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先觉

方先觉（1905年~1983年），字子珊，萧县十方区方家寨（今属安徽省宿州市）人，抗日爱国将领，陆军中将。^[1][2]

方先觉幼年识读儒学，毕业后就读于江苏省立徐州中学，先考入南京第一工业学校，毕业后升入上海政法大学，又转学军事，投考黄埔军校第三期习军事，方先觉在黄埔军校高教班第2期、陆军大学乙级将官班第4期受训。^[3]毕业后历任排、连、营、团长，先后参加了北伐战争、中原大战、台儿庄战役、长沙会战等军事行动。1941年冬，他任第十军预备师长时，长沙会战有功，升任军长。1944年5月，衡阳保卫战中指挥国民党军第十军在面对成倍的精锐日军围守时，坚持防守47日。^[1][2]之后前往重庆，获得“青天白日”勋章，先后镇守汉中、徐州。1947年1月，率兵支援巨金鱼战役。1949年底去往台湾，晚年有《与妻书》《中湘颂》《子珊行述》《衡阳坚守战回忆》等著作，1983年3月3日在台北病逝，享年78岁。^[1][4][5][6]

台湾学者刘台平评价近七周的坚决抵抗说明了方先觉的视死如归 。^[7]文章《不能忘记，73年前的8月8日》，称方先觉和他的部下，是“抗战时期中国人的骄傲”。^[1]

清末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11月22日），方先觉出生于萧县（今属安徽省宿州市）褚兰张山集方家村，父亲洪善（字为宝），清末秀才，母康氏，育有兄弟五人，姊妹两人，方先觉排在第三，因家庭殷实，方先觉从小就进入私塾读书，接受了儒家文化的熏陶。之后方先觉便相继进入南京第一工业学校和上海政法大学学习。^[1][4][8]

1924年，未及毕业的方先觉离开政法大学，弃学报考黄埔军校陆军军官学校。之后方先觉在1925年1月正式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步兵科，次年黄埔军校奉命对滇桂军阀刘震寰和杨希闵进行讨伐，方先觉跟随军队参与了此次平叛战役，之后于同年7月升入第三期学生队步兵科。^[1][4][8]

1926年1月毕业后，方先觉先后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第三师九团侦察队少尉排长和第二十师补充团第三营第九连连长，同年7月北伐战争爆发。1927年5月，补充团扩编为新一师，同年8月，方先觉升任为新一师第三营少校营长。之后方先觉于1928年调任为第三十二军六十九师一团三营少校营长，不久后进入中央陆军大学乙级将官班第四期学习。1929年8月，方先觉担任第三师八旅一营少校营长，并于11月底跟随军队前往广东攻打通电反蒋的张发奎和桂军。^[5]

当时在北京陆军大学学习的卫立煌于1930年春收到了蒋介石的命令，返回安徽组织新兵招募事宜的同时，他接受了原来方振武的四十五师番号并担任师长。方先觉知道这件事后就脱离第三军，转而投奔了他的老上级卫立煌并于6月到达，依旧担任师长。1931年初，第四十五师的番号改为第十师，方先觉也调任为第五十九团第一营少校营长，之后他带领部队参与了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同年6月，第十师被扩编为第十四军，管辖第十师和第八十三师，蒋伏生于10月被蒋介石任命为第八十三师师长，方先觉同时升迁为八十三师补充团的中校团附。之后淞沪抗战于1932年1月爆发，蒋鼎文带领着第十师和第八十三师前往浙江布防，方先觉跟随着第八十三师在下浦区域驻扎防守，但由于日军没有选择南下，部队没有和日军接触。同年5月，方先觉参与了国民党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行动”，第十四军在最初接到了保卫广水和横店之间铁路线的任务，之后第八十三师于8月10日跟随左路前锋的第十师向黄安（今红安）进军，发起了总攻。但在卫立煌所在第十师受到袭击要求八十三师支援时，八十三师师长蒋伏生故意拖延时间后赶到。之后十四军进入占领了黄安，并于9月20号攻占了皖西的金家寨。蒋介石为此亲自前往金家寨慰劳部队来表彰卫立煌，并且颁布命令在鄂豫皖三地交接处划分一部分土地设立了“立煌县”。1933年，长城抗战爆发。时任83师补充团副团长的方先觉参与了古北口抗战后身负重伤。方先觉痊愈之后跟随第八十三师向南进军镇压发动了“福建事变”的第十九路军。1935年，方先觉调任为第二军第三师九旅一营担任少校营长，受到师长李玉堂赏识后进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高等教育班第4期学习。之后方先觉于1936年夏末毕业并返回军队，他被调任为第八旅十五团的中校团附，之后于同年9月被调为补充团的上校团长。^[4][9][6]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方先觉于9月被调任为陆军第三师补充团团长，次年7月升任为第三师第九旅副旅长，同年11月被任命为第十预备师副师长。之后方先觉于1938年被调任为第八旅十六团任上校团长，并于同年4月参与了第三师和第九师在台儿庄以东地区对日军的作战。1939，方先觉担任预备第十师团长、第三战区长官部参议、副师长，而后又升任为师长。次年1月，方先觉被升任为第十预备师师长，并于次年9月奉命带领部队参与了第二次长沙会战。1941年12月，第三次长沙会战爆发，时任第十预备师师长的方先觉负责防守长沙南门，最终使得日军被迫撤军，完成了保卫长沙的使命。战后方先觉于1942年4月被正式任命为第10军军长兼任长沙市警备司令，并且于次年11月指挥军队参与了常德会战。常德会战中，方先觉带领部队从长沙出发前往援助，攻破常德外围，援救了师长余程万。^{[4][5][9][6][10]}

在常德救援中，方先觉认为战区司令长官薛岳越级指挥导致第三师和预十师遭遇较大的损失，因此以下犯上与薛岳多次争吵。不久后薛岳下令撤换方先觉，但官兵的抵制使得继任军长无法上任，第十军在两个月内没有军长。之后第十军全体官兵联名通电请求让方先觉继续任命军长，军委会经过调查之后认可了方先觉的功绩，于是方先觉于1944年5月被任命担任代理第十军中将军长一职。但方先觉在最初一直推辞，之后蒋介石特地打电话亲自询问才答应下来，蒋介石还题词“忠义表天地”匾额一块来勉励方先觉。^[4][11]

1944年5月18，日军攻占长沙，此后又相继夺取醴陵、攸县等地，剑锋直指衡阳。方先觉领命固守衡阳，在衡阳攻防战前，方先觉特邀衡阳新闻界巡视全城，坚决表示死守衡阳城的决心。不久后，方先觉在1944年5月29日接到蒋介石的电话，在电话中蒋介石命第十军开赴衡阳，修筑工事，做固守十天至两周的准备。衡阳战役正式打响的前一天晚上，蒋介石告勉励第10军全体官兵应当严守衡阳，并表达了期盼，方先觉及所部也不负期望，在衡阳危城里硬是以一军之力拖住十倍于己的日军师团达47天之久，远远超过最初两周的期限，衡阳保卫战因此也被中外媒体誉为“东方的莫斯科保卫战”“中国的斯大林格勒战役”。^[4][10][11]

敌人攻势空前猛烈，部队面临弹尽、粮竭、援绝的境地。方先觉于8月5日下召开军部紧急会议，就第10军出路问题进行讨论。方先觉决定放弃突围，死守衡阳。8月7日中午，方先觉下令草拟呈蒋介石的电稿，是为衡阳守军著名的最后一电，电稿中曾说描绘当时的战况， 午后收到蒋介石复电，电文仅简短一句表达援军明日必到衡阳城，决不延误的承诺，商讨最后方案后，第3师师长周庆祥主张投降，并告称自己已用军长名义下令部队挂出白旗。方先觉经反复考虑终于默认这一结果，命参谋长孙鸣玉起草保证官兵生命安全、收容医治伤兵、埋葬阵亡官兵等项条件，派人与敌接洽停战。8月8日11时许，响了四十七天的枪炮声渐趋沉寂，衡阳战役落下帷幕。衡阳战役历时47天，是抗日战争中中日双方攻防时间最长的一次战役。三个月后，方先觉出逃，前往重庆会见蒋介石。^[4][5]

1945年1月1日，方先觉前往云南担任青年军第207师中将师长，全师共有1万1千余人，队伍基本组建就绪，唯独缺少炊事用具。方先觉为解决队伍的饮食问题，亲自奔走，得到了昆明警备司令杜聿明的支持才得以解决。次月，方先觉获得“青天白日”勋章，升任为第二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还在四月接到加紧训练，准备反攻的命令，就在他准备再为抗战做贡献时，国民党军委会却命前往守卫离抗战前线较远的陕西汉中，担任青年军第206师中将师长。他还在汉中古城北处，命人修建“拜兵台”，用以纪念保卫衡阳而死的战士们。12月，方先觉再被调任为第88军中将军长，负责守卫徐州城防。他在此曾率部 “清剿”苏皖两省的萧县、丰县、沛县；也曾为发展家乡的教育事业，私人出资在云龙山麓创办正德中学。抗日胜利后，国民党又为其颁发了忠勤勋章（1945年10月10日）和胜利勋章（1946年5月5日），以表彰方在抗战期间所作的贡献。1946年5月，第88军由两个三团制师缩编为两团制旅，被整编为第88师，方先觉升任整编第24军中将副军长兼第88师师长。而他的上司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职位改由曾与他有矛盾的薛岳接任。内战全面爆发后，徐州绥署所属各部都加入了作战，唯独第88师被留在徐州。8月，薛岳又抽走88师所属的新21旅配属给整编第11师作战，方先觉的军事实力遭到削弱。^{[12][13][14][4][5][6]}

1947年1月，巨金鱼战役爆发，方先觉率领六十二旅和新从台湾调来的整七十师一四零旅前去支援。此战中，方先觉及早发现了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军围歼意图而改变战术，使部队逃脱了围剿圈套，避免了全军覆没的战果。同年10月，方先觉进入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1948年1月，方先觉受命担任第十绥靖区副司令一职并获得了四等宝鼎勋章，同年3月当选为行宪国民大会代表，他秋季时还担任了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一职。1949年2月，方先觉改任为第二十二兵团中将副司令官，5月担任陆军第一编练司令部副司令官，负责组建兵团和操练新兵。同年7月方先觉调任为第六兵团副司令长官和福州绥靖公署军官团团长，负责对福州地区、绥靖区等地的军官进行训练。在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8月解放广州之后，方先觉带领着剩下的部队回撤台湾。方先觉回到台湾之后，相继担任了“国防部”中将参议、“闽粤区人民反共救国军”总司令、“湘粤桂边区游击队”总司令等职位，并且在1951年的4月和8月进入了“革命实践研究院”第十三期以及园山军官训练团高级班第二期受训。^[4][5][6]

1954年，方先觉被任命为澎湖“防卫司令部副司令官”、第一军团副司令官，并在同年进入“国防大学”联合作战系第三期学习，次年再进入石牌实践学社联战班第四期学习。1958年金门炮战期间，方先觉为前线运补转接任务出了一份力，他还主持了林投“国军公墓”的修建工作。1959年，方先觉调任第一兵团副司令，于1962年改任为联勤总司令部设计委员会主任。两年后，方先觉担任联勤总司令部设计督导委员会委员，他还于1968年担任了联勤总司令部设计研究督察委员会中将主任委员一职，并在同年退役，改任“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委员，方先觉还曾经担任过台湾“国民大会”代表等职位。原日军第十一军的退伍军人曾经邀请方先觉访问日本被拒绝。晚年有《子珊行述》《衡阳坚守战回忆》等著作^[8]。^[4][5][6]

1983年3月3日，方先觉因突发心脏病，在台北病逝，享年78岁，^[4][5][6]葬于台北县汐止市五指山“国军示范公墓”中将2区。^[15]

方先觉著有《子珊行述》《衡阳坚守战回忆》。^[20]

方先觉此外还著有一首流传广泛的抗战歌曲《中湘颂》：

民族义旗飘衡阳，志士起蒸湘。

孤军奋斗显身手，视敌如犬羊。

精诚结团体，万民共颂扬。

还我田园全骨肉，携手上疆场。

反攻国军将接近，复湘桂，下粤汉。 

天空比铁翼，寇兵心胆丧。

战舰如云会东海，沸腾太平洋。

蒸湘诸将勇，两衡好儿郎。

大家齐出动，捐躯赴国难。

视死如归，为我中华民族争荣光! 

参考资料^[21]

衡阳保卫战中，方先觉率部抵抗了四十多天，外无援军，内无粮草，弹尽粮绝，陷入绝境，虽败犹荣；严重挫败了日军的锐气，极大地鼓舞了中华民众抗击外来侵略者的信心。从世界反法西斯阵营范围来说，有力地支援了盟军与日军在太平洋各岛屿的争夺战，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灭亡，同时诱发了日本国内东条英机内阁的倒台。方先觉所作《中湘颂》被谱写成讴歌衡阳保卫战的颂歌，由联中学生曾琪首唱，很快在衡阳境内广为传唱。 ^[21]

方先觉之子方庆中则用最简洁的话对其父作出评价:“父亲无疑是爱国的，我相信他努力了。”^[22]

曾亲历衡阳血战的营长蒋鸿熙撰文对他曾经的长官评价：方先觉抗上而不傲下，欺强而不凌弱。他在战场上是叱咤风云的将军，雷厉风行，勇敢果断不折不扣，常在战场上枪杀干部，所以无人不怕他。但他在闲时却是谈笑风生平易近人，简直判若两人。对待士兵他体贴关怀如慈母，严格教导如严父。他大手大脚，有钱用在部属身上，高职后两袖清风，没有什么财产。他是地地道道的爱国主义者，是典型的爱国将领。他无愧于革命传统，无愧于黄埔精神。^[22]

《救国日报》于1944年12月20日发表文章《方先觉不愧张睢阳》中评价：方将军因弹尽粮绝，防无可防，始被敌人俘虏。这在方将军及其部下，真百分之百尽了职分，不论对于国家，对于长官，对于国民，均无愧色。^[23]

《新华每日电讯》于2017年8月11日登文章《不能忘记，73年前的8月8日》，从史学角度评价了坚守衡阳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和他的部下，称他们是“抗战时期中国人的骄傲”。^[1]

台湾学者刘台平认为：方先觉是为了等待照顾的六千个伤兵，及筋疲力尽的袍泽而忍辱负重，并非胆小怕死，近七周的坚决抵抗已说明了守军的奋战不懈、视死如归 ，战斗已到防无可防，城破被俘，不能以不成功便成仁解释。方军长领导的第十军是成功的。 ^[7]

《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评价：敌人之守将方先觉将军，为一骁勇善战之虎将；其第十军之4个师，皆以必死之决心，负隅顽抗，寸土必争，其孤城奋战之精神，实令人敬仰。^[7]

关于方先觉投降问题的争论主要分为三种观点

一、服部卓四郎等日本军人和学者投降说

衡阳保卫战失败后，一种影响很大的说法是：方先觉率领残军投降了日军。1944年8月9日，日军采访了方先觉，并通过广播对外公布方先觉投降是自己决定。《申报》8月17日给予全文刊登了这篇访谈，延安《解放日报》12月25日作了转载。日本防卫厅记载了方先觉此次的正式投降。一些日本军人和学者，也持方先觉率部投降的说法。日本大本营陆军作战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在其著作《大东亚战争全史》中表明方先觉主动投降。^[7][24][25]

1945年，国民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参政员王昆仑在会上质问：为什么不追究方先觉等高级将领在衡阳保卫战中投降的责任，遭到蒋介石痛斥。这件事说明，当时的确有人相信方先觉是投降了日军。原第9战区司令部参谋长赵子立在其回忆录中也对此事有所影射。时任第10军预备第10师政治部代主任杨正华、原第10军暂编第54师师长饶少伟和梁子超团长的证言中，都提到了保留建制、方要求去南京等，内容属实，就坐实了方先觉的政治变节。^[26][27][28]

由于这些材料，“投降说”便在中国主流的抗战史中几成定论。《衡阳市志》、石柏林的《从长沙大火到衡阳失陷——国民党抗战内幕》都持投降说。张宪文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中也记载中国军队是无条件投降。^[7][29]

二、郑浪平等学者的停战说

对于衡阳抗战中，方先觉是否投敌的问题，社会各界有很大的争论。

《湖南省志》认为方先觉投降是日本方面的诽谤宣传，不能作为史料。台湾学者郑浪平在《中国之怒吼》一书中表示，没有确切证据表明方先觉投降，是日军颠倒黑白。彭厚文对衡阳失陷时日军记者和方先觉的谈话的真实性表示了质疑。关于饶少伟《方先觉衡阳投敌经过》一文，其中有些内容明显与事实不符，此文是他在被俘虏的情况下所写，无法保证客观性与真实性。^[7][30][31]

第十军第三师师长周庆祥之弟周祥符(时任第3师第9团副团长)口述、由周庆祥之子周立起执笔的《是非功过谁与评说——周庆祥子及弟回述“衡阳保卫战”》一文，透露了蒋介石在战前授意方先觉停战，并较详细地记载了停战过程。并且表示停战是方先觉为了拖延时间以求援军前来解围和避免城破之后全城军民遭遇大屠杀，从而利用汪精卫发起的‘和平运动’进行诈和，与敌人签订停战协定。以及孙鸣玉带头提出两项条件，方先觉、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和饶少伟各提一项条件，一共有七项停战条件的事实及内容。萧培的著作《血战衡阳四十七天：抗战史上最壮烈的城市保卫战》和《浴血孤城：47天衡阳保卫战》以及周明的著作《喋血孤城：衡阳会战》，都采取方先觉与日军协议停战的方式来叙述衡阳城失陷的情形，对协议停战的过程加以具体的描述。日军记载中，《日军对话作战纪要》中表明方先觉与日军签署了停火协议。^[32][33]

三、邓野等专家的被俘说

“投降说”和“停战说”各自由于证据不足，最终不能令人信服。邓野在《蒋介石对方先觉投敌案的裁决》一文中表示双方各有依据，但缺乏原始证据支撑。《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中既没有写方先觉投降，也没有提及停战等字眼。台湾《抗日战史》未提及相关字眼。^[7]

原第三师第九团第四连连长陈福绥的《陈福绥回忆录》、原第54师参谋长甘印霖回忆和原第190师第586团第1营迫击炮连连长白天霖的《抗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中都表明当时的高级将领被俘。大陆学者萧栋梁认可“被俘说”，他在《湖南抗日战争史》中也采用了这一说法。丁民在《我们如何正确评价“衡阳保卫战”》一文中认为，方先觉是被俘而非投降。台湾学者刘台平也认可“被俘说”。从客观全面的角度看，无论方先觉是投降还是停战，其结果都是——被俘。因此，采取“被俘说”来评价方先觉在衡阳城破时的表现，是客观公正中肯的。方先觉在《衡阳战役之回顾》一文中表示他终生的遗憾是在衡阳“惟欠一死”。即使30年过去，仍耿耿于怀。^{[7][34][35][36][37][38][39][32][40]}

“重庆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敌人今晨由城北突入以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刻再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这是方先觉于1944年8月6日下午，在衡阳城内主战场发出的最后一封电报。衡阳会战的最后一封电报，是经卢庆贻之手发往重庆的，卢庆贻在发出电报的三天后，才在重庆出版的《大公报》上读到了电报的内容。那就是方先觉军长的“最后一电”。^[41]

1944年5月末，方先觉在5月29日接到蒋介石的电话，电话中，蒋介石命第十军开赴衡阳，修筑工事，做固守十天至两周的准备。他嘱咐方先觉：“此次会战关系国家民族存亡，衡阳得失尤为此次胜败关键。”日军飞机、大炮轮番轰击，危在旦夕，方先觉指挥若定，他向全军将士发布“三不打”指示：“看不见不打，瞄不准不打，打不准不打，每一颗子弹都要日本鬼子的命！”一次，一颗炸弹落在指挥所门前方先觉的身边，所幸没有爆炸。军参谋长建议：太危险了！前敌指挥所应后撤。方先觉把手一挥，大声说：“不撤！我与阵地共存亡！”^[42][43]

方先觉出生于江苏省萧县第十区（现为安徽省宿县栏杆区）方家寨的一户乡绅家庭。^[21]

1942年1月2日，《长沙日报》即以头版大标题 “方师长誓死守土，予立遗嘱。”并将遗嘱全文刊登遗嘱内容如下 ：

蕴华吾妻 此次我军奉命固守长沙，任务重大，长沙的存亡，关系抗战全局的成败，我决心以身殉国，设若战死，你和五子的生活，政府自有照顾，务令五子皆能大学毕业，好好做人，继我遗志，报效党国，则我含笑九泉矣。希吾妻勿悲 夫子珊。民国三十一年元旦。^[44]

在黄埔军校，方先觉因军需贪污学员伙食费导致学员饮食下降，与这位军需打了起来，后受到惩戒，被黄埔军校开除学籍。^[45]

方先觉的一位旧日同僚借用退休金投资失败而无力偿还，以致方先觉的晚年生活较为清贫，他的居所因年久失修几近于危房。曾经租住过方氏旧居的舒适存将军是这样评价这间老房子的：“一切都好，就是无法睡觉，此屋年久失修，老鼠成群，蟑螂成堆，老鼠夜间跑马，我可以忍受，蟑螂一夜数次在我脸上旅游，实在可恶，我年逾八旬，吃勿消，子珊是如何住了二十多年”？而方先觉则回应道：“每逢台风大雨，我比他更紧张，精神负担更重，万一倒塌，何以对适公”。由此可见方氏旧居是如何残破，这一情况一直到国民大会筹措资金为方氏筹建新居后才得到改观。^[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