分展现，而纸张的柔韧质地则有利于吸收颜料，实现艺术效果。此外，纸张的保存性能也使得书画作品能够更长久地传世。因此，造纸术的发明为中国传统的书画艺术创作提供了理想的物质载体，使其在纸张的发明与造纸技术的进步的环境下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和创新空间。^[42]

此外，造纸术的发明对书画装裱艺术产生了影响。在古代，书画的鉴赏、图籍的收藏以及纸张的广泛应用是促进装裱技艺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在纸张成为主要的书画载体之后，书画装裱技艺开始出现。纸张的特性为书画装裱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42]

纸张的发明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仅促进了科学技术与文化事业的发展，而且对中国人的追求和谐意识、文献意识、推崇传统、艺术情操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42]

纸张是最理想的书写材料和文字载体，它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类的书写和传播知识的方式。在纸张出现之前，人类使用过其他的知识载体，如甲骨、简牍、帛书、莎草纸和羊皮书卷等。然而，这些材料在书写便利性和传承文明方面存在一些不足。纸张的出现解决了这些问题，它柔韧轻薄，便于书写、装订和传播。纸张的广泛取材使得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人类可以利用纸张来记录信息、保存文献，实现文化的纵向传承和横向传播。纸张的出现使得人类文明进步的经验教训得以记录和传承，文化的精神财富得到了更好的保存。同时，纸张也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借鉴，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纸张的发明和印刷术的结合推动了知识信息的传播，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影响，成为推动宗教繁荣、思想解放、科学普及和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43]

纸张和造纸术最初从阿拉伯、希腊和西班牙传入欧洲，但纸的质量很低。直到13世纪末，意大利和德国才真正发展起造纸术。随着大量便宜且优质的纸张出现，印刷业开始兴起。在15世纪中期，欧洲的印刷术已比较成熟，印刷术和造纸术的结合导致书籍的批量生产，使知识得到快速传播。印刷术的传入也促进了宗教改革的传播，马丁·路德称印刷术为福音传播的上帝的恩赐。印刷术的广泛应用使宗教改革的条件日益成熟，福音真理不再是少数人的专有，宗教信仰因国家而有所变化。^[43]

纸本书籍的批量生产为文艺复兴奠定了基础，使知识得以迅速发展。文艺复兴是西方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以科学、文学和艺术的高涨为特征。然而，在中世纪的欧洲，禁欲主义和宗教主义统治一切，文化信息传播困难，人民处于蒙昧之中。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引入改变了这种局面，使便宜的书籍普及，促进了文化、知识和教育的普及，推动了文艺复兴的发展。^[43]

首先，印刷术使书籍的生产大量化，减少了手写本的消失风险。其次，印刷术的传播和读者数量的增加挑战了教会对学术的垄断，使人文主义学者的作品取代了宗教著作的优先地位。此外，印刷术的发展还促进了新学问的发展，削弱了对传统说法的信心。印刷术的出现也使书籍的形式更加统一，减少了手抄本可能存在的错误。印刷术的广泛应用还推动了语言和文字的标准化，为民族国家的兴起奠定了文化基础。造纸术的发展和印刷技术的进步使民族语言书籍的出版日益普遍，促进了各民族文字和文化的发展，最终导致了明确的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的产生。^[44]

造纸术是一种与信息传播紧密相关的科技发明。纸张作为信息传播媒介具有独特的属性，对人类社会特别是进入信息时代的社会进步起着巨大作用。随着传播学的发展，媒介研究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为我们深入理解造纸术的重要性提供了新的工具。文字的发明使信息得以超越时空限制存在，纸张的出现进一步拓宽了文字传播的范围，为大众化传播提供了物质基础。纸张作为信息传播媒介，还对政治文化层面产生影响，尤其对舆论和新闻舆论场的形成与政治运作有着重要影响。^[44]

造纸术的发明标志着信息媒介的变革，为知识的积累和传播提供了便利。它加快了信息、知识和思想的传播速度，使人们能够通过书籍进行大规模的信息传递。随着印刷术的发明，信息的传播更加方便和广泛，通过报纸和杂志等大众传媒，人们能够更迅速地获取和分享信息，开启了民智，对执政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也意味着执政者不再能够完全控制信息的流动，他们需要调整执政方式和重点，以适应新的信息传播秩序。因此，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对社会和政治产生了影响，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变革。^[44]

宣纸因有“千年寿纸”之称，长期保存不受腐蚀和虫蛀，被广泛应用于书画创作和典籍印刷。^[45]最早提到“宣纸”一词的是唐代学者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江东地润无尘，人多精艺。好事家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古时好搨画，十得七八，不失神采笔踪。”根据《旧唐书》的记载，唐天宝二年（公元743年），各郡的贡品中包括“宣城郡船载……纸、笔、黄连等物”。一般来说，文献记载往往晚于实际发生的时间，这说明宣纸的历史至迟可以追溯到唐代，并且在唐代已经作为贡品存在。^[46]

宣纸根据配料、规格、厚度和纹理等特点进行分类，共有100多个品种，具有百折不损、吸水润墨、不腐不蛀等特点。它晕染效果满足了中国书法和绘画的需求，是中国书画艺术的最佳载体。同时，由于宣纸能够保存数百甚至上千年而不受腐蚀和破损，因此赢得了“千年寿纸”和“纸中之王”的美誉，并广泛应用于典籍的珍藏。^[46]

制作宣纸选用泾县及周边地区的沙田稻草和青檀皮作为原料，这是两种纤维的混合物。制作宣纸需要使用当地独有的山泉水，且水质要求相当严格。原料经过反复的浸泡、清洗、蒸煮和摊晒，采用日晒雨淋的方式进行自然漂白。然后将原料分别制作成皮料浆和草料浆，根据纸张的要求按不同比例进行配浆，再经过捞纸、晒纸和剪纸等100多道手工工序，将青草变成白纸。整个制作过程历时3年。^[45]

2006年，宣纸制作技艺被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在2009年，宣纸制作技艺还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45][46]宣纸的传承人众多，有毛胜利、邢春荣、曹光华、朱建胜、孙双林、汪息发、郑志香、罗鸣等人，其中毛胜利，宣城市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晒纸工，宣纸非遗传承人。他从事宣纸制作35年，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获第四批“大国工匠”、敬业奉献类“中国好人”等荣誉称号。^[46][47]

陕西凤翔县是秦故都雍城遗址所在地，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就开始在这里造白麻纸。在唐代之前，白麻纸占据主导地位，用于雕刻佛经、书写契约和裱糊墙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皮纸和竹纸逐渐取代了白麻纸的地位，并在宋代之后成为主要的纸张类型。到了明清时期，白麻纸的生产逐渐减少，几乎停止。这是因为白麻纸的原料供应受到限制，无法与竞争对手的皮纸和竹纸相媲美。尽管如此，白麻纸因其纯净的原料、高拉力和耐久性而备受人们喜爱。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近代机制纸的出现，白麻纸的地位被取代了。^[48][49]

尽管机制纸取代了手工纸的大部分应用，但在书画家们的眼中，宣纸仍然是他们的首选。然而，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对宣纸的需求急剧增加，但宣纸的生产无法满足需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80年，陕西省轻工研究所与凤翔县纸坊生产队合作，通过对传统白麻纸工艺的研究，成功试制出凤翔书画纸。这种纸易于发墨，不会显得呆板，具有水浑和笔痕，适合书写和绘画，也适用于拓印和裱糊。与其他宣纸相比，凤翔书画纸的质量略低于微宣等宣纸，但优于其他宣纸。这种纸的出现为书画爱好者提供了方便，使他们能够随时进行书写和绘画。^[48]

陕西长安区楮皮纸是中国手工纸中除麻纸外历史最悠久的一种，早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发明。明代王宗沐《江西省大志·精书》和宋应星《天工开物·杀青》卷中，都记载了造楮皮纸的技术，但过于简略，不能充分反映实况。2008年，楮皮纸制作技艺被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0][51]

楮皮纸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张逢学精通手工造纸的十四个步骤，包括采集原料、剥皮、没泡、燕皮、碾压、漂洗、踏礁、切翻、捣浆、抄纸、除水、晒纸、揭纸等。张逢学曾多次参加国内外的手工造纸技艺展演，他还专注于研究和提高纯楮皮的采集、加工和成纸的技术特性，他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进行了长达八十多天的造纸技术展示。张逢学被西安市群众艺术馆聘为“民间艺术家”，现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52]

四川省乐山市夹江县素有“蜀纸之乡”的美称，其造纸业拥有悠久的历史，可追溯到三、四百年前。最初创立于明末时期，在清代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到了清代中期，夹江已能生产出质量较好的书写用纸，到了光绪年间更是能够制造出优良的纸张。然而，在解放前，由于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压榨和洋纸的竞争，夹江造纸业未能充分发展。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夹江县的造纸业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并得到了人民政府的支持。在这种支持下，夹江造纸业取得了迅速的发展，设备不断更新，技术不断改革，纸张的质量也逐步提高。从科学技术史的角度来看，夹江造纸业保留了传统古法的造纸技术。^[53][54]

夹江竹纸以古法手工舀纸术制作，从选料到成纸共有15个环节、72道工序。以嫩竹为主料生产的夹江手工书画纸具有洁白柔软、浸润保墨、纤维细腻、绵韧平整等特点。2006年，以夹江竹纸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至2023年，夹江县还有百余家手工制纸坊，为市场提供书画用纸。^[54]

夹江竹纸制作技艺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杨占尧。他家的房子成为当地的焦点，拥有“状元书画纸厂”“竹纸制作技艺展示基地”“古法造纸培训基地”等牌匾。他的家是一幢川西南传统建筑，与传统造纸工艺一起，见证了造纸悠久的历史。杨占尧是一名手工造纸能手，以能抄出一丈二尺的大国画纸而闻名，被县里评为“纸状元”。他家的造纸工艺源自300多年前的移民浪潮，先祖从湖北迁徙至夹江，并通过学习手工造纸技艺逐渐建立了家族事业。杨家将手工造纸技艺作为传家之宝，已经传承了12代。^[55]

西双版纳的傣族造纸技艺在傣语中被称为“嘎拉纱”，其原料是产自西双版纳傣族地区的一种构树，傣语中称为“郭纱”。西双版纳傣族采用原始的浇纸法进行手工造纸，所制成的傣纸具有洁白细腻、防腐防蛀的特点。自古以来，傣纸一直是西双版纳地区佛教经书和傣文经典著作的重要载体，尤其适用于纸扎和普洱茶的包装。傣纸的制作方法是采用固定式帘模，每一张纸都是通过浇水的方式制作而成。如今，傣族人仍然使用芒团手工纸来抄写上座部佛教经文和傣文经典，并且还制作宗教仪式所需的纸张。^[56]2006年，傣纸被纳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57]

岩坎是傣族传统造纸技艺的传承人，他在曼召村党支部的带领下注册成立了曼召传统手工造纸专业合作社。他通过组织集中培训，将自己的技术经验传授给村民，提高了傣族传统造纸的销量和村民的收益。合作社统一购买原材料，并将成品纸进行统一回收和销售，实现了产业链的延伸。如今，曼召村的纸张年产量超过一千万张，村民的收入也显著提高。为了满足市场需求，曼召村还引进了专业设计师创新开发新产品。岩坎的努力使傣族传统造纸成为村民稳定的经济来源，并为传统手工艺的传承做出了贡献。^[57]

（傣纸）

藏纸是藏族民间手工纸品，藏语称拍畜。流行于青海、西藏等地区。分厚、薄两种。其制作方法是将“瑞香”（灌木）的根、茎、皮，浸泡于水中，数日后用狼牙棒搅拦成浆。然后将纸浆均匀地摊在长方形框架绷起的粗布上，待晒干后从布上揭下，稍加修剪即成。内含微毒，昆虫不咬，且坚韧耐久。常以抄印经卷、印制藏钞、书写函件等。^[58]

次仁多杰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藏族造纸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的家族世代从事藏纸制作，爷爷、父亲和叔叔都是手工艺人。尽管雪拉藏纸业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受到了新型纸张的冲击而衰落，次仁多杰却坚持制作藏纸，并将作坊搬到尼木县的扶贫开发手工艺园，以解决制作藏纸的困难。然而，藏纸制作仍然面临着原材料匮乏、工艺复杂和销路不畅等问题。目前，次仁多杰的大儿子被评为拉萨市级非遗传承人，小儿子为县级非遗传承人。^[59]

纳西族丽巴纸，也称为白地纸，是一种独特的纸张制作技艺，保存于中国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三坝纳西族乡的白地村。白地是纳西族东巴文化的发源地，而东巴纸则是东巴文化中用于写经的纸张，在滇西北地区比较盛行。东巴纸的原材料采自当地独有的植物阿当达，经过鉴定为瑞香科丽江尧花。制作过程包括采集原料、晒干、浸泡燕煮、洗涤、春料、再春料、浇纸、贴纸、晒纸等工序，使用的主要工具有纸帘、木框、晒纸木板和木白等。东巴纸的活动纸帘相当独特，晒纸过程明显受到浇纸法的影响，同时也带有抄纸法的痕迹，展现了中国造纸术与印度和巴基斯坦次大陆的造纸法的融合。白地东巴纸色白且质厚，不易受虫蛀，可长期保存，其中20世纪40年代的调查，用白地东巴纸书写的东巴经典有五千多卷。白地东巴纸对于弘扬东巴文化做出了贡献，同时也是研究中国手工造纸的实例之一。^[59][60]纳西族手工造纸技艺”于2006年5月入选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61]

纳西族的和袁是纳西族手工造纸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他熟练掌握手工造纸的工艺流程和基本技术要领，包括采集原料、剥皮、沸煮、清洗、舂chōng捣、过滤和日晒等造纸程序。和袁为纳西族手工造纸技艺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61]

现代造纸方法的核心是机械化生产，主要包括制浆、调制、抄造和加工等四个步骤。首先是制浆，可以使用机械制浆法、化学制浆法和半化学制浆法将原材料转化为纸浆。其次是调制过程，这一步骤直接影响纸张的韧性、色彩和印刷性能，以及保存期限。调制过程包括散浆、打浆和加胶与填充。最后是抄造过程，将稀的纸浆进行交织脱水，并经过一系列的处理和裁剪包装，具体包括纸料筛选、网布、压榨、压光、卷纸和包装等步骤。通过这些现代造纸方法，可以生产出质量优良的纸张，满足各种需求和用途。^[62]

费著（生卒年待考），成都市双流人，元代史学家。进士出身，授国子助教，曾任汉中廉访使，后调重庆府任总管。著有《民族谱》《器物谱》《褚币谱》《岁华纪丽谱》《成都志》等。一生对造纸技术颇有研究。费著在《蜀笺谱》中记述了当时四川造纸业的渊源、特点与名产:“今天下皆以木肤为纸，而蜀中乃尽用蔡伦法，笺纸有玉版，有贡余，有经屑，有表光。”他的《褚币谱》专门考察了纸币的产生及发展，至今仍为研究者所借重。^[37]

明朝万历年间人，在浙江天目溪旁分县九管地方，从事造纸业。当时，常山皮纸很有名。徐青也就以本地盛产的系皮为原料仿造常山纸。后来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市场的需娶，研制出一种工艺技巧难度大的长纤维薄型桑皮纸，由于这种纸质优良，用途广，邻近各县纷纷学习仿造，被誉为“徐青纸”。徐青也是银皮纸、桃花纸和现代打字蜡纸原纸的最早的首创者。^[63]

宋应星（1587~1652年），明代科学家，江西奉新县人。他经十多年的调查研究，编著了一部驰名中外的百科全书《天工开物》，于公元1637年编著完成，由友人资助出版。全书18卷，包括各种工艺技术。^[63]

《天工开物》的中卷第十三篇“杀青”篇，专门详细叙述了手工造纸工艺的全过程。在古代，各种原料造成的纸多有代称。如称皮纸为“先生”“竹纸”为“杀青”。在《天工开物》“杀青”篇中，分成序言、纸料、造竹纸、造皮纸等四段。其中包括各种纸从原料准备、蒸煮、打浆漂洗、纸药（植物滑汁），以及竹制法、抄纸、压榨、烘干、成品的加工染色等。对全部造纸工艺，都作了详细阐释。在竹纸部分，并附了斩竹漂扩，煮惶足火（蒸煮），荡料入帘（抄纸），覆帘压纸，透火培干等五幅珍贵的木版图刻。因他曾任福建产纸地区汀州的推官，这些图也代表福建竹纸生产的全过程，受到国内各地及世界各国的珍视，纷纷进行翻印和转载。^[63][37]

《后汉书》明确记载造纸术的产生:“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帛者谓之纸。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渔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32]

《东汉观记》卷二上记载：“蔡伦，有才学，尽忠重慎，每次休沐，闭门以绝宾客，曝体田野。典作尚方，造意用树皮及敞布、渔网作纸。元兴元年奏上，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天下咸称蔡侯纸。”《博物志》中说:“伦煮树皮以造纸”“蔡伦始捣故渔网造纸。”《后汉书集解》称“蔡伦挫捣故布网抄作纸”。^[32]

古代也有一些比较片断的记载造纸的文献。如皮纸方面，宋代有《新安志》《徽州府志》；元代的《常山县志》；明代的《闽部疏》；清代的《广信府志》，《雪桥诗话续集》载“黄兴三造纸说”。所述造纸法与《天工开物》中所述略同。清代，严如煜所著的《三省边防备览，山货篇》颇有历史价值。据传，严如煜入陕、蜀、鄂三省交界的大巴山地区视查防务时，还亲自考察了汉中地区洋县等地竹纸制造法，各工序都有详细记载。书中还介绍了巴山竹纸在蒸煮中加用豆浆米汁的情况。严如煜在该书中还写有一首长诗《纸厂咏》，描述了造纸的全部工序。^[63]

明王宗沐（1521—1591年）所辑《江西省大志》，其中有该省生产楮纸工艺的记载，把造堵纸的原料、工具、操作程序、注意事项都作了具体说明。^[37]

清黄兴三（生卒年不详）所撰的《造纸说》，该书记录了清代的造纸法。作者将造纸法归结为十二道工序：一“折梢”备料），二“练丝”（灰腌），三“蒸云”（蒸煮），四“浣水”（洗涤），五“灰”（加药），六“曝日”（漂白），七“雪”（打浆），八“囊”（除渣），九“样槽”（调成），十“织帘”（捞纸），十一“翦jiǎn水”（压），十二“炙槽”（烘干）。使人们对清代造纸工艺有了更深的了解。^[37]

雍正《常山县志》卷一记载，浙江常山县生产堵皮纸，“其料（格皮）不产于常山，惟球川人善为之”。乾隆《雏南县志》卷四载，当时陕西雏南县输出商品中，专有“褚皮”一项。同治《靖安县志》卷一记载，江西靖安县产竹，奉新县所产竹纸即“恒取材于靖”。^[37]

民国《杭州府志》卷八十一引《本草纲目拾遗》（此书成书于乾嘉年间）记载：“乌金纸惟杭州有之，其造纸非城东淳佑桥之水不成。其法，先造乌金水刷纸，俟黑如漆，再薰过，以槌石研光，性最坚韧，凡打金以包金片，打之金成箔而纸不损。”用纸包金片以石槌打，金片成为金箔而纸仍完好，可见纸质之坚韧。^[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