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

李泽厚（1930年6月13日~2021年11月2日），祖籍湖南长沙，^[1]出生于武汉汉口。^[3]中国“实践美学”学派的开创者、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1]

李泽厚12岁时父亲病逝，母亲靠教书养活他和弟弟。初中毕业后，李泽厚因家贫选择就读有公费补助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在高中大量阅读中，他选择了马克思主义。^[6]1950年，李泽厚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北大的五年里，他还自修了历史、文学、美学。^[7]大学毕业后，因为身患结核病，李泽厚经历了留校不成、上海不接收、滞留北大等事情，最终入职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成为实习研究员。^[8]1956年~1985年期间，李泽厚陆续发表多篇论文、出版了代表作《美的历程》《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美学论集》《美学四讲》《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世纪新梦》。^[9][10][11]1988年，李泽厚当选法国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12]1992年，李泽厚在美国科罗拉多学院任职，^[13]之后他还担任过德国图宾根大学、美国密西根大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客座教授以及美国科罗拉多学院、美国瓦斯摩尔学院客席讲座教授。^[14]1998年，李泽厚在科罗拉多学院获荣誉人文学博士学位。1999年，他从科罗拉多学院退休。^[13]2021年11月2日，李泽厚在美国科罗拉多逝世，享年91岁。^[2]

李泽厚提出了实践论，实现了对长期统治我国美学界的反映论的超越；^[15]他弘扬了主体性，使美学成为人学；^[16]同时，他吸取西方的各种现代理论来应用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对传统文化进行了重新阐释，为中国文论的现代转换提供了典范。^[17]文论选集《诺顿理论与批评选》的编委之一顾明栋认为，李泽厚的原创性足以使其跻jī身于世界最伟大的文艺理论家之列；^[12]当代文学家刘再复认为，李泽厚是一个创造了独特命题和整套美学语汇的唯一学者，也是一个真正具有美学体系的美学家。^[18]

李泽厚于1930年6月13日出生在汉口，3岁时随全家回到原籍湖南省长沙市。李泽厚12岁时，父亲李进病逝，母亲靠教书养活他和弟弟。初中时，李泽厚就喜欢读鲁迅和冰心的书。毕业后，李泽厚考上湖南省立一中，因没钱缴交学费，他去了有公费补助的省立第一师范。李泽厚在阅读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曾寻找一师的党组织，没有找到，于是他想组织发起学生运动，未果，1948年毕业时他被戴上“危险分子”“红帽子”。^[6]

1949年解放时，李泽厚担任过湖南宁乡道林麟峰完小的老师。1950年，他同时考上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当时他选择了北大哲学系。在北大的五年里，他还自修了历史、文学、美学。^[7]由于早年家境衰落，李泽厚的身体不好，进入北京大学的时候就患有结核病。这个病在大学中治好了，但是到毕业时又犯了，咳血咳得厉害。当时他本来可以留校，但由于各种原因而未能成行，上海方面因为这个病也不接收李泽厚。在北大滞留了一段时间后，直到1955年初李泽厚才进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1977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另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为实习研究员。^[8]

1956年，李泽厚发布了《论美感、美和艺术》一文，被著名美学家朱光潜认为是所有批评他观点文章中最有分量的一篇。1958年，他出版了《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文章受到苏联科学院士齐赫文斯基的好评。他的一篇论孙中山思想的文章，还入选了1959年德国出版的一本《中国新史学》中。^[9]

李泽厚在下乡劳动时，到过河北省赞皇县的黄连沟，又从黄连沟到更远的太行山。《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和《门外集》都是在乡下劳动时出版的。收到一千多元稿费后，李泽厚给家乡捐了四百元。^[10]

1961年，李泽厚到高级党校参加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的编写工作。1964年，他写成了《试论人类起源》的提纲，提出制造工具、使用工具是人类根本实践的观点。在“文革”后期明港干校劳动期间，李泽厚搞起了康德研究。上面压着毛选，下面摆着康德的著作，偷偷地写。1979年，《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出版。在这本书里，他全面系统地展开了1964年形成的实践观点，提出主体性哲学，同年出版《中国近代思想史论》。1980年~1981年，李泽厚先后出版了《美学论集》和《美的历程》。^[11]

1982年，李泽厚作为互访学者到美国讲学一年。其间，他出席了国际朱熹哲学讨论会。他的论文引起了与会学者的重视，并邀他参加国际哲学大会。由于各种原因，他未能出席。1984年~1985年，李泽厚出版了《中国美学史》《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中国古代思想史论》。^[11]

1988年，李泽厚当选法国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12]1992年，李泽厚接受美国科罗拉多学院哲学系教授简·考维尔（Jane Cauvel）的邀请，开始在该系任教并旅居海外。^[13]之后他还担任过德国图宾根大学、美国密西根大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客座教授以及美国科罗拉多学院、美国瓦斯摩尔学院客席讲座教授。^[14]1998年，李泽厚在科罗拉多学院获荣誉人文学博士学位。1999年，他从科罗拉多学院退休。^[13]之后，李泽厚仍定居海外，只在每年秋天回北京住一阵。^[19]

2021年11月2日，李泽厚在美国科罗拉多逝世，享年91岁。^[2]李泽厚生前曾留下遗嘱，希望死后将大脑“冷冻”保存，以供未来研究之用。李泽厚逝世当天，其子李艾便通知美国“阿尔科生命延续基金会”履行了该遗嘱。^[20]

李泽厚倾向于从哲学角度来研究美学，这与他的学养背景也是统一的。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美产生于人类的客观物质实践活动：在社会实践中，人类按照客观事物的规律来对其进行改造，从而人类的符合客观必然性的主观目的得到实现，这就是美产生的根源。由于“具有主观目的、意识的人类主体的实践，实际上正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力量”因而美是客观的社会存在。李泽厚强调要辨清美的社会性美感的社会性的区别:美的社会性是一种社会存在，而美感的社会性是一种社会意识，社会存在是客观的，社会意识是主观的，二者不可混淆。在写于1962年的《美学三议题》中，李泽厚提出了他关于美的著名命题：“美是自由的形式”，他这样写道：“如果说，现实对实践的肯定是美的内容，那么，自由的形式就是美的形式。就内容言，美是现实以自由形式对实践的肯定；就形式言，美是现实肯定实践的自由形式。”这是李泽厚美学思想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21]

在李泽厚美学思想的早期，他主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探索问题，人类学的倾向很重。受此视角的限制，他更多的是强调社会实践对人类审美的决定作用，更关注的是群体、理性、历史等范畴，而忽视了个体、感性和具体审美心理的重要性，这给别人的批判留下了地盘，而批判又促使李泽厚在此方向上不断完善他的理论。^[21]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全国展开了关于人、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李泽厚结合自己对康德哲学的研究，发表了《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在中国率先提出了主体性的概念。这个主体性理论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基础之上的，从而不是唯意志论，它与实践一起构成李泽厚的“人类学本体论的实践哲学”，也即“主体性的实践哲学”。^[22]

纵观李泽厚关于哲学的六个提纲，可以看出这个时期李泽厚的哲学思想、包括美学思想大致的发展轨迹：从西到中——从马克思主义、康德等向中国传统文化倾斜；从外向内——从强调实践、工具本体到心理本体、情感本体。^[22]

这个时期也是李泽厚构建自己的实践美学体系的时期。他以主体性实践哲学为基础，建立起一套涵盖美的本质、美感论、艺术论的美学体系，其具体表现形态就是发表于 1989的《美学四讲》一书。这美学体系充分重视人类的社会物质实践活动和主体性，认为美的本质等于美的根源，它来自于“自然的人化”；美感则来自“在自然的人化”并“人的自然化”延伸，从体性实践哲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建立人类心理本体特别是其中的情感本体的问题李泽厚称它为“建立新感性”；艺术则是“情感本体的物化对应物”，显示了艺术本体与心理（情感）本体的密切联系。^[22]

李泽厚向来非常重视艺术中的情感因素。在他关于“形象思维”的系列文章中就将形象思维的特征归结为：“以情感为中介，本质化与个性化的同时进行”。随着他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研究和对自己哲学理论的修正，情感、情感本体成了他越来越重视的哲学、美学范畴。在《华夏美学》里，他认为中国传统美学建立在一种心理主义的基础上，而这种心理主义则是以情感为本体的。到了《美学四讲》，他直接使用“情感本体”这个词汇——“所谓‘建立新感性’也就是建立起人类心理本体，又特别是其中的情感本体。”^[23]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李泽厚离开中国为标志，这之后即他美学思想的后期），李泽厚开始着力提倡中国文化在当代世界文化发展中应该大有作为。儒学实用理性、乐感文化、度、情本体成了这个时期李厚美学思想的关键词。^[23]

李泽厚认为儒家思想真正的深层结构是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它以情为本体，重视生命、肯定日常生存，在“一个世界”中乐观进取，使审美代宗教成为可能并将人的感性生命推向极致，达到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为此，李泽厚提出儒学第四期说，并将美学作为历史本体论的第一哲学。^[23]

李泽厚的主要哲学思想，是他率先肯定了实践对审美主体和审美对象的主体地位，提出了“主体性实践哲学”这一观点，其中包括“积淀说”“情本体”“工具本体”等内容。^[1]

李泽厚以早期马克思的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理论武库，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为基点，从马克思的“自然人化”的理论出发，把克里夫·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significantform)与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学说嫁接起来，提出了一种审美的“积淀说”，即认为人类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在劳动产品和人的主体本身两个方面产生历史的效用和结果，在外在的世界中形成工艺—社会结构，而在人的主体中形成了文化一心理结构。美感就是在这种实践活动中“积淀”在主体和客体双方，在双向进展的“自然人化”中产生了美的形式和审美的形式感。比如，“在对象一方，自然形式（红的色彩）里已经积淀了社会内容；在主体一方，官能感受（对红色的感觉愉快）中已经积淀了观念性的想象、理解。”^[24]

“积淀”的说法最早出现于李泽厚1964年完成的《积淀论论纲》。在此文中，李泽厚将积淀解释为积累沉淀，用以描述自然规律化为主体逻辑—心理结构的过程。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李泽厚在比较了康德与黑格尔在历史总体性与个体、感性之间关系的差异后，总结道：“作为历史，总体高于个体，理性优于感性；但作为历史成果，总体、理性却必须积淀、保存在感性个体中。”虽然是在谈历史，但是总体诉诸个体、理性呈现于感性恰是审美活动的根本特征。进而，在《美学四讲》的最后，李泽厚区分了广义和狭义的“积淀”，广义的是指“所有由理性化为感性、由社会化为个体，由历史化为心理的建构行程”，狭义的是指审美的心理情感的构造，原始积淀（审美）、艺术积淀（形式）、生活积淀（艺术）都是狭义上的。^[25]

李泽厚认为，人类历史本体又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客观的外在的方面，即工艺一社会结构，它指向人类的物质生活及与此相关的技术、制度等社会因素；一是主观的内在的方面，即文化—心理结构，它指向人的内在的主体结构和精神世界。人活着首先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使用，因此，使用一制造工具的实践是人的本体存在，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人们的物质生活、衣食住行，而物质生活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生产力和科技。科技一生产力一经济越来越大规模地决定、控制甚至主宰人们日常生活以及政治、文化等等。物质的社会力量或社会的物质力量，即人类掌握工具、科技进行生产活动的力量，是人类文明存在和延续的最后的、实在的、必然的力量。所以，人类历史本体首先是“工具本体”。^[26]

李泽厚认为，从人类整体历史的角度看，革命不能成为人类文明史延续发展的基础、主线，更不会是动力，因为革命只是特定的、局部的现象和情况，人类文明史的主线在于生产工具（科技）和生产力的演进变化。生产工具与生产力的发展才是与人“吃饭”，即人们物质生存的现实生活相直接关联的内容。所以，工具本体是李泽厚从马克思思想中接受的最为核心的一个部分。^[27]

工具本体对于李泽厚哲学的一个积极的意义就是对于实践内涵的界定。李泽厚从《批判哲学的批判》开始就一再强调以“使用一制造工具的活动”来界定“实践”概念，并认为这才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哲学核心。^[27]

后期随着对于主体性实践美学的深入研究，李泽厚正式提出了“情本体”概念。“文化一心理结构”（或者说人性结构）的建设工作就是情感本体的构建过程，由于现代工业的发展为社会带来了各种异化问题，人类主体需要从心理结构层面来合理化这些异化，这种心理结构是“从本体所理解和把握的作为历史积淀的感性结构”。无疑，这种感性结构是超越动物性的情感经验，它对个人主体的人性构建，即理性的内化、凝聚和积淀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人类主体生存方式的多样化选择要求个体尽可能多地参与心理本体的构建。因为李泽厚认为只有通过交往，人类才会产生真正的感情。最后，李泽厚强调，“情本体”不是“性（理）本体”，而是一种审美形而上学的新体系，中华传统文明的精神必须体现道德与本能合一的“情本体”，这也是个体在审美享受中所能体验到的人生真谛和最终归宿。^[28]

“情本体”在美学维度中有多重内涵。首先，“情本体”可以理解为“新感性”。对于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美学来说，构建“情本体”的过程也就是建立“新感性”的过程。人性心理的形成是社会物质和精神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个体依靠社会群体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所积淀的普遍心理特征。这种心理感性超越了动物界，是李泽厚所说的“内在自然的人化”，也是“新感性”最主要的特征和表现。从美学的角度来看，“人化”主要有外在自然的人化和内在自然的人化两个方面，“前者使客体世界成为美的现实”，“后者使主体心理获有审美情感”。”其次，“情本体”可以解释为“审美心理结构”。康德探讨了人类主体性的心理建构，集中解决了人类精神结构问题，李泽厚借鉴康德美学知情的划分形式，在心理层面有审美、伦理、认识三大块结构，审美结构即是情感本体的主要内容。审美心理需要例如体验、感受、理解、想象、情感等多种因素的配合才能进行有效的活动，心理结构的审美判断源于“新感性”，即主体实践活动将理性呈现于感性之中。整个审美心理过程可以理解为“审美态度一审美经验一审美感受一审美理解一审美欣赏一审美理想”的过程，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审美过程，情感因素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审美心理结构之所以能成为“情本体”的一种表达形式，就是因为它的诸多要素可以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不断积淀和发展，从而在社会历史的长河中不断烙上人类主体的情感因素。最后，“情本体”指的是先验共同感和一种生命力量。艺术创作和欣赏需要感性因素的介入，康德认为美的必然性产生于一种主观性的理念，情感是这个理念沟通彼此的桥梁和纽带，它可以有效地判断事物的愉快程度，这种理念就是共同感。李泽厚则认为人类主体性的感性能力对艺术的创作和领悟来自自我意识，是一种无指涉、非语言的先验能力，它就是李泽厚所讲的“情感本体”。艺术创作是一个复杂、综合的过程，是展示人类情感心理形式的合理方式，艺术品就成为人类审美心理结构的物态化的表现形式。康德认为对艺术作品的欣赏等感性的社交经验是我们表达情感的社会属性，而非自然生理欲求，是一种先验的理性。李泽厚则发展了这种观点，把理性与感性统一于“先验共同感”中，使用“情本体”概念阐释二者存在的合理性。^[28]

1955年到1965年，李泽厚发表美学、文艺理论论文16篇，在这一段时间写作而到后来才发表的美学论文还有3篇。其中1955年至1957年的论文以《门外集》为题结集出版。^[29]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李泽厚的最大贡献在于结合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的研究，提出实践论，实现了对长期统治我国美学界的反映论的超越。^[15]

李泽厚根据当时的形势引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范畴，认为美的产生以人类的客观物质生产为基础，这样主客观的对立就在实践中得到了统一，但这种统一不是在审美现象层面上，而是指在美的根本来源上。后实践美学的代表人物杨春时说实践美学“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哲学和美学（包括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主客对立二元结构，以实践一元论取而代之，从而为解决美的主客观性问题铺平了道路。”^[15]

尽管不是很彻底，但是将“实践”引入美学研究，却是开创了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新局面。李泽厚和刘纲纪‘蒋孔阳、周来祥等人的美学思想一起构成了中国当代美学的主流。^[30]

“康德一席勒一马克思”是李泽厚所一再强调的美学上的历史线索。劳承万等对此评价说，这条线索“真正成就了德国美学与人学一体论的追求，并将美学导引到了一个真正的“自由王国’‘康德一席勒一马克思’的线索通达了西方思想的最终解决。”这是一条重视人类感性的线索，也是一条弘扬人类主体性的线索。在这里，康德所论主体性中存在的先验论问题，由马克思的客观物质实践论予以科学的解决。人的主体性就建立在感性的社会实践基础上，体现了对现实存在的人性的重视。康德“在传统美学内来统一人与自然、理性与感性、伦理与认识的对立”的希望与努力，在这里也得到实现。李泽厚则沿着这条线索继续前进，他充分发掘马克思实践论中所内含的主体性思想，将实践所创造的人类的造型力量与人类的审美结合起来，提出“美是自由的形式”的著名命题，并且将美的本质与人的本质连在一起，将审美看作人类自由的最高体现。^[16]

李泽厚继续前人的工作，倡导积极吸取西方的各种现代理论来应用于中国文化的研究，他通过长期深入地研究中国美学思想，提出了许多有建设意义的概念和思路：他认为中国文化、中国美学肇始于远古时代的巫君合一，其后由“巫”到“史”，日益理性化，形成“一个世界”中的“实用理性”。对比于西方的“罪感文化”，李泽厚提出中国是一种“乐感文化”，这种文化注重人的今生今世，其最高境界是审美他和刘纲纪进一步总结出中国传统美学的六个基本特征:高度强调美和善的统一；强调美和理的统一；强调认知和直觉的统一；强调人和自然的统一；富于古代人道主义精神；以审美境界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在李泽厚看来，中国传统美学有四条线索，即以儒家美学为主线，儒道互补再加屈骚传统和佛家与禅宗的融入。围绕这四条线索，李泽厚结合当今的时代特点，从中提炼出“情本体”的概念，发掘出中国传统文化参与当代世界文化建设的资质。他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论来对中国美学的梳理，以“自然的人化”等现代概念来转化传统文化的努力，都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做出卓越的贡献。^[17]

中国文论的现代转换，长期以来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李泽厚以其深厚的学养、丰富的实践，为这种转换提供了典范。^[17]

苏联科学院士齐赫文斯基在一本论康有为思想的专著（俄文版）中称李泽厚为“中国年轻的历史学家”。^[9]

文论选集《诺顿理论与批评选》的编委之一顾明栋称赞：“李先生的原创性足以使他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世界最伟大的文艺理论家之列。”^[12]

当代文学家刘再复在《李泽厚美学概论》中评论：“在20世纪的中国美学发展史上，李泽厚是一个创造了独特命题和整套美学语汇的唯一学者，也是一个真正具有美学体系的美学家。”^[18]

哲学家冯友兰在《致李泽厚》一文中称：“《美的历程》是一部大书（应该说是几部书），是一部中国美学和美术史，一部中国文学史，一部中国哲学史，一部中国文化史。”^[34]

2020年5月29日，李泽厚授权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悦笛在微信、微博、今日头条等网络平台发布独家声明。李泽厚在声明中称：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美的哲学》《我的哲学提纲》《走我自己的路》，作者李泽厚）均系（上世纪）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初旧作，其篇章版权已归属台北三民书局，但出版社改窜书名及篇章内容，不能如实表达作者的观点和看法，“不承认它们仍属我的著作，望读者谅之”。^[35]

京贵传媒（北京）有限公司对此事进行了回应，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山海文库”发布声明称：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享有李泽厚著作的全部著作权权利，于2018年12月25日与天津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签署了《美的哲学》（原名《美学论集》）《我的哲学提纲》《走我自己的路》的出版授权合作协议，授权期限为四年。上述作品出版时的书名和内文，是经过授权方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确认的。京贵传媒（北京）有限公司则在2019年8月15日与天津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签署了李泽厚作品《美的哲学》（原名《美学论集》）《我的哲学提纲》《走我自己的路》的出版合同与发行合同，并授权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相关图书。因此，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的上述李泽厚作品，为合法出版物，受相关法律法规保护。^[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