鹅湖之会

鹅湖之会，中国哲学史上的一次重要辩论会，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在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寺举行。由婺学的代表人物吕祖谦出面邀集，旨在调和朱熹和陆九渊两派的学术争执，使两人的哲学观点“会归于一”。^[1]

淳熙二年（1175年）初夏，吕祖谦在结束福建之行后，朱熹送吕祖谦回浙江。途中经过江西上饶的鹅湖寺时，吕祖谦邀请了陆九龄和陆九渊兄弟前来会面，想要居中调和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之间的理论分歧。六月初，陆九渊兄弟应约来到鹅湖寺，邻近郡县官吏、学者百人列席观会。会上主要围绕治学方法展开辩论，朱熹主张“道学问”和“即物而穷其理”，即从泛观博览和对外物的考察来启发内心潜在的知识；陆九渊主张“尊德性”和“先发明本心”，不主张多做读书穷理工夫。朱讥陆为“禅学”，“便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狂妄自大者；陆讥朱是“老氏之宗旨”，学说上太“支离”。双方一连辩论三日，不仅没有达成共识，反而明确了“理学”与“心学”的分歧所在。最终，双方都未能说服对方，不欢而散。^[1][2][3]

鹅湖之会后，朱熹和陆九渊都对各自思想进行了反省和修正，推动了理学的发展。为纪念此会，理学门徒建立了鹅湖书院，成为学术交流的重要场所。此外，这种非官方性质的学术交流在中国文化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学术思想的繁荣和发展，也为后世提供了学术讨论的范例，促进了中国学术从宋到清的延续和变迁。^[4][5]

彼时朱熹、陆九渊二人名声皆传于四方，并形成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两个学派。两个学派虽同属儒学，但在治学、修养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分歧。而吕祖谦在哲学上具有兼容朱熹与陆九渊的特质，善于吸纳各学派的精华，兼取诸家之长。此外，吕祖谦与朱熹交往甚密，二人在思想上趋于一致。而吕祖谦对陆九渊有识遇、提携之恩，且对其赞赏有加，称“此人断不可失”。因此，吕祖谦想要调和朱熹和陆九渊两派的学术争执，使两人的哲学观点“会归于一”。^[2][6][7]

淳熙二年（1175年）春，吕祖谦从浙江东阳出发，在福建建瓯一带逗留了约两个多月，与朱熹共度四十多天，其中有十多天留在朱熹家中。^[2]四月二十四日，朱憙与吕祖谦在建阳的寒泉精舍开始编写《近思录》。他们共同研读周敦颐、二程（程颢、程颐）和张载的著作，感叹四位哲人的思想博大精深，理论精妙，有如醍醐灌顶。同时，他们担心初学者不知道从何入手，于是精选出六百一十二条内容，分为十四卷，编次成书。根据吕祖谦的说法，编写《近思录》是为了帮助后学者更好地循序渐进，从基础到高深，进入儒学的殿堂。这次朱憙和吕祖谦的会晤，因为朱熹所居住的寒泉精舍位于“寒泉坞”，被后世称为“寒泉之会”。此前，他们通过长期的书信讨论，思想已趋于一致，而在“寒泉之会”之后，朱熹和吕祖谦在思想上达成了高度一致，从而促成了《近思录》的诞生。在结束福建之行后，朱熹特意送吕祖谦回浙江，途中经过江西上饶的鹅湖寺时，吕祖谦邀请了陆九龄和陆九渊兄弟前来会面。^[7]

在鹅湖之会前，陆九渊与兄长陆九龄都认为即将与朱熹等人进行的学术交流是难得的机会。为了在与朱熹等人讨论时保持一致，陆九龄建议兄弟二人先进行讨论以形成共识。经过一天的论辩，最后陆九龄完全倾向了陆九渊，表示“子静之说极是”。又经过一夜思索，陆九龄把两人的基本看法酝酿提炼成一首诗，诗曰：^[8]

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留情传注翻蓁塞，着意精微转陆沉。珍重朋友勤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7]

陆九渊听罢认为第二句有些不妥，认为良知乃人之本心，而非古圣所传。陆九渊作诗曰：

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滴到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 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 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辩只今。^[9]

陆氏兄弟的诗都强调了发明本心的重要性，并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读书穷理提出了反对。陆九龄的诗“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以孟子的理论为基础，阐述了人们天生具有的良知和敬爱之心，将其视为古圣传承下来的核心。然而，陆九渊对“古圣相传只此心”这种观点微有保留，他认为每个人都有不朽的本心，不仅古代圣贤才有，用“斯人千古不磨心”纠正了陆九龄的看法。同发明本心相反的是朱熹的读书注经，陆九龄用“留情传注翻蓁塞”微讽朱熹的好作经注传疏反使本心芜塞，而以“着意精微转陆沉”慨叹尧舜孔孟发明本心的精微之学千年来的沉沦埋没，隐然有以陆九渊上接尧舜孔孟心学道统的用意，但他诗中并没有提到如何发明本心。陆九渊的“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便借用了《中庸》和《易经》中的经文来阐述发明本心的方法，强调了诚实和保养对于本心的重要性。他将自己的发明本心比喻为久经考验的泰华岑，而批评朱熹的读书穷理为支离事业，认为朱熹的学说将会终穷沉沦。^[8]

鹅湖之会在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六月五日召开，由吕祖谦主持，朱熹与陆九渊携若干门人参与，邻近郡县的官吏与学者百余人列席观会，辩论持续三天。^[2]

朱熹与陆九渊的辩论主要围绕在治学方法上展开。朱熹主张“道问学”和“即物而穷其理”，即通过广泛的观察和阅读，探求事物的本质，以启发内心的潜在知识。他认为，学习应先致知而后存心，心与理是两码事，理生万物，心具众理，要通过“格物穷理”才能理解和掌握万理。^[2][8]

陆九渊则强调“尊德性”和“先发明本心”，不主张多做读书穷理的功夫。他认为，学习应从内心出发，探索人的内心本质，然后再广泛涉猎群书。陆九渊主张心即理，认为心与理合而为一，强调“发明本心”，以简易功夫代替朱熹的读书穷理。^[2][7]

在前往鹅湖寺途中，陆九龄与弟弟九渊形成共识。在鹅湖之会上陆九龄提议以诗作答，吟诵先前作的诗^[注1]，从道在吾心出发主张简易的发明本心，微讽朱熹的好作经注传疏反使本心芜塞，慨叹尧舜孔孟发明本心的精微之学千年来的沉沦埋没。陆九渊也吟诵途中作的诗表示自己的观点^[注2]，^[8]他的诗作张扬了其“心学”，而且讥讽朱熹的治学之道是“支离事业”。^[10]朱熹则强调问学而致知，也就是通过阅读先贤经典，探求“天理”，认为陆九渊的治学方法过于简化，忽视了对具体事物的探究和理解的重要性。^[8]

在鹅湖会上双方争辩激烈，陆九龄、陆九渊兄弟一方攻势较猛。吕祖谦在辩论双方之间进行了许多协调工作，并且虚心倾听双方的观点。然而，在会议上他没有明确表态，甚至似乎有一些偏向朱熹的倾向。^[2]

“尊德性”与“道问学”是《中庸》所提出的一种关于“尊德”与“问学”关系的概念，指君子人生修养中的不同层次与不同方面。理学崛起后，由于讲学与求知需要的凸显，这一问题便成为一个重大问题，而所谓“朱陆之争”便由此而展开。^[11]

在朱熹看来，“尊德性”与“道问学”属于两码事，是平行并列而且相互平衡的关系，所以就有了“去短集长”意在求同的努力，暗示他认为陆九渊的“尊德性”是他的短处。但在陆九渊看来，这二者不是平行或并列的关系，而是体与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陆九渊主张“尊德性”代表着“道问学”之超越的根据与先在的前提，始终发挥贯注与主导作用，坚持“尊德性”对“道问学”的价值优先性。^[11][9]

朱熹和陆九渊的分歧在于“尊德性”的首要地位，即“涵养本原”和“有基筑室”的根本不同，这源于他们心、性、理的不同构架，从而导致各自学习重点的不同，即“发明本心”还是“格物穷理”。^[9]陆九渊主张“发明本心”，反对朱熹一味读书的穷理办法，注重心性修养。而朱熹则认为要“格物致知”，认为通过读书积累知识的方法可以“居敬穷理”。^[7]

辩论会并没有达成共识，反而明确了“理学”与“心学”的分歧所在。最终，双方都未能说服对方，因此只能不欢而散。^[2]

没有参与合会的张栻也密切关注着这次的会面。鹅湖之会刚结束，张栻就致书朱熹，问“陆子寿（九龄）兄弟如何？肯相听否？”意思是陆氏兄弟为人如何、朱熹此行是否达到目的。朱熹回复表示充分肯定陆氏兄弟的为人气象，不过并没有使其达到“肯相听”的目的，并有断言：“其病却是尽废讲学而专务践履……将流于异学而不自知耳。”^[5]鹅湖之会后朱熹也做出了较多的自我反省，当十月张拭来信问及鹅湖之会情况，朱熹复信却第一次反躬自责确有屋下架屋的“支离”之病：“至于文字之间，亦觉向来病痛不少，盖平日解经，最为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义，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说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将注与经作两项工夫做了，下稍看得支离，至于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汉儒可谓善说经者。”朱熹认为自己过于注重章句的规范，导致作品的意境变得淡薄，不再与经典的核心思想相一致。但这不等于他赞同了陆九渊发明本心的心学，但却显示了他经学思想上的又一重大飞跃，开始全面重新改写、修订、整理自己的经学著作。^[8]

在鹅湖之会后，朱陆之间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不快沉默和旁攻侧击。然而，双方也逐渐恢复了往来。淳熙四年（1177年），陆九龄写信给朱熹问及礼制，淳熙五年夏（1178年），陆氏兄弟两次致书朱熹“自讼前日偏见之说”，双方关系有所缓和。淳熙五年秋，二陆高弟子刘淳叟经吕祖谦引荐，来访朱熹并进行讲论，为陆九龄与朱熹的再次相见创造了良好氛围。^[8]

淳熙六年（1179年）二月，朱熹赴南康任途中，陆九龄再偕刘淳叟在三月前往铅山访朱熹，两人在观音寺相谈三天。这次会见中，陆九龄表现出对朱熹学说的认同，逐渐转向朱熹的观点。朱熹在《祭陆子寿文》中提到陆九龄从鹅湖之会到观音寺之会的变化，赞赏他“降心以从善”。虽然陆九龄转向朱熹，但两人在具体问题上仍存在分歧。淳熙六年九月，陆九龄在给吕祖谦的信中提到自己已幡然认为鹅湖之会的观点为非，并表示要“著实看书讲论”。然而，陆九渊依旧坚持他的“心学”观点，尽管在方法论上有所转变，但在核心理念上并未改变，始终未能完全认同朱熹的学说。^[8]

淳熙八年（1181年）春天，陆九渊携弟子到南康军（治所星子县）拜访朱熹，意在请朱熹为亡兄陆九龄书写碑文，即吕祖谦所撰的《陆先生九龄墓志铭》。陆九渊的到来让朱熹非常高兴，两人相谈甚欢。朱熹还邀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学。这一次，陆九渊主讲《论语》中关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一章。他认为，要以义利来区分君子和小人，关键在于分辨他们的心志。对于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去做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这主要是因为各人的“志”不同。追求功名利禄的人，有的心志在于谋求升迁发财，他们读书只是为了谋生计，这样的人是“喻于利”的小人；而有的人的心志在于为国家和人民谋福利，他们会“先顾及天下之忧而忧，后顾及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人是“喻于义”的君子。陆九渊以心志高下来鉴别人的品德，不仅表达了他的心学理念，也为自己的心学观点进行了辩护，强调了心学与现实生活的密切关联。对于这次演讲，朱熹的评价是“发明敷畅，则又恳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盖听者莫不悚然动心焉”。在场气氛十分热烈，所讲精妙之处学子喝彩。^[8]此外，是否应该因为思索而形成观点、因讲学而产生议论、因规模较大而在教学中设置标准版本，是朱陆南康之会上争论的核心议题。而这三个议题又与鹅湖之会时讨论读书讲学是否必要密切相关。^[12]

演讲结束，朱熹站起身，向陆九渊致意，并直言“熹当与诸生共守，以无忘陆先生之训。熹在此不曾说到这里，负愧何言！”随后，朱熹还邀请陆九渊将讲课内容整理成《讲义》，并在书院刻碑立碑。他还亲自为《讲义》写了一篇跋文，以此表明两人在义利之辩上达成了共识。此次南康之会朱陆二人的根本分歧仍然没有消除，但没有当年鹅湖之会的剑拔弩张，而是较为平和，气氛融洽。^[8]

朱陆二人的无极太极之辩，起于淳熙十五年（1188年），但实际争论早在淳熙十二年（1185年）之前就开始了。淳熙十二年初，陆九韶开始与朱熹争论无极太极问题，陆九渊随后延续了这一争辩。^[13]

淳熙十五年（1188年）四月十五日，陆九渊给朱熹写了一封长信，提出了他的观点：太极本身就是万化根本，无形而有理，在太极之上加无极无异于床上叠床，多此一举，强调“极”字应训为中。朱熹在回信中反驳道，“极”字原义指至极或极限，而非中；极言其有理，无极言其无形，无极不为多余。他批评陆九渊将阴阳直接等同于道，混淆了形上形下的区别。^[13]

陆九渊继续批评朱熹在无极太极上绕圈子，认为朱熹实际上并未真正理解太极，他坚持太极之上加无极会混淆儒家的人伦根本，重申“极”应训为中，并批评朱熹将太极定义为“不传之秘，无物之前阴阳之外，不属有无，不落方体，迴出常情，超出方外”，这是禅宗的说法。朱熹在回应中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并表示不愿再继续争辩。^[13]

最终，朱陆双方在无极太极问题上的辩论未能达成共识。朱陆的这次无极太极之辩，实际上讨论了三个主要问题：有无无极的问题，阴阳定性的问题，以及“极”字训中或训至问题。^[13]

在易学之阴阳说问题上，亦体现了朱熹与陆九渊思想的分歧。陆九渊“阴阳即道”坚持一阴一阳就是形而上者的思想与其“天人本一”、“内外合，体用备”等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朱熹的“所以阴阳者道”坚持阴阳是形而下的、道是形而上的，与其理本论也是一以贯之的。^[14]

在对于《易传·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的理解上，朱熹秉承了程颐的观点，认为阴阳是气而非道；他认为道是超乎所有形器之上，具有支配决定权的本体，阴阳之气只是形器而已。而陆九渊坚持《易传》本来的的观点，站在心学立场上反对朱熹把阴阳说成形器的观点，强调阴阳就是道，一阴一阳之变化流行便是道本身。陆九渊反对将阴阳和道想分割裂看待，他认为阴阳和道是一样的，都是形而上。^[14]

曹立之，本名建，字立之，来自江西赣州。^[15]曹立之原是陆九渊的门下弟子，但在师从陆九渊期间发现陆氏学说不符合自己的理念，于是改为学习朱熹的学说。淳熙六年（1179年），曹立之前往南康拜访朱熹求学，朱熹对这位学子颇为赞赏。淳熙十年（1183年）二月，曹立之去世，朱熹在同年五月为他撰写了墓表。在这篇墓表中，朱熹详细描述了曹立之改变学派的经过，并对他本人表示赞扬，然后对陆九渊的学说进行了批评。朱熹的《曹立之墓表》似乎有借曹氏之名攻击陆氏学说的嫌疑，他将曹立之改变门庭的原因归因于朱学和张学的“穷理益精”，而将陆学描述为只注重顿悟的禅学。朱熹对陆学的讽刺和批评引起了陆九渊及其弟子的强烈不满。^[7]

淳熙十一年（1184年）二月，朱熹特意将墓表寄给陆九渊，并在信中询问陆氏对《曹立之墓表》的看法。陆氏本就对曹立之离师求学的行为感到不满，而朱熹寄来墓表更是雪上加霜。陆九渊尤其认为，朱熹所撰的墓表对曹立之的经历有很多不准确之处，并希望朱熹能够修改以符合事实。曹立之事件的爆发让朱陆二人本就紧张的学术关系急转直下，愈发不可调和。^[7]

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世称东莱先生，婺州（今浙江金华）人，南宋理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其开创“金华学派”（又名“婺学”“吕学”），与朱熹、张栻shì并称“东南三贤”。^[16][17][18]

吕祖谦出身“东莱吕氏”，自幼随父在福建任所，师从林之奇。至临安，师从汪应辰和胡宪等人。后以祖致仕恩，补为将仕郎。隆兴元年（1163），其参加礼部进士科考试，获赐进士及第，又中博学宏词科^[注3]，特授左从政郎。乾道二年（1166），回乡为母守孝。乾道六年（1170），重新担任太学博士，并兼任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乾道八年（1172年）二月，其父去世，久居明招山守墓服丧。淳熙三年（1176年），因李焘推荐，升任秘书省秘书郎。因参与修订《徽宗皇帝实录》《圣宋文海》，得到了孝宗的褒扬。^[19][20]淳熙二年（1175年），吕祖谦邀请朱熹与陆九渊等人参加“鹅湖之会”，首开书院会讲之先河。淳熙八年（1181），吕祖谦病故，享年四十五岁，入葬明招山麓吕氏家族墓地。^[21]嘉定九年（1216年），宋宁宗赐谥号“成”；嘉熙二年（1238年），宋理宗改谥“忠亮”；景定二年（1261年），追封吕祖谦为开封伯，配享孔庙。^[22]

吕祖谦在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上折中调和朱子理学、陆氏心学，对永康学派、永嘉学派的“事功之学”也有所吸收，为学讲求务实致用，兼取诸家之长。^[6]吕祖谦一生著述颇丰，著有《易说》《春秋左氏传说》《周易系辞精义》《历代制度详说》等，并与朱熹合编《近思录》。^[18]南宋理学家朱熹评价曰：伯恭有蓍shī龟之智而处之若愚，有河汉之辨而守之若讷，胸中有云梦之富而不以自侈，词章有黼fǔ黻fú之华而不易。^[23]

朱熹（1130年－1200年），小名沋yóu郎，小字季延，字元晦，又改为仲晦，号晦庵、晦翁，号云谷老人、沧州病叟等，世称紫阳先生、考亭先生等，祖籍婺源（今属江西婺源县）松岩里，出生于福建南剑（今福建南平）尤溪县城外毓yù秀峰下郑氏馆舍，南宋哲学家、教育家、两宋理学的集大成者。^[24]

朱熹自小聪明，少年丧父，遵从父亲遗命，受学于胡宪、刘勉之、刘子翚，遍学佛、道、儒经典，南宋高宗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朱熹考中进士，曾任同安县主簿、知南康军、知漳州、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等职，为官清廉，政绩显著。期间，他拜李侗为师，受其影响，开始深入研究儒家理学，构建闽学体系，并聚徒讲学。宋宁宗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在韩侂胄的支持下，南宋朝廷掀起了反道学的高潮，朱熹被视为“伪学之魁”，闽学也被禁，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三月，朱熹病逝，葬于建阳县唐石里后塘九峰山下大林谷。嘉定二年（1209)诏赐“文”，理宗时赠太师、封“信国公”，后改“徽国公”，从祀孔庙。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诏升“先贤朱子于十哲之次”。^[24]

朱熹以继承伊洛传统为己任，以二程思想为基础，充分吸收北宋其他理学思想家的思想营养，建立了集两宋理学之大成的理学体系，世称“程朱学派”，^[17]朱熹理学，在明清两朝被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朱熹积极从事教育活动，所到之处热衷开设书院与州县学校；其重建白鹿洞书院时手订的教规，成为全国书院典范。生平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都有不同程度贡献，并对绘画、书法、诗词、金石篆刻等亦有很高的造诣。曾吸收当时科学成果，提出对自然界变化的某些见解，如关于阴阳二气的宇宙演化说，如从高山上残留的螺蚌壳论证地质变迁说等。朱熹学术著作甚富，有《四书章句集注》《易本义》《诗集传》及后人编纂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等。^[24]

陆九渊（1139年-1193年），字子静，后世尊称为象山先生，江西抚州金溪（今江西临川县）人。于南宋高宗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在一个逐渐衰落的宗法式大家族出生，死于光宗绍熙三年十二月（公元1193年）。陆九渊性情早熟，三四岁时便为思考“天地何所穷际”而“忘寝食”，八岁时读孔孟、二程之书，便察觉到他们之间的不同，后来读到古书中对“宇”、“宙”二字的解读，顿悟明白“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他年少时听闻靖康年间夷狄乱华之事，很有慷慨复仇之意。^[25][26]

陆九渊仕途不算顺利，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才考中进士，此时他已经33岁，在这之后，其学说的影响力才渐渐扩大。^[27]陆九渊于淳熙元年（公元1174年）被任命为迪功郎和隆兴府靖安县主簿。次年，应吕祖谦之邀，他与陆九龄一同与吕祖谦、朱熹在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寺会面。这次会面被称为鹅湖之会。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他调到建宁府担任崇安县主簿，并在崇安滋㳕lán进行讲学。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率门徒到南康拜访朱熹。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得荐为国子正，赴国学，讲《春秋》，享明堂，为分献官。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主管台州崇道观闲职，归江西故里讲学。次年，在江西贵溪应天山讲学，建“精舍”。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改应天山名为象山，是谓象山先生。绍熙二年，为抗金侵犯，防守荆门，主动赴任荆门军，严边防、改弊政、修郡学，达到了“政行今修，民俗为变”的程度，次年去世，谥号文安。^[25][26]

在哲学学术领域，陆九渊自视为孟子之正统，又多受佛教禅宗的影响，建立起“心学”流派的逻辑结构，将“心”之范畴提高到了宇宙本体的高度，主张“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提出了“心即理”，“发明本心”，“尊德性而后道问学”，“切己自反”等观点，其讲学语录整理出版为《陆九渊集》，《象山先生全集》等。^[28]

陆九龄（1132-1180年），字子寿，人称复斋先生。抚州金溪（今江西抚州市金溪县）人。父亲陆贺，陆九龄是其第五子。长兄陆九思、二兄陆九叙、三兄陆九皋、四兄陆九韶。陆九龄与小弟陆九渊并称“二陆”。妻子为吴爱卿。陆九龄的家庭成员众多，包括祖母、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其他陆氏后裔、家属子女和仆人等，总人数有数千人之多。然而他的家庭以孝悌和谐著称，受到了宋孝宗的赞赏，称其家庭为“满门孝悌”。后来，宋理宗也颁诏表彰陆氏义门，称赞他们家族十代人都能和睦相处、仁爱谦让。^[29]

陆九龄从小就聪慧端庄。十岁时，他的母亲去世。稍长大后，陆九龄进入郡学求学。当时秦桧掌权，程氏学派衰微，陆九龄对新任的博士学黄老儿不遵循理法的境况感到不满。于是他回到家中跟随父兄学习。时任吏部员外郎的许忻退居临川，与陆九龄相识并畅谈将当代的文献知识尽数告诉他。于是，陆九龄更加努力学习，精通了阴阳、星历、五行、卜筮等学问。进入太学后，由司业汪应辰推荐为学录。他在乾道五年（1169年）时考取了进士，被调任桂阳军教授，后改去兴国军，还没到任，正赶上湖南茶商到庐陵起事，风声传到临郡，人心惶惶。陆九龄临危受命，表示“文事武备，一也。古者有征讨，公卿即为将帅，比闾之长，则五两之率也。士而耻此，则豪侠武断者专之矣。”调遣屯兵来防御，闲时与乡里的子弟练习射箭。敌人虽未至，但让人忌惮而保护了郡县的安全。陆九龄到兴国，严格要求自己，通过劝勉安抚百姓，并引导人们求学，当地的求学氛围逐渐浓厚起来。不到一年，由于继母去世，他辞去了职务。服丧期满后，他被调到全州担任教授，但还未上任便病倒了。^[30]

陆九龄四十九岁去世，被追赠为朝奉郎、直秘阁，谥号为文达。有著作《复斋文集》。吕祖谦称之："所志者大，所据者实。有肯綮之阻，虽积九仞之功不敢遂；有毫厘之偏，虽立万夫之表不敢安。公听并观，却立四顾，弗造于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29][30]

鹅湖之会举办的地址在信州（近江西上饶）鹅湖寺。鹅湖寺最初建于唐代大历年间，最初称为仁寿院，后来因山名而改名为鹅湖寺。鹅湖山最早的名字是荷湖山，因山上原有一片湖泊，夏日时荷花盛开，因此得名荷湖。据传说，在东晋时期，荷湖山上有一位隐士养着一群红鹅，后红鹅腾云驾雾而去，鹅去湖空，便改荷湖为鹅湖。^[8]

之后，在南宋嘉定年间（公元1208-1224年），由于理学在“庆元党案”后的磨难，正值“嘉定更化”，理学得到了充分发展的机会。为了纪念几位理学大师的鹅湖之会，人们在鹅湖寺旁建立了四贤祠（或称四贤堂）。鹅湖寺位于山麓，靠近官道。四贤祠后来改名为鹅湖书院。在淳熙十年（公元1215年），朝廷赐名为文宗书院。虽然四贤祠的具体建筑地点比较明确，但关于其建立的确切时间，志书记载较为模糊。同时，对于四贤祠建成前后的教学活动情况，缺乏清楚的记载。祠改称书院的时间和是否有教学活动，也没有明确记载。尽管有许多细节尚不清楚，目前鹅湖寺旁的鹅湖书院依然存在，但寺院本身，无论是在峰顶的，还是在山麓的，都已经被毁了。^[31]

关于鹅湖之会的地点，学界存在一些争议。有的学者认为是在今江西上饶，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是在今江西广信。陶跃生在考证鹅湖寺的地点时指出：“信州鹅湖寺”既非位于今江西上饶，亦非位于江西广信，而应该是位于今江西铅山：《象山全集》卷三六《年谱》中有一句：“复斋与张钦夫书云，某春末会元晦于铅山”，由此可见鹅湖寺所在地应该是铅山。^[32]

学者李才栋指出，鹅湖寺实际上有两个位置。一个位于鹅湖山的山顶，是唐代大义禅师所建。宋代咸平年间，另一个鹅湖寺在鹅湖山麓官道旁再次修建，与山顶的寺院同名，都称为“慈济寺”，由同一方丈主持。一般来说，山顶的鹅湖寺被称为峰顶寺，而山麓的鹅湖寺则被称为大佛寺。朱、陆等人举行的鹅湖之会是在山麓官道旁的鹅湖寺举行的。^[31]

鹅湖之会后，朱熹和陆九渊都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反省和修正。朱熹认识到自己在论辩中的不足，承认自己有陆九渊指责的“支离”之病，并积极与陆九渊交流，肯定对方注重涵养、收敛本心的长处，表示要“去短集长”。他重新修订自己的经学著作，思想上有了重大飞跃。陆氏兄弟也进行了自省，并与朱熹继续讨论学术问题，意识到朱熹的读书穷理在认识中的作用。^[8]

鹅湖之会体现了中国古代学术界自由讨论的精神，继承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传统。它不仅仅是一次学术争论，更是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与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之间的思想交锋。此后，双方继续进行学术交流和辩论，推动了各自学派的发展，明晰了道学与心学的基本分歧。这种非官方性质的学术交流在中国文化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学术思想的繁荣和发展。它为后世提供了学术讨论的范例，促进了中国学术从宋到清的延续和变迁。尽管中国封建社会大部分时间里存在政治和思想专制，但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下，学术辩论模式促进了学术思想的发展与创新。^[4]

鹅湖之晤，亦称为第二次鹅湖之会，是指南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年），陈亮与辛弃疾在鹅湖寺的会面。这次会晤仿照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吕祖谦、陆九龄、陆九渊等人的“鹅湖之会”，故被称为“鹅湖之晤”。^[31]

淳熙二年的鹅湖之会对南宋的学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十三年后，陈亮仿效这一传统，约请辛弃疾、朱熹在铅山紫溪相会。虽然朱熹未能到场，但陈亮和辛弃疾在鹅湖相聚，共同讨论时事和学术，逗留了很长时间，因此也被称为鹅湖之会。这次会晤的规模不及淳熙二年的鹅湖之会，也不以争议著称，更多的是两位文化名人之间的思想交流，但在文学史、思想史和教育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后世也多次在鹅湖书院举办学术会议，以纪念这两次重要的历史会面。现代学术界继续在这里举办研讨会，吸引海内外知名学者参与，发扬鹅湖之会的自由讨论和学术交流精神。^[31]

为纪念鹅湖之会，理学门徒建立了鹅湖书院。鹅湖书院有着800余年的历史，在宋时书院被列为“四大书院”之一，藏书量最高曾达三万余册。其先后被两位皇帝题名赐字，宋理宗赐名为“文宗书院”，康熙亲书并赐“穷理居敬”匾额和“ 章岩月朗中天镜，石井波分太极泉”楹联，盛极一时。自宋代至清代，鹅湖书院多次因战火毁损又多次修建，并于清朝公元1717年进行扩建，新筑山门、牌坊、大堂、浮池、拱桥、碑亭、御书楼；两侧更修建厢房数十间，作为士子读书之所。^[33]

书院内的君子路寓意高贵品格，状元桥和泮池象征前程似锦，书院石牌坊已有500余年历史，刻有琴、棋、书、画、葫芦、朱笔、香囊等图案。^[33]鹅湖书院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的单位，上饶市政府为保护书院投资410万元进行了全方位保护，开展保护石质文物、防治白蚁等工程。并且鹅湖书院每年都会开展读书会、成长礼、辩论赛、经典诵读、书画大赛等文化系列活动。^[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