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

华夏，源于中国古代对于中原地区及其文化的称谓。最初用来指代分布在黄河流域中下游的一些史前部落或部落联合体，合称为华夏人群。这些人群被认为是汉文化和中华文明的起源之一。^[2][3]

早在先秦时期，华夏这一称呼就已经出现，最早始见于《尚书.武成》。^[注1]根据《尚书》的记载，武王伐纣时“华夏蛮貊mò，罔不率俾”，即无论是中原的华夏诸族还是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没有不跟随武王的。^[5]西周建立之后，大封宗室、功臣、古代帝王之后，那些被分封在中原之地的小诸侯国被称为诸夏。至春秋时期，出现了“夷夏观”。在中原王朝统治者看来，只有华夏之地是天下的中心，偏远边陲的其他政权尚未开化，不堪与诸夏相提并论。^[6]战国时期，传统的夷狄观念逐渐淡化，在古籍文献中使用华夏一词频率开始减少，华夏被作为地理名词使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华夏族各部得以统一。^[7][8]

汉朝建立后，华夏逐渐演变成中国的代称。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解释华夏一词来历，由于中国具有丰富的礼仪传统，因此被称为“夏”，而“华”则因其服饰之美得名。^[1]费孝通认为，华夏族主要生活在黄河中游流域，是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渐融合的核心。魏晋以后，“华夏”逐渐被“中华”一词取代。^[9]

在襄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47年）之前，“华”与“夏”字多为单用。在古籍文献中，“华”主要是“采章”、“华美”的意思。唐代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解释，由于中国具有丰富的礼仪传统，因此被称为“华”，而“华”则因其服饰之美得名。^[1]

而关于“华”字的含义，学界观点不一。在《说文》中提到“华，山弘农之阴。”章太炎提出“诸华之名，因其民族初至之地而为言”，主张“华”是指华山。钱穆、刘起釪等人亦认为“华”字与华山关系密切。另有一说认为“华”字意同“花”，西周时期的文献有“华” 字，如《诗经·小雅·苕之华》中“华”字意同“花”。郑笺说：“陵苕之干，喻如京师，其华犹诸夏也，故或谓‘诸夏’为‘诸华。”李龙海在《“华夏”古今含义变迁考》一文中指出，在西周时期“华”字便已经用来代指诸夏，“华”与“花”同义，正是代表诸夏对先进华夏礼仪文化的自信，但在西周史料中并未发现“华”字作为族称的记载。^[4][10][11]

除此之外，亦有“华”字为“舞蹈”之义的说法。刘宗迪认为人类族群建构始于原始舞蹈，无论是“华”还是“夏”字两者最初都是舞蹈之名表示饰羽之舞。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羽毛饰物的“华”逐渐发展为作为图腾象征的华表，“华”字初字形就象征着华表之形。^[12]

在中国古代，夏字有大的意思。如《尔雅·释诂gǔ》：“夏者，大也。”《方言》：“夏，大也。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物之壮大者而爱伟之，谓之夏。”《说苑·修文》、《论衡·正说》等著作皆有“夏者大也”的记载。至战国时期，“夏”字与“雅”字往往通用，如《诗经》中的《大雅》、《小雅》的“雅”就是“夏”，雅言即“夏言”。《墨子·天志下》引《大雅·皇矣》，“大雅”即作“大夏”。^[13][11]

“夏”字也常用来指山鸡，孔颖达在《尚书正义》中提到，“《释鸟》云：“翟、山雉”。此言夏翟，则夏、翟共为雉名。”^[14]古人以山鸡羽作舞具，称为“舞夏”。《周礼》中有一种官职叫染人，负责染丝帛，称为“染夏”，因为经过染色的丝帛五色斑斓，色彩像山鸡。^[15]古人认为河洛地区是山鸡聚集地，《尔雅·释鸟》中说，“伊洛而南，素质五采皆备成章曰翚”。翚即是一种羽毛鲜艳的山鸡。山鸡的称呼为夏，又称鸫dōng（音洛）。郭璞在《山海经·西山经》的注释中提出了这种观点。^[16][17]

而根据《说文》一书的解释“夏，中国之人也”，这里的“中国”指的是古代河洛地区。《左传》昭公元年（公元前542年）载高辛氏曾“迁实沈(高辛氏子)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日唐叔虞。”李龙海等人认为夏字原意应当指地名。^[4][18]黄怀信在《华夏本义考》中提出，夏”本指相对于四方、四夷的“中国”即古中原之人，而非作中国之地或中国之名。^[10]

又有学者认为“夏”非汉语，而是阿尔泰语音译。该学者认为《左传》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中“华”字与“夏”字二字同义。《论衡.正说》“夏，大也。”《广雅.释诂》：“胡，大也。”上古时期，夏与胡两字音译相同，而匈奴急读为“胡”，由此得出夏与匈奴同是一个名称演化而来。对此说法魏嵩山提出质疑，如果“匈奴”与“夏”史出同源的话，那为何在汉语中分别书作“夏”与“匈奴”，而不直译为“匈奴”或“胡”与“夏”。魏嵩山认为“夏”字为汉语，虽然司马迁在《史记》中称“匈奴，其先祖为夏后之苗裔”，但并无“匈奴”即为“华夏”“夏”的记载。^[13][19]

至春秋时期，原本单字使用的“华”“夏”开始被连称使用，最早始见于《尚书.武成》。根据《尚书》的记载，武王伐纣时“华夏蛮貊，罔不率俾”，即无论是中原的华夏诸族还是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没有不跟随武王的。在西周时期，随着分封制的推行，出现了多达八百多个小诸侯国，这些小国被统称为“诸夏”，以此与周边的“戎狄”族群区分。周王东迁至洛邑（今洛阳）后，王室权威减弱，诸侯国间的兼并和争斗导致强国的出现。春秋时期，“华夏”最初指中原地区或具有中原地区生活方式的地方。至战国时期，传统的夷狄观念逐渐弱化，“华夏”二字开始成为中原地区的地理名词。^[3][5][7]

李龙海等人认为“华夏”一词最早出现的时间，应在襄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47年)。襄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47年），楚晋两国爆发战争，楚国大败，失去了蔡、沈、申、郑等附属国，故在《左传》中有着“楚失华夏”的相关记载。而“华夏”一词之所以被连用，主要是春秋时期社会意识开始转变，出现“华夷之变”“尊王攘夷”的重大行动。而“华夏”一词更能强调本民族特征及对应的礼仪文化，方便与其他民族区别。^[4][10][11]

顾颉刚、王树民在所撰写《“夏”和“中国”——祖国古代的称号》中指出“华夏”一词是“ 华 ” “ 夏 ” 二音的音近推衍而来 。“华”字古音为敷，“夏”字音虎，两者名异而实通。“夏”字使用较多，便由音近而推衍出“华”字以加重语气。^[20]杨国勇认为“华夏”一词的由来，与黄炎的兴起地河南新郑有关 。所谓 “ 华夏” ，就是指从华阳那里兴起来的夏族 。^[21]

根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神农氏炎帝与轩辕氏黄帝同为有熊氏少典之后。炎帝统治后期，天下大乱诸侯之间彼此征伐不断，炎帝无力制止。随着炎帝统治的衰落，以黄帝为首的轩辕氏趁势崛起，很多诸侯不再臣服炎帝统治改归黄帝，炎帝遂发兵征讨这些诸侯。^[22][23][24]

此后为争夺部落联盟首领地位，黄帝与炎帝在阪泉爆发大战，经过三次大战炎帝最终被黄帝击败，炎帝部落并入黄帝部落，标志着炎黄联盟的初步形成。涿鹿之战后，这一联盟势力扩大，炎、黄两部落的融合以及与东夷部落的合并，形成了更广泛的华夏部落联盟，从而奠定了华夏族的基础。^[23][22][24]

关于华夏部落的活动范围，学者杨国勇认为黄帝和炎帝都为中原土著，最早从河南新郑一带起家不断向外扩张。至黄帝在先后击败炎帝、蚩尤之后，被天下诸侯共奉为主，其统治疆土大大扩展成为了中原霸主。原来的黄帝族被视为大族，获得了“夏族”的诨号，“夏”即大的意思。后黄帝族旧称逐渐被夏族取代。^[21]

舜帝名重华，常兴照认为这或许与其属于部族有关。他指出黄帝在消灭蚩尤之后，少昊在汶泗一带建国，并在黄帝的支持下统一了东方。太昊则在句芒的支持下，在东海建立太昊之国，后发展重心逐渐向中原和南方一带扩张，其后裔帝喾、尧、舜三代经营，最终建立帝舜有虞氏王朝。华夏即昊夏，也就是华族文化。故舜帝又名重华，以他为首的方国共同体又称“诸华”。^[25]

因大禹治水有功，舜帝将部落首领之位禅让给大禹，大禹在中原地区即黄帝族旧地一带（即“有夏之居”）建立夏朝。大禹死后，原被立为继承人的伯益未能继承王位，大禹之子启在诸侯支持下掌握了政权，夏朝也成为我国第一个封建王朝，“公天下”转变为“家天下”。^{[21][26][27][28]}

在许慎《说文解字》：“夏，中国之人也”，夏包含夏朝之民。武王伐纣时，周人先祖因世代在夏为官，自称“有夏”。^[10][29][25]傅斯年提出了著名的“东西夷夏说”，他指出东夷与商民族属于东系，夏民族与周民族属于西系，夏朝建立数百年后，被东系商族所灭。牧野之战后，来自西方的周民族又战胜了商王朝，建立西周。随着时间的推移，东西两大部落集团逐渐融合，成为华夏族产生的主体。但周和夏并不等同，“夏以河东为土，周以岐渭为本”^[30]在《尚书.康诰gào》一文中，周公提到“用肇造我区夏， 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尚书.微 子之命》记周公命微子曰：“庸建尔于上公，尹兹东夏。”周公将西方诸侯国称为“区夏”和东方诸侯国“东夏”一词相对，在当时“华夏”雏形概念可能已经出现。周人从习惯上称所居住之地为“中国”，以区别周边的游牧民族。^[10][31][32]

在西周时期，随着分封制的推行，出现了多达八百多个小诸侯国，这些小国被统称为“诸夏”，以此与周边的“戎狄”族群区分。这一时期，“诸夏”主要指与同属于周文华系统内的国家，而非按照地域和氏族划分。如杞国相传为大禹之后，但是因为文化接近东夷，被排斥于“诸夏”之外。而作为“诸夏”的齐、宋等国，齐为姜姓、宋为子姓与周朝姬姓相异，但因文化习俗与周朝大体无疑，被公认为“诸夏之国”。当所谓‘蛮夷’国家吸收‘诸夏’国家文化，具有了‘诸夏’国家的条件时，亦可进入‘诸夏’的行列，譬如后来的楚国。^[20]

学者王明珂在《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中指出周人最初以包括“羌”“戎”的“西土之人”集团与东方的殷商抗争。至周朝建立之后，在文化上开始呈“东方化”特征，成为农业定居人群的代表与保护者，此时“华夏”也被赋予了受礼教之化的内涵。^[33]

周幽王十一年（前771年），申侯联合缯国和犬戎攻破周都镐京，周幽王逃至骊山脚下被追兵杀死，西周灭亡。周幽王之子周平王在诸侯的支持下登基为王。为避开狄戎的骚扰，周平王于即位的第二年（公元前770年）将国都迁往洛邑（洛阳），史称东周。^[34][35][36]

东周建立之后，王权不断衰落诸侯坐大，位于边疆的少数民族政权不断侵袭，此时“诸夏”诸侯国与戎狄杂居。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率先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领导华夏诸侯国抵抗“四夷”的侵犯。鲁闵公元年（公元661年），管仲曾经对齐桓公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春秋时期，“夷夏观”开始形成。在中原王朝统治者看来，只有华夏之地是天下的中心，偏远边陲的其他政权与诸夏非同类。此后属于诸夏的诸侯国彼此结盟，以抵抗异族内侵，由此形成华夏与“四夷”之间的二元对峙局面。襄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47年)，楚晋两国爆发战争，楚国大败，失去了蔡、沈、申、郑等附属国，故在《左传》中有着“楚失华夏”的记载。“华夏”逐渐成为中原诸侯国的共同称呼，是区别于异族的一个自我认同符号。^[37][6][38]

这种夷夏区别，以“衣冠礼乐”和“披发左衽rèn”作为区分，作为礼仪之邦的诸侯需要向上尊重周王、向下扶助弱小的诸夏列国。随着诸夏在与异族之间的争斗中逐渐取得上风，华夏诸国在道德上逐渐否定戎狄等异族，并宣称“戎狄冒没轻儳，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认为偏远边陲的戎狄等部族尚未开化，不堪与诸夏相提并论。在“华夷之辩”思想影响下，除身为华夏的中原诸侯为自己先进的礼仪文化感到骄傲外，占据西周旧地的夷狄部落也急于“用夏变夷”，成为华夏诸侯的一员。^[37][39]

至战国后期，原先的华夷杂处局面演变为华居内而夷居外的局面。此时华夷关系除对抗外逐渐走向融合，战国七雄的齐、楚、燕、韩、赵、魏、秦皆为诸夏之国，在政治体系、信仰观念等方面诸侯逐渐走向一体，黄帝成为诸夏各族共同的祖先，华夏最终由凝聚复合的诸夏成为单数的华夏。^[40][39][7]与此同时，虽然华夏自我认同意识与夷狄观念有所保留，但是关于历史文献中使用“华夏”“夷狄”“诸夏”等词汇不再被频繁使用，华夏偶尔被作为地理名词使用。譬如“居楚则楚、居越则越、居夏则夏”的夏字，即指地理位置。战国时期的夷狄观念较之春秋时期出现新变化，很多夷狄国家如楚、越、吴等国逐渐被华夏文化同化，并认同华夏体系。《礼记》一书中将夷狄与方位相联系，夷狄居于四方，而华夏位于中间，“华夷五方概念”在这个时期产生并有所发展。华夏与夷狄在这个时期一方面斗争不断，另一方面又与他们和睦相处彼此通婚，春秋战国时期继承和发展了夏商周以来华夏文化的传统，逐渐形成了地跨黄河、长江的华夏民族，渐渐形成用“中国”一词来指代中原的华夏。^[7][41][8]

秦汉统一国家的建立，是一次由宗法分封制国家政体和以“诸夏”为标志的早期华夏民族向统一的君主集权制国家和统一的汉民族转化的关键期。^[42]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秦朝。秦始皇的统一把春秋战国时的“诸华”“诸夏”统一成一个整体，此时的华夏族已经不是原先意义的华夏族，汉族雏形开始产生。在这一时期，从华夏转变而来的汉族主要生活在东起辽东、西至陇西、北到长城、南至岭南一带。^[8]

西汉建立之初，基本延续了秦朝以来的政策。由于西汉建国初年战乱方平，社会民生凋敝，在面对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侵扰时不得不输币结盟和嫁女“和亲”的方式来换取和平。在这种环境背景影响下，汉朝人将“蛮夷”视为不断抢劫汉朝的寇贼。主父偃曾经痛斥匈奴，称“禽兽畜之，不比为人。”武帝即位后决意反击匈奴，汉匈战争长达数十年之久两方互有胜负。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任命卫青、霍去病等人分兵两路深入漠北，与匈奴展开决战。在漠北之战中，匈奴左贤王部几乎全部被歼，骑兵伤亡将近七八万众，大批黄金珠宝牛羊等财物被汉军缴获。此战之后匈奴元气大伤被迫退往漠北。汉宣帝在位时期接受御史大夫萧望之的建议，对匈奴、西域各国实行直接或间接的羁糜统治，建立起宗藩关系。随着汉朝国力越发强盛，在对外交往时，其他民族称汉朝的军队为汉兵、汉朝的百姓为汉人，华夏民族逐渐演变为汉民族。^[38][43][44]

东汉时期，匈奴实力逐渐恢复，又重新卷土重来不断骚扰汉朝边境，此时“华夷之辩族群论”观念进一步加强，班固在《汉书》中记载“夷狄，中国之阴也。”主张继续保持与边疆夷狄等族的隔绝状态，延续“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历史传统。蔡邕也主张以长城视为“华夷”分界线，认为华夷之间风俗不同。但随着汉朝通西域、伐匈奴、平西羌、通西南夷等行动，极大地扩张了疆域范围。此时西起西域、东至辽东、北至长城北、南至海南都有汉人活动的痕迹，他们与当地少数民族不断交流融合，汉族日益壮大，与此同时边境少数民族也逐渐向内地迁移。^[38]

魏晋南北朝时期，无论是南方的汉人政权还是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为争夺中原统治权皆以“华夏”自居，来表明自己才是正宗中国人。南方汉族政权斥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为“索虏”，北方少数政权称南方汉族政权为“岛夷”。在这个时期，华夏正统之名已经不在限于华夏族内部，而是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共同思想武器。^[45][46]

东晋刘宋时期的裴松之为 《三国志》所作的注语里提到：“若使游步中华， 骋其龙光，岂夫多士所能沈翳yì哉。”裴松之从“华夏”及“中国”两词中取一字，组成“中华”一词。意即居于中国的光荣伟大的诸族，也可以说是居于中国的大美诸族。“中华”一词在唐朝时期开始广泛使用，唐人多以“中华”二字来称赞唐朝国力强盛，譬如“明时无外户，胜境即中华”、“冠冕中华客，梯航异域臣”等。此后“华夏”一词逐渐被“中华”所取代，但仍然被继续使用。^[29][45][46]

宋朝建立之后，虽然仍以华夏正统自居。但是由于军事薄弱，也不得不承认辽、金的正统地位，在华夷关系中，以“华”为主导的格局受到巨大冲击。元朝灭亡南宋以后，其统治者以华夏正统自居，譬如元武宗在诏书称“仰惟祖宗应天抚运，肇启疆宇，华夏一统”。^[47][48]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在疆域上打破了中原地区和北方草原地区的界限，将广大的北方草原地区纳入治下，华夏疆域不再仅限于中原地区。元朝末年，朱元璋北上伐元时在《谕中原檄》一文中指出：“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中国之人以安之矣，夷狄何得而治哉。尔民其体之。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国之人抚养无异。”朱元璋以“华夏”来指代汉族，他以推翻元朝统治，重新建立以华夏汉族为核心的封建王朝为目标。^[48][49][50]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内忧外患严重，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多以“中华”和“中华民族”自励。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华民族已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29]

据史书记载及考古发现，华夏族是黄河流域的最早居民。华夏先民早在8000年前就在黄河流域建立了大地湾文化（甘肃天水一带）和裴李岗文化（河南新郑一带）。又于7000年至5000年前在北到长城沿线及河套地区，南达鄂西北，东至豫东一带，西到甘、青接壤地带建立了仰韶文化。距今约4600-4000年在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地区建立龙山文化（龙山文化出自大汶口文化）。^[51]

1921年，瑞典学者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安特生将其命名为仰韶文化。仰韶文化典型特征是彩陶文化，安特生认为仰韶文化是受到了两河流域的彩陶文化影响得以产生出现，提出了中华文明西来说。随着中国考古事业不断发展，裴李岗等多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陆续被人发现，给中华文明西来说造成极大地冲击，学者们陆续提出’黄河是中国文明的摇篮”等一元说理论。20世纪60年代末，何炳棣在《东方之摇篮》中指出中国黄土地带是中国文明乃至东方文明的摇篮，并不是从两河流域传入，此学说得到了学界广泛认同。^[52][53]费孝通认为中华文明并非起源于海外，中华文明也不是从黄河中下游单源扩散到四方，而是呈多元区域性不平衡发展，彼此相互渗透。中华文明首先在黄河中游地区发展，此后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东西两大氏族彼此斗争交流融合，在吸收四方优秀文化之后逐渐建立夏、商、周三代王朝。^[54]根据现有的对黄河流域早于夏年的远古居民骨骼的测量数据来看 ， 他们与渭河流域、山东大汶口一带的远古居民存在很大区别，学者杨国勇认为陕西、山东一带的远古居民更有可能是南召人后代。^[21]

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界在探索中国文明起源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发现，特别是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对研究华夏封建王朝开端有着重要意义。从考古学上看，“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朝建立时间定为公元前 2070年左右，其后的200多年间邦国林立，各人类群团不相统属， 筑城以自守，外来文化因素明显，尚未出现跨地域整合的社会整合迹象。到了公元前1800年前后，中原的考古学文化纷纷走向衰落，二里头以中原文化为依托迅速崛起，并且出现了超大型都邑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总面积大约300万平方米，距今大约三千五百至三千八百年，被认为是夏代中晚期都邑。在二里头文化及其边远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中，不仅可以看到边远地区考古学文化受二里头文化影响，也能从二里头文化中发现自四面八方不同区域的文化因素。它在内部高度发展的同时，在与周边地区的交流和传播过程中不断扩大自身影响力。在这一过程中，华夏国家完成了由多元向一体的转型，“中国”世界的雏形得以形成。^[55][56]