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敬之

贺敬之（1924年11月5日—），笔名艾漠、荆直，男，山东省枣庄市人，诗人、剧作家，中国共产党党员。^[1][3][2][5]他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任文化部代部长。^[6][4]

贺敬之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就读于兖州的滋阳简师。^[3][7]后因日寇入侵，学校停课、南迁，他随学校流亡湖北、四川。^[3][7][8]在此期间，他阅读进步书刊，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并开始发表文学作品。^[9][7][8]1940年，他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延安，随后考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1942年毕业后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工团创作组工作。^{[9][5][7][10]}

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激励，贺敬之参与到“新秧歌运动”中，进而创作了《南泥湾》等歌词、诗歌，开启了创作生涯的辉煌时期。^{[8][11][12][13]}1944年，贺敬之受命根据“白毛仙姑”的故事，主创了歌剧《白毛女》剧本。^[8][14]1945年9月，他奔赴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工作，并且参加了土改、支前等群众工作以及解放河北沧州战役。^[5][10]1949年7月，他到中央戏剧学校创作室工作。^[5][10]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贺敬之到延安参加活动，于1956年写了长诗《回延安》，引起社会强烈反响，迎来创作生涯的第二个辉煌时期。^[13][15]随后，他创作了《三门峡·梳妆台》《放声歌唱》《十年颂歌》《雷锋之歌》等优秀诗作。^{[1][8][16][17]}1977年，贺敬之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1980年8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89年兼任文化部代部长。^[6][4]1992年10月，他因病而正式办理了离休手续。^[4][18]他晚年一边养病，一边整理出版文集，并且创作了一批新古体诗歌。^[10][19][20]

贺敬之注意吸收中国传统古诗的营养，继承“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的优秀成果，借鉴中国民歌的特点，也不排斥外国诗歌的影响，创作了大量新诗。^[21][22]他的诗作以豪放、雄健的崇高壮美为主格调，尤其是将建立于革命理想基础上的革命浪漫主义风格表现突出，也不乏婉约阴柔的雅致优美。^{[16][23][24][25]}贺敬之的创作始终与国家命运和时代风尚密切相连，他的一系列作品歌唱伟大时代，被称为“时代的歌手”。^[3][26][27]他重视通过长卷的方式描写重大政治题材，对社会生活的时代特征及历史巨变进行艺术概括和整体把握，力图回答生活中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表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信念。^[23][28][29]尤其是他的政治抒情诗，具有强烈的政论色彩，将社会主义文艺推向政治抒情诗的高峰。^{[16][26][30][31]}他主创剧本的歌剧《白毛女》获1951年“斯大林文艺奖”二等奖，他先后被授予“中国当代诗魂金奖”、中华艺文奖“终身成就奖”等。^[32][33][34]

贺敬之曾任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会长、中国歌剧研究会荣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名誉副主席等。^[35][36][37]贺敬之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2][38][39][40]}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2][41]

1924年11月5日，贺敬之出生在山东省峄yì县贺窑村(今属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涧头集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9][7][42]“贺敬之”是学名，他按家族辈份排行为“敬”字辈，“之”是大祖父贺祖介据文言虚词“之、乎、者、也”首字而起的，希望他能成为一名知书达礼、有学问的人。^[7]贺敬之为家中长子，有2个弟弟、1个妹妹。^[7]贺敬之六口之家只有不到一亩土地，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因而他从幼年起就帮父母在地里干农活。^[3][7]贺敬之自幼脑子灵，有才气，因而家里人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节衣缩食，东挪西借，供他上学读书。^[7]他念完私塾，8岁进入本村天主堂小学，发愤读书，成绩优秀。^[3][7]后来学校停办，他就到运河北的北洛村私立小学插班四年级就读。^[7]

1937年，贺敬之从北洛私立小学毕业，然后在两千多名考生中以第四名的成绩，考入兖州的滋阳简师。^[7][8][3]但随着日寇入侵，学校被迫停课、南迁，他不得不停学回家。^[7][8][3]随后，他多方打听到学校迁到湖北均县改称国立湖北中学，于是和几个同学在1938年春一同前去投奔，最终在5月到达均县，找到学校入学。^[3][7][42]半年后，又因日寇入侵，学校再度西迁入四川，总校设在绵阳，改称国立第六中学，贺敬之进入设在梓潼县的第一分校。^[7][8][3]在此期间，他在勤奋刻苦地读书学习的同时，阅读进步书刊，接受革命思想，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和同学们办起了挺进读书会，创办了《五丁》壁报等。^[9][7][8]

在学校学习期间，他接触了鲁迅、蒋光慈、艾青、田间、臧克家等人的作品，受到影响，开始在《新民晚报》副刊等报刊陆续发表了一些反映时代生活和人民苦难的散文、诗歌等；同时，他阅读了《大众哲学》《新华日报》等进步书刊，了解了红军长征等革命历史，也知道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逐渐有了投奔延安的想法。^{[7][8][9][43]}

1940年4月，16岁的贺敬之和几个同学悄悄北上，经过长途跋涉，找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然后被转送到延安，被安排进入由徐特立任院长的延安自然科学院中学部学习。^{[9][7][44][10]}随后，他报考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注1]，凭借诗歌作品被文学系第三期录取。^{[8][44][9][10]}1941年6月23日，贺敬之加入中国共产党。^[7][15][46]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贺敬之的思想理论水平和文学写作水平不断提高。^[8][3][9]随之，他创作出了一批反映乡村劳苦大众生活命运的诗篇，例如《葬》《红灯笼》《并没有冬天》《乡村的夜》。^{[7][8][3][47]}1942年，贺敬之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随后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工团创作组工作。^[43][5]

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而为中国革命文艺指明正确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纷纷奔赴抗战前线，深入农村、部队、工厂等，获取文艺创作素材，创作出一大批适应抗战需要、深受根据地群众欢迎的文艺作品。^[48][11][49]贺敬之参与到“新秧歌运动”^[注2]中，创作了《翻身道情》《民主建国进行曲》《平汉路小唱》等一批歌词和秧歌剧。^{[8][49][12][16]}由此，他被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授予“乙级文教英雄”称号。^[7][50]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陕北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了以南泥湾为主的大生产运动；1943年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秧歌队需要编排一组节目，慰问陕甘宁边区“生产模范”第三五九旅的全体官兵，19岁的贺敬之接受创作任务。^[10][51][52]受三五九旅广大官兵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热情所感动，贺敬之一气呵成《南泥湾》的歌词，随后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马可用陕北民歌的调式谱曲，很快在广大边区和大后方传唱开来，从而开启了创作生涯的第一个辉煌时期。^[52][13]

1944年5月，鲁迅艺术学院领导决定创作一部大型的民族新歌剧，向中国共产党的“七大”献礼，20岁的贺敬之受命创作剧本。^[8][14]他日夜奋战，与编剧丁毅合作完稿。^[8][14]1945年4月24日，中国共产党“七大”开幕第二天，集体创作的歌剧《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首演，随后在延安连演30多场后，赴解放区各地巡演，掀起了革命文艺的浪潮。^{[8][9][10][14]}

1945年9月，鲁迅艺术学院根据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组成各个文艺工作团奔赴东北、华北、晋冀鲁豫等地，贺敬之成为艾青、江丰带队组成的“赴华北文工团”成员，在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工作。^[10][14][5]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参加了土改、支前等群众工作。^[10][5]1947年，在解放河北沧州战役时，深入连队的贺敬之奋不顾身，和战士们一起冲锋奋战，受到褒奖。^[7][10][5]1948年8月，华北联合大学与北方大学合并成立，改名为华北大学，贺敬之任华北大学文艺学院华北文艺工作团戏剧队副队长，兼任创作组组长。^[10]

1948年底，北平外围解放，贺敬之到石景山参加接管工作。^[10][53]1949年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他参加了开幕式，随后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理事、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理事，到中央戏剧学校创作室工作，后来任《剧本》月刊、《诗刊》编委，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等职。^{[1][43][10][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他创作了剧本《节振国》，为电影《画中人》创作了歌词，创作了《民主建国进行曲》《向胜利进军》《纪念冼星海》《我看见了自由希腊的英雄们》《谈提高作品的思想性》等诗歌、散文、歌词、论文，并再次修改了歌剧《白毛女》。^[7]

1951年初，贺敬之到河北省大名县乡下采风，不久感到身体不适，去医院被诊断为肺结核，随即被火速送回北京，住进北京红十字医院。^[9][54]为防止传染，医院不允许外人探视，但朋友柯岩却冒险多次探望，从而俩人产生情愫，感情逐渐升温。^[9][54]1953年10月，贺敬之与柯岩结婚。^[54][55]

1956年3月，团中央组织举办西北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贺敬之到延安参加这次活动，这是他在1945年底离开延安之后再赴延安。^[44][15]有感于延安的面貌发生很大变化，他先后给《中国青年报》写了报道《绿色旗帜下的红色高潮》、散文《重回延安—母亲的怀抱》。^[15]大会结束时，百感交集的贺敬之用陕北民谣“信天游”的方式，写了长诗《回延安》，被文学刊物《延河》发表在1956年6月号上，很快在诗歌界与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还被中学语文课本收录，从而迎来了创作生涯的第二个辉煌时期。^[15][13][43]

在1956年中国共产党建党35周年和中国共产党“八大”即将召开之际，贺敬之创作了长篇抒情诗《放声歌唱》，歌颂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高潮，反映了中国山河面貌和人民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16][23]1958年，贺敬之到三门峡参观了兴建中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写就了歌颂工程建设的《三门峡·梳妆台》《中流砥柱》，赞颂了新中国治理黄河的伟大壮举。^{[1][56][57][58]}他还创作了《十年颂歌》《东风万里》等多首歌颂共产党和新中国的诗作，以及《桂林山水歌》等描述新中国飞速发展的诗歌。^{[8][13][16][59]}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发表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60]同年，贺敬之受雷锋事迹的感染，写下1200余行的长诗《雷锋之歌》，发表于《中国青年报》，很快传遍全国。^[1][23][17]

1964年4月，贺敬之调任《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20]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贺敬之受到冲击，被下放到石景山钢铁厂劳动。^[55][38]“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文坛沉默十多年的贺敬之又热情焕发，创作了揭示粉碎“四人帮”伟大胜利的《中国的十月》、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50周年的《八一之歌》，以及《富春江散歌》等诗作。^[16][61][38]

1977年，贺敬之从石景山钢铁厂监督劳动中被解放出来，进入文化部工作，参加文化部核心组，分管艺术局、艺术教育司和政策研究室。^[38][6]同年，贺敬之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积极拨乱反正，促进了文艺界冤假错案的平反。^[62][6]1977年8月，贺敬之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7][5][38]后来，他先后当选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5][39][40]

1980年1月23日，贺敬之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座谈会上发言，建议在“我们的文艺要为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之后，加一句“为社会主义服务”，他的意见得到许多同志的赞同，后来被中央采纳，“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的“两为”方针在党和国家的正式文件中被确定下来。^[7]

1980年2月，贺敬之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局长；同年8月，他调离文化部，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6][4]

根据党中央确定的精神，1980年7月，由郑伯农执笔，贺敬之主持讨论修改，经中央领导同志审定后，7月26日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文章《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既继承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完善了毛泽东文艺为人民的思想，受到了文艺界和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长期成为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指南。^[63]

80年代初中期，贺敬之继诗人臧克家之后，大力倡导、普及、推广深入研究毛泽东诗词，团结海内外热爱毛泽东和毛泽东诗词的学者、专家作了大量的工作。^[63]由毛泽东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诗词研究工作者及有关人员自愿组织，于1994年12月26日正式成立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是一个全国性、群众性、非营利性的学术团体，而且是民政部批准的全国一级学会，贺敬之被推举为创会会长。^[35]

1984年以后，贺敬之在讲话和文章中对“主旋律和多样化”这一命题作了肯定和论述，强调文艺创作要“坚持主旋律，发展多样化”，文化艺术战线要恢复生机，真正繁荣，必须“一手抓整顿，一手抓繁荣”，这些意见被中央采纳，并分别写进十四大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中。^[7]

1987年，贺敬之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4]1988年4月，贺敬之当选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41]1989年，贺敬之复出，仍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任文化部代部长。^[4]

1991年，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文化部代部长的贺敬之在体检时被诊断为肺癌，为了不影响工作，他于1992年10月正式办理了离休手续。^[4][18]

晚年，贺敬之一边接受药物治疗，一边坚持体育锻炼，与疾病进行顽强的斗争。^[18]1996年9月，他因心脏不好而做了搭桥手术。^[55]在养病期间，贺敬之先后整理出版了《贺敬之诗选》《贺敬之诗书集》《贺敬之文集》，还写了不少回忆性和总结经验的文章。^[10][19]

2001年5月，77岁的贺敬之再次到延安，参加陕西省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年会，随之被延安大学鲁迅文学艺术院聘为名誉院长。^[44][10][5]

2008年11月5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文化艺术出版社共同承办的“《贺敬之研究文选》出版座谈会”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召开，贺敬之到会并讲话。^[64]

面对中国日益颓废的新诗状况，2012年，贺敬之提出“创建有中国特色新诗体”的重要命题，引发全国诗坛和专家学者围绕这个命题展开了热烈讨论。^[65][66]

贺敬之在晚年创作了一批新古体诗歌，由此也进入他的诗歌创作生涯第三个高峰期，并结集名为《心船歌集》，收录了他的二百多首诗作；2013年11月2日，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在中央文献研究室举办了“贺敬之同志新古体诗创作暨线装本《心船歌集》座谈会”，贺敬之到会并讲话。^[67][22]

2015年9月3日，91岁高龄的贺敬之获颁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并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东观礼台，观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10][68][69]

1944年5月，西北战地服务团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回到延安，带回一个“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同年秋，晋察冀边区的林漫创作了小说《白毛女人》。^[8][14][79]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周扬得知后，决定根据这个素材创作一部民族新歌剧，向中国共产党“七大”献礼。^[8][14]最初由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教员写出的剧本缺乏戏剧性，因无法排演而被放弃。^[14][80]随后，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成立集体创作组和导演组，进行创作、排练。^[14][80]排练不久，创作组接到临时任务，使得《白毛女》的创作被打断，于是20岁的贺敬之被吸收到剧本创作组担任主创。^[8][14]贺敬之的父亲已于1939年在贫困交加中离世，他的小弟弟也饿死在家中，家庭和民族的命运，他以此为素材，曾经创作了《五婶子的末路》等一系列反映家乡黑暗现实和农民苦难生活的叙事诗，后来结集为《乡村的夜》。^[76][50]听了这个“白毛仙姑”故事后，类似的生活和文学创作经历引发了贺敬之的强烈共鸣，这成为他创作《白毛女》剧本的素材来源之一，他曾说：“在《乡村的夜》中，我写了一个为给妻子治病而卖掉儿子的农民，那是杨白劳的原型。”^[50][70][76]贺敬之日夜奋战，写到剧本最后一场“斗争会”时，因过度劳累病倒，于是由丁毅续写完稿，使得歌剧《白毛女》得以完成排练。^[8][14]1945年4月24日，中国共产党“七大”开幕的第二天，《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正式首场公演，随后在延安连演三十多场，受到极大地欢迎和好评，并且获得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高度评价。^{[8][9][10][14]}歌剧《白毛女》于1951年荣获斯大林文学奖，还被改编为电影、戏曲、芭蕾舞等，在国内外广为传播。^{[7][76][70][81]}

在歌剧《白毛女》之前，中国的歌剧多受西方歌剧影响，缺少民族特色，其人物多为上层社会的少爷小姐，劳动人民大多是作品中的配角；而歌剧《白毛女》以“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鲜明主题，第一次在中国戏剧舞台上形象地展现了农民如何被“逼上梁山”的过程，第一次在戏剧舞台上表现了中国社会，尤其是近百年来封建地主阶级勾结帝国主义残酷压迫农民，农民忍无可忍投奔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进行革命反抗的真实现实，歌颂了人民革命的胜利。^{[7][63][76][79]}《白毛女》把西方歌剧艺术与中国革命历史题材融合，在歌剧中国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是中国第一部革命现实主义的新歌剧，是歌剧民族化、大众化的典范，被誉为“民族歌剧的里程碑”。^{[70][79][82][83]}它是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集体创作的智慧的结晶，也是剧本主要执笔者贺敬之的人生观、艺术观和个人才华的具体体现。^[63][79][84]

在中国歌剧的成长阶段，贺敬之四十年代写的《白毛女》等一大批新歌剧、秧歌剧的涌现，把中国歌剧的发展推向第一个高潮。^[85]作为和新歌剧一起从延安走过来的剧作家，从对中国和外国歌剧的历史发展回顾与研究比较中，贺敬之得出了四点结论：其一，从歌剧的内部关系看，主张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反对形式主义； 其二，从歌剧的外部关系看，主张继承与发展，反对“洋教条”与“土教条”； 其三，从横向(空间)看，即要有民族特点，正如他说的：“就各民族间的差异性来说，我国新歌剧应当是中国民族的新歌剧。” ；其四，从纵向(时间)看，要表现时代精神，他指出：“就各个时代问的差异来说，我国新歌剧应当是社会主义新歌剧。……强调主导性和强调丰富性是一致的。”^[85]

贺敬之的创作始终与国家命运和时代风尚密切相连，他的一系列作品歌唱伟大时代，被称为“时代的歌手”。^[3][26][27]贺敬之重视通过长卷的方式描写重大政治题材，进行历史和现实纵横交错的视野广阔的思辨，对社会生活的时代特征及历史巨变进行艺术概括和整体把握，力图回答生活中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表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信念。^[23][28][29]尤其是他的政治抒情诗，从题材和主题反映和表现的都是重大的革命题材和政治主题，常常直抒胸臆，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政治见解，具有强烈的政论色彩。^[16][26][30]他的政治抒情诗充满了革命的激情，这种激情在三个层面展开：一个是政治层面，一个是历史层面，一个是理想层面。诗人在这三个层面展开的激情，都是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追求相一致的，这也就决定了他的诗歌中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对民族历史的思考，对祖国未来的想像和预言，都直接地打上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烙印，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与审美的基本倾向。^[31]

尤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文学^[注3]以“颂歌”为主要创作内容，以史诗性、典型性为主要创作理念的方针指导下，贺敬之笔下的形象也必然反映时代的命题。^{[8][25][86][87]}20世纪50年代，当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内外复杂的环境中艰辛而曲折前进的时候，贺敬之怀着纯洁的信仰和虔诚的激情，用诗歌描写、歌唱时代。^[31]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贺敬之以流畅韵雅的笔调，高亢豪迈的气势，谱写了《回延安》《西去列车的窗口》《三门峡歌》《桂林山水歌》《放声歌唱》《十年颂歌》《雷锋之歌》等一首首政治抒情诗。^[16][31]这些政治抒情诗，涉及的都是当时重大的主题，是诗人对社会、民族、历史、现实、生活、自我认识的直观表现，是诗人纯洁、神圣理想的凝聚，是诗人歌咏的那个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形象反映，将社会主义文艺推向政治抒情诗的高峰。^[31][46]例如他在《放声歌唱》中写道：“假如我有一万张口啊，我就用一万张口齐声歌唱！”歌唱什么？歌唱“伟大的、壮丽的、新生的祖国”，歌唱“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8][16]贺敬之的重要代表作《回延安》中，对历史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赞美：“革命的道路千万里，天南海北想着你”“社会主义路上大踏步走，光荣的延河还要在前头!”^[15][88][31]《西去列车的窗口》最集中地表现了诗人对新中国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的赞美与认识，诗人以难以抑制的激动，赞美了那些正在奔赴祖国的边疆，为建设和保卫祖国献出宝贵青春的革命后一辈；他们所追求的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正是发源于大渡河的流水、南泥湾的精神；他们有崇高的信念，而这信念就是“啊，我们对母亲说：‘我们一永远、永远跟党走!’”。^[16][31]再如从1958年到1965年，贺敬之一连写了《向秀丽》《雷锋之歌》《回答今日的世界》三首歌颂新一代英雄人物的诗，将英雄人物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中，从中发掘出深刻的哲理，为后续文艺作品树立了歌颂英雄的典范。^[8]新时期以来，贺敬之写了《富春江散歌》《怀海涅》《咏南湖船》等大量理直气正、慷慨昂扬的新古体诗，为改革开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加油鼓劲、避浊扬清。^[89]总体而言，贺敬之的诗歌作品，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是践行中国共产党的文艺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光辉典范。^[16]

贺敬之的诗尤其是政治抒情诗，自我形象鲜明，具有强烈的自我表现特色，让个体自我通过社会实践而与“类”的自我实现融合，是个别性与普遍性相统一的一种自我表现，由此反映人民心声，被称为“人民的诗人”。^[3][26]正如他于1979年在为郭小川的诗集作序时写的：“诗，必须属于人民，属于社会主义事业。按照诗的规律来写和按照人民利益来写相一致。诗人的‘自我，跟阶级、跟人民的‘大我’相结合。‘诗学’和‘政治学’的统一。诗人和战士的统一。”^[25]而且，他的诗长于将个人情感与时代气氛相融合，关注现实中的社会情绪，而不去咏唱那些与人民无关的眼泪和悲伤，突出一代人的呼声，由此在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共鸣，曾经使千万人激动不已，激励无数的青年为年轻的共和国开拓、奋进。^{[26][30][31][63]}例如他的诗歌《放声歌唱》里，“我”伴着列车的车轮、飞机的翅膀跑遍了祖国的每一块土地，看着新生的祖国到处欣欣向荣，“我”歌唱祖国的建设者，歌唱党，抒发着新一代幸福者的豪情。^[16][25]在《雷锋之歌》中，“我”作为雷锋的后继者思考着一代人的问题：“人，／应该／怎样生?／路，／应该／怎样行?”^[61][25]《三门峡--梳妆台》更是以澎湃的气势抒一代“大我”之豪情：“梳妆来呵，梳妆来!／——黄河的女儿头发白。／挽断‘白发三千丈，／愁杀黄河万年灾!／登三门，向东海：／问我青春何时来?!／……／举红旗，天地开，／史书万卷脚下踩。／大笔大字写新篇：／社会主义——我们来!”^[57][25]贺敬之的诗歌里，“我”代表着全中国人民那种当家做主、人定胜天的豪情和革命现实主义加上革命浪漫主义的“超凡”力量，诗里的“大我”是集体的“我”，是特定时代特定内涵的集体主义精神的汇合。^[25]

贺敬之注意吸收中国传统古诗的营养，继承“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的优秀成果，借鉴中国民歌的特点，也不排斥外国诗歌的影响，创作了大量新诗。^[21][22]他善于运用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相结合的思维方式，捕捉客观外在的有形可感的物质载体，通过想象和联想、概括和虚构等心理机制，采取比兴、比拟、象征、暗示、寄寓、烘托等表现手法，营造心物同构、形神兼备、情景交融、寓理于情的意象和意境，表达主观内在的抽象和无形的思想感情。^[16]例如他写的《三门峡歌》《咏南湖船》《怀海涅》等侧重汲取古典诗词的长处，类似于汉赋、乐府诗、唐诗的歌行体、宋词的长短句、元曲的散曲等，但更自由奔放，使新诗变得更为精练、优美。^[16]《谒yè黄陵》《访西安·七贤庄》《咏长岛》等直接运用近体诗中律诗、绝句和排律的形式，每首八句或四句或更多句，每句五字或七字，双数句押韵，中间句对仗；但押韵、平仄、对仗不严格，比律诗、绝句和排律更自由。^[16]《回延安》《向秀丽》《又回南泥湾》《桂林山水歌》《西去列车的窗口》等，创造性地运用陕北“信天游”的形式，在语言上比较纯熟地运用了民间口语，在表现手法上运用了群众习见的比兴、蝉联、夸张等手法。^[16]而且，他还善于兼取民歌、古典诗词在遣词造句、布局谋篇等方面的优点，以及外国诗歌的特殊排列方法，熔铸出一种富有个性特点的新体诗，例如《放声歌唱》《东风万里》《十年颂歌》《雷锋之歌》等以高亢激越、澎湃磅礴见长，非常适宜表现重大革命题材和政治主题的内容，这是贺敬之在诗歌形式探索方面最突出的实绩。^[16][28]贺敬之晚年创作的“新古体诗”，有七言、五言、杂言、自度曲、绝句等，是新体诗歌的一种，其最具突破意义、最有个性的是表现新时代、新内容的“古体歌行”。^[22][27]

贺敬之的诗风在不同时期、甚至同一时期有不同表现：例如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放声歌唱》《“八一”之歌》恢宏壮阔、豪迈雄浑，《回延安》《桂林山水歌》朴实醇厚或绮丽隽永；九十年代写的《富春江散歌》等则古雅老健，晚年更多着重于新古体诗的创作，古意盎然。^[23][24]他善于将饱满的政治热情和浓郁的诗情巧妙地熔为一炉，作品或采用较自由的“楼梯式”，或采用“信天游”等民歌体或接近民歌体的语言形式，写出朴实醇厚或清新绮丽的抒情诗，其间富有灵气、表现力较强的意象更见鲜活，显得生动活泼，清新自然。^[24][90][91]贺敬之的诗，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取得了很大成就，长篇政治抒情诗雄浑高亢，激昂奔放，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他的短小抒情诗，则意境优美，具有浓郁的生活情致。^[23][90]从艺术格调来说，贺敬之的诗作吸取了中国词坛两大流派的优长，以豪放、雄健的崇高壮美为主格调，也不乏婉约阴柔的雅致优美。^[16][23][24]

贺敬之的诗歌里的描述，具有雄浑、厚重、浪漫的风格，不仅读来琅琅上口，而且称得上主题深刻、艺术手法独到，尤其是将建立于革命理想基础上的革命浪漫主义风格表现得十分突出。^[21][25]贺敬之的诗歌里的浪漫主义，呈现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初期文学所特有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浪漫主义风采，而且有高于同时代其他作家作品的昂扬气派、浪漫激情。^[25]无论在风格还是在内涵上，贺敬之以其磅礴的气势、舒朗的笔墨、高大的形象及阳刚的风采，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治抒情诗的先河，并且主要由他的创作开始，全国兴起了创作和朗诵政治抒情诗的热潮，是他所生活的时代最有代表性的诗人，由此他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社会主义文学开始阶段成就最大、影响最大的浪漫主义抒情诗人。^[25]

1977年，贺敬之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1980年8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89年兼任文化部代部长。^[6][4]1994—2005年，贺敬之担任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会长。^[35]2008年2月，贺敬之当选中国歌剧研究会荣誉主席。^[36]2011年11月，贺敬之当选中国作家协会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名誉副主席。^[37]

贺敬之作词、马可谱曲的《南泥湾》，很快在广大边区和大后方传唱开来，深深地鼓舞了正在抗战中的全国军民；1964年入选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使《南泥湾》这首经典旋律二度走红，广为流传，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也被带到了四面八方。^[52][95]

《白毛女》较好地在群众秧歌剧运动的基础上，继承和借鉴了中国古典戏曲的优良传统和西洋歌剧的表现形式，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中国新歌剧走向成熟的里程碑，并为新歌剧的创作奠定了基石，开辟了道路。^[42][96][97]《白毛女》是中国第一部革命现实主义的新歌剧，是一首描写和歌颂农民对地主斗争和胜利的宏伟史诗，作品通过喜儿悲惨曲折的遭遇及其翻身解放的欢乐幸福生活，有力地表现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在全国各地各个时期普遍演出的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教育作用，剧情家喻户晓。^[42][77]《白毛女》歌剧于1951年获“斯大林文艺奖”二等奖，剧本被译成多种外文，并在许多国家上演，在国际上获得高度评价。^[42][32][77]

贺敬之在诗歌内容和形式方面的拓新，以及独特风格的形成，都对当代诗歌和特定时期的时代精神的形成，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也奠定了他在新中国诗坛的重要地位。^[23]贺敬之的这些歌唱伟大时代、反映人民心声又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共鸣的诗章，不但在诗人自己的创作道路上树起了可喜可贺的艺术高峰，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也是不可忽视的标志性的诗歌名篇。^[98]贺敬之始终不渝地秉持“与时代同步，和人民同心”的艺术创作原则，他的作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善于把握时代的脉搏、洞察历史的要求、倾听人民大众的呼声，这些具有艺术创新精神的作品不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并且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64]

长期以来，贺敬之的故乡台儿庄人民对他予以无限的敬重和推崇，1996年10月，台儿庄区筹建的贺敬之文学馆开馆。^[76]2011年12月11日，贺敬之的妻子，著名作家、诗人柯岩逝世后，贺敬之文学馆增加了柯岩展厅，将柯岩生前的遗物和“书房”整体搬迁到文学馆。^[76]贺敬之柯岩文学馆坐落于贺敬之的家乡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总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展览面积1400平方米，内设贺敬之展厅、柯岩展厅、综合展厅、书画厅等展区，采取声、光、电、场景复原、演艺剧场等形式，辅以电子翻书、投影等科技手段，以文字塑型、图文绘画及实物收藏、名家字画、影视录像等为表现手法，生动直观地介绍贺敬之、柯岩夫妇的人生历程及文学成就；馆藏书籍1万余册，实物展品300余件，珍贵图片200余幅，名人书画作品200余幅，成为融贺敬之和柯岩文学展览宣传、史料研究、挖掘传承为一身，红色教育为主题的现代化展馆，已有多所大中小学校在此建立教育基地，多家文学刊物在此设立创作基地。^[99][100]

为纪念贺敬之文学生涯65周年，由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中国大众文学学会、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主办的“贺敬之文学生涯65周年诗歌朗诵演唱会”，于2004年12月8日在北京国家图书馆音乐厅举行。^[101]歌剧《白毛女》第一代“喜儿”的扮演者王昆和后来扮演喜儿的孟于、李元华演唱了歌剧《白毛女》中的选曲，曹灿、朱琳、殷之光、瞿弦和等朗诵了贺敬之的《放声歌唱》《三门峡梳妆台》《雷锋之歌》《又回南泥湾》等诗歌作品。^[101]

2023年11月5日，由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主办，“为你诵读”平台承办的贺敬之经典诗歌诵读会在北京举行，本次诵读会同时是“为你诵读”平台成立十周年的庆祝活动，一批老、中、青三代诵读艺术家及“诵读小明星”等演绎了贺敬之的《北方的子孙》《生活》《回延安》等经典作品，歌唱演员演唱了贺敬之作词的《南泥湾》《白毛女》《翻身道情》等歌曲。^[102]

2023年10月19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承办，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协办了“回望与前行：贺敬之创作经验与新时代文艺”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们认为，贺敬之作为人民文艺家的典范，历史已经确认了他的价值，现实需要他的榜样，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等鲜明的创作特征予人以启迪，在新时代需进一步继承发扬。^[89]本次会议通过探讨文艺大家贺敬之的创作经验、文艺思想及其对当下文艺的借鉴意义，探索回应了“如何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的时代命题。^[89]

2014年，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拍摄了文献艺术片《诗人贺敬之》，以贺敬之在戏剧和诗歌道路上的创作与成就为线索，艺术地再现了贺敬之经历的时代及其心路历程，也展示了中国人在20世纪抗争、奋斗、探索的心灵史。^[103]整部文献片共三集，第一集《太阳出来了》讲述了贺敬之在延安时期创作《南泥湾》《翻身道情》《白毛女》的故事，第二集《放声歌唱》讲述了贺敬之创作《放声歌唱》《回延安》等作品的过程，第三集《百折再看高潮来》展示了贺敬之在“新古体诗”方面的探索。^[103]

著名作家何其芳、周扬评价贺敬之的诗歌：“像这样写农民生活的诗，写得真切，感动人，‘五四’以来还很少有人写过。”^[3]

著名文艺理论家胡风给贺敬之的信中说：“你反映农村的诗，别人很少能写得这样，这使我想起普希金和涅克拉索夫。”^[3]

著名诗人臧克家评价贺敬之的诗歌《回延安》：“每次读它的时候，我总想起杜甫的《赠卫八处士》。这两篇优秀的诗，都是久别重逢抒写胸臆的，情感的浑厚真挚，艺术成就所达到的境界，都可以相比拟。”^[13]

著名诗人郭小川评价贺敬之其诗其人：“我比较喜欢李白、辛弃疾的一些作品，现代的则比较喜欢贺敬之的一些作品，就是喜欢他们的抒情，而且是豪情。他们是不同时代的大诗人。”^[63]

诗评家谢冕在1983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专著《共和国的星光》中，满怀激情地称颂贺敬之郭小川的“激情而充满朝气的诗句，开创了一代诗风，成为最有代表性的时代风格的诗”。^[63]

作家陈玉福在《贺敬之与中国新诗》一文中总结，贺敬之在诗学上的主要特点为：直接运用民歌体，朴素清新、流畅自然；侧重汲取古典诗词的长处，使新诗变得精炼而优美；兼取中国民歌及古典诗词特点，在以马雅可夫斯基为代表的外国诗歌基础上，创造出具有特色的“楼梯体”诗歌。^[8]

著名诗评家丁国成认为，贺敬之的诗歌创作始终与国家命运和时代风尚密切相连。^[67]

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北京大学教授董学文认为，贺敬之的新古体诗最具突破意义、最有个性的，是表现新时代、新内容的“古体歌行”，这是贺敬之探索和践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最大贡献。^[67]

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翟泰丰认为，贺敬之的再探索、再创新，使中国古典格律诗歌走进了信息化的新时代，走近了人民大众，从而赋予古体诗歌以新的生命。^[67]

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慎明认为，贺敬之关注和思考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并在他的诗歌创作中表现了信念和思想的巨大力量。^[67]

中国青年报评价：贺敬之创作的这些作品，深受大众喜爱，并以其时代精神和艺术魅力影响着一代又一代青年的成长。^[104]

中国作家网评价：在中国新诗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先后涌现出了五四前后、抗战前后以及新中国成立前后三代诗人群体，郭沫若、艾青、贺敬之无疑是崛起在三代新诗高原上的三座巍峨的高峰，闪耀在三代新诗星群中的三颗璀璨明珠。^[16]

相识40余年的老部下李正忠评价贺敬之：对认准的问题会格外坚持，哪怕看法和大家不同也很难动摇，而对人情世故，包括一些具体的行政工作，则不太敏感。^[6]

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丁毅说，贺敬之对新时期文坛的一些新思潮很不感冒，对谢冕提出的“新的美学原则”、李泽厚的“告别革命论”还有“下半身”诗派等，都非常反感。^[6]

1962年2月16日，苏联一位在卫国战争中受伤致残的老兵，以＂书籍收集者＂的身份致信贺敬之，信中说贺敬之在苏联被广大读者所熟知，剧本《白毛女》在苏联受到一致好评，还请求赠他一本贺敬之的著作，并希望附赠一张贺敬之本人的照片。^[105]

1958年3月，贺敬之到三门峡治理黄河建设工地体验生活，随后创作了一首《三门峡歌》。2016年，三门峡市计划建一条贺敬之路，贺敬之得知后，立即向中共中央宣传部党组作了汇报，并给三门峡市委书记写了一封信阻止这件事，还又让秘书专程去三门峡作了解释说明工作。^[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