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天白日勋章

青天白日勋章，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时期的军职勋章，此勋章的颁授对象是保家卫国，抵御外侮的有功军职人员，其等级仅次于国光勋章。截至2020年，青天白日勋章获颁人数计有211人，^[2]主要获得者包括：第一位获得者东北军将领张学良，民国政府主席蒋介石，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与日军作战的第十九路军及第5军将领蒋光鼐[nài]、蔡廷锴[kǎi]、张治中、沈光汉等；1943年“国庆日”时，国民政府给何应钦、程潜、白崇禧、徐永昌、陈绍宽、俞飞鹏、阎锡山、李宗仁等；1943年12月25日也获颁青天白日勋章；此外，史迪威、陈纳德、魏德迈和马歇尔这4名美国盟友等。^[5]

青天白日勋章的中心为青天白日徽，代表“国家”，四周为光芒，象征荣获此章者，有御侮克敌，使“国家”光辉四耀之功勋。^[6][3]此章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5月15日由国民政府公布陆海空军勋章条例时颁行。^[7]1935年6月15日，以《陆海卒军勋赏条例》替代《勋章条例》，原有基本内容及青天白日勋章地位不变，只是增加云麾勋章、勋刀、荣誉旗等，使勋赏范同扩大。1937年11月8日颁布的《修正陆海空军勋赏条例》增设国光勋章，位列青天白日勋章之前，为中华民国最高军职勋章。^[1]

青天白日勋章在最高军职勋章的颁授中，第一次明确规定“不分等级，凡陆、海、空军军人，于战时抵御外侮，保卫国家著有特殊战功者，颁给之”。而青天白日勋章的获勋对象具有多元性，较为公正。无论中央军还是地方军，嫡系还是杂牌，将军还是士兵，均有可能获勋。在整个对日作战中，有25名中下级军官士兵获勋。虽然仅占15％，但对于在战争中牺牲占绝大多数的普通官兵来说，第一次拥有了可以直接荣膺[yīng]最高荣誉的机会。^[8]

勋章中心为青天白日国徽，代表中华民国，四周为光芒，象征荣获此章者，有使中华民国光辉四耀之功勋。^[6][3]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计划定制“青天白日勋章”。国民政府将于1929年5月15日公布陆海空军勋章条例时颁发此勋章。1929年5月爆发了“中东路事件”，授勋被迫中止。^[1]1929年9月到10月间，苏军调集向东北军杀来。面对强大的苏军，东北军损兵折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吴铁城在沈阳给张学良等东北军高级将领授勋，将第一枚青天白日勋章授予了将张学良。^[2][3]1929年8月27目，国民政府公布《陆海窄军勋章条例》，用于嘉奖有特别战功的陆海军各级将士。并以青天白日勋章为最高军职勋章。1935年6月15日，以《陆海卒军勋赏条例》替代《勋章条例》，原有基本内容及青天白日勋章地位不变，只是增加云麾勋章、勋刀、荣誉旗等，使勋赏范同扩大。随之颁布的《陆海空军勋赏条例施行细则》对颁授青大门日勋章的资格、章绶、仪式等作出了严格规定。凡“陆海空军官佐士兵著有战功者得分别给；勋章，虽非军人而对于战役有直接功绩者亦得给予之”。1937年11月8日颁布的《修正陆海空军勋赏条例》增设国光勋章，位列青天白日勋章之前，为中华民国最高军职勋章。^[1]

根据《陆海空军勋赏条例》中的第三条规定：“青天白日勋章不分等级，凡陆海空军军人于战时捍御外侮，保卫国家，着有特殊战功者，颁给之。”，也就是说，上到将军下到士兵，只要在重要战役中立下战功，或是对国家有重大贡献，都有资格获得青天白日勋章。^[9]

青天白日勋章的获得主要基于以下三种资格：第一种凭借领导地位获勋。蒋介石以最高领袖地位．胡宗南、阎锡山、蒋鼎文、顾祝同等以战区司令长官身份获勋。第二种作为政治激励颁发。获勋者须由长官呈报，最高军事机关核定，咨清“行政院”转呈国民政府颁给之；参加授勋仪式须身着礼服(战时军常服)，在室内行三鞠躬礼。操场行举手礼，后接受勋章，以显爪庄重严肃；其章绶实行襟绶，佩戴居右。^[1]另外，获得青天白日勋章的标准很明确，也很宽泛。从战略、战役层面的运筹帷幄，到战术战斗指挥得当，再到获得情报，管理后勤，拆除地雷等等，都在授予勋章的标准之内。^[3]

张学良是青天白日勋章的第一位获得者，抵御的外侮不是日本，而是苏联。1929年7月，“中东路事件”爆发，中俄两国在边境大打出手，双方动用兵力超过200万，在惨烈的同江战役中，黑龙江守军韩光第旅全军覆没，旅长韩光第亦在战斗中殉国。张学良的东北军遭受重创，战争持续了5个月之久，于当年12月双方在双子城签订停战协议而告终。此一役，东北军损兵折将，伤亡惨重，但张学良、王树常、胡毓坤、于学忠、邹作华、沈鸿烈这6位东北军将领获得了首批青天白日勋章，他们的获勋命令中皆有“抵御外侮有功”之语。^[5]

同江战役之后获得青天白日章的是民国政府主席蒋介石。因为没有外战爆发，蒋介石的获勋证言也只有简单的一句“民国十九年，于国民政府主席任内，获颁青天白日章”。蒋介石也非常喜欢这枚勋章，但凡他佩戴两枚以上勋章时，必有一枚是青天白日勋章。^[5]

第二批获得青天白日章的是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与日军作战的第十九路军及第5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张治中、沈光汉等人，他们的授勋证言共同的一句为“因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有功”。第三批获勋者是参与长城抗战宋哲元、秦德纯、黄杰、张自忠等一大批将领。在此役获勋者还有一例比较特殊，那就是时任第17军军长的徐庭瑶，他是在1937年才因古北口的功劳而获得补发的青天白日勋章。^[5]

七七事变前，获颁青天白日勋章的主要就是这3批将领。从青天白日勋章诞生至抗战全面爆发这段时间里，内战不断，但在中原大战、第一次国共内战等诸役中“有功”的将领皆未获得此章。此时的颁发标准还相当严格，只颁发给抵御外侮的人。^[5]

抗战全面爆发后，淞沪会战中坚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和杨瑞符成为首批获此殊荣的人，与之前获得者多为将官不同，谢氏的职务军衔为上校，而杨瑞符仅为少校，属有特殊功勋者。抗战几乎每个战场都有将领荣获青天白日勋章，但其颁发标准并非按战功大小，而是有很大的不确定因素，尤其在特殊艰难的战况之下容易获颁。例如衡阳保卫战期间，国民革命军第10军孤守衡阳，为给守军打气，国民政府采取空投的方式给收复张家山阵地有功的预备第10师师长葛先才颁发了青天白日勋章。在衡阳失守的前一周，第3师师长周庆祥又获得此勋章，借以鼓舞军心。其次，青天白日勋章的获得者主要是以陆军将领为主，空军系统中即便是像高志航、刘粹刚、乐以琴等战功赫赫的空战天王都没有获得此勋章，直到1943年7月，空军第4大队第23中队上尉二级中队长周志开才成为第一个拿到青天白日勋章的飞行员。周志开的勋章由蒋介石亲授，获勋原因是其在梁山空战中“沉着应战、临危制胜、击落敌机3架”。但是，这位空战英雄获勋不到半年就以身殉职。^[5]

除了作战将领，还有一些青天白日勋章并非在战役中颁发。例如1943年“国庆日”时，国民政府给何应钦、程潜、白崇禧、徐永昌、陈绍宽、俞飞鹏、阎锡山、李宗仁等8名中央各级部长以及各战区司令升官颁发了青天白日勋章。在外交上为中国争取到国际援助的宋美龄因“长年往来奔走革命事业，功在党国；尤其抗战军兴以来，对国军及国家多所贡献”，于1943年12月25日也获颁青天白日勋章。此外，史迪威、陈纳德、魏德迈和马歇尔这4名美国盟友也获得此荣誉。^[5]

截止2021年，青天白日勋章获颁人数计有211人。^[2]

张学良中东路事件1930年一级上将王树常中东路事件1930年二级上将胡毓坤中东路事件1930年二级上将于学忠中东路事件1930年二级上将邹作华中东路事件1930年二级上将沈鸿烈中东路事件1930年二级上将蒋介石北伐战争1931年特级上将蒋光鼐一·二八事变1932年二级上将蔡廷锴一·二八事变1932年二级上将张治中一·二八事变1932年二级上将沈光汉一·二八事变1932年中将毛维寿一·二八事变1932年二级上将区寿年一·二八事变1932年中将俞济时一·二八事变1932年二级上将戴戟一·二八事变1932年中将翁照垣一·二八事变1932年中将谭启秀一·二八事变1932年中将张炎一·二八事变1932年中将钱伦体一·二八事变1932年中将宋哲元长城抗战1935年一级上将秦德纯长城抗战1935年二级上将黄杰长城抗战1935年一级上将关麟征长城抗战1935年二级上将刘戡长城抗战1935年二级上将张维藩长城抗战1935年少将冯治安长城抗战1935年二级上将张自忠长城抗战1935年二级上将刘汝明长城抗战1935年二级上将黄光华长城抗战1935年中将董英斌长城抗战1935年中将李振唐长城抗战1935年中将刘多荃长城抗战1935年二级上将沈克长城抗战1935年中将杨正治长城抗战1935年中将张廷枢长城抗战1935年中将李福和长城抗战1935年少将常经武长城抗战1935年少将王奇峰长城抗战1935年中将吕济长城抗战1935年中将李俊襄长城抗战1935年少将牛元峰长城抗战1935年少将喻建章长城抗战1935年少将张耀明长城抗战1935年中将王治邦长城抗战1935年少将黄维纲长城抗战1935年中将李曾志长城抗战1935年中将刘世荣长城抗战1935年中将田泽民长城抗战1935年少将牟中珩长城抗战1935年中将张熙光长城抗战1935年少将邓玉琢长城抗战1935年少将王佑之长城抗战1935年少将赵镇藩长城抗战1935年少将司徒洛长城抗战1935年少将熊正平长城抗战1935年少将张文清长城抗战1935年中将张汉初长城抗战1935年少将孔庆桂长城抗战1935年中将董升堂长城抗战1935年少将林作桢zhēn长城抗战1935年少将赵登禹山东菏泽市1935年何蕃长城抗战1935年少将黄心培长城抗战1935年少校邱立亭长城抗战1935年少将王理寰长城抗战1935年少将王长江长城抗战1935年少将贾凤鸣长城抗战1935年少校杨汝维长城抗战1935年上尉徐庭瑶长城抗战1937年二级上将谢晋元四行仓库保卫战1937年少将杨瑞符四行仓库保卫战1937年少将林伟俦南京保卫战1938年中将刘嘉树灵石会战1938年中将孙连仲台儿庄战役1938年二级上将汤恩伯台儿庄战役1938年二级上将田镇南台儿庄战役1938年中将冯安邦台儿庄战役1938年中将黄樵松台儿庄战役1938年中将张金照台儿庄战役1938年中将池峰城台儿庄战役1938年中将吴鹏举台儿庄战役1938年少将张广厚台儿庄战役1938年中将王仲廉台儿庄战役1938年中将陈林达台儿庄战役1938年中将李福林广州战役1938年二级上将门炳岳商都攻坚战1938年中将安德成武汉会战1938年上士张纶林武汉会战1938年中士张定世抢修铁路桥梁1939年——庞炳勋台儿庄战役1939年二级上将耿志介娘子关战役1939年中将傅作义五原战役1940年二级上将罗卓英上高战役1941年二级上将王耀武上高战役1941年中将薛岳第三次长沙会战1942年一级上将李玉堂第三次长沙会战1942年中将周志开梁山空战1943年上尉陈诚鄂西会战1943年一级上将吴奇伟鄂西会战1943年中将方天鄂西会战1943年中将罗广文鄂西会战1943年中将胡琏鄂西会战1943年一级上将阎锡山抗日战争1943年一级上将李宗仁抗日战争1943年一级上将何应钦抗日战争1943年一级上将程潜抗日战争1943年一级上将白崇禧抗日战争1943年一级上将徐永昌抗日战争1943年一级上将陈绍宽抗日战争1943年一级上将俞飞鹏抗日战争1943年二级上将宋美龄抗日战争1943年——卫立煌抗日战争1943年二级上将葛先才衡阳会战1944年中将周庆祥衡阳会战1944年少将方先觉衡阳会战1944年二级上将饶少伟衡阳会战1944年少将容有略衡阳会战1944年中将郭忏常德会战1944年二级上将周至柔抗日战争1944年一级上将张廷孟抗日战争1944年中将王叔铭抗日战争1944年一级上将毛邦初抗日战争1944年二级上将高又新抗日战争1944年少校郑洞国缅北滇西战役1945年中将孙立人缅北滇西战役1945年二级上将廖耀湘缅北滇西战役1945年中将霍揆彰缅北滇西战役1945年中将何绍周缅北滇西战役1945年中将萧毅肃缅北滇西战役1945年二级上将周福成缅北滇西战役1945年中将王凌云缅北滇西战役1945年中将王光炜缅北滇西战役1945年少校谢梦熊缅北滇西战役1944年中校赵发笔缅北滇西战役1945年——黄人伟缅北滇西战役1946年——张其昌缅北滇西战役1945年少尉黄琪翔缅北滇西战役1945年二级上将宋希濂缅北滇西战役1945年中将钟松缅北滇西战役1945年中将钟彬缅北滇西战役1945年中将毛芝荃缅北滇西战役1945年少将商震抗日战争1945年二级上将马占山抗日战争1946年中将徐堪抗日战争1946年——端木杰抗日战争1946年少将庞松舟抗日战争1946年——陈良抗日战争1946年中将黄镇球抗日战争1946年一级上将李仙洲抗日战争1946年中将张发奎抗日战争1946年二级上将胡宗南抗日战争1946年一级上将顾祝同抗日战争1946年一级上将刘峙抗日战争1946年二级上将孙蔚如抗日战争1946年二级上将余汉谋抗日战争1946年一级上将朱绍良抗日战争1946年一级上将李品仙抗日战争1946年二级上将刘斐抗日战争1946年中将林蔚抗日战争1946年二级上将冯玉祥抗日战争1946年一级上将何成濬抗日战争1946年二级上将鹿钟麟抗日战争1946年二级上将俞大维抗日战争1946年中将钱大钧抗日战争1946年二级上将张群抗日战争1946年——邓宝珊抗日战争1946年二级上将汪匣峰豫西鄂北会战1946年中将张雪中独山战役1946年中将孙元良独山战役1946年中将约瑟夫·史迪威抗日战争1946年四星上将克莱尔·李·陈纳德抗日战争1945年中将阿尔伯特·魏德迈抗日战争1946年四星上将楚溪春国共内战1946年中将董其武绥远战役1946年中将何文鼎绥远战役1946年中将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国共内战1946年五星上将杜聿明辽沈战役1947年中将陈明仁辽沈战役1947年中将廖钧四平战役1947年少尉蔡名永国共内战1947年中将王育根国共内战1947年中将张省三国共内战1947年少将左世允榆林战役1948年中将李礩zhì国共内战1948年中将顾兆祥国共内战1948年少将黄百韬豫东战役1948年二级上将杨亿源徐州会战1948年——朱士钦徐州会战1948年——刘剑虹徐州会战1948年——陈庆堃渡江战役1949年中将梁天价鲠门岛海战1954年中将欧阳漪棻fēn击落两架米格-17战斗机1956年中尉彭孟缉参谋总长1969年一级上将蒋经国前台湾当局领导人1978年二级上将赖名汤参谋总长1976年一级上将高魁元台湾地区防务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1981年一级上将宋长志参谋总长1981年一级上将郑为元台湾地区防务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1989年二级上将郝柏村参谋总长1989年一级上将刘和谦参谋总长1995年一级上将罗本立参谋总长1998年一级上将蒋仲苓台湾地区防务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1999年二级上将伍世文台湾地区防务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2002年二级上将汤曜明参谋总长2002年一级上将李杰参谋总长2004年一级上将李天羽参谋总长2007年一级上将霍守业参谋总长2009年一级上将林镇夷参谋总长2013年一级上将陈燊龄北京市2017年沈一鸣台湾省士林区2020年参考资料^{[3][10][11][12][5][13][14][15][16][9][17][18][19][20][21][22][23]}

青天白日勋章在最高军职勋章的颁授中，第一次明确规定“不分等级，凡陆、海、空军军人，于战时抵御外侮，保卫国家著有特殊战功者，颁给之”。虽然早在民国初建即设立各种军职勋章。但一直都延续着中国几千年严格的封建等级思想。无论是最早的九鼎勋章还是同时期的宝鼎勋章，皆按级别授勋，“上等官佐一等至四等；中等官佐三至六等；初等官佐四至七等；准尉准佐及士兵六等至九等”。而青天白日勋章的获勋对象具有多元性，较为公正。无论中央军还是地方军，嫡系还是杂牌，将军还是士兵，均有可能获勋。在整个对日作战中，有25名中下级军官士兵获勋。虽然仅占15％，但对于在战争中牺牲占绝大多数的普通官兵来说，第一次拥有了可以直接荣膺最高荣誉的机会。1938年武汉会战中，第五十八师战车炮连炮手张纶林虽伤面迷目犹拂血续射、中士安德成独自发炮重伤敌舰数艘，终得“除各提升一级外，各给青天白日勋章”的表彰，成为广大官兵争相学习敬仰的楷模。^[8]

2013年1月16日，卸任参谋总长的林镇夷获颁青天白日勋章，引起军中内部议论。事实上，对于历任台湾地区防务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总长卸任后，循例获颁青天白日勋章之事，军中看法仁智互见，持保留态度者认为没有战功，不该拿这种极高等级的勋章，赞成者则认为，时代不同，求战功不易，部长与总长总管建军备战事务，卸任获勋，并无不妥。^[24]

青天白日勋章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只颁发给活着的人。抗战期间仅有一例较为特殊——1944年松山战役中获得青天白日勋章的第82师第246团第3营中校营长谢梦熊。这实际上是因为许多资料在记录其阵亡时间时出了偏差，以至于给后人造成误导。中国远征军攻克松山时，谢梦熊并未阵亡，只是身受重伤，自然在获勋范围内。后来，谢营长因伤势过重，在医院里躺了几个月后不治身亡，而这时他的青天白日勋章也已颁发下来。后人多不知此细节，故认为谢梦熊的勋章是“追授”。实际上青天白日勋章是不会颁发给逝者的。^[5]

青天白日勋章能保命的起源，是名将黄百韬因为战功彪炳，曾获颁青天白日勋章一座。之后他不幸捐躯，其遗孀及独子黄效先赴台。但是黄效先后来犯了杀人罪，被判死刑。由于黄效先是独子，台湾有关单位特别项目签报，呈请准予免其死罪。蒋介石于是在1957年11月12日发布命令，将黄效先死刑减为无期徒刑。自此，军中流传青天白日勋章如同“免死金牌”。^[19]

2012年5月初，金门“莒光楼”已故金防部司令官胡琏史迹展示厅展示的青天白日勋章被盗，金门警方经过连日追查，锁定黑龙江省哈尔滨旅行团一名76岁乔姓游客涉重嫌，但他4日下午犯案后即通过厦金航线返回大陆，后北京公安趁火车停靠山东，派员上火车拦查，从乔某的随身行李搜出勋章并逮捕窃嫌人，最终台刑事部门相关负责人陈檡文5月29日在北京接收大陆公安返还的勋章。^[25][26][27]

蒋介石在1930年获颁的“特壹”编号青天白日勋章”于2012年8月24日在香港拍卖，底标价为280万元港币（新台币1800万元），勋章真伪遭台当局防务部门质疑，但斯宾克拍卖行23日表示，有10多人探询，无人质疑真实性，后被研究专家鉴定为真品，出现这枚勋章有两种可能，一是当年同一个模版铸造了两枚，二是蒋介石勋章为假勋章，该勋章拍卖开始后无人购买而最终流拍。^[2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