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话

长沙话，又称长沙方言。长沙方言属于湘语长益片长株潭小片，^[1]是湘语的代表方言，目前也被认为是新湘语的代表方言。^[2]长沙方言指长沙市内五区（芙蓉、天心、岳麓、开福、雨花）和长沙县的方言。^[3]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长沙市全市常住人口为10047914人。^[4]据杨铭2016年《长沙居民方言使用现状调查研究》，长沙居民中80.1%的人会用到长沙方言，^[5]即长沙方言的使用人数约为800万。长沙方言目前存在着新派与老派的内部差异，主要指长沙县南北两片各乡镇，还包括市郊的洞井等地，与市区话在语音上的差异。^[2]长沙市区内目前新派居于多数，在郊区及农村则仍为老派。城郊的差异其实也是新派与老派在语音上的差异，主要表现为尖团合流与否、是否分ts组和tʂ组、是否分oŋ、ioŋ 和ən、in等。^[6]

以长沙方言为代表的湘语是在春秋战国时的楚语发展为汉代的南楚语，并历经北方汉族人南下，与湖南境内的少数民族交流、融合过程逐渐形成的。^[7]近代以来众多学者对长沙方言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发现了其在演变过程中产生的老派与新派的差异。据《长沙方言词典》研究，长沙方言的语音有声母23个（包括零声母）；韵母41个，包括自成音节的[m̩、n̩]在内；声调6个，不包括轻声。^[6]词汇中有应用广泛的子尾和一些独特的述宾型动词及特定的形容词结构。语法中有富有地域特色的动态助词、语气词和与普通话差异较大的特殊语序和特殊句式。^[3]长沙方言中也有一些本字，用来在书面上表示一些长沙方言中常用的特有发音的词。^[8]作为湖湘文化在语言方面的外在体现，长沙方言与湖湘文化互为表里、相辅相成，蕴含着老长沙的文化内涵。长沙方言在以湘剧、花鼓戏、长沙弹词、相声等为代表的方言曲艺、方言歌谣、方言文学和方言俗语中得到了极大的展现和传承。^[7]但随着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力推广普通话和改革开放后长沙涌入大量外来人口，长沙话在社会上总体呈现出一定的衰微趋势，并出现了一种长沙“塑料”普通话。^[9]目前，对于长沙方言的保护与传承方面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两大类：一类是由官方整理，归纳历来文献与资料；另一类是借助于广播、报纸、影视等大众传播平台进行宣传，提高方言在民众间的普及度。^[10]

上古时期，湖南境内居住着扬越、巴、濮pú、苗蛮等少数民族，当时的语言状况已难以考知。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荆楚势力逐步入主湖南。楚人大量移民湖南，带来了他们的语言。从民族来源看，楚应该是华夏的后裔。楚语应该可以说是当时中原地区华夏语在楚地的地域变体，二者之间存在方言差异。^[7]楚国地理位置特殊，古代楚语分布于包括湖北、湖南在内的长江中游一带，楚语除了与北方的华夏语同源并长期多有交流外，还可能与西方的藏缅语、南方的苗瑶语和东南的壮侗语都有接触。楚国政权建立后，与中原政权长期处于敌对状态。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楚国当局必定会加速与当地土著民族的交流和融汇。因此楚语应该吸收了多种语言成分。^[11]

东汉扬雄的《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中有不少以“江、湘“为主的地理名称，这些地理名称中的“江“就是现在的长江。“湘“就是现在的湘江。《方言》里还出现了不少以“南楚“为主的地理名称。^[7]《史记·货殖列传》说：“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在扬雄所处的东汉时期，南楚即今湖南长沙及周边地区的方言与狭义的楚地（即今湖北大部分地区）的方言已经出现了较大的差异，前者便是现代湘语的前身。^[11]

以长沙方言为代表的湘语是在北方汉族人南下，与湖南境内的少数民族交流、融合过程逐渐形成的。虽然湘语的历史非常悠久，但是少数民族一直是湖南境内的主要民族成员。^[7]秦汉时期，汉族主要分布在以常德为中心的沅水、澧水中下游地区和以长沙为中心的湘江中下游地区。后来随着汉人不断移民南迁，湘语也逐渐成为湖南地区的主流方言。^[11]

湖南境内气候温润，土地肥沃，汉族人从原来居住的中心区域向周边地区移民相对便利，汉语正是首先传播到湖南的中心区域，后期再从这里进一步传播到周边地区的。^[11]当湖南周围的方言都不同程度地被其他方言取代以后，湖南中部仍顽强地保留了比较典型的湘语。长沙、湘潭、株洲、衡阳、娄底、邵阳等湖南中部的较大城市自有其向心力。^[7]虽然它们由于人员流动的日益频繁而受到外来方言的强烈影响，但地域以及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方面的优势所带来的方言优势使得湖南核心区域的方言不断巩固和坚守着自己的地位。像长沙这样省内最核心的中心城市，在相对于省内其他区域方言的优越感的作用下，长沙话的地位似乎有增无减。^[3]

清代时已有学者对长沙方言进行研究，记录了长沙方言的音韵，其中已能够看出与现代长沙方言一致的特点。在1685年的《康熙长沙府志》中，便如此记载长沙方言的特点：“徐曰齐，赚曰站，山三同音。”^[10]清同治6年（1867年）修《长沙县志》和光绪3年(1877年）修《善化县治》的风土卷中，也有一些长沙方言词语的记录和解释。^[12]例如：

黄芽白，白菜别种也，其种来自京都。薤xiè，一名蕌lěi子。芹有水芹、旱芹。蕹菜有藤蕹、子蕹wèng。子规（俗名阳雀）、凫fú（俗名野鸭、水鸭）、黄雀（俗名山麻雀）。

这些方言词与今天的长沙方言完全一致，但都是为说明本地物产而记录的，还不是有意识的方言研究。^[12]

《训诂gǔ谐音》是已知最早的，以19世纪长沙读书音为语音基础的训诂学著作，由“星沙槐荫主人”编撰，“星沙淡云子”校。“星沙”即今长沙的别称，此书于光绪壬午年（1882）由唫楳méi书室刊刻，现藏湖南图书馆。^[13] 此书正文分平上去入四卷，平上去各辖十六韵，入声七韵，共五十五韵。正文起首先标韵类，下注此韵所含音节数：每同音的字为一组，不注反切或直音，而“选易识字标首”，字下有简单释义。^[12]

《湘音检字》是晚出《训诂谐音》半个多世纪的另一部长沙方言韵书，编者李旦冀，于1937年8月由长沙文印书局石印出版。^[13]《湘音检字》记录二十世纪初的长沙读书音和口语音，书中称读书音为“通读音”，与读书音对立的口语音通过“或音”和“俗音”表现。据考证，《湘音检字》在编排上继承了《训诂谐音》的很多做法，且其读书音体系与《训诂谐音》音系完全一致，但口语音与之差别较大。^[12]《湘音检字》用注音字母及附加符号记录了长沙方言一万一千八百多常用字的读音，是了解当时的长沙方言的重要资料。^[14]

杨树达从1925年开始陆续发表《长沙方言考》《长沙方言续考》，后编入《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他援引古籍数十种，根据音同、音近、音转的关系考求长沙方言本字，共考长沙方言词125条，大多已为后人采纳。30年代时黎锦熙与赵元任关于长沙方音字母进行通信，他们着重讨论了长沙方音的尖团问题。^[3]另外，1935年秋，前历史语言所对湖南方言作了普遍的调查。这次调查的成果由杨时逢整理，于1974年在台北出版，书名《湖南方言调查报告》。长沙方言部分由杨时逢记音，他在附记中注明，所记为“长沙城内的新派方言“，反映长沙方言的新老差异。^[6]

近代以来，长沙方音演变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音类上由分趋合占了优势，早期处于少数派地位的新派已逐步发展成为今天的多数派。20世纪初期，长沙方言就已经由于在几个音类上分合不同而出现了不同的派别。这几个音类是：精组和见晓组在细音前是分是合（即是否分尖团）；知庄章组今洪音是分是合（即是否分ts组和tʂ组）；通摄和臻梗摄舒声是分是合（即是否分oŋ、ioŋ 和ən、in)。^[3]其中前两项即尖团合流与否、两组塞擦音的分合是区分新派和老派的主要依据。当时占优势的是分派，被视为正宗。赵元任说：“我们听的长沙话，都是分尖团的。”黎锦熙认为，“长沙尖团之分最要紧。”但其时也出现了合派，黎锦熙说：“不过近来‘尖’也有入‘团’的趋势。”杨时逢对当时长沙音系的整理，依据的是两个年龄均为21岁的发音合作人，并在附记中说，这两人“都是说长沙城内的新派方言，不分尖团”。^[6]

20世纪中叶，长沙方言中以分为特点的老派和以合为特点的新派在城区人数的比例上已有了显著变化。长沙多数人已不分尖团，不分ʦ组和tʂ组，只有部分人分尖团，保留ʦ组和tʂ组两套声母。^[3]《湖南省汉语方言普查总结报告》、北京大学《汉语方音字汇》、《汉语方言词汇》等著作都反映了这一事实。袁家骅等著《汉语方言概要》描写长沙方言虽然仍以区分尖团，区分ts组和tʂ为准，但也指出长沙大多数人不分尖团，只有[ts、tsʰ、s]一套声母。^[15]

20世纪末，在长沙城区，新派取代老派已基本上形成定局，大半个世纪以来在长沙方言尖音和团音、ts组和tʂ组等音类上的分合上，新派显然有取代老派位置的趋势。^[6]但由于城镇的扩大，郊县人原源不断进入城区，一些老派的语音又在城区扩大了（郊县仍是以老派为主）。老派和新派的共存，还将保持一个时期，整个长沙方言，到最后由新派完全取代老派，恐怕还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期。^[3]

一般认为，长沙话属于湘语，是湘语的代表方言，根据2012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卷》（第2版），长沙方言属于湘语长益片长株潭小片。^[1]长株潭小片包括长沙市、长沙县、望城县、宁乡县、湘阴县、汨罗市、株州市、株州县、湘潭市、湘潭县、南县、安乡县(南部安宏、安武、安康等区乡的绝大部分和安尤、安昌等区乡的部分地区)、浏阳县(西乡跃龙区、城郊区葛家、枨chéng冲一部分及北乡北盛区永安的大部分地区)、平江县(岑川乡)等地区。这些地区的方言特点基本一致。^[16]

长沙市位于湖南省东部偏北，湘江下游。长沙市现辖包括芙蓉、天心、岳麓、开福、雨花等五区在内的市区，以及长沙县、望城县、宁乡县、浏阳市三县一市。长沙方言指长沙市内五区（市区）和长沙县的方言。^[3]长沙市区除原属长沙县后划入开福区的高岭、捞刀河及划入雨花区的洞井等地外，其余地区的方言无明显地域差异。长沙县经撤区并乡后，现有20个乡镇。从方言角度说，大致可划为南北两片。北片包括双江、金井、开慧、白沙、高桥、福临等几个乡镇，其余各乡镇为南片。^[6]

长沙方言的内部差异，主要指长沙县南北两片各乡镇，还包括市郊的洞井等地，与市区话在语音上的差异。长沙城区内的方言同时存在新派老派。^[2]从目前情况看，新派居于多数，老派居于少数，在郊区及农村则仍为老派。城郊的差异其实也是新派与老派在语音上的差异。新老差异或城郊差异主要从以下几项来看：^[6]

老派有尖音和团音的区别，新派尖团合流。^[3]如下列五对字：妻tsʰi³³ — 欺tɕʰi³³、齐tsi¹³ — 奇tɕi¹³13、西si³³ — 希ɕi³³、小siau⁴¹ — 晓 ɕiau⁴¹、酒 tsiəu⁴¹ — 久tɕiəu⁴¹，老派五对字均不同音，新派则五对字分别同音，每一对字都读破折号右边的音。^[6]老派有ts、ts、s与ts、ts、s的区别，新派则只有ts、ts、s。^[3]例如下列十二对字（六对是知、章组与精组的区别，六对是知、章组与庄组的区别）老派均不同音，而新派这十二对字分别同音，每一对字都读右边的音。^[6]

老派有韵母oŋ、ioŋ，新派则把oŋ混入ən，把ioŋ混入in，如下列通摄舒声字的读音：^[6]

据《长沙方言词典》研究，长沙方言有声母23个（包括零声母）；韵母41个，包括自成音节的[m̩、n̩]在内；声调6个，不包括轻声。^[6][3]

长沙方言在语音方面有如下特点：^[3]

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时平声一律读不送气清音（极少例外），仄声绝大部分也读不送气清音，少数字读送气清音（据《方言调查字表》统计，约60字）。^[6]其中入声占了半数以上，如读不送气清音的有“拔、逮、寂、泽、杰”等，读送气清音的有“佩、特、悴、强”等。^[3]

晓、匣母字声母大多读[f]，例如：花[fa³³]、虎[fu⁴¹] 、灰[fei³³]、荒[fan³³]。非组字声母大多读[f]，少数字声母读[x]，例如：风[xoŋ³³]、冯[xoŋ¹³]、否[xəu⁴¹]、阜[xəu⁴⁵] 。^[3]

知庄章三组字，今细音均读［tɕ、tɕʰ、ɕ]，今洪音章组读［tʂ、tʂʰ、ʂ]，庄组读[ts、tsʰ、s]，知组多数读［tʂ、tʂʰ、ʂ]，如“绽、桌、澄、拆”等，少数读［ts、tsʰ、s]，如“茶、泽、站、撞”等。咸山摄开口三等知章组字今读[ə̃]韵，例如：瞻[tʂə̃³³]、展[tʂə̃⁴¹] 、闪[ʂə̃⁴¹]、善[ʂə̃⁴⁵]。^[3]遇摄三等鱼虞韵精组字今读[i]韵，例如：徐[si¹³]、序[si⁴⁵]、取[tsʰi⁴¹]、须[si³³]。^[3]

泥来两母洪音相混，都读[l]，例如，脑 = 老[lau⁴¹]、南 = 兰[lan¹³] 、农 = 龙[loŋ¹³] ；细音不混，泥母读[ȵ]，如：年[ȵiẽ¹³]、娘[ȵian¹³] 、聂[ȵie²⁴]；来母读[l]，如：连[liẽ¹³]、良[lian¹³]、烈[lie²⁴]。^[3]

古入声仍保存为一个独立而稳固的调类，但不带塞音韵尾，和舒声一样。古全浊上声和古全浊、次浊去声的大多数今有文白两读，文读为阴去，白读为阳去。^[3]

长沙方言有为数不少的文白异读现象，若从今音声韵调的构成来观察，有的是声母、韵母、声调的单项异读，也有的是声母、韵母、声调的多项异读。^[3]

长沙方言词汇的结构方式和普通话的基本相同，主要是复合式和附加式。^[2]绝大多数方言词的内部形式和结构方式也是一致的，如“答白”中的“白”是“话”的意思，和普通话的“道白、对白、独白”中的“白”意义相同。它的内部形式“答别人的话”，结构形式是复合式述宾型。此外，长沙方言词汇中有一些独特的名词词缀、述宾型动词和特定的形容词结构。^[3]

长沙方言里没有儿化韵，因此不可能有像北京话那样的儿化词，长沙方言应用最普遍的是子尾，而且子尾非常丰富。^[2]普通话的儿尾，长沙话往往省略或用子尾，普通话和其他汉语方言不带儿尾、子尾的，长沙话也往往加上子尾。长沙话的子尾可附加在单音节语素和双音节语素后。^[17]

附加在单音节语素后：^[17]

附加在一般名语素后面，这被加的语素有两种情况：原来不成词的语素，例如：柚子、章子(图章)、姑子、姨子、谜子(谜语)；原来成词的语素，例如：鱼子、棋子、沙子、瓜子、雪子、心子(馅儿)、门子(门路)。^[17]

附加在形语素、动语素后面，构成普通名词。例如：圆子(丸子)、长子(高个子)、干子(豆腐干儿)、挑子(小勺儿)、箍gū子(戒指)、号子(牢房，号码)、掌子(马蹄铁)、划子(小船)、索子(绳子)。^[17]

附加在量词后，构成名词，例如：条子、卷子、本子、句子、位子、个子。^[17]

附加在双音节语素后：^[17]

附加在农历二月到十月和其它时间词后，构成三音节时间词，例如：二月子、三月子、十月子、正月子、冬月子(农历十一月)、腊月子(农历十二月)、往年子、常年子、早年子、年年子、去年子、今年子、今朝子、中间子(中午)、今日子。^[17]

构成前一音节修饰后两个音节的形式：戏院子、布头子、笔尖子、铜毫子(铜元)、骨架子、洋绳子(毛线)、散票子(零钱)、耳巴子(耳光)、小粒子(小孩儿)、细火子(小火)。^[17]

构成前两个音节修饰后一个音节的形式：喜鹊子、蜘蛛子、蚂蚁子、老鼠子、指甲子、花苞子、阴天子、劲头子、兴头子、花心子、香气子、丝丝子、眼皮子、大人子、门路子、一般子、晴天子。^[17]

这组词中的绝大部分有无“子”作后缀其基本词义相同，修饰“子”的前两个音节的结构是多样的，有的是单纯词，如蜘蛛、蚂蚁等；有的是附加式，如老鼠、劲头、兴头、盼头等；有的是偏正式，如花苞、阴天、香气、冷风、肥肉等；有的是重叠式，如丝丝。^[17]

长沙方言的复合动词，就其结构类型来看，述宾型的动词占绝大多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在结构上是能扩展的。这种能扩展的述宾型动词分两种情况：^[3]

动词中插入其他成份后，并不产生新的词语，也不增加原词的意义。例如：出众（举止大方，多用于姑娘）扩展为：出不得众；松皮（意谓使人受皮肉之苦，一般用于对小孩）扩展为：松你的皮；摆矮（示弱）扩展为：摆点矮；丢它（事先打招呼）扩展为：跟他丢个它；拢边（靠近）扩展为：拢他的边。^[3]

动词插入其他成份后，构成一个新的词语。新的词语在程度上加强了原词的词义或者增加一定的新义。例如：讨嫌（惹人厌烦）扩展为：讨死嫌（非常讨嫌）；操心（费心考虑和照料）扩展为：操空心（白操心）；背时（倒霉）扩展为：背臭时（非常倒霉）。^[3]

长沙方言中有一些由四个音节组成的形容词语，其中一部分在表义上有强调程度的作用，在结构上有几种特殊的重叠形式。^[3]

“很A八A”式，这种形式可以类推，有加重语意的作用，例如：很多八多、很高八高、很早八早。^[3]

“XA子A”式，这种形式不大能类推，多含贬义，例如：沤热子热（热得透不过气来）、干冷子冷（冷得受不了）、死咸子咸（咸得没法吃）、死慢子慢（慢得令人着急）。^[3]

“XAYA“式，这种形式结构固定，不可类推。例如：擂急火急（形容很着急的样子）、挤密砑yà密（密密麻麻）、口多粒多（形容人说活办事啰嗦、不利索）。^[3]

长沙方言共有10个动态助词：咖、哒、咖哒、咖+X+哒、得、过、去来、着、起、到。长沙方言的动态助词有的读全调，但大部分读轻声，其中“咖”和“哒”为借音字。^[18]

长沙方言共有10个语气词：哆、唦shā、啊、是、咧、啵、吧、着、啦、啰。通常好几个语气词为同一语法功能服务，例如表疑问的就有6个。^[19]

状语的语序

在长沙方言中，表状态或程度的副词或形容词通常与“的”字一起，位于动词后面。带“地”的状语，在长沙的口语中很少见。例如：他吃咖一餐好的（他美美地吃了一顿）。我骂咖他一顿狠的（我狠狠地骂了他一顿）。^[3]

宾语和补语的位置

长沙活中宾语和结果补语的顺序与普通话的正好相反，即：动词+得+宾语+补语，例如：吃得咯碗饭完（吃得完这碗饭）。搬得咯块砖动（搬得动这块砖）。拿得咯个篮子起（拿得起这个篮子）。^[3]

能愿句

在长沙话中，“能愿动词+动词”的格式很少用，且能愿动词不是“能”，是“可以”；而“动词+得”这一格式是主要的。例如：冇得什么蛮多看得(没有什么太多可看的)。我就晓得我行得地方养得。(我就知道我没有地方可养)。我走得(我能走)。^[3]

“有”字句

长沙方言的“有”字除用作动词，表“拥有、占有”外，还有下列一些作用：^[3]

用于“有+蛮+形容词”，表示对某种状态的程度的肯定，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蛮”为表程度的副词，相当于“很”。例如：他咯件衣服有蛮漂亮啦(他这件衣服真漂亮)。^[3]

用于”动词+得+有”或“有+得+动词”，表示时间长或数量多。例如：咯件事实在拖得时间有，到现在还行办成，不晓得何是搞的(这件事真的拖了很长的时间，到现在还没办成，真不知道怎么搞的)。^[3]

疑问句

长沙方言所采用的疑问代词与普通话有不少不同的地方，但在用法上却相当一致。^[2]长沙方言常用的疑问代词有：哪个（谁）、么子（什么）、路么子家伙、哪里、哪块子（哪儿）、么子地方（什么地方）、几时、么子时候（什么时候）、何是（怎样）、何是样（怎么样）、何解（为什么）、几、好多（多少）等。例如：^[3]

咯是哪个屋里的崽啰？(这是谁家的儿子?)

今日子吃么子场合啰？(今天吃什么?)

你哪块子不舒服咧？(你什么地方难受?)

咯件衣服何是改啦？(这件衣服怎么改呢?)

长沙方言中有一些本字，用来在书面上表示一些长沙方言中常用的特有发音的词。^[8]

长沙是湖南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沙方言是湘语的代表方言，也是湘语中发展变化较快的一支，所以方言学界亦以长沙话作为“新湘语“的代表。^[2]作为湖湘文化在语言方面的外在体现，长沙方言与湖湘文化互为表里、相辅相成，蕴含着老长沙的文化内涵，刻画了长沙人“吃得苦，耐得烦，不怕死，霸得蛮”的地域性格，其文化底蕴可追溯到战国时期，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研究长沙方言可以从中探究长沙历史，促进语言文化多样性，同时对中国的语言研究具有极大的价值。^[7]

随着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力推广普通话和改革开放后长沙涌入大量外来人口，长沙话在社会上总体呈现出一定的衰微趋势。^[10]据杨铭2016年《长沙居民方言使用现状调查研究》，长沙居民中经常使用方言的占54.0%，偶尔使用方言的占26.1%，基本不使用的占16.7%，从不使用的占3.2%。研究数据显示，80.1%的人会用到长沙方言，并且被调查的群体有着多样性和层次性。分析统计不同性别、年龄、学历、职业、收入及在长沙居住不同年限的人群对长沙方言使用频率的状态发现，被调查者中，男性经常使用长沙方言的频率高于女性；学历越低，方言使用的频率反而越高；高收入人群中，经常使用方言的频率最低；个体职业者选择经常使用方言的频率最高，国有企业职工选择此项频率最低，不同职业经常使用方言的频率排序依次为：个体职业者>民营企业职工>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营企业职工；在长沙居住年限越久，经常使用方言的频率越高。^[5]

据2017年湖南省长沙市幼幼小学信息科普社调查显示，参与调查的长沙市小学生中，常说长沙方言的学生占17%，偶尔说的占29%，很少说的占28%，几乎不说的占26%。长沙方言说得地道的占36%，会一点的占46%，不会说的占18%。对于说得不地道的原因，20%的同学认为是没有说的环境；18%是看到其他人不说自己也不好意思说；18%是因为没有机会掌握长沙方言；44%是其他原因。认为长沙人要会说长沙方言的学生占16%，认为没必要的占39%，认为无所谓的占45%。^[20]

此外，因推广普通话的需要，近年来在长沙出现了一种长沙“塑料”普通话。长沙“塑料”普通话是受长沙方言影响的不标准普通话，也是地方普通话的一种，是长沙方言与普通话接触的产物。但长沙“塑料”普通话与长沙口音普通话不同：长沙口音普通话是说长沙话的人在普通话学习过程中出现的，他们说不好标准普通话，只能使用带长沙口音的普通话；而长沙“塑料”普通话的使用者们都掌握比较标准的普通话，他们是刻意使用这种形式比较固定的普通话变体来体现与标准普通话的距离，体现地域特色。这种特殊的地方普通话形成后影响非常强大，在长沙城区的年轻群体中使用频率极高，新一代的孩子可能将它作为母语习得，外地（主要是湖南省内）来长定居的“新长沙人”为了融入集体也需要习得这种特殊的普通话变体。^[9]

这种地方通用语发音很有特色，与长沙口音普通话、标准普通话都不一样。长沙口音普通话语音上最显著的特征是普通话的声调系统加上长沙方言的音系，但长沙“塑料”普通话与此不同，更像是“普通话的声韵母加上长沙话的声调。如奇志、大兵相声《我是110》中的台词文本，使用标准普通话、长沙口音普通话、长沙“塑料”普通话读出，发音都不一样。

目前，对于长沙方言的保护与传承方面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两大类：一类是由官方整理，归纳历来文献与资料。2015年，中国政府启动了“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对全国所有语言资源进行系统的、全面的、有组织性的调查和保存。湖南省作为国家首批试点省份之一，正式启动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共设立汉语言方言调查点99个，数量位居全国首位。目前在长沙开福区设有一个语言调查点。^[21]2018年9月19日，首届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在长沙举办，大会以“语言多样性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作用：语言资源保护、应用与推广”为主题。本次会议参会国约40个，与会代表约150人左右，其中国际代表约70人，国内代表约80人，会议形成会议成果《岳麓宣言》。^[22]

湖南工业大学教授陈山青目前主持着“湖南方言调查‘响应’计划”，该计划由著名主持人汪涵资助465万元发起，旨在通过田野调查建立方言数据库，保护和传承方言。^[22]陈山青说，湖南方言资源丰富，有湘语、西南官话、赣语和客家语等，湘语又有新湘语和老湘语之分，长沙话是新湘语的代表。湖南卫视的娱乐精神，与长沙话的幽默乐观、韵律和谐的特点分不开。^[23]

另一类是借助于广播、报纸、影视等大众传播平台进行宣传，提高方言在民众间的普及度。并且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和飞速发展，对标国际有关优秀方言软件的研制成果，出现了一些以新媒体技术为核心基础的方言保护与传承的软件。^[10]

湘剧主要以长沙、湘潭为活动中心，主要流行于“长沙府十二属”（即长沙、善化、湘阴、醴陵、湘潭、湘乡、宁乡、益阳、攸县、安化、茶陵等）即今湘南东部17个县市。旧时民间习称为“大戏班子”、“长沙班子”或“湘潭班子”，一度被称作“长沙湘剧”。^[7]湘剧有高腔、低牌子、昆腔、弹腔以及杂腔小调等多种声腔。湘剧高腔的音调、旋律和表现特点是以湘中民间音乐及语言为其声腔发展的基础的。湘剧高腔音乐受到了长沙地区六声的深刻影响。^[24]其语言遵循“中州韵、长沙字”的原则。所谓“中州韵”，就是它的咬字是按照北方口音的声母与韵母拼合而成的字音。所谓“长沙字”，就是字音的声调高低不是按照普通话的阴、阳、上、去四声来念，而是要按照长沙方言的阴平33、阳平13、上声41、阴去45、阳去21、入声24六声来念。^[25]

长沙方言六声的特色是将平声、去声都分阴、阳，古全浊上声字归阳去，而且保留了一个念成舒调的假入声。在实际发音时，阳平较普通话低，上声念降调，入声在普通话中没有。^[24]作为音乐来说，六声肯定比四声丰富多彩，特别是长沙方言中的入声字，还能使音乐旋律增添不少色彩，对于增宽湘剧高腔曲调的音域，加强其曲调的起伏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5]

长沙花鼓戏流行于旧长沙府的十二属县，是湖南花鼓戏中流行较广、影响较大的一个剧种。^[7]长沙花鼓戏的演出剧目较多，保留下来的共有336个。常见的《刘海砍樵》《打铜锣》《补锅》等都是长沙花鼓戏，它们往往被当作湖南花鼓戏的代表。^[26]

长沙花鼓戏的舞台语言是一种被称为长沙官话的方言变体。它与长沙方言有一些区别，例如在韵母上，花鼓戏韵母有42个，在数量上比老派长沙方言多一个。^[7]长沙方言有自成音节的[m̩]，花鼓戏中没有，但是花鼓戏保留了另外一个自成音节韵母[n̩]，但只在日常口语“你老人家”和表示同意的应答词“嗯哪”中出现，花鼓戏中也只是出现在念白中，不会出现在唱词中。花鼓戏有iaŋ、uaŋ两个韵母，长沙方言中则没有。^[27]

此外，长沙方言中有部分假、梗两摄字存在文白异读现象，如“家”在唱词中一般都读成tɕia，在“家娘（婆婆）”中就念ka。^[6]在花鼓戏里，有些字如“鸭”在唱词中用文读音ia，宾白中用白读音ŋa；也有些字如“野”在宾白、唱词中都念文读音ie，但长沙方言中念ia。在长沙花鼓戏中还存在“合韵”即邻近韵部互押的现象。^[7]如言前部字与真东部“生”字合韵的例子较多，如：

教之道，贵以专，顺手拿根竹权尖。苟不教，性乃迁，子莫咬张先生。(《讨学钱》)三妹子煎药我端盘，不是筛茶便是装烟。我一家为养你弄得天翻地转，那次病你可算死里逃生。我的娘和三妹都把我劝，半年整有要你半文银钱。(《俞老四反情》)

“长沙官话”和长沙方言在声调方面是基本一致的。以“长沙官话”演唱花鼓戏，就要考虑长沙方言声调与花鼓戏曲调的相配问题。只有声调的高低变化与花鼓戏音乐变化相配，演唱起来才会觉得和谐。^[26]花鼓戏的创作过程和一般民族声乐作品的创作过程相同，先有唱词，然后再根据唱词、感情、剧情选择合适的曲调，但是曲调与已经创作好了的唱词有时不能相配，这时就要修改唱腔的曲调以适应唱词字音的声调，使它们相互吻合，使唱腔曲调与演唱发声吐字的声、韵、调的要求相一致，做到字音清晰，依字行腔。^[7]

长沙弹词发祥于长沙，流行湖南湘江、资水流域的长沙、益阳、湘潭、株洲、平江、岳阳、浏阳等地。长沙弹词源于道情，清代戏剧家杨恩寿的《坦园文录》中曾详细记载长沙道情艺人张跛于同治二年（1863）演唱《刘伶醉酒》的情形，并说“以鼓板唱道情，惟肖惟妙”。后来有了一人弹月琴，一人以渔鼓、简板和小钹bó击节，二人对唱的“渔鼓道情”。^[7]20世纪20年代中期，长沙艺人周寿云、舒三和等进入茶馆茶社“坐棚”说书，多为艺人自弹自唱。在所有书场中，以火宫殿书场最为有名，说书、弹词艺人在此搭棚演出，1940年后，设有三个书棚，可容纳听众二百多人。20世纪50年代以后定名为“长沙弹词”。^[28]

长沙弹词起自道教音乐，所以最初的主要题材为劝世文，没有脱离道教的内容。如《林英自叹》《湘子化斋》《洞宾对药》，都是讲述八仙的故事。到了近代，由于长沙弹词通俗易懂，主要内容是反映人民疾苦，在辛亥革命时期，许多民主进步知识分子常用弹词宣传民主革命思想。^[7]如陈天华的长沙弹词《猛回头》中唱道：^[7]

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胶州领，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这中国，哪一点，我还要分；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

这是典型的长沙弹词，韵白夹杂，散韵结合，痛斥了清政府的无能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激发了中国大众的爱国热情。^[28]进入书场后，长沙弹词说唱的题材内容更加丰富，传统的长书有《岳飞全传》《残唐》《宝钏记》《水浒传》等，中短篇有《东郭救狼》《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武松打虎》《闯王斩弟》等。^[7]

长沙弹词是在中州韵的基础上，经过规范化、艺术化了的长沙方言，即是艺人所称“中州韵长沙话”，也就是“长沙官话”。^[7]在结构上，长沙弹词由四个部分组成，即书头、道白、唱词、尾声。书头是弹词的开头部分，是一段弹词的引子，一般是四句诗，也有两句、六句甚至八句诗的。道白和唱词是弹词的正文部分，二者以唱词为主，以道白为辅。道白是散文，生动具体，接近口语，分为说白与表白两种，以表白为主。唱词是长沙弹词的主要部分，它是韵文，与曲调相配合，构成长沙弹词独特的艺术形式。尾声是一段弹词的结尾。一般是四句诗，也有的用两句诗或杂言句式的；有用“这正是”之类的套语的，也有不用的。^[28]

20世纪90年代，一大批诸如杨志淳、奇志、大兵等本土笑星脱颖而出，他们演绎的湖南方言相声、双簧、小品震动了湖南乃至全国的曲艺界。这与当时在长沙盛极一时的歌厅文化等通俗文化密切相关。^[29]这些歌厅上演的节目多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主持人以湘土俚语为主线，贯穿整台节目。节目中有长沙风情小品、长沙方言相声以及品位较高的舞蹈、声乐、器乐等。^[7]

1995年奇志与大兵开始合说相声，登台伊始，马上就在省内赢得了众多的观众，并很快成为家喻户晓的相声明星。长沙话是湘方言的代表，它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都有独特之处，本身就具有幽默、搞笑的因子，堪为相声段子的素材。^[7]如相声《戏说百家姓》中的一段台词：^[7]

大兵：好，咯（这）证明你有很强的求知欲（ʐəu²⁴）！奇志：我有什么肉啊？大兵：求知欲（ʐou⁵¹）！奇志：我有五花肉！什么叫求知肉呢？求知欲！还求知肉！我以为我身上少块肉呢？

大兵一开始用长沙话将“欲”字念成了ʐəu²⁴，在奇志感到莫名其妙并提出疑问后，又用普通话将该字念成第四声的 ʐou⁵¹ 。这里正是充分利用了方言语音变异造成笑料。^[29]

相声源自北方，历史上的相声大家多为北方人。北方方言是普通话的基础方言，相声在说、学、逗、唱中夹杂一些北方方言语词，听众觉得很自然。^[7]相声本来有运用方言表演的传统，即使传统相声中夹杂非北方方言的语词，因其只是偶尔出现，台词中多有背景介绍或相应的解释，听众一般也不会觉得突兀。但是，大兵在与奇志合说的一系列相声作品中，有意识地几乎完全使用地道的长沙话作为舞台语言，方言味儿就显得特别浓郁，这在相声界就显得特立独行了。^[30]

长沙歌谣的方言性首先表现在歌中使用的方言词语包括特定的地名和表示地方特有事物的词语上。^[7] 长沙儿歌《坡子街》唱道：“坡子街，转只弯，一来来到三王街，三兴街，三泰街，三三得九九如斋。”其中“坡子街、三王街、三兴街、三泰街、九如斋”均为长沙老地名。另一首长沙儿歌：“杨裕兴的面，奇珍阁的鸭，德圆里的包子真好吃。火宫殿样样有，有饭有菜有甜酒，还有白糖盐菜藕。”简短的几句话概括了长沙最有名的几家老字号的几种著名小吃。^[31]

方言的特色，在儿歌中还表现在字音和押韵及方言词语的运用上。同一组字，在普通话里押韵，在方言中可能不押韵，而方言中押韵的字，在普通话里却不一定押韵。^[7]方言童谣里往往有很多具有地方特色的词汇，如长沙童谣《月亮粑粑》中就使用了大量的方言词语，并且具有独特的韵味。^[31]

韩少功1985年发表《文学的根》，被评论界认为是“寻根文学”的领军人物。在这一浪潮中，寻根作家意在通过创作文学作品来展示它的“文化”意义，并力图通过文学，重新发掘隐藏或遗失的文化精神。^[32]而方言是展现地域文化很重要的一种载体，韩少功的寻根典范作品《爸爸爸》《女女女》和《马桥词典》，不仅是对湖湘巫楚文化浓厚兴趣的展现，也是对方言在文学创作中的探索。因此，很多学者认为，韩少功寻根文学的最终落脚点是在语言上，特别是在方言上。^[33]

韩少功出生于湖南长沙，从小在浓郁的长沙方言的氛围中长大，长沙方言特有的词汇、语调、语气等根深蒂固地存在于韩少功的头脑中，这对后来韩少功文学创作语言的选择产生了潜在的深远影响。^[32]方言意识在他的小说中体现很明显，如大量的“子”尾词和“打”类词语的运用。方言要素的引入，给韩少功作品增添了浓厚的湖湘意蕴，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笔下有很多典型的知青形象，如路大为、黑相公等，描述了中国七八十年代农村生活的状态和问题，运用了很多富有地方特色的方言词汇。^[33]如《爸爸爸》中的这段话：^[33]

黑天良的，遭瘟病的，要砍脑壳的！渠是一个宝（蠢）崽，你们欺侮一个宝崽，几多毒辣啊！老天爷你长眼啊，你视啊，要不是吾，这些家伙何事从娘肚子里拱出来？他们吃谷米，还没长成个人样，就烂肝烂肺，欺侮吾娘崽呀！

这是丙崽娘咒骂欺负丙崽的后生们的一段话，用了很多的长沙方言词汇如“砍脑壳、宝崽、几多、何事”等，一气呵成，形成了长沙方言特有的语流，非常生动。^[33]

出生、成长于长沙的何顿，自称“骨子里是个农民”，这个一年四季勤耕苦作的文学“劳模”，具有典型的“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的湖南人性格。^[7]何顿的“小说中往往使用地道的、不经修饰的长沙市井语言，不仅描述了长沙小市民的人生经历，而且展现出长沙市民的生活场景，勾画出长沙市民间社会的风俗画卷”。何顿的小说如《三棵树》《流水年华》《太阳很好》《眺望人生》《喜马拉雅山》《荒原上的阳光》这些作品中到处可见长沙方言词汇，特别是小说里来来往往晃动的人物的对话几乎全是长沙土话，甚至地名、物名都直接是长沙这个城市真实存在的。^[34]比如《流水年华》其中的片段：^[34]

你骗人是这样骗的，我还信以为真。你叫么去死。河里没盖盖你去汆河罗。街上到处是汽车，你叫么去一头撞死。我还有什么脸做人？你真缺德咧。

方言词汇直接大量使用，不做任何雕饰。语气词“啰”和“咧”就是长沙话的显著标志，^[6]而在《流水年华》何顿使用的大多是“罗”，“叫么”根据长沙方言研究应记作“叫莫”，意思是“何不”，“盖盖”表示“盖子”，“投河”说成“汆河”，非湘方言使用者，碰到这些词势必难以理解，可是湘方言使用者一看就明白。^[34]

何立伟从小生活在长沙，因而对其母语“长沙话”非常熟悉。何立伟的作品大多数是以长沙的社会生活、人生百态、风土人情、风俗民情等为题材。早期的短篇小说大多写的是文革前后封闭古朴的长沙的小人物的生活百态。如《石匠留下的歌》《白色鸟》《小城无故事》《淘金人》《荷灯》等。^[35]何立伟作为一位有着“文学语言自觉”的长沙作家在进行创作时， 硬是活生生地把规范的汉语， 一个字一个字嵌到极口语的长沙话里， 严丝密缝， 原汁原味。长沙土话在他的书写中活了起来， 成为规范传神的书面语言。^[36]如：

李小二扭头一望， 就见从竖着高高冷凝塔的冷冻车间林荫道上飙出来了一条人影， 后头又紧跟着追来一条人影， 相隔不到十米， 二人速度相等， 于是距离始终相等。（《像那八九点钟的太阳》）王菲是那样的别人会讲她好酷， 郭淑香说， 你是那样的别人会讲你好宝咧！（《天堂之歌》）

动词“飙”在普通话中是“暴风”或“迅速”的意思， 这里， 何立伟用“飙”这个方言动词来形容人的动作迅速。生动传神， 使人如见其人。^[2]普通话中一般用“傻”、“蠢”等词形容人的愚昧， 在长沙话中常用“宝”来表示说话人对别人的评价， 带有轻蔑， 看不起或谴责的态度。^[36]

俗语是方言中最活跃的内容，反映当地民俗和时代面貌，富含方言特色，现列举部分如下：^[3]

拔哒萝卜有眼在。

穷柴弯富水缸。（防火俗语）

不冷不热，五谷不结。

麻雀子还有只竹筒眼。

三斤子姜当不得一斤老姜。

三个堂客们闹可一房，三只游鱼窜一塘。

不在被窝里头钻，不晓得被窝有好宽。

伞莫撑开哒，话莫讲散哒。

打哒嫂嫂，抹哒哥哥的相。

嘴巴两张皮，边讲边移。

做胡椒不辣，做豆鼓不香。

事快三分假，工多出细艺。

前人不讲古，后人有得谱。

三斤子姜当不得一斤老姜。

堂屋椅子轮流转，媳妇也有做婆时。

老鼠子进哒倒须篆，不死也要脱身毛。

婆婆一面鼓，出门讲媳妇；媳妇一面锣，出门讲婆婆。

浏阳夏布湘潭伞，益阳女子过得讲。（过得讲：经得起评议）

暴暴子学剃头就碰哒个兜腮胡子。（暴暴子：副词，初次；兜腮胡子：络腮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