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瑞克·弗洛姆

艾瑞克·弗洛姆（Erich Fromm，1900.3.23-1980.3.18），美籍德裔犹太人，心理学家、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员，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弗洛姆于1900年生于德国法兰克福，早年在法兰克福大学和海德堡大学学习社会学和心理学，1922 年获博士学位。其后在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攻读精神分析学，毕业后任精神病医生。1928 年后同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建立联系，法西斯上台后，弗洛姆从 1934 年开始定居美国，在新社会研究院、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伯明顿大学等学校任教。1951 年在国立墨西哥大学担任教授，并创办墨西哥精神分析研究所。1971 年移居瑞士,于1980年去世。^[1]

弗洛姆一生著述颇丰，其中最主要的有：《逃避自由》(1941)、《自为的人》(1947)、《健全的社会》(1955)、《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1961)、《在幻想锁链的彼岸》(1962)、《爱的艺术》(1971)、《人的破坏性解析》(1973)、《占有还是生存》(1976)等。^[1]弗洛姆认为对人的基本社会需要的理解是研究人类自身的基础。关联、超越、根源、认同和定向是健康个体发展的主要需求，但因社会体系的存在不可能在同一时间里满足所有这些要求，于是便出现冲突。马克思主义从社会经济方面考虑人类行为的愿望和志趣，强调了理性方面因素，但忽视了非理性的方面；弗洛伊德强调欲望冲动对人的行为的意义，强调非理性因素。弗洛姆提出要把两者结合起来建立“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体的人格是文化的产物，而不是生物学的产物。人类之所以受到压抑不是由于社会制度的压制，而是文化对于人的本性即本能的欲望冲动的压制。弗洛姆把马克思主义称作是“精神的存在主义”，即人的存在重要性不是获得物质财富，而是精神生活，要从经济需要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成为有充分个性的人。社会革命并不是社会制度革命，而是一种心理革命，即人的本能结构的改革。弗洛姆主张建立一个人本主义的公有制社会，通过社会上亲如兄弟般的联结，在维持个人的归属感的同时，允许每个人达到他的个人需要；使相互关系的需要成为一种创造性的力量，而不是像在极权社会中那样成为一种破坏性力量。^[2]

弗洛姆被尊称为“精神分析社会学”的奠基者之一，他的理论对心理学、哲学都产生深刻的影响。^[3]他从现代人的不安全感处境出发， 深刻分析了威权主义、民族主义、消费主义的病理机制， 进而提出了基于人本主义原则的社会改革方案。弗洛姆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的理论和实践对于 21 世纪人类发展问题的解决仍然具有启发意义。^[4]

1900年3月23日，弗洛姆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市一个犹太人家庭，为家中独子。1918年，弗洛姆进入法兰克福歌德大学学习两学期法学。1919年暑假后，弗洛姆进入海德堡大学学习，改学社会学，老师有Alfred·韦伯（马克斯·韦伯的兄弟）、Karl Jaspers和Heinrich Rickert。^[5]1922年从海德堡获哲学博士学位，次年至慕尼黑大学专攻精神分析学，1925年－1930年，他在柏林精神分析学会接受精神分析训练。1930年，他开始临床实践，加入法兰克福社会观察学会。纳粹在德国执政后，弗洛姆搬到日内瓦，1934年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1943年离开哥伦比亚后，他帮助组建华盛顿精神病学学校纽约分校，1945年组建了William Alanson White精神病学，精神分析和心理学协会。^[6]

1950年，弗洛姆搬到墨西哥城，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出任教授，并在那里的医学院建立精神分析部，1965年退休。1957到1961年，他担任密歇根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1962年以后担任纽约大学文理学院心理学客座教授。1974年他搬到瑞士穆拉尔托。1980年，弗洛姆在其八十岁生日前五天死在家中。弗洛姆一生坚持临床实践，出版了一系列著作。^[6]

弗洛姆以关于人的处境的学说为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的逻辑起点。他从三个方面论述人的处境：第一，人在生物学意义上的软弱性。意思是进化程度越高的动物，本能的调节越不完善，所以人在本能上与其他动物相比，具有最大的不完善性；第二，人的存在的矛盾性。意思是人试图超越动物的本能状态，这又使人陷入一系列的困境，像个体化与孤独感的矛盾、生与死的矛盾、人的潜能实现与生命短暂之间的矛盾；第三，历史的矛盾性。意思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后来的历史时期能够解决前一个历史时期的一些矛盾。例如，他认为当代人类掌握的高技术手段与无力将它们全部用于人类和平和人民福利之间的矛盾在未来的社会历史时期是可以解决的。^[3]

弗洛姆认为，在以上三种处境中，最重要的是人的存在的矛盾，因为它根植于人本身，不可能被解决。特别是其中的个体化与孤独感的矛盾最具实质性，因为，人越是超越自然和本能，也就是越发展自我意识、理性和想象力，与自然、他人和真实自我的关系就越疏远。他的全部理论都是以这一观点为基础的。^[3]

在他看来，人尽管不可能逃脱上述矛盾，但也并不是消极忍受。为此，人发展出了各种心理性需要来克服这些矛盾。这些需要是人面对存在性矛盾的一种反应。由于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所以人们在满足这些需要时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有的人采取的是健康、正常的方式，使人性趋于完善。而有的人采取了不健康、不正常的方式，这不但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反而会引起神经症性的症状，严重的则导致精神病。弗洛姆提出了五种心理性需要：关联性(relatedness)需要，包括爱和自恋；超越性(transcendence)需要，包括创造和破坏；根植性(rootedness)需要，包括母爱和乱伦；同一感(sense of identity)需要，包括独立和顺从；定向(a frame of crientation)需要，包括理性和非理性。弗洛姆认为，上述各种需要不是由社会产生的，而是通过长期进化而深藏于人性深处的东西。但这些需要的满足方式则是由社会决定的，是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安排。所以他认为人性的病态源于社会，强制性的社会是造成病态满足需要方式的根源。^[7]

弗洛姆认为人格是由气质和性格合成的。性格反映了人的社会性，是人格的核心。他认为性格是由个人性格和社会性格两个部分构成的。个人性格(personalcharacter)指同一社会中各个成员之间的差异，它受人格的先天因素和社会环境、特别是家庭环境的影响。社会性格(social character)指同一社会中绝大多数成员共同具有的基本性格结构，是性格结构的核心部分。社会性格是经济、政治、文化诸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而经济因素在这种交互作用中起着更大的作用。家庭则是将社会文化因素所需要的性格特点转移到孩子上的中间环节。对性格和社会性格的强调反映了弗洛姆对社会文化因素的重视。^[7]

弗洛姆认为，人与世界的关系有两种：同化和社会化。同化(assimilation)指人与物的关系，是人们摄取或获得物体的方式。社会化(socialization)指人与人的关系。同化和社会化可表现为各种性格特性，而一些具有共同倾向性的性格特性合称为性格倾向。具体到每个人，其性格结构中可能有几种不同的性格倾向，通常根据占主导地位的性格倾向来确定一个人的性格类型。弗洛姆把同化过程中的性格取向分为两大类：非生产性性格(nonproductive character)和生产性性格(productive character)。前者包括接受型性格、剥削型性格、囤积型性格和市场型性格四种类型。生产性性格的典型特征是独立、自主，自爱、爱人、创造，具有这种性格特征的人能够肯定个人的价值和尊严，富有理想和创造力，能竭力发挥潜能，实现自我。在弗洛姆看来，前四种非生产性的性格类型都是不健康的、非创造性的性格，而只有生产性的性格是一种创造性的理想性格，是人类的发展目标和希望所在。^[7]

社会潜意识理论是弗洛姆对弗洛伊德潜意识理论的最大发展，是精神分析研究由个体转向社会的一块基石。社会潜意识(social umconscious)指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共同受社会压抑而未达到意识层次的那部分心理领域，社会潜意识由社会不允许其成员所具有的那些思想和情感所组成。弗洛姆认为，有史以来的社会都存在着矛盾和不合理之处，都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社会。但每个社会都能存在一段时间，就是因为该社会通过压抑的方式使该社会的大多数成员都意识不到这些矛盾和不合理之处。对个人来说，这种压抑可使自己免受排斥和孤立。社会潜意识是个人带有社会制约性的过滤过程的产物。形成社会潜意识的社会制约通过三种文化机制发生作用。一是语言。语言包含生活态度，语言通过词汇、语法和句法，通过其中所蕴含的精神，来决定哪些经验能够进入我们的意识。二是逻辑规则。逻辑规则是一个文化中指导着人们思维的规律，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逻辑规则。不合逻辑规则的经验将不能进入意识中。三是社会禁忌，也是最重要的要素。它规定某些思想和感情是不合适的、危险的，因此阻止它们进入意识层面，即使进入了，仍要将其驱逐出去。凡是能通过这三重过滤器的思想、感情和经验，才有可能成为社会意识，否则就被停留在潜意识中。社会潜意识是除了社会性格之外的另一个联系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的中间环节。^[7]

弗洛姆认为的理想的健全的社会是“人道主义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它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为克服其弊端而建立的。具体来说，这个理想社会有如下特点：在经济上，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国家计划经济，并使每个劳动者都积极参与到生产劳动中去；在政治上，应把民主原则贯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他认为，要实现这样的社会，不要进行暴力革命，而是通过立法和改革试验等途径来进行。他倡导建立以人本主义心理学为基础的人本主义伦理学，并进而建立人本主义宗教，使自古以来的人本主义理想成为人们的信仰；改革现存的教育，培养具有批判思维的健全性格的人而不是适应病态社会的劳动者。^[3]

一般人把“唯物主义”理解为“追求物质生活，放弃精神生活”的主张。于是，“在有些人看来，仿佛马克思认为人的最主要的心理动机是希望获得金钱与享受，这种为获得最大而作出的努力，构成个人生活和人类生活中的主要动力。”作为对这种观念的补充的是下述这个同样广泛流传的看法：马克思没有看到人的重要作用；马克思对人的精神需要既不重视，也不了解；马克思的“理想人物”是那种吃得好、穿得好然而“没有灵魂的”人。他们把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看做是马克思否认一切精神价值。在那些把宗教信仰看做精神生活的基本条件的人们身上，这种看法表现得似乎尤其明显。^[8]

弗洛姆明确提出，马克思的学说并不认为人的主要动机就是获得物质财富，不仅如此，马克思的目标恰恰是使人从经济需要的压迫下解脱出来，以使他能够成为具有充分人性的人；马克思主要关心的事情是使人作为个人得到解放，克服异化，恢复人使他自己与别人以及与自然界密切联系的能力，马克思的哲学是一种精神的存在主义，它由于具有这种精神的特质而反对一般人理解的那种“唯物主义”实践和那种伪装得不巧妙的“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的目标就是社会主，它是建立在他关于人的学说之上的。^[8]

弗洛姆指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属于人道主义，他非常清楚地把历史唯物主义与近代以前的哲学唯物主义区别开来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像黑格尔一样，马克思是在对象的运动中、在对象的变化中来观察对象，而不是把它看做静态的“客体”，似乎这种“客体”是可以通过发现它的物理“原因”来加以解释的。马克思在研究人和历史时，是从现实的人和他必须生活于其中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开始，而不是从某种观念开始的。马克思根本不赞同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就像他根本不赞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一样，因此可以恰当地说，他的哲学既不是唯心主义，也不是唯物主义，而是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综合。^[8]

弗洛姆总结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或者经济的”历史观，与那种把所谓的“物质的”或者“经济的”斗争当做人的最基本的推动力的观点，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它的确意味着人、现实的和完整的人“现实地生活着的人”——不是由这些“个人”所产生的观念——是历史的主题，也是历史规律这一观念的主题。如果人想避免使用“唯物主义的”和“经济的”这些模棱两可的字眼，可以把马克思的历史观叫做人类学的历史观；它把对历史的理解建立在人是“自己历史的创造者和行动者”这个事实的基础之上。^[8]

弗洛姆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其基本观点与流行见解有所不同。他认为，马克思从创造自己历史的人出发，来理解人的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生产力、交往、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概念和原理。要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特别重要的是必须理解马克思的下述基本思想：人创造自己的历史，人是自己的创造者。人类在历史的过程中产生了自身。人类自我创造过程的基本因素在于它同自然的关系。人类在自已历史的初期是盲目地受制于或束缚于自然在进化的过程中，人改变了他同自然的关系，因而也改变了他同自己的关系。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就成为历史唯物主义必须研究的核心内容。^[8]

弗洛姆阐述了马克思的劳动的概念，接着引用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句子，分析了其中的一些具体概念：首先是马克思关于历史变革的概念。变革是由于生产力(以及其他客观上存在着的条件)和现存的社会组织之间发生矛盾而产生的。当一种生产方式或社会组织阳碍而不是推动已形成的生产力的发展时，一个社会，如果它不使自己垮台，就要选择一种能够适应新的生产力并使生产力得到发展的生产方式。在整个历史中，人类的进化是以人类与自然的斗争为其特征的。在历史的某一点上(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不久的将来)，人将使自然的生产资料发展到那样的程度，以致人和自然之间的对抗能够得到最终的解决。弗洛姆认为，在前面所引用的一段话中所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人的存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关键的一句是：“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最后一个概念，即“革命的实践”，这一概念把我们引向马克思的哲学中最引起人们争论的一个概念，即“暴力”。弗洛姆为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理论辩护。他指出对于马克思来说，暴力在社会改造中至多只具有暂时的意义，决不能作为一个永恒的因素起作用。^[8]

除了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介绍，弗洛姆还研究了马克思关于“人的本性”“异化”的观点，以及“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概贯穿这些部分的一个核心思想，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独特性。弗洛姆引用了《1844 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的两段话，进一步指出，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人的解放，而人的解放同人的自我实现一样处在人跟自然的生产性的相关联、相统一的过程之中。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使个人的个性得到发展。弗洛姆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主要批评不在于资本主义的财富分配不公正而在于资本主义使劳动堕落为被迫的、异化的、无意义的劳动，因而使人变成“残废的怪物”。弗洛姆总结说，马克思的中心思想是要使异化的、无意义的劳动变成生产的、自由的劳动，而不是使异化的劳动从私有的或“抽象的”国家资本主义那里获得更好的报酬。^[8]

弗洛姆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会出现人性的异化、道德的失落、社会的不安定和病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人与人之间缺乏真正的爱。在他看来，现代人对爱存在着三重误解，即把爱当成被爱的问题，而不愿当成爱的问题；把爱的问题设想为一个对象的问题，而不是才能的问题。对爱的误解导致现代人在爱的问题上面临的困境是缺少爱、渴望爱却不知如何来爱。因此，弗洛姆力图建构一个比较完备的关于爱的理论，告诉人们之所以在爱的方面面临困境的原因以及解决的途径。他在《爱的艺术》《为自己的人》《健全的社会》《说爱》等著作中，详细地阐述了他的爱的理论。^[9]

弗洛姆认为，“任何爱的理论，都必须从某种人的理论和人类的生存理论开始。”在弗洛姆看来，人脱离了动物界，超出了本能的适应性，他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诞生有三个标志性的分离：^[9]

第一，人与动物的分离。人从本质上来说即是一种动物，但人与一般的动物不同。与动物相比，人有两个根本性的变化：一是人的大脑发育程度较其它动物高出许多，人的思维能力和想象力为人类的创造发展提供了无限的空间；二是人的本能行为不断减少，人逐渐学会了如何控制自己的本能冲动。第二，人与自然的分离。从自然发展上看，人是从自然界中进化而来的。在人与动物未分离之前，人和其它动物一样，通过其本能与自然界保持和谐一致。但由于进化程度不一，人突破了进化中的关节点，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人，从而破坏了这种和谐状态，与自然相分离。当人类意识到自己不同于动物，与自然界相脱离并破坏了与自然界的和谐状态时，人类也就诞生了。第三，人与他人的分离。尽管人已经与动物相分离，已经从自然界中“脱颖而出”，但人成为人的最根本的标志还在于与他人相分离，即明确意识到自己与其他人不同，意识到我就是我，我不是其他人。弗洛姆指出，人的诞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尽管人如同婴儿一样已经从母体中诞生出来，切断了原始脐带，但在很长一段时间，他仍然依赖于他的“母亲”一自然，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在原始社会，人们通过部落或某个宗教团体，使自己隶属于一个有组织的整体之中，离开了整体，自己也就无所依从。在中世纪，人一出生便有着固定的社会地位，人的自我意识还未完全凸现出来。到了宗教改革及文艺复兴之时，封建制生产关系逐渐崩溃，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确立，人才逐渐摆脱了束缚他发展的原始纽带，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独立性，开始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个人”的诞生。因为人具有意识，人便具有了超越性，意识是人之成为人的最根本的标志。^[9]

弗洛姆认为，人类所处的情境是如此的困窘，以致他决不甘心生活在内在的矛盾中。他必然寻求和谐的共存，于是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需要。弗洛姆认为，人的处境使人产生出两类基本的生存需要。一方面，由于人仍然处于自然界之中，受自然界的制约，人仍然保存着动物性的生理本能需要；另一方面，人又超越了自然界，生理本能需要的满足并不能使人感到幸福和满足，因而人还具有超越生理本能需要的心理需要。在弗洛姆看来，人的心理需要主要包括关联的需要、超越的需要、寻根的需要、认同感的需要以及定向和献身的需要。^[9]

1、关联的需要：爱与恋。人在他与自然的原始脐带被制断后，会感到孤独无依、软弱无能，因而渴望与自己同类相互依存，力图找到与他人联结的新纽带。假使他没有找到这条新纽带以代替由本能支配的旧有联系，他就一刻也不能面临新的生存状况。满足人同自身、他人及世界结合起来的需要有几条途径：首先是通过顺从于个人、组织或上帝而与世界成为一体。其次是通过控制世界，使他人成为自己的附庸，从而使自己与世界成为一体。再次是爱。三种方式中，只有爱既能满足人与世界融为一体的需要，同时又不使个人失去他的完整和独立意识。^[9]

2、超越的需要：创造与破坏。与其它生物一样，人身不由己地被偶然地抛入和抛出这个世界。但人有理智和想象力，不安于充当被动角色，要做一个创造者以超越他的生物状态，进入一个自由和自觉的王国。实现超越的途径有两条：一是创造。人能创造生命、生产物品、创作艺术、创立概念、彼此相爱等等。二是毁灭。在毁灭行动中，人使自己置于生命之上，超越他的生物性。当创造意志得不到实现时，毁灭意志就会占上风。弗洛姆认为，创造与毁灭不是两种相互独立而力量相当的东西，而是对超越性的两种不同的解答。其中，创造是人性中一种更优先、更深刻的力量。毁灭相对于创造而言是派生的，是对创造需要受挫后的补偿。^[9]

3、寻根的需要：友爱与乱伦。人的诞生意味着人脱离了自然的根基，于是变得孤立无援没有一个家作为依托，他无法忍受这种孤立无依的处境。人只有找到新的生存根基，他才能够抛弃自然的根，才会在这个世界中感到自在。所以人在与自然分离的同时，有一种回归自然、回归大地的需要，即寻根的需要。寻根的需要有几个层次：首先是母亲。母爱给人以安全感和温暖感，于是一直渴求回到以前的状态，对母亲固恋的极端表现就是要留在或回到母亲子宫的乱伦欲望。其次是家、氏族、国家、民族以及教会。这些组织都是母亲形象的组成部分，对这些组织的依恋就是对血缘和土地的依恋。再次是普遍友爱。这时人感到爱得更深更广。^[9]

4、身份感的需要：个体与群体。人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之后，他的理性与想象力促使他需要形成一个关于自我的观念，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不同于他人的个体。身份感是在人类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但是只有少部分人获得了真正的身份感，大部分人在追求个性的过程中，体会到的只是失败经验。现代人通过把自己归属于一定的国家、宗教、阶级以及职业等方式来获得自我身份，有时人们为了保持与群体协调一致宁愿舍弃自己的自由。^[9]

5、倾向性和献身的需要：理性与非理性。人既然有理性，就必然把世界的现象放入到他所理解的某个环境中去思考，这是人的倾向性需要的第一层含义。在这一需要驱使下，人们会形成图腾信仰，相信自己种族的优越性等思想。倾向性需要的第二层含义是指，人需要以理性来接触现实，客观的理解世界。这一层次的需要使人们力图客观准确地把握世界，人的理性越是发达，他就越接受现实，也就越能创造个适合自己的人类世界。第三层含义是指感情及感觉因素。因为人不仅仅是一个理性的存在物，而且也是肉体与头脑的统一体，所以他的倾向性自然也包括非理性的倾向。另外，与倾向性相关的是人也有献身的需要。^[9]

弗洛姆认为，人如果不能从分离、孤独、焦虑的牢狱中挣脱出来，实现与他人和外部世界的融合，就不会达到人格的完整和精神的健全。克服分离、摆脱孤独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是紊乱结合型方式。素乱结合形式是强烈的，它们产生于包括身心在内的全部人格，是暂时的和周期性的。在素乱状态中，人们可以摆脱与外部世界的分离感。文明社会的人们选择利用酒精和药物来摆脱孤独。第二种是雷同一致型结合方式。这是对紊乱结合型的一种超越。在当代西方社会，群居是克服孤独感的流行方式，它可以使个人自身融于更大范围的结合，目的在于融于群体之中。融合的方式有两种：独裁制用威胁和恐怖达到这种一致，民主制用温和的倡导和宣传达到一致。雷同一致型的结合常常不足以弥补分离之忧。现代西方社会酌酒、吸毒成瘾以及强奸和自杀等现象是这种民众一致相对失败的象征。另外，工作程序化与娱乐公式化也是当代生活中的一种雷同一致。第三种达到结合的方式是通过创造性性活动。人通过创造性活动把自己和他的对象融为一体，在创造过程中把自己与世界结合起来。弗洛姆认为以上几种方式都不能从根本上满足人们消除分离实现融合的需要，圆满的回答在于达到人际间的协调和我与另一个人融为一体，在于爱。^[9]

弗洛姆同时强调，并不是所有的爱都能克服孤独与分离的感觉。例如共生性结合，包括被动形式和主动形式。其被动形式是屈从，表现为“受虐狂”，即通过使自己成为别人的一部分，依靠别人，来躲避不堪忍受的孤独。他处于一种屈从的生活状态，没有独立性和完整性。其主动形式是“支配”，表现为“虐待狂”，即通过使另一个人成为自己的重要部分来摆脱孤独和禁锢gù感。成熟的爱使人克服孤独和分离感，但承认人自身的价值，保持自身的尊严。爱是人的一种主动的能力，一种把他和他人联合起来的能力。爱是对人类生存问题的完美解答。^[9]

弗洛姆认为，爱主要是“给予”，而不是“接受”。只有具有生产性的性格，才有能力给予爱。在给予中体会到自己的强大和富有，从而增加生命力和潜力。而具有非生产性的人，由于性格的发展还未超过接受、索取、守财倾向，他们会将“给予”看作是失去。弗洛姆认为一个人能够给予别人的并不局限在物质领域，最重要的是特殊的人的领域。真正的“给予”意味着双向的影响，爱是创造爱的能力，无爱则不能创造爱。^[9]

爱除了给予之外，还包含其他本质要素：即关心、责任、尊重和了解。爱是对所爱对象的生命和成长的积极关心。爱的另一方面也是责任感的表现。关心和责任意味着，爱是一种能动性，而不是一种征服人的热情，关心与责任都应该以尊重和了解所爱之人为前提。如果缺少尊重和了解，爱就会堕落成统治和占有。尊重意指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成长和发展应该顺应其自身规律和意愿，承认对方的独立性和个性，努力使对方能够发展自己。为了很好地尊重一个人，就必须要了解一个人，爱是了解的唯一途径。^[9]

弗洛姆认为，“爱主要不是一种对某个特殊人的关系，它是一种态度，一种决定一个人对作为整个世界而不是对一个爱的对象的关系的性格倾向。”如果缺乏爱的能力，即使找到合适的爱的对象，也不会自然而然地产生爱。他说，“如果我们真正爱一个人，我们就会爱所有人，爱这个世界，爱生活。”弗洛姆认为，爱自己与爱他人并不是相互矛盾的，而是完全一致的。弗洛姆首先强调自爱，认为自爱是对自己的生活、幸福、成长以及自由的肯定，也是爱他人的首要条件。自爱不是自私，自私是一种贪婪，只对自己感兴趣，只热衷于索取，自私是由于缺乏自爱、缺乏创造性能力引起的，是自爱的对立面。在肯定自爱的同时，弗洛姆也强调要爱他人。对他人的爱是具有“施爱”能力的体现，爱某个具体的人是因为“我”把他当作人性的化身来爱。人只有通过对他人的爱，才能发现自己的潜在的真正价值和意义。^[9]

爱的首要实践要求就是有规范，规范应当是自我意志的体现，而非外界强加的东西。其次是要专心。第三个因素是耐心。最后，要对该爱的艺术予以最大关注。除此之外，还要克服自恋，保持客观和理智，要“谦恭”，要有信仰。爱的活动性要求对所爱之人抱有积极的态度，这是学会爱的艺术的必不可少的条件。^[9]

弗洛姆认为，当代西方社会的爱正在走向衰亡，人与人之间真正的爱情已是一种罕见的现象，大量存在的是虚假的、病态的、异化的爱，而这这一切的缘由就在于全面异化的西方社会。^[9]

1、虚假的爱：(1)爱即性。弗洛姆指出，一战后的几年里，有一种错误的爱情观认为双方的性满足是满意的爱情和美满婚姻的基础，而婚姻的不幸主要因为双方没有做好“性调节”。但其实性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爱并不是充分的性满足的结果，而性快感一一甚至对所谓性技能的了解一一则是爱情的产物。(2)爱等于交易。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爱的意识常常只是作为他们自身交换能力范围内的人类商品，人们把爱看成交易，婚姻是一种“协作”。在弗洛姆看来，这种想法“与关于和谐地运用雇佣工人的观点没有什么大的不同”，“作为相互性的满足的爱，或作为“协作’和作为逃避孤寂的港湾的爱，是当代西方社会爱情破裂的两种“正常’形式，是社会上模式化了的爱情的病胎。”^[9]

2、神经紊乱的爱。神经紊乱症大多是由于家庭因素，一方或双方仍依附于父母的形象，导致“在成年生活中，把曾有过的对父亲或母亲的感情、希望和畏惧转移到被爱的人身上，并在成年生活的感情需求中寻找这种模式。”这种人需要的是别人的爱而不是爱别人，一旦失望就会埋怨对方不公正对待他。如果父母不相爱，孩子从未生活在父母紧密联系的环境中，那孩子就会感到迷感和恐惧，导致他在以后爱情生活中的冷淡或者退缩为受虐狂，无意识的挑起爱情对象的愤怒。弗洛姆又描述了其他几种非理性爱的形式：偶像崇拜的爱，把被爱人当成至普至美者，在爱人身上消失了自己，这种爱往往以希望开始以失望结束；伤感的爱，在想入非非中体验爱情，一旦进入现实生活却变得冷漠；抽象化的爱，沉浸在过去或未来的美好途径，却丢失现在；投射机制的爱，为了逃避自身的问题却将其投射到对方身上。^[9]

弗洛姆认为当代西方社会的爱反映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爱的异化和衰亡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以及把物质成功看得高于一切并以互利交换的观念为基础的全面异化的社会的必然结果。对此他提出了两点依据。首先，一个社会是否健全，主要看该社会能否满足人的精神需要。社会精神健康的衡量标准，并不是个人对某一社会秩序的适应与否，而是社会对于人类生存的问题，能否提供一个满意的答复。其次，在他看来，异化是与人类如影随形的永恒现象，异化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政治、科技、文化、心理、生理、语言等每一个领域，在这样一种社会状态下，爱的异化在所难免。弗洛姆认为，异化的根源于人的存在本身的矛盾之中，而这种矛盾又是永远不能排除的，那么异化也就成为永远与人类社会相伴随的现象。^[9]

《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首版于1941年。德裔美籍心理学家弗洛姆著。该书探讨现代人的"自由”，描述了现代人处于自由与孤独的两难状态的困境，并指出克服这种状态的积极途径。全书内容包括前言、七章正文和一篇附录。^[10]

弗洛姆从人的生存的内在冲突、以及人与自然的矛盾关联入手，把对人的存在的人本学思考同对人内在的心理机制或精神结构的分析结合起来，又从对人的心理机制的一般阐释进入到对现代人异化的心理机制的具体解析，对现代人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进行了分析和批判。^[11]弗洛姆认为在西方文化氛围中，自由给人带来独立和理性，但同时使人产生强烈的孤独感。此时人的动机是逃出这种"自由”，回到一种有所依靠的状态中。要摆脱这种孤独感有两种方式，一是逃出不堪重负的“自由”，重新依赖他人；二是进一步把自己置于积极的"自由"之中。作者指出西方社会结构对人的心理产生的双重影响，从而形成”自由”的双重意义。书中还阐述社会结构影响性格塑造的原理，克服性格结构生物决定论的片面性。^[10]

该书被誉为“20世纪出色的社会心理学著作”，在某种意义上，弗洛姆的《逃避自由》一书成为现代性格结构和心理机制批判的经典之作，对20世纪的文化批判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1]

《为自己的人:对伦理学的心理学审视》(Man for Himself:An Inquiry into the Psychology of Eth-ics)首版于1947年。该书从社会性格结构的角度出发，把关于心理机制的分析转变为关于性格结构的批判，进一步揭示了现代人的性格结构的异化性质，展开对现代人的异化的生存境遇的批判的。^[12]全书共五个章节。^[13]

作者围绕”人道主义伦理学”与”权威主义伦理学”的区别展开分析。把“性格学”(charactcology)概念划分为”生产性性格”和“非生产性性格”两大范畴，用以说明”人道主义伦理学"和“权威主义伦理学”在不同人心中的不同内化。强调区别“爱已”与"私欲”、“人道主义良心”与“权威主义良心”、“理性的信仰”与“非理性的信仰"等。但弗洛姆认为，只要"普遍伦理”与“生产性性格”在社会和个人中占主导地位，则“社会内在伦理和"非生产性性格”就可转化为“积极的因素”，关键是不能让“社会内在伦理”压倒“普遍伦理”，不能让“非生产性性格”成为个人及社会的主导性格。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二联书店1988年出版孙依依的中译本。^[14]

《爱的艺术》(The Art of Ioving)，首次出版于1956年，内容涉及爱的理论、不同种类的爱和当代西方社会中爱的蜕变及爱的实践，指出爱是一门可以通过耐心学习得来的艺术。^[15]全书共四章，分别为“爱是一门艺术吗?”、“爱情的理论”、“爱情及其在当代西方社会的衰亡”、“爱的实践”。^[16]

弗洛姆认为爱同生活一样，也是一门艺术。爱是人类的天性，人有接受爱和给予爱的双重需要，社会只有通过爱的纽带才能将人类紧密联系。爱不是一种任何人都可以轻易体验到的情感，必须完善人格，形成创造性的心理倾向，才能体验到爱。作者从人及人类生存的理论出发，论述兄弟之爱、母爱、性爱、自爱和信仰之爱，深刻分析西方社会爱的蜕变——虚伪的爱。从社会制度的角度提出，技术只能解决工业生产中的问题，不能解决人的一切问题。提出弗洛伊德理论的过时性。认为掌握爱的艺术不仅需要爱的理论，还需要爱的实践。爱的艺术的实践可从专一、耐心、全力以赴等方面进行训练。国内有以下翻译版本：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陈维钢等的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7年出版李健鸣的中译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刘福堂的中译本等。^[15]

《爱的艺术》一经出版十分畅销，影响广大，截至2015年，《爱的艺术》已被翻译成32种文字。^[17]这本著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解爱的角度，对当代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伦理学的发展有重要价值和意义。^[7]

《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Marx's Concept of Man），首版于1961年，主要是对马克思人本主义思想的研究，提出马克思哲学的核心问题是现实的个人的存在的问题。^[8]

全书共八章，分别为“对马克思的概念的歪曲”、“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意识的问题”、“人的本性”、“异化”、“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马克思的思想的连贯性”、“马克思其人”。全书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到三章说明了作者对唯物史观的理解，第四、五、六章分别论述了作者所理解的马克思关于人的本性、异化、社会主义的观点，即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思想；第七、八章强调了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思想的一贯性。^[18]弗洛姆根据《1844 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著作，对马克思人道主义进行阐发，为马克思的哲学辩护。^[8]

该书促进了对马克思的理解，纠正被那些“反马克思主义者”和许多自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歪曲和讹传了的马克思的思想，有助于恢复对马克思的哲学的正确理解。^[19]

《在幻想锁链的彼岸》(Beyond the chains of illusion——My encounter with Marx and Freud)，全书共十二章，是弗洛姆论述新弗洛伊德主义历史观的重要著作。^[20]

在本书中，作者以分析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中种种幻象为逻辑起点，论述了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与弗洛伊德人道主义的不同。弗洛伊德完整的人是摆脱了母爱而自我解放的人；而马克思所说的完整的人是摆脱了自然和社会的压抑而解放了的人。由于自然和社会的压抑，使人们的意识分为意识形态和社会无意识；前者是通过社会过滤器过滤出来的，它反映着社会的意志，对个人来说，并不真实，只是一种幻想。而那些被压抑在人内心即锁在幻想彼岸的"社会无意识"，才是真实的东西。要铲除这一矛盾，就必须消灭剥削和阶级。^[20]

本书中既表现出作者对马克思的景仰，又表现出他以精神分析理论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错误企图。^[20]

《占有还是存在》（To Have Or To Be?），首版于1976年，是弗洛姆生前最后一部十分重要的著作。在书中弗洛姆对自己多年来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所崇拜的人类生存方式的非人道化影响的研究进行了全面总结。全书共九个章节。^[21]

弗洛姆区分了两种不同形式的生存方式，即占有和存在。重“占有”的生存方式的基础是以利润为取向的社会，重“存在”的生存方式则会创造性地运用人的力量。现存社会以重占有的生存方式为主导，消解了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要克服现代人在性格结构和心理机制方面的深层异化，就要超越重占有的生存方式，确立重生存的生存方式的主导地位，其核心是独立、自由、批判意识，以及积极的行动。这些是构成“新人”的健康性格的主要因素。^[22]他对消费社会的反人道、对人的无意识的操纵，以及为稳定社会经济制度而进行的蓄意消费刺激，都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提出了变革性的纲领见解。^[21]

弗洛姆融合了当代西方哲学、社会学、精神分析学、史学、人类学和宗教神学等多种学科的思想成果，继承发展了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一些研究成果。他的理论极大地拓展了精神分析心理学的广度和深度，在心理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5]

弗洛姆将主观精神世界的研究注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过把两种研究倾向截然不同的科学进行整合统一，丰富和促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创新了研究视角，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内容和时代特色。弗洛姆对马克思的人本主义解读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并间接导致了其后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产生。^[26]

弗洛姆把心理及精神现象放到广阔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下加以分析，把弗洛伊德的个体心理学改造成社会心理学，拓宽了精神分析的视野，使得精神分析理论框架更为完善，使精神分析学家走出单纯医治精神病患的诊所，进入到改革社会的实践者中去。^[26]

弗洛姆以弗洛伊德的精神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启发了拉康应用结构主义的精神去重释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精神分析理论有了在语言学方面的解读，进而促成精神分析理论在20世纪中后期从现代向后现代转型。^[26]

凯伦·霍妮(Karen Horney 1885-1952)，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精神分析思想家之一，也是首位伟大的精神分析女权主义者。她摒弃了弗洛伊德理论的生物学取向，而代之以强调文化和人际关系等社会因素对人格的影响。文化神经症理论全面地阐述了神经症形成的社会文化根源、微观机制以及神经症的类型和治疗等问题。^[28]

霍妮出生于德国汉堡，犹太人。大学期间，对精神分析产生兴趣。1913年获得柏林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14-1918 年，在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接受亚伯拉罕指导的精神分析训练。1920-1932年间，在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任教。1932 年移居美国，担任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的副所长。两年后，迁居纽约并创办了一所私人医院，同时在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培训精神分析医生。1941年霍妮创建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亲任所长，直到 1952 年逝世。霍妮一共有七部著作，其中《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1937)、《精神分析的新道路》(1939)、《自我分析》（1942)、《我们的内在冲突》（1945)、《神经症与人的成长》（1950)五部是她生前出版的，而《女性心理学》(1967)和《最后的讲义》（1987)两部是其学生根据她生前的遗著和讲义编辑而成。^[28]弗洛姆在美国期间曾与霍尼相恋，由于他们两人对心理分析有着不同的理解，且卡伦又非常好胜，所以他们的关系没有完全摆脱竞争的关系。他们的情爱关系一直保持到1941年，并以一场激烈的争吵宣布结束。^[27]

拉雅·杜娜叶夫斯卡娅（Raya Dunayevskaya 1910-1987)，社会主义人本主义者，第一个将马克思《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列宁《哲学笔记》翻译为英文，50年代时由于研究1844手稿和列宁哲学笔记，杜娜叶夫斯卡娅逐渐形成“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杜娜叶夫斯卡娅认为，美国的革命主体是工人、黑人、青年和妇女，其著作广泛地讨论了种族、性别与资本主义、革命的交叉关系。杜娜叶夫斯卡娅共有15卷文集，其代表作有“革命三部曲”:《马克思主义与自由》、《哲学与革命》、《罗莎·卢森堡妇女解放和马克思的革命哲学》、《受审的美国文明:作为先锋队的黑人群众》、《妇女解放与革命辩证法》，另有一本未写完的《组织与哲学的辩证法》手稿。由于哲学上的原因，杜娜叶夫斯卡娅与弗洛姆等人本马克思主义者关系甚好。^[29]

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 1887-1948)，美国人类学家、文化模式论创始人、二战前后美国两大人类学女杰之一、心理人类学代表人物之一。20世纪初少数的女性学者，其代表作有《文化模式》、《菊与刀》。^[30]她在大学时期学习英国文学，1919年前往哥伦比亚大学从事人类学研究，1923年获得博士学位。^[31]1948年病逝。曾与弗洛姆等人共同参加美国的文化和人格运动。^[30]

拉雅·杜娜叶夫斯卡娅：“艾瑞克·弗洛姆是个有独创性的学者，在1920年代他试图融合弗洛伊德和马克思，而这一尝试在那时所需的多大勇气是无需强调的......弗洛姆始终着眼于在未来建立的一个真正以人为本、无阶级的新社会。他关注的许多方面中最鲜为人知的是男性/女性之间的关系。这不仅仅只是从心理的角度出发，而是着眼于一个需要建立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全新人类关系：对未来全球的视野也意味着对过去的回顾。”^[32]

马尔库塞：“尽管弗洛姆的早期著作确实是激进的，但他后期的心理学本质上是墨守成规的。马尔库塞写道，弗洛姆、沙利文和凯伦·荷米在拒绝弗洛伊德的理论和元心理学的某些要素时，剥夺了精神分析最关键的概念，剥夺了它“既定系统之外的概念基础”，取而代之的是宣扬适应现状的理想主义伦理。”^[33]

莱茵霍尔德·尼布尔：“弗洛姆在反权威主义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34]

教皇若望·保禄二世：“弗洛姆是人类的 一位伟大老师，《占有还是存在》是一本非凡的精神著作。”^[35]

与他人联合在一起，与他人相关联的需要，是人的迫切需要，这种需要是否满足决定着人的精神健全问题。^[9]

爱是种创造性的活动，包括注意某人 ( 或某事 )、认识他、关心他、承认他以及喜欢他，这也许是一个人，或一棵树、一幅画、一种观念。也就是说，爱能唤醒他的生活和增强他的生命力，这就是一个人更新和成长的过程。^[36]

快乐不是极度兴奋，不是瞬时即灭的火焰，而是存在本身所具有的持久的炽热。^[37]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体现着人性。虽然，我们在智力、健康、才能各方面都有所不同，但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圣人、罪犯、成年人和儿童，谁也不是谁的上帝或法官。^[38]

发展内心的力量和创造力是与世界建立新型关系的前提。^[39]

作为一种自由行为，不服从则是理性的开端。^[40]

解决个体化的人与世界关系的惟一可能的创造性方案是：人积极地与他人发生联系，以及人自发地活动一一爱与劳动，借此而不是借始发纽带，把作为自由独立的个体的人重新与世界联系起来。^[41]

如果不真正地了解对方，也就不可能尊重对方。^[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