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是1935年1月15日至17日，^[2]中共中央在红军长征途中占领的贵州省遵义市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遵义会议。^[1]参加遵义会议的人员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注1]、秦邦宪^[注2]；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注3]；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注4]，以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参加了会议。^[4][9]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府多次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对共产党革命根据地进行打击，前四次均以失败告终。1933年9月，国民党政府改变战略与战法，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共产国际派遣的军事顾问李德推行不切实际的“短促突击”等军事路线，导致反围剿失败，红军开始长征。其后，在贵州黎平、猴场，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召开两次会议，毛泽东的意见取得了多数与会者的拥护，但争论并未结束。为了决定和审查在黎平会议上提出的建立苏区根据地以黔北为中心的问题，以及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和西征中所积累的军事经验与教训，政治局扩大会议遂于遵义举行。^[5][10]这次会议批判了中央红军指挥机关在反对蒋介石军队的第五次“围剿”作战中实行单纯防御、在长征中实行退却逃跑的战略错误，决定采取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在会议以后不久，中央政治局改变了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和军内的领导地位。^[1]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问题的会议，使红军和党中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得以保存下来。^[9]毛泽东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的七大期间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11]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在所著的《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中评价：（遵义会议）是历史性的政治局会议。在战略上，遵义会议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12]2016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上指出，“长征途中，党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yōu关的转折点。”^[13]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2]中共中央在红军长征途中占领的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老城子尹路96号^[3]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遵义会议。^[1]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多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前四次以失败告终。1933年9月，国民党政府发动了第五次军事“围剿”，改变了战略与战法，企图消灭中央革命根据地。此时，共产国际派遣的军事顾问李德，被派往中央苏区，他推行不切实际的“短促突击”等军事路线，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开始长征。^[10]

长征开始后，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红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5]

早在第五次军事反“围剿”过程中毛泽东就曾多次提出战略性建议，均被“左”倾领导者所拒绝。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在中央领导集团中做了大量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一些同志明辨了是非，转变了错误立场。毛泽东首先争取到的是当时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接着，毛泽东又做张闻天的工作。张闻天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在许多问题上与毛泽东有着相同的看法。^[10]

1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于贵州黎平举行会议。据周恩来同志回忆，在黎平会议上争论得很激烈。军事顾问李德仍未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打算，提出到黔东北迎击敌人的计划。这样做，只能陷入敌人的罗网。毛泽东同志则主张向黔北走。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同志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这次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确定了新的战略行动方针。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县猴场（草塘）召开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虽然逐渐取得多数同志的拥护，但斗争并未结束。^[5][10]

为了决定和审查在黎平会议上提出的建立苏区根据地以黔北为中心的问题，以及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和西征中所积累的军事经验与教训，在红军占领遵义后，政治局扩大会议遂于遵义举行。^[5]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的错误，并在组织上作了一些调整。^[5]会议首先根据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分析了黔北地区是否适合建立根据地的问题。经过讨论，与会者认为这里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又多，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便于创建根据地，应放弃黎平会议确定的以黔北为中心创建根据地的计划，决定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14][15]

接着，会议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博古^[注2]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主报告，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于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15]他在报告中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错误军事领导进行辩护。正如会议决议所指出的：“xx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5]

博古报告结束之后，周恩来接着作报告。周恩来是中央军委负责人，着重谈了军事问题，他检讨了“三人团“在战略战术方面的重大失误，并主动承担自己的责任，做了自我批评，也批评了李德、博古。^[16]

接着，张闻天发言，他按照与毛泽东、王稼祥商量的意见，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他作的报告，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路线定了基调。^[16]

张闻天讲完后，毛泽东作了发言，毛泽东说：“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据周恩来回忆，毛泽东的发言用三个“主义”概括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即“先是冒险主义，继而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17]

接着，王稼祥发言，讲了三点意见：第一，完全赞同张闻天、毛泽东的发言；第二，红军应该由毛泽东这样富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指挥；第三，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17]

中央军委主席朱德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他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18]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李卓然等相继发言，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发言和张闻天的“反报告”。^[18]

由于大部分与会者军务在身，白天忙于处理军务，会议总在夜间举行，16日、17日又接连开了两个晚上的会。1月16日，刘少奇和李卓然从娄山关赶到遵义参加会议。彭德怀和杨尚昆在出席了16日晚的会后匆匆赶赴前线。李富春和聂荣臻在这两天的发言中对李德的军事指挥表达不满，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在发言中也坚决支持毛泽东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他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18]

遵义会议作出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指出部分领导者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不能粉碎国民党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在反国民党五次“围剿”的战争中，“左”倾路线错误的领导者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并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最终导致主力红军遭受损失，并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三个月的突围战役，红军减员到空前的程度，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新的围攻，创造新苏区，就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会议着重指出，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博古^[注2]、李德两人要负主要责任。^[14]

遵义会议做出了四项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14][19]

遵义会议之前，“三人团处理一切（博、李、周）”。这就是说，当时三人团实际上是拥有最高权力的领导核心。遵义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而周恩来同志仍是最高军事指挥者，这就是在实际上取消了博古领导全党工作和李德指挥军事的权力。但当时博古并未正式交出职务。^[20]直到1935年2月5日前后，当部队行进到鸡鸣三省（位于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处）一带，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时决定让张闻天代替博古职务，在党中央负总责；博古改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19]

张闻天走马上任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通过由他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他在2月6日，于云南东北边陲的威信县扎西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遵义会议决议。遵义会议决议共分14节，长达一万三千余字，张闻天将之写成提纲式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于1935年2月8日发出。^[19]

遵义会议结束后，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1935年3月4日，中央军委又决定“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1935年3月11日左右，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由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19][21]

遵义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首先着重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路线问题，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使共产党和红军转危为安，并逐步走向胜利。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会议，在这以后，中国革命摆脱了不真正了解中国情况的共产国际的干预和束缚而显示出无穷的生命力。同时，会议纠正了过去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局面，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自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从组织上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的贯彻执行。^[11]

毛泽东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的七大期间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11]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在所著的《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中评价：（遵义会议）是历史性的政治局会议。在战略上，遵义会议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12]

2016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上指出：“长征途中，党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13]他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是我们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最重要的保证。”^[19]

刘伯承回忆四渡赤水时指出：“遵义会议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19]

《遵义会议放光辉》是《长征组歌》里面的第三首歌曲，由肖华作词，晨耕、生茂、唐诃和遇秋四人共同谱曲。^[43]该歌曲创作于1965年4月，在同年8月1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礼堂正式公演。^[44]

遵义会议纪念馆位于遵义市红花岗区，成立于1955年2月，^[45]会址原为黔军第25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邸，建于20世纪30年代初，^[46]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建立的21个革命纪念馆之一，^[3]也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及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45]遵义会议纪念馆现有遵义会议会址、遵义会议陈列馆、红军总政治部旧址、红军警备司令部旧址等9个纪念场馆，^[47]总建筑面积2万余平方米。^[3]

截至2021年3月，遵义会议纪念馆共收藏了1551件文物，其中有11件国家一级文物及20件国家一级文物。^[48]包括遵义会议会议室挂钟、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一十八师五十四团军旗、中央没收征发委员会通行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部特务连印章等珍贵藏品。该纪念馆有微信小程序。^[49]

 这套邮票于1960年1月25日发行，编号J74，全套3枚。邮票第一枚“遵义会议会址”和第三枚“强渡金沙江”采用的是雕刻版印制，而第二枚“在毛泽东旗帜下永远胜利地前进”则采用的是影写版印刷。这是我国第一套有2种印刷版别的邮票。第三枚“强渡金沙江”的图案采用了中国画家张漾兮和庄子曼创作的油画，画面再现了红军战士渡江的战斗场面。^[50]

1965年1月31日，《遵义会议三十周年》纪念邮票发行，全套共3枚，分别为“决战前夕”、“毛主席像”、“娄山关大捷”。第一、第三枚邮票上毛泽东的身体外貌形象，均是遵义会议召开时期毛泽东的身体外貌形象。^[51]

1985年1月15日，中国邮政发行编号J107的《遵义会议五十周年》纪念邮票，全套2枚。第一枚邮票为“遵义会议”，第二枚“红军胜利到达陕北”。^[51]

2015年1月15日，中国邮政发行了《遵义会议八十周年》纪念邮票。邮票以沈尧伊先生的油画作品为蓝本。全套2枚，邮票以沈尧伊的油画作品为蓝本。第一枚表现了遵义会议召开的地点遵义会议会址；第二枚表现的是遵义会议会场，以写实的手法刻画了20个历史人物。^[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