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宜会战

枣宜会战，日方称“宜昌会战”，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中国军队第五战区与日军中国派遣军第11军于1940年5月到6月期间，在中国湖北围绕枣阳、宜昌地区发生的一次大型攻防战。^[1][2][3]

为迫使国民政府妥协，早日结束与中国的战争，侵华日军第11军决定攻占宜昌，一举消灭中国军队第五战区主力部队。1940年4月10日，日军大本营批准侵华日军攻占宜昌的作战计划。^[1][3][4]5月1日，日军兵分三路发动进攻，于5月8日占领枣阳，中国守军第五战区主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第84军第173师在掩护主力部队转移时遭日军围攻，损失惨重。中国军队在转移过程中，以23个师的兵力将日军包围在襄东平原地区，于5月12日对日军发动总攻，但由于日军截获第五战区往来电报，致使张自忠所部第33集团军位置暴露，遭到日军两个师团围攻，张自忠所部损失惨重，张自忠阵亡殉国。5月19日，日军3个师团由枣阳及其东北、西南一线对中国军队发起反攻，中国军队不敌撤退，枣宜会战第一阶段结束。^[1][2][3][5]

5月31日，日军重新调整部署后强渡汉水，南下进攻襄阳。第五战区不知日军作战意图，因此陷入被动，守城部队一战击溃，日军在6月1日攻占襄阳。而后日军乘胜攻占南漳、宜城。为适应日军进攻态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被迫调整部署，设置第六战区，并任命陈诚为战区司令长官，取代李宗仁指挥对宜昌的防御战，但未能挽回颓势。6月4日，日军计划南北两路对进，围攻汉水西岸中国军队，逼近宜昌，中国守军第94军第55师、第26军等部怯战撤退，日军相继攻占江陵、沙市、当阳。中国军队第18军仓促对宜昌进行布防，日军在6月11日对宜昌城发动进攻，中国守军不敌撤退，次日日军攻占宜昌。随后，日军第11军司下令各部撤退，中国军队组织反击，在17日收复宜昌。然而日军大本营经过讨论，重新发出确保宜昌的命令，撤退日军中途返回，在6月17日下午再次攻占宜昌。日军重新占领宜昌后，中日双方形成对峙，枣宜会战结束。^[2][3][6][7]

枣宜会战中，日军伤亡约2.5万人，日军战史记载日军伤亡为7000余人；^[6]中国军队伤亡约10万人，其中张自忠、钟毅两位高级将领阵亡殉国。日军占领宜昌后，并在此修筑飞机场，对重庆和大西南的重要基地进行大轰炸，造成大量中国军民伤亡。但由于宜昌地势所限，日军未对重庆构成直接威胁，中日双方在宜昌形成对峙，直到抗战胜利。^[2][6][7]

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欧洲大陆陷入战争，西方各国无暇顾及远东地区，为日军在东南亚等地区实行南进政策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日本面对英国、法国、荷兰等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觊觎不已，急于染指。但是由于在华日军受到中国军队的牵制，日本军方试图在国际形势发生巨变的情况下，寻求迅速解决中日战争的途径。日军大本营力图削减在华兵力，节省兵力准备世界大战，甚至设想以从华中、华南撤兵为条件，谋求与蒋介石政府妥协，从而结束中日战争；但中国派遣军则力持异议，认为不彻底打垮中国军队主力，便无法使中国政府屈服，因而应趁国际视线集中于欧洲战争的大好机会，积极策划新的作战。^[3][4]

侵华日军时任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11月14日提出《迅速解决日华事变意见书》，力主打击国民党军主力，占领战略要点并加以固守。与此同时，中国军队自1939年12月初开始发动“冬季攻势”，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军展开攻势作战，日军在各大战场陷入苦战，伤亡严重。冬季攻势后，中国军队第五战区仍频繁袭扰武汉外围日军据点，伺机反攻武汉。侵华日军认为中国军队战力尚存、士气正盛，依靠外交或诱降等手段，并不能迫使国民政府接受其条件。因此，日军谋求策划一次大型反击作战予以报复，占领江汉平原作为其后勤基地，彻底消除第五战区对武汉的威胁，同时摧毁中国抗战的信心和意志。1939年12月中旬，第11军正式提出攻占宜昌的方案，并得到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言西尾寿造的赞成，他要求东京方面予以批准，并增派两个师团协助作战。1940年4月10日，日军大本营批准了攻占宜昌的作战计划。^[1][2][4]

1938年10月，随着日军攻占广州、武汉后，侵华日军由于兵力不足，无法在正面战场上继续展开全面的、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8]1939年12月，中国军队对日军展开“冬季攻势”，同时在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区对日军展开攻势作战。“冬季攻势”前后历时三个月，一定程度上歼灭和消耗了日军兵力，给予日军相当大的打击。同时，英国、法国等在欧洲战场上与德军展开战争，中国军队在“冬季攻势”中有效迟滞日军，改善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国民政府也因此获得英美等国的支持。冬季攻势结束后，中国军队第五战区仍然不断采取运动战和游击战等方式，对武汉外围的日军据点进行袭扰，打算伺机反攻武汉。^[1][2][4]

与此同时，日军为迫使国民政府妥协，早日结束与中国的战争，决定攻占宜昌，消灭中国军队第五战区主力部队。1940年3月中旬，第五战区获悉日军将大举进攻。3月24日，蒋介石致电李宗仁：日军“约下月初、中旬，确有进攻荆沙宜昌之企图”；并命令第31集团军汤恩伯部“届时由鄂北直出汉宜公路”，打击西进日军。4月17日，蒋介石提出“此次敌军如果西犯，其目的决不在夺取宜昌与襄、樊，而在打击我军以后，使其可安全退守，此乃必然之势，即使其有一部向襄河以西进攻，亦必佯动”。因而指示第五战区从右集团河西部队以及江防军抽调部队，东渡汉水参战，由此组织对日军发动进攻的防御作战。^[1][2]

1940年2月25日，侵华日军第11军制定了《会战指导方针》，其作战目的是在汉水两岸地区将中国军队第五战区的主力击败，通过作战的胜利，进一步削弱中国军队，并为推动对华政治、谋略的进展做出贡献。4月7日，日军第11军又确定了《第11集团军作战计划大纲》，其作战方针是自5月上旬开始神速地进行机动，首先在连接随县、襄阳一线以北地区，消灭中国军队第五战区兵团之主力，接着将汉水右岸的中国军队压缩在宜昌附近并予以消灭。^[2]

日军认为，进攻宜昌将沉重打击中国军队第五战区主力。为达到其战略目的，日军第11集团军投入枣宜作战的部队，有驻防江北的第3、第13、第39师，从江南调来的第40师、第6师池田支队、第34师小川支队、独立混成第14旅、吉田支队、临时混成第101旅，以及集团军直辖的坦克第7、第13团、野战重炮兵第6旅。此外，日军中国派遣军从第13集团军派遣第5师仓桥支队、第22师松井支队，还有第3飞行团、中国方面舰队第1分遣支舰队、第2联合航空队、汉水支队协同作战。以上部队，统由时任第11集团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中将指挥。^[1][2]

4月27日，中国军队第五战区确定作战计划，其作战方针是战区以一部防守正面，同时分路挺进日军后方，积极施行袭扰，主力适当控制于后方，相机以先发优势牵制日军行动，于枣宜地区与日军决战。^[2]

各兵团部署是：

江防军司令郭忏，辖第26、第75、第94军、第128师共10个师，于襄河、东荆河右岸阵地极力拒止敌渡河，冉后与右集团协力，在荆门、当阳东南地区与敌决战。

右集团总司令张自忠，辖第29、第33集团军共12个师，以一部固守襄河两岸阵地，巩固大洪山南各隘路口，以主力置于长寿店以北地区，机动击破进犯之敌。

中央集团总司令黄琪翔，辖第11集团军、第45军共6个师，于高城至随县以西一线拒敌之进犯，不得已时，转移于唐县、环潭间，俟预备兵团之加入，自两翼包围击破进犯之敌。

左集团总司令孙连仲，辖第2集团军计6个师，于明港、小林店、天河口一线拒敌.并准备以有力部队协力于襄花路之作战。

机动兵团总司令汤恩伯，辖第31集团军，集结于枣阳东北地区；预备兵团总司令孙震，辖第22集团军（欠第45军及第123师），暂位于双沟。

大别山游击军总司令李品仙，辖第21集团军、豫鄂皖边区游击部队，对沿江敌据点及交通并淮南路之敌进行袭击，以有力部队对平汉南段之敌攻击。^[2]

5月1日，日军右翼第3师团和第40师团石本支队自信阳以北开始西进，随即进占泌阳、桐柏一线，枣宜会战拉开序幕。5月2日，日军左翼第13师团也从钟祥发动进攻，随即攻占长寿店、黄家集等地。5月4日，日军中路第39师团和第6师团池田支队从随县附近向第五战区主力部队发起进攻，突破中国守军第11集团军正面，随即攻占高城、安居镇一线。中国守军第11集团军往西南方向转移，第84军则往西北方向转移，力图防守枣阳。日军突破第五战区一线阵地后，迅速向前突进，企图以中间突破、两翼迂回的战术，将第五战区主力围歼于唐白河东南枣阳地区。^[1][2]

到5月7日，日军各路分别进占唐河、随阳店和汪家集，对枣阳形成包围态势。根据日军进攻态势，中国守军主力被迫调整部署，各部军队在各自阵地对日军进行短暂抵抗后，撤退转移到外线作战。5月8日，日军占领枣阳，中国守军主力向唐白河西岸转移，在日军的追击下损失惨重。第84军第173师在枣阳附近为掩护第五战区主力转移，遭到日军围攻，损失过半，师长钟毅不幸阵亡殉国。5月10日，日军第3师团、第13师团和第39师团等会合于枣阳以西的唐白河河畔，占领襄东地区，完成对预定战略要地的包围，但是第五战区主力已经跳出日军包围圈，至此日军围歼中国守军主力的计划落空。中国守军除第29集团军和第45军一部转移到汉水以东的大兴山、桐柏山外，主力部队退到汉水、唐白河西岸及新野泌阳唐河一带休整。^[1][2][3]

李宗仁在指挥第五战区主力运动转移的过程中，在日军四周集中了23个师的兵力，准备对日军展开决战。5月10日，蒋介石致电李宗仁，令其伺机组织对日军的反攻。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首先率5个师东渡汉水，横断随、枣公路，堵住日军南退和西进的去路。第31集团军与第2集团军第10个师从北面新野、唐河一线迅速南下，围困住了第3师团。李宗仁为彻底击败日军，从防守宜昌的江防军中抽调第75军、第94军等主力北上参加围攻，汉水西岸的第39、第53军也西进加入反攻。5月12日，第五战区各部队对日军发动总攻，激战全面爆发。中方外围部队将日军左右两翼部队向中央地区压迫，在襄东平原地区形成合围之势，并抽调江防部队第94军攻击日军后方，同时以鄂东部队攻击日军在平汉铁路上的各个据点。^[1][2][3]

面对中国军队的进攻，日军急调驻防在咸宁的第40师团前往增援，同时日军第13师团、第39师团沿汉水南下，决定围攻进抵黄龙垱dàng、方家集的张自忠部第33集团军。由于中方保密意识薄弱，日军截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第五战区往来电报，侦知第33集团军具体位置，于是随即向张自忠部进行合围。5月16日，日军在飞机大炮等配合下，集中4000余兵力向张自忠指挥部展开进攻。张自忠亲率第74师主力及特务营从宜城渡河，驰往大洪山北麓沟园地区南瓜店，孤军深入日军后方，与日军展开血战。日军第39师团主力两路围攻，张自忠所部陷入重围，在日军猛烈炮火进攻之下，第74师伤亡殆dài尽，张自忠不幸阵亡殉国。日军第13师团突破中国守军南线包围圈，随即调整兵力向枣阳集中。^[1][2][3]

在北面，中国军队第31集团军等6个军共17个师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将日军第3师团及石本支队分割包围。日军缺乏补给和援助，陷入苦战，日军权衡利弊后，决定向枣阳方向转移，引诱中国军队追击。从5月16日到18日，日军第3师团且战且退，中国军队不知有诈，追到枣阳一线。此时，击破张自忠第33集团军后掉头北上的日军第13师团、第39师团集结在枣阳地区，与撤退而来的第3师团会合。5月19日凌晨，日军3个师团由枣阳及其东北、西南一线对中国军队发起全面攻势，中国军队不敌撤退。在日军的追击之下，中国军队第75军损失惨重，其他各部也有伤亡。到5月21日，日军渡过白河，并进入邓县、老河口以东地区及樊城西北地区后，停止追击，开始撤退。日军虽未能达成消灭第五战区主力的作战目标，但打乱了中国军队原来的部署，为下一阶段进攻宜昌的作战创造了条件。^[1][2]

5月21日，日军各部主力在唐河以南地区集结，准备以后作战。日军第40师团接任平汉铁路及襄东守备，第3、第39、第13师团在枣阳及钟祥地区休整。此时，日军第11军司令部就是否按照原计划执行第二期作战发生争论，由于第一期作战日军遭到预料之外的打击，军心疲惫，日军第11军司令部多数将领对继续实施作战感到犹豫不决，直到23日深夜才决定继续作战。5月25日，日军重新调整部署，准备渡过汉水南下作战。5月31日夜，北路日军第3师团、第39师团分别襄阳以南、宜城以北地区强渡汉水，南下进攻襄樊。中国军队事先并未侦知日军作战意图，因此只能仓促应战。第五战区临时抽调残破不全、新兵参半的第41军2个师和一个团守备襄阳，第44军第149师守备宜城。由于第41军战斗力薄弱，且军心恐慌，与日军一触即溃，日军第3师团并未遇到强烈抵抗，就在6月1日攻占襄阳。^[7][9]

由于第五战区队日军动向估计严重不足，认为日军即使有一部向襄河以西进攻，也只是佯攻，并不会进攻宜昌。因此中方并未研究在河西作战的计划，而且在兵力部署上将担任河西守备的第33集团军和江防军主力大部调往河东，导致河西兵力空虚，远安、南漳一带甚至没有设防，宜昌的防御兵力也很有限。日军突然渡过汉水向西进攻，第五战区措手不及，李宗仁急忙致电重庆，并调动部队组织防御。6月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第41军反攻襄阳，同时将第五战区划分为左右两个兵团，左兵团辖孙连仲第2集团军、孙震第22集团军、汤恩伯第31集团军、刘汝明第68军等各部，兵团长由司令长官李宗仁兼任；右兵团辖冯治安第33集团军、王缵绪第29集团军、郭忏江防军及由第九战区增援的部队，兵团长由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陈诚兼任。^[7][9]

日军攻占襄阳之后并未停留，第3师团、第39师团分沿襄阳、南漳、遂安道及宜城、荆门、当阳道转而南下，平行推进，目标指向宜昌。中国守军第33集团军遭到日军从后方猛烈进攻，猝不及防之下陷入混乱，随后被日军分散击溃。为了牵制日军行动，中国军队第31集团军奉命率5个军向南追击日军，但战果并不显著。6月3日，日军第3师团突破中国守军第33集团军防御，攻占南漳，日军第39师团也攻占宜城。中国军队第41军、第77军尾随日军，相继收复襄阳，夺回南漳。但此时战局重心移至荆门、当阳地区，再次超出第五战区的预料。由于荆门、当阳地区的战况瞬息万变，第五战区已经难以指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重新划定战区，将长江两岸划为第六战区，由陈诚担任战区司令长官。^[2][7][9]

防守宜昌、沙市的部队原为江防军，但江防军第75、第94军北上增援襄东地区战事，造成防守空虚。由于北路日军意外从襄阳南下直扑荆门、当阳，南路日军从汉宜公路正面展开攻势，致使江防军正侧两面受敌，军心慌乱，江防军第26军萧之楚部放弃汉水西岸一线阵地，退守沙市、后港、拾回桥等二线阵地。从湘黔地区调来的第2军李延年部赶赴当阳一线布防，第九战区增援部队第20集团军、第53军、第73军则在长江南岸策应防卫宜昌、沙市。陈诚还特意将其嫡系、驻重庆整训的第18军彭善部调往宜昌，担任前线守备任务。6月4日深夜，南路日军第13师团、池田支队等强渡汉水，分别向沙市、江陵、十里铺一带西进，企图与北路日军第3师团、第39师团会合，围攻汉水西岸中国军队，逼近宜昌。6月6日晚，北路日军推进到荆门，中国守军第2军退守远安；南路日军推进到荆门、十里铺一线，中国守军第94军第55师、第26军等部退守当阳，被迫放弃荆门、沙市、十里铺、拾回桥等重要阵地。6月8日，日军相继攻占江陵、沙市，又在次日攻占当阳。^[2][7][9]

担任宜昌守备任务的中国军队第18军第18师、第199师经过两天的行军，续抵达宜昌地区。按照陈诚的部署，以第18师防守宜昌城，第199师防守宜昌西北南津关、小溪塔（今宜昌县城）地区，掩护第18师外围阵地。中国守军立足未稳，仓促防御，日军第13师团就在6月10日逼近宜昌，次日佛晓对宜昌城发起全面进攻。不久，中国守军第18师右翼第52团阵地正面被日军突破，日军趁势直扑飞机场，致使城区中国守军孤立，第一线部队腹背受敌。宜昌城内守城部队军心动摇，未能对日军进行顽强抵抗，只经过一天的战斗，宜昌就于12日陷落。占领宜昌后，日军见战略目的已达到，随即命令各部迅速摧毁宜昌的军事设施，准备返回。6月15日，日军第11军司令部各部下令撤回汉水东岸，日军第13师团在16日夜撤出宜昌，第3师团在18日夜撤离当阳一带。中国军队则在日军撤退时，沿途组织反击，并在17日收复宜昌。^[2][7][9]

在日军第11军司令部下令撤退之时，日本方面就是否确保占领宜昌进行了激烈的讨论。由于受到6月12日德国军队占领法国巴黎的刺激，日军统帅部认为占领宜昌，有利于更有效的轰炸重庆，直接威胁国民政府。16日，日军参谋本部发出命令，要求在华日军暂时确保宜昌。日军第11军司令部又急令已撤离到宜昌东面10公里土门垭的第13师团重新调头，再次进攻宜昌城。日军第13师团在第3师团一部的配合下，冲破中国守军的阻击，在6月17日下午重新攻占宜昌，枣宜会战就此结束。^[2][7][9]

枣宜会战前后历时两个月，日军伤亡约2.5万人，日军战史记载日军伤亡为7000余人；^[6]中国军队伤亡约10万人，其中张自忠、钟毅两位高级将领阵亡殉国，张自忠将军战死，是抗战史上中国军队的一大损失。日军占领战略要地宜昌，对重庆构成一定威胁。随后，日军在宜昌修建飞机场，并对四川、重庆等西南后方进行大轰炸，造成大量中国军民伤亡。中国方面丢失了鄂北、鄂西、江汉平原富裕的产粮区，第五战区不得不以贫瘠的鄂北山区作为后方根据地。^[7][9]

7月1日，为了弥补第11军扩大占领区后兵力不足的问题，日军大本营又将驻扎在黑龙江佳木斯的关东军第4师团调往华中，划归第11军序列。日军重新占领宜昌后，中国军队继续对宜昌日军及其后方联络线进行反击，双方形成军事对峙。^[2][7][9]

枣宜会战中日军第11军为了进攻宜昌，不得不抽调大量的主力精锐部队前往一线，造成了其他战场兵力的相对空虚，从而为其他战场中国军队的作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特别是在九江地区，日军主力几乎被抽空，仅剩独混第14旅团的极少数兵力，第九战区中国军队多次对江西境内日军发动袭击，取得一定战绩。^[6]枣宜会战第一阶段，中国军队第五战区主力及时转移，挫败日军试图消灭第五战区主力的企图，取得阶段性胜利，国民政府称之为“豫南鄂北大捷”。时任国民政府政治部长陈诚认为，此次胜利证明日军已经开始崩溃，无力再组织大规模进攻，同时也向国际社会证明，中国军队“确有自力更生之能力，可以独立击溃日军”，中国军队战略战术成功，战斗力增强，鼓舞了军民抗日士气。^[10]

但在枣宜会战第二阶段，中国军队遭遇惨败，宜昌失守。第五战区通往重庆后方的水路被阻断，各战区与西南大后方的往来通道被隔断，第五战区在正面战场的战略地位因此急剧下降。日军攻占宜昌后，以宜昌作为基地，对中国抗战的西南大后方展开空中作战，对重庆和大西南的重要基地进行了反复的、地毯式的战略轰炸，使中国政府和人民蒙受巨大损失。宜昌陷落，国民政府震动，蒋介石迫于舆论的压力，免去了陈诚兼任的各个职务。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重新划分了战区，1940年7月成立第六战区，以陈诚为司令长官，长官部设于恩施，所辖32个师屯驻鄂西和长江两岸，对宜昌形成半包围圈。日军虽然占据宜昌，但因宜昌以西的三峡地区，均为崎岖绵延的山地，江面狭窄，易守难攻，日军占有宜昌并不能对重庆构成直接的、根本的威胁。中日两军在宜昌地区的对峙，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