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洞国

郑洞国（1903年1月13日—1991年1月27日），字桂庭，湖南石门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抗日时期国民党高级将领，第五、六、七届民革中央副主席。^[2][3][4]

郑洞国从小由父亲启蒙，16岁参与五四运动，20岁报考黄埔军校，21岁参与东征运动，23岁被举荐为营长，24岁参与北伐战争并取得优良成绩，荣升团长，而后参与了军阀混战、长城抗战、两次“剿共”、保定之战，徐州会战、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昆仑关之战、长沙二次会战、印缅之战和解放战争，在解放战争中郑洞国率部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投诚^[5][6]，后续参与到新中国的建设中来^[7][8][9]，1952年5月下旬，郑洞国被任命为水利部参事，1954年9月经过毛泽东亲自提议，郑洞国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10]。1979年10月，郑洞国担任民革中央副主席并连任三届^[11]。1991年1月27日，郑洞国在北京病逝，享年88岁^[2]。

郑洞国戎马一生，早年为国抗战，晚年也在积极的建设新中国，为促进两岸关系发挥着余热，逝世后，后世多有为郑洞国的纪念活动^[12][13][14]。

1903年1月13日，郑洞国出生于湖南省石门县南岳乡（今为磨市镇）的一个农民家庭。1909年郑洞国父亲郑定琼为郑洞国启蒙，并送往私塾学习，先后读了《四书》《诗经》《左传》等儒学经典^[15][16]。

1917年春，郑洞国就读于石门中学附属小学就读，三年后升入石门中学就读，因为家境贫寒，比郑洞国年长许多的堂侄帮助了他^[17]。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郑洞国和同学也走上街头，宣传鼓动，清查烧焚日货，这个时候郑洞国意识到中国外有列强环绕，内有军阀混战，如果想要救国救民，就需要打倒列强和军阀，由此种下了弃学从军的种子^[17]。

1921年长沙总督赵恒锡举办陆军讲武堂，郑洞国赶往长沙赴试，但是等郑洞国到达长沙之后，恰好遇到长沙总督赵恒锡正与湖北督军王占元混战，赵恒锡大败，讲武堂也就暂停了^[18]。

1923年夏，郑洞国再次赶赴长沙，考取了长沙商业专门学校^[注1]，1923年冬，郑洞国了解到孙中山要举办黄埔军校，直接就邀约同乡直接赶赴广东报考黄埔军校，但是等到郑洞国赶到时报考时间已过，就发生了后续的“冒名入黄埔”，郑洞国在黄埔军校学习七个月就毕业了，随后便参加了“东征”和“北伐”战斗^[7]。

1924年11月，郑洞国被派到第一团二营四连，任连党代表^[19]，1925年1月孙中山北伐，盘踞在广东潮汕地区的陈炯明准备反扑广州，广东革命军决定组成联队，分三路东征讨伐陈炯明，是为第一次东征战役^[20]。1925年2月14日，郑洞国第一次实际参与战斗，并击退了敌人，2月15日，郑洞国先登淡水城城头，后续部队相继登城，三千余守军大部被全歼，少部分出北门而逃，在营党代表阵亡后，郑洞国升任第三营党代表。^[21]。此后，东征部队连续占领海陆丰、揭阳、潮州、汕头等地^[22]。

3月13日，东征军遇到接受滇桂系军阀支援的林虎军队，此时，另一边东征军的支援还没赶到，双方立即展开激战，激战中，郑洞国亲率两排兵力，从敌侧背杀入阵，敌军顿时大乱，战至黄昏，增援赶到，东征军士气大增，东征军取得最终胜利，史称“棉湖大战”，棉湖大战后，郑洞国所在的第三营和第二营部率先破城，守敌大部分被歼，林虎率领少数亲信逃亡江西。同时，各地东征军都取得胜利，第一次东征结束^[22]。

1926年春，周恩来向蒋介石举荐郑洞国。不久，郑洞国被任命为第1军3师8团1营营长，郑洞国负责一营的训练任务，在后续的北伐战争中，原本战斗力不强的第三师，成为了北伐战争中的劲旅^[8]。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东誓师，北伐战争正式开始，郑洞国所在的部队组成北伐东路军，通过打击孙传芳的福建督办周荫人军队，来守卫后方安全，1926年9月下旬，永定城外高地上，郑洞国所在部队与敌军相遇，郑洞国负责占据敌方高地，郑洞国一面佯攻，一面迂回战术，成功夺下高地，并连续抢占高地，随后直扑永定东门，敌人溃逃。

永定一战取得东路军北伐的首次胜利，也是郑洞国首次独立指挥战斗，郑建邦在《我的戎马生涯》一书中认^[23]为，郑洞国表现的优秀的军事才能为以后的军事生涯奠定了基础，战后结算，郑洞国所在的1营，在战斗中缴获了人枪逾千，列全图的榜首。10月中旬，郑洞国任职8团团长，此时，郑洞国未满24岁^[23]。

东路军在经过漳州、福州等名城后，于1927年1月经过古田、建瓯等地进入浙江，沿途敌军节节败退。1927年3月下旬，东路军与北伐军第6军程潜部在南京胜利会师。北伐军的胜利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恐慌。3月24日，英国兵舰以保护侨民为借口，猛烈轰击南京下关和栖霞山等地，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当时，郑洞国率领部队驻守栖霞山阵地，并且命令所属炮兵向英国海军进行还击，但因弹药缺少，未能造成致命打击^[24]。

1927年5月，郑洞国随军继续北伐，然后因病调离总指挥部，成为参议院成员。经历了龙潭战役后，由于病情恶化，他不得不住进苏州更生医院。在1927年12月下旬，郑洞国康复出院，获悉北伐军正与敌人在徐州以北地区相持，于是他经过蚌埠前往徐海前线，受到总指挥部的委派，担任徐州警备司令部的参谋长^[25]。1928年6月14日，北伐战争结束，当时郑洞国在负责新兵的训练，所以未参加北伐战争最后一役^[26]。

1928年冬，郑洞国担任2师5旅10团团长，1929年3月25日，蒋介石下令讨桂，郑洞国所在部队由蚌埠出发，沿长江北岸直捣武汉，还未到达武汉，武汉桂系守军倒戈，6月，蒋桂战争结束，桂系军阀失败而告终^[27]。1929年十月，蒋冯战争爆发，郑洞国火速行军来增援友军，并在临汝与敌军交战并获得胜利，11月蒋冯战争结束，冯玉祥军溃败，1929年至1930年年，郑洞国又连续参加了粤桂战争、蒋唐战争、中原大战^[28]。中原大战后，郑洞国就任旅长^[29]。

1932年1月下旬，第三次“围剿”开始，郑洞国奉命由潢川公路出击，但是由于上级指挥失误，红军抓住机会反击郑洞国军，一时间全线大乱，很快全线崩溃，被红军驱赶到潢川，在第二天在第12师的增援下才夺回了阵地，1932年3月下旬，红军接连消灭国民党军队三万余人，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鼎被活捉，第三次“围剿”失败^[30]。

1933年1月1日，长城抗战爆发，3月12日，郑洞国所在部队赶赴古北口南天门阵地，接替了南天门阵地的防务，郑洞国接手南天门阵地的防务后，多次与日军激战，连日的作战导致部队疲乏，郑洞国接到命令撤往后方休整，但途中得知防线失守，第83师遭受日军突破，伤亡惨重，师长刘戡愤而自杀未遂，情况十分危急，郑洞国得知消息率部星夜返回前线，向日军进行反攻。这时我方阵地已经大部分失守，大批日军蜂拥而至。郑洞国兵力不足，多次反攻未果。在危机关头，为了展现决死的决心，他脱下军服，只穿着白衬衫，手持手枪，亲自带领部队冲锋。士兵们见状士气大振，个个争先与敌厮杀，一时间杀声震天，血战到黄昏，等到增援部队赶来，郑洞国部队才成功将敌人击退。直至5月中旬，中国前线各军因伤亡惨重，后援不继，先后节节败退。5月31日，《塘沽协定》签署，长城抗战宣告失败。第2师撤至北平^[31]。

1934年春，郑洞国接受命令，率部去江西参加第五次“剿共”战争，并且接下了守备第二线碉堡的任务。随着10月的到来，红军在一次次失利后，主力开始向湘贵方向进行战略性地转移，1934年秋，红军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郑洞国奉命追击，但无疾而终，后被调回北平，归还了建制。1936年秋，郑洞国升任师长^[32]。同年10月22日，郑洞国晋升陆军少将^[33]。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国共合作抗日开始，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全面抗战由此开启，郑洞国火速率领部队开往平汉线北段满城、保定、新安镇一带赶驻防线，9月22日，郑洞国部队遭受日军猛烈进攻，随着时间推移，郑洞国军无法抵挡日军的猛烈攻势，不久保定城破，郑洞国只能被迫于敌人展开巷战，与此同时，裴昌会率领第47师冒着生命危险前来接应，这才使得郑洞国得以率军冲破重围，随后保定沦陷。保定沦陷后郑洞国采取游击牵制的方法来对抗日军，阻止日军南下，期间有一次郑洞国派一小部分部队分散出击，乔装成日军在安阳的飞机场，给敌人造成了恐慌，之后郑洞国又奉命转移，参加了漳河战役。^[34]

1938年初，中日军队以攻守徐州为目标，展开了大规模的会战，史称“徐州会战”。同3月，郑洞国率领第2师参与徐州会战。然而，当他率领部队从河南出发昼夜兼程赶到徐州时，战局已经出现了急剧变化，日军的第十师团已经攻陷了滕县，川军第122师王铭章师长以下的两千余名士兵全部壮烈牺牲，日军前锋部队正迅速南下，正与运河以北的第85军激战，面对这一局势，郑洞国考虑到已来不及在运河以北的临城一线迎击敌军，即使率先抵达运河北岸，也可能因为立足不稳而遭受敌军猛攻，这将使得徐州陷入极度危险之中^[9]。

因此，郑洞国根据参谋长舒适存的建议，经上级同意，果断指挥部队火速前往运河南岸占领有利阵地，以保护友军的集结，并确保了徐州的安全，郑洞国赶到了运河南岸的利国驿，立刻投入了战斗并且成功遏制了敌人的攻势，日军被迫以主力东移，沿着枣台支线转攻台儿庄，《郑洞国传》作者郑建邦认为，利国驿虽然是规模不大的一战，但是确实徐州一战中关键的一战，假如郑洞国没有守住日军的进攻，那么徐州就将不保，更不会有以后的台儿庄大捷了^[13]。

随后，郑洞国指挥第2师积极参与了攻占枣庄、北大窑和峄县等激烈战斗。当第20军团逼近台枣支线，计划围攻台儿庄时，日军的第十师团濑谷支队在临沂地区与中国军队交战，突然有日军第五师团坂本支队的4000余人绕道前来增援。郑洞国奉命率领第2师随军团主力前往迎击，期间还发生了银元救性命的轶事，在4月6日，郑洞国部成功将敌军击溃于杨楼、底阁一线，随后与第2集团军会师，再次击溃了濑谷支队，取得了台儿庄大捷^[35]。

随着台儿庄大捷的胜利，中国军队追击敌军，郑洞国率领部队采取“精兵夜袭”的战术，成功占领了峄县城外地势险要的九山制高点。军长关麟征十分高兴，亲自前往九山阵地进行视察。然而，随着日军不断增兵徐州战场，各个中国军队前线相继撤退至邳县以北的运河一线，第2师负责燕子河、大刘庄一线的防卫，与敌军激烈战斗了20余天，阵地从未失守，直至5月13日，与第52军奉命交接防务之后，才获得撤离战斗的命令，前往归德进行整补^[36]。

在邳县以北地区防卫作战期间，为了便利后方交通，郑洞国采取了参谋长舒适存的建议，下令工兵连在碾庄圩东的运河上搭设了一座浮桥。意外的是，在徐州失陷前，十余个中国军队的主力师，竟然都依赖这座桥顺利撤离了战场^[37]。

郑洞国率领第二师撤退徐州之后，在薛岳指挥下，作为鲁西兵团的战略预备队参与兰封战役，因为郑洞国的部队尚未整补，所以兰封战役并没有实际参加，兰封战役之后，郑洞国因为和军长关麟征关系不合，自动辞去了52军的军职，改任31集团军汤恩伯的参议，参加武汉会战^[38]。

1938年，10月下旬，武汉失守，11月下旬，郑洞国被任命为军长，在任不到一个月，郑洞国离开了汤伯恩的部队，前往了好友与老长官的部队。不久之后，军长徐庭瑶升任集团军总司令，杜则晋升为军长，编制更名为第五军。郑洞国升任第十七军副军长，1938年底升任第九十八军军长。后调任新编第十一军（后改番号为第五军）副军长兼荣誉第一师师长，部队首先驻扎在广西全州，随后调至湖南零陵一带进行全面整训^[39][40]。

荣誉第1师是由抗战老兵组成，当时师内部的人事关系颇为复杂，纪律也比较松弛，整顿起来颇具挑战。郑洞国接任后通过优势与杜聿明相补，以善任之道知人，赏罚分明，对部队纪律要求严格，并加强训练。比如郑洞国荣升副军长后，杜聿明特别向属下交代，凡是郑洞国批准的都视作他所批准的，就这样经过近一年的努力，荣誉第1师焕然一新，战斗力得到了显著增强，以后也成为了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41]。

1939年11月15日，为了切断我桂越国际交通线并威胁中国后方，日军调动了一个半师团的兵力从北部湾海面展开登陆行动。他们迅速地攻陷了钦州、防城、南宁等重镇。特别是号称“钢军”的第五师团第21旅团占领了南宁西北的重要屏障——昆仑关天险，使得桂南战局陷入危急的状态^[42]。

到了12月中旬，第5军（包括荣誉第1师、200师、新22师）接到命令前往桂南，很快包围了昆仑关的日军，并于18日清晨开始了强力进攻。在这场战役中，荣誉第1师担负了主攻的任务，不断夺取要点，表现出色。然而，日军在连续几次的失败后，频繁派遣援军试图突破第5军新22师在五塘的封锁线，前来增援昆仑关^[43]。

这些援军的到来使第5军的作战形势变得困难，双方在昆仑关附近的各个制高点陷入了顽强拉锯的战斗，战况陷入胶着。如果不能及时改变这一态势，第5军之前的胜利势头将前功尽弃。在战役的紧要关头，郑洞国保持了冷静，亲自到前线指挥，在友军有力支援下，成功攻占了罗塘、四四一高地、界首高地等几个重要制高点，并两次攻入昆仑关，击毙第二十一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44]。

经过昆仑关战役的胜利，郑郑洞国带领荣誉第1师扩编，并成为新编的第11军，并担任军长一职。随后，该军又改编为第8军，随即参与了枣宜会战。在接下来的近两年里，他一直负责宜昌以西、宜都以北的长江一线防务工作，期间整训军队与百姓秋毫无犯，并且同时多次击退日军进攻^[45]。

1941年9月中旬，日军调集兵力再次进攻长沙，为了支援第九战区保卫长沙，第六战区展开反攻，集中火力攻击鄂西重镇宜昌。在此同时，郑洞国奉命率领一支偏师，深入敌后，切断了敌军的交通线，以阻止他们增援。郑洞国的部队在夜晚秘密穿越长江，突然袭击了沙市，使日军措手不及，被迫退守城内。随后，郑洞国率领主力军队成功渡江，迅速攻占了后港，并且彻底摧毁了汉宜公路。与此同时，他还在襄河上实施了有效的截击行动，摧毁了敌军的水上交通，导致大量日军被消灭。这一系列行动彻底切断了日军的后方交通线，为战区主力围攻宜昌提供了有力支持。郑洞国凭借他的指挥才能和作战行动，赢得了当时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的高度赞赏^[46]。

1943年春，郑洞国受命前往印度担任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军长，从此离开了战斗两年多的鄂西战线，以后又由国内空运补充了大批兵员，当时均驻在位于印度加尔各答西北的兰姆伽营地，接受美军的装备和训练，为尔后反攻缅北，打通滇缅国际交通线做准备。在1943年10月下旬，中国新22师和新38师的主力乘车抵达胡康河谷边缘，标志着印缅战场的反攻行动正式展开。经过激战，新38师于1943年12月29日攻占于邦。随后，在新38师的配合下，新22师于1944年3月5日攻克了孟关。之后，两个师团合作攻克了瓦鲁班。1944年4月，得到增援的中国驻印军与美国麦瑞尔突击队共同开始了对密支那的进攻，经过三个月的战斗，成功攻克了密支那。8月，中国驻印军进行了组织调整，将新一军分编为新一军和新六军两个军。新一军由孙立人担任军长，新六军由廖耀湘担任军长。同时，郑洞国晋升为驻印军副总指挥，并成立了副总指挥部。10月16日，中国驻印军继续向前推进，最终于12月15日攻占了八莫。1945年1月15日，新一军攻克了南坎，并持续前进，于1月27日与中国远征军在畹町附近的芒友会师。随后，新一军继续攻占了新维、腊戍、西保、南燕、皎麦等城镇^[47]。

郑洞国在驻印期间，本着维护抗战大局的原则，一方面努力安抚士兵的情绪，积极促进中美官兵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坚定捍卫中国的国家尊严，坚决而明智地抵制对盟方某些过分损害中国民族利益的要求和做法。得益于盟方的明智之士以及郑洞国等中国军官的共同努力，不仅使驻印官兵与美军之间原本紧张的关系得以缓解，还促进了双方的合作氛围逐渐改善。重庆军委会曾多次对郑洞国在驻印期间出色的表现表示满意，并多次予以嘉奖。^[48]。

郑洞国协助中国驻印总指挥、盟军将领史迪威，指挥驻印军反攻缅北，与卫立煌指挥的滇西中国远征军一道，经过一年多的奋战，重新打通了滇缅国际交通线，前后毙伤日军十余万人，在而后攻击缅北战略重镇密支那的战役中，中美军队屡遭顿挫，伤亡很大，总指挥为此更换了三个美军指挥官，最后决定交给郑洞国全权处理战斗，郑洞国接受指挥权后，亲到火线观察敌情，同时调整部署，加强火力协同，督导各部掘壕并进，最后一举夺下战略要地。1945年1月，因为在缅北战役中的功绩获得青天白日勋章，并于2月晋升陆军中将。^[49]1945年6月，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郑洞国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45年7月，中国驻印军班师回国，郑洞国留在昆明待命。^[4]随后的8月，他接任陆军第三方面军副司令职务。而在9月9日，他亲自参加了中国战区举行的日军投降签字仪式。^[5][50]

1946年一月，郑洞国前往东北锦州担任副司令长之职，并且代理了杜聿明的司令长官职务。他按照既定计划，指挥着数十万国民党军队逐步推进沿着北宁路。在苏联军队于3月13日撤离沈阳后，国民党军队立即占领了这座东北名城，迅速攻占了此前由解放军控制的鞍山、营口、辽阳、海城、大石桥、抚顺等重要周边城市。接下来，国民党军队分成两路行动：新1军和71军向北沿中长路推进，而新6军和52军各自前往沈阳东南屏障本溪。然而，这两支军队接连遭遇了东北民主联军的激烈反击，遭受了损失^[51]。

然而，由于解放军坚决防守四平街，国民党军队多次进攻均未能取得胜利，陷入了困境。因此，杜聿明决定将攻势暂时停止，将兵力重新集中在本溪地区^[52]。

在5月初，国民党军队最终夺取了本溪。与此同时，解放军的主力部队从西丰地区南下，试图切断国民党军队中长路的后方补给线。面对紧急情况，杜聿明委派郑洞国担任前线总指挥，率领新6军、71军以及52军的一部分，夜以继日地北上增援。在激烈的交战之后，解放军不得不撤离四平街，实施了战略性地后撤。国民党军队趁机占领了长春、永吉等多个城镇，与解放军在松花江沿线对峙，郑洞国也将指挥部迁至长春^[53]。

1947年7月13日，郑洞国代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职务，原长官杜聿明7月8日因病离职。8月，陈诚接替郑洞国就任东北行辕主任，郑洞国改任东北行辕副主任，在锦州设立指挥中心，指挥着13军、93军以及71军的一部分，大规模进攻民主联军。经过两个月的激烈战斗，解放军主力相继转移，国民党军队成功控制了热河地区的大部分重要城镇。^[54]

1948年1月17日，卫立煌就任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任刚成立的东北“剿总”总司令，郑洞国就任副总司令，3月底，郑洞国受命兼任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官、吉林省主席，率领兵团所属的新7军、第60军，固守被解放军包围的长春，1948年10月，东北解放军发动了辽沈战役，锦州被一举攻克。长春国民党守军由于外援不继，又突围无望，陷入了绝境。在解放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守军有部分起义，有部分投诚，而郑洞国也被迫率领团司令部人员放下武器。 10月下旬，郑洞国随后经永吉前往哈尔滨解放区，开始了为期三个多月的学习生活。尽管精神十分苦闷，但郑洞国结合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进程，学习了一些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著作，思想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1949年1月底，郑洞国搬到辽宁抚顺，继续学习生活。通过这一时期的学习和反思，郑洞国开始对自己前半生走过的人生道路进行了审视^[2][5]。

1950年，郑洞国去上海治病路过北京时，特意去看望了肖劲光和肖华两位老友，两位老友劝他出来工作，为新中国做些事情，他以不愿与故旧兵戎相见为借口而拒绝^[55]。同时，郑洞国还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与宴请^[56]，1952年5月下旬，郑洞国从上海迁往北京，任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参事，1954年9月经过毛泽东亲自提议，郑洞国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并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和家宴招待^[10]。随后担任了第五、六、七届民革中央副主席。^[2][3][4]1978年春天，在第五届政协一次会议上，郑洞国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83年6月，在第六次政协一次会议上再次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88年春天，在第七次全国政协一次会议上，郑洞国继续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57]，1991年1月27日，郑洞国在北京病逝，享年88岁^[2]。

郑洞国是著名的抗日将领，台儿庄战役之时阻击敌人增援，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台儿庄战役的战局^[13]。并且印缅战争部会同盟军收复缅北，扬威国外^[50],在晚年时期为故宫博物馆捐赠元代大书画家赵孟頫（fǔ）的《浴马图》长卷与其子赵雍的《上中峰札》，同时还担任了民革中央副主席^[11]，为促进两岸关系发挥贡献^[12]。

台湾陈復以“抗日名将”评郑:“ 郑洞国是国民党抗日名将，早年响应孙中山号召，进黄埔军校一期，晚年当选全国政协常委，长年心系祖国统大业，1991年1月27日去世，当年两岸分别举行追悼大会，对郑洞国的评价有高度共识。近来，笔者细读郑洞国传记，内心景仰不已，有感而发，作绝句两首以兹纪念。(《读郑洞国将军传记有感(诗二首)》)^[64]

胡平以“抗日名将”评郑:“ 这位少年时代从湘西大山中奋斗出来的爱国军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中华民族危亡之际，他率先与日本侵略者血战，成为最早投身于对日作战的国民党抗日将领之一。在整个抗日战争，郑洞国被誉为国民党军队中的抗日名将。”(《沙场名将郑洞国》)^[64]

陈启栋以“屈指可数”评郑洞国:“ 桂南战役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中国军队在广西南部向日军发动的系列战斗。是在国民党抗战史上乃至整个抗战史上少有的。曾参加并指挥过昆仑关战役的郑洞国(原第五军副军长)说，它是‘我自抗战以来亲历的最为出色的一次攻坚战和歼灭战’，是‘大振国威的歼灭战’。”(《桂南战役的历史地位》)^[64]

黄仁宇在自传《黄河青山》中，回忆他当郑洞国副官的经历，称赞郑洞国：“他（指郑洞国将军——作者注）在中国将领之间以谦逊知名，他从不曾邀功，听任长官和同僚制定游戏规则。他对部下很是慷慨，放手让他们行事，总是替他们说话。”^[65]

1923年冬天，郑洞国听说了孙中山要在广东创办军官学校，正在派人秘密招收学生，郑洞国就伙同几个同乡，找家人要来一些盘缠就匆匆赶往了广州，到达广州之后郑洞国也偶遇了几个同乡顺带认识了一个来自湖南青年黄鳌，交谈之下，郑洞国发现黄埔军校的第一期招生早就已经结束，只有来的早的黄鳌进入了获得名额，郑洞国无奈，但是黄鳌却告诉了郑洞国，因为来的早，担心无法入取，所以报名了两次，没想到第一次黄鳌就直接通过了，所以他就建议郑洞国用他的名字进行考试，郑洞国采纳了这个建议，用黄鳌的名字去参加了考试，并顺利通过，入取之后，郑洞国向上级说明了原委，学校没有为难，郑洞国后续还是使用了自己的名字，郑洞国也成为了黄埔军校第一个冒名入黄埔的学生^[7]。1925年1月31日，他随队东征，报名参加了攻城敢死队。^[66]

1938年3月30日，郑洞国在前线指挥战斗时，因为身边参谋长的望远镜不慎反光引来日军的猛烈攻击，郑洞国没有及时躲避，只是感觉胸口一阵闷痛，便被身边的卫兵扑倒，敌人炮击之后郑洞国发现自己身上并没有什么大碍，但是放在上衣口袋里的银元却被击弯了，这也就是郑洞国银元救性命的故事^[67]。

郑洞国的墓地位于石门县夹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夹山寺村民居委会东侧，朝向北方，整个墓地占地约1亩多。这个墓地是用汉白玉建造的，主要采用了灰色、白色和黑色的石材，墓冢呈方形，墓碑的顶端雕刻着精美的缠枝花纹。墓前还点缀着石灯，墓地和台阶两侧栽种了柏树和樟树^[14]。

在墓地的入口处，矗立着一块由石门县委和县政府制作的大理石碑，一面上刻有“抗日名将郑洞国将军墓址”，另一面则刻有郑洞国的生平简介。这座墓地于2006年3月竣工，并在同年清明节举行了骨灰安葬仪式。2011年，它被省人民政府正式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4]。

2003年1月13日，民革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郑洞国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周铁农主持，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出席会议并讲话^[68]。

2012年12月1日，纪念郑洞国诞辰110周年座谈会暨郑洞国教育基金接受捐赠仪式在长沙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周铁农出席并讲话^[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