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后方

大后方，即抗战大后方，指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下的西南﹑西北地区。是与根据地、沦陷区相对应的战时中国的三大政治版图之一，是抗战时期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和社会各界普遍使用的概念，也是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的重要术语。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中共的“抗战大后方”概念。^[1][2]

大后方在研究视角上，更加注重宏观视野与本体突破。在研究资料上，更加注重新史料发掘和深度解读。在研究取向上，更加注重在地化的现实关怀。服务国家和地方发展战略，是抗战大后方研究的重要趋向。^[1]

大后方，即抗战大后方，指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下的西南﹑西北地区。^[2]是与根据地、沦陷区相对应的战时中国的三大政治版图之一，是抗战时期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和社会各界普遍使用的概念，也是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的重要术语。^[2]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中共的“抗战大后方”概念，强调大后方是云、贵、川等地。1939年3月，周恩来在分析全国形势时，表示“西北、西南可以成为我们的大后方”。1944年12月8日，董必武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作《大后方的一般概况》的报告。特别是在抗战中后期，中共中央大量文献使用“大后方”概念。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上，还设置了专门的“大后方代表团”，包括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博古、吴玉章等南方局领导人和大后方各省负责人，正式代表58人，候补代表26人。^[1]

2016年以来，西南大学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发起成立“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高端论坛”，每年召开一次学术论坛，在推动西南、西北乃至全国的抗战大后方研究、打造西部高校抗战研究学术联盟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1]

在研究视角上，更加注重宏观视野与本体突破。其一，多向多维视角，在横向上，把抗战大后方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总体背景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进程中进行考察，在纵向上，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复兴的曲折变迁演变中来探讨和分析抗战大后方的历史。其二，超时空视域，在空间上，突破大后方的地域范围，更加注重大后方与根据地、沦陷区的互动。在时间上，突破大后方的时间范围，注重战前、战后同一区域发展变迁的联结，深入探讨大后方的变迁及其影响。其三，跨学科聚焦，在学科上，除历史学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艺术学等学科纷纷聚焦抗战大后方研究，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必将推动抗战大后方研究不断走向深化。^[1]

在研究资料上，更加注重新史料发掘和深度解读。其一，发掘、征集、整理新资料。学界已在抗战大后方党的文献、抗战损失、抗战大后方经济、抗战大后方文学等方面的资料整理上取得了较大成就，但仍有相当数量的地方档案馆、图书馆，海外学术机构典藏的档案文献资料，以及个人传记（口述）资料并未为学界所关注，亟待整理。其二，系统发掘整理专题史料。根据战时后方的实际情况，设定专题史料整理方案，比如侵华日军轰炸、后方国际交通线、大后方科技、大后方艺术等史料，通过专题史料的归类发掘和整理，推进相关专题的深化研究。其三，海量数字资源的处理及利用。建设大后方文献资料数据库，利用大数据技术手段，处理海量数字资源，提高研究整体分析的可能性。^[1]

在研究取向上，更加注重在地化的现实关怀。服务国家和地方发展战略，是抗战大后方研究的重要趋向。其一，旨在增进国际社会和海峡两岸的历史认同、构筑政治互信、探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国家统一大业，有关战时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合作以及国共合作等方面的研究必将持续推进。其二，紧扣“一带一路”、西部大开发、成渝双城经济圈及中国（西部）科学城的建设等，抗战大后方的资源调查、经济开发、科技创新等方面的研究仍是热点话题领域。其三，形塑共同历史记忆、引导公众社会认知的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遗产的研究将持续受到关注，并与区域文化与文明建设形成同频共振。其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的抗战大后方红色文化、大后方民众抗战及抗战精神等研究将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1]

在大后方，中共努力维系国共合作，争取中间势力，为抗战胜利奠定政治基础；贯彻统一战线经济政策，团结工商界，为抗战胜利壮大进步力量；实践持久战军事战略，联络协调两个战场，同样为赢得对日作战胜利尽心竭力；推动和领导大后方文化繁荣发展，保存民族文化精英，为抗战胜利凝聚万众一心的精神力量；开展民间外交，推动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营造有利于中国抗战胜利的国际环境；培养独特的红岩精神，丰富抗战精神的内涵，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因此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