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艮

王艮（1483年7月20日-1541年1月4日），原名银，后王阳明为其改名为艮，字汝止，号心斋，王阳明高弟，泰州安丰场（今江苏省东台市安丰镇）人，明代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阳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其开创泰州学派，与浙中王学创始人王畿并称“二王”，又与王栋、王襞并称“淮南三王”。^[1][2][7]

王艮出身灶户^[注1]，家境贫苦，七岁入乡塾读书，十一岁时因家贫辍学。十九岁随父经商至山东，谒孔庙后，筑斗室闭关静思立志向学。后因善经营，家道渐裕，王艮实现了由灶丁、商贾到布衣儒者的人生“三变”。^[3][6]二十九岁时^[注2]，王艮在“天坠压身”之梦后正式提出“万物一体，宇宙在我之念”的心学思想，步入学术正途，自学苦读十年。三十八岁时远赴江西师从王阳明，但经常与师争论，“时时不满其师说”。^[8]王阳明病逝后，王艮“迎丧桐庐”，料理其后事，并照料其后人。后定居泰州安丰，开始自立门户，创立泰州学派，门徒虽以工农匠人居多，但也亦不乏著名学者如徐樾、颜钧、王栋、罗汝芳、何心隐等。嘉靖十九年，王艮病逝于安丰“东淘精舍”，享年58岁。^[3][4]

王艮立足人的自然性来改造阳明学说，提出“百姓日用即道”“淮南格物”“万物一体”等思想，著作有《明哲保身论》《乐学歌》《格物要旨》《勉仁方》等，被后人编为《心斋王先生全集》，后又编有《王心斋先生遗集》。其所创立的泰州学派，将儒学思想与百姓日常生活结合，有力地推动了儒学义理平民化与世俗化，唤起平民的主体意识，开启中国启蒙思潮之先河。《明史·儒林传·王艮》中说：“王氏（指王守仁）弟子遍天下，率都爵位有气势。（王）艮以布衣抗其间，声名反出诸弟子上。”^[3][9][5]

王艮先世原居苏州，后先祖王伯寿落户于泰州安丰场，以烧盐为生。王艮生于明宪宗成化十九年（1483年），为“灶丁”（烧盐的苦力）阶级，世代为灶户。7岁入乡塾读书，11岁时因家贫辍学。十九岁随父经商至山东，其父命他外出经商，在经商途中拜谒孔庙时，他深受启发，认为“圣人可学而至”。此后，他“志于学”，筑斗室闭关静思，每日诵读《孝经》《论语》《大学》等经典，还将书置于袖中，逢人质义。因善于经营，他家境日益宽裕，成为富户，王艮实现了由灶丁、商贾到布衣儒者的人生“三变”。29岁时，王艮在“天坠压身”之梦后正式提出“万物一体，宇宙在我之念”的心学思想。经过异梦体悟后，他步入学术正途，自学苦读十年。^[6][8]

正德十五年（1520年），王阳明巡抚江西，讲致知格物之学。当时有人告诉王艮，说他的学问与王阳明所讲很接近。38岁王艮听后即赴江西，戴上他那纸糊的五常冠，穿上仿古的深衣，手执上面写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笏板，一路上围观者不断。王良与王阳明相见，往复致辩，后被王阳明所折服，拜其为师，并成为其重要弟子之一。王阳明一开始觉得他个性高傲，因此把他的名字改成带有静止之意的“艮”字。^[3][10]

师事阳明期间，王艮经常与师争论，“时时不满师说”，坚持自己的观点，既“反复推难、曲尽端委”，又“不拘泥传注”、“因循师说”，于是自创“淮南格物说”。《年谱》记载了许多他讲学的事迹。嘉靖元年（1522年），王艮制作“招摇车”（蒲轮），北上入京，沿途讲学，引起一时轰动，但因“意气太高，行事太奇”，遭到当时在京城的王阳明其他弟子反对，也受到王阳明“痛加裁抑”。嘉靖二年（1523年），淮扬闹饥荒，王艮与当地富商“贷粟赈济”“日煮药饮广为调济”。嘉靖五年（1526年），王艮应泰州知府王瑶湖之聘，主讲于安定书院，宣传“百姓日用即道”，求学者纷至沓来。嘉靖七年（1529年1月9日）王阳明逝世，王艮“迎丧桐庐”，料理其后事，并照料其后人。^[3][10]

王艮从学王门将近十年，在此期间他撰写了一系列名作，包括《鳅鳝赋》《复初说》《明哲保身论》《乐学歌》《天理良知说》《安定书院讲学别言》等，并初步形成了“现成良知”“百姓日用之学”“淮南格物”和“万物一体”等思想学说的学理格局。^[3]

会葬王阳明之后，王艮回到家乡，开始自立门户，创立泰州学派。其不仅在家乡开门授徒，也外出游历和讲学，为泰州学派发展培育了大批骨干力量。其门徒多为平民百姓，“入山林求会隐逸，过市井启发愚蒙，沿途聚讲，直抵京师”，其中也有不少著名学者，如徐樾、颜钧、王栋、王襞、罗汝芳、何心隐等人，子弟至五传共有487人。^[3][9]王艮讲学别出心裁，按照《礼经》制作深衣、戴五常冠，“行则规园方矩，坐则焚香默识。”他一生布衣，拒绝入仕。嘉靖十六年（1537），巡抚直隶监察御史吴悌疏荐王艮入朝做官，并到安丰登门动员，都被他谢绝，因此被斥为“异端”。^[11]

嘉靖十八年（1539），57岁的王艮已病魔缠身。次年冬，病重弥留之际，他对儿子王襞说：“汝知学，吾复何忧！”他希望泰州学派能延续下去。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八日（公元1541年1月2日），王艮病逝于安丰“东淘精舍”，享年58岁。逝世后，四方送葬者有数百人之多。^[3][4]

在王艮看来，良知学说的优势在于“天然率性之妙”，也就是说良知是“现在”的、即现成的，每个人都现成地具备良知，只要率循这个良知自然而行，便是成圣成贤的功夫。他认为“致良知”的说法带有一种非常用力、努力的色彩，存在孟子所说的“助”的弊病。而他提出的“良知致”则主张顺应良知的自然，无需太过用力，也就是“不犯做手”。王艮的良知说崇尚自然，反对程朱派理学的庄敬持养。他发扬了程颢“不须防检”的思想，反对持敬，认为人只要认识到良知现现成成、自自在在，常存不失，这就是圣学功夫。^[5]

为了让这种崇尚自然的功夫被人理解，他还提出了“百姓日用即道”。所谓“百姓日用即道”，就是“以日用现在指点良知”，其中“日用”指的是“百姓日用”，“现在”则是指现成良知，意思是王艮用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展现出来的现成良知来指引人们。而在日用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现成良知，并非指良知“至善”的知是知非的伦理性格，而是指良知所具有的因任自然、不需要刻意安排的自由特质，这就是自自在在。就像日常生活中童子捧茶、农夫用饭一样，只要是不假思索、自自然然，而又不逆于理，这就是“道”。所以“道”并非什么神秘高远的东西，而是我们在生活中体现出的精神和态度。王艮的这种自然功夫，由于不主张庄敬防检，也不主张有所戒慎恐惧，很容易流入放旷。^[5]

虽然王阳明说过“乐是心之本体”，但王艮注重“不假安排”“现成自然”的思想，他将“乐”视为为学的目的与最终境界，且更夸大了“乐”在为学中的意义。他认为乐而自然、自然而乐是圣人之学的本质特征，“好学”就是轻松、不费力，亦即自然。^[5]

王艮认为心之本体的根本特质是“乐”，是私欲蒙蔽了乐的本体，才会有忧惧忿懥。而人有良知，当私欲萌发时，只要良知自觉，私欲就会消除，人心会自然恢复本然之乐。所以，为学就是用良知去私欲来获得此乐，没有乐的学问不是真正的学问，不由良知之学而得的乐不是真乐，乐既是学的出发点，也是学的过程和归宿。能以无事之心行其有事，也就是神宗所说“运水搬柴无非如道”，自然“百姓日用无不是道”了。^[5]

王艮的现成自在的自然说，让“百姓日用即道”进一步发展了王阳明哲学，针对平民听众采取了易于指点的方式。“百姓日用即道”有两个涵义，一是百姓日用而指示道无处不在，二是说明道无所不在，百姓日用中也有道的体现，只是常人日用而不知。后来王襞继承其父王艮的思想，把乐作为为学的终极止境。^[5]

王艮提出了异于师门的格物说，被称作“淮南格物说”。在王艮看来，格物首先要了解何谓“物”，他认为，万物都是物，或从万物一体的观点看，万物为一体，万物为一物。《大学》提到“物有本末”，只有在万物中区别出本与末，才能把握“格物”的意旨。王艮认为，《大学》中所说“一是以修身为本”，这说明“身”是本。对于“格”，王艮觉得就是以“本”为标准衡量“末”，身作为絷矩量度的依据。以身为本，要求人将注意力转向正身，如此身正，家国天下也容易正。他对格的理解，包含阳明学强调的“正”的涵义，兼具正与絷度两义。^[5]

此外，王艮还提出格物的第二个要点“安身”，包括爱身、安身、保身、尊身，这是历来儒家思想所具有的。^[12]他的安身观念与王阳明不同，王阳明认为视听言动和躯体行为合于义理就是安身，^[5]但是，在王艮的思想中，安身、保身的“身”都是指个体血肉之躯的生命存在；爱身说是把爱护人的感性生命置于珍重道德原则相等的地位。^[12]

从孟子的观点看，为道德理想牺牲生命是高尚的，但王艮认为生命之身是最根本的，没有生命之身其他无从谈起。一个人的为学，首先需要努力建立一个保障其生命存在的物质生活条件，不懂得这一点也就不懂得真正的为学。王艮以感性生命为本位的思想，在价值观上体现了保身就是良知的基本意义，良知与人的生命冲动无本质区别。王艮从良知的保身意识中引出“爱人”这一伦理观念，他认为爱人并非绝对价值，之所以去爱人，是因为爱人可作为使人爱自己的手段。而且，爱人并非绝对的道德命令，也非谋求社会和谐的要求，其本质是达到爱身保身的手段。这种人己相互感应的理论为“淮南格物”的解释提供了相互感应性的理论基础。^[5]

就一般的道德规范和道德修养而言，王艮并未否定儒家伦理，一方面融入了平民保护自我和珍生爱身的伦理观念，另一方面在传统儒家伦理的阐释上，采取类似墨子的方法，使价值目标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了功利意义，突出了个体感性生命生活在人生和价值中的意义。^[5]

王艮在《鳅鳝赋》中阐明了万物一体的思想。他的这一思想与宋儒不同，继承了王阳明万物一体说中的“拯救”意识，即从万物一体出发，承担拯救陷入苦难大众的责任。不过，他与王阳明也有所区别，王阳明的拯救主要是传统儒家诉诸道德手段的方式，而王艮更多地吸收了古典儒家视民如伤、博施济众的人道主义。在他看来，人民如同缸里的鳝，在重重压迫下奄奄若死，而他作为视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者，必须承担解救人民苦难的责任，要像鳅一样，不仅让人民得以转身、通气，更要从根本上将其从樊笼中解放，走向自由生活。^[5]

比起其他理学家，王艮把修道、立教、救民的自任仍建立在“立身为天下法”的基础上，并未背离儒家原则。他要救世，但并不力求通过积极参与政治社会活动，他的信条是“以道济天下”，只要能讲明此学此道，帝王公卿必会前来取法，进而使天下都通晓此学，达到天下大治。他特别重视“尊道”，反对“以道徇人”，他认为不珍重自己的理想，放弃自己信奉的原则而追从他人或屈服于其他压力，是“以道从人，妾妇之道也”。^[5]

清初史学家黄宗羲《明儒学案》将王门后学分为“门下七派”：浙中王学、江右王学、南中王学、楚中王学、北方王学、粤闽王学、泰州王学，王艮是泰州学派的创始人。^[13][14][15]

阳明学派，又称姚江学派，是由明代思想家、哲学家王阳明创立的儒家学派。因王阳明世称阳明先生，故学派被称为阳明学派。阳明学派是明朝中晚期思想学术领域中的重要学派，其学说也是明朝中晚期的主流学说之一。该学派以“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为主旨，代表人物除王阳明外，还有有钱德洪、王艮、王畿jī、邹守益等。^[16][17]

阳明学派的诞生既是出于救治当世学术流弊的需要，也与创始人王阳明的个人经历有关。明代中期，朱子之学流于虚伪，士大夫之属讲的是仁义道德、忠信孝悌，而求的是声色利禄、富贵权势，社会亟需一种新的思想唤醒“良知”。而王阳明由于“格竹”的失败经历让其怀疑起程朱理学的正确性，逐渐转向陆九渊心学，并最终在贵州龙场悟道。自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足迹所至之处，无时不讲学，传播自己的思想，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从而逐渐形成了阳明学派。后王阳明回到浙江家中专意讲学，身边不仅聚集了一群旧时弟子，而且还吸引了更多的人前来问学，阳明学派达到鼎盛。王阳明去世之后，阳明学派分化为浙中王学、江右王学、泰州王学等七个学派，王门后学遍及整个南中国。^[18]但由于王门后学未能承接王阳明思想之全体，偏隅一方，主要学派均渐流于空谈心性，走向禅宗化，对社会风气造成了不良影响，为后人所诟病，渐而走向衰落。如清代理学家陆陇其曾言：“风俗之坏，实始姚江。”^[18][19][17]

泰州学派，是由明代哲学家王艮创立的儒家学派。因以王艮家乡泰州（今属江苏） 为讲学活动基地，故名为“泰州学派”，是阳明学派的重要分支，在明中晚期具有较大影响。除王艮外，该学派代表人物还有徐樾、王襞、王栋、颜钧、何心隐、李贽等。该学派以“百姓日用即道”为思想主旨，主要倡导“良知良能说”“淮南格物论”“万物一体”等。^[20][21][22]

明代中后期，由于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晚期阶段，生产力结构、阶级结构以至社会风气随之变化.，^[23]一些善于思索的思想家开始思考、探索并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曾师从阳明心学的王艮，受阳明学启蒙，后自立门户创立了泰州学派。^[24]16世纪40~70年代，泰州学派掀起早期启蒙思潮，是泰州学派发展的兴盛时期，以颜钧、何心隐、王襞、王栋和罗汝芳等代表。16世纪80年代至17世纪30年代，以李贽为代表，主要追求平等、自由和个性解放，进入到顶峰时期。^[25]明万历三十年前，学派中发生颜钧被充军，罗汝芳被罢官，何心隐被杀，李贽被迫在狱中自尽等一系列事件，泰州学派活动逐渐减少。^[26]明万历三十二年前后，东林学派兴起，泰州学派逐渐衰微。^[27]

泰州学派将儒家思想化为民众生活，使儒家之学与百姓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让百姓懂得“即事是学，即事是道”的道理，并主张有教无类。^[28]其门下多为盐丁、农民、陶匠、樵夫等社会底层民众，少有官吏、士大夫等社会上层人物。^[29]其发展了平民教育，突破了程朱理学和王学的条框和束缚，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第一个启蒙学派。^[30]代表著作主要有《王心斋先生全集》《王东崖遗集》《韩乐吾集》《焚书》《藏书》^[31]《山农集》《耕樵问答》^[32]《爨cuàn桐集》^[33]《孝经宗旨》《近溪子文集》等。^[34]

王艮的著述“皆令门人、儿子把笔，口授占之”（赵大洲《墓铭》）。初期由其子王裴、门人董燧汇编《格物要旨》《勉仁方》等成册。后王裴、董燧与门人聂静又增辑《语录》《年谱》。^[35]

学者用“学凡三变”来概括王艮学术思想的三个时期以及著述情况。^[36]早期：正德二年（1507年）25岁——正德十五年（1520年）38岁，王艮经历“天坠压身”之梦、“居仁三月半”的精神体验；中期：正德十五年（1520年）38岁——嘉靖五年（1526年）44岁，他拜师阳明、北上讲学、作《鳅鳝赋》；晚期：嘉靖五年（1526年）44岁——嘉靖十九年（1540年）58岁，其一生的主要著述有《乐学歌》《勉仁方》《复初说》《明哲保身论》《大成学歌》《格物要旨》《天理良知说》《孝悌箴》、淮南格物说等。^[36][2]现存的主要著述为《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又称《王心斋先生全集》《重镌心斋王先生全集》《王文贞公集》）六卷，^[36][35]民国初年，经安丰袁承业收集整理出版后，得以广泛传世，成为后学们研究的蓝本。^[35]

《王心斋先生全集》包括书、箴、论、诗、语录等。^[35]现存版本有明刊本、三贤全书本、王世丰翻刻本、乐学堂文贞全集本、袁承业排印本等。^[36]明万历（1573~1620年）年间，王艮孙王之垣据董、聂旧本重刻，名为《心斋王先生全集》，前有熊尚文、周汝登、陈履祥所撰序。万历间刻本后已散佚，清嘉庆间其后人搜访遗版，增补王襞、王栋二人遗集，合编为《淮南王氏三贤全书》，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泰州王世丰据此书掇出王艮语录、荐疏、年谱、尺牍等部编成《王心斋全集》。道光六年（1826年）其八世孙以钲在耿定力、焦竑原校，王元鼎编订的《重镌心斋王先生全集》基础上，重辑为《王文贞公全集》，由乐学堂刊行，有王荣禄题跋。是版本传至日本，弘化四年（1847年）由圣华堂于日本重新刊刻，前附有日本学者潜庵源襄序，为最早的和刻本。民国元年（1912年）东台袁承业在王之垣刻本基础上，编成《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5集、《王一庵遗集》2卷、《王东崖先生遗集》3卷、《王东埂东隅东日天真四先生残稿》1卷、《王心斋弟子理由承表》1卷，是集为现存最详备的王集通行本。^[35]

王阳明（1472年-1529年），幼名云，字伯安，世称王阳明，明朝绍兴府余姚人（今中国浙江余姚市），弘治十二年（1499年）进士，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阳明学派创始人。因曾筑室于绍兴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阳明山人，世称阳明先生。^[37][38][39]

王阳明出身名门望族，少时即有四方之志。早年师从大文学家娄谅修习程朱理学，拜谒yè大军事学家许璋研学兵家韬略；成年之后，又辗转沉溺于诗文词章、佛老之学；^[39]初入官场，又因忤wǔ逆宦官刘瑾，遭致廷杖冤狱；直至谪官贵州龙场（今修文县境内），始得顿悟“格物致知”道妙，遂成陆王心学集大成者；步入天命之年，平叛安民治世有功，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受封新建伯，系明朝积功受爵的三大文臣之一。^[40][41]嘉靖七年（1529年），卒于江西南安（今大余县境内），葬于浙江洪溪（今绍兴市境内）。^[42][43]隆庆初年（1568年）追授新建侯，谥文成，世人又称“王文成公”；万历十二年从祀于孔庙。^[40]著有《王文成公全书》流传于世。^[44]

王阳明一生经世致用，长期秉持民本思想，倡言育人兴学，力主兴发经济，谋略用兵治军，文治武功皆有所成，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儒学大家。^[45]他始创“姚江学派”，提出“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学命题，擘画起完整“心学”体系，有力冲击了日趋僵化的朱子理学，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宋明理学，一举将中国古代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推向巅峰。^[46][47]王阳明创立的“心学”思想，在明朝以后的思想界占有重要地位，对中国、日本、朝鲜半岛均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与孔子、孟子、朱熹一道被后世尊称为“孔孟朱王”。^[45]

王艮的门徒以平民百姓居多，“入山林求会隐逸，过市井启发愚蒙，沿途聚讲，直抵京师”，但亦不乏著名学者如徐樾、颜钧、王栋、王襞、罗汝芳、何心隐等人，子弟至五传共有487人，罗汝芳为集大成者。黄宗羲称此一派竟能“赤手以搏龙蛇”。^[48]

王栋（1502-1581年），为王艮的族弟，字隆吉，号一庵，曾任南城训导、南丰教谕、山东深州学正等职。他在讲学中，主要宣扬王艮的格物说。他认为格物之本是安身正己，恢复自己原初的良知；格物之末是用自己的良知来度量天下国家，格物是致知功夫，两者不能拆分。^[49]其著作有《会学十规》《一庵会语》《会语续集》《王一庵集》等。^[50]

王襞（公元1511~1587年），字宗顺，号东崖，是王艮次子。他继承父业，从事讲学授徒，终身未参加科举考试。王襞之学强调心境自然，人心要空，不要有障，以乐学作为为学的终极目标。在其哲学思想上主要宣扬王艮的良知说。^[49]他的著作遗留甚少，后有门人辑录的语录等，编为《明儒王东厓yá先生遗集》二卷，附入《淮南王氏三贤全书》。^[51]

罗汝芳（1515-1588），字惟德，号近溪，建昌府南城县（今江西南城县）人，王艮再传弟子，明中后期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泰州学派代表性人物之一，与浙中王学开创者王畿（号龙溪）并称“二溪”。^[52][53]

王艮是王门后学泰州学派的创始人，他致力讲学，广招弟子，侍讲阳明、筹建书院，使阳明心学思想得到更广泛地传承和弘扬。^[55]他一生热衷于在社会下层推广阳明心学的宣传，在阳明学向下层社会的迅速渗透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56]正是由于王艮开创的泰州学派思想的独特性和影响的广泛性，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才把泰州学派移出王门，另立学案。^[9]王艮和他创立的泰州学派，以其“百姓日用之学”和“淮南格物”的独特风格及带有平民色彩的教育特色构成了他不同于前人，也不同于王阳明的独特思想体系，成为明代思想史上一个重要学派，其门墙之盛，并不逊于浙中、江右诸王门，王艮之学子弟至五传，共有487人，前后绵延100多年。^[9]

王艮主要以庶民为论学对象，以更加晓易的方法，即百姓日用以明道，以至于灶丁、樵夫等庶民也能深受感染。其论学方式与传统的通过统治者与士人对百姓的教化形成鲜明对比，王艮的倡学唤起平民的主体意识，将儒学思想与百姓日常生活结合，让百姓直接从儒家经典中得到道德滋养和得其要领。^[57]王艮的良知自然现成思想，给明末兴起的市民阶层带来了人性解放趋势合流，逐步演成一股自然人性论的强大思潮。^[58]泰州学派实现了儒家经学向平民化转化，在儒家经学史的演进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放大了个体在儒学体系中的作用意义，它以社会与政治的分离为标志，以个体行动者的存在为基础，以个体的共同兴趣为组织动力，充分反映出16世纪中国社会萌芽的个体化社会特征，彰显了中国社会发展转型的特点。^[59]

王艮所处的历史时代是明代中后期，正是中国漫长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其主要思想“百姓日用之道”在形式上沿袭儒学传统命题，但内容上则背离正宗儒学。否认了正统儒学中“道”的目的是强调圣人与百姓间的差异，在于维护封建统治者的特权，认为“道”位于“百姓日用”中，强调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与道学“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根本对立。其勇敢突破封建礼教、程朱理学的束缚，突破陆王心学的巢臼，高举反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礼教旗帜，把人们的思想从封建礼教、程朱理学的桎zhì梏下解放出来。从而开启了中国启蒙思潮之先河，开启了中国封建社会从传统思想向近代思想转型大门。^[60]

王艮的哲学提出“天理便是人欲”，强调人欲、无视天理，解放了思想，从而导致了文化的自由。在绘画创造中，其抒写心灵、突出个性的追求日益强烈，强调主观的文人画和图变求新的新风格也得到很大发展。在明代中期，有力推动了美术事业的发展。^[61]同时，泰州学派以“百姓日用”为美，其朴素、实用和平民化的美学理论，以及所体现的出的强调平等、张扬主体、重视实践的主导思想，在明清时期戏曲、小说、园林建筑等美学上打破了宋明理学“天理”所形成的外在束缚。其美学从人们的生存需要、物质需求和情感渴望入手，赋予了处于社会下层普通民众在戏曲等通俗文艺形态审美活动中的主体地位。^[62]

明代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王阳明（王艮之师）：“向者吾擒宸濠，一无所动，今却为斯人动矣。”^[5]

明中后期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罗汝芳（王艮弟子）指出：若论为学，则有从觉悟者，有从实践者。阳明与心斋，虽的亲师徒，然阳明多得之觉悟，心斋多得之践履。要知觉悟透，则所行自纯；践履熟，则所知自妙。故二先生俱称贤圣。^[56]

明代思想家李贽（王艮的再传弟子）在《续藏书·王心斋公艮传》说：（王艮）晚作格物要旨、勉仁诸篇，或百世不可易也”。又在《为黄安二上人大孝文》中说：“盖心斋（王艮）真英雄也，故其徒亦英雄也。”^[56]

明代理学家耿定向：“综其旨归，以格物知本为要，以迁善改过、反躬责已为勉仁，廓披圣途，至易至简，固超然妙悟，不滞形器而亦确然修正，不堕玄虚，裒然孔氏正脉，其师表王公名卿，下逮樵竖陶工，有以也。”^[56]

明末儒学大师刘宗周评价王艮：王门有心斋、龙溪，学皆尊悟，世称二王。^[63]

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曰：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指王艮）、龙溪（指王畿）而风行天下……泰州（王艮）之后，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龙蛇。^[64]

近代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钱绪山、王龙溪、王心斋都有绝大气魄，能把师门宗旨发扬光大，势力笼罩全国。^[65]

近现代哲学家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大纲》中说：“王艮的门人所谓泰州学派，尤勇于任事，依其良知，敢作敢为。此派流弊则是狂放空疏。一切都不研究，只凭意见。这些王学左派又多好禅学，结果流为狂禅。”^[66]

近现代史学家白寿彝在《中国通史》中说：“王艮创建的泰州学派，是我国学术史上第一个具有早期启蒙色彩的学派。他所创建的富有平民色彩的理论，虽不能摧垮专制的封建统治，亦无力冲决封建伦理纲常的藩篱，但是他的闪烁着启蒙色彩的理论，他以‘万世师’自命的‘狂者’风格和鼓动家、传道者的热忱，以及从事平民教育、传道讲学而终身不入仕途的‘气骨’，却深得下层百姓的拥护，而且成为泰州学派的思想传统。”^[67]

安定书院位于泰州市迎春西路江苏省泰州中学老校区内。这里是王艮、北宋时期学者胡瑗等著名教育家的讲学故址，南宋宝庆二年（公元1226年），泰州知州陈垓在此设立安定讲堂，又称“安定书院”，这是江苏省最古老的书院之一。^[72]

崇儒祠是为纪念“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而修建的。泰州百姓非常推崇王艮思想，在其去世之后，他们自发募捐，为他兴建一处祠堂。崇儒祠自明万历以后经历多次修葺、扩建，到清嘉庆再次重修。在崇儒祠内部原有东中西三条轴线，中部为祠堂4进，东西部各有3进附属用房，后有园圃。1986年后，崇儒祠经过大修，被改建成王艮及泰州学派纪念馆，并恢复中部原貌。^[73]

王氏宗祠是泰州学派的“巨擘”——王栋的旧居，也是王艮、王栋、王襞的祀祠，是泰州学派讲学活动的重要场地。王氏宗祠又称王公祠，始建于明万历三年（1575），迄今已448年历史，是一处兼具明清特色的古建筑群。王氏宗祠第一进为三间，正中间写着“王氏宗祠”四个大字。这里曾是明代泰州学派讲学旧址，现在成为泰州的一处重要地方文化坐标。^[74]

王氏家族墓地座落于江苏省东台市安丰镇的下灶村。当年墓共八座，东西排列。中为王艮之父王守庵墓，右为王艮墓，余为王艮兄弟墓。墓后有弧形小土山，长约30米，高20余米，名“贤人山”。墓前有两块石碑：一为王艮家族墓碑，刻王艮兄弟七人及其父王守庵姓名；一为王艮次子王东崖（王襞）墓碑，刻“明理学贞儒崇祀乡贤八世祖王公东崖之墓”。上述王氏墓葬，在“文革”的浩劫期间，均遭平毁，荡然无存；仅遗的两块墓碑也被生产队挖去做了水沟上的踏脚板。拨乱反正后，石碑为安丰镇文化馆收藏。安丰镇人民怀着对乡贤崇敬的心情，正在本镇公园内辟“心斋园”，重建王艮、王东崖父子墓于园内。^[75]

王艮悟道的故事颇具神秘色彩。^[76]《年谱》记载，武宗六年，王艮“梦天坠压身”，悟得“万物一体”之念。^[77]

这一年，王艮二十七岁。有一天晚上他梦到天坠落压在身上，上万的人奔跑哭喊着求救，王艮独自奋臂将天托举起来，看到日月和星宿都失去了秩序，又亲自将它们整理恢复到原来的样子，看到人们欢呼拜谢。醒来后汗水如注，顿时觉得内心和万物相通，“万物一体，宇宙在我之念”的思想越发真切，无法抑制。从此以后，他的行动、居住、说话、沉默，都在觉悟之中。他在墙壁上题记，先生在梦后书写“正德六年间，居仁三月半”在座位右边，当时正是三月十五的晚上，这就是王艮领悟入门的开始。^[76][77]

正德十五年（1520年），吉安来的塾师说，王艮所讲《论语》跟江西王阳明讲得差不多，王艮十分震惊，方今士大夫皆“泊没于举业，沉酣于声利”，而无人谈成圣切己之学问。特别听说王阳明的“致良知”与其所想相似时，又担心王阳明会以学术误天下，便买船票决定前往南昌一探究竟。他自称为“海滨生”，穿着古冠服，吟诗二首，自报家门。^[10]

王艮在诗中说明了他自学成圣的经历和从“心”出发的治学路径，引起了阳明的关注。然而，阳明认为王艮的怪异行为只是效仿先贤，二人于是围绕一些观点展开辩论。当听了王阳明讲了“致良知”的心学宗旨后，当下佩服得了不得“乃下拜而师事之”，可回到宿舍以后，又感到自己考虑不周，拜师太轻率了，第二天又过去与阳明论辩一番，最后才心悦诚服。^[10][10]此后，王阳明给这个从泰州远道而来的学生，改名为艮，又取《易·艮卦》“艮，止也”之义，命其字为汝止，教育王艮行止得当，动静适时。在王阳明的悉心指点下，王艮接受了心学的基本思想，并最终成为王阳明的得意门生之一。^[10]

嘉靖元年（1522年），王艮向阳明道别。他身着古冠服，坐着自制的蒲轮车，车上挂着“天下一个，万物一体，入山林求会隐逸，过市井启发愚蒙”的标语，一路讲学，径直前往京师。^[10]

他以孔子为榜样，聚众传道救世。他这种讲学方式，避开了传统的书院，展现出狂放的姿态，引起了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下层群众的极大关注。所到之处，男女忙奔，聚观如堵，“事迹显著，惊动庙廊。”王艮坐着惊世骇俗的“招摇车”在京师周游，不仅在民间沿途讲学，还打算以与官学不同的学问在京师教化士人。然而，这使他的处境极为危险，也招致了王阳明的不满。^[10]

王阳明通过其父写信才让王艮回到会稽。由于王艮意气太高，行事奇特，王阳明想要稍加抑制他，便使用了“及门三日不见”的方法处置。王艮在长时间跪地请求原谅而王阳明不理睬的情况下，竟然高声说道：“仲尼不为己甚。”王阳明受触动，原谅他并作揖请起。^[10]

格如格式之格，即絜矩之谓。吾身是个矩，天下国家是个方，絜矩则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是以只去正矩，却不在方上求，矩正则方正矣，方正则成格矣，故曰物格。（《处士王心斋先生艮》）^[78]

明哲者，良知也。明哲保身者，良知良能也。（《明哲保身论》）^[78]

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乐便然后学，学便然后乐。乐是学，学是乐，于乎天下之乐何如此学，天下之学何如此乐。（《乐学歌》）^[78]

天性之体，本自活泼，鸢飞鱼跃，便是此体。（《处士王心斋先生艮》）^[78]

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见，便是妄。既无所向，又无所见，便是无极而太极。良知一点，分分明明，停停当当，不用安排思索。（《与俞纯夫》）^[78]

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乐学歌》）^[78]

人不爱我，非特人之不仁，己之不仁可知矣；人不信我，非特人之不信，己之不信可知矣。（《勉仁方》）^[78]

人心本无事，有事心不乐。有事行无事，多事亦不错。（《示学者》）^[78]

圣人之道无异於百姓日用，凡有用者皆谓之异端。^[78]（《处士王心斋先生艮》）^[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