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绍良

朱绍良（1891年10月28日—1963年12月25日），原名宝瑛，字一民（也作逸民），福建福州人，祖籍江苏武进县，国民党高级将领。^[1][2][3]

朱绍良早年留学日本振武学堂，并加入同盟会，曾参加辛亥革命、讨袁“二次革命”。1916年朱绍良投身黔军，得到黔军将领王文华器重，后因王文华被刺杀离开黔军。1923年，朱绍良前往广州谋职，北伐前夕投靠蒋介石，出任蒋介石参谋长并参加北伐战争，后因蒋介石下野离职。蒋介石复职后，朱绍良先后出任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厅长、办公厅主任、陆军第八师师长、第二军军长等职，曾参加蒋桂战争、中原大战。1930年底到1933年初，朱绍良先后参加蒋介石对苏区红军的四次“围剿”，因屡战屡败一度被蒋介石免职。1933年5月，朱绍良任甘肃省主席，后又兼任甘肃省民政厅厅长、甘肃绥靖公署主任。主政甘肃期间，朱绍良笼络西北马氏军阀、消灭孙殿英的部队，同时改革甘肃军政，加强国民党统治。1935年4月，朱绍良晋升陆军二级上将，后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后奉命在甘肃境内阻截红军；同年10月，朱绍良离任甘肃省政府主席，专任甘肃绥靖公署主任，督理军务。^[1][2][3]

抗战爆发后，朱绍良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参加淞沪会战；上海沦陷后，他奉调西北，继续主政甘肃。1938年11月，朱绍良升任第八战区司令长官，他在甘肃境内加紧“反共”，频繁制造摩擦，屡次破坏抗日统一战线。1942年，甘南人民起义反抗国民党统治，朱绍良奉命镇压；同年7月，朱绍良奉命前往新疆，奉劝新疆军阀盛世才归附蒋介石。1944年，盛世才炮制“阴谋暴动案”反抗国民党的统治，朱绍良率军进驻新疆，盛世才被迫离开新疆。1946年朱绍良回到重庆，任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办公厅主任，负责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等善后事宜，同时转运川粮，为发动全面内战做准备。1948年，朱绍良改任重庆绥靖公署主任，期间积极推行“戡kān乱”方针，为内战前线国民党军队输送兵员和粮食。1949年1月，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朱绍良调任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兼福建省主席；同年8月，朱绍良逃往台湾。1963年12月25日，朱绍良在台北病逝，终年七十三岁，死后被追晋为陆军一级上将。^[1][2][3]

中共情报人员熊向晖评价朱绍良很有头脑，很有战略眼光。^[4]学者任仲泉评价朱绍良虽手握军政大权，但不善于培养提拔部属，缺乏知人善任的才能，幕僚中多庸俗之士。^[5]

朱绍良祖籍江苏武进县，其父朱清泽曾在福建福州担任南台海防同知，1891年10月28日，朱绍良在福州出生，在兄弟五人中排行最小。16岁时，他才进入竟成两等小学读书，并在暑假期间师从福建名孝廉程希箴学习诗文；17岁时，转入福建陆军小学，接受较为严格的军事化训练。两年后，朱绍良改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随后又被选送日本留学，进入振武学校深造。^[1][2]

1910年，朱绍良在日本东京加入同盟会。次年9月，因父亲去世，朱绍良回国奔丧。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前往汉口参加革命，次年被沪军都督陈其美聘任为参谋，不久返回福州，进福建陆军小学担任教官。1913年，因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朱绍良避祸日本，期间进入宇都宫野炮兵第十四联队实习。实习期满后，他转入日本士官学校第十一期炮科学习，与何应钦、谷正伦等成为同学。^[1][2]

1916年，朱绍良从日本毕业归国，随何应钦前往贵州投身黔军。时值护国战争期间，贵州组建护国军讨伐袁世凯，朱绍良得到时任护国黔军东路支队司令王文华的重用。“护国运动”结束后，王文华升任黔军第一师师长，朱绍良则担任该师任团长、参谋长。1917年，滇黔川三省军阀为争夺四川统治权展开混战，贵州军阀刘世显派王文华为黔军总司令，率军入川，增援滇军。朱绍良担任黔军参谋长，与王文华率部配合滇军奇袭重庆，迫使川军从川南撤退。黔军进驻重庆后，朱绍良兼任重庆卫戍司令官，并在王文华暂离重庆期间代行总司令职权，因调度有方得到全军称许。1920年，四川军阀联手驱逐黔军，朱绍良随黔军退出重庆。王文华本想回师贵州夺取军政大权，但碍于和刘世显的甥舅关系，另行委任卢焘代理黔军总司令，率部回贵州，自己则称病避居上海，朱绍良随行。次年3月王文华在上海被刺杀，朱绍良至此离开黔军。^[1][2][3]

1923年初，朱绍良前往广州，不久被孙中山委任为大元帅大本营参谋。次年2月，杨庶堪出任广东省长，朱绍良被聘为广东省政府顾问，不久杨庶堪辞职，朱绍良随即离开广州。北伐前夕，朱绍良回到广州并拜见蒋介石，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参谋长，随军北伐。北伐军攻占武汉后，蒋介石提议迁都武汉，作为蒋介石的支持者，朱绍良在1927年2月调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武昌行营参谋长，不久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军长。同年4月，蒋介石组建南京国民政府，朱绍良随即前往南京，升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后又入选南京政府特任军事委员会委员。期间，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在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军阀的逼迫下，蒋介石于8月13日宣布下野，朱绍良也随之离职。^[1][2][3]

1928年1月9日，蒋介石在南京宣告复职，朱绍良随即被召回。在随后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第四次会议上，朱绍良再次被推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并于3月13日接任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厅长，后任办公厅主任。同年7月，蒋介石为削弱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各派军阀的实力，提出“整顿军事”，进行裁兵，随即成立第一集团军整理委员会，朱绍良调任委员。军队实行编遣后，朱绍良出任陆军第八师师长，驻防安徽合肥。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朱绍良受命率部进攻武汉。同年3月，蒋介石制定第一集团军战斗序列，委任朱绍良为第二军军长兼第八师师长。朱绍良指挥所部推进到湖北、安徽交界地区，占据罗田、广济、蕲春、黄冈和麻城等地。4月3日，桂军第三路军李明瑞所部在黄陂、孝感倒戈。桂军胡宗铎、陶钧和夏威所部闻讯后，即向鄂西方向败退，打算据守荆州、沙市和宜昌。蒋介石任命朱绍良为第二路追击队司令官，率部追击败退的桂军。^[1][2]

为了彻底铲除新桂系势力，蒋介石企图用兵广西，于4月19日又任命朱绍良为讨逆军总预备队总指挥，率第八师、第十五师和第五十七师在武汉附近集结，相机推进。不久，桂军胡宗铎、陶钧和夏威在蒋介石的武力进剿和金钱收买下投降，联名发表通电下野，所辖部队接受改编，朱绍良率领第八师进驻荆州。同年9月，张发奎在宜昌举兵反蒋，从鄂西经湖南开赴广西。11月，张发奎联合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进攻广东。蒋介石擢zhuó升朱绍良为讨逆军第六路总指挥，率领第八师、第三师和第五十师增援广东。12月5日，第八师抵达广州，随即从粤汉路转赴前线。12日，第八师占领象山，次日又进驻花县，解了广州之围。张发奎与桂系联军北退，朱绍良率部追击，迫使张桂联军由广宁退回广西境内的怀集、贺县。^[1][2][3]

1930年1月底，朱绍良部进逼荔浦，遭到桂军的有力抵抗，被迫撤退至梧州。随后从梧州经武林进攻桂平，与驻守桂平的桂军相持两月之久，最终于5月13日攻占桂平。之后，朱绍良率部回到南京。中原大战爆发后，朱绍良在蒋介石命令下赴陇海线战场担任左翼军总指挥，下辖第十五军、第五十二师、第八师和第四十七师，负责第四、五、六守备区的防守。冯玉祥对朱绍良所部守备区发起猛攻，双方对峙约一个月。战斗持续到8月10日，朱绍良所部不支，决定缩短战线。冯军随即攻占汤庄、林庄，朱绍良赶忙前往阳驿铺一线督战。8月31日，蒋介石下达总作战命令，令朱绍良所部牵制住冯玉祥部，协同平汉路军队对冯部实行包围，迫使冯部退往陈留、通许一带，然后予以歼灭。然而朱绍良所部进展缓慢，在10月1日才攻占通许，4日攻占中牟；10月7日，蒋介石率部领郑州。随后，朱绍良率部奉令在陇海线北侧地区集结待命。^[1][2][3]

自1930年底到1933年初，朱绍良先后参加了蒋介石对苏区红军的四次“围剿”。第一次“围剿”红军期间，朱绍良任第六路总指挥，负责乐安东面的固冈墟到宁都西北安福墟一线地区的作战任务。第二次“围剿”红军期间，朱绍良所部兵分三路，企图从南丰、崇仁向广昌推进，进而进攻宁都，中途遭到红军阻击，所部在5月中旬仓皇撤退到广昌。第三次“围剿”红军期间，朱绍良所部被编为第三军团，隶属何应钦的左翼集团军，驻扎在南丰，随后在龙冈，黄陂两地遭红军重创。^[1][2]

1931年11月22日，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上，朱绍良被增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2月3日，朱绍良继何应钦担任驻赣“绥靖”主任。12月15日，蒋介石宣布下野，下野前特地委任朱绍良代理主持南昌“剿总”事宜，直到次年1月，蒋介石重新上台。1932年初，朱绍良因“围剿”红军很不得力，一度被蒋介石免职。同年6月，蒋介石发动对苏区红军的第四次“围剿”，朱绍良又被召回，出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参议，同年8月，他又被调任湘鄂赣边区“剿匪”总指挥。10月，蒋介石发动对苏区红军根据地的围剿，朱绍良调任右翼总指挥，统辖八个师。1933年3月，国民党第四次“围剿”被红军粉碎。^[1][2][3]

1933年5月，为了加强对西北地区的控制，蒋介石决定调朱绍良接替邵力子任甘肃省政府主席。不久，朱绍良又兼任甘肃省民政厅厅长。同年8月，甘肃绥靖公署成立，朱绍良兼任主任。朱绍良到任以后，力图取得地方势力的支持，他拉拢地方士绅以及盘踞一方的大小军阀，尤其对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和马鸿宾四路西北军阀的笼络、培植更为用心。在朱绍良的保荐下，马步芳被蒋介石任命为青海省主席，后来马步芳先后升任第八十二军军长、第四十集团军总司令，都是因为得到朱绍良的帮助。得到扶持的西北马氏军阀，对朱绍良感激不已。军阀孙殿英盘踞在山西边境，拥兵自重，不受南京国民政府节制，遭到蒋介石猜忌。1933年底，由国民党北平军分区出面招抚孙殿英，并任命他为青海柴达木屯垦督办，令其率部西进，离开山西。与此同时，蒋介石密令朱绍良沿途阻截，将孙殿英部予以消灭。最终在马氏军阀的协助下，朱绍良在1934年初将孙殿英的部队消灭在宁夏境内。^[1][2]

主政甘肃期间，朱绍良任用本地人，加强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当时甘肃的行政机关还是沿袭清朝的六科房旧制。1935年，朱绍良接受“西北剿匪”纵队司令胡宗南的建议，委托胡宗南在陇南办“地方自治人员训练班”，训练县治人员。1938年，朱绍良又成立“西北干部训练团”，培训军政干部。在与西北各派系势力首领建立切实的联系后，朱绍良进一步与他们协商，要求甘肃省内各县县长，由省政府统一委派；钱粮税款，按照省政府统一规定征收，上交财政厅；地方部队的编制和粮饷，报请国民政府核定，所需军费由省政府统一拨发。朱绍良采用以回制汉、以汉制回，以回制回、以汉制汉等手段，对地方各派势力之间的矛盾，加以利用，同时也引起了马鸿逵等人的不满。甘肃鸦片泛滥，朱绍良将原“甘肃省禁烟善后局”改换成“甘肃省禁烟委员会”，做些表面的戒烟工作，并未积极禁绝鸦片，以维持地方安定，收取恃亩税（即鸦片税）。^[1][2][3]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后，蒋介石特任朱绍良为“剿匪”军第三路总司令。朱绍良即对甘肃境内的中央军和杂牌部队统一部署，并修多碉diāo堡，加强防御工事，企图阻挡红军北上。红军进入陇南后，朱绍良把部队编为四路，每一路都划定了追击路线。10月2日，朱绍良又任西北“剿匪”第一路军司令。由于“安定”西北有功，1935年4月，朱绍良晋升陆军二级上将。同年10月20日，兰州下东门火药库发生大爆炸，朱绍良在11月2日被免去甘肃省政府主席职，专任甘肃绥靖公署主任，督理军务，于学忠接任甘肃省政府主席。不久，朱绍良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2][3]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朱绍良在西安开会，也遭到软禁。事变和平解决后，朱绍良被蒋介石委任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受命集结在甘肃的中央军和杂牌部队，部署攻击东北军。次年3月，第三集团军奉令撤销，朱绍良调离西北，转赴上海休养。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朱绍良被蒋介石召回南京，就任军事委员会管理部部长。淞沪会战打响后，朱绍良奉调第三战区，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9月下旬，蒋介石把参加上海作战的国民党军队分为右翼、中央和左翼三路，委朱绍良担任中央军总司令，辖第九、第二十一两个集团军；在真茹设立指挥部，负责黄浦江以西、蕴藻浜南岸地区的作战。10月26日，朱绍良下令主力部队撤到苏州河南岸，接着向青浦、白鹤港线转移，上海遂于次月失陷。^[1][2]

此时，国民政府在兰州成立第八战区长官司令部，朱绍良奉调西北，任副司令长官及甘肃省政府主席。蒋介石亲自兼任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则以副职代行司令长官职权。1938年1月，朱绍良提出“安定中求进步”的施政方针。同年11月，朱绍良升任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随后，朱绍良采取措施加强陇东十县国民党的政治、军事力量，企图形成对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的包围，并逐渐推进，妄图达到取消陕甘宁边区的目的。朱绍良主持制订陇东十县“反共”工作的“八项方针”“十二原则”，以及“特种工作大纲”，并把“西北干部训练团”第三期毕业生派到陇东，充实国民党的政治力量。此外，他又抽派新二军驻扎陇东一带，并在陇东、河西和兰州周围构筑工事，修建大量碉堡。与此同时，他还指挥所部军队在陇东接连制造“反共”摩擦事件，致使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被迫撤销，“甘肃在乡军人抗日联络委员会”也被解散。^[1][2][3]

1940年11月，朱绍良卸任甘肃省政府主席，专任第八战区司令官。1941年4月，朱绍良兼任“陕甘宁边区”总司令，受命统一指挥陕北一带的国民党军队，加紧“反共”。次年3月，朱绍良又兼军令部西安办公厅主任，但只是挂名，并无实权，代主任胡宗南掌握西安军政实权。1942年，甘南人民因不满国民党的统治，起义反抗。第二年春，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到十万余人，由甘南扩展到兰州附近，形成震动全国的“甘南民变”。蒋介石急令朱绍良限期平息“民变”，朱绍良随即调派七个师的正规军、两个骑兵旅、四个保安团、二十余县的自卫队以及马步芳的三个团，用了近十个月时间，才将起义镇压下去。^[1][2]

1942年7月，朱绍良奉命以国民政府正式代表的身份同翁文灏、毛邦初一起，携蒋介石的“手示”到新疆，与新疆军阀盛世才商谈在新疆确立国民党的统治，以及遣返苏联顾问的问题。次月中旬，蒋介石偕宋美龄到兰州，定下所谓解决新疆问题的方针，并向朱绍良作了“推进新疆工作之要点”的指示。不久，朱绍良陪宋美龄前往乌鲁木齐，再一次威胁利诱盛世才，最后谈妥了盛世才归附蒋介石的条件。9月17日，盛世才在新疆逮捕陈潭秋、毛泽民等中共党员，并于次年9月秘密杀害。不久，蒋介石任命盛世才兼任国民党新疆党部主任委员、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和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1][2][3]

1944年，盛世才在新疆制造“阴谋暴动案”，逮捕了大批国民党军政人员，蒋介石得知后决定将盛世才调离新疆。朱绍良受命着手进行军事部署，陆续把第四十二军、新二军以及甘肃师管区的几个补充团调派新疆。8月18日，朱绍良奉命去乌鲁木齐，说服盛世才辞职。在国民政府的军事压力下，盛世才被迫应允。8月29日，盛世才离开新疆，来到重庆任农林部长，新疆政府主席由吴忠信接任，在吴到任前由朱绍良暂行代理。^[1][2][3]

同年11月，新疆爆发“伊犁事变”，朱绍良连忙调调集军队进行镇压，然而因交通运输困难，气候寒冷，接连战败。起义军相继占领伊犁、塔城和阿尔泰三区，并推进到距乌鲁木齐不远的玛纳斯河西岸。朱绍良多次电请蒋介石增援，未获回复，无奈之下他在电报中宣称事态严重，唯有以殉国。蒋介石这才在1945年9月派张治中赴新疆调查处理“事变”。1946年4月，国民政府在西北设立行辕，由张治中任主任。第八战区长官司令部撤销，朱绍良离开西北。^[1][2][3]

朱绍良回到重庆，调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办公厅主任，负责处理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等善后事宜。此外，他又奉命督促民生轮船公司全力起运川粮，为发动全面内战做物资准备。1947年3月，朱绍良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5月调任重庆行辕主任。1948年重庆行辕改为重庆绥靖公署，朱绍良仍为主任，辖四川、云南、贵州和西康四省。朱绍良积极推行蒋介石所谓的“戡乱”方针，不断从西南向内战前线输送兵员和粮食，造成西南粮食匮乏，以致重庆酿成抢米风潮。^[1][2][3]

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下野，朱绍良调任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兼福建省政府主席。期间，朱绍良拉拢福建地方势力，以图负隅顽抗。3月，朱绍良前往溪口见到蒋介石，回到福建后，他随即按蒋介石安排，将保安部队部署到沿海岛屿，打算依托海防组织防御。同年6月，解放军攻占古田，逼近福州。朱绍良诓骗部下集中部队，保卫福建，自己则抛下部队，在8月16日随汤恩伯乘专机潜逃厦门，而后转赴台湾。^[1][2][6]赴台后，朱绍良曾任蒋介石的“总统府战略顾问”“总统府国策顾问”，后又受聘为国民党中央党史会委员。由于无所事事，朱绍良曾一度热心于“老人福利协进会”的工作。1963年12月25日，朱绍良因突发脑溢血在台北去世，终年七十三岁。他去世后，蒋介石曾颁发“褒扬令”，并追晋其为陆军一级上将。^[1][2]

曾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中共情报人员熊向晖评价朱绍良：他这个人很有头脑，很有战略眼光，对胡宗南也很放手，他不专权，胡宗南对他很尊重。^[4]

学者任仲泉在《炉边谈故》中评价：朱绍良虽然多年手握军政大权，但是不善于培养提拔部属，缺乏知人善任的才能，幕僚中多庸俗之士，他提拔部下，以服从听话为尚，所以外人以“宁用奴才，不用人才”讥讽他。^[5]

2010年出品电视剧《江姐》中，演员王卫国饰演朱绍良。^[9]

2016年出品电视剧《淬火成钢》中，演员张志坚饰演朱绍良。^[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