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是德国思想家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一部未完成的经济学哲学作品。^[1]这部作品是马克思于1843年～1845年定居巴黎期间所作的摘抄笔记，故又名《巴黎笔记》或《巴黎手稿》。^[3]

19世纪初，随着机器大生产方式的确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被进一步激化，工人运动在西欧各个国家相继爆发。在巴黎期间，马克思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开始把研究方向转向政治经济学领域。他阅读了亚当斯密与李嘉图等学者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著作，试图从中寻找解决答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就是马克思这一研究的成果。^[2]

《手稿》由序言和三篇独立的笔记组成，三篇笔记分别阐释了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认识，对私有财产下各关系的分析，以及一些补充与零散的思考。在《手稿》里，马克思阅读与摘录了多部西方古典经济学家的作品，并指出古典经济学虽然认识到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却忽视工人同生产的直接关系，掩盖了“异化劳动”。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而提出了新的“异化劳动”理论与共产主义思想，他指出了私有制下，人与劳动关系的不合理并提出了消除劳动异化的途径。哲学方面，马克思在《手稿》中对黑格尔的哲学进行了辩证的批判，揭露了黑格尔辩证法与国家学说中的唯心主义错误，否定了黑格尔“国家意志”的说法，肯定了物质基础的主体地位。^[1]

马克思在《手稿》中辩证地吸收了英国经济学家斯密、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理论成果，同时对革命实践的学说加以概括，创立了崭新的“异化劳动”与“共产主义”思想。这部作品虽仍留有德国古典哲学的痕迹，但同时体现出了马克思早期理论探索的成果，具有明显的过渡特征。自1932年被首次整理出版以来，《手稿》被东西方学者积极研究与争论，推动了对马克思主义形成的研究，也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进一步分裂为“青年派”与“老年派”，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2]

工业变革后资本主义社会快速发展，至19世纪40年代，机器大工业在欧洲大陆蓬勃发展。在当时，经济上迎来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蓬勃发展，许多的新式科学技术被普遍使用在生产过程中，导致了大量的个体手工业被新兴的资本主义工厂所取代，从而催生了许多破产的农民和一无所有的劳动者，无产阶级队伍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壮大^[4]。随着机器大生产方式的确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被进一步激化，工人运动在西欧各个国家相继爆发。^[5]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引发了生产相对过剩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也变得更加恶劣。^[5]

从政治上看，资产阶级通过不断的斗争推翻了欧洲封建王权贵族统治，确立了他们的统治地位。但是资产阶级的统治仍然受到皇权主义和教会势力的威胁。针对这些威胁，资产阶级大肆宣扬“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的口号，借此拉拢无产阶级，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实际上他们关心的只有自己的阶级利益。^[4]

从思想文化上看，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领域，以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取得了重要成就，除此之外，社会矛盾的激化也促使了欧文的社会主义以及早期英国社会主义学说产生。^[6]

这一时期，无产阶级的力量逐渐壮大，但工人阶级斗争还处在自发阶段，这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还带有明显的乌托邦痕迹，它们建立在旧唯物主义和抽象人性论的基础上，缺少科学的理论基础，所以无法对时代问题进行回答，无法正确指导工人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工人运动迫切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引。^[7]

1841年，马克思从柏林大学毕业。大学毕业后，他便投身于编辑《莱茵报》的直接政治活动中，成为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7]报社的工作给马克思提供了看见复杂敏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机会，引起了马克思对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思考，使他的研究对象从纯理论的问题转向现实具体的问题本身。^[3]

1843年3月马克思退出了《莱茵报》编辑部。10月底，马克思和妻子燕妮从克罗茨纳赫来到巴黎，在塞纳河左岸市区找到了住处，与卢格合办《德法年鉴》。马克思在《德法年鉴》发表的论文表明：在哲学思想上，他的青年黑格尔派时期已经结束；在政治思想上，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时期也走到终局。^[8]马克思的思想经历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革命性转变。^[2]

马克思认识到，市民社会的决定性因素与经济密切相关，所以他在到达巴黎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9]1843年夏到1844年春，马克思阅读并摘录了布阿吉尔贝尔、魁奈、詹姆斯·穆勒、萨伊等许多经济学家的著作，这为马克思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积累了理论基础。^[3]

马克思在巴黎拥有了更加丰富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可以更加直接地观察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通过与工人的交往，马克思获得了许多切身体验，对无产阶级的性质、地位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10]也正是马克思在巴黎期间对工人阶级生存状况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实地考察，才使他得以在手稿中进一步揭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谎言，深刻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内在秘密和阶级对抗，从而为唯物史观和科学共产主义的形成奠定了实践基础。^[11]

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主要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方面。^[9]手稿中包含着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和继承，也残留着费尔巴哈哲学的痕迹。^[12]

黑格尔哲学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前德国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马克思曾是黑格尔的学生，受到过黑格尔辩证法的影响。^[9]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辩证法“表面上看是形式的问题，而实际上是本质的问题”。^[9]在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中，他对黑格尔的学说进行了重新估价，并发觉了其中合理的东西。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既表现为批判，又表现为继承。马克思用黑格尔哲学和逻辑学的概念、范畴、体系的现实矛盾性证明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性质。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扬弃，是高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于现实社会的人和现实社会运动的辩证法。^[13]

对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实证性研究，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费尔巴哈不但“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而且在此基础上重新解释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从而论证了要从肯定的东西即“从感觉确定的东西出发”，因而也就“扬弃了无限的东西，设定了现实的、感性的、实在的、有限的、特殊的东西”。^[9]马克思批判继承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人本主义异化观，摆脱了从古典人道主义到费尔巴哈的抽象人道主义传统，真正创立了关于人的科学学说。^[13]

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基本上经历了从思辨哲学到实证哲学、从政治批判向经济批判的转变。从1843年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开始，马克思就将政治经济学当成了论证自己哲学体系最有力的工具，最重要的是，政治经济学所主导的市民社会成了马克思寻找历史发展规律这一历史之谜的最终突破口。在《莱茵报》工作时期，马克思就已经注意到了利益在市民社会当中的作用，认识到利益比法的原则更有力量。但是，马克思这时候还没有全面认识到物质利益的根本性作用。^[9]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当中，马克思开始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深入研究，分析社会不平等背后的经济根源。政治经济学中的基本概念——工资、资本、地租、利润等都已经成为马克思重要的关注对象。古典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的影响是非常深远和全面的，以至于马克思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基本上就是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的，并且采用了它的语言和规律，分析社会中的不公现象。马克思的“异化劳动”这一核心范畴正是如此。^[9]

马克思思想的另一重要来源是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积极作用在于，它正确地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暴露出来的问题——贫困、不平等，但是它并没有指出一条真正能够克服这些弊端的出路，因而只能对资本主义进行道德上的谴责。^[9]

马克思也在“序言”中说明了德国社会主义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影响，“不消说，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以外，我也利用了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马克思随后列举了几个重要人物以及他们的相关著作，即魏特林的《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1838年）《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842年）、赫斯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行动的哲学》《唯一者和完全的自由》以及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等。^[9]

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对这些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思想并没有完全接受，而是进行了批判分析。^[9]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关于类存在物（specie-being）的论述还与西方传统思想有关，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灵魂”思想。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也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在此书中，亚里士多德直接把雅典主要的政治形式——城邦（polis）看作是政治共同体，人也因此被定义成了政治的动物。马克思受此影响，把人看成了一种“社会的”动物，或者说是一种社会存在。^[9]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1843年～1845年定居巴黎期间所作的摘抄笔记。马克思全名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是犹太裔德国人，19世纪思想家、哲学家、经济学家、革命理论家。马克思主义主要创始人之一。^[14]马克思1818年出生于德国特里尔，1835年-1841年先后在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法律系学习。1843年马克思与童年女友燕妮结婚。^[3]次年于巴黎会见恩格斯，从此结为一生挚友。在巴黎期间，马克思的研究完成了从哲学领域向政治经济学的转变，并将期间的思考写入《手稿》中。1848年马、恩两人合著《共产党宣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此后马克思投身于19世纪的工人运动中，为国际共运做出了贡献^[15]。由于欧洲各国政府的敌视，马克思一家长期生活拮据，颠沛流离。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积劳成疾，于伦敦与世长辞，享年65岁。^[14]马克思的学说覆盖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等诸多领域，对20世纪人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克思的主要著作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16]。

章所含节序言-笔记本Ⅰ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笔记本Ⅱ私有财产的关系笔记本Ⅲ对笔记本Ⅱ第XXXIX页的补充私有财产和劳动对笔记本Ⅱ第XXXIX页的补充（2）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对黑格尔的辩证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私有财产和需要增补片断分工货币参考资料^[1]

除序言外，《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笔记本I、笔记本II与笔记本III。从形式上看，《手稿》的内容主要是马克思在阅读前人著作的过程中对原文的直接摘录、概括的转述、批判性的注释以及马克思在阅读过程中的一些新思想与观点。^[1]

在马克思原手稿里，这篇序言原本是放在靠后的位置。后编者整理时把它提到了最前面。在序言中，马克思简单解释了手稿的创作动机与理论来源：为了对黑格尔法哲学与国家学说进行批判，马克思阅读了大量古典政治经济学著作并加以摘录与整理。考虑到序言内容与手稿并不完全相符，所以一般认为这篇序言其实是马克思曾经打算撰写的《政治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1][17]

在笔记本I中，马克思摘录让·巴·萨伊的《论政治经济学》和亚·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等古典经济学中著作中关于工资、利润和工资的论述。马克思首先把手稿分为了三个竖栏，分别摘录了古典经济学著作的观点。三个部分的主要摘录内容与标题分别为：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最后马克思改摘录为论述。他指出古典经济学虽然认识到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却忽视工人同生产的直接关系，掩盖了异化劳动。在这一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用长篇的论述提出了关于“异化劳动”的创新理论。马克思首先指出，异化劳动是指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产生的四个维度的异化，即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与劳动过程相异化、人类本质与人相异化和人与人相异化。接着，马克思揭露了私有制、私有财产是劳动异化的根源，也是贫富分化的重要原因。最后，马克思总结性的说明，扬弃劳动异化与实现人类解放的根本方法是消灭私有制与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社会。^[1][17]

笔记本II是《手稿》中留存最少的部分，目前只有最后4页保留了下来，前面的39页都散失了。后来编者把这一部分加上了标题“私有财产的关系”。目前有学者根据笔记本I与笔记本III的内容推测，笔记本II的内容主要是在劳动和资本的对立运动中，阐述经济学的各个范畴，剖析私有财产下的种种关系。在残留的笔记本II中，马克思比较了“英国国民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的区别。马克思指出，相对于古典经济学，英国国民经济学已经意识到劳动和劳动者在经济活动中的主要地位。劳动者在劳资关系中不过是作为资本要素之一而存在。同时，英国国民经济学已经十分明确的阐明了工资与利润的反比例关系，并指出在资本主义劳动关系下，劳动者的工资与其他维持资本运行的必要费用没有本质区别。接着，马克思阐释了英国国民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在“地租”理解上的区别，即古典经济学强调土地地租赋予土地所有者的社会责任，而英国国民经济学揭露了地租不过是不同质量土地间的差额。^[1][7]

笔记本III从内容来看，主要是对前文的补充与一些逻辑零散的思考。在笔记本III中，马克思首先补充了对笔记本II的思考，这种补充分为三部分。在补充的第一部分中，马克思完善了对劳资关系与劳资对立的观点，再一次强调消灭私有制与资本主义制度，是解决“人的异化”的唯一手段，并简单探讨了这一手段的细节，即共产主义。在补充的第二部分，马克思文笔零散，逻辑敏捷，时而阐述共产主义构想的细节，时而对黑格尔的精神哲学进行批判。总的来看，补充的第二部分是对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异化理论与唯心主义进行反思与批判，比如对黑格尔扬弃理论忽视异化这一前提条件的错误的揭露。故编者冠以《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在补充的第三部分，马克思分析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与异化劳动下人的需求的变化，指出在这一条件下人需求与货币相联系，其本质上是人对人与社会的需求。在补充部分之后，马克思零散地记录了对政治经济学“分工”“货币”的看法。在“货币”一节，马克思指出货币对于人类社会的联结与分化的双重作用，强调了货币作为“价值概念”的身份。在“分工”一节中，马克思批判了哲学家蒲鲁东的把一切资本运动视为劳资对立的错误观点，指出分工是异化范围内的劳动社会性的体现。^[1][7]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许多重要观点，但核心思想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异化劳动理论和共产主义理论。异化劳动理论和共产主义理论看似是两个独立的问题，实际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18]马克思在对异化劳动批判中，揭示了资产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阐明了只有消灭私有财产、扬弃异化劳动，才能实现人的真正的解放，才能实现共产主义。^[19]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青年马克思考察了青年黑格尔派与费尔巴哈如何对待黑格尔哲学，并系统批判了黑格尔思想。^[10]

青年马克思认为，从施特劳斯到鲍威尔之类的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虽然最先举起了宗教批判的大旗，但他们的观点却完全没有超出黑格尔哲学的方法和观点。他们虽然也在批判“旧世界的内容”，但实际上却“以唯灵论的狂妄自大态度”、“完全拘泥于所批判的材料，以至于对批判的方法采取完全非批判的态度”。青年马克思指出，“对于我们如何看待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一表面上看来是形式的问题，而实际上却是是实质的问题”。马克思认为，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的著作中至多只是换一种方式“逐字逐句地重述了黑格尔的观点”。在他看来，鲍威尔等人在批判一个对象的时候，同时无意识地陷在对象之中，这是由于他们采用的批判方法来源于对象本身，所以虽然也在批判对象，但实质上却正是以对象所依存的“旧世界”为前提的。而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因而青年马克思此时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方法论基础正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10]

马克思先是罗列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主要提纲，他指出《精神现象学》所描述的乃是精神的全部外化史和外化的整个复归，是抽象的、绝对的思维即思辨思维的产生史。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有着双重错误：其一，黑格尔本人只是异化的人的抽象形象，却把自己变成异化的世界的尺度。其二，黑格尔没有意识到，他的观念异化之复归的真实本质是“要求将对象世界归还给人”，马克思此时站在人本主义伦理逻辑之上认为，黑格尔否定的感性确定性意识并不是某种人之外的抽象观念的感性意识，而只能是人的感性意识。^[10]

马克思在批判和改造前人异化思想的基础上，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把自身的研究视角转向政治经济学领域，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者与劳动本身、资本家与劳动工人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19]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四个维度对“异化劳动”进行了系统性的阐释，也就是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性，即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与劳动过程相异化、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和人与人相异化。可以说，马克思对异化劳动思想的构建，首先就是从这四重规定性开始的。在阐述这四重规定性时，马克思明晰了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即从现象向本质的逐步推进逻辑。^[19]

国民经济学认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泉源”。按照这一理论逻辑，既然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泉源，那么劳动者的劳动产品应该归属劳动者，资本主义社会所产生的巨大社会财富应该成就整个人类社会，而非资本家占据绝大部分社会财富。究其原因，在于劳动者不占有生产资料，只能通过出卖自身劳动力去依附资本家以获取所需的生活资料。因此，不管劳动者生产多少劳动产品，都会被资本家无偿占有，正如马克思所言：“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19]

人的真正劳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生命本质的体现，劳动者在劳动中本应感到充实的幸福。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劳动者丧失了对自身劳动的支配权，劳动者的劳动发生了异化。并且，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革新，尤其是机器生产体系的形成，使得工人之间的劳动力差别越来越小，以致工人被资本家固定在机器生产上，机械地重复着流水线的工作，可以说，这种机器体系使得劳动者完全成为生产的“工具人”，任凭资本家对其进行剥削。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20]言下之意，这种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资本家强制的劳动；劳动也不是满足自身需要，而是成为满足劳动这种行为以外的那些需要。这种劳动对于实施劳动的工人来说是否定性的、消极性的，纯粹是由外部力量强加给劳动者的，是由于外部力量对于劳动的某种规定而把工人规定成这样的。这种劳动对工人来说是一种瘟疫，“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19]

人的类本质异化是前两重规定的必然结果。劳动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它体现了人的类本质。动物与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而人会把对自己的生命活动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它是一种有意识的、有目的的活动，这是人与动物的生命活动的本质区别。甚者，人的生命活动的自觉性不仅落实在劳动本身中，还落实在劳动生产过程中，这意味着人和对象发生的关系是：对象是被依照人和对象的内在尺度而成为劳动者的对象。这种尊重人和对象内在尺度的劳动就是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的本质的自我确证。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从事劳动的工人被资本家固定在机器生产上，从事流水线上的重复式工作，以致人的劳动发生极致扭曲，劳动成为一种被迫行为，仅仅是一种维持劳动工人生存的手段。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都变成了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了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因此，在这样的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不会达到对自身的确证，反而被迫下降到动物水平。^[19]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逻辑，正是由于前三重规定的异化事实，导致人与人的关系产生了异化现象。也就是说，人与人的关系出现异化现象是前三重规定的逻辑结果。深究马克思关于人与人相异化这一规定的内涵，可以得知，这一异化规定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异化。因为工人的劳动产品不归工人所有，而是作为某种异己的力量归他人所有，归工人之外的他人所有，并且工人的劳动过程同样是作为异己的力量归他人所有，即属于占有工人的劳动及劳动产品的资本家，以致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出现全面对立现象。另一方面是指资本家内部关系的异化。资本家为了维持并不断扩大自身拥有的劳动产品，必然要与其他资本家展开竞争，以掌控更多的劳动及劳动产品，并且这种竞争并不是资本家可以自主把控的，而是资本的内在本性迫使他必须开展这种无止境的竞争，可以说，资本家同样受到资本的支配和控制，无法主导自身自由自觉的活动，以致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同样出现异化。^[19]

马克思在试图揭示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之间的关系时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劳动发生异化的原因在于私有制，在于资本、土地、劳动三者的分离，是私有制致使劳动发生了异化。^[19]

从马克思分析异化劳动现象产生的根源上来看，私有财产是劳动发生异化的根源，是致使劳动发生异化现象的规定性力量，并且这种规定性力量进一步转化为资本家掌控劳动者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权力。因此，从两者的关系来看，要扬弃异化劳动就在于消灭私有制，在于消灭这个造成劳动异化及整个社会异化的根源，只有这个根源被消灭了，才能消灭异化劳动，才能使劳动者重新掌握和支配自身的劳动及劳动产品，使劳动者的劳动与自身的类本质重新归于统一。^[19]

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论述方法基本是先破后立。马克思批判了主张以占有物质财富为唯一目的和充满绝对平均化欲望的所谓的共产主义。当时比较流行的观点是要求废除私有财产的不平等，以铲除社会上的富有和贫穷的对峙。这种观点要求重新分配和绝对平均地占有全部社会财富，拉平补齐。而马克思认为上述主张不仅没有否定私有财产，反而是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和完成。当时的流行观点虽然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是还停留在道德谴责和伦理批判的层面，是不可能改变现实的，更不可能找到真正的出路。^[18]

马克思在批判各种错误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共产主义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就是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它使得无产阶级获得解放，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不仅是人道主义伦理上的要求，更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现实结果。^[19]

除了异化劳动理论和共产主义理论以外，《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还有一些重要观点值得注意，比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到了劳动活动对于人类文明和历史进步的伟大意义，阐明了物质生产在构成社会诸因素中起支配作用的思想，强调了实践的观点，表达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指出了工业和自然科学等在人的解放中的伟大历史作用，探索了自然史、人类史以及美的规律，等等。这些观点都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胚胎和萌芽。^[18]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来说，《手稿》意味着马克思完成了从青年黑格尔派向全新世界观点转变。《手稿》所提出的“异化劳动”与早期共产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大飞跃，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的最终产生。马克思在《手稿》中所阐发的思想，不仅直接为《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打下基础，而且也为《资本论》做了理论上的准备。在一篇名为《青年马克思与市民社会》的文章中，《手稿》被视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早期成果。20世纪50年代后，以拉宾和巴加图里亚为代表的苏联学者，进一步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把《手稿》视为从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转变的重要环节。尽管与苏联学者有所区别，但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在其《保卫马克思》中同样批判了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的理论倾向，并明确指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存在从“意识形态”与“科学”的认识论断裂。^[21]

《手稿》的中文版首次发行以后，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让中国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与马克思本人思想的转变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随着《手稿》进一步的传播，中国学者对马克思早期理论的关注程度明显提高，涌现了一批对马克思早期思想进行研究的学者，并取得了不少成果。如韩立新所著《<巴黎手稿>的文献学及其意义》和李彬彬《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起源》等。随着改革开放后学界逐渐摆脱苏联影响，建国后长期对《手稿》的“不成熟”论认识逐渐改变。在各级党校与高校马克思学院中，《手稿》成为理论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种导读本也层出不穷。《手稿》在中国马克思学界的影响力在明显扩大。^[21]

在西方经济学界与哲学界，《手稿》产生了不小的冲击，甚至导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分裂。以德国左翼哲学家郎兹胡特为典型的部分西方学者视《手稿》为马克思主义的巅峰作，将《手稿》的学术地位抬到了非常高的地位。一部分学者甚至把马克思早期理论与晚年著作割裂开来，形成了以马克思早期思想为核心的“青年马克思派”。西方传统学者则从马克思的《手稿》等早期著作里吸取理论基础，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病进行反思与批判。1932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版之后，引起了一批西方学者的关注与重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朗兹胡特和迈耶尔、马尔库塞、亨·德曼、弗洛姆等人，他们宣称《手稿》的作者是“新发现的马克思”或一个人本主义的“青年马克思”。也就是说，1932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甫一问世，这部作品就被西方学者看作是阐发一个新的、不同于既有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的重要出发点。这种新的阐释的最为核心的要点就是：以“异化劳动”为基础的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这种依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也受到了学术界的反思和批判。中国学界认为，利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阐发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其理论实质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迎合了西方学者反思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敌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口味和需要。无论是文本依据还是理论逻辑，这种观点都难以经得住考验。^[21]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其最早收录于1927年莫斯科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7]

1932年，由苏联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阿多拉茨基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次以德文原文发表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三部分全文，并加了标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编者按逻辑结构对原稿进行了整理，按照一定的理解对其次序进行了编排，依照思想内容将其编为若干部分，且对原稿中没有标题的部分追加了标题。其中，编辑部的引言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做了全面的说明，且命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沿用至今。1932年历史考证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对原始手稿的介绍和考证最为详细，基本保持了原始手稿的样貌，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最有意义的版本。^[7]

同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朗兹胡特和德国医学家、生理化学家迈耶尔出版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早期著作》第一卷也收入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但与同年出版的历史考证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相比是有一定距离的。^[7]

1937年，德国莫里托尔依据朗兹胡特和迈耶尔的德文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了法译本，同时也完全继承了该版本中的错误。^[7]

1949年，诺贝尔托·波比奥译、久里奥·埃诺第出版的《经济学一哲学手稿（1844年）》和1950年罗马新生社由意大利哲学家加尔瓦诺·戴拉·沃尔佩出版的《早期哲学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经济学一哲学手稿1844年〉》都是依据朗兹胡特和迈耶尔的德文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编译而成的意大利文版，因此其中的错误被继续保留了下来。^[7]

1954年，朗兹胡特重新编订了他的版本，并对其进行了修改，依据莫斯科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对1932年出版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编译错误进行了订正。^[7]

1956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将马克思和恩格斯青年时期的著作收集起来，单独成册，题为《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编者进一步订正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考证了其中模糊的字迹，加上了新序和解释性注释，完善了1932年莫斯科历史考证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并将其安排进《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该版本对马克思的一些笔误进行了人为的改正，影响了原始手稿。1956年俄文版全集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版本，是目前比较完善的版本。^[7]

1959年，莫斯科外国文出版社在1956年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基础上出版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英文版。^[7]

1974年，苏联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四十二卷收录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俄译文。同年，苏联、英国、美国三家出版公司与莫斯科马列研究院合作，按上述俄文新版译出了更新的英文版本；民主德国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补卷第一册收录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德文原文。这两个版本均采用了1932年出版的历史考证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编排方式，并基本沿用了编者所加的标题。从此，按逻辑结构编排的文本就成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通行版本。^[7]

1982年，苏联和民主德国合作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以德文原文刊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全文。这种版本采用了两种编排方式：第一种依据原始稿本的写作时间顺序和书写样式编排，和按照手稿的逻辑结构和思想内容编排，对马克思的手稿重新进行了辨认和考证；第二种按照手稿的逻辑结构和思想内容编排，结合手稿的理论要旨和内在联系，吸收学界和出版界的最新成果，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了版本中的段落划分、内容纂zuǎn辑和各类标题，从而更好地反映出原著的写作思路和理论逻辑。^[7]

1935年3月，由柳若水节译、刊载的《黑格尔哲学批判》第97—135页上的《黑格尔辩证法及哲学般之批判》是最早传入中国的《手稿》译文，这一部分节译了第三手稿中“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一章。^[22]

中国哲学家、翻译家、法学家何思敬最早依据1932年历史考证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翻译成中文。^[22]

为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后所附的批判黑格尔哲学的一章更易于理解，何思敬向人民出版社提出请求，希望北大宗白华教授担任校订工作。1955年11月，由何思敬翻译、宗白华校订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载《新建设》11月号。此次节译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劳动一章，篇名《疏远化了的劳动》，并在1956年由宗白华校订，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为《经济学—哲学手稿》。^[22]

中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翻译家贺麟发现手稿末尾的《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的一般批判》具有相对独立的哲学意义。1954年，贺麟节译第三手稿中“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一章，在《新建设》第11期发表，篇名为《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的批判》。^[22]

现当代著名美学家、教育家、翻译家朱光潜根据1956年柏林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经济短著本，参照英、法、俄、中多种译本，完成了手稿中关于异化劳动和共产主义的一个节译本，名为《经济学—哲学手稿》，载于1820年发表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美学丛刊》第二期。^[22]

1958年7月，中央编译局节译第三手稿中共产主义章中的一段，篇名为《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载《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7]

1959年9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第一次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中译文全文全部发表。名为《经济学—哲学手稿》，采用1932年历史考证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排顺序。^[7]

改革开放新时期，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翻译出版工作没有停止和中断，以刘丕坤的译本为基础，先后出现了三种新的中译本：第一种新的中译本是1979年6月由刘丕坤翻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此本参照1968年《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译出，保留了俄译本的一些特点，后经中央编译局校订，参照朱光潜、熊伟的意见，编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种新的中译本，见之于中央编译局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于1979年9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三种新的中译本，是由中央编译局翻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并列人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库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22]

2002年，中央编译局根据1982年出版的历史考证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按照手稿逻辑结构和思想内容编排的文本，对译文进行了全面校订，编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并出版了单行本。^[7]

从2004年起，中央编译局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译文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内容编纂，并再次进行了审核和修订，对注释和各种相关资料做了补充和勘正，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全文编入2009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此后又在201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版中节录了部分内容。^[7]

2012年，中央编译局成立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文库》著作单行本和专题选编本编审委员会。2015年，其编译的《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文库》单行本和选编本系列第一批七种著作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包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7]

对于如何评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学界有三种主要观点：以早期前苏联为代表的早期学界持“不成熟论”，即认为《手稿》不过是马克思早期的摸索，尚未形成系统与成熟的体系，理论价值有限。另一部分苏联学者与部分西方马克思学者持有“顶点论”的观点，认为《手稿》中马克思的观点以及其体现的“人道主义”超越了老年的马克思，是马克思的顶点作品。现代马克思主义学界多持“过渡论”，认为《手稿》是马克思由费尔巴哈与青年黑格尔派向马克思主义转型探索的作品，具有明显的过渡特征，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发展有一定价值。^[21]

关于这部著作，学界有正反两种评价：

“《手稿》本身绝不是一部完整的东西。”——东德哲学研究所所长布尔^[23]

“这部手稿绝不是一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苏联学者巴日特诺夫^[24]

“《手稿》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启示录。”——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朗兹胡特^[25]

“《手稿》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发展进程和全部含义具有决定的意义。”——比利时裔苏联学者德曼^[25]

“新时代，《手稿》依旧是有待继续挖掘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富矿’。”——中国共产党党校教材编者牛先锋^[26]

“《手稿》包含着作为共产主义的科学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初次阐发，因而标志着马克思思想上的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法国传记作家科尔纽^[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