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

刘志丹（1903年10月4日-1936年4月14日），原名刘景桂，字子丹，陕西保安（今志丹县）人^[1]，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2]。

1903年10月4日，刘志丹出生于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金汤镇，在榆林中学学习期间受到共产党人魏野畴、李子洲等人的熏陶，于1924年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年后转为共产党员，被党组织派往黄埔军校学习，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1]。1926年，刘志丹被党组织派往国民革命联军第四路军担任政治处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他被中共陕西省委派遣前往陕军新编第三旅进行兵运工作^[3]。1928年5月，刘志丹与唐澍、谢子长等领导了“渭华起义”，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任军事委员会主席，起义失败后，刘志丹调任中共陕北特委军事委员会书记，从事兵运工作。“九一八”事变后，刘志丹与谢子长等人组织了西北反帝同盟军，由刘志丹担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队长，部队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后，他被任命为第三支队队长。不久后刘志丹接替谢子长成为总指挥，他和谢子长领导游击队，依靠地方党组织和群众的支持，打击了民团武装，创立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4]。

1933年8月，陕甘边红军临地总指挥部成立，刘志丹被任命为副总指挥兼参谋长，同年11月，他先后担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的参谋长和师长，并在陕甘边特委的领导下解放了陕甘广大农村地区，开辟了以南梁为中心的新的陕甘革命根据地。1934年，刘志丹在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及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担任军委主席，并在次年与谢子长一起统一了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党政军的领导。之后刘志丹在“左”倾错误领导的“肃反”中被逮捕，直到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陕北后才获释出狱，出狱后先后被中央任命为军委西北办事处副主任、红二十八军军长、红军北路军总指挥等职务^[4]。1936年春，刘志丹率部参加东征战役，在4月14日晋西中阳三交镇(今属山西柳林)的战斗中牺牲，享年33岁^[5]。

刘志丹是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主要缔造者，他在革命低潮时提出必须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与农村实行武装割据，开辟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才能使革命成功的重要思想，对革命军队建设以及革命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统一战线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6]。除此之外，他领导西北红军在反“围剿”中消灭了大量反动军队，有力推动了根据地的全面发展^[7]。毛泽东评价刘志丹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8]。1996年，刘志丹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6位军事家之一。^[9]

1903年10月4日，刘志丹出生于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金汤镇，其父刘培基考中秀才后以教书为业，1909年，刘志丹进入金汤镇芦子沟村私塾学习，在保安县成立高级小学后，于1919年进入保安县永宁山县立高等小学进行了为期三年的学习。1922年，刘志丹考入陕西榆林中学，受魏野畴、李子洲等进步教师的影响，刘志丹在校期间阅读了《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次年，刘志丹被选为榆林中学学生自治会的会长，在此期间，他参与组织了社会科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等社团组织，并组织同学阅读《共产党宣言》《社会发展史》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和间谍活动。除此之外，刘志丹还领导了榆林中学学生反对封建势力的罢课风潮，以学生自治会名义发动了“非基督教运动”，组织农民反对军阀创办的封建迷信组织“同善堂”，反对苛捐杂税^[3][10]。

1924年，刘志丹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在次年共青团榆林中学支部成立后接任书记，不久后转为共产党员。1925年4月，陕西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的驱逐北洋军阀陕西督办吴新田的运动遭到镇压，刘志丹领导榆林中学学生进行声援，在声援活动遭到军阀岳井秀的破坏时，刘志丹沉着应对，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斗争取得胜利，刘志丹于同年夏天作为陕北学生代表参加了陕西省第一次学生代表大会^[11]。

1925年秋，中共组织选派刘志丹等前往广州黄埔军校学习， 同年冬天刘志丹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后又转到炮兵科学习。在校期间，刘志丹结交了当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以及共产党人唐澍^[12]。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刘志丹带病参加北伐誓师大会，10月4日从黄埔军校毕业后，他听从党组织的派遣前往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处任政治处长。刘志丹到任后，在军队中建立了政治工作系统，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除此之外，刘志丹还进行了新式练兵，引导韩练成等人参加革命^[13]。

1926年，军阀刘镇华带领镇嵩军十万余人围攻西安，久攻不下后，放火烧掉城外十万亩麦田，企图困死守城的二十万军民^[14]。11月28日，国民革命军与西安守城军联合击溃刘镇华部众，解救了被围困长达八个月的西安城^[15]。1927年6月，冯玉祥追随蒋介石联合反共，迫使邓小平、刘伯坚、刘志丹等共产党员离开豫陕两省，刘志丹到武汉被组织安排到中共湖北省委工作，到上海后，中共组织派遣刘志丹回到陕西，作为中央和陕西省委的交通，从事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16][17]。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对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发动袭击，大肆追捕屠杀共产党，中共中央于8月7日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全国各地举行农民暴动和武装起义。9月，中共陕西省委根据八七会议精神，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经验教训，决定开展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和军事斗争，组织革命兵变，发动武装起义^[18]。

1928年1月，中共陕西省委派刘志丹同唐澍、谢子长、王泰吉前往陕西省洛南县，进入实际由中国共产党掌握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第八方面军新编第三旅（许权中旅）开展工作，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同年5月，刘志丹与唐澍等率领许权中旅赶赴渭华地区参加农民起义，部队到高塘镇宣布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19]，成立军事委员会，并由刘志丹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除此之外设立总司令部，唐澍担任总司令。西北工农革命军宣布成立后，以总司令部的名义颁发布告，号召劳动人民团结起来，打倒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建立人民自己当家做主的苏维埃政权^[20]。

渭华起义后，西北工农革命军与渭华地区的农民起义运动结合，形成二百多平方公里的红色武装割据区域，国民党陕西当局深感威胁，于是冯玉祥部宋哲元调集军队分成三路开往起义中心华县高塘镇，准备镇压起义^[21]。面对这一情况，刘志丹立即召开军委会议，在会议上提出可以先将部队向陕北转移，陕北远离城市且是军阀井岳秀盘踞的地方，在井岳秀与冯玉祥有矛盾的情况下，宋哲元部队无法迅速攻入。但刘志丹的建议并未被采纳，西北工农革命军依旧在渭华滞留，在宋哲元部接连的进攻中，革命军伤亡惨重^[22]。1928年6月25日，刘志丹与唐澍率领西北工农革命军从高塘镇退至洛南县的两岔河与保安镇，但遭到围攻，唐澍牺牲，西北工农革命军被迫转向蓝田山区，渭华起义失败^[23][21]。

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许权中等在蓝田县张家坪召集活动分子会议，总结了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会后，刘志丹潜入西安，向陕西省委就渭华起义作出汇报，随后被派往陕北特委工作，开展兵运斗争。1928年秋季，刘志丹回到保安县，与曹力如筹建了保安县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永宁山支部，刘志丹任书记。此外，刘志丹利用合法手段进入保安县教育局担任“督学”，将起义后失散的共产党员与革命骨干安排至各个学校，以保存革命力量。该年冬季，刘志丹到达陕北特委的驻地榆林，次年4月，陕北特委在榆林红石峡召开会议，会议上刘志丹批评了特委书记杨国栋反对开展兵运斗争，要求党员隐蔽起来停止活动的右倾思想，提出“变敌人的武装为革命的武装”的主要观点，会议通过了“白色^[注1]”“灰色^[注2]”“红色^[注3]”三种形式开展武装斗争，决定派一批党团员和革命骨干打入军阀部队，开展兵运斗争，创建工农红军，由刘志丹接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25][26]。

1929年5月，刘志丹回到保安县，在当地党组织的帮助下，赶走保安县民团团总路仰之，通过担任民团团总选派一批党员进入民团，将保安县民团改造为革命武装，与谢子长在陕甘地区开展兵运活动。次年，刘志丹前往陕甘边界华池县南梁一带，不久后与谢子长一起打入了宁夏骑兵第四师苏雨生部，刘志丹被任命为第八旅十六团中校副团长，谢子长则担任第十旅旅长。刘志丹与谢子长在苏雨生部安排了一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培养了一批军事干部，在苏雨生部军阀混战失败后脱离^[25]。

此后，刘志丹邀请马锡武、刘兆庆以及卢仲祥等共产党员与贫苦农民，到陇东民团总司令谭世麟部挂名建军，由刘志丹担任陇东民团军骑兵第六营营长，他利用这一身份进驻太白，击毙了驻扎在太白的陇东民团第二十四营营长黄毓yù麟、副营长王凤珠，击溃了该营第二连，收缴了第一连和第三连的兵器与马匹。起义后，刘志丹组建起100余人的游击队，并将队伍分为三部分，由赵连璧带一部分在什社、彭原一带活动，同守孝带领一部分队伍在南梁、庆城以及贾桥一带活动，刘志丹则带领剩下的一部分队伍在合水一带活动。三支革命队伍先后消灭了西峰、合水、保安以及安塞的一些反动民团，革命队伍逐渐壮大^[27]。

1930年10月，刘志丹与谢子长到绥德合龙山参加中共陕北特委扩大会议，会上成立了中共陕北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谢子长与刘志丹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不久后刘志丹请求辞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职务，回陕北边界开展兵运工作，书记职务改由孔祥桢zhēn担任。次年2月15日，刘志丹接到延安党组织传来的消息，得知陕西军阀高双城部高雨亭营即将进攻游击队，于是率领游击队向陇东转移，在合水固城川与赵连璧、同守孝的队伍会和，陇东民团军贾生财与合水县瓦岗川民团团总唐清山先后带领80余人加入游击队，队伍总人数达400余人。为巩固革命武装，刘志丹将队伍整编为四个连，并担任总指挥，第一、二、三、四连连长分别由卢仲祥、魏佑民、赵连璧、贾生财担任。同时，在游击队内建立了党支部，由杨树荣担任书记^[25]。

当月24日，游击队抵达宁县盘克张皮塬yuán时遭遇军阀陈国璋部的攻击，卢仲祥阵亡，同守孝、赵连璧回到南梁、太白一带活动，刘志丹率领100余人突出重围。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刘志丹派人与时任杨虎城部警备骑兵旅旅长的苏雨生谈判，将游击队编为苏雨生部的补充团，刘志丹任团长，驻防陕西省旬邑县职田镇，期间他抓紧时间筹集粮款与武器，将队伍扩充至200余人^[25]。苏雨生得知补充团有共产党活动后，以职田镇土豪刘日新抗粮自杀为由，借口商议军机将刘志丹骗至彬县扣押，并将补充团缴械。刘志丹在进步人士、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高级参议杜斌丞与中共党员、西安绥靖公署秘书长南汉宸等人的营救下获释^[28]。

1931年夏，国民党潼关行营改编陈珪璋部为新编第十三师，刘志丹听从陕西省委指示前往甘肃平凉开展兵运工作，经警卫团长刘宝堂引荐，刘志丹任第十三师第十一旅旅长，驻陇东正宁、宁县一带，在到达陇东之后开展兵运工作。后因陈珪guī璋部高广仁和苏雨生叛变，兵运工作受挫后，刘志丹回到保安县与党组织负责人曹力如、刘兆庆等取得联系，在党指示下继续组织革命武装。同年9月，刘志丹来到合水县平定川倒水湾，将分散活动的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三支队伍进行整编，建立陕甘边地区中共组织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29]，队伍共计300余人，编为3个大队，第一、二、三大队长分别是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刘志丹担任游击队总指挥^[30]。

1931年10月，陕北游击支队在南梁林锦庙与南梁游击队会师，革命武装发展到700余人。次月，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来到南梁，与刘志丹一同领导这支革命武装队伍，并成立了中共队委会。次年1月，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南梁游击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下辖两个支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队长，同时成立了中共党委会，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荣子卿任委员^[31]。1932年2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在三嘉塬细嘴子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为总指挥，刘志丹为副总指挥，高维翰为政治委员。改编完成后，刘志丹前往西安向陕西省委汇报工作^[32]。

1932年4月，刘志丹返回陕北游击队，并参与指挥游击队攻占旬邑县城，歼灭敌人300余人，3天后，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巡视游击队时，将部队改编为三、五两个支队，刘志丹担任三支队队长。5月10日，陕甘游击队三、五支队在旬邑清水原集合，重建了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并由刘志丹担任总指挥。刘志丹指挥游击队先后奔袭旬邑县马栏镇、杨家店、焦家坪、五里镇以及白水县等地，运用游击战术使队伍挺近数百里，经过五个县，共计九战，八次获胜，歼灭敌人1400余人，缴获枪支1200余支。6月，由于第三支队二大队长高岗临阵撤退，使陕甘游击队在甘泉临真镇战斗中失利，刘志丹率领游击队向东转移，在韩城的上官庄帮助地方党组织建立了50余人的赤卫队^[33]。

陕甘游击队进入韩城后，国民党当局调集第十七路军第七军四十二师一二六旅柳彦彪部两个团围攻陕甘游击队，游击队被迫撤出韩城，刘志丹与陕甘游击队政委高维翰在甘肃宁县麻子掌召开会议，会议上高维翰公开提出想要南下的分裂主张，被坚决反对，并在第五支队队长阎红彦返回后再次召开会议，选举阎红彦担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将游击队改编为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骑兵大队，由刘志丹担任第二大队队长兼政委，高维翰则返回西安向陕西省委汇报工作^[34]。7月，中共陕西省委派常委李艮到陕甘游击队任政委，李艮到后推行“左”倾错误，在正宁南邑村连续召开干部会议，空谈创造新苏区和红二十六军，批评刘志丹、阎红彦等为“机会主义领导”，并限定20天内在正宁五顷原完成分配土地和建立政权的任务，刘志丹同这种“左”倾错误进行了坚决斗争^[35]。

8月，陕西省委派谢子长担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为了避开国民党主力，游击队撤出照金前往保安县，刘志丹将特务队交由在照金地区进行革命活动的习仲勋来开辟根据地，在进攻保安县失利后，刘志丹率领70余人至合水、庆阳一带活动^[35]。1932年12月，陕甘游击队转移到旬邑县杨家店子，12月24日，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杜衡召集游击队党员会议，宣布陕西省委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的决定，杜衡任军政委兼二团政委，之后杜衡错误的指责游击队刘志丹、谢子长等人执行了右倾主义路线，将刘志丹等人开除未果后，刘志丹改任政治处长^[36]。

1933年6月17日，杜衡召开党政军干部临时联席会议，错误决定红二十六军主力二团南下，导致队伍伤亡惨重，之后杜衡叛变，刘志丹担任参谋长，带领队伍回到照金根据地。11月初，陕甘边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莲花寺召开联席会议，成立四十二师，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不久后陕甘临时革命委员会组成，刘志丹兼任主席^[37]，次年1月，王泰吉前往豫陕边一带开展兵运活动，刘志丹继任四十二师师长^[38]。

1934年2月至4月，国民党军队对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发起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围剿”，刘志丹指挥主力红军与各路游击队紧密配合，连续九次战斗获得胜利，在4月奇袭西华池的战斗中，歼灭国民党军队700余人。5月，国民党军队乘红军主力外线作战时，占领了南梁根据地，刘志丹率领红军北上南梁，先后取得尚原、瓦子川等地的胜利，收复了南梁荔园堡，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39]。11月7日，陕甘边区工农代表大会在华池县南梁荔园堡召开，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同时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担任主席^[40]。

1935年春，国民党军队对陕甘边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这次行动，刘志丹在陕北赤源县周家崄xiǎn召开了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被选为军委主席，会后刘志丹发布了粉碎国民党军队第二次“围剿”的《动员令》，详细部署了作战计划。5月1日，红二十六军与红二十七军会师于安定县白庙岔村，为统一指挥两军作战，西北军委成立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担任总指挥。在刘志丹为首的前敌总指挥部的指挥下，红军先后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靖边、保安六座县城，消灭国民党正规军5000多人，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这次胜利后，陕甘边与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西北革命根据地^[41]。

1935年7月，蒋介石调集军队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展开第三次“围剿”，刘志丹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战略战术，先发制敌，在绥德、吴堡一线歼灭晋绥军阎锡山部2000余人，迫使晋绥军大部退回河东，初步稳定了北线战场的局面。9月15日，红二十五军与陕甘红二十六军、陕北红二十七军在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延川县永坪镇胜利会师，并在3天后组建了红十五军团，其中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高岗任政治部主任。为应对南线东北军的不断进攻，刘志丹与徐海东、程子华决定，在甘泉至延安之间的劳山一带采取围点打缓的战术进行作战，双方激战后，红军第三次反“围剿”初步告捷^[42]。

在第三次反“围剿”形式大好之际，中央驻北方代表朱理治、上海临时中央局代表聂洪均先后来到陕甘根据地，与根据地党组织内秉持“左”倾思维的人对形式进行错误估计，并认为根据地内部有反革命派在活动，在朱理治的主持下组建了中共陕甘晋省委，通过其成立政治保卫局，由戴季英任局长，与聂洪均一起负责根据地后方与前线的“肃反”。这些人采取一切怀疑的方法，先是逮捕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黄子文等人，之后又将刘志丹等领导人员全部逮捕，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活埋刀杀了一批忠诚的革命同志^[43]。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后，了解到西北革命根据地仍在执行“左”倾路线进行“肃反”，立即电令“停止杀人，停止捕人，一切有待中央解决”，并急派王首道等人赶赴瓦窑堡，接管了陕甘晋省委政治保卫局，纠正了“左”倾“肃反”错误，刘志丹等人得以释放^[43]。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接见了刘志丹，对其进行安慰鼓励，11月8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发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设立后方办事处的命令，刘志丹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后方办事处副主任兼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市警备司令^[44]。

11月21日，在中央组织的直罗镇战役中，刘志丹指挥地方武装围攻延安等地，牵制和打击东北军一二九师，有力配合了直罗镇战役^[45]。12月3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成立，刘志丹任军长，宋任穷任政委，下辖三个团，共计1200余人。1936年初，党中央决定红军东征，刘志丹与宋任穷奉命率领红二十八军从陕西佳县以北神木、府谷一带渡过黄河东征，沿路消灭了大批国民党军队，使神府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3月，刘志丹根据中央命令，率领红二十八军从神木沙坡头抢渡黄河，之后向东打至白文镇，在接到中央电报后，刘志丹率军前往占领中阳县的三交镇，牵制国民党军队使红军主力顺利回撤。4月14日，为确保胜利，刘志丹前往最前沿指挥作战，不幸胸部中弹，壮烈牺牲，时年33岁^[46][3]。

4月23日，刘志丹遗体送回安定县瓦窑堡，次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南门戏台召开追悼大会，大会由后方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主持，首先宣布默悼致哀，继由郭洪涛报告刘志丹事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西北办事处主任博谷分别致词，会毕，刘志丹遗体秘密安葬于瓦窑堡城外1.5公里处的水沟坪山脚下。1943年志丹陵建成后，中共中央为刘志丹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公祭、公葬仪式^[47]。

刘志丹在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是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他提出了走井冈山道路、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思想，并在南梁建立起革命武装队伍，开辟了南梁游击区，为正式组建工农红军、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基础。除此之外，刘志丹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与“左”倾错误斗争到底，不仅使武装斗争走上正确道路，而且维护了中国共产党与红军队伍的团结，维护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大局^[48]。

刘志丹高度重视根据地如何开展土地革命运动的问题，南梁革命根据地建立后，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按照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井冈山土地法》结合当地具体特点，制定了陕甘边苏区土地政策，政策涉及土地划分、阶级划分等问题，期间刘志丹对土地革命工作进行了直接指导，有效促进了南梁根据地土地革命的发展^[49]。除此之外，刘志丹联合谢子长等人在陕甘边地区开展土地革命斗争，从华池县南梁一带开始，与拥有大量土地并利用地租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削、勾结反动势力并培植武装力量、利用封建宗法鱼肉乡民的人进行斗争，激发了当地民众的革命热情^[50]。

刘志丹基于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深刻认识，提出了“三色论”，即采取“红色”“白色”“灰色”三种形式去发展和创建革命武装，其中“红色”指发动组织工农群众，建立党所独立领导和指挥的人民军队，体现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展红军的独立性；“白色”指派共产党员到国民党军中开展兵运工作，体现了从大局出发，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灰色”指派人争取、教育和改造绿林武装，体现了坚持团结、求同存异的灵活性。在“三色论”中，“红色”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白色”和“灰色”服从于“红色”，三者有主有从，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对陕北革命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丰富的思想内容^[51][52]。

1933年11月，刘志丹在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参谋长时，提出了“狡兔三窟”根据地创建论并被采纳，主要内容是：武装斗争不能只依靠一个根据地，应该以桥山山脉为依托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并开辟三路游击区，建立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在粉碎国民党第二次“围剿”之后，西北革命根据地成功创建，刘志丹的“狡兔三窟”根据地建设论取得巨大成功，为承接中国共产党战略转移和革命再出发提供了坚强后盾^[53]。刘志丹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进剿”、“会剿”和大规模“围剿”。^[54]

红二十六军重新组建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干部的培养，刘志丹等人提议正式开办“”随营学校“，并开设了古田会议决议、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以及刘志丹为红二十六军起草的《政治工作训令》和《纪律条例》等课程。之后刘志丹又编写了《军事教育大纲》作为干部培训的教材，有效提高了干部素质。南梁豹子川陕甘边军政干部学校成立后，刘志丹担任校长，对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苏区游击队干部和苏维埃政府选派的赤卫队干部进行培养，设置了政治、军事、文化课三大类课程^[55]。

刘志丹在武装革命斗争中，经历无数艰辛曲折，但他始终坚持真理，反复向部队强调：“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识大体，顾大局，绝对服从中央领导，听从中央的调遣^[56]。”在南梁革命根据地建设之后，亲自调查访问、组织人力、财力投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工作，根据地政府在荔园堡恢复了集市。为繁荣集市贸易，刘志丹组织地区文艺活动来扩大集市的影响和知名度，吸引了各地客商前来参与贸易活动，集镇贸易促进了边区的产品流通，发展了根据地的商品经济。除此之外，在刘志丹与根据地其他领导的努力下，陕甘边区银行成立，发行苏维埃布币，建立了根据地自己的金融体系，保障了边区人民的经济利益和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为根据地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基础^[57][58]。

毛泽东评价刘志丹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8]。

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评价刘志丹是人民的英雄^[59]。

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认为刘志丹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作风值得代代相传^[60]。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原总书记江泽民在刘志丹烈士陵园的石碑上题词，认为需要继续学习刘志丹的革命精神^[61]。

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评价刘志丹是模范党员，认为他的牺牲使党损失了一个很好的干部^[2]。

刘志丹公祭大会主祭人高岗在大会上指出，刘志丹是陕甘边区的创造者，是西北人民的领袖，是党内布尔塞维克的模范^[2]。

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林伯渠评价刘志丹所作的事业，改善了边区人民的生活^[2]。

小时候，刘志丹经常听爷爷讲农民起义的故事。这些故事深深地刻在他幼小的心灵上。潜移默化中，他对领导农民反抗剥削压迫的农民起义领袖充满了景仰，向往长大后也能像他们一样为农民争天下。有一次，爷爷给刘志丹讲“回民起义”反抗清政府和自己受“吸血鬼”大豪绅欺侮的故事，声泪俱下。刘志丹忽然对爷爷说：“我长大了也要当个李闯王！”^[66]

1935年9月，党内“左”倾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利用永坪联席会议，将刘志丹排挤在新的省委和军委领导之外，并攻击刘志丹“一贯右倾”，诬陷他是“右派”，继而给他戴上“白军军官”“反革命”的帽子，将其调离前线，意图秘密逮捕。从前线回瓦窑堡的路上，刘志丹碰巧看到了密令逮捕自己和其他人员的名单，他对这种用阴谋诡计陷害同志的行径十分愤慨。但他以党和革命利益为重，为了不使党分裂，不使红军自相残杀，他不顾个人安危，毫不犹豫地直赴瓦窑堡，要向发出逮捕令的中央驻西北代表团申诉，宁愿自己被捕，也要阻止逮捕正在前线奋勇杀敌的其他指战员。他一到瓦窑堡，就被逮捕入狱。^[67]

刘志丹的结发妻子同桂荣没有文化，在与刘志丹结婚时还没有正式的名字，只有一个乳名“秀女”。刘志丹就给她取了“同桂荣”这个名字。“同”是妻子的姓，“桂”是刘志丹原名“刘景桂”中的最后一个字，“同”“桂”结合在一起，后边加个“荣”字，寓意夫妻二人同生活、同奋斗、同光荣之意。同桂荣就从认识自己的名字开始跟刘志丹学文习字。^[68]

志丹县位于延安市西北部，原名保安县，1936年6月，中共中央移驻保安县后，为表示对刘志丹的永久纪念，将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69][47]。

1940年，中共中央指示西北局和陕甘边区政府在志丹县修建刘志丹烈士陵园，陕甘边区政府委派人员组成修建委员会，负责修建事宜。志丹陵选址在志丹县北头炮楼山下的土丘，面城傍水，于1943年5月1日竣工。志丹陵整体为苏式建筑风格，包括灵堂1栋、纪念塔1座、箭头碑4座、石旗杆2根，以及中共中央领导人题词石碑若通^[70]。2017年3月，刘志丹烈士陵园被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每年清明节和烈士纪念日都会有大批党员和群众前来缅怀先烈^[71]。

陕北革命民歌《刘志丹》是为歌颂和悼念1936年在东征中牺牲的刘志丹所作，该曲目由国家一级作曲家党音之编曲，之后衍生出一系列悼念刘志丹的歌曲创作。《刘志丹》曾有不同的歌词版本，后发展为以“十二月歌”的形式歌颂刘志丹的版本，风格明快，歌词通俗易懂，旋律婉转悠扬^[72]。

“我很早就听说过刘志丹的名字，也听到过他进行革命活动的许多传说。在传说中，常把刘志丹描绘成一个神奇的人物，但是初次见面，我得到的印象，他却完全像一个普通战士。他质朴无华，平易近人，常同战士们坐在一起，吸着旱烟袋，谈笑风生。同志们都亲切地叫他‘老刘’。刘志丹的谈话，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也给我们指明了今后革命的道路。我一生注意听不同意见，听民主人士的意见，注意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就是遵从志丹同志的教导和从那时的实际经验得来的。”^[73]

芦子沟刘志丹故居位于志丹县金鼎镇芦子沟村，为一排坐北向南的五孔石头砌筑的窑洞。故居分上下两院，里面有马棚、石磨、石缸等设施和用具。1990年12月25日，志丹县人民政府将刘志丹故居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由窑洞外墙基分别向外延伸10米。1999年，县文化局对刘志丹故居进行了维修，并聘请了一名文保员对故居进行管理和保护。2004年3月，县文体局向延安市文物局申报芦子沟刘志丹故居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4]

金汤刘志丹旧居位于志丹县金帶镇金汤村，为一排坐北面南的三孔石窑洞，是刘志丹出生居所。1986年12月20日，该旧居由志丹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4]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刘志丹在第三次反“围剿”战斗中所骑战马的马鞍和马镫。马鞍高24厘米，横长50厘米，马镫高15厘米、长13厘米。1935年9月，在攻打横山县城的战斗后，刘志丹率部撒退到石窑沟村。他的战马死在了石窑沟村，被掩埋在后沟的烂泥湾中。马鞍和马镀也被留在了当地。^[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